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致辞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

第一篇：钱颖一致辞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

钱颖一致辞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

2015年4月24日

老师们、同学们：

明后天是清华建校104周年校庆。今天晚上我们举办一场特殊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先生。楼部长刚刚在参加世界银行和IMF会议之后从华盛顿回来，我们对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清华经管学院表示热烈欢迎。

楼继伟于1977年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楼继伟从清华提前毕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学专业，并于1984年研究生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楼继伟进入政府经济政策研究部门工作，先后供职于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研究所。1988年起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1992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期间参与设计了1994年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1995年出任贵州省副省长，1998年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推动和主持预算体制和国库支付体系改革。2007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牵头筹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并于同年9月出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CEO。楼继伟于2013年3月出任财政部部长。

今天，楼继伟演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他的演讲，我在此介绍一些楼继伟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推动改革经历。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30多年的历程中，楼继伟一直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他对中国经济改革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中国改革是波浪式发展着的，虽然有时似乎会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总是在前进着。

楼继伟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公共财政、税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他出版多部论著，包括《波浪式前进》、《中国公共财政》、《楼继伟改革论文集》等，其中《建立一个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和《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分别获得1994年度和201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1982年楼继伟从清华毕业后到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时期，正值价格改革的讨论在高层展开。他与周小川共同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明确指出价格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强调了价格改革既要有目标，又要有过渡。此后，他又写了关税、汇率、利率等价格改革方面的一系列报告和文章。1985年底，中央开始筹划价税财联动改革时，楼继伟是改革方案办成员，也是财税组负责人。1992年至1995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期间，楼继伟参与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的全过程，期间撰写了大量关于财税、金融、外汇三方面改革的方案，提交有关领导和部门，其中一些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对推动我国这三项改革起了重要作用。1995年出任贵州省副省长后，他与时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共同写了财政五步改革的设想，并与贵州省研究人员共同研究关于贫困的贵州省各级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改革设想和具体缺口的核算。

1998年他出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至2007年，期间直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在国务院领导和全国人大指导监督下，财政部针对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建立健全了较为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转变政府职能，构建了公共财政框架，改革了政府预算，先后建立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政府收支分类等基本制度。

从财政部调任中投公司后，楼继伟没有停止思考中国经济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问题。2011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国际经济学联合会（IEA）全球大会上，他发表演讲《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以及2013年出版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再思考》，都对未来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他提出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现代化的财政制度。他运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原则，探讨如何合理划分政府间职能和财力。他运用历史归纳法和国际比较方法，提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方向和重点。

2013年出任财政部长后，他大力度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如营改增扩围，预算透明化，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事项，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以及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等等。

楼继伟是我们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他在2011年秋季学期在学院开设一门课程“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系统讲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深受学生欢迎。楼继伟对学院的大力支持，还体现在他主导推动的于2007年在清华经管学院成立的财政税收研究所。多年来，财税所与财政部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中国税式支出的测算和分析的研究，撰写了多期中国税式支出报告，并进行了多次税式支出测算的培训；持续进行季度税收预测和分析。财税所还与财政部有关部门合作进行了营改增、国际税制比较等专题研究。财税所的研究人员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对我国收入分配模式和改革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参与了经济五十人论坛和金融四十人论坛关于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重大研究项目。为了推动清华大学经济学科的建设，财税所定期组织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国际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平均每年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超过6个。这些工作都与楼继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今天的演讲开始之前，我要特别说明，今天是内部讲座，只对清华经管学院的师生开放。今天讲座的内容，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传播。谢谢大家的合作。

让我们欢迎楼继伟部长作演讲。

第二篇：钱颖一 管理学走出商学院 管理与设计融合

钱颖一管理学走出商学院管理与设计融

合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2年04月27日 10:12 清华经管学院官网

清华经管院长：钱颖一

在“管理学走出商学院：管理与设计融合”活动上的致辞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共同努力下，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管理学走出商学院：管理与设计融合”活动。首先，我代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热情欢迎前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师生们，特别是来自美术学院的师生们。

管理学走出商学院，同大学中的其他专业相融合，并产生聚合力量，推动教育和研究的发展，是大学中的商学院发展的趋势，也是大学商学院的重要优势。传统上，大学中的商学院的管理教育基本上是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与其他学院联系不多。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的商业模式要求管理教育要同工程、医学、设计等专业教育交融，培养出新一代的文理会通、商工会通、理性思维与艺术想象并举的人才。今天，经济管理学院与美术学院联手走出这第一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一方面，它开启了管理教育与设计教育融合的新航道；另一方面，它也为后续的类似的教育融合的活动创造了可资借鉴的先例。

过去几年，经管学院和美术学院在教育融合方面已经初步有了一些探索性的实践。例如，美术学院的教师参与到经管学院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联合开设的《创业实验室》课程中，也参与到经管学院高级管理培训中心的教学中，讲授《工业设计》、《奢侈品与时尚品牌管理》等课程。今天的活动将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相互启发，共同探讨管理与设计的融合，探索出新的教育模式来。

我们对管理与设计融合的内涵和意义的理解才刚开始，通过这次和接下来的活动和合作来进一步探讨。我们对设计的重要性，可能是从苹果的产品上获得了比较强烈的直观感受。苹果公司是一个全球性的、巨大的商业成功，它目前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我们学院自然对苹果公司的案例非常关注。有趣的是，我们不仅对苹果的技术景仰，我们不仅对苹果的管理钦佩，我们更对苹果产品的设计叫绝。苹果公司主管工业设计的高级副总裁乔纳森•艾维(Jonathan Ive)的设计，从iMac到iPod, 从iPhone到iPad，都为世人所喜爱、所迷恋。在苹果，设计室才是最高机密的地方。设计对商业成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传统上，商学院的教学侧重理性分析，利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搭建商业管理模型。比如注重调查和分析市场、客户、竞争，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和调整战略，进行市场定位和明确客户需求。但是，在体现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面，缺乏对习惯、情感、审美、使用环境等的关注，特别是对“焦点小组”(focus group)之外的群体和因素考虑很少。美术学院，特别是与设计相关的教育，就有非常不同的思维。我们知道乔布斯从来不用焦点小组做市场调研，但是他的直觉能告诉他人们的潜在需求。当iPad发布之后、销售之前，就连微软(微博)的CEO鲍尔默(Steve Ballmer)都仍然认为没有人会买没有键盘的平板电脑。他做的是理性推理。但是，当我们看到几岁的小孩和80多岁的老人拿起iPad，在不需要任何指引就开始操作时，我们立即就理解了乔布斯直觉的伟大。而培养直觉正是美术学院的强项。

今后的管理教育重点将从单纯的管理技能的传授，转向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培养。管理教育将更多地强调创新和创业，其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管理能力、创业精神、以及管理新企业的能力。创新和创业的关键是激发人的创造力，而人的创造力又源于人的想象力。艺术、美术、设计等领域是滋生想象力最丰富的地方，应该是管理学院的学生获得灵感、扩大想象空间的场所。想象力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从艺术中感悟是重要的渠道。乔布斯在大学辍学后学的一门美术字的课，让他终身难忘，并且把它作为后来创造电脑上五花八门字体的灵感源泉。也正是在他被苹果公司解雇之后，他创办了电脑动画片公司皮克斯动画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使得他从电脑转向了影响更大的音乐、电影、通讯等领域，才有了今天的iPod、iPhone、和iPad。读了《乔布斯传》(微博)我最深切的感悟是，与其说乔布斯是电子工程师，不如说他是艺术家、他是设计师，他是艺术与设计的的结合。

我感觉到，管理与美术、管理与设计的融合将给我们带来新的思维、新的教育方式、和新的人才成长渠道。清华经管学院和清华美术学院同是清华大学的学院，都是各自领域中的在国内的顶尖学院。我们两家学院的地理位置相距不过数百米，但过去来往不多，是因为人为的局限，那就是我们思维的局限。我们日益感到应该充分发挥清华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并积极探索教育融合之路的可操作的方法。我相信，这样的探索不仅有利于管理教育和设计教育的发展，也符合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战略方向。

从全球角度看，不同专业教育的融合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而商学院通常都走在前列。清华经管学院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索适应新环境的教育模式。我们学院在过去两年联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开启了“走进商学院”系列活动，先后举办了“心理学走进商学院”、“社会学走进商学院”和“政治学走进商学院”的研讨会。今天，我们又开启了“管理学走出商学院”系列，首场活动就是与美术学院联合举办的“管理与设计融合”。我们学院计划在今年还将举办多场管理与其他专业融合的活动。这是我们学院在管理教育方面具有战略方向性的选择。

凡事开头难。感谢美术学院的积极合作。让我们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第三篇：钱颖一：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2011年2月15日在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开幕主题演讲

钱颖一：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2011年2月15日在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开幕主题演讲

标签： 教育

● 钱颖一（进入专栏）

各位论坛理事、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又一次来到亚布力参加中国企业家论坛，并在“思想原创空间”中发言。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新十年、新思维、新力量”。十年后，就是2020年。那年也正是中国要建成“创新型国家”的一年。那么，新思维从哪里来？原创从哪里来？创新又从哪里来？过去五年，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这让我有机会从一个经济学家角度，从一个教育机构管理者角度，对教育与创新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今天我与各位企业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

我先讲三个与教育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中国和美国的。大家是否知道今年以来《华尔街日报》有关中美问题最热门的文章是什么？它既不是关于汇率和中美贸易摩擦，也不是关于胡锦涛主席访美。而是在2011年1月8日的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题为“中**亲为何更胜一筹”（”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作者是美籍华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Amy Chua）。文章讲述她如何用中国式教育方法在美国教育她的两个女儿。她刚出版了一本书：“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就在这篇文章的同一版上，是另一篇关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评估结果报告。这个国际项目每三年对世界各地15岁的中学生在阅读、数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项目进行考试评估。在2010年的评估中，上海市的中学生在三项中均名列全球第一。而美国中学生呢？阅读排第17名，数学排第31名，自然科学排第23名。可想而知，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给美国人带来的冲击，有点像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的情形。

这篇文章和这本书迅速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最受关注和最具争议的话题。“中国虎妈”立刻成为了一个流行词。其实她所讲述的内容，都是我们中国家长教育子女的一般方法：要用功读书，不要看电视，不要玩电脑游戏，苦练钢琴和小提琴，不要碰其他乐器，等等。但它们都是与美国式的教育方式背道而驰。不过，她的大女儿获得了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演奏钢琴的殊荣。这说明中国式的教育在一些方面确有长处。中国教育部长说中国教育不必“妄自菲薄”，也许其中有一些道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印度的。2009年印度最火爆的电影是“三个傻瓜”（Three Idiots）。这个电影打破了了印度电影的票房记录。它是一部讽刺印度大学教育制度的喜剧片，讲的是印度皇家工学院同寝室的三个大学同学，在以严格著称的印度工学院中，如何挑战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唱对台戏。印度的教育体制中存在类似于中国的填鸭式教育的问题。但是这部影片大肆抨击这种教育体制，公开赞扬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它既是娱乐片，又具有深度的启发意义。

我们不要小看印度的高等教育。去年有三所世界级的商学院院长更换。在前后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和位于法国的INSEAD商学院，都通过全球遴选先后任命了新的院长。无容质疑，这三所都是世界顶级的商学院。有趣的是，这三所商学院新任命的院长全都是印度人，而且都是在印度读完本科的印度人。据说在哈佛商学院，最后三位院长侯选人当中有两个是印度人。在哈佛商学院的近两百名教授中，有二十几位印度裔教授。但只有一位中国教授，还不是终身教授。所以在哈佛商学院，未来十年中都不大有可能出中国人院长。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犹太人的。犹太人在全世界只有两千万人口，还没有上海市的人口多

（如果加上流动人口的话）。而犹太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就近200人。中国13亿人口，至今只有8位华裔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而且他们的获奖工作都不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犹太人不仅在科学上成就非凡，在创业上也非常突出。在美国NASDAQ上市的公司中，除了美国以外上市最多的国家，就是以色列。

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两点相似：一是注重家庭，二是注重教育。我们中国人对教育很重视，投入也很大。但是，我们的教育方法与同样重视教育的犹太人有所不同。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前者的落脚点是“学知识”，而后者的侧重点是“提问题”。如此不同。

这三个故事都是关于教育的，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201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至今为止是以大取胜。我们的教育特点与我们目前的竞争优势有直接关系。我们的学习能力强，对已有知识掌握快。不仅如此，我们还善于模仿并加以改进，而且有执行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成为从开放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正是开放把新的知识传播过来，而我们则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快的速度学会别人的发明和技术，再加上我们的改进，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但是，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抵消我们在另些方面的劣势。我们的弱点也十分明显。我们的教育方法中的靠认真刻苦，靠时间投入，靠死记硬背，靠大量做题，靠反复练习，可以让考试成绩优异，让钢琴演奏熟练，让生产成本降低，但这些都不能替代创新和创造。

我们承认我们仍然大而不强。强从哪里来？从创造性中来。人的创造性，就与教育有直接关系了。有人会说，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也许。但是不应忘记，错误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却可以把原始的创造性扼杀或毁灭。我们一直认为到学校就是学知识，教育者的职责就是传授知识。这种理念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创造性从哪里来？我认为有三个基本元素，那就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它们都不是“知识”本身，都是超越“知识”本身的。

首先是好奇心。几年前，有几位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来到清华与学生座谈。当问及什么是科学家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勤奋、努力、数学基础，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正是牛顿对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感到好奇，才激发他后来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好奇心”是驱动人类发现的原始动力。

第二是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已经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正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想象力，也正是乔布斯的想象力，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的生活方式。

第三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英语是“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就是善于对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意见。同时，批判性思维又不是对一切命题都否定，而是用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作出新判断。据说去年有几位来访的美国大学校长与我国教育界高层领导会见，当被问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中表现的优缺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基础知识好，但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

这三个元素是相互关联的。好奇心是驱动力，推动我们去探寻。依靠想象力，我们拓展思维空间，使探寻超越现实的局限。而批判性思维让我们挑战已有的知识，永远去寻找新的、更好的答案。

客观地说，我们的传统教育文化是考试文化。在这个文化中，这三条不仅是缺乏的，而且是被视为有害的。本来，人的本性中有这三方面的潜能。但是，我们的教育文化把它们扼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问题与具体学科无关，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无论是工科，还

是医科，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都是一样的。

创新源于好奇心，创新源于想象力，创新源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人。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于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进入引领世界的地位。

最后，我要说的是：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

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谢谢大家！

第四篇：钱颖一院长在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人”重于“才”20140902

钱颖一院长在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人”重于“才”

2014-09-01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新生们：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学院都在这里欢迎新同学，祝贺同学们在取得优异的高考成绩之后，进入你们梦想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今年正值清华经管建院30周年，你们在此时成为了学院的一名本科生，实属幸运。

清华经管学院建院于1984年。它的前身是1979年建立的经济管理工程系，它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清华在1926年建立的经济学系，这是那年清华首批建立的17个系之一。当时清华还不是大学，叫做“清华学校”。在此之前的一年1925年才开始招收本科生，史称“一级”。作为一所大学，清华在中国的起步并不很早。

这是我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之后连续第八年致辞本科新生。我在每年本科生开学典礼讲话中都有一个主题。在2012年开学典礼中，我讲的是知识的“有用与无用”，是讲“学什么”。针对时下短期功利主义盛行，我告诫同学们不要急功近利，要有长远眼光，很多短期无用的知识在长期是有用的。在201

3年开学典礼中，我讲的是“学好与好学”，是讲“如何学”。我特别强调

能力培养，劝说同学们要从中学时期的“学好”转变到大学时期的“好学”，并提供了“好学”能力的五个要素，就是“好奇”、“好问”、“好读”、“好思”、“好言”。

“知识”和“能力”是关于如何“育才”的两大基本要素。但是大学仅仅是为了培养“人才”吗？我认为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不是“人才”，而是“人”与“才”，而且不是讲“人才”的培养，而是讲“人”的培养，讲人的“价值”。“价值”、“能力”、“知识”的整体构成了我们学院“三位一体”的本科教育。

在中文中，“人才”是一个词，并不是“人与才”。事实上，我们通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古人讲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讲的是“才”。我们今天讲的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讲的也是“才”。像清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还特别强调“拔尖创新人才”，讲的还是“才”。所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的仍然是“才”。

现在有必要把“人”与“才”拆开来看。“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我们使用的“人才”一词，确切地说，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不同于“有才之人”。“人中之才”强调的是“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而“有才之人”强调的是“人”，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我们学院汇集了清华乃至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今天同学们能坐在这里，本身就说明了你们都是才子。“育才”当然是我们学院的责任，我曾讲过很多有关“育才”和“成才”的道理和方法。然而，今年我们在总结学院建院三十年的三条重要教育理念时，第一条是“育人”重于“育才”。这是从教育者的角度说的。从被教育者角度看，则是“成人”重于“成才”。这里都是讲“人”重于“才”。

“人”重于“才”确实是我们学院的传统。我们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在2011年4月回学院时，就在这个报告厅中——当时我在他的旁边——对经管学院的学生们说：“做人”比“做官”、“做企业家”更重要，就是讲“人”比“才”更重要。在2001年6月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就是你们刚刚参加大学开学典礼的地方——朱院长在“离任演讲”中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1992年清华电机系建系六十年，朱镕基作为系友致信，引述他上学时的系主任章名涛的话，强调学生要先学“为人”，再学“为学”。三次讲话，都是讲“人”重于“才”。

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尽人皆知。但是它的出处和原始用意，却非每一个人都清楚了。它是出自一篇整整一百年前教清华学子“做人”的演讲。1914年，清华建校刚三年。梁启超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虽然我们把这个校训常挂在嘴边，却容易忽略这是一篇教导清华学子“做人”、“做君子”的文章。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做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

“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在中国近年来走向极端。过去35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和开放，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目的。

同学们进入经管学院，都要学习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是生产要素。劳动力中就包括了“才”的贡献，它使得人作为投入品更具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工具。但是，人在现代经济学中又是消费者，是享受消费品的主体，其幸福程度用人的“效用函数”来度量。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现代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就应该是“育人”。

我们学院是如何培养“人”的呢？上个月，学院本科教育改革“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获得了每五年评选一次的国家高等教育成果一等奖。在这个改革中，我们首先确立了“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两大教育目标。我们把培养“现代文明人”放在培养“杰出人才“之前，并且是对每一位学生而言，而不是只对少数杰出人才。

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因而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和管理都是社会科学，而人文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我们说人文学科，但不说人文科学，因为人文不是科学，而是价值、是判断、是解读。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人文

在清华有着深厚的底蕴和传统。在清华大礼堂中悬挂着一块匾，是清华1926级毕业生送给母校的礼物，上书“人文日新”四个字，就是一例证。

曾经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教的龙应台女士是这样来解读人文的：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也是清华的传统。100年前梁启超谆谆教导清华学子要以君子为人格之标准。老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推崇“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的教育。我们学院今年提出学院核心价值：对己/正直诚实、对事/敬业尽责、对人/尊重宽容，第一条就是讲人格。“完整人格”是对人格的较高要求，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一些智商高（甚至也情商高）但人格低的“成功”人士，他们往往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精英大学中聚集了很多有才的人，如果有人格，他们的正面作用会很大；但是如果没有人格，他们的负面影响也会不小。这在近期的“反腐”中可见一斑。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记住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在你进入大学的今天，就应该是你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特别是我们学院本科教育改革的两个支柱之一是“个性发展”，就更需要同学们把自己的个性发展放在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之中。

哈佛商学院以研究创新而著名的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在2010年为哈佛MBA毕业生作演讲。两年后，基于该演讲的书《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成为畅销书。克里斯坦森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分析方法探讨这样的问题：如何确定你在事业中获得幸福？如何确定你在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中获得幸福？如何确定你能一生保持正直，从而远离犯罪？他讲的是反省人生的感悟，是人格基础上的人生，是超越“成才”的道理，很有启发。

同学们：

在你们进入清华，进入清华经管学院之际，你们有很多梦想，可能大多都是关于如何成才的。但是，今天我讲的是，“人”重于“才”；今天我关注的是：人文、人格、人生；今天我阐述的是：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今天我向你们提出的要求是：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

我从不怀疑中国会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这是概率为一的事件，不确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但是，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The school should alwayshave as its aim that the young man leave it as a harmonious personality, not asa specialist.）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you must be a man before you canbe a prince）。如果我们把对培养不好真正的“人”的忧虑放在对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担忧之上，那么中国的教育就会有新面貌。

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就应该是最高层面—价值层面的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人”重于“才”。

谢谢大家。

第五篇：育人重于育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定稿）

育人重于育才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钱颖一

在汉语中，“人才”是一个词。但“人”与“才”并非一回事，“育人”与“育才”也并非一回事。

在我看来，“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人”，强调的是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中华文化的传统，从来都重视“做人”。“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目的是人，是人的善与道德。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取自《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也是讲做人。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所以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教育重心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强调“育才”开始压倒“育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是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随之变成了教育的主要目的。

但是到了今天，“育人”应该比“育才”更重要。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学者龙应台曾这样解读人文：文学使你看见可能更真实的世界；哲学使你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人格养成是育人的基础。对人格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讲真话；做事有底线，有原则；做人有底线，有良知。有学者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但缺乏人格底线。大学中聚集了很多有才的人，如果人格高尚，他们的正面作用会很大；反之，负面影响也会不小。

人生既有对发展的梦想，更有对意义的探索。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进入大学，就应该反省人生，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同学们应该把自己的个性发展放在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之中。

同学们有很多梦想，可能大多是关于如何成才的。但是，我更希望你们思考人之为人的要义，思考人文、人格、人生，思考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我向你们提出的要求是：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