第一篇:一带一路”:具有全球影响的大战略
一带一路”:具有全球影响的大战略
过去半年来,“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围绕中国经济关注的重点。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两个“一”组成的新名词,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2.0版”,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大战略,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模式。“一带一路”
2013年9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倡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个月后,习近平访问东盟,提出要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总原则是,围绕“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展开,中国与欧亚国家加强协商制定合作规划,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现互联互通,提高双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等。
而对于“海上丝绸之路”,新领导人秉承了古丝绸之路的友好理念,提出“2+7”合作框架,要打造一条新路。它强调加强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的联系,打造一个由港口城市构成的网络。
“„一带一路‟被提到战略高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全面开放战略的需要。”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两大洲的纽带,中国东部沿海连接着太平洋,一直向西越过中亚到达欧洲,因此又是两大洋的纽带。而海上丝绸之路,从东亚到南亚,则连接了太平洋和印度洋。
有国外专家表示,中国正在经历“邓小平时代2.0版”。对于通过大胆创新的方式调整全球姿态,中国的新领导班子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而其中关键的要素就是通过对外合作打造一个经济体系。复兴一陆一海这两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无疑就体现了这种创新手段。
“一带一路”既使中国形成东西联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也可能成为亚洲整体振兴的两大翅膀,有利于改善区域内和有关国家的经济营商环境,促进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内陆国家和各国边远地区的开发,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助于连接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亚地区。地缘政治考量
但是,仅仅从经济角度阐释“一带一路”显然不够。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当前,美国正在主导推动新一轮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为代表的国际区域贸易安排:一方面试图淡化世贸组织和APEC等现有贸易机制的作用,同时有意无意将中国排除在外。建设“一带一路”,正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主动应对之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翟崑对媒体表示,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成立起来之后,意识到中国需要一种新的周边战略,“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中国领导人在对周边国家密集出访后所提出的一系列设想的总结。
1919年,英国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在他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论断,即“谁控制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整个世界。”他所重视的心脏地带,则正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包括现在的中亚和西亚。从地缘政治平衡的角度来看,中亚近年来一直是美国与俄罗斯角力的重要区域之一,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有效增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话语权;从国家能源安全角度来看,丝路沿线地带本身就是中国能源的主要陆路大通道和供给地之一,有助于中国能源供给渠道多元化,减轻海上进口压力。
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旨在通过建立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来再平衡全球力量。这两个地区在历史上就代表着在俄罗斯和美国以外的另一种力量。这种制衡性的战略着眼于长期合作所带来的利益。伴随着俄罗斯在中欧的扩张性战略与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中欧合作轴心潜在地再平衡了全球势力版图。在东南亚地区,由于领土问题,中国与若干国家关系不睦。借助复兴“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中国领导人意图为周边外交政策注入新的生命力,同时缓解紧张气氛。中国领导人想重申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强调强大的中国将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友好的力量,为亚洲和世界提供发展机遇,而不是构成威胁。
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更重要的是,它致力于提高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将对地区稳定与全球和平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习近平提出,争取使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海上丝绸之路”将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联起来,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不仅能够造福中国与东盟,而且能够辐射南亚和中东,这与正在力图通过加快实现一体化以提高其影响力的东盟战略利益是相符的。从地域上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有望覆盖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并与中国此前提出的建立“中缅孟印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等战略构想连为一体,极大地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也有利于促进中国自身进一步深化改革进程,加大对外开放,从而为推动经济转型的顺利实施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切都说明,“一带一路”的建设,无疑将增强中国和相关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和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并将给中国带来地缘政治利益。
过去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断接纳世界,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30年。而今,中国不但需要接纳国际规则,同时也更需要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的声音。“一带一路”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翟崑表示,“„一带一路‟可以被看作中国新一轮比较有形的对外开放与发展。中国以前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参与国际政治经济规则,让国际力量走进来。而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则是主动去主导,让中国力量走出去。”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铺开,中国将以更加开拓进取的方式向四周辐射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红利。翟崑表示,“一带一路”最终要形成的,可能是一种能够带动地区发展的“中国模式”。这种模式不单单是经济的同样也是安全的,亚信会议就是寻求安全模式的一个重要舞台。接着,还有博鳌论坛以及APEC峰会,这都是“中国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舞台。
第二篇:“一带一路”大战略中的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昭示中国要走自己的强国之路,悠久的文明决定了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一带一路”既不是通过军事扩张的方式,也不是搞殖民地建设,而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新的大国崛起模式,是一种和平崛起,这是中国第一次举起自己的旗帜。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中国开始制定自己的“路线图”。
“一带一路”是极具前瞻性的国家战略
巨大的地缘经济意义。“一带一路”源于古丝绸之路,但不限于古丝绸之路。地域范围上东牵亚太、西接欧洲,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泛的朋友圈,其本质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形成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调动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的44亿人口,通过对沿线基础设施领域的巨大投资,以及贸易、金融、服务等在世界范围内的互联互通,有效带动全球需求,真正做到立足亚洲,连接四面八方,沟通五湖四海。
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新途径。“一带一路”使中国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市场,经济上的依存,才能带来政治上的依附。要进行全球的结构治理,先从区域治理开始,“一带一路”是全球治理的开端。2015年3月“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新兴国家积极响应,中国对外出口增加了10%,“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带动作用已经初现效果。
打造亚洲三个共同体。李克强总理在出席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亚洲发展新未来》的演讲,提出构建亚洲“三个共同体”的重要论断:利益共同体,亚洲国家要继续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把经济的互补性转化为发展的互助力,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命运共同体,积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产业深度合作、优势互补;责任共同体,积极探讨建立亚洲区域安全合作架。
亚投行是中国改革开放积蓄的巨大能量的释放
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各项优质产能,为亚投行提供了巨大的物资和金融保障。中国多年来经济的突飞猛进,短短几十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每年gdp仍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目前外汇储备巨大、资本过剩、优质产能过剩。但另一方面,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购买力不足,尤其是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资金存在瓶颈。成立亚投行势在必行。亚投行标志着中国要对亚洲基础建设做出贡献。亚投行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之后,中国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又一举措,这也体现出中国尝试在外交战略中发挥资本在国际金融中的力量。在全面投入运营后,亚投行运用一系列支持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亚投行带给中国现实的巨大经济利益,将会使中国经济快速的、可持续发展。一是消化优质产能。目前多个行业呈现优质产能过剩,亚投行的设立,可为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高铁、机场、港口、公路等,将为中国创造巨额订单,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二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投行可以信贷为先导,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通过促进直接投资带动人民币走出去,包括发行区域内人民币债券等方式,为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配套融资工具。在增加结算、投资基础上,促使区域经济体增加人民币储备需求。三是保障中国的能源和粮食安全,如打通中巴经济走廊,中国所需的能源就能绕开马六甲海峡,缩短85%的里程,这条线路要比现有的、拥堵不堪的马六甲海峡有更多优势;四是帮助周边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中国也可通过投资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获取巨大的投资收益,此外还能提高中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这些国家的道路、高铁、机场修好了,做起贸易就更方便了,只有沿线国家富裕了,才能大量购买产品;五是促进亚太自贸区建设。
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是对中国国际金融秩序地位的肯定。亚投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已不亚于美、日主导的亚开行。亚投行的股东,除了美、日外,世界主要经济体基本都囊括在内。欧洲国家的纷纷加入,是对美国一直以来遏制中国发展政策敲响的一个警钟。世界金融危机后,美国采取两种战略对中国进行“围堵”:一是“战略再平衡”,二是带领一些环太平洋国家进行tpp谈判。美国表面上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进行应付,但实际上却在实行遏制战略。中国政府在国家战略上华丽转身,构想出“一带一路”向西发展的战略构想,一方面是可以避开和美国的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发挥自己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优势。在2014年底亚投行筹备时,中国力邀美国加入,但美国拒绝并且还游说其他盟友不要加入。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没有必要成立一家新的开发银行,因为已经有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而欧洲国家在美国的多次苦苦相劝之下,最终还是揭竿而起,这折射出奥巴马政府外交的重大挫折,也是给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投了一张分量很重的赞成票。
“一带一路”释放的巨大能量使得中国能从容应对ttp的压力和影响
tpp是美国在apec之外另起炉灶。亚太经合组织(apec)自诞生以来,在国际形势日趋缓和、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趋势渐成为潮流的过程中,为推动亚太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加强成员间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亚太区内各地区之间促进经济成长、合作、贸易、投资的论坛。迄今为止,亚太经合组织共有21个成员,中国、美国都在该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5年10月5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终于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泛太平洋国家就tpp达成一致。12个参与国加起来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了40%。美国之所以如此看重tpp,其一是经济利益:美国将tpp视为其亚太战略中的经济支柱。早在2005年3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日本东京就美国的亚洲政策发表演讲时说:“亚洲和太平洋共同体的未来将基于两大主题:开放和选择。我们支持建设一个开放的世界,而不是封闭的社会或封闭的经济体;我们支持建设一个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排他的大国俱乐部。”这与后来奥巴马增加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介入的战略目标相一致。鉴于亚太地区巨大的市场,美国加入tpp的目的之一就是分享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收益,开拓新市场,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出口,促进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繁荣。其二是战略利益:tpp不仅与贸易有关,也与地缘政治相关。奥巴马政府2009年提出“重返亚洲”,而tpp被视为美国向亚洲转移的一个重要步骤。2011年9月21日,奥巴马在与时任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彦会谈时就表示:“tpp不单是经济问题,也是美日同盟的战略问题”。美国主导tpp的意图和动因的核心无疑在于取得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支配和霸主地位,防止把美国排除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之外,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各种国家利益。过去十年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多数方案都不包括美国,如“10+3”、“10+6”、“东亚共同体”等。事实上,从20世纪末期开始美国就一直反对在亚洲成立不包括美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如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tpp协定的达成,也意味着美国和日本间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美国和日本经济体规模都位列全球前三,此前美日没有达成过双边贸易协定。此外,美国也在主导ttip谈判,即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tip。这个协定如果达成,将成为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美欧关税降至零、覆盖世界贸易量的1/
3、全球gdp的1/2。很大程度上,ttip将改变世界贸易规则、产业行业标准,挑战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间的准贸易联盟。继tpp之后又推动ttip,美国带动欧、日正透过跨国地域经贸整合,重新掌握全球地缘政治优势。在不少专家看来,如果tpp、ttip建成,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躯干,外加tpp和ttip的两侧联动,“一体两翼”的两洋战略将强力驱动美国全球政治布局。
中国已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应对tpp的影响。目前,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7个,涉及22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斯里兰卡和挪威的自贸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协定;中国―东盟自贸协定(“10+1”)升级谈判;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显然,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盘活周边和区域合作。在12个tpp国家中,与中国达成fta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秘鲁和新加坡5个国家,几乎占了tpp国家的半壁江山。文莱和马来西亚虽然没有与中国直接签订fta,但是其所在的东盟早已与中国签订了fta。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似乎正是应对tpp的妙棋。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也为应对tpp做了准备。除了积极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外,“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成立亚投行、建立丝路基金、建立金砖银行、上合组织银行,建立上海自贸区等,都在盘活周边和区域合作。tpp不一定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反而中国的大战略可能会惠及tpp的国家。化解tpp的影响,一方面中国要加快自主改革,另一方面深化改革,要通过建设大的框架和沿线国家推进自贸区建设。
第三篇:“一带一路”与全球法律地图绘制
“一带一路”与全球法律地图绘制
一般认为,比较法学诞生于1900年的巴黎比较法大会,它是世界体系进入民族国家时代的产物。为了更好掌握现代世界法律体系,在充分了解各国法律制度差异性的基础上谋求协调,100多年来,比较法学绘制了种种世界法律地图,其中有三种法律地图至今仍发挥作用。传统比较法学绘制三种法律地图在全球化时代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传统比较法学所绘制的地图暴露出不同缺陷。第一,国别地图,即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绘制的世界法律地图。国别地图的假设是:(1)现代法律以民族国家法为代表,超国家法、次国家法和非国家法处于边缘地位;(2)国家法以官方法为主要代表,民间法居边缘地位;(3)现代法是民族国家主权者意志的体现,法律实证主义是主导思想;(4)国际法是主权者意志之间协议的产物,是民族国家法的延伸。根据以上假设,以国家领土为边界、以国家成员为对象、以国家主权为概念核心,形成了一幅与民族国家格局高度重合的世界法律地图。这一法律地图的优势在于精细、明确、实用,劣势在于琐碎、僵化和层次单一;它可帮助了解沿线国家法律的基本状况,但由于无法体现掩藏在民族国家内部的非实证主义法律因素,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变化。第二,法系地图,即以各国法律体系的“历史传统与源流关系”为标准绘制的世界法律地图。自威格摩尔以来,先后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法系地图,其中影响较大的绘制者有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和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等。法系地图的假设是:(1)以历史与文化为深层标准,而非仅着眼于民族国家;(2)强调不同国家法律制度间的共通因素;(3)一般采取功能比较方法,认为不同法系制度安排之间具有功能可比性;(4)突破传统概念比较及背后的法实证主义方法论,受社会法范式影响较大。这种法律地图绘制模式的问题在于:(1)传统法系地图过于偏重英美、欧陆两大法系,对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等非西方法系研究不足,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多是非西方国家;(2)传统法系的划分标准多样,法技术、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尺度混合在一起,使法系地图实际上是多重地图的叠加;(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混合了多种法系的法律制度,即混合法系。第三,“霸权”地图,即依据现代世界体系所形成的经济分工和权力格局,将世界分为中心—边缘而形成法律地图。这种世界法律地图将世界分为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部分。中心区是指在世界体系中居霸权或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边缘区则是指处于边缘的国家和地区,半边缘区处于以上两者之间。中心区国家往往法律体系较为完备,法律输出较为频繁,注重在金融、知识产权等国际分工前沿领域的法律布局,是法律学术和法学教育的中心。与此相应,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国家的法律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相应递减。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重绘世界法律地图据统计,目前“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达60余个,跨越世界大部分地区,穿越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儒家等多种文明传统。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回到比较法研究的起点,结合国家的实际需要,着手寻找重绘世界法律地图的途径。第一,在总体上,应充分发挥法系地图的优势,在克服其缺陷的基础上用于“一带一路”法律地图的绘制。为了更好发挥法系地图的长处,应采取乌戈·马太等比较法学家推荐的复分法,从三个维度来对“一带一路”上的法系进行划分。第一个维度是文化传统,可分为西方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第二个维度是法律渊源、分类和推理技巧,可突出强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第三个维度为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可分为社会主义法系与资本主义法系。在具体操作中,根据研究角度不同,可采取不同的法系划分方式。第二,在部门法方面,可根据部门法的各自特点,兼采法系地图与国别地图。一般来讲,法系地图和国别地图仅仅提供了一个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的总体面貌,但具体到部门法问题上,则情况千差万别。有的部门法,如商法现代化程度较高,趋同趋势明显,可简单划分;有的部门法,如婚姻家庭法,则可能与各国各地的风俗习惯关系密切,故而差异较大,需要精细归类;有的部门法,如知识产权法,受国际化影响较大,其分类乃依据所加入的不同公约而定。在这方面,菲利普·伍德的“金融法的世界地图”是可供参照的实例,可依据各部门法的实际情况,绘制出切实、可用的法律地图。第三,法律地图绘制应考虑全球化发展趋势。全球化进程正在给1648年以来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造成越来越巨大的冲击,传统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法律地图绘制模式已不敷使用。英国比较法学家威廉·推宁建议,将世界法律分为全球、国际、区域、跨国、社区间、地区性国家、亚国家和非国家七个层级,并从这些层级法律的交互性影响中讨论法律的发展变化。这一意见可以为我们所用。第四,法律地图绘制应兼容静态结构和动态变迁。意大利比较法学家萨科提出的法律共振峰理论借鉴语音学的隐喻,认为法律体系是不同法律构成因素之间共振的混响,提出了兼容静态比较与动态观察的一种方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必然面对目标国家内外部多种法律构成因素之间的互动,如何注意到这些问题,是中国比较法学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要任务。(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第四篇:“一带一路”学习体会
“一带一路”学习体会 一、一带一路的概念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XX年9月和10月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二、时代背景
丝绸之路是张骞于西汉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用智慧、勇气和汗水开拓了连接亚欧非大陆各文明的人文、贸易交流通路,与沿线各国人民共同铸就了辉煌的古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血液中,成为了中国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活动的重要依托。
进入21世纪,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国家主席习近平XX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覆盖中国西部9个省区及中亚、西亚、高加索地区甚至南亚相关国家;同年10月,习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倡议“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中国由海路与东亚、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非洲国家的合作,这两个倡议合并简称为“一带一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快与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XX年年会开幕式当天,中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三、丝路新图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发现,“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东出海”还是“西挺进”,都将使我国与周边国家“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都有利于沿线各国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四、一带一路会影响我们什么?--几个热频词
命运共同体:亚洲梦
“70年来,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博鳌亚洲论坛XX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准确深刻地总结了亚洲国家合作发展的历程和成果,引起高度共鸣。一切发展都应是包容的发展,不应落下任何一个群体,“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亚洲国家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高度认同和积极作为,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已成为亚洲国家的强烈共识,成为共同的“亚洲梦”。
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在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必须是“领头雁”,中国也有能力承担起这样的角色。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有一半以上的足迹留在了亚洲国家,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谈到“命运共同体”的话题不少于10次。其中,借用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符号,承载中国梦、和平发展和大国责任的“一带一路”,不仅是一国实现发展的重要路径和地区乃至全球实现繁荣的必然选择,更关系到全民的共同福祉。
“一带一路”:从构想走进现实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契合中国、沿线国家和本地区发展需要,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顺应了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主席关于“一带一路”的精彩论述获得国际舆论高度热议,“丝路热”由此掀起高潮。“一带一路”是实现“命运共同体”梦想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截至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增至57个,“朋友圈”不断扩大。在此之前,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已在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有了早期收获,从构想走进了现实。
经济新常态:中国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唯一的答案。但习主席的表态却令人振奋和鼓舞:“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继续给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中国将同大家一起,共同驱动亚洲发展的列车,不断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国崛起大势不可阻挡,这就是中国的自信。
五、“一带一路”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改变?
一是有利于探寻经济增长之道。“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二是有利于改革开放新格局的形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在我国国内段覆盖了中西部的大多数省份,让广大中西部地区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现在的“开放前沿”,为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契机。
三是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一带一路”为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过剩产能化解提供了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东部地区受污染治理、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我国的部分产能过剩或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可以为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既可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四是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一带一路”战略的宏大程度前所未见,初始阶段具有较多“构想”色彩还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要在关注外部空间和机遇的同时,坚持深化改革、完善体制,以内部调整和改革来强制度、增效率、促公平,标本并治,灵活、有效地形成和把握行业、地域或市场重点,确保该战略规划的具体实施能够达成预期的政策目标,保证国家健康、长远、稳定发展。
风起扬帆正当时,四海同心逐新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中国愿意与沿线国家一道,和衷共济、相向而行,再现古丝绸之路曾经的荣耀与辉煌,共同铸就团结、发展、繁荣、文明的希望之梦。
第五篇:思想汇报(一带一路)
徐兴平老师关于“一带一路”的讲座给了我很深刻印象,老师从历史背景、特点、意义、总体思路、应注意的问题五个方面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带一路”战略。让我有很多的思考和感想。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陆地。它有三个走向,从中国出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
在共建“一路一带”过程中,中国将坚持正确的义利观,道义为先、义利并举,向发展中国家和友好邻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真心实意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中国将不断增大对周边的投入,积极推进周边互联互通,探索搭建地区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中国不仅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要通过“一带一路”等途径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事,而是各国共同的事业;不是中国一家的利益独享地带,而是各国的利益共享地带。“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前期研究都是开放的,中国欢迎其他国家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不断丰富和完善“一带一路”的理念、构想和规划,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谱写丝绸之路的新篇章,共同建设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美好幸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