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钢：“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中亚外交的反思观世界（合集5篇）

第一篇：陆钢：“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中亚外交的反思观世界

陆钢：“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中亚外交的反思观世界

▼编辑部推出三大措施扶持青年学者

《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征文活动进行中（点击蓝色标题可查看）“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中亚外交的反思陆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原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期回顾过去20多年，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中对中亚的外交成果更是可圈可点。中国对中亚外交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亚国家独立至上合组织成立；第二个时期是上合组织成立至今。在第一个时期，中国对中亚外交的重点是与新兴独立的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与和中国接壤的中亚国家签订边界安全的协议。在第二个时期，中国在前十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共同创办了上合组织，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纳入机制化轨道。这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中国通过上合组织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全面发展与中亚的关系，不仅确保了边境安全，而且也获得了能源供应的战略基地。中亚国家则通过上合组织的协助，弥补了作为新兴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缺失，安全度过了新兴国家普遍存在的危险期。现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对中亚外交又进入新的时期，其标志就是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及其相关政策与具体措施。尽管中国有着良好的中亚外交成绩单，但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幻莫测，使得中国在中亚的存在面临很多风险与挑战。在未来的岁月中，如果中国对中亚外交不能做出相应的调整，仍然按部就班，固步自封，那么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其严重程度会使中亚地区不仅不能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典范，反而是潜在的麻烦地区。对此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继续巩固对中亚的外交成果，并且要相机行事，顺势而为，确保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存在；争取中国在中亚地区竞合格局中的主动地位。1“一带一路”倡议

必然导致对中亚外交的调整中国对中亚外交调整有很多理由，其中最大的理由是“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计划的提出。（一带一路）表面上看，“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是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支持，但从外交战略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下的绝妙先手棋。这一步棋将会改变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充分发挥中国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中国雄厚的物质力量，依托“一带一路”的中轴线，将中国的影响力扩大到更远的地区，从而极大地延伸中国地缘战略的空间。由于中国这盘棋下得比较突然，其他大国有点捉摸不透。根据决策习惯，它们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动机及其影响有一个严肃的评估，然后依据评估的结果对自己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这样会存在一个时间差。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这个时间差，抢先调整现有的中亚外交政策，使之与“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相一致，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外交灵活柔软的身段与积极进取的姿态。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的关键地带。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特点及其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从地理位置看，中亚处于亚洲地区和欧亚地区的交界处，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具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在俄、中、印三大国的战略考虑中，中亚地区是三大国的战略后院或战略延伸空间。控制这一地区，将会增加三大国的战略安全感。除了三大国外，中亚周边地区还存在着几个地区性棋手和战略支轴国，如伊朗、沙特和土耳其，以及阿富汗和阿塞拜疆等。这些国家在复杂的欧亚大陆战略博弈中都有自己独特的战略考量。从目前表现看，这些国家不会盲目追随其他大国的战略，而是力图在中亚地区推行符合本国战略意图的外交政策。于是在中亚的棋局中，会出现十来个相互竞争的棋手，整个中亚地区的博弈充满了各种变量。倘如处理不当，中亚可能会与中东一样成为“一带一路”的高风险区。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中亚虽然属于内陆地区，远离海洋港口，海外贸易条件十分恶劣，这也是多年来导致中亚国家贫穷落后的客观原因，但是中亚在地缘经济上也有一定的优势。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周边辐射范围非常之广。除了中俄之外，南亚、其他独联体国家和中东地区都是中亚国家的周边地区。这一片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地区，本身具备了区域大市场的地理、人口和资源的条件。中国应该抓住中亚这块潜在区域大市场的核心区域，通过发展与中亚国家密切的经贸关系，逐步培育潜力无限的“一带一路”大市场，使这一片广袤无垠的地区摆脱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形成自我造血的经济循环机制，这无疑将会是中国最成功的战略选择。从地区文明的发展角度看，伊斯兰属于中亚国家的主流宗教，在广大民众中具有普遍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亚地区在伊斯兰文化传播中扮演了“桥接”的作用，具体说来，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教通过中亚地区的传播向俄罗斯和中国扩散，进而影响数千万欧亚地区的民众。当然也应看到，中亚地区经过苏联文化的长期熏陶已经世俗化了。况且，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国家的政府奉行反对“三股势力”的政策，严厉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可以说，目前在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基本上没有市场。独立20年来，中亚国家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中非常乐意接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愿意享受现代文明的发展成果。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到欧美国家以及俄罗斯学习、工作、经商或移民，近年来很多青年人也涌向中国。与欧美俄比较，中亚国家的青年人觉得中国物产丰富、价廉物美，而且中国人好客，因此他们非常喜欢中国，乐意接受中国文明的熏陶。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再造欧亚地区文明秩序的绝佳战略机遇。2对中亚外交调整迫切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 按照传统的中国外交标准来看，中亚地区无疑是中国周边外交中经营得比较好的地区。这应归功于多年来中国在中亚孜孜不倦的外交努力。但是，“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提出后，中国对中亚的外交面临着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在中亚的外交政策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增进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通过对中亚外交的认真反思，我们发现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在中亚问题认知上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主导外交政策是冷战时期的主要遗产。中亚国家曾经是社会主义苏联的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有很多共同之处。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成为独立的国际社会实体，其意识形态也脱离社会主义体系，开始寻找新的替代品。就中亚国家实际情况而言，无论是苏联模式还是华盛顿共识都不符合中亚国情。中亚国家只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另外，从地缘政治上看，中亚国家生活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任何与大国进行对抗的政策都会将本国推到不归路上。因此，中亚国家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对所有大国采取开放的姿态并在大国博弈中左右逢源。独立20多年来，中亚国家的根本选择是确保现政权不会垮台，确保国家现代化进程顺利进行，因此在中亚国家不存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是国家在现政权的领导下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或者说根本的问题是，中亚国家的人民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是否愿意接受现政权的领导，而现政权能否有足够的执政能力保证国家的稳定，实现人民的幸福。然而，当前我们在对中亚外交战略的考虑中超越了国家利益范畴，作了过度的意识形态化解读，进而形成某种认知：中亚国家现政权是先进力量的代表。任何对现政权政策提出异见的力量被我们认为是亲西方势力。在这种认知指导下，中国对中亚外交的选择就变得比较狭隘和有限，甚至有简单化倾向，脱离中亚国家的国情。其次，对中亚外交受到某些欧亚主义情结的影响。俄罗斯思想界历来有欧洲主义和欧亚主义之争，而俄罗斯外交也相应地有欧洲派和欧亚派之分。叶利钦执政早期，欧洲主义占据上风，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将中亚视为负担而弃之。普京则选择了欧亚主义外交，与西方国家既对抗又合作，重视中亚地区作为俄罗斯战略后院的地位，试图借用中国力量的影响来控制中亚政局的走向，防止其倒向西方阵营。因此，俄罗斯在中亚的外交战略很明确，就是希望与中国结成战略同盟，抗拒美欧对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侵蚀，为此愿意让渡其部分中亚利益给中国。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所策划的“颜色革命”其实是一出闹剧，却给俄罗斯很好的借口。俄罗斯不失时机地渲染非政府组织的危害性，排挤那些被认为是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在中亚扩大亲俄势力的影响范围。普京的这些欧亚主义政策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中国长期受到苏俄思想文化的影响，部分政治精英对欧亚主义的政治主张比较认同。因此，中国对中亚外交不可避免地打上欧亚主义的某些印记。中国对中亚外交的自主性不够突出，亚洲文化的特性不够明显，其侧重点主要放在政府外交上，放弃了对中亚社会力量包括亲西方力量的统战工作，其结果是，尽管中国进入中亚地区将近20年，但在中亚的社会关系网络依然非常脆弱。中国对中亚外交受到欧亚主义影响的另一个迹象是，在中亚事务的某些重大问题上，容易受到俄罗斯人判断的影响，经常采取靠近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立场。俄罗斯巧妙地利用上合组织协商一致的规则，主导了中亚问题的议题设置。俄罗斯在上合组织经常抛出很多议题，尽管看上去不切实际，但起到了较好的外宣效果，即向西方国家表明，俄罗斯掌握着中亚事务的话语权。相反，中国在中亚事务上过分照顾了俄罗斯的感受，却放弃了议题设置的主动权。因此，即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但在中亚地区经贸合作上依然步履缓慢，上合自贸区迟迟不能实现就是一个明证。① 再次，出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风，对中亚社会的民间力量重视不够。政府是国家间关系的主体，判断一个国家外交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政府关系是否健康和稳固。以这一点来衡量中国对中亚的外交，无疑可以给予一个大赞。苏联的解体，导致欧亚地缘政治版图的中心地带出现“黑洞”（布热津斯基语，参阅《大棋局》），五个中亚国家横空出世。当外部世界一片茫然之时，中国迅速顺应时势变化，与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通过发展与中亚国家的政府关系在中亚地区确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随后中国与俄罗斯一起共同倡导了上合组织，充分利用上合组织的平台，与中亚国家政府的各个层面建立了密切的磋商机制。中亚国家也利用与中国政府的密切联系，获得了强大的政治支持和经济帮助，安然度过了新兴国家经常会出现的社会不稳定时期。②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合组织的平台上形成了机制性联系。这种机制性联系较之于非机制性联系更为正式，更为稳定。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与中亚国家建立了各个级别的会晤与对话机制。双方每年有定期的首脑会晤和各个部长会议。另外还有上合组织自己拥有的若干协调机构。③这些官方机制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建立在可靠与规范的基础上。尽管多年来国际形势经历了大风大浪，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任何问题双方都有对应的机制予以协调和解决。但是，过分成熟的政府间机制性联系也带来了负面的效应，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制度层面的形式主义；二是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由于每年都要定期举行大量的政府高层会议及互访，发表大量的官方文件，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又是比较有限，因此大量时间耗费在事务主义和形式主义上，导致决策机制的拥堵和僵化。中国对中亚的外交过分依赖政府程序，忽视民间层面的交往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滋生了官僚主义。中亚的不少华商抱怨，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当地政府部门侵犯的时候，难以获得来自祖国的有力支持。实际上，这也怨不得中国外交部门，因为处理华商与当地的利益纠纷按国际惯例是由专门机构来处理的，一般依靠的是商会、行业协会和其他第三方机构。而中国在进入中亚地区时主要依赖政府路径，忽视了民间机构，以至于中亚发生侵犯华商利益的商业纠纷时，缺少经验丰富、技巧娴熟的商会一类机构出面处理。这是中国对中亚外交考虑中的一个缺失。3对中亚外交调整的若干建议

上述问题如果不及时予以解决，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产生负面作用。为了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把中亚地区与整个“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使中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关键的作用，笔者就对中亚外交工作新思路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外交工作需要淡化意识形态，主抓市场经济外交。冷战期间，意识形态主导了大国关系尤其是美苏关系。美苏两家都从意识形态出发制订自己的外交政策，都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救世主，因而造成对客观世界的错误理解，使得世界局势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是主流，以意识形态来主导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已经成为过去时。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新兴大国，中国有义务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地区发展的历史重任。这就要求中国抛弃意识形态偏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制订中国对中亚的外交政策。中国必须清楚，中亚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存在着差异。中国不应该在中亚地区寻求意识形态的盟友，而是应该在中亚地区促进自己的经济利益。尽管在中亚依然存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博弈，但中国应该淡然处之，避免在中亚卷入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中亚的外交更要务实可行，切忌将国内的意识形态做派套用到中亚地区，否则会造成外交的困境。尽管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了，但国内学界习惯性地把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看成是意识形态的盟友，以为双方可以合作共同预防西方价值观在中亚的影响。尽管中国再三声明上合组织不是针对美国的中俄同盟，但在实际操作中，中国对中亚的外交不自觉地将美国看成是战略对手，把中亚国家的社会变迁看成是域外大国的阴谋。其实，任何国家的渐变或剧变都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自然体现，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中亚国家独立多年，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力量到了某个节点都会发生变化。无论中亚民众是求稳或者是求变，都是一种历史潮流。中国对中亚外交的立足点应放在民生工程上，放在促进中亚经济合作上，放在“一带一路”大市场的营建上，以市场经济导向型外交取代意识形态导向型外交。任何有利于中亚民生、有利于经济合作、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力量，无论是域内还是域外，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广泛交往，建立合作关系，促进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第二，重视对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工作，实行两条腿走路。中亚国家独立建国时间较晚，政府机构本身处于初创阶段，社会组织和其他民间力量发育不足，影响较小。而中国从周边安全的考虑出发，从中亚国家独立之日起就与其政府开展了密切的外交，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关系，较为妥善地解决了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中亚国家边界重新划定的事宜。随后，中国与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在安全、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建立了定期的政府磋商机制。20年来，尽管世界其他地区发生了剧烈动荡，而中亚地区依然能够保持稳定发展，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完善的多边政府协调机制。然而与之相比，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公共外交及民间外交却相对薄弱。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中亚建国晚、社会组织发育较晚之外，与中国的主观认知也有一定的关系。中国对中亚外交的目标主要限定于确保边疆地区和能源供应的安全稳定之上，把外交的重心放在中亚当政者身上。对于中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力量，中国官方尽量保持距离。“颜色革命”的发生，又加深了中国对中亚地区非政府组织负面作用的认知。这种局面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就有问题了。“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是长远战略目标，即建立新兴地区的大市场，而大市场的建成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因此，中国除了继续保持目前与中亚国家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外，需要扩大自己在中亚的交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此服务于自己的总体外交战略目标。中国需要认真地开展对中亚的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向中亚各方社会势力传播中国的健康理念，逐步编织自己在中亚地区的社会网络，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外交政策，保证自己无论遇到何种风浪都能找到可靠的中亚朋友支持，保持自己在中亚的长远影响力。第三，依托公共外交，加深中亚国家对亚洲文化的认同感。中亚身份认知的问题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化变得日益重要。中亚国家独立后，在世界行政区域划分中归入亚洲地区，无论是联合国、世行等国际机构，还是世界杯外围赛或者亚运会比赛，中亚国家都划在亚洲。随着这些交往活动的增多，中亚国家逐渐融入亚洲社会，并不断地增加亚洲的身份认同感。④然而与欧洲相比，亚洲缺乏整体上的地缘政治认同感，这是因为客观上亚洲地区形成了若干个地缘政治板块，亚洲国家的认同更多归属于这些相对独立的次区域政治板块。中亚国家虽然属于亚洲地区，但其政治文化认同更多从属于欧亚文明，这本身是苏联文明的代名词。中亚与俄罗斯之所以骨断筋连，是因为它们延续了以前共同的文化脉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化认同并没有建立在对亚洲文化的认同上，而是建立在上合组织所倡导的“上海精神”基础上。经过多年的打磨，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与中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机制性关系，中国影响力拓展到了中亚地区。但是由于文化认同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中亚地区的身份认同尚未回归到亚洲社会。这是阻碍中国进一步扩大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一个主要障碍。“一带一路”则为破除这个障碍提供了机会。与上合组织相比，“一带一路”更具有鲜明的亚洲文化特征，而前者更多带有欧亚文明的烙印。如果不改变中亚国家身份认同的重心，依然在欧亚文明与亚洲文明之间摇摆，就会削弱中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作用。而促使中亚国家身份认同转向亚洲社会，只有依靠公共外交或民间外交，政府外交的影响力较为有限。与政府外交相比，中国对中亚国家公共外交或民间外交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社会根基还是非常薄弱。中国在中亚国家的大众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基层中还缺乏强大的支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中国若要在中亚地区长期存在下去，不但需要政府层面的支持，更需要来自非政府力量的支持。缺乏中亚国家的民间共鸣，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就难以为继。只有加大非政府外交的力度，增强中亚国家对亚洲文明的认同感，使其无保留地接受中国在中亚的存在，“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在中亚地区比较顺利持久地推广。第四，推行大国平衡外交，保持中亚地区的开放态势。中亚地区由于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必然成为各个大国争夺的战略要点。这些大国中，除中国之外，不仅有美、俄、欧这些老牌的帝国，也有日本和印度这些新兴大国，还有韩国、伊朗、土耳其和沙特这些地区性大国。所有全球性的或地区性的大国都在中亚存在利益交集。这些大国纷纷在中亚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寻求自己的代理人。在中亚任何一股比较活跃的社会力量背后都有大国的影子。任何与这股社会力量进行较量的企图，也意味着与其背后大国的较量。因此，中国在中亚的外交行为需要谨小慎微，不轻易得罪任何一股有影响的社会势力，即不仅要考虑当政者的利益，也要考虑在野势力的各种利益，更要考虑各个大国包括地区大国在中亚的利益关切点，力争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寻找一个平衡点，避免因为轻率而无谓地冒犯其他大国的利益，因为再厉害的国家也经不起诸多大国、强国的纠缠和消耗。在中亚诸大国关系中，中俄关系颇为引人注目。它基本上主导了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中国在中亚地区开展安全与经济文化的合作，有助于保证中国西北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但是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对中国所展示的善意，绝非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现实力量博弈的结果，也是历史赋予中国的好运。有史以来，这是俄罗斯综合国力第一次落后于中国。面对西线美国的压力，俄罗斯有点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更毋庸说去阻挡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两害相权取其轻。聪明的普京乐得与历史上没有侵略记录的中国结为伙伴，借助于中国的影响，抗衡美欧的战略压力。所以，中国在中亚外交事务上，尽管可以对俄罗斯保持一定的亲近感，但也没有必要疏远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关系，没有必要拒绝与它们在中亚地区开展合作。因为在中亚地区维持大国关系的微妙平衡，保持中亚地区的开放态势，避免中亚重新回到苏联时代的那种封闭状态，是符合中国最大战略利益的。注释：① 中国关于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倡议，是由温家宝总理亲自在上合组织总理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其落实进展缓慢，阻力不少，对此笔者曾专门撰文讨论。② 与其他地区相比，中亚国家独立20多年来，没有出现大规模社会**，政府始终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节奏。除了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国家领导人没有出现非正常更替的现象。这不能不归因于中亚国家与中俄之间的强大政府外交。③ 上合组织目前有两个常设机构，即设在北京的秘书处和设在塔什干的地区反恐怖机构。另外还有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④ 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起建立“亚信会议”，共有26个亚洲国家参与。2014年在上海举行了第四次亚信峰会。郑重声明：近日，本刊编辑部陆续接到或收到一些投稿者的电话、邮件，询问、核实稿件征用、录用事宜，甚至涉及收取审稿费和版面费的情况。我们感谢作者对本刊的信任和爱护，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向学界与公众澄清事实。我们郑重声明：作为一份办刊历史悠久、社会声誉良好的综合性人文社科类学术刊物，《探索与争鸣》从未委托过任何网络中介机构、个人从事征稿或代发稿件录用通知书事宜，也绝不向投稿作者收取审稿费和版面费。广大作者投稿之际务必慎重，不要轻信网络中介。

第二篇：“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老挝的投资现状与对策分析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老挝的投资现状与对策分析

摘 要：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引起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老挝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一带一路”的实施与老挝的发展和利益密切相关。基于“一带一路”背景，通过对中国在老挝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弄清中老互利发展的可行性，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并对未来实现中老经济上的互利交流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规模；投资结构；老挝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8）18-0177-04

一、“一带一路”对老挝发展的重要意义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总的趋势，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日益突出，世界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也越来越频繁。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各国在发展中不断出现各种深层次问题，社会发展形势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是实施“一?б宦贰背?议的开局之年，通过成立亚投行，通过辐射效应带动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扩大了“一带一路”的影响范围。老挝历来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两国间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政治相信和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老挝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前景良好，老挝政府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表示高度赞赏并愿积极参与。因此，老挝政府愿扮演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突破口，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良好的示范与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使得中国对老挝投资进一步深入，不仅有利于加深中老两国的友好邻邦关系，而且更能推动“一带一路”在东盟国家的实施发展。“一带一路”给老挝带来新的经济社会及外交发展动力。从外交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老挝开始实施全方位外交，“一带一路”使沿线国家之间互联互通。2001年，老挝人民革命党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老挝将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平、独立、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并将越南和老挝的外交路线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作为第一级的外交战略外交关系。”[1]从经济层面来讲，“一带一路”让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老挝可以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使老挝的国家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主动实现有效对接，将产生乘数效应；从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一带一路”的发展加强了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加强对老挝的境外投资，也有利于其发展。东盟在“一带一路”战略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东盟各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老挝是东盟成员国，而且在东盟峰会上稳步推进自身的角色和地位。中国可以以此为契机，通过老中传统友谊，充分发挥老挝的协调作用，进一步加强与东盟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理解，深入交换“一带一路”建设规划意见，对该项目的具体实施计划进行磋商，使中国力量成为建立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因素；并且，老挝被称为“印度支那十字路口”，位于大湄公河的地区中心位置，是与中国陆地连接距离最短的东盟国家。中国加强对老挝的对外投资，有利于提高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贸易、投资领域、金融服务等合作。

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本文试图对目前中国对老挝的投资现状进行分析，以更好地实现投资规模和结构的优化，更加深入地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发展，达到共赢的局面。

二、中国对老挝投资现状分析

（一）投资规模现状分析

对中国对老挝的投资规模进行分析，分析近几年投资规模的总体状况与变化趋势，并以2015年作为分水岭，比较“一带一路”实施前后投资规模的变化趋势与差别。本文对各国向老挝进行的投资资金和中国近年来对老挝的投资状况进行分析，图

1、图2分别是2016年各国对老挝投资的柱状图，以及2001―2016年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金额。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2016年共有27个国家2016年对老挝进行境外投资，来源地区主要可以分为东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以及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且从图中可看出中国，越南和泰国对老挝的投资为列前三，中国以191 207万美元的投资额位于首位，而欧美等国家对老挝的投资比例则较低。这一方面是由于地理位置相近，老挝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邦邻。更主要的是，2016年是“一带一路”实施的第二年，为推进其在东盟国家的深入发展，从而不断加大对周边友好邻邦的投资支持。

2001―2016年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分析。从整体角度来看，由图2可以看出，虽有个别年份投资下降，但2001―2016年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总体上呈现的是上升的趋势。其中，2015―2016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由2015年的92 572万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191 207元美元。这主要原因来自“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2015年是“一带一路”的开局之年，2016年中国加强对老挝的境外投资更直接说明了“一带一路”建设实施势头猛进，中国有意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大潮中来。从阶段性来看，在图2中，中国对老挝的投资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7年，这一阶段，中国对老挝的投资增长缓慢，且投资总额较少。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久，经济实力不强。第二阶段为2007―2010年，这一阶段中国对老挝的投资经历了由跌到涨的过程，但投资总额较第一阶段还是上涨的，尤其是2010年投资的总额达到了107 032万美元。其中主要原因是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下滑，2007―2009年对老挝投资水平下降，但随着经济回暖，2009―2010年对老挝的投资幅度又重新大幅上涨，由2009年的34 538万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107 032万美元。第三阶段为2010―2014年，这一阶段投资幅度有所降缓，但投资总额较大，总体趋势较为平缓。第四阶段为2015―2016年，这一阶段投资幅度和投资总额均有大幅上涨，主要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中国加大了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重。

（二）投资结构现状分析

投资结构，是指中国对老挝的投资在各项目、产业上的分配。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对老挝在各产业上的投资现状，更加深入地剖析中国对老挝的投资结构。图3和4分别为2001―2016年中国对老挝三大产业投资总额和投资占比。

2001―2016年中国对老挝三大产业的投资总额分析。总体来看，从图3中可以看出，中国对老挝的主要投资集中在工业领域，对农业，服务业的投资相对较少。2016年，对工业的投资总额为114 310万美元，对农业、服务业的投资总额分别为2 837万美元和7 406万美元。从阶段性来看，可以把近十六年的投资总额情况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13年，这一阶段对三大行业的投资增长趋缓。其中，工业增长速度最快，且投资总额最多。第二阶段为2013―2016年，这一阶段中，对农业的投资总额变化不大，对工业的投资经历了一个由跌到涨的形势，而对于服务业，可以看出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向老挝投资的主要领域。

2001―2016年中国对老挝三大产业投资占比分析。从图4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对老挝的投资占比趋势。2001―2013年，中国对老挝的主要投资领域在农业和工业，以工业为主，服务业占比较低，主要原因为当时的老挝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设备等条件跟不上，必须积极发展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的工业。而到了2013年之后，2013―2016年期间，工业和农业占比明显下降，服务业的投资比重快速上升。主要原因在于老挝经济水平的提高，三大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以及“一带一路”的发展，让服务业在经济发展的地位有所提高。总而言之，图3和图4表明，中国对老挝的投资结构随时间发生了变化，由以工业为主导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导。其中，主要原因包括老挝国内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完善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首先，从投资规模来看，中国是老挝最大的境外投资国，2016年对其投资总额为191 207万美元，并且，从本文图2可以看出，2001―2016年中国对老挝的投资总额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从2014―2016年增长幅度最大，这离不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将老挝拉入其沿线国家的发展行列中去。其次，从投资结构来看，2001―2016年期间，中国对老挝的投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2014年之前的以工业为主导到2014年之后以服务业为主导。投资产业的变化来源于老挝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

因此，从投资总额和投资结构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对老挝的投资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一是2014年之前，二是2014年之后。2014年之后投资总额大幅增加，且主要投资领域为服务业[2]。这其中主要的原因离不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中国希望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动，凝聚发展中国家的力量，相互交流，求同存异，使其更好地融入到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去。老挝历来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是东盟国家中与中国陆路距离最近的国家，加强对老挝的对外投资，不仅实现中老的友好合作，更能进一步促进东盟国家积极地加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去。

（二）建议

1.加强中老两国的友好外交关系，为投资项目的实施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2014年11月，习近平和Jumari的相遇交流更表明中老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向更高层次发展[5]。中国帮助老挝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不仅可以进一步巩固老中关系，而且老挝也可以享受中国经济发展红利，更好、更快地乘坐“顺风车”，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地与中国相互支持。并且国家间的投资，政治风险是考虑的重要因素，中老良好的外交关系，为项目投资提供稳定的政治基础。

2.老挝提高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将经济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实现有效对接。目前，脱贫仍然是老挝经济发展的重点，老挝的目标是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2020年实现脱离世界贫困国家行列[4]。老挝要实现这些计划和目标，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风险，如果老挝能够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使老挝的国家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主动实现有效对接，将产生乘数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老挝必须紧跟世界发展的大潮，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化。同时，老?肟梢岳?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实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互联互通，提高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贸易、投资领域、金融服务等合作，为中国开辟新渠道，创造一个新的“海”，特别是中国西部大开发中要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南洋、南亚和印度洋的“桥头堡”，这也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5]。

3.通过“一带一路”，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服务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一带一路”是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3]的，它重视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百家齐放。老挝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佛教国家。佛教文化是老挝社会的主流文化，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对老挝人民价值观和行为的影响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有一些消极的思想主张，如目前的光、重生等。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就会对老挝社会稳定和发展构成威胁[6]。“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的纽带，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它已经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老挝在这个平台上能够与其他国家充分沟通，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老挝人民革命党七大政治报告[N].万象：人民报，2001-03-12.[2] 陈定辉.老挝：2014年回顾与2015年展望[J].东南亚纵横，2015，（2）.[3] 蒋希蘅，程国强.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综述[J].中国外资，2014，（10）.[4] 郝勇，黄勇，覃海伦.老挝概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5] 张吉军.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J].模糊系统与数学，2000，（2）：80-88.[6] 蒋琰博.浅析新形势下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宗教政策[J].东南亚纵横，2010，（8）.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olution of Chinese’s Investment in Laos

CAO Bing-ru，SUN Shi-jia

（Business College，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Abstract：The strategic concep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advoca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given rise to the positive response from the relevant countries and regions.Laos is a friendly neighbor of China.Its own development and interests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Based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investment scale and investment structure in Laos，draws corresponding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Key words：“One Belt one Road”；investment scale；investments structure；Laos

第三篇：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对世界投资格局的影响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对世界投资格局的影响

“一带一路”的提出背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这两条“丝绸之路”古已有之。

自从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以后，就有了一条以长安(今西安)和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从此，丝绸之路这一称谓得到世界的承认，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它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世界三种主要文化交流的桥梁。

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在汉代便已存在，目前已知有关中外海路交流的最早史载来自《汉书·地理志》，当时中国与南海诸国就已有接触，而有遗迹实物出土表明中外海路交流或更早于汉代。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仍是丝绸，所以后世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出口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由于输入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可称作“海上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约定俗成的统称，到明朝实行海禁之后，海上丝绸之路开始衰落。这两条丝绸之路一直是古代连接东西方的陆上、海上交通贸易要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2013年10月，在出访东盟国家时，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4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2014年的重点工作。

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总书记指出，发起并同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设立丝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重大战略的逐步规划、启动、推进，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相关国家、地区的兴趣，成为2014年热议的话题。这样一个“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覆盖了40多个国家，总人口44亿，约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9%，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供应基地。从“一带一路”途经路线和辐射范围看，向北与俄罗斯的交通线及管道连接，东边连接东亚另外两个主要经济体日本和韩国，向西通过中亚连接西欧，向西南通过印度洋连接到北非，把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南部、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联系在一起。另外，由于“一带一路”主要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已有的双边、多边机制，不另起炉灶，不涉及政治、安全等敏感领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一旦形成示范效应和聚集规模效应，还可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加。

“一带一路”是一个站在全球高度、盘活区域内各种资源、推进我国全面改革开放、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战略安排，到底应该如何把握“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发展战略，理解其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意义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一、“一带一路”与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带一路”有利于形成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建设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互利互惠平台。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通过巩固、扩大我国与中亚、东南亚等沿途国家和地区彼此相互开放这样的局面，互利合作，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规模和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造福于沿途各国人民。

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江沿边开放、再到全面开放这样几个阶段。为什么到今天才提出全面对外开放呢？主要是全面开放受制于以下因素：

第一，区域发展水平不均衡。“一带一路”在我国国内段覆盖了中西部的大多数省份。如何让中国广阔的内地也就是中西部地区由过去的“内陆腹地”变成“开放重地”，这是全方位开放要突出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过去受地理、区位、空间条件制约，广大内陆地区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北京等7个省市2013年进出口总值是3.29万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79%，而中西部地区的重庆、河南、安徽、云南、陕西、甘肃、贵州等7个省市的进出口总值只占5.7%。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过去那些不发达的、被认为无法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竞争的地方，如非洲、南美以及包括亚洲腹地、荒凉的北极圈等在内的所谓地缘政治“空旷区”，正在全面卷入世界经济增长大潮。第三次工业革命、页岩气革命等新科技的发展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世界经济的地理布局也将发生巨大变化。我们可以想象，一旦“一带一路”所途经的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铁路运输等基础设施发生重大改善，就会显示出在时间和成本方面的新优势。国际上不少大公司，例如惠普、富士康等，已经着手将其一些重要生产基地向内陆地区迁移，并尽可能以铁路运输替代海运、空运，以求抢速度、降成本。

以前，我国的沿边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地缘政治影响，为防止战争破坏，经济建设步伐是比较缓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受到限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边疆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经济比内地落后、就业岗位较少、生活水平不高，特别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处于贫困失业状态，容易滋生不满情绪。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带动我国边疆地区以及沿途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从而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包容、融合，消除各民族、宗教间的隔阂和误解，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文交流。最近我国领导人重点调研新疆、福建、宁夏、陕西等地区，明确了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战略地位，福建的建设目标是成为中西部和东南亚运输大通道的枢纽，陕西要发展临空经济产业，构筑空中丝绸之路。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战略调整和空间重新布局，打破原有的点状、块状的开放模式。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无论是早期的深圳等经济特区、还是2013年成立的上海自贸区，都是做相对单一的区域规划，容易受行政区划的约束。“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把中国的大多数省都纳入进来，连成片，形成带。横向来看，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来看，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通过全方位地推进国内各省区的互联互通以及与沿途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合作，进行产业的承接和转移，促使我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缩小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

第二，开放区域相对单一。多年来，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美日。2013年，尽管我国与东盟、南非、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双边贸易额有了较大增长，但是我国对欧盟、美国、日本的双边贸易额仍占我外贸的1/3。我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依存度极高，以及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日益显现，产能过剩压力加大，我们传统的经济贸易市场的吸收能力有限。过剩产能给经济运行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经济转型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走出困局的唯一机会和选择。

那么，我国经济要怎么转型呢？就是要把我国巨大的产品制造能力与“一带一路”沿途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需求联系起来。过去1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l9%。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l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拿丝绸之路经济带分析，这“一带”包括了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和新亚欧大陆桥。中巴经济走廊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注重能源开发运输与国家安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强调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新亚欧大陆桥是中国直通欧洲的物流主通道。中国急需的各类矿产资源，如油气、天然橡胶、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等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铁矿石依赖于澳大利亚和巴西，石油依赖于中东，进入渠道和贸易伙伴都较为单一，与其他重要资源国的合作不深。如果我们把“一带一路”建设好，新增的这些有效的陆路资源通道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安全的重要保证。

与中国情形不同，沿途国家需要大量的轻工业品、家电、机电、高铁建设等高端装备，中国正好在这方面有很充足的产品制造能力。

目前，国内消费难以推进，我们的传统贸易伙伴因为经济危机还尚未复苏或者没有完全复苏，特别是经过这些年，我们跟这些国家的贸易可以拓展的空间也基本上非常有限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来开辟新的进出口市场、互通有无是一个新的合作发展思路，利用它可以把中国巨大的产品制造能力和沿途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互利互惠，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部署。

二、“一带一路”与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走出去的步伐，沿线国家将从中国投资中受益。“一带一路”沿线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解决中国自己的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要在改革国际经济秩序中担当相应的责任与使命。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198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2.2%，现在是14%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升至18%，超过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到底中国发展起来之后对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很多国家对此持怀疑的态度，要围堵中国的声音也在增加。中国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增长就需要走出去，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努力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借此深入影响亚太地区，这个TPP正在积极落实区域性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整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和东南亚的主要成员国，想成为亚太区域内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虽然美国强调没有排斥中国的意图，但是从TPP的合作框架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在农业、金融、科技、环境、劳工政策等方面还都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至少需要5年时间的调整、转型，因此必须慎重处理多国多边贸易协定。

美国试图用TPP使中国边缘化，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周边合作与发展，以此倒逼国内各方面改革，掌握对外经贸合作的主动权，向美国传递一个信息，在面对美国的挑战和竞争时，我们不会主动挑起冲突但也绝不会盲目妥协。特别是在货币问题上，我们正在推动与周边国家、贸易伙伴的货币互换协定，降低亚太地区在贸易过程中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优势，不仅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廉价的劳务和巨大的市场，也积累了巨额的资产。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只有6600多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0%，美国持有的东亚资产中71%以上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如果我们拿出70%用于对外直接投资，那就是3.5万亿美元。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将从对外储蓄、投资金融产品向对外输出资本、投资实体经济转变，成为国际投资大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走上了以投资为主的发展道路，日本也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逐渐步入国际投资大国的行列。我国的贸易发展不可能持续顺差，在“十三五”时期可能进入贸易平衡甚至贸易逆差阶段，所以我们也应该尽早准备去应对这样一种局面，把我们的巨额金融资产转变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有利条件。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世界金融体系总体上是被西方控制的，无论是在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融资还存在许多困难。仅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亚洲开发银行就预测需要8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城乡规划还是区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前提，是条件。这些都是立足长远的战略安排，需要本国政府的支持，还需要政府间的合作，加快互联互通。

所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构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提供融资工具和资金保证。通过对对外金融资产进行合理多元化的管理和运用，可能变成政府、企业或个人的对外投资，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资源所在地投资建厂生产，带动“一带一路”沿途地区和国家的发展，然后把产品卖到全球，当然其中一部分产品也会用来满足国内需要。未来的中国将从全球范围内来配置资源、市场，形成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商品、技术、人员、服务布局，以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如环境、排放、资源压力等，带动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既尽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义务，也在全球性的战略布局中收获自己的利益。

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杰夫·桑亚尔判断：在庞大并且长期的经常账户盈余驱动下，未来中国将由“世界工厂”转换成“世界投资人”。可见，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启动亚投行、丝路基金，把“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中国和推动世界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这种转向最主要体现在改变现有的外汇投资结构，即将目前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金融衍生品或国债等金融虚拟资产的形式，转变为投资到实体经济上。当然，这样做的风险也很大，下一步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设立丝绸之路基金，为加强交通设施、油气管道、通信设施等多领域合作，加快国际通道即通路、通航和通商建设，带动资本、技术、基建走出去，密切地区间的人员、信息和经贸往来，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便利化，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提升相邻区域的发展水平，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三、“一带一路”与世界均衡发展

打造“一带一路”有助于促进欧亚非大陆腹地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变全球经济政治的空间布局和活动方式及其流向，为世界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世界发展史表明，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及其流向始终受交通运输模式的制约甚至牵引。古代海运不发达，长途运输和交通主要依赖马队、驼队等运输力量，连接中国长安、洛阳，经中亚沙漠通达欧洲的古“丝绸之路”应运而生，其结果是亚洲内陆经济远较沿海地区发达。进入近代以来，航海技术不断发展、跃进，世界海运能力不断提升，使得原料、货物经海路从一个大陆远程运送至另一个大陆成为可能，一方面促进世界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大都市的兴起，另一方面也导致以畜力为主的内陆商道的衰落以及内陆地区经济的衰退。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陷入停滞，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只是世界沿海地区的全球化，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增长只不过是世界沿海地区的繁荣与增长，广大的内陆地区并未真正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陆地区。例如，中国沿海省份较之内陆省份人均收入相差数倍，而欧美等国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较之中亚等内陆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差数十倍。显然，仅靠沿海地区的繁荣已不足以刺激以及支持世界经济恢复增长。要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只能也应该是从促进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点。

把世界市场扩大到各大陆贫困的腹地，而打造联通亚欧沿海地区与大陆腹地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为此提供新型交通运输工具和传输能力，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内陆地区经济的促进和牵引作用将不次于海运对促进世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曾经所起的作用，甚至能弥补海运的不足。万吨巨轮只能停靠海港，却无法把货物直接运往内陆，大陆腹地的货物须经过普通铁路、公路或内河航运转运至沿海港口，再装船经海路远程运送至另一个大陆的沿海港口，然后经铁路、公路或内河航运转运至内陆消费地。中国从印度进口铁矿石就是这种运输模式。如果中印之间开通了高铁，印度腹地生产的铁矿石就可经高铁直接运送到中国的炼钢厂，不但节省时间，而且还能省去多次转运的麻烦，从而更节省运输成本。

“一带一路”建设将创造牵引内陆地区及世界经济增长、繁荣的新物流模式、贸易模式和发展平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沿途会形成发达的城镇和人口中心、经济活动中心，这些地方沉睡的丰富资源将得到全面、合理的开发，增加全球资源供应量，从而深刻改变全球地缘经济依赖沿海地区这样一个空间布局，世界地缘政治景观也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正是由于“一带一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国际社会尤其沿途国家对此十分赞赏和欢迎。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说法也被西方媒体热炒，甚至被国内一些人简单地引用，这是一种误解，二者有本质区别，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马歇尔计划既是“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西欧各国重建的计划，也是其遏制原苏联、发动“冷战”的经济工具，以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为先决条件，服务于当时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只有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才能接受美国的援助。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美国一方面将西欧国家收拢在自己的旗下，成为其抗衡前苏联的小兄弟，另一方面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由于其附加的条件，遭受战争摧残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被排除在外，人为地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贫困。其援欧款项大多用于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为美国经济的扩张打开大门。后来美国对日本有一个所谓的“道奇计划”，大体也是如此。

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弘扬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新丝路精神，在原有的协议、框架基础上进行，不提出新的协议、框架，对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对所有寻求发展的国家开放，绝不搞“集团政治”和对抗性的“结盟”。强调相关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有关各国自愿平等参与，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互惠互补。通过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满足各个国家地区的发展需要，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正如习主席所说，“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可见，在“一带一路”规划背后是中国日渐清晰的国家新战略，即推动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低调做事，通过投资、技术转让和援助，一步一个脚印，带动国内腹地和沿途国家的发展，改善自身形象，取得各国信任，深化与沿途各国的经贸、人文、生态、科技、教育等各领域合作，从而实现全方位开放格局，为国内经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承担起一个稳健、成熟的世界大国应尽的地区责任与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一带一路”对中国及世界投资格局的影响

1、“一带一路”有利于形成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建设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互利互惠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通过巩固、扩大我国与中亚、东南亚等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彼此相互开放，互利合作，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规模和总量，造福于沿途各国人民。

2、“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中国利用巨额外汇储备走出去 的步伐，沿线国家将从中国投资中受益。

“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解决中国自己的城乡、区域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要为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当担相应的责任与使命。

中国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优势，不仅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劳务和巨大的市场，也积累了巨额的资产。中国不可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十三五”时期甚至可能会出现逆差，需要用价格来出清国际收支差额。

“一带一路”过程中设立丝绸之路基金，加强交通设施、油气管道、通信设施等多领域合作，加快国际通道建设，通路、通航和通商带动资本、技术、基建走出去，密切地区间的人员、信息和经贸往来，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便利化，可以实实在在地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提升相邻区域的发展水平，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3、打造“一带一路”有助于促进欧亚非大陆腹地不发达 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变全球经济政治的空间布局和活动方式及其流向，为世界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世界发展史表明，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及其流向始终受交通运输模式的制约甚至牵引。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陷入停滞，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只是世界沿海地区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增长只不过是世界沿海地区的繁荣与增长，广大的世界内陆地区并未真正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一带一路”建设将创造牵引内陆地区及世界经济增长、繁荣的新物流模式和发展平台，沿途会形成发达的城镇和人口中心、经济活动中心，这些地方的丰富资源得到全面、合理开发，增大全球资源供应量，从而深刻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空间布局，世界地缘政治景观也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4、我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构筑国土安全发展屏障，摆脱以美国为首国家的不平等国际贸易谈判，寻求更大范围资源和市场合作的重大战略，被称作世纪大战略。这是中国在近200年来首次提出以中国为主导的洲际开发合作框架，将彻底摆脱原来依附大国，被动挨打的地缘政治局面。

总结：“一带一路”规划背后是中国日渐清晰的国家新战略，即推动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低调做事，通过投资、技术转让和援助，一步一个脚印，带动国内腹地和沿途国家的发展，改善自身形象，取得各国信任，深化与沿途各国的经贸、人文、生态、科技、教育等各领域合作，从而实现全方位开放格局，为国内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当担一个稳健、成熟的世界大国应尽的地区责任与使命

第四篇：“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发展现状及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发展现状及挑战

作者：房丽军

来源：《对外经贸实务》2016年第10期

摘要：中阿贸易比重平稳上升且上升速度较快，双方贸易往来日趋频繁，贸易往来增长速度已超过我国对外进出口总增速，但中阿双向直接投资横向存量却始终在低位徘徊，双边商贸过度集中于原油而货物出口乏力，贸易结构的失衡更是严重制约了非产油国出口贸易规模，且中阿双方贸易互补关系较强但贸易依赖程度却较低。未来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优化行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强化贸易关系，积极扩大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范围。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阿拉伯国家；挑战；创新路径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完全放宽了对加入贸易伙伴国的门槛设定，更不涉及任何政治要求，为全球贸易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选择。作为该战略重要参与方的阿拉伯国家，自古就是丝绸之路枢纽，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必将实现中国与中东地区间的紧密的贸易联系。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全面推进的能源、电力等产能合作与建设，将更加推进该区域间经济贸易的共同发展与合作。

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现状分析

（一）中阿贸易规模持续上升，贸易往来增长速度超过我国对外进出口总增速

作为我国第七大贸易伙伴的阿拉伯国家，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能源合作伙伴，也是目前我国重要的工程承包市场和海外投资市场。具海关总署相关数据资料统计显示，中阿双方间贸易进出口总额在2000年时仅为152.06

亿美元，而待至

2014

年则已上升至

2481.88亿美元，短短不足20年的时间内进出口总额增幅已高达

2860%，年均增速几乎为200%。其中，出口额在2000-2014年间实现了从63.78

亿美元到1138.51亿美元的增长，增幅1935%，年均增速

129%；进口额则从

88.29

亿美元增长至

1343.37

亿美元，增幅

4421%，年均增速近乎300%。截止2015年，中阿双方贸易额更是高达2512亿美元，在中国整体进出口贸易额下降的背景下，中阿贸易额仍较上年同比增长5.2%。其中，出口额达1139亿美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2.3%。2015中阿博览会期间双方更是在智能科技、新能源、装备制造、环境保护、食品卫生等众多领域签约163个项目，投资金额1712亿元，提出和构建的“1+2+3”合作格局更是拓展了中阿双方在金融、航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范围。例如，在2015年9月召开的《2015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宣告成立，约旦、阿曼、阿联酋、沙特等国的科技机构以及阿盟下属的高校与中阿科技转移中心达成了协议，成立5个分中心；同时，中国（境）外项目86个，投资金额超千亿元，国内合作项目77个，投资金额近700亿元。

（二）中阿贸易比重平稳上升且上升速度较快，双方贸易往来日趋频繁

综合对比中国与各国的贸易总额可以发现，目前位居前三的依然是欧盟、美国、东盟，阿拉伯联盟尚未进入前五名，但结合中阿双方贸易发展历程可以发现，2000年中阿贸易总额在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仅为

2.2%左右，而2014年该比重则上升至5.8%，“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阿双方间贸易合作进一步扩大。其中，出口方面，2015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出口额已达到

1138.51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4.89%，较2000年增长了

2.34

个百分点，阿拉伯国家已成为我国的第六大出口地区；在进口方面，2015年我国自阿拉伯国家进口总额为

1343.37

亿美元，占当年我国进口总额的6.85%，较

2000

年

3.92%的占比增长了

2.87

个百分点。可见，中阿双方无论是总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占比，还是进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自2000年以来均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这意味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正在持续加深，未来将具备更大的合作潜力。

（三）在贸易结构方面，中国向阿拉伯国家出口商品种类相对丰富而进口商品种类单一

从中阿双方产业结构来看，阿拉伯国家占据绝对的能源优势，但农业、轻工业、机械制造业等行业却不发达，对于这些产品需求的满足主要依赖于进口；而我国则正好在农业、轻工业等方面占据优势，形成了彼此间贸易的互补。据UN

COMTRADE数据库资料显示，2015年我国对阿拉伯国家的饮料及烟草出口额0.148亿美元，较2013年上涨34%，为出口商品中涨幅最大的商品种类；其次为杂项制品（主要为轻工业纺织制品），出口额19.264亿美元，同比上涨13%；食品和活动物类，机械及运输设备类，植物油、脂肪和蜡类的涨幅均超过5%。相较于出口，中国自阿拉伯国家的进口商品则略显单一，主要为原油、天然气等产品，据海关总署相关数据资料显示，2005-2013年我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原油由最初的5052

万吨跃升至

1.14

亿吨，其中仅2013年就从沙特阿拉伯进口原油

5390

万吨；2015年中阿在矿物燃料、润滑油和相关原料上的贸易额已达到

102.262亿美元，在所有商品进口额中的占比高达

79.7%。目前来自于沙特阿拉伯、阿曼、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已占我国进口石油总量的50%。

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中阿双向直接投资的纵向增幅迅猛，但横向存量却始终在低位徘徊，双方相互投资不足

自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外来资本大量涌入，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1-2015年，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49亿美元，年均增长3.1%，其中，仅2014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就达到1196亿美元，首次跃居全球第一。而在2003-2013年期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仅上升了0.1%，从0.17%

增长到

了0.27%，而我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也仅占外投资总额的1%；截止2015年，我国向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直接投资累计额也才刚突破100亿美元，不仅如此，在投资领域方面也十分有限，仅限于资源开发以及家电纺织等行业；阿拉伯国家在华投资规模则更为有限，截止2015年累计额仅31亿美元，而该年阿拉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总额却高达334亿美元，这与阿拉伯国家实际对外投资能力以及我国目前的吸引外资能力均不匹配。可见，中阿双方目前无论是在自我资本存在方面还是对外投资需求方面均处于较高水平，但双方间所实际发生的直接投资规模却十分有限，可以说双向直接投资规模甚至尚处于起步阶段，纵向增量的迅速增加并未带来横向存量的同步上升，未来双边投资规模还应积极拓展空间。

（二）中阿双边商贸过度集中于原油而货物出口乏力，制约了双方经贸的增速和未来发展空间

从中阿贸易往来来看，原油及其衍生产品始终是中国的主要进口货物，自2000年以后一直占我国自阿进口的3/4

以上。而在出口方面，我国销售至阿拉伯国家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工业品和日用消费品。但分国别来看却发现，我国对产油国（除阿联酋外）的贸易逆差额已高达1020.48亿美元，而对非产油国贸易顺差额为

922.746

亿美元，这就意味着虽然中阿双方整体上看需求互补性强贸易结构较为均衡，但事实上这种均衡却是建立于产油国高贸易逆差和非产油国高贸易顺差基础之上。具商务部数据显示，在1993

年之前，中国从阿拉伯国家直接进口的原油总量仅721万吨，但2000年则跃升至3364万吨；以2015年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原油输入国中排名首位的依然是沙特阿拉伯，向中国输出原油总量为4967万吨，占当年该国原油输出总量的16.11%。不仅如此，在6个主要原油输入国中阿拉伯地区国家就达4个，对中国出口原油占阿拉伯地区石油出口总量的48%。这也意味着，中阿石油贸易额提高了近100倍，但同期的中阿经贸额实际上仅增长了60倍，中阿贸易额看似迅猛增长的势头其动力依然来自于石油。步入21世纪，中阿石油贸易额继续增长达到

倍左右，而同期的经贸额却只增长了12倍。UNCTAD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

-2010年的10年间，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中，以通信设备类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最为迅速，但也仅实现了从

18.8%至

30.4%的增幅，纺织服装类产品的出口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滑趋势，由

41.8%下降至

21.2%。可见中阿双边贸易额显著上升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石油，非石油货物增长乏力。

（三）中阿双方贸易结构的失衡严重制约了非产油国出口贸易规模，进一步限制了双方贸易未来的发展空间

从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来看，中国对阿拉伯非产油国始终保持较高的贸易顺差.以埃及为例，2016年1-5月，中埃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48.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74%，但中国对埃及出口46.7亿美元，增长3.82%；中国自埃及进口1.37亿美元，下降75.01%。中国与埃及的贸易顺差45.36亿美元，增长14.76%；出口商品主要有机电类产品、金属材料及制品、纺织类产品、轻工类产品、木质类产品、化工类产品以及其他类产品。这些产品科技附加值低主要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必然会对阿拉伯国家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端行业造成冲击，导致双边经济摩擦的加剧。例如，为确保本国必须的劳动力就业，沙特政府对企业所雇劳工的国籍作出了明确的限定：私营业主必须确保沙特籍劳工数占雇员总数的一定比例。具体而言，工程类、维修类行业沙特籍劳工人员数必须在雇员总数中占10%以上；对于国家所投资的项目沙特籍劳工人员数的占比必须达到5%以上；而对于私营投资项目沙特籍劳工占比则必须达到10%以上。若是无法确保本地劳工必要的就业规模则将受到沙特劳工部的处罚，严重者将不能获得政府合同。不仅如此，沙特政府已决定逐步采取措施减少外国劳工，并最终将外籍劳工数控制在全国就业人口的20%以下。

（四）中阿双方贸易互补关系较强，但贸易依赖程度却较低，贸易规模的有限性和贸易摩擦的加剧制约了双方贸易潜力的充分开发

海关总署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1月至11月，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双边贸易额约476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沙特出口197亿美元，同比增长6.4%，主要产品包括纺织品、机械和电子设备、塑料制成品、家具等；而中国则主要从沙特阿拉伯进口原油、石化产品、铜及其制品，仅2015年就自沙特进口原油5054.20万吨。同时根据海关数据，2016年伊朗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液化天然气（16.9亿美元）、液化石油气（4.34亿美元）、钢铁产品（3.54亿美元）、液化丙烷气（3.43亿美元）、轻质原油及其衍生品（2.91亿美元），中国是其第一出口目的地；而我国对伊朗的出口商品则主要为机械设备、电子电气产品、运输工具、钢铁制品、轻工产品。可见，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和杂项制品）

三类商品上，而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则主要集中于矿物燃料、润滑油和相关原料、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和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这也表明中阿之间的商品贸易均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双方双边贸易整体上互补性比较强。但通过对中经网、国研网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发现，2005年至2015年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基本维持在[0.35，0.38]这一区间，均小于1；即使细分到与中国贸易往来较多的各个具体国家也不难发现，其贸易结合度指数也均小于1。这就意味着虽然中阿贸易规模自2005年以来始终呈上升趋势，但两国间的经贸关联却并不紧密，中阿双方间的贸易潜力尚未被真正开发。

三、中阿贸易发展的路径及政策选择

（一）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积极扩大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范围

从目前中阿双边贸易结构来看，商贸过度集中于原油，而货物贸易乏力，这严重制约了双方经贸的增速和未来发展空间，进一步释放双边贸易潜力和空间是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首次采用媒介为建立伙伴关系的粘合剂，为中阿贸易范围的扩展和合作强度的深化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具体而言，一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进行具体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结合中阿贸易的历史与现状，细化中国与其各国具体的贸易合作的规划，实现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贸易合作；二是借助与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交流平台，扩展双边货物贸易合作和沟通渠道，积极促进两地企业间的深入交流。

（二）依托双方彼此各异的比较优势，优化行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强化贸易关系

中阿双方目前较弱的贸易关系极大限制了双方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深化，彼此各异的比较优势应该在未来被充分利用，进而实现双边贸易潜力的充分开发。具体而言，一是实现双方产业间贸易和部分产业中产业内分工与合作的共同推进，在帮助阿拉伯国家摆脱“比较优势陷阱”的基础上，扩大中阿贸易往来；二是持续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为阿拉伯国家提供更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形成对其更大的比较优势进而扩大双方贸易互补性，强化中阿双方贸易关系；三是针对部分阿拉伯国家缺少极大生产能力的大型企业的现状，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尤其是物流服务外包，这不仅可以显著减少我国出口企业在物流上的成本投入和贸易风险，还可以提高服务的针对性，为中国企业赢得更稳定的市场地位；四是依托阿拉伯国家在资源、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优势，积极鼓励我国大型企业，尤其是农产品、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等企业主动走出去，通过产业转移方式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建立零部件加工、产品组装企业，积极构建产业内合作关系。

（三）着重关注与阿拉伯国家海陆交通设施的建设，实现中阿双方在港口、铁路和航空的互联互通

交通的便利程度直接关系着国家间贸易合作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空间，扩大中阿双方贸易规模和交易范围，交通设施的构建比不可少。一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积极发展中阿两国在海上的互联互通，以大通关为主要支点进而构建方便、安全、高效的运输系统；以双方沿海重点港口为节点打造海上互联互通网络体系，充分发挥海运这一主要运输渠道的效力；二是充分借助中伊铁路国际合作建设项目等，实现公路、铁路的充分关联和陆桥口岸等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进而实现中阿双方陆上互联互通；三是借助中国国内机场与阿拉伯国家国际机场的对接共建项目，推动双方在空中领域的互联互通，进而实现对双方空运贸易吞吐能力的强化。

（四）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运作机制和节能激励机制，积极应对阿拉伯产油国能源企业进军国内能源市场

“小马拉大车”的石油消费状况决定我国仅依靠国内原油产量将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从外部寻求石油供应是必然之选。而想要实现与阿拉伯国家能源的持久合作，就必须允许拥有上游资源优势的产油国企业进入我国国内市场，而在此之前必须通过建立成熟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和节能激励机制尽量减少外资能源企业进入所产生的市场冲击。具体而言：一是妥善处理油气资源来源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与主要供给国渠道维护间的关系，既要继续推进与沙特海湾六国能源供应国间的合作，也要积极拓展与其他石油资源国间的交流；二是充分认识到我国在能源上对阿拉伯国家的依赖需要双方加大油气贸易、勘探开发等方面的合作，但阿拉伯国家动荡不安的局势将增加彼此合作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我国需要对潜在的风险采取预警措施；三是对于目前中阿双方贸易结构的不均衡性问题应通过积极发展非油气贸易加以协调，实现双边贸易更为均衡的状态，同时对于油气贸易中所出现的亚洲溢价问题要妥善处理；四是在目前发展相对完善的石油产业链上适当延伸，通过加大石油勘探、开发、运输、提炼、销售等各环节的相互投资，实现中阿双方贸易范围的扩大，对于目前全球极为关注的清洁能源开发和污染处理问题双方也可充分展开交流与合作。

第五篇：中东大乱局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应对心得

《中东大乱局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应对》讲座心得

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可以说是随着世界潮流应运而生。“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不仅是契合中国面临的新的发展机遇期的重大举措，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

当今世界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处于相互隔绝状态的世界，也不是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极世界，而是日益紧密联系的相互交往合作的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然会变得愈加紧密。不论是经济合作，还是政治文化的交流，都日益蓬勃发展。中国面对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紧紧抓住机遇，不失时机的提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志在促进自身与各国的共同发展，为人类谋求更多福祉。

中东处于“一带一路”的中心环节，因此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开展，中国与中东的联系也将更加密切。但是中东这一地区由于其历史上特殊的位置，长期以来是大国争夺的焦点。同时又是能源聚集地，加之自身存在多种矛盾，如宗教冲突、资源争夺等，造成地区局势十分复杂动荡。这必将给“一带一路”的开展带来负面影响。

邓小平曾经总结过，世界的问题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即东西南北。东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矛盾，属于和平问题。南北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矛盾，属于发展问题。其中南北问题，也就是发展问题是最根本的。要解决中东问题，也必须依靠发展来实现，但是发展又必须要有良好的内外环境。二者是相互促进的。

国家的稳定是发展的基本前提。中东国家目前的动荡局势，是阻碍其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中东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欧亚非交汇处。又有着丰富的资源，尤其是其能源资源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这一地区是人类文明诞生地之一，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是一个十分有发展潜力的国际市场。拥有如此多的天然优势，中东本可以是世界上发展前景最好的地区之一，但是由于自身内部重重矛盾，如宗教、民族矛盾等，加之大国干预，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动荡局面。中东要取得整体性发展，就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中国曾经遭受过类似的苦难，可以说是感同身受。因此更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尽可能抓住一切机遇大力发展自身

中国要在“一带一路”大战略条件下与中东开展合作，就必须针对其具体的情况，作出合理的政策调整。利用“一带一路”与其互联互通。要优先与那些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展开合作，打通和稳固“一带一路”的中间站。突出双边合作，具体国家具体对待，注重区域合作。如可以与伊朗、土耳其、沙特等海湾国家、甚至伊拉克局势相对较为稳定的南部地区展开各项合作。至于局势动荡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等地区，则要根据自身战略需要，相机采取行动。乱中也存在机遇，以“三不”原则为遵循，不失时机地加大介入中东事务。

中东局势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民族、宗教因素。民族和宗教问题在中东是时常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生活着波斯、库尔德、突厥、阿拉伯、犹太等几大古老的民族，以及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汇聚于此，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不断，尤其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民族冲突十分严重，甚至导致了几次战争。同时阿拉伯人信奉的伊斯兰教，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宗派林立，其中又以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争斗十分激烈，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宗教土壤。如此复杂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可谓世所罕见。

中国也有着众多的民族，许多少数民族也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要格外注重民族和宗教问题。尤其是面对如今与中国联系日益紧密的中东，我们更要注意西北局势的稳定。中国在西北有着大量的伊斯兰教众，可以说中东的稳定与否与我们也有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关联。中国要加大与中东的反恐合作，特别是针对“东突”势力的打击上，要与土耳其等国做好工作。保持西北的稳定，是关系“一带一路”畅通的重要条件。

怎样解决中东困局呢？除了政治因素以外，经济发展更为重要。使中东人民感受到“一带一路”带来的好处，加深中东各国经济利益联系，那么对于解决中东困局会有重大帮助。

“一带一路”对于沿线国家来说是机遇，是一个发展自身的大机遇，中东也不例外。但能否抓好这个机遇，以及怎样去抓住这个机遇，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点。中国本着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提出了“一带一路”，并付诸实践，必然会在其中担任引领角色。中国会积极主动与各国真诚交往合作，各国也应该拿出真心实意来支持中国。那么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双赢。

当前中东自身的局势决定其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一带一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情况。一方面，中国重视区域、双边合作，另一方面，中东国家也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搭载“一带一路”这辆发展的快速列车。

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向进一步开放的方向发展，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期，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实行积极的走出去战略，依托“一带一路”，抓住中东这块潜在的市场，对于我们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同时，中国对于中东资源的依赖度也在不断上升，那么针对当前中东国家的困局，帮助其化解困局，对于我们的自身安全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