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的遗产---捷克作家

第一篇：哈维尔的遗产---捷克作家

洪鹄：哈维尔的遗产

发布时间:2012-01-03 10:24 作者:洪鹄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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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敏感于当代世界的分崩离析。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很容易有各种脱节、分裂、剧变却不以为意。而哈维尔的珍贵在于，他是一个有勇气的践行者。他以行动贯彻了他的思想，他的终点与起点一致，他的生命保有了贯穿一致的东西。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剧作家、哲学家、捷克共和国前总统。作品有《乞丐的歌舞剧》、《无权力者的权力》、《给奥尔嘉的信》、《哈维尔自传》、《反符码》等。无论是在1989年走向民主的过程中，还是在之后多年捷克的国家生活中，他都扮演了核心角色。直到去世前，他仍保留着自己始终未变的身份：一名异见人士。

记者_ 洪鹄

捷克，布拉格。76岁的瓦茨拉夫·哈维尔于当地时间12月18日谢世，给世界留下的是丰富、难以概括的一生。这位捷克前总统，作家，荒诞派戏剧家，哲人，异见人士，政治犯，赫玛尼斯监狱的常客，摇滚乐迷，“地下丝绒”乐队全球头号粉丝，昆德拉（在出版业上的）竞争对手，捷克电视一姐达格玛的丈夫—在去世前八个月，他还出席了电影《下野》（Leaving）的首映礼，这是他作为导演的处女作。

尽管骨子里自认为是个波西米亚人，对世界而言，哈维尔最重要的身份集中在三重：剧作家、思想家以及政治家。前两重交织在一起，同时与最后到来的第三重密不可分。1989年11月，捷克民众爆发游行，捷共第一书记雅克什辞职，哈维尔领导的“公民论坛”在这个国家的第一次多党选举中获得胜利，哈维尔本人出任总统，捷克由此完成了政权的和平转移。这次革命因此而称为天鹅绒革命，意谓平和柔滑的变革，未发生流血冲突。

1990年新年，新官上任的总统哈维尔向他的同胞们发出了一篇后来闻名世界的新年贺词。40年来每逢这一天，捷克人都会从他们的前任领导人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有关这个国家是如何繁荣，又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人民幸福并多么相信政府，以及面临着多么辉煌的前途。哈维尔相信，人们让他担当这一职责，并非想再听重复的谎言。他向大家报告了捷克的现状：被破坏的资源、无效的劳动和被浪费的潜能。然后他指出，最大的问题却在于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了“道德上的病人”：整个社会横行着谎言，每个人都对口是心非习以为常。

这是极权社会留下的祸害。但哈维尔强调，极权社会并非少数人制造、从天而降、与我们无关的一件事情，相反，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需为这整个极权机器的运行负起责任。“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哈维尔在位整整十三年，直至2002年卸任。这十三年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到民主社会的转型，也经历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裂的剧变。一切终究平安度过。然而回到哈维尔的人生之初，他从未预料他会真正投身政治旋涡—并且潜入其间如此之久。

从剧作家到政治家

1936年10月，哈维尔出身于布拉格一个贵族背景的富商家庭，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背景下长大，拥有自己的家庭图书馆和电影放映厅，他最初对世界和自己的看法正是在此形成。他意识到自己精力充沛，敏感、外向，他知道他会是个“政治动物”，因为对政治他嗅觉敏锐。但他并不想成为政治家，他的目标是念完大学去剧院工作，通过拍一部影片的方式来介入政治，或者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评论政治，总之，是批评它而不是从事它。

1948年，捷共掌握了国家政权，哈维尔家的所有财产都充了公，全家人也成为了阶级斗争对象。1951年哈维尔完成了捷克提供的义务教育后，便开始因“阶级出身”而始终无法进入大学。他只好一边做学徒一边读夜校，四年后才通过政审。而他就读戏剧学院的申请也不断被拒。在后来的自传中，哈维尔如此解读这段岁月：它比他自信的少年时代更为重要，正是这段被排斥、被边缘的经验，奠定了后来的他。因为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而又成长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才有了“从下面”（from below）了解这个世界的可能：而它才是这世界的真实模样。

“如果我展示了—如他们经常所说的那样—关于世界的荒诞感和喜剧感，那么这不仅仅是来自我的气质，更是出自我的经验。”

1960年，24岁的哈维尔开始为布拉格的一家剧院工作。这个自认为拥有“从下面”看问题的眼光、卡夫卡式的经验和对法国荒诞派戏剧的熟稔知识的青年很快掌握了写剧本的技巧，几个重要剧本《花园聚会》、《反符码》等次第诞生。在六十年代的捷克，戏剧是文化生活中最富吸引力的一项，哈维尔着力描摹在僵化体制下社会空洞本质的剧目很快令他成为捷克重要作家中的一员。

1968年布拉格之春爆发，苏军入侵捷克。随后，一个更加保守的政权取代了原先相对自由的那个，整个社会在解冻之后复归冷冻。1969年开始，出版自由被禁止，并持续了20年。哈维尔的剧本不再被允许上演，再后来，包括他在内的一群艺术家、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底层，只能以体力劳动谋生。到了1974年，他被遣进一家啤酒厂打工，每天早晨4点钟起来滚啤酒。在后来的自传中谈起这段经历，哈维尔说这是他第一次只是为了钱而工作—他没法假装自己是来“体验生活”的，但同时他也很高兴自己终于克服了一个“庄园主儿子”在工人阶级面前或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劳动者面前的羞惭感：它们绝不是优越感，而是一种障碍。

这段和平等有关的体验，让一个新的命题在哈维尔接下来的创作中逐渐显形。他认为像早年那样简单地将社会的苍白空洞诉诸政权或制度是虚弱的，每个人最终都要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个人的危机。“我以不同故事，不同形式写东西，在结局时不管我愿不愿意，这个主题总是以某种方式呈现在我面前。”这批创作应该包括1975年他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写的一封长信，强调的便是这一问题。哈维尔指出，当时捷克社会在表面上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着严重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他认为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整体上的伤害是久远的，在暂时的稳定背后，付出的将是未来某个时刻的“超额税款”。

1977年，一个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摇滚乐队的几名成员被捕，依据捷克已经加入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事实，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签名营救运动，呼吁这个国家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哈维尔是这场签名运动的三名发言人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个叫做“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的成员。这些行为给哈维尔带来的是三次牢狱之灾，前后被关押近五年。而正是在这段时期，哈维尔写出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包括《无权力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以及在狱中写给第一任妻子的《给奥尔嘉的信》。

2007年12月10日，哈维尔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达格玛·维斯科莫娃。

有勇气的践行者

学者傅国涌仍然记得第一次阅读哈维尔时所受到的冲击，这个感觉他人生中从未遭遇。作为一个“从十几岁以来一年365日手不释卷”的人，他自认为被冲击的门槛很高。而哈维尔写了什么？“哈维尔说的是1970年代的捷克，人民拥有的自由，就是选择不同牌子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

这是哈维尔关于后极权社会的论述中的一句话。何谓后极权主义？概括哈维尔的论述可得到如下信息：极权的原始动力已衰竭，权力者已经失去他们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和残酷性，权力者不得不多讲一点法制（而不是法治），消费主义盛行，腐败也愈加严重，社会冷漠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整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

对于后极权社会，东欧诸国以及苏联均不乏研究者。“但哈维尔是其中目光最为准确的一个，他穿透了后极权社会的本质。”傅国涌告诉记者。哈维尔指出，在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作恶中，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又是参与者，并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极权的制度使人异化，而异化了的人更支持这个制度，因此，人们既是它的囚徒，又都甘当狱卒。

如何摆脱这样的社会？哈维尔的观点是，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必须唤醒人的良知，必须做有个性的人，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和良心底线，讲求原则政治而不是利益政治。最简单的一个原则便是不说谎话。

在纪念1977年签名运动发起人帕托切克的文章《无权力者的权力》一文中，哈维尔以一个日常场景入手，就这一点进行了阐释：一个水果蔬菜商店的经理在橱窗里，在洋葱和胡萝卜中间，安放了“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大标语。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疾风骤雨似的诘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什么东西是他试图和这个世界联系的？他真的热心于联合世界的劳动者这个意思吗？他热情如此之高，乃至于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要让公众了解他的这个思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正是在这否定中人们可以清晰看到伪善和谎言是如何点点滴滴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哈维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值得责难的并非历史，而是现代人性，它使得这个制度产生、容忍这个制度的倾向。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疏离的人性又反过来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而人们成为了彼此失败的见证。

作为哈维尔最重要的中文译者，崔卫平是在一个极其个人的语境中与哈维尔相逢。“那是我自身非常低落的一个时期，之前的经验分崩离析，而新的世界仍未形成。”哈维尔对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的描述令崔卫平觉得一击即中，“他看世界的比例和一般人不一样，不大不小，不激烈，也不软弱，始终是在反思，反思我们的生活，反思我们的环境，反思我们的优缺点，但他又是适度的，必要的时候他走出自身，走向这个世界。”

“哈维尔敏感于当代世界的分崩离析。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很容易有各种脱节、分裂、剧变却不以为意。而哈维尔的珍贵在于，他是一个有勇气的践行者。他以行动贯彻了他的思想，他的终点与起点一致，他的生命保有了贯穿一致的东西。”崔卫平告诉记者。2009年，她在布拉格和哈维尔有过一面之缘，74岁的哈维尔虽然浑身上下“除了脑袋哪里都动过手术”，但仍然风趣、顽皮，在他微笑的眼睛里面，有非常非常认真、严肃的东西。

同为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热度”从来无法和同胞米兰·昆德拉相比。对此，学者徐友渔有自己的解读：“知识分子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满足平庸的生活，他一定要为自己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找一个形而上的理由。他要被迫适应新的犬儒主义的生活，就要证明这种生活是唯一正当的选择。这个时候‘昆德拉热’适逢其时。这些人把昆德拉作了一个解读—未见得是百分之百的歪曲，但明显是为我所用：所有反抗都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说到底，只有不反抗才是最大的反抗。有人还提出了一个口号：知识分子有退出历史的权利。貌似非常深刻，实际就是勇气不够，为哆嗦找了一个借口。”

而哈维尔呢？傅国涌说：“他的榜样作用在于，在一个严酷的大环境中，个体依然可以有所作为，并非可有可无。他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第二篇：捷克前总统哈维尔1990年新年献辞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1990年新年献辞

亲爱的同胞们：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 如果把前40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 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50年代死于狱中，不少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取它们，记取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自主的法庭应当不受干扰地审查对种种迫害负有责任的人，使我们的过去真相大白。

我们也应牢记其他的民族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贵的代价，其实也是间接地为我们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兰、东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罗马尼亚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同样，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也曾抛洒热血，这些都不能忘记。首先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受苦和其他人类成员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牺牲构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剧背景，也带来了苏联阵营内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没有苏联、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会像这样。抑或即使改变，也不会拥有如此一个和平的进程。

我们享有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在最近几周之内有人直接给我们提供援助。几百年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终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强国和强权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目前巨大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带来的麻烦。现在依靠我们自身这个希望能否实现，我们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全看我们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候选择的代议机构。……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音。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人物背景】学者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

2003年2月2日，瓦茨拉夫·哈维尔卸任捷克共和国总统职务，告别他几十年风风雨雨、动荡起伏的政治生涯。有报道说他将重操旧业，在离开权力巅峰之后返回他的老本行——写作。作为一国之领袖，他因其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实践，被誉为现代“哲学王”。

哈维尔1936年10月5日生于布拉格一个有产阶级家庭，1951年完成十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因为家庭出身原因，无法继续升学。此后他担任过化学实验室助理员、舞台管理员，念过技校，还服了两年兵役，其间开始在文学和戏剧杂志上发表文章。1963年布拉格一家颇为活跃的剧院接受了哈维尔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剧本《花园聚会》，接着上演了他的《备忘录》和《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这些剧本锲而不舍地探索生活的意义，却以某种怀疑主义和自我嘲讽的面貌出现，体现了1960年代弥漫于捷克社会的某种情绪。此时，哈维尔已经成为捷克公众生活中的一位人物，当然，其主要影响还是在戏剧、文化界圈内。

1968年苏军入侵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哈维尔的剧本不能上演，许多艺术家、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最低层。哈维尔1974年在一个啤酒厂打工，早晨5点钟起来滚啤酒桶。但他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公民、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次年他提笔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了捷克社会在表面上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哈维尔指出，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整体上的伤害是久远的，在暂时的稳定背后，付出的将是未来某个时刻的“超额税款”。

1977年，“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的几名成员被捕，依据捷克已经加入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事实，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签名营救运动，呼吁落实这个国家已有的宪法。先后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名的有两千多人，这就是所谓“七七宪章运动”，与此同时，哈维尔还是一个叫做“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的成员。哈维尔的这些活动给他带来了三次牢狱之灾，前后被关押近5年。在这前后，哈维尔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有《无权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等。

1989年10月，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参与了捷克的“天鹅绒革命”。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1989年11月，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2年斯洛伐克分出去之后，1993年哈维尔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98年连任，按宪法规定他只能当两届总统。

第三篇：捷克教育体系

•捷克教育体系 •个性化教育

•捷克高等院校情况

•捷克被中国中国政府认可资质的大学 •捷克教育、青年和体育部

•捷克教育家介绍—夸美纽斯

捷克教育体系

捷克的教育体系基于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于1774年，开始创立义务学校。现在，已有了所有类型的教育体系-从幼儿教育开始，贯穿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大学和研究生，以及继续教育。

幼儿教育孩子在开始义务就学之前要进入最初级水平的教育，被看作辅助家庭基础教育。是由托儿所和幼儿园来提供此教育的。这些机构的目的是培养孩子初步的学习习惯和增强孩子之间社会交流的能力。这两项教育是孩子升入初级教育的重要基础。

初等教育孩子们是从小学开始进行初等教育的。九年制义务教育，通常是从6岁到15岁。然而，孩子可以通过其他类型的学校，也可以利用不同类型的教育程序来达到这个教育水平。

为孩子们提供初等教育的学校：

•基础学校（国立或私立）：孩子们要接受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分为两个阶段。

•语言特长小学（国立或私立）：普通基础学校课程基础上，加强语言课程。•艺术特长学校：普通基础学校课程基础上，加强艺术类课程。

•特殊学校：残疾或智障儿童可被编入普通小学的特殊班级，也可以到特殊学校学习。•近年来，家庭教育的体系也已得到实验上的验证。

中等教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就可以申请进入中学。中学毕业以后，可以获得中等教育水平：1-2年中学毕业：经过1到2年的中学学习，学生可得到毕业证书。2-3年中等职业教育：经过2-3年中等专科教育，如工艺、财金，可获得毕业证书，和职业教育证书。这类毕业生多数不会继续接受进一步教育，而是直接利用所学专科就职。4年中等学校教育：完成4年学习之后，学生会得到毕业证书。毕业考试分成两部分，普通考试和个人能力考试（为个别类型学生制定）。通过考试可以对学生大学升学提供更好的可比性。

提供中等教育的学校：

•语言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 •中级学徒培训中心

•另外，中等教育可以设立项目计划（进修课程），已经成功完成相关专业学习的学生可以参加，并以取得执业证书结束。按照日常学习的形式，进修课程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

大学教育大学教育要求申请者完成中等教育（也就是结业考试）并能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入学考试体系由每一个学校个别制定，这是对申请者的知识和技能的测试。大多数大学都有以下被公认的学位证书：

•学士学位：通常是三年的研究课程，学生可完成高等专业领域的初级研究。三年之后，学生可以离开他们的专业学习，通过结业考试包括学士论文的答辩，也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以达到更精湛的专业水平。

•硕士学位：一般需要五年时间（或者多于五年，或六年），如果完成学士课程学习以后，需要2年时间。在学习课程期间，学生既可以完成对高等专业学科的基本研究，还可以达到一定专门化的等级。当学生通过结业考试并完成论文答辩后，就将获得相应学位。•工程师：涉及技术和经济领域。

个性化教育

在捷克，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他们对孩子接受教育并不那么功利，在选择学校上，人们的心态很平和，能够重视各自真正的兴趣和期望，有着各自个性化的选择标准。

捷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共有九年制学校(基础学校)4216所，高中350所。学校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分。各个地区的教育主管机关每学年对所在地区的学校进行综合评比，然后排出名次。名次是学校的声誉，但不是家长和学生选择学校的依据。

捷克所有学龄儿童必须首先进入基础学校上学。基础学校采取九年一贯制。大多数学生在基础学校完成义务教育，即小学和初中教育。部分学生可在基础学校里完成小学五年教育后，通过考试进入八年制普通中学或在完成七年教育后，通过考试进入六年制普通中学。社会对此需求量不断扩大，但国家对此不断调控。目前，大约有10%的适龄儿童在上述学年段从基础学校转入普通中学。家庭或学生享有择校权。国家对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控制，设定统一的教学标准、目标和基本内容，根据这些标准和内容，学校可制定各自具体的教育计划，经教育部门同意后予以实施。

捷克学生进入高中必须经过入学考试，同时参考初中学习成绩。捷克高中分为普通高中、技术高中和职业高中三种类型。学制四年(15-19岁)。在普通高中类学校进行综合性教学，为学生报考大学打基础。技术高中学制四年，专业包括工程建筑、电子工程、测量、商业、图书管理、农业、林业、教育、艺术、家政等等。学生毕业后可以就业也可以报考大学。再则是职业高中，即“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完成学业后可直接就业。这类学校实践性较强。除进行职业培训外，还开展综合性的基础教学。职高学制一般为三年(工程学、电子技术等专业学制四年)，允许职高毕业生报考大学。

在捷克普通公立学校中，十分重视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学校中有些老师具有专业知识，当一些学生表现出某些方面的天赋或者特长，在某些科目上有特别出色的表现，一经他们发现，就会主动推荐学生转入有相应特长的学校学习。

捷克家长也像中国家长一样，多半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他们从不把上大学之类的话题挂在嘴边。

捷克的多数家庭都把孩子上学当作大事来抓。他们认为，孩子教育程度影响其未来的发展。但是，接受全日制教育长达十几年时间，这个过程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就职谋生与未来前途是同等重要的。所以，人们追求的教育不是功利性的，而是更加重视过程，重视孩子的素质和是否能身心健康地发育成长。

捷克高等院校情况

捷克目前有国立大学27所，其中直属教育部管理的23所，另有3所军事院校和1所警察院校分别隶属于国防部和内务部，在校学生20多万人。另有37所私立大学，在校学生1万多人。

查理大学是捷克最古老的大学。最初只设有神学、法律、医学和艺术学院，反映了当时中世纪大学教育面貌。后来，增设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数学和物理学院。到目前为止，查理大学仍然保持着捷克规模最大大学的地位，并且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查理大学设有中文系。

帕拉茨基大学，1946年重建（最早建立于1573年，终止于1860年），是捷克（波希米亚、莫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地区）历史悠久著称的大学。下设7个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哲学院、教育学院、科学院、体育学院，和法学院。学生人数约17600人。帕拉茨基大学设有中文系。

布拉格捷克技术大学是中欧最古老技术大学。前身是1806年成立的工业学院，而工业学院前身则是1707年成立的平民工程学校。1920年被核准为大学并更名为捷克技术大学。该大学现有6个学院：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子工程、核及物理工程、建筑和交通。大学还有其他机构如研究所、中心和出版社。

化工技术大学曾经是捷克技术大学的一部分，1952年成为独立的大学，有4个学院：化学技术、化学工程、食品与生物化学技术和环境保护技术。

在布拉格和布尔诺还有一些专门从事艺术的院校，有的也有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如音乐艺术学院、表演艺术学院、建筑与工业设计学院和音乐与戏剧学院等。

捷克大学名录（被中国中国政府列为具有招收中国留学生学习资质的大学）捷克现有24座大学被中国政府列为具有招收中国留学生学习资质的大学。

捷克教育、青年和体育部

捷克教育、青年和体育部是国家政府的中央机构组织之一，代表的是捷克政府部门。捷克教育、青年和体育部的主要职能是对学前教育，初级，中级以及高级学校教育和大学的管理，同时也制定一些科技政策，研究和发展，包括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授予学位证书等，关注捷克儿童，青少年的体育，运动，旅游。捷克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同时也配合其他政府部门和国家中央政权组织开展一些专门的活动和授予证书。同时对捷克学校的检查和监督。

捷克教育家介绍—夸美纽斯

夸美纽斯（1592—1670）是捷克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出生于一磨坊主家庭。年轻时被选为捷克兄弟会的牧师，并主持兄弟会学校。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后数十年被迫流亡国外，继续从事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他尖锐地抨击中世纪的学校教育，号召“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提出统一学校制度，主张不及初等教育，采用班级授课制度，扩大学科的门类和内容，强调从事物本身获得知识。从适应自然秩序的原理和感觉论出发，提出了直观性，彻底性，自觉积极性，系统性，循序渐进和量力性等一系列教学原则，编写了多种教科书。主要著作有《母育学校》，《大教学论》，《语言和科学入门》，《世界图解》等。

第四篇：捷克在职证明

Certification

To: Czech Republic Embassy

Attn: Visa Section

Date：15 July 2012(开据证明的日期)

Dear sir or madam,This is to certify that Kong Xin（姓名）, works in our company, He/She has been in our unit for 1（工作年限）years and he/she is Assistant Manager of Business Travel Department（职务）of our company.His/Her annual income is RMB60,000（年收入）.He/She is going to Czech Republic and other Europe for travel from 27 Sep.to 6 Oct 2012.We guarantee that he/she will obey the local laws and come back to China as soon as he/she finishes the trip.His/Her position in our unit will be kept for him/her until he/she returns.All the traveling expenses will be covered by himself/herself（付费方）.Please kindly issue him/her the visa after your checking up!

His/Her personal detail is as follows:

Name（姓名）Sex（性别）Date of Birth（生日）Passport No.（护照号）Position（职务）Kong XinM1972.12.17G27050372Assistant ManagerAnnual salary（年收入）

RMB60,000

Sincerely yours.ZHUBIAO（单位领导名字）

General Manager（单位领导名字）

联系电话

（在此处签上单位领导的英文签名）

（此处盖上与抬头纸一致的红章）

Shenzhen Building Decoration(Group)Co., Ltd.（单位名称）

Shenzhuang Building, 5008 binhe Road, Futian District,Shenzhen,China（单位地址）Tel: +86（755）833752***（电话）Fax: +86（755）83374***（传真）

备注：（此部分内容不要保留在完成后的在职证明上）

1.在职证明需打印成英文，请删掉参考样本中所有中文的提示语，保持在职证明为全英文格式

2.凡样本中红色文字的地方，均需相应改成您的相关信息，并改成黑色；

3.（）括号中为我们为您更加清晰在职证明的内容而标注的解释，不要保留在完成后的在职

证明中

4、一定要用单位抬头纸打印

5、在职证明上体现的付费方要写成他（或她），也就是出团人本人；

6、请注意单位电话的真实性并有人接听，最好为直拨电话，而且接听人知道您出行的事情，以便使馆电话抽查；

7、建议《在职证明》盖章前可以先把电子版的发给旅行社帮忙审阅，如果没问题再到单位

盖章，避免《在职证明》不合格后反复到单位盖章带来的不便。

第五篇：哈维尔1990年新年致辞

哈维尔1990年新年致辞

崔卫平译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了著名的新年致辞，这也是他以总统身份进行的第一次公开政治演讲。

亲爱的同胞们：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它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

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 如果把前40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

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 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

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中间省略）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和科明纽斯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

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

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后选择的代议机构。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

音。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199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