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及条件（推荐）

第一篇：浅论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及条件（推荐）

浅论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及条件之分析

论文摘要 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种或者刑法执行的具体措施，其内容与模式在还是受到了刑法基本属性和刑法的适用的目的等因素的限制。目前我国关于社区矫正对象及适用的条件存在的一定的漏洞与缺陷。我国现行规定的几类人员中：被取保候审人、监视居住的未决犯、刑满释放人员、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社区服刑人员和暂与监外执行人员并不宜开展社区矫正。主观恶性、暴力犯罪、累犯等因素不应该成为排除社区矫正适用的充分条件。

论文关键词 社区矫正 适用范围 适用条件

针对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研究现状，笔者通过对现行的关于社区矫正适用的五类对象以及适用条件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主要探讨与社区矫正有关的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争议。希望能通过笔者的努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促使社区矫正的制度能够更加的完善。

一、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范围

（一）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理论和实践争议

社区矫正在各个国家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不同，自然其所涵盖的类型以及对象在各个国家也存在差异的。例如，美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就涵盖了假释、缓刑、电子控制、家中监禁、中途训练所、日报告中心、社区服务以及赔偿等等。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院两部《通知》）的规定以及司法行政机关所施行的《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的规定，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中的对象主要包括五类罪犯：判处管制刑的罪犯、被宣告缓刑的罪犯、被裁定假释的罪犯、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以上规定已经对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作出了明晰的界定。在实践之中，各地区都是据此对社区矫正的对象开展矫正工作。在实践中，社区矫正所涵盖的对象并无争议。但是，针对《通知》以及《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之中，对社区矫正制度适用对象之规定合理与否，在理论上存有很大争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现行规定合理与否？第二，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有无扩大之必要及如何扩大？

1.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现行规定合理性问题

当前，在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界中，对于《通知》以及《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中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被宣告缓刑的罪犯、被裁定假释的罪犯适用社区矫正并无争议。但是，对于暂予监外执行以及刑满释放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成为社区矫正适用对象，存有争议。

首先，关于刑满释放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有学者认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应当列为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理由主要是：第一，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其监禁刑罚改造完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地在社会之中。第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已经经过监禁刑的长期改造社会危险性降低，符合社区矫正之要求。但同时，有学者提出反对的声音：第一，从剥夺政治权利的制度来看，刑法并没有对剥夺政治权利的监外执行人员进行其他方面的限制，这使得社区矫正在实践中难以开展。第二，剥夺政治权利的行使不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这与社区矫正的本质不同。

笔者认为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社区服刑人员不应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第一，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社区矫正，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冲突。根据《刑法》第54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刑是指剥夺犯罪人的以下四项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除上述四种权利外，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社区服刑人员与其他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与自由是一致的。而社区矫正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需要对被矫正的对象进行一定的自由限制，使其在规定的模式内进行活动，但这明显超出了剥夺政治权利的法定内涵。第二，被剥夺政治权利作为一种资格刑，其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防卫社会。而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社会化行刑措施，它的思想基础是用矫正达到复归社会。此二者在思想基础上并不相同。

其次，关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主要是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罪犯。有学者认为，暂予监外执行应当列入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理由主要是：第一，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的羁押场所发生了从监狱内到社会外的转变，执行的地点与社区矫正有一定的相似性。第二，监外执行的对象社会危险性较低，不会影响社会的最低安全底线。反对的学者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应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主要理由是：第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必须是人身危险性小的罪犯，而暂予监外执行条件中并无要求罪犯有悔改的表现，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的罪行可能较重，悔改表现可能不好。第二，暂予监外执行只是形式上走入社会，实际上他们没有进入社会而成为社区的正式成员。

笔者认为对于暂予监外执行人员亦不适合成为社区矫正的对象。首先，社区矫正适用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排除重刑犯的适用，即要成为社区矫正的对象的首要基本条件就是罪刑较为轻微的罪犯，除了假释犯之外，重刑犯也不是社区矫正的对象，其没有适用社区矫正的可能。其次，社区矫正的内在要求也决定了对暂予监外执的罪犯不适用社区矫正。社区矫正制度设立的一个目的之一，是为规避监狱矫正的弊端。而所谓的暂予监外执行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因出现法定情形不宜在监狱内执行时，暂时将其放在监狱外由公安机关执行的变通方法。这样的变通也决定了其执行场所的临时性，只是出于刑罚的一种人道主义或者是因为监狱没法承担一些特殊罪犯的矫正工作，而不得不临时改变对罪犯矫正的场所，并不是为了规避监狱矫正的弊端。最后，社区矫正制度与暂予监外执制度的性质不同，因此不可能对暂予见外执行者进行社区矫正。暂予监外执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开放矫正模式，它的实施与执行并不是为了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来帮助达到预期的矫正效果。

2.关于社区矫正适用对象范围是否应扩大的问题

有研究者认为，我国当前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过小，是制约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犯罪率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有所下降的，因此适当扩宽社区矫正适用对象范围势在必行。在我国各个阶段的试点中，也总结出适当拓宽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范围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何扩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范围，还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第一，关于判处财产刑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财产刑是否应该纳入社区矫正适用范围，是要分情况而定的。财产刑分为没收财产以及判处罚金两种。对于没收财产是不可能存在无法行刑的问题的，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中亦没有规定独立适用没收财产的情形，没收财产刑罚的目的和功能在执行终结时就已经实现。如再对其进行社区矫正，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而对于被判处罚金刑，不论是单处亦或并处，在实践中都遇有执行难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的罪犯人员无法及时缴纳，对于这些无法及时缴纳罚金的罪犯通过适用社区矫正来抵偿部分或者全部的罚金，不论是对解决罚金执行难或者是罪犯的改造都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而笔者同意将罚金刑纳入社区矫正适用的范围。

第二，关于劳动教养的问题。关于劳动教养人员是否应该纳入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争议还是很大的。有学者认为，在我国所采用的的违法犯罪的二元体系，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其与刑罚措施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要想将劳动教养纳入社区矫正适用的范围会遇到一系列的制度性障碍。笔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劳动教养制度的目的出发，劳动教养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和对轻微罪犯的犯罪行为进行矫正，这与社区矫正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初衷都是一致的，将其纳入社区矫正适用的范围是合适的也是可行的。相信这也是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法向。社区矫正不应当有犯罪领域的死板限制，而应当扩展到包括劳动教养和法律之中规定的非刑罚方式。这样既有利于体现综合治理罪犯以及社区矫正的核心价值又有利于行刑资源的整合，形成和完整矫正的体系。

第三，对于被取保候审人或者被监视居住的未决犯、刑满释放人员的问题。笔者认为被取保候审人或者被监视居住的未决犯不应当适用社区矫正。在社区矫正的试点进程中，一些地区将某些未决犯作为社区矫正的对象。笔者认为，将“暂缓起诉”以及“暂缓判决”的未决犯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之中，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对于被取保候审人和被监视居住人进行社区矫正并不妥当。这是因为社区矫正制度与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对他们进行社区矫正，不仅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还将带来一系列的法律冲突的问题。第一，适用对象不同。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种或者刑法执行的具体措施，其实行的对象的是已决犯，而刑事强制措施的实行对象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对未决犯采取社区矫正的措施明显违反了刑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的基本原则。第二，性质不同。刑事强制措施是程序性、预防性的措施，其与社区矫正有本质上的区别。第三，适用目的不同。刑事强制措施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社区矫正则是为了矫正罪犯。第四，稳定度不同。“刑事强制措施是一种临时性措施，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而予以变更或者解除”而社区矫正作为一项确定的刑罚执行措施或者刑罚种类，需要通过既定的刑事裁决书来启动。第五，适用和执行主体不同。社区矫正决定主体主要是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工作，可见决定其适用的及执行主体分离。

笔者反对将刑满释放人员纳入社区矫正对象的范围之内。社区矫正可是说是对服刑人员进行监管、矫正以及帮扶的集合体。其中，监管和矫正作为主要的手段措施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和刑罚强制性。而刑满释放人员已经服刑完毕并已释放，其与正常人的权利和自由是一致的。因此对刑满释放人员再开展社区矫正没有法律依据。若仅是为了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帮教或者安置而草率纳入社区矫正对象范围之中，也是不符合社区矫正的基本目的。

二、社区矫正的适用条件

（一）犯罪类型、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对社区矫正适用的影响

根据《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轻微的初犯、过失犯的，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刑措施，实施社区矫正。”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重刑犯、暴力犯、累犯和主观恶性强的罪犯不适用社区矫正。例如，有观点认为，“对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犯罪性质及再犯罪的可能性进行必要的考虑和预测，不将暴力性犯罪人放在社区中矫正，而是针对初犯、偶犯、轻微犯人适用。”因此犯罪类型、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等因素就成为了限制社区矫正适用的条件。笔者认为，将重刑犯排除在社区矫正适用的范围之外是具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将暴力犯、累犯和主观恶性强的罪犯都排除在社区矫正适用范围之外，是值得商榷的。纵观两院出台的两份的《通知》，并没有对社区矫正的对象做出强制性的规定。《通知》中的“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轻微的初犯、过失犯的，应当作为重点对象”的表述，仅仅是明确了可以采取社区矫正的重点对象，并未排除暴力犯、累犯和主观恶性强的罪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可能性。详细理由如下：

第一，将暴力犯罪排除在社区矫正适用对象范围之外，缺少理论支持。首先在我国刑法所述的暴力犯罪实际上包含的轻型犯罪，是完全可以适用社区矫正制度的。其次，在暴力犯罪之中亦涵盖了不少如初犯、老、弱、病、残犯或者主观恶性不强的罪犯（例如激情犯）。所以，如若罪犯的主观恶性不强或者是老、弱、病、残犯、初犯，只要其罪行不严重，是具备社区矫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

第二，犯罪的主观恶性作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一项指标，缺少理论支持。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不是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决定因素，其主要体现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一般情况下，主观恶性与再犯可能之间存在一定正比关系。但这种正比关系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两者之间未必是正比关系。因为再犯可能除了与主观恶性有关之外，还取决于个人的其他因素。

第三，累犯完全排除在社区矫正适用，缺少理论依据和立法例的支持。之所以将累犯排除在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之外主要是因为累犯的人身危险性较大。同时，累犯与其他罪犯相比，确有主观恶性大和改造难度大的问题。但是，对社区矫正的适用不应只考虑到罪犯的改造难易程度以及人身危险性，毕竟这两方面的评价都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我们无法从未然的角度出发，以犯罪人员当下的客观事实为基础，对他未来犯罪的可能性做出一个主观的评估。所以，笔者以为对于累犯能否适用于社区矫正的科学态度，不应是简单的否定加以排除适用，而应该慎重适用。与此同时，是否展开社区矫正并不需要考虑到罪犯改造的难易程度，而应该是考虑如何实施社区矫正，以及开展社区矫正需要研究的技术和战略问题。

（二）户籍、国籍对社区矫正适用的影响

在实践中，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将非本地户籍以及外籍人员排除在适用社区矫正的范围内。这就成为导致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对象的不平等性的原因之一。同样性质的犯罪人可能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同样享受社区矫正的机会和待遇等。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迁移的频繁，在大部分发达的地区，外来人口激增，大大增加了外来人口罪犯占该地犯罪人口的百分比。以苏南发达地区来说，苏南的发达地区外来罪犯激增，占地区罪犯人员总数的80%，对于这类人来说由于其家庭和户籍均不再犯罪地，对其进行社区监管有相当的难度，这也导致其无法适用社区矫正。为了化解这一矛盾，江苏法院与社区矫正执行部门进行了相关的沟通交流，达成了如下共识：只要被告人符合社区矫正条件，都应当尽量判处非监禁刑，移送社区矫正，以体现执法公平。对那些已经在案发地实际居住，有固定住所和工作单位的外来犯罪人员，只要原籍在本省，都可以移送原籍地社区矫正机构执行；原籍为外省社区矫正试点地的被告人，可以协调委托移送外省社区矫正试点机构执行。

在实践中有必要将非本地户籍以及外籍人员纳入社区矫正对象的范围之内，以促进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随着对社区矫正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解决非本地户籍以及外籍人员的社区矫正适用问题，将会是社区矫正工作实践的又一个重大的课题。在试点的实践之中，不妨将犯罪人员的居住地、学习地、工作地等作为适用社区矫正制度的参考因素，摆脱户籍地单一适用条件的硬性规定。

三、结语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经历了一定探究和试点工作的经验累积后，终于写入了刑法修正案八。但是由于研究社区矫正制度的时间短，某些深层次的问题未完全发掘，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难题。但是，将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项刑种或者刑法执行的具体措施是一项有益的尝试，若要其真正发挥效用，是需要审慎的探索。合理设定社区矫正制度所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的条件是进一步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制度的核心内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适用的范围应限定为以下三类人：被宣告缓刑的罪犯、被判处管制的罪犯以及被裁定假释的罪犯。而暂予监外执行犯和被剥夺政治权利犯且在社会中服刑的人员应该排除在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之外。

当然，在对被宣告缓刑的罪犯、被判处管制的罪犯以及被裁定假释的罪犯展开社区矫正工作时还应当审慎的综合考虑一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犯罪的具体情况。包括所犯罪行的轻重、犯罪手段以及罪犯的主观恶性等。其中社区矫正重点适用于罪行较轻的罪犯、主观恶性不大、非暴力罪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将主观恶性较大以及暴力性犯罪排除在社区矫正适用的范围之外。第二，犯罪主体之特征情况。主要涵盖罪犯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有无犯罪史等。例如，应当将未成年犯、女犯、老、弱、病、残犯、初犯等等列入社区矫正适用的重点对象。而对于累犯，亦不应将其绝对的排除在社区矫正制度之外，而应结合实际情况慎重适用此制度。第三，罪犯在犯罪后的表现。主要包括罪犯在犯罪后有无悔罪的表现以及在刑罚执行期间悔改的表现。第四，进行社区矫正的条件以及环境。主要包含犯罪人员的生活状态、被害人所持的态度以及社区居民意见的反馈。

第二篇：社区矫正

我国社区矫正的行政主导型模式探析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工作实践和理念，引起了实际工作者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探索，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适用的方法体系。文章分析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我国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形成的行政主导型模式特点。

关键词：社区矫正 行政主导型 模式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始于20世纪50年代。50年代中期起,我国建立了青少年矫正制度,通过建立少年犯管教所、工读学校等机构以及假释制度,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帮助、教育违法或有轻微犯罪行为的青少年改过自新。这是我国社区矫正的雏形。1979年颁布的《刑法》确定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对象、内容与执行机关。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逐渐发展,相关的法规逐渐完善。为了适应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要求,2003年我国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积极探索刑罚执行制度改革。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2]。矫正的目的一是通过社区矫正组织进行的社会化教育,使罪犯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二是增强社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最终达到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与监禁相对应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对矫正对象的矫正功能主要有惩罚、教育、塑造、感化、治疗和控制功能。

一、行政主导型－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选择

目前,国外社区矫正根据其适用特点,大体上可以分这样几个模式,一是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公众保护模式”;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刑罚模式”;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更生保护模式”。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自试点以来,也涌现了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模式，如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浙江模式深圳模式等；同时也有社区矫正“1+X”这样包含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人员组成、社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立法、社区矫正经费来源等五个子模式特点的特色模式。

一般而言,社区矫正制度的路径选择有两种基本类型: 一是以国家机关主导的行刑空间转换模式, 二是以社区自治主导的社会改造模式。以国家机关主导的行刑空间转换模式的理监狱制度的对行为人造成监狱化的消极结果。国家机关就应当突破监狱的封闭环境, 将行刑空间拓展到社区之中, 以较好地实现行为人再适应社会的能力, 从而实现防止再犯可能的目的[3]

。以社区自治主导的社会改造模式的理论基础, 主要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 认为犯罪首先侵害的是被害人的权利,其次是社区的权利,最后才是国家的法律秩序。

根据《试点通知》的规定,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定义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由此可见, 我国的社区矫正主要是转换行刑空间的国家机关行政主导模式,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处于从属的地位。

二、行政主导模式下执行主体之规范缺陷

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选择了国家机关主导的模式,尤其是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但是,受制于国家机关权限范围,又因为部门规章在一定程度上有忽视上位法律的倾向,加上规范的确定性之不足,关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的法律规范, 多有冲突, 造成法制不统一的现象,因而带来适用上的困难。(一)上下位法律的冲突

在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上,《刑法》、《刑事诉讼法》与《试点通知》《暂行办法》的规定不一致[5]。对被管制、假释、暂于监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公安机关是执行主体;但在缓刑方面,两者规定却不一致, 《刑法》 别挂靠于司法局、团市委和上海市戒毒办公室将专业社工纳入到规章制度的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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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挂靠的方式，充分地（3）公安部门应将执法权交给司法所，避免执法权与执法主体分离和相互扯皮，以免造成人力资源和行政资源的浪费。

（4）社区矫正机构应重新设置，对不同的矫正对象采取的方式过于笼统，而专业社工则能通过专业理论上的一些“矫正模式”，如人本模式、任务中心模式、行为治疗模式、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等，更具针对性地对不同矫正对象实施有效的差异化矫正。

（2）群体层面的直接介入路径。群体层面的介入主要是矫正工作者针对矫正对象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或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对矫正对象的共同需要或问题做出回应、辅导，虽然在目前的“司法模式”中也有所体现，但在运用上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多数的矫正者还是运用传统的公益劳动安排或“上大课”的方式[9]，很难体现互动性和自助性。而专业社工通过组织小组活动，从中引起生活目标的建立，然后帮助矫正对象分析要达到这些目标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让矫正对象认识其自我价值，为避免二次犯罪打下了牢固基础。

（3）社区层面的间接介入路径。社会工作者运用社区介入可以帮助矫正对象建立和改善社区关系，使矫正对象每月上交的思想汇报不再放任自流，而且还可以动员社区各类资源，并充分发挥专业社工在资源调配和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上的专业优势，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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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社区矫正

康平县社区矫正 工作实施方案

2010年12月，康平开始进行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按照康平城市人口中进行社区矫正的比例比农村相对较多的特点，设立了康平镇和东关屯镇两个乡镇进行试点矫正。试点地区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并认真落实上级会议的指示精神，较好的完成了社区矫正工作。至2011年9月，康平镇共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41人：其中缓刑 38人，剥夺政治权利2人，保外就医1人；东关屯镇共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9人，其中缓刑8人，剥夺政治权利1人；为其他乡镇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鉴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收效良好，2011年10月份，依据上级文件的指示精神，要求在全县范围内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工作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招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并对其进行专业培训。2011年12月，社区矫正助理员招录工作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圆满完成，共招聘16名大专以上学历工作人员，并分配到各个司法所。下一步我们将对这16名社区矫正助理员进行培训，重点是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与公安部门的档案交接工作、共同执行矫正工作，与检察院的信息接洽工作，社区矫正信息监管平台的具体操作工

回其户籍地或长期居住地，到司法所报到。司法所要及时对刑释解教人员落实接续帮教措施，并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其解决生活、就业等实际困难。对于个别未能按期报到的刑释解教人员，司法所要上门办理登记手续，并对流动和人户分离的刑释解教人员建立动态信息登记制度，落实“双列管”和异地帮教措施。

（三）切实加强督查和责任追究

要切实加强对衔接管理工作的检查监督，及时解决存在问题，查处失职单位和人员。各司法所每月30日前将本月释解人员衔接情况统计表报县社区矫正办公室，社区矫正办公室每季度将存在的问题通报有关单位。对严重违反规定的司法所要给予批评警告，并限期整改。

三、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工作。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社区矫正主要适用于以下五种犯罪：

1.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管制的罪犯； 2.被人民法院宣告缓刑的罪犯； 3.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假释的罪犯；

4.被人民法院或监狱管理机关批转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再危害社会的；

基本法律常识、刑事常用法律条文和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学习，增强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观念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四）加强对市区矫正人员的心理治疗，增强他们感恩心理。

通过心理治疗，加上教育过程中主打“亲情”牌，增强社区服刑人员的感恩意识，使他们改变以前错误想法，从内心深处感恩父母、感恩家庭、感恩社会；珍惜在社会服刑的机会，以良好的表现回报父母、家庭和社会。

（五）增强社区服刑人员勤劳致富观念。

引导社区服刑人员树立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观念，克服不劳而获或一夜暴富的思想。着重加强对犯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的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清醒认识到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的人生。

四、做好后期档案建立工作。

前期接档过程中五种监管对象及档案进行交接，做到人档合一、不错不漏。中期的档案跟进工作，制定与社区矫正工作相适应的档案制度，做好档案细化分类，社区矫正对象的档案资料由司法所负责收集、归档、立卷和保管，在矫正对象矫正期满后，移交县司法局集中统一管理。实行一人一档，按照先矫正工作类后法律文书类的顺序立卷，保管期限均为“长期”。采用单位名称、矫正类型和入矫时间相结合

第四篇：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放在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决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当今行刑发展的趋势。今年政法工作的三项重点工作是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社区服刑人员，而社区服刑人员和归正人员，是“特殊人群”的组成部分，加强对这些特殊人员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工作，是贯彻落实“首要标准”要求，也是当前司法行政系统落实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点任务，这对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融入“平安、法治”建设工作，以及做好世博会期间“护城河”工程安保工作，最在限度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具有积极意义。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通过我们对矫正工作的认识理念、工作机制、工作措施手段等创新，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和监管水平，是摆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需要加以思考和探索问题。我区自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坚持依法、实效、稳步推进的工作原则，全区的社区矫正工作进展顺利，已基本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实施，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司法所为工作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新格局。至2010年8月底，全区共累计接受531名社区矫正对象，按期解除矫正280名，无一人再犯新罪。社区矫正工作总体效果明显。但在工作的实践上还处于探索阶段，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有效方法和经验做法、各项制度的完善，仍然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本文就如何完善监管手段，采取行之有效的矫正方法，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谈点肤浅认识和体会。

一、突出重点，完善监管措施，预防和减少矫正对象再犯新罪

对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的监管教育方法很多，除了执行每月报到汇报制度，各司法所还要组织集中法制教育和公益劳动外，围绕提高社区矫正对象法制意识，增强悔罪和服管意识，还要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对象动态管理新思路新方法，尝试包括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和方法在内的适用不同矫正对象情况的新举措，逐步形成门类齐全、手段多样、实用性强的管理方法体系。严格执行各项监管制度，注意查找存在的问题与漏洞，对本地矫正对象的动态情况定期进行分析，高度重视矫正对象的思想教育和行为矫治工作，将个别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相结合，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专题教育，丰富教育内容，提高矫正效果，如新矸司法所组织的集中法制教育，邀请区远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就有关刑法内容上课，区“矫正办”组织重点对象到宁波望春监狱开展的警示教育，通过参观监狱改造环境、犯人现身说法、监狱警察训诫等形式，内外对比，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灵产生很大的震撼，效果非常明显。一是狠抓重点对象分类、分级处遇管理。在日常工作中，做到分门别类，因人施矫、区别对待。将暴力犯罪、盗窃等财产性罪犯、假释犯、监外执行犯以及请假外出对象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强化监管措施，定期不定期开展走访，防止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二是注重审前调查环节，把好“入口关”。对法院拟判缓刑的矫正对象，审前调查启动的时间、被告人类型、调查方法、判决后的监管帮教、措施落实等方面进行积极进行调查核实，严防出具人情证明材料,确保经评估进入社区矫正的对象不发生或少发生再犯新罪现象。三是对新进入社区服刑的对象要把好“入矫关”。对法院新判决和监狱释放的矫正对象（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和假释），司法所要做到“四个一”:即发一本社区服刑人员须知、进行一次训诫谈话、走访一次家庭、制定一份切合其特点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个性矫正方案。四是强化矫正对象外出请销假管理。各镇（街道）司法所要严格执行矫正对象请销假管理规定，对重点对象要控制其外出的时间和范围，可以尝试矫正对象提供必要的担保(包括试行收取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对再犯罪风险较大、又未落实好监督措施的矫正对象，不予批假。监外执行(保外就医)对象除请假外出看病一般不予准假外出。对不请假外出的应责令其补办手续，并在月度考核和季度考评中予以扣分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必要的行政惩处。各司法所必须督促外出矫正对象自觉履行请销假手续，对擅自批假造成矫正对象外出期间脱管或重新犯罪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必要的行政责任。五是要形成规范的考核评议机制。各镇乡(街道)司法所要总结经验，继续积极探索合理有效考核评议方法和程序，既要做好集中对象的考核更要抓好分散对象(特别是外出对象)的考核评议工作，形成正常考核评议机制，促进考核奖惩结果真正起到激励矫正对象积极改造的作用。

二、舍得投入，运用高科技手段，着力创新社区矫正管理新模式。

针对社区服刑人员行踪掌握难、实时监管难等问题，借助社市、区两级矫正信息化管理平台，按照“目视跟踪、有线查控、无线遥控”的三控要求，紧密结合社区矫正安全监管的实际，立足现有的政策法规，把社区矫正脱漏管、重新违法犯罪作为推动社区矫正安全监管重要指标的抓手，实现安全监管与推动工作相互促进，使监管工作收到理想效果。积极探索建立对社区矫正重点对象实施手机定位信息管理方法，与当地中国移动公司,开展技术合作，投入资金建立信息管理平台，支付重点对象定位费用，制定社区矫正对象定位手机管理规定，对必须定位的矫正对象、对定位手机的配置要求及费用支付、定位手机的使用及奖惩等作了明确规定和要求。运用信息管理平台，规范和完善社区服刑人员的区域监管、信息交互、越界警告、考核管理、档案管理等服务功能，使社区监管实现“人防”向“技防”转变。通过调查摸底,对重点对象实施手机定位,同时设定电子围墙的范围,达到对社区服刑人员中的重点人员实施随时随地跟踪监管帮教,对外出管理环节实现了防范关口前移，变事后掌握为事前事中管理，动动电脑鼠标，就可以掌握重点人员的行踪和活动轨迹，对违反规定的人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管控，提高监控的效能，对发现社区矫正对象越界，及时给予短信提醒和警告，通知相关工作人员查明情况等方法止于未萌、禁于未发，有效地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行踪。

三、重在帮教，完善“五大基地”建设，促进矫正对象尽快回归社会

在落实日常监管外，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关注和开展一系列的帮困难活动亦是提高矫正人员矫正积极性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一是完善现有公益劳动、警示教育、文化教育、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 “五大基地”建设和功能作用的发挥。特别要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和过渡性就业基地建设力度，过渡性就业基地建设可与安置帮教就业基地有机结合。二是拓展心理矫正的途径。要积极在未成年矫正对象和少数重点对象中积极开展心理矫治辅导，通过定期走访、心理辅导、开设讲座等方法进行疏导帮教。区矫正办与区心理健康平台建立挂钩联系,邀请心理专家对司法所长进行心理矫正培训，提高矫正质量和社会效果。三是多途径促进就业。与区劳动保障局等单位开展信息的沟通和共享，提供就业信息，开展劳动技能培和教育。农村矫正对象责任田落实要达到99%以上；推荐有专业技能或一技之长的矫正对象就业；鼓励、帮助、扶持矫正对象自主创业;定期开展对服刑人员走访活动,了解思想状况和家庭生活实际困难,帮助部分“三无”特困对象落实低保或给予其他救助。

四、理顺关系，强化制度执行力度，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社区矫正工作是项系统工程，需要成员单位的密切配合和相互协作，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一是进一步理顺工作关系，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和每季例会制度。加强部门间的协调沟通，切实处理好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二是矫正对象回访制度。区矫正办与区法院、检察院定期或不定期联合开展 2-3次矫正对象回访活动，掌握矫正对象思想、工作、生活动态情况，了解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和监督人的工作开展情况，引导和促进社区矫正工作有序开展。三是督查制度。区矫正办将建立“不定期督查制度”，督查内容包括经费保障、队伍建设、矫正监管措施落实、工作纪律执行等。四是请示报告制度。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逐级、及时、如实上报，特别是矫正对象重新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受到治安处罚、收监执行、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以及需要与周边地区协调或不能准确把握的事项等要及时了解情况，及时上报。遇有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要边处置边上报。五是定期排查制度。镇（街道）矫正机构要有计划地对所辖区域内矫正对象报到情况、人数、动态、监管措施的落实以及矫正效果等进行定期排查。对表现不好、再犯罪风险较高的对象、脱管漏管对象要严格监管，并及时将名单通报检察和公安机关，确保矫正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六是矫正期满提示制度。对即将期满的社区矫正对象由区司法局矫正办通过期满提示函的形式提前一个月通知所在司法所，切实做好解矫准备，防止超期解矫现象发生。七是进一步完善档案台帐管理制度。街道镇乡矫正办的工作台帐要确保规范、资料齐全、查找方便。按照矫正对象一人一档的要求，对矫正对象档案资料认真细致地整理、归档，并妥善保存。要确保矫正对象档案卷宗资料真实有效，坚决杜绝工作台帐特别是矫正对象日常监管表现记录资料弄虚作假的现象。要加强矫正工作资料的保密性，对矫正对象进行分类分级管理的评估以及相关分析资料，必须妥善保管，不得随意泄露。

五、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切实在社区服刑人员中开展心理矫正工作

在坚持对社区服刑人员严格监管教育的同时，为提高矫正质量，探索心理矫治工作，在调查的基础上，就开展心理矫正工作的指导思想、目的意义、工作职责任务、运作方式、工作要求都作明确的要求。一是制定心理矫正实施意见，明确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提高矫正质量为根本，以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为特征，积极运用心理学方法，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不良心理，消除心理障碍，促进其悔罪自新，顺利融入社会，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再犯新罪。二是建立心理矫正工作队伍。搭建工作平台，建立区心理矫正咨询指导小组，聘请三位专家为指导小组成员，为各镇乡、街道开展心理矫正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并对患有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治疗。挖掘社会资源，依托区志愿者协会、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平台，建立一支有心理咨询资格证书的20多名志愿者参与心理矫正工作的队伍，与专家配合一起开展心理矫正工作。三是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助活动。针对大多数矫正对象的心理问题存有共性的特点，适时将具有相同心理困扰问题的矫正对象集中起来进行团体心理咨询，既有感染气氛和支持效应，有利于心理问题的解决，节约了时间和精力，提高了咨询效果。四是通过心理测评量表评估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对有需求的进行个案心理咨询，对患有严重心理疾病或有心理危机的进行心理治疗。对于服刑人员转变对立情绪、正确认识自身和社会、逐步改变不良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 , 促进了教育矫正效果的提高。

六、建立和培养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是搞好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前提。

做好工作，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要根据专业矫正力量与社会矫正力量相结合的原则，建立社区矫正专业工作队伍。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包括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从矫正工作者情况看，目前我区司法所工作人员数量明显不足，有些同志还身兼数职。随着矫正对象数量的逐渐增加，司法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责任也越来越大，而且，部分司法所人员变动较为频繁，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些同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业务生疏，责任心不强，制度不落实等问题，矫正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志愿者具有高素质的人士不多，人员结构相对单一，影响效果的发挥。社会矫正力量主要是社会志愿者，包括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社区居委会成员、老师、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所在单位人员等。其次，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法律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对矫正工作者的能力、素质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组建矫正工作者专业队伍，必须重视选拔工作，把那些热爱社区矫正工作的热心人士吸收过来。在区级层面，由政法委、共青团牵头组建社区矫正志愿者大队，在街道、镇乡组建志愿者中队，区局派一名指导员负责工作的协调培训等工作。对志愿者招聘、使用、培训、待遇、人身伤害保险等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志愿者的工作，提高志愿者荣誉感和工作积极性。再次，要做到责权利明确、管理科学，强化监督机制，加大执法保障力度，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和矫正工作者的待遇。最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业务培训，可选择定期和短期的矫正业务培训班，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努力创建政治坚定、业务素质高的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为顺利启动和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七、坚持建设与落实并重，逐步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首要的任务是如何依法落实和规范的问题。各地要结合实际，逐步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教育矫正和工作管理制度，形成环环相扣、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形成权责明确，严密高效的管理格局，做到社区矫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确保社区矫正各项制度得到切实执行，各项工作都能规范有序的运行。进一步完善教育矫正措施，努力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一是加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要对矫正对象做到“摸得准、管得住”，切实加强控管措施，防止脱管失控现象发生。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管理与教育相结合，惩罚与帮助相结合，学习与劳动相结合，确保矫正效果。二是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完善教育矫正方法，保证矫正工作质量。要对社区矫正对象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从犯罪类型、人身危险性、回归社区趋向程度、接受矫正的阶段性心理特征等不同角度，探索分类矫正、分级别矫正、分阶段矫正、个案矫正、心理矫正等矫正措施，提高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针对城市和农村地区不同特征，积极探索社区矫正的不同工作方法，努力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矫正对象顺利回归。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在我国，社区矫正就是指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将符合条件的罪犯(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四类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司法所)，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在2003年开始试点，2009年时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迅速发展，覆盖面逐年扩大。并且在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把社区矫正写入了想《刑法》，这不仅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同时也预示着现价段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社区矫正工作将进一步向着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逐步发展和完善。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也更多的暴露了出来，比如说矫正人员外出打工脱离管理现象不断增多，还有就是随着社区矫正法规、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司法所面临的工作任务愈发繁重而相应人员、装备、经费却不能配套。这些问题和矛盾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进程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该如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和解决好这些困难、问题和矛盾，在今年4月，笔者结合梁河县司法局河西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和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了一些想法。具体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阶段社区矫正人员的各项情况

河西司法所自2009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48人次，累计为期满社区矫正人员解除矫正18人次，现在册管理的社区矫正人数为30人。在这30名社区矫正人员中，男性有26人、女性4人;未满18周岁的2人、18至45周岁的21人、46至60周岁的5人、61周岁以上的2人;高中文化的1人，初中及以下文化的29人;被宣告缓刑的26人、被裁定假释的2人、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2人;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6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11人、侵犯财产罪的6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7人。30名社区矫正人员分别居住在河西乡8个行政村的94个村民小组中。

通过对这些在册社区矫正人员的各项情况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30名社区矫正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大概在87%)的人员正处在中年、壮年时期，而且男性居多，他们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支柱或重要成员，承担着家庭里很大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同时他们本身却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并且他们在犯罪过程中多数人是属于故意犯罪。

(二)现阶段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些主要工作机制

一是对所有在册的社区矫正人员建立档案包括执刑档案(主要包括法院、监狱的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等)和工作档案(主要包括社区矫正宣告书、社区矫正责任书、社区矫正人员基本信息表、矫正方案、通话记录、走访记录、谈话记录等)，做到一人一档、一事一表，及时登记、及时记录、及时总结。

二是在接收社区矫正人员时，为其制定对应的矫正方案，成立一对一进行帮教的矫正工作小组(小组成员一般包括司法所工作人员、矫正人员所居住的村委会干部、矫正人员所居住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干部、矫正人员的近亲属)。明确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明确矫正监督人、明确矫正志愿者，并与之签订相关协议，明确责任，加强沟通联系，协同管理，各司其职。

三是严格落实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制度，做到周闻其声，月见其人，司法所要求矫正对象每个星期给我们至少打一次电话，汇报工作生活情况。同时，每个月至少到司法所来一次进行思想汇报，并接受月度考核。同时严格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外出或变更居住地的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管理，请假外出在七天以内的由司法所登记和审批，并报县司法局备案;请假外出超过七天的司法所登记、签署意见后报县司法局进行审批。针对部分未办理请假手续擅自外出的社区矫正人员，司法所先向矫正人员进行告知(包括电话联系矫正人员进行告知和向矫正人员亲属发送告知书)要求其限期(一般为两周)返家，如若逾期未归的，司法所将向县司法局提请给予矫正人员警告。

四是积极走访，掌握动态。我们充分发挥矫正小组的力量，定期不定期地于小组成员进行走访沟通，从侧面及时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

五是加强对拟假释罪犯和可能被判处缓刑罪犯的社会调查评估。评估过程中首先要充分征求罪犯家人、罪犯居住地村民小组、村委会的村民、干部的意见;其次要对罪犯以往的社会经历和一贯表现进行认真了解;最后征求所在地派出所得意见。

二、当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要求外出打工的社区矫正人员增多

近年以来，随着正处在中年、壮年时期，主要承担家庭经济重任的社矫人员不断增多，导致越来越多的矫正人员的家庭和矫正人员本人都希望外出到发达的省份进行打工赚钱。而他们外出的想法和理由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当前的环境不好(如毒品比较泛滥、周边朋友亲戚吸毒的较多、没有固定工作的机会)，到新的环境去，能够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避免和一些有不良行为的人接触，可能更容易改正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赌博、好吃懒做、酗酒);第二能通过赚钱偿还一些债务(比如一些因故意伤害而获刑的矫正人员，他们在被刑事处罚的同时很多也都承担了较高的民事赔偿，往往他们的民事赔偿责任都会把家里的经济掏空有的甚至因此背上债务);第三家庭主要成员(如妻子、孩子)都在外面打工，整个家庭可以说都已在打工地，自己外出打工就能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然而，按照目前的管理规定矫正人员请假外出最多就是一个月，而且也不可能给予矫正人员连续请假。而希望通过变更居住地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矫正人员，又要面临着比较严格复杂的程序和原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变更地司法行政机关的态度(是否批准、是否接受)等问题，所以往往很多矫正人员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办理相关手续，擅自外出打工人员逐渐增多。

(二)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各机关之间缺乏联系沟通

社区矫正工作虽然是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与多个部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如果各部门之间联系不够，不能各自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往往就会影响到矫正工作的质量，列如，一名矫正人员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导致可能重新犯罪被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拘留或者逮捕，如果公安机关没有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通报，司法行政机关在联系不到矫正人员的情况下就会动用大量的行政资源进行查找，这不仅浪费了行政资源还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而且有可能让矫正人员逃避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给予的相应处罚。

(三)日益加重的工作任务和与之相配套工作人员、装备、经费存在矛盾

当前这一矛盾在基层司法所表现最为突出。司法所承接着社区矫正的所有日常工作，但是现司法所工作人员较少，工作装备也比较滞后，其它各项工作任务又比较繁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质量。以河西司法所为例，河西乡国土面积为102平方公里，司法所共有两名工作人员，有摩托车一张，而现管理的30名社区矫正人员又分别居住在不同的村民小组内。以致于每月的走访都要耗尽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司法所还管理着47名刑释解教人员，还要开展司法所其它业务工作如法制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以及乡党委政府安排的各项中心工作。可想而知工作人员在分身无术的情况下，在对工作的深入推进过程中就会打折扣，就会影响到工作质量。

(四)社会重视程度不够

社区矫正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社会对其的认知程度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参与社区矫正管理的积极性，相对的也就加重了该项工作对行政资源的依赖、加重了主管机关的工作负担。如社区矫正中的志愿者队伍建设比较滞后，缺乏一直拥有专业专业素质(熟悉我国法律、拥有专业心理辅导能力)的志愿者队伍，民众缺乏义务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性。三、一些想法和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的立法，规范全国社区矫正工作制度

当前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虽然已对社区矫正有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出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但是笔者认为还不够，还需进一步让全国的社矫工作规范和同步起来。因为由于各省的情况不同，各省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细则》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当遇到一些需要跨省份处理解决的问题时，就会遇到困难。如社矫人员要求跨省份变更居住地的情况时，就会有因为依据不同，口径不一等问题实质上影响到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让一些确实符合变更居住地的社矫人员在实际办理中遇到困难导致擅自外出现象增加。

(二)各级地方政府加强对社区矫正的宣传和帮扶

由于社区矫正是一个新的事物，很多人都对其缺乏认识，在寻求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时候就会产生困难，就会加重对行政资源的依赖。如果能够通过政府的大力宣传和帮扶，让社区矫正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认知，提高影响力。可能就会让更多的社会资源向这里倾斜，这样现阶段社区矫正工作存在困难如经费、人员等问题就会得到缓解。

(三)进一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衔接，和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职责

首先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对待社区矫正工作，认真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其次各部门之间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如每月或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各自通报工作情况，探讨存在的问题。

(四)强化对拟判处缓刑和拟假释罪犯的社会调查评估报告的参考

笔者认为社区矫正人员，在整个矫正期间，是要完全依赖于矫正地的各项资源来对其进行帮扶和教育的。而这些资源的优与劣则是体现在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上。如果超出了当地本身的承载能力，势必就会影响到该项工作的开展。如果能在对拟判处缓刑和拟假释罪犯，判处缓刑和裁定假释前，在适用法律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罪犯的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包括矫正地的各项情况、罪犯的家庭情况等)，我想这样可以给好的发挥社区矫正的职能，真正让罪犯早日回归社会。

第五篇：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

一、名词解释：

1、深度访问法：

又称临床式访问，它是为搜集个人特定经验（例如：偷窃、吸毒、自杀）的过程及其动机和情感资料所作的访问。最初常用于个案工作的调查、囚犯的调查和精神病人的调查，其目的时作出临床诊断，挽救罪犯和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人，后来广泛应用于对一般个人生活史及有关个人行为、动机态度等的深入调查。

2、重点访问法（集中访问法）

它是集中对某一经验及其影响的访问。重点访问法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之上的，即透过某种刺激可使调查对象在情景中产生特殊反应，矫正工作者从这些反应中获得信息，再加以解释。

3、结构功能分析法

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就是把事物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分析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关系，以及这些要素的不同关系、使系统表现出来的补同特征、发挥出来的不同作用，探讨事物存在原因的一种分析方法。

4、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心，并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参考）：社区矫正是以社区为平台，以科学的价值观念和工作方法恢复矫正对象的社会功能，促进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制度和过程。

5、非理性信念

指把那些特定场景中的经验绝对、普遍、抽象化之后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想法和观点。

6、自我效能感

由班杜拉所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所谓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对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是否有能力去完成某个行为的期望，它包括两个成分，即结果预期和效能预期，其中结果预期是指个体对自己的某种行为可能导致什么样结果的推测，效能预期是指个体对自己实施某种行为的能力的主观判断。

7、因果分析法

因果关系是世界上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分析矫正对象的各种资料，其目的就是为了弄清这些资料中存在的因果关系，找出形成矫正对象偏差行为或观念的根本原因。因此，因果分析是分析矫正对象资料的重要方法。

二、简答

1、社区矫正对象的类别

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符合社区矫正条件，被置于社区内进行改造、矫正的罪犯。具体来说包括5中罪犯。

1、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

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4、被裁定假释的；

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2、矫正对象面对的一般问题类型

矫正对象的问题主要可以分为矫正对象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及社会问题三类。

（1）个人问题主要是指矫正对象自身在生理、认知、心理、生存、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2）家庭问题主要是指矫正对象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及由此形成的对矫正对象改变的支持问题。

（3）社会问题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社会对矫正对象改变的支持性问题；二是社会中存在的可能诱发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一些问题；三是矫正对象与社会互动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

3、社会支持程度的影响要素 包括发展因素、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发展因素是指个人过去经验会影响现在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支持程度；个人因素指个人特质例如自尊程度、社会性、自主性、控制力等；环境因素指个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环境。（发展：从发展的观点来看社会支持，其关键问题在于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其今后的社会生活；个人：主要是指个人的人格因素对发展和使用社会支持的影响；环境：在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形成中的作用体现于不同类型的生活环境）

4、矫正社会工作介入理念和价值伦理

（1）人与环境的构成状态时矫正社会工作最基本的介入理念。即从矫正对象与环境的关系入寻，了解环境对个人的要求，个人与环境的互动，个人在环境中的资源。

（2）社会工作最基本的理念是相信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和尊严，而这种尊严和价值带给每个人不可剥夺的社会权利，社会工作者对受助者的基本态度是接纳而非批判。（3）矫正社会工作开展的核心理念——促使矫正对象恢复社会功能；

矫正社会工作的基本工作理念——问题导向；

矫正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矫正对象参与矫正过程；

矫正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伦理——平等、尊重；

矫正社会工作最基本的伦理——保密

5、如何培养自我效能

（1）从学习中获得：首先，要设置明确而合适的目标定向；其次，可以进行“自我竞赛”；最后，为自己创设更多的成功机会；即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附属内驱力的体现；（2）行为的成败经验：这是学习者自身经验，对效能影响最大的，成功的经验会提高人的自我效能，多次失败的经验会降低人的自我效能感；

（3）替代性经验：这是学习者通过观察示范者的行为而获得间接经验；（4）言语说服：这是试图凭借说服性的建议、劝告，强调自我暗示的作用

6、质疑非理性信念的方法

（1）反映感受。让服务对象具体描述自己的情绪，行为以及各种感受，从而识别背后的非理性信念；（2）角色扮演。让服务对象扮演特定的角色，让其重演他受困扰的情况，当时的感受行为表现以及非理性的想法；

（3）冒险。让服务对象从事自己所担心害怕的事，从而使情绪、行为背后的非理性信念呈现出来；（4）呈现

三、案例和论述

一、社区矫正资料收集的基本内容

（一）个人层面的资料收集

1、个人的基本资料

年龄、个人生活简历、生活经历、重要事件、个人服刑经历、社会经济地位、周围重要的人物、相关的社会系统等

2、探索矫正对象对于现状和问题的主观看法（1）存在怎样的问题；（2）问题出在哪里；（3）问题的原因是什么；（4）问题存在多久了；（5）对象以往是如何解决问题的；（6）希望如何解决问题

3、收集解决问题的动机资料

动机是解决问题，改善现状的内驱力，也是社工最重要的改变现状的资源。例如：对象有希望获得改变的动机，高某希望在有生之年提早完成服刑期；陈某对于所犯错误十分悔恨，其父母也希望能够改变教育方式，一起帮助陈某度过服刑期。

4、需要探索矫正对象生理、心理、情感、智力等方面的能力 如果发现矫正对象的实际能力与表现之间出现明显的差距，矫正社会工作者要仔细分析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

（二）环境层面的资料收集

环境是指矫正对象生活中的重要社会系统，以及可以得到的各种资源系统，社会系统：对象的家庭、亲属、邻居、学校、单位等（重要人物对于矫正对象持有希望和支持，以及他们帮助矫正对象的能力对矫正对象的开展具有积极意义）

资源系统：主要包括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如邻里关怀、志愿者、各类社会保障政策、就业岗位、各类专业服务组织可能提供的服务等等

（三）个人与环境交互层面的资料

（1）对象与周围环境的关怀，特别是与重要人物的关系（2）矫正对象寻找帮助的主要方式（3）社会系统对个人求助的反应

（4）其他系统互动方式对矫正对象问题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案例：周某、故意杀人、有一哥哥、爸爸

资料收集：

1、周某的个人基本资料（年龄、文化程度、服刑经历）

2、周某的环境资料（家庭环境：父母的关系、周某与父母的关系、周某与哥哥的关系、家中的主要支持资源）（与原来各门的关系、与现在邻居的关系、同事、居委会的关系）

3、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1）家庭中与父亲的互动方式（既离不开父亲的照顾，又与父亲关系微妙）（2）与“哥们”基本上断绝来往

（3）居委会是目前给予帮助的主要组织

（4）最低生活补助是目前获得的重要生活资源（5）同事的和睦关系给予周某较大的支持

二、社会网络的构建

（一）社会网络指的是一组个人之间的接触、通过这些接触、个人得以维持社会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助，服务讯息和新的社会接触。个人拥有的资源：（1）个人资源：个人的自我功能和应对能力

（2）社会资源：个人社会网络中的人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个人关系网络的广度，网络中的人能够发挥支持功能的程度）

（二）社会支持是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亲密伙伴所提供的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性或表达性支持。

1、感知支持：

（1）社区：社区是最外层的一般关系，个人和社区的关系反映其与社会的整合度，其对社区的归属感，以及个人对社区的认同和参与

（2）社会网络：个人可以接触到的一些人（亲戚、同事、朋友）

（3）亲密伙伴：个人生活中的一种紧密关系（关系中的人认可和期待彼此负有责任感）

2、实际支持：

（1）工具性支持：指运用人际关系作为手段以实现某种目标（如找工作、借钱、照看孩子）包括引导、协助、有形支持与解决问题的行动

（2）表达性支持：既可以是手段也可以使目的，它涉及分享感受、发泄情绪和挫折、寻求对问题或议题的了解、肯定自己和他人的价值与尊严等。包括心理支持、情绪支持、自尊支持、情感支持和认可等。

（三）介入：

评估社会支持网络：

（1）个人层面：网络所包括的人员的生活领域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人员对服务对象的重要性）

（2）社会层面：（所生活的社区、一般社区）（正式、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资源）（两者之间的关系，现有资源能够解决哪些问题）

社会工作的工作原则（1）个别化原则；（2）接纳原则；（3）承认；（4）期望关怀；（5）非评判：（6）案主参与和自决；（7）保密性

建立专业关系，秉守平等、接纳、尊重的原则

三、社区矫正专业关系的建立

（一）专业助人关系

1、指在矫正过程中矫正社会工作者与矫正对象之间的内心表现和态度表现得动态交互反应关系，通过这种反应，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能力得到改善和增强

2、专业助人关系式一个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这种关系不是双方见面就能建立的，它将矫正关系融入社会工作专业助人关系的元素，矫正社会工作者凭借其专业技能，给矫正对象注入了一种改变的动力。通过这个过程，矫正社会工作者和矫正对象之间会建立一种良好的相互信任的关系，这对形成矫正对象积极配合社区矫正观念、对矫正对象形成自我矫正动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矫正工作者与对象是双向互动过程）

3、专业助人关系的特点（目标性、非平等性、控制性、代表性）

（二）矫正社会工作者与矫正对象的角色

（三）专业关系建立阶段

（四）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

影响专业关系建立的因素

1、矫正社会工作者（专业技能、技巧；对自身角色的把握；自身资源；价值理念、与对象互动、对对象问题的评估）

2、矫正对象（自我认识、配合与否、态度）

3、与其他系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