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历史沿革

第一篇：社区矫正历史沿革

社区矫正历史沿革、发展现状及价值探讨

——建立完善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探析之一

在人类早期阶段，人们主要靠道德、习惯、风俗等调控社会生活，对犯罪基本上实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同态复仇的惩罚方式，谈不上任何系统的刑罚思想和观念。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无论东西方民族或国家，统治者都奉行报复主义和威吓主义的刑罚思想，用刑罚甚至比犯罪更野蛮、残酷的刑罚制度来对抗犯罪。死刑、肉刑及身体刑在刑罚结构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刑罚执行更是以惩罚和折磨罪犯为目标实施监禁刑，监狱基本上不具有教育和改造或矫正的功能。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刑罚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损害，因而产生了刑法谦抑思想，提出监禁性措施原则上是最后一种解决方式。以非监禁刑为基础的社区矫正就是以自由刑为中心的人类社会刑罚思想和行刑制度发展的产物。

一、外国社区矫正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

在国外，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范围内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主要西方国家行刑立法与实践的研究相当广泛，为避免内容重复，以下着重阐述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和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刑罚理念和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沿革。

1、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刑罚理念和制度发展演变

——传统刑罚目的的演变。1780年，作为殖民地的美国被英国规定了超过350种罪名的的死刑，将引起人们不满。1839年英国将死刑限制在15种罪名之内，1861年又减少到4种。美国人争取生命、自由和幸福等权利的不变信念推动着司法和刑罚改革运动。缓刑和假释制度都是矫正行刑理念的产物，1870年以前，美国的行刑指导思想一直比较注重惩罚，轻视矫正作用。1872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监狱会议，确立罪犯改善复归的宗旨，促进了刑罚目的的根本转变，即由传统的“惩罚”转变为“矫正”。这对美国的行刑改革起到巨大的作用，这一时期被誉为“行刑的黄金时代”。美国监狱矫正实践中曾针对惩罚监禁理念和矫正复归理念优劣进行长期的争论，认为监狱行刑难以避免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及“监狱人”现象，即使采取“独居制”也缺乏人道、科学的内涵，效果甚微。“让犯罪者复归社会”的理念既是行刑目的也是行刑过程，既克服了报应刑偏重惩罚的倾向，又融入了犯罪人权利保护的思想，体现了综合价值目标。

——矫正复归制度的发展。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实践直接促进了社区矫正理念的成熟、发展，而缓刑、假释制度的创立和实施，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社区矫正最初是作为监狱行刑的补充形式，逐渐发展成为当前西方多数国家的行刑方式，即通过对社区内服刑的非监禁对象，实施一系列保护观察措施，实现其矫正恶习、预防再犯罪的刑罚目的。社区矫正是克服监狱行刑局限性的理性选择。随着缓刑、假释等制度的不断发展，集刑罚学、犯罪学、矫正教育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理论综合成果于一身的矫正复归理念和社区保护观察制度，构成了当代社区矫正的灵魂与支柱。矫正复归理念要求，监狱矫正应当以服刑者复归社会为宗旨，指导并规范监狱对服刑者的管理、教育矫正手段；社区矫正除刑罚本身的威慑和预防再犯罪外，还具有积极促进罪犯再社会化及社区再整合的意义。1900年美国人普遍认同社区矫正理念，但行刑实践却相当滞后和不成功。1930年后，美国监狱鉴于经济危机的压力，才真正将该理念确定为主导地位。

——社区矫正制度的萌芽。缓刑最初是英国法院应用程序，缓刑渊源于14世纪英国法院的古老判例，即法院延期判决时，若犯罪者宣誓后自己能够确实遵守诺言，便予以释放的制度。社区矫正意义上的缓刑制度起源于英国和北美。在英国缓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沃里克郡的治安法官，他们将普通法中的担保与具结相结合，释放被雇主控告的年轻犯罪人，交由社区成员加以监护，而这其中牧师也可以参与缓刑的决定。1887年英国颁布《初犯者缓刑法》，到1907年英国颁布《犯罪人缓刑法》时，已经有140名牧师在工作，其中有19名是妇女。美国波士顿的鞋匠约翰·奥古斯塔斯在1841年的开创性工作，促进了缓刑制度的创建，为今天的缓刑考察、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创造了雏形，被誉为“美国的缓刑之父”。从1841年到1859年约翰·奥古斯塔斯去世时，他监督了1956名缓刑犯罪人。在这些缓刑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违反了缓刑规则。于是缓刑逐渐在美国流行，各州相继制定了缓刑法规。1878年马萨诸塞州颁布第一部缓刑法，1880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确定缓刑官的法律，推动了专业缓刑官制度的发展，美国1909年颁布《犯罪人缓刑法》，1925年制定《联邦缓刑法》。随着缓刑制度在英国和美国的发展，对其他国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各国相继建立了缓刑制度。1887年南澳大利亚公布了第一部《犯罪人缓刑法》。1908年的匈牙利《刑法典》规定了对于少年犯罪人可以使用缓刑。1906年瑞典立法规定可以使用缓刑监督替代监狱监禁，并于1942年正式建立了缓刑服务局。由此人们认识到：对成年人适用缓刑的费用仅仅是监禁费用的1/10，且其所交纳的高额罚金、赔偿金以及诉讼费让纳税人对缓刑的经济价值和“防止再犯罪”的行刑效果有直观、深刻的认识。

——社区矫正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犯罪率上升和凶恶犯罪增多的现象，导致学者、行刑部门和公众舆论普遍倾向于矫正处遇悲观论和行刑消极论，美国的刑罚理念出现了由科学的改善处遇向传统的惩罚处遇逆转的趋势。尽管如此，20世纪整个国际社会刑罚发展的主流趋势，仍然是重要适用监禁刑演变为主要适用非监禁刑。美国也于20世纪80年代后又再一次引领着非监禁刑和社区矫正的发展方向。1980年-2000年的20年间，美国监狱收押的罪犯增加了100万人以上，州政府行刑设施运作费用由1984年的59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207美元，造成财政经费大幅度增加，法庭因而仍然大量适用缓刑和假释，发展社区矫正，推动行刑设施民营化。1997年在一项社区矫正再犯罪率调查中，实施矫正计划的罪犯再犯罪率为27%，其他的为75%。

2、以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社区矫正的发展演变

——出狱人保护事业的萌芽。日本的出狱人保护活动的萌芽大约是17世纪，而出狱人保护制度则起源于18世纪后半期。当时基本上是私人或者民间团体，以慈善保护为宗旨而发起的活动。最初由民间，继而由政府设置官方机构；最初是针对刑满释放者，继而扩展到假释人员。现行日本出狱人保护制度涉及保护救助出狱人的内容和范围，社会有关机构保护、帮助和安置出狱人的任务及方法，保护人员组成、经费来源等等。具体方法有：帮助办理户口变更手续，解决劳动就业、读书等方面问题，为无居住者提供住处，提供法律援助。

——社区矫正制度的种类、机构。在日本，分为矫正设施内处遇和更生保护处遇。矫正由法务局掌管，矫正局具体承担；矫正设施包括刑务所、少年刑务所、拘留所，以及少年院、少年鉴别所和妇女辅导院。更生保护则由法务局下属的保护局承担；所谓更生保护，即社会内处遇对象，包括违法者、犯罪者、出狱者，是指使实施犯罪或者非行的人，在平常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健全社会人，通过接受指导、帮助实现更生的制度。主要是“官民协作，以民为主”，即在官方的领导下以民为主的社区矫正组织体系，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具特色。

——社会内处遇的保护观察。日本的保护观察理念最初来源于英美少年保护处分，但最终构成刑罚基础理论和制度，则是仿效大陆法系德国刑法而形成的，在日本缓刑、假释制度与保护观察制度是结合适用的，与英美法系不同的是，日本的缓刑制度决定和执行是相分离的；保护观察官是隶属于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事务局和保护观察所的政府官员，是专职的保护观察人员；保护司是法务大臣委任的民间志愿者，在政府的强力组织推动下，通过保护司组织机构和更生保护机构，与保护观察官协同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3、当前国外社区矫正发展状况

虽然当今世界两大法系的制度和理念相互融合吸收已成为时代进步的体现，但是它们在犯罪概念、刑罚体系、社区矫正体系等方面还存在差异。当然，随着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发展差异正逐步缩小。英国近年来的显著变化就是组织形式更加完备，针对过去社区矫正机构相互独立而缺乏效率，统一了社区矫正机构，分别在2001年成立了缓刑总局、国家缓刑委员会、地方缓刑所等机构；将过去社区矫正官应当具备的社会工作资格，改为要求具备缓刑资格研究证书；新设了首席缓刑监察官，全国共设6个缓刑监察室。德国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缓刑交付考验的期限、行为人义务、帮助人义务等前提条件，规定了缓刑撤销的情形、余刑的缓刑等，体现了对行为人违法行为的限制、处罚，对其将来合法行为的预测、激励，促进其再社会化。加拿大社区矫正性质是属于法庭的一种监督性制裁，缓刑官在处理与法庭、犯人、社区关系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日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建立完善了保护观察官与保护司的协作体制，有效发挥了政府与志愿者两方面个积极性；建立健全了分类处遇、保护观察官定期驻在、类别型处遇、长刑犯假释者的中间处遇等保护观察制度，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及评价体系。

4、社区矫正制度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二战后，刑事执行和罪犯处遇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1955年第一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关于开放式监所和矫正机构的建议》，对推动各国监狱立法、改革和矫正制度的完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966年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关条款对被剥夺自由人的处遇作专门规定，体现了行刑社会化的思想。1980年第6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以“减少关押的矫正及其对剩余囚犯的影响”为主题，讨论通过了有关决议。倡导严格限制对青少年的监禁刑适用，增加囚犯与监外社会的接触以减少监禁的不利影响。1990年第8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向非刑罚化和非犯罪化，倡导社区矫正方向迈进了一步。

二、中国社区矫正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

1、清末法律移植与行刑改革。

当近代西方国家在尝试非监禁刑、社区矫正等行刑措施时，集中国封建律法之大成的《大清律例》仍规定了大量适用“肉刑”为主的非监禁刑条款。统治者为实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目的对罪犯广泛实施以痛苦和耻辱为标记的“肉刑”，同时，又鼓励被关进监狱的罪犯适用“赎刑”，既实现减轻收押场所的压力，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种野蛮和不人道的做法与西方非监禁刑的理念相去甚远。清末变法时，清政府采纳沈家本等人的建议，废止了“肉刑”。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加深了中国殖民化程度，西方列强在租界内实施独立的司法权，建立巡捕房和监狱，带来了近代西方的监狱制度。上世纪初，清廷下诏实行法律改革，沈家本主持并延聘日本法学家帮助制定了《刑法》、《监狱法》。清政府法律移植的直接成果，就是彻底废除了《大清律例》规定的封建刑罚制度，吸取大陆法系近代刑法原则，仿效日本于1911年颁行《大清新律例》、《大清监狱律草案》，初创罪犯习艺、缓刑、假释等制度，缓刑最早在中国出现，缓刑对象是3年有些有期徒刑与拘役者。虽然这只是旧中国律法学习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行刑目的和刑罚理念的一次启蒙活动，但是却为清末吸收西方法律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2、国统区及台湾地区的社区矫正立法。

从清末到国民党执政时期，刑事立法不断吸收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刑法中的罪刑法定、罪刑等价、刑罚人道的理念，尝试监狱制度改良，实施监外执行、缓刑及假释等制度。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刑律》基本上沿袭了清末的法律，且未正式颁布，故仍适用清末法律。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华民国刑法》将假释的决定权赋予行政机关，效仿日本刑法制定了《假释管理规则》。同时，该法还规定了缓刑制度，并首次规定保安处分制度，包含了社区矫正制度的成分。1913年，孙中山执政时期司法部参照日本立法，颁布了《出狱人保护事业奖励规则》，鼓励企业和民间力量参与，预防出狱人再犯罪。1949年后，台湾地区一直沿用1928年在大陆颁布、1935年施行的《中华民国刑法》，至2005年已进行12次修订、2006年施行。规定假释必须是无期徒刑执行10年、有期徒刑执行1/2，并将期限由3年改为2年再改为1年。1954年又放宽假释执行期限，1994年基于使受刑人改恶从善而回归社会，着重考虑有无悛悔实据，将执行期限降为1/3，有1年降为6个月。针对假释出狱人再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妨害风化罪等强制诊疗及防卫社会之目的，从严假释要件，于1997、1999、2005年分别修正了假释的规定，将假释门槛提高至25年，有期徒刑逾1/2且须满6个月，累犯逾2/3，规定少年在假释中应付保护管束。导致近年假释核准率、撤销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假释适用倾向消极化。台湾地区还基于社会安宁与秩序保护的需要，针对特定的犯人交付特设的机关，予以监督、观察、指导，实施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保护管束，这是行刑社会化的最有力的表征。台湾光复后，于1946年成立了台湾省司法保护会（后更名为台湾更生保护会），1980年在法务部下增设保护司，1976年制定施行《更生保护法》。施行更生保护是基于人类互助互爱的精神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消除社会对出狱人的歧视，依靠社会大众的力量，予以人性关怀，帮助解决困难，促其弃恶从善，重新适应社会生活，防止再犯罪。此外，随着20世纪70年代，被害者利益日益被重视，强调行为者与被害者的和解，提倡对于被害者直接给付金钱或回复原状的“损害回复”；若不能做到,可对被害者谢罪、对公众服务、对公众给付财物等。借鉴英国经验，实行社区服务令，令行为者在一定期间内，在社区从事一定时数的无偿工作与服务，对被害人、社区作一具体补偿，也使其通过自主劳动，得到过多回归社会的机会，有利于其再社会化。借鉴美国经验,探索对犯罪人采用介于监禁与保护管束之间的中间制裁措施,2005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正式赋予电子监控作为辅助手段运用于社区处遇与社区刑罚。

3、新中国的社区矫正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客观上使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出现因政权更迭而产生断裂现象，新中国的社区矫正立法和实践，主要渊源于前苏联和自身规律的探索。在刑事立法方面,观念上深受前苏联刑罚阶级性的影响,这在战争年代和政权建立之初处理敌我关系矛盾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和平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新中国对社区矫正实质意义的实践是对管制刑的创制及实施。那时还没有“社区矫正”这一专门用语。早在1931年苏区时期《赣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中就出现假释制度。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回村执行””、“回村服役”及战时假释等由群众管制、教育改造罪犯的刑罚方式，即为社区矫正的雏形。为此，1947年东北解放区制定《监外执行条例》。解放战争时期的管制刑主要适用于罪恶程度尚不需要逮捕的敌对分子。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惩治贪污条例》既适用于反革命罪也适用于普通刑事犯罪，除法庭依法判决外，县市以上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管制既是刑罚也是行政处分。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反革命分子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管制才成为纯粹的刑罚种类。1979年《刑法》首次以刑法典的形式确定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对象、考察内容和执行机关，1997年《刑法》再一次肯定了具有独创又有争议的管制刑。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适用对象及种类主要有管制、缓刑、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等，以及《监狱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暂予监外执行，但适用条件比较苛刻，导致对社区矫正的限制。如缓刑条件规定，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不至于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对于反革命犯和累犯不适用缓刑。我国一直沿袭由公安机关负责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职能，而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大和身份证制度的实行，公安机关开始受到警力不足和新型社区矫正理念和实务的挑战。

4、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发展情况。

由于我国长期受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监禁刑在我国刑法体系中一直占主体地位，社区矫正这样一种开放性的行刑方式在我国还处于起步试点阶段。2002年8月，罗干在司法部《关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报告》上作出批示，提出在现有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先行试点。此时我国最早进行社区矫正试点的是上海市，经过较长时间的调研、酝酿和准备，由上海市委政法委牵头，市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监狱等部门与基层有关单位共同参与，在徐汇区斜土路街道、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闸北区宝山路街道等3个基层社区正式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3年1月，在这三个区全面展开。这可以被视为中国新型社区矫正制度实践的发轫。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两部《通知》），确定以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6个省（市）作为第一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单位，这成为我国准备在制度和法律上确立社区矫正的起点。到2004年为止，上海已将试点范围由最初的3个街道扩大到5个区。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和首都综合治理委员会联合下发文件,以北京市东城区、房山区和密云县为试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三地分别研究、制定了相应的社区矫正规章制度，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仅密云法院2001年所判处的62名缓刑人员，迄今为止无一人严重违法或重新犯罪。自2003年12月1日起，朝阳、通州、昌平、大兴、顺义、怀柔等作为北京市第二批试点区（县）开始接受被矫正对象，东城、房山、密云也将2003年7月之前在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内被处以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的五类人员逐步纳入社区矫正范围，从而扩大了社区矫正的规模。2005年1月，又推出内蒙古、湖北、河北等12个省（市、区）作为第二批试点单位，试点规模扩大到18个省（市、区）。此外，未列入全国试点的辽宁、云南、重庆等省（市、区）也自行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福建省也于2006年11月在厦门市思明区、泉州市丰泽区、三明市梅列区先行试点，在外出考察、参加培训、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开展试点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试点工作在全国23个省（区、市）的85个地（市）、375个县（市、区）、3142个街道（乡镇）展开，分别占总数的72%、25%、13%和24%，在全国范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我国建立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根据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以及我国的现实情况，在我国建立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便于分类管理和教育，有效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变化发展日新月异，罪犯缓刑、假释或刑满释放后往往难以适应，就业安置困难，基本生活缺乏保障，有的反社会意识严重，出现重新犯罪率增长，大案要案多数是他们所为。刑释人员重新犯罪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犯罪原因的多样性和罪犯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用一种方式对罪犯进行矫治肯定无法达到行刑的目的，施以不同方法、不同内容和不同强度的处遇措施，才能发挥行刑的功效。对罪犯实施社区矫正，并不是对狱内矫正的否定，社区矫正只是罪犯矫正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监狱的本质在于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使其脱离原来的犯罪亚文化圈处于封闭环境中接受矫正，但“监狱化”给罪犯将来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造成障碍。推行社区矫正的主要目的在于克服狱内矫正的弱点，探索更加符合国情的罪犯矫正方式，在整体上提高罪犯矫正的质量。据统计，2002年我国监狱共超羁押罪犯24万人，将5种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放在社区，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遵循社会管理规律，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实施有针对性的社区矫正这种社会化的行刑方式，可以解决监狱有效资源缺乏和罪犯人身自由受限制等问题，避免监禁矫正存在的交叉感染和封闭性,促进罪犯回归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有助于对矫正对象施行有针对性的措施个别化矫正，对症下药，实施社会化改造；有利于体现区别对待的政策，保护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避免不加区分，不顾不同类型、情况矫正对象的不同生理、心理特点而影响矫正对象的积极性。社区矫正为罪犯提供了从“监狱人”到“社会人”转变的条件，既维护了刑罚的严肃性，又有助于罪犯减少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社区服刑还弱化了公众谴责给罪犯造成的“犯罪人身份”的烙印，在与社会密切交往中减轻犯罪标签的副作用,使他们尽早融入社会，不再排斥、仇视社会，而利用行动比较自由的特点，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立于社会，从而降低重新犯罪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仅从试点的北京市来看，2006年解除矫正人员的就业率达85%，社区矫正对象的重新犯罪率仅为0.17%。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抽样调查，北京市参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居民中，85%的居民认为社区矫正工作效果比较明显；97%的社区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工作表示满意。截止2006年10月，全国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71227人，解除矫正18967人，重新犯罪率不到1%，大大低于刑释解教人员10%的重新犯罪率。②

（二）能够大量节省行刑资源，最大限度减轻监狱压力

波斯纳认为，刑罚是社会对罪行的要价，加重刑罚或增加判刑的可能性将提高犯罪价格而减少犯罪。刑罚的适用是有一定成本的，刑罚作为对犯罪的惩治手段，需要一定的物质支撑，刑事体制（包括立法和司法）的运行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刑事设施的维持更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例如监狱，就是国家权力（这里主要指刑罚权）的一种物质体现。③因此，刑罚抑制犯罪虽然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但刑罚的这种社会效益的取得又不是无本万利的，需要一定社会成本的支出。这就存在一个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刑罚是一种有限的社会资源，因而应该有效使用。监禁刑是所有刑罚执行中成本最高的一种，将大量的罪犯关在监狱，不仅造成大量的人力资源浪费，而且监狱建设、维护、管理等将花费大量金钱，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当前我国正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既要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又要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努力降低行刑成本。据统计，我国目前监狱在押犯人数超过150万人，20年间增长了近2.5倍，据法院的统计，1999年全国法院判处犯罪分子60万余人，比上年上升14%，2000年判处64万余人，又比上年上升6.28%，对监狱收押带来困难,经费投入逐年大幅度增加。如福建省监狱在押犯已达5.7万人，每年净增2000多人，相当于一座中型监狱的规模，而新建一座中型监狱需要1亿元以上的资金。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会进一步增加，犯罪也会进一步增长，如果继续依赖监禁刑，监狱在押犯数量还会持续攀升，罪犯行刑成本还有不断提高的趋势。不断扩建监狱或新建监狱，会造成人财物资源的巨大浪费。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监狱拥挤问题比较突出，使监狱工作人员与罪犯之间数量对比严重失衡，给监狱安全监管带来巨大困难。前不久，英国由于监狱人满为患，囚犯人数已接近最高容量的8万人，政府高官甚至写信给法官劝说少往监狱送人，以解决牢房“供不应求”问题。⑤非监禁刑有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将监狱行刑重点集中于那些高危犯罪人和严重负责人。犯罪矫正工作也是应该追求效益的，也就是力求以最小的运行成本获取最大的犯罪矫正效果。发达国家实践证明，社区矫正可以大大降低行刑成本。以美国80年代为例，社区矫治中的缓刑、电子监控、日间报告、中途之家年人均费用分别仅占监狱年人均费用的3.88%、15.50%、15.62%、70.21%;以澳大利亚90年代为例，监禁1名罪犯年均49491澳元，而社区矫正费用仅1690澳元；英国被判监禁刑的罪犯月人均费用为2700英镑，而被判社区矫正的罪犯月人均费用仅为200英镑；在我国关押一个罪犯年均需要1-2万元，如果实行社区矫正可人均节省8000-9000元；仅试点期间全国累计可节约13.5亿元。⑥在这种情况下把没有必要监禁的罪犯放到社区进行矫正，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可以减少监狱在押犯规模，缓解监狱拥挤的状况，维护监管安全，大幅度减少国家经费投入，降低行刑成本，使监狱能够集中力量矫正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按照成本效益的原则，通过合理配置行刑资源，使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相辅相成，在增强刑罚效能的同时利用社会力量，可以收到其他社会效益，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增长趋势。

（三）有利于维护被害人及罪犯的合法权益，努力促进当事人和解

传统刑事司法模式对于罪犯一般都判处监禁刑，有利于打击犯罪，实现犯罪行为的社会报应；这对遭受犯罪损害的被害人可起到抚慰感情创伤，宣泄愤怒情绪的作用，但被害人除此外，人身痛苦和财产损失得不到物质性补偿。为了维护被害人利益，国外提出了让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恢复性司法模式。犯罪造成对被害人、犯罪人本身和社区的伤害，需要恢复被害人身心状态和财产，恢复犯罪行为造成社区秩序、人际关系、物质损害，恢复犯罪人的守法生活、预防重新犯罪。审判机关及其他社区矫正机关对犯罪人采取矫正措施时，要求犯罪人对被害人进行物质和金钱赔偿，使赔偿成为独立使用的社区矫正的制裁措施，能更有效地解决被害人实际困难，抚慰其心理、情绪，避免被害人对犯罪人进行私人报复，从而造成新的犯罪。政府应担负起维护正义与秩序的责任，组织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积极参与到恢复性司法活动中，降低实现正义的成本。通过各方协商，达成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和解，恢复所受的损害与和谐关系，将犯罪人重新整合到社区生活中，重构社区和谐、稳定的环境与秩序。矫正对象就生活在社区中，不存在重新适应社区生活的问题。他们被执行刑罚并不影响他们与社区的联系，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就业，社区矫正措施可以对犯罪人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社会能力等产生积极的影响。减轻了犯罪标签的副作用。社区矫正这种社会化的行刑方式，可以让罪犯保持同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罪犯在不脱离原居住社区的情况下，可在较大程度上修复服刑犯与被害人的关系，缓和罪犯与社会的对立情绪，从而使罪犯融入社区，避免了社会对犯罪人的消极评价，使罪犯的改造更加顺利。

（四）可与国际接轨，建立完善中国特色人道化的刑罚制度 刑罚要成为公正的刑罚，就不应当超出足以制止人们犯罪的严厉程度。贝卡里亚指出：“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⑦刑罚是对付犯罪的主要手段，但也是有缺陷的手段。刑罚是人类用以对付犯罪的最为古老，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但由于它脱胎于原始复仇，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以恶制恶”，因此，它并没有伴随犯罪恶性的加剧变得更加严厉，相反，越来越轻缓。从限制、废除死刑，到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无不体现着刑罚的轻缓思想和人道精神。在西方，刑罚人道化思想伴随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权运动的兴起而影响日趋深远。在执行刑罚中要求把罪犯当作人看待，尊重人格尊严，不体罚虐待，保证所享有的法定权利。监禁刑作为除死刑外最严厉的刑罚方式，对于一些有相当人身危险性的罪犯来说是必要的，可以通过控制他们的行为，防止其再次危害社会，这是对社会上更多的守法公民体现人道主义的必然要求。但是，对于老残病犯、过失犯、部分女犯、未成年犯、偶犯等人身危险性较低、不至于再危害社会的罪犯，解除高墙电网的束缚，创造宽松的改造环境，判处非监禁刑，实行社区矫正。不论对罪犯还是守法公民都是维护他们的利益，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与监禁刑相对应的非监禁刑,就是在起诉、审判、执行的全过程中包含的一切避免监禁或拘禁的司法措施的总和。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刑罚制度都以非监禁刑为主，一些国家甚至社区矫正的适用超过了监禁刑的适用，这是人类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和文明、进步的表现。社区矫正方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不仅社区矫正的数量大并继续呈增长趋势，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多数国家设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人员，社区矫正种类多、成本低、效果好。据统计，2000年仅就假释、缓刑而言，世界主要国家社区矫正人数都超过监禁人数，加拿大社区矫正人数是监禁人数的3.94倍，美国为2.36倍，日本为1.11倍。而在中国，2000年和2001年间，每年假释和缓刑的人数只有大约12万人，以考验期2年计，大约25万人，而同期监禁人数为150万人，监禁人数为矫正人数的6倍；2006年我国适用缓刑人数仅占服刑人数的21.88%,福建省缓刑仅为19.54%，假释只有0.16%。⑧目前，我国仍然主要依赖监禁刑来处理犯罪问题，这与泱泱大国的国际形象是不相称的，也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发展不相适应。而社区矫正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人性化、社会化的刑事理论，有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适应了刑罚由注重过去到注重将来，由监禁刑为主转向以非监禁刑为主的世界刑罚文明进步的发展趋势。加入WTO走向全球化的中国应当与国际接轨，改变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现状，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和数量，促进国家刑罚制度更加人性化，树立我国在解决犯罪问题上的自信和良好的国际形象，显示国家社会政治稳定和文明进步水平。

试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适用问题

2013-11-07 13:40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论文摘要 伴随着二战的结束，人权、自由呼声高涨，人道主义保护色彩愈演愈浓，社区矫正制度应运而生。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成长，该制度在西方如日中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于是我国也开始了有益的尝试，2011年《刑罚修正案

（八）》正式规定了该制度，但由于该制度刚刚起步，立法和司法上存在诸多空白。本文先介绍社区矫正的概说，对其理论基础、历史渊源、制度利弊、国外社区矫正模式和对我国的启示进行阐述。其后，阐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司法现状，包括我国2011年的试点情况、司法缺陷和司法完善，揭示我国社区矫正在我国试点工作的成败得失。本文最后针对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空白和漏洞现状，提出社区矫正立法总体方向和立法构想。

论文关键词 社区矫正 能动司法 立法保障

从2003年至2011年我国先后在31个省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并取得的阶段性的成果。社区矫正制度原本是西方的民主的产物，但与我国有着共同的经济根源——市场经济，我国完全有条件“师夷长技”，作为后进型的国家，中国只能“西天取经”。

由于该制度在我国施行和实施时间不长，立法确定时间过短，所以存在立法不到位、刑罚观念保守以及社区机构单薄、人员不足、经费短缺、事务繁杂等诸多问题。而社区矫正工作对于健全我国法律制度，完善司法体制机制，特别是对依靠群众和社会力量预防改造罪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司法实践和立法实践中必须对其进行完善，必须对这一“舶来品”进行创造性吸收。

社区矫正制度是当今世界行刑方式的潮流，是人道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我国必须顺应这一时代趋势，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道路。

一、社区矫正制度概说

（一）社区矫正制度的含义、性质和根本目的“社区”是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矫正”即纠正、改正。社区矫正又称社区矫治，关于社区矫正的含义，国外法学界众说纷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定义社区矫正，主要分为表象定义和实质定义两种，表象定义如从改造场所来定义，从改造方式定义，抑或从社会危害程度定义。实质定义揭示了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质，如与监禁刑罚对比定义，又如从司法职能的整合角度定义。这些定义从自身立场出发都体现出各自的特点，但也存在一定缺陷，因为对一个定义的的表述要求精确度高、概括性强，这样才能在人类有限的认识中表述事物本质内涵。社区矫正的概念是一个目前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范畴，必须从刑罚执行制度、社区制度和法治原则三方面进行综合界定。比较准确的定义应该是指针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罚的罪犯，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置于社区之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防止其再度发生违法犯罪的情形，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管理、教育、改造活动。从该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是替代监狱刑罚的一种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克服监狱刑罚的弊端，充分发挥社区优势，从根本上矫正受刑人的犯罪思想，使其不再危害社会。而监禁刑罚却很难达到矫正的根本性和彻底性。

由于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活动，也是对非监禁措施的监督管理活动，更是一种对非监禁刑和其他非监禁措施的罪犯予以矫治、培训和帮教的活动，具有矫正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性三重属性。因此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是由社区矫正组织针对非监禁刑和其他非监禁措施罪犯行刑与矫正的活动，是与监狱矫正相对应的更倾向于矫正与福利性质的矫正制度与方法，这就是社区矫正的性质。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司法现状

经过9年的试点工作，全国31个省市试点在社区矫正的机构组成、矫正人员组成、矫正对象、经费来源、矫正范围、矫正措施等社区矫正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基本形成了“政法委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公检法配合工作，司法所具体执行”的工作模式，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区矫正模式埋下伏笔。

1979年《刑法》规定了管制刑和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刑罚执行措施，经过20多年的论证酝酿，2003年社区矫正在我国开始试行。为配合社区矫正的施行，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等6个沿海省（市）开展我国首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经过司法部调查统计，这些地区的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低至1%，而监狱服刑人员的重新犯罪率高达6%，首批试点取得明显成效。为扩大试点，2005年年初“两高两部”再次联合发布《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的通知》，将试点扩大到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重庆、辽宁、福建、吉林、云南、江西、宁夏、山西等20个中西部省（市）。经过四年试点工作，社区矫正已在全国25个省（区、市）的130个市（州）、672个县（区、市）、5865个街道（乡镇）展开，服刑人员1411万人，解除矫正人员514万，现有社区服刑人员817万人。2010年，试点工作推广到全国31个省，标志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据各地司法局统计，这些地区的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不到1%，许多地方还实现了零重犯率的奇迹。这些成效表明社区矫正制度完全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

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司法缺陷和完善

经过几年的试点工作，社区矫正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矫正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试点工作中揭露出我国目前的矫正工作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一）重刑主义根深蒂固和我国执法主体权责分离法律观念是法律文化的核心，落后的法律意识影响法制的发展，阻碍法治文明进程。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形成的重刑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法家重刑思想经久不衰。几千年的熏陶，使得立法、司法、执法过程深深留下了“以刑去刑”、“以毒攻毒”的烙印。民间“杀人偿命”的报应观占据主流，重刑始终是立法者、执法者引以为豪的权杖。对于社区矫正，高层顾虑，百姓隔岸观火，欲“自上而下”的改革行不通，必须“自下而上”更新民众刑罚理念，才是挽救社区矫正的根本王道。但根除重刑观念不可一触而就，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或许是几十年。国家必须加强普法活动，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海报等形式提高普法活动的频率，政府法制办必须积极进行法制宣传工作。因此必须通过修改法律将社区矫正执法权交还司法机关，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完善立法，从而完善司法，立好法才能司好法。

（二）社区矫正立法现状我国目前各地区均有关于社区矫正的规范性文件，但法律层次较低。《立法法》规定犯罪与刑罚事项属于国家立法的绝对保留事项。涉及犯罪和刑罚的立法，只能由宪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来规范。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若低于法律则不能规范犯罪和刑罚事项。社区矫正属于刑罚范畴，由国家立法绝对保留。而现在试行的绝大部分规范性文件虽然属于广义的法律，但效力均低于狭义上的法律，按立法法规定，应按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撤销。一部整合提升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社区矫正法》有待出台。

（三）社区矫正立法方向鉴于社区矫正立法已经制约着社区矫正的发展，社区矫正立法势在必行。但如何进行立法定位，该采用什么样的立法模式、如何确定适用范围等问题制约制约着立法的进程。笔者认为，由于社区矫正的国家立法的绝对保留事项，无论是制定地方性法律还是修改刑法都不是权宜之计，《社区矫正法》是唯一的出路。它将与调整监禁刑的监狱法并行，调整非监禁刑。目前我国立法已经有了修正案八，下一步将是社区矫正法了出炉。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立法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刑罚修正案；第二部是制定《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第三步是《社区矫正法》。第一步已经基本实现，但是《刑法修正案

（八）》规定简单，无具体实施规定，必须出台《社区矫正实施细则》予以完善，最后制定《社区矫正法》。须要注意的是，由于社区矫正须要经费投入、机构组建、矫正人员的招聘等工作，而我国城乡差距大、中西部发展不均，社区矫正立法应考虑、尊重地区差异。使《社区矫正法》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灵活性。

（四）扩大矫正范围需要立法我国在试点阶段的社区矫正范围有五种，分别是管制、缓刑、假释、剥夺政治权利、暂予监外执行。《刑罚修正案

（八）》仅明确规定了管制、缓刑和假释三种，这就使得社区矫正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也不符合国际刑罚广泛轻刑化的潮流。我国不仅需要扩大适用社区矫正的犯罪人的范围，还应扩大到非犯罪者，由政府和社会共同出资对其帮扶，由社区矫正机构对其进行监管矫治，也是可行的。犯罪人是社区矫正的重点，刑法修正案八却将试点中的五种人缩小到了三种人，这无疑是忽略了社区矫正节约成本、机构精简、监管便利的巨大优势。笔者认为，如果犯罪人不参与杀人、抢劫、绑架、爆炸、强奸、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危害国家安全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还应包括过失犯罪人、未成年犯罪人、初犯、偶犯、轻微犯罪，以及怀孕以及哺乳未满5岁的幼儿的母亲和75岁以上的人。另外，在刑罚执行前、执行后和行政性限制人身自由的领域也可以实现社区矫正，如美国的审前转处制度、日本的起诉犹豫制度。除此之外还可以扩大到无生活着落的出狱人，当然，对出狱人的帮扶应以3-6个月为宜。

四、结语

社区矫正是人性的救赎，旨在使犯罪人复归社会。五千年的沧桑见证了社会的野蛮到文明，诉说着残酷的肉刑到轻刑的艰难历程。人是社会中的人，在社会正犯错，必须在社会中爬起，只有在社会中矫治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我国顺应新时代刑罚轻刑化的发展潮流，已经开始迈出了第一步，从无到有。但是无论是从抽象理论层面还是具象实践角度，社区矫正制度都没有成熟。本文分析了当前社区矫正工作中从横向立法、司法到执法，纵向从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到教育矫治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论述了各个环节的衔接和完善。万事开头难，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目前面临法律上的诸多空白和漏洞、司法实践经验缺乏的问题，然而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社区矫正作为一股强大的新兴力量，必将改变以往的“陪衬”地位，成为中国的主要刑罚方式。

湖北省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挂牌成立

发布时间：2012-10-25 来源：荆楚网 阅读次数：751

湖北省副省长赵斌（左二）、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姜爱东(右二)、省委政法委副书记谭先振（左一）、省司法厅厅长汪道胜（右一）等为省社区矫正工作局揭牌

10月24日，湖北省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湖北省政府副省长赵斌、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姜爱东等出席仪式并揭牌。

社区矫正工作是为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行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改革。我省自2005年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试点以来，通过构建严密组织网络体系、加强防范控制、规范教育矫正、推进帮困扶助等举措，全力促进社区矫正人员顺利融入社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已在全省铺开，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均成立了社区矫正常设机构，共有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专业工作人员1974名，专职社会工作者1520名，社区矫正志愿者11657名。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40648人，累计解除矫正21173人，现有社区矫正人员19475人，重新违法犯罪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此前，省司法厅通过内设省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负责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省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的成立，标志着我省社区矫正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对全省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和教育矫治，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据悉，我省已有9个地（市、州）建立了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共计43个，建立矫正小组8528个，共计办理审前调查评估案件2494件。在教育矫正方面，组织集中教育21481人次，个别教育谈话21020人次，进行心理辅导5196人次，建立教育基地484个，建立社区服务基地1073个，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开展社区服务19881人次。

揭牌仪式后，各地司法局作了社区矫正工作经验交流发言，并对全省社区矫正人员改造积极分子进行了表彰。（记者 董育雄 通讯员 顾丹）

第二篇：社区矫正

我国社区矫正的行政主导型模式探析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工作实践和理念，引起了实际工作者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探索，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适用的方法体系。文章分析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我国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形成的行政主导型模式特点。

关键词：社区矫正 行政主导型 模式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始于20世纪50年代。50年代中期起,我国建立了青少年矫正制度,通过建立少年犯管教所、工读学校等机构以及假释制度,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帮助、教育违法或有轻微犯罪行为的青少年改过自新。这是我国社区矫正的雏形。1979年颁布的《刑法》确定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对象、内容与执行机关。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逐渐发展,相关的法规逐渐完善。为了适应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要求,2003年我国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积极探索刑罚执行制度改革。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2]。矫正的目的一是通过社区矫正组织进行的社会化教育,使罪犯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二是增强社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最终达到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与监禁相对应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对矫正对象的矫正功能主要有惩罚、教育、塑造、感化、治疗和控制功能。

一、行政主导型－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选择

目前,国外社区矫正根据其适用特点,大体上可以分这样几个模式,一是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公众保护模式”;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刑罚模式”;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更生保护模式”。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自试点以来,也涌现了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模式，如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浙江模式深圳模式等；同时也有社区矫正“1+X”这样包含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人员组成、社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立法、社区矫正经费来源等五个子模式特点的特色模式。

一般而言,社区矫正制度的路径选择有两种基本类型: 一是以国家机关主导的行刑空间转换模式, 二是以社区自治主导的社会改造模式。以国家机关主导的行刑空间转换模式的理监狱制度的对行为人造成监狱化的消极结果。国家机关就应当突破监狱的封闭环境, 将行刑空间拓展到社区之中, 以较好地实现行为人再适应社会的能力, 从而实现防止再犯可能的目的[3]

。以社区自治主导的社会改造模式的理论基础, 主要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 认为犯罪首先侵害的是被害人的权利,其次是社区的权利,最后才是国家的法律秩序。

根据《试点通知》的规定,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定义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由此可见, 我国的社区矫正主要是转换行刑空间的国家机关行政主导模式,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处于从属的地位。

二、行政主导模式下执行主体之规范缺陷

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选择了国家机关主导的模式,尤其是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但是,受制于国家机关权限范围,又因为部门规章在一定程度上有忽视上位法律的倾向,加上规范的确定性之不足,关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的法律规范, 多有冲突, 造成法制不统一的现象,因而带来适用上的困难。(一)上下位法律的冲突

在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上,《刑法》、《刑事诉讼法》与《试点通知》《暂行办法》的规定不一致[5]。对被管制、假释、暂于监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公安机关是执行主体;但在缓刑方面,两者规定却不一致, 《刑法》 别挂靠于司法局、团市委和上海市戒毒办公室将专业社工纳入到规章制度的建设中来。

[7]

。通过这种挂靠的方式，充分地（3）公安部门应将执法权交给司法所，避免执法权与执法主体分离和相互扯皮，以免造成人力资源和行政资源的浪费。

（4）社区矫正机构应重新设置，对不同的矫正对象采取的方式过于笼统，而专业社工则能通过专业理论上的一些“矫正模式”，如人本模式、任务中心模式、行为治疗模式、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等，更具针对性地对不同矫正对象实施有效的差异化矫正。

（2）群体层面的直接介入路径。群体层面的介入主要是矫正工作者针对矫正对象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或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对矫正对象的共同需要或问题做出回应、辅导，虽然在目前的“司法模式”中也有所体现，但在运用上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多数的矫正者还是运用传统的公益劳动安排或“上大课”的方式[9]，很难体现互动性和自助性。而专业社工通过组织小组活动，从中引起生活目标的建立，然后帮助矫正对象分析要达到这些目标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让矫正对象认识其自我价值，为避免二次犯罪打下了牢固基础。

（3）社区层面的间接介入路径。社会工作者运用社区介入可以帮助矫正对象建立和改善社区关系，使矫正对象每月上交的思想汇报不再放任自流，而且还可以动员社区各类资源，并充分发挥专业社工在资源调配和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上的专业优势，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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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研究（[8]Epstein，L．．Helping people：The task－centeredapproach．St．Louis：Mosby，1980：25．

[9]马良．青少年社区矫治的本土模式和社会工作的介入空间．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第三篇：社区矫正

康平县社区矫正 工作实施方案

2010年12月，康平开始进行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按照康平城市人口中进行社区矫正的比例比农村相对较多的特点，设立了康平镇和东关屯镇两个乡镇进行试点矫正。试点地区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并认真落实上级会议的指示精神，较好的完成了社区矫正工作。至2011年9月，康平镇共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41人：其中缓刑 38人，剥夺政治权利2人，保外就医1人；东关屯镇共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9人，其中缓刑8人，剥夺政治权利1人；为其他乡镇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鉴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收效良好，2011年10月份，依据上级文件的指示精神，要求在全县范围内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工作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招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并对其进行专业培训。2011年12月，社区矫正助理员招录工作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圆满完成，共招聘16名大专以上学历工作人员，并分配到各个司法所。下一步我们将对这16名社区矫正助理员进行培训，重点是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与公安部门的档案交接工作、共同执行矫正工作，与检察院的信息接洽工作，社区矫正信息监管平台的具体操作工

回其户籍地或长期居住地，到司法所报到。司法所要及时对刑释解教人员落实接续帮教措施，并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其解决生活、就业等实际困难。对于个别未能按期报到的刑释解教人员，司法所要上门办理登记手续，并对流动和人户分离的刑释解教人员建立动态信息登记制度，落实“双列管”和异地帮教措施。

（三）切实加强督查和责任追究

要切实加强对衔接管理工作的检查监督，及时解决存在问题，查处失职单位和人员。各司法所每月30日前将本月释解人员衔接情况统计表报县社区矫正办公室，社区矫正办公室每季度将存在的问题通报有关单位。对严重违反规定的司法所要给予批评警告，并限期整改。

三、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工作。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社区矫正主要适用于以下五种犯罪：

1.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管制的罪犯； 2.被人民法院宣告缓刑的罪犯； 3.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假释的罪犯；

4.被人民法院或监狱管理机关批转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再危害社会的；

基本法律常识、刑事常用法律条文和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学习，增强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观念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四）加强对市区矫正人员的心理治疗，增强他们感恩心理。

通过心理治疗，加上教育过程中主打“亲情”牌，增强社区服刑人员的感恩意识，使他们改变以前错误想法，从内心深处感恩父母、感恩家庭、感恩社会；珍惜在社会服刑的机会，以良好的表现回报父母、家庭和社会。

（五）增强社区服刑人员勤劳致富观念。

引导社区服刑人员树立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观念，克服不劳而获或一夜暴富的思想。着重加强对犯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的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清醒认识到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的人生。

四、做好后期档案建立工作。

前期接档过程中五种监管对象及档案进行交接，做到人档合一、不错不漏。中期的档案跟进工作，制定与社区矫正工作相适应的档案制度，做好档案细化分类，社区矫正对象的档案资料由司法所负责收集、归档、立卷和保管，在矫正对象矫正期满后，移交县司法局集中统一管理。实行一人一档，按照先矫正工作类后法律文书类的顺序立卷，保管期限均为“长期”。采用单位名称、矫正类型和入矫时间相结合

第四篇：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放在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决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当今行刑发展的趋势。今年政法工作的三项重点工作是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社区服刑人员，而社区服刑人员和归正人员，是“特殊人群”的组成部分，加强对这些特殊人员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工作，是贯彻落实“首要标准”要求，也是当前司法行政系统落实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点任务，这对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融入“平安、法治”建设工作，以及做好世博会期间“护城河”工程安保工作，最在限度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具有积极意义。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通过我们对矫正工作的认识理念、工作机制、工作措施手段等创新，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和监管水平，是摆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需要加以思考和探索问题。我区自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坚持依法、实效、稳步推进的工作原则，全区的社区矫正工作进展顺利，已基本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实施，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司法所为工作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新格局。至2010年8月底，全区共累计接受531名社区矫正对象，按期解除矫正280名，无一人再犯新罪。社区矫正工作总体效果明显。但在工作的实践上还处于探索阶段，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有效方法和经验做法、各项制度的完善，仍然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本文就如何完善监管手段，采取行之有效的矫正方法，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谈点肤浅认识和体会。

一、突出重点，完善监管措施，预防和减少矫正对象再犯新罪

对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的监管教育方法很多，除了执行每月报到汇报制度，各司法所还要组织集中法制教育和公益劳动外，围绕提高社区矫正对象法制意识，增强悔罪和服管意识，还要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对象动态管理新思路新方法，尝试包括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和方法在内的适用不同矫正对象情况的新举措，逐步形成门类齐全、手段多样、实用性强的管理方法体系。严格执行各项监管制度，注意查找存在的问题与漏洞，对本地矫正对象的动态情况定期进行分析，高度重视矫正对象的思想教育和行为矫治工作，将个别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相结合，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专题教育，丰富教育内容，提高矫正效果，如新矸司法所组织的集中法制教育，邀请区远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就有关刑法内容上课，区“矫正办”组织重点对象到宁波望春监狱开展的警示教育，通过参观监狱改造环境、犯人现身说法、监狱警察训诫等形式，内外对比，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灵产生很大的震撼，效果非常明显。一是狠抓重点对象分类、分级处遇管理。在日常工作中，做到分门别类，因人施矫、区别对待。将暴力犯罪、盗窃等财产性罪犯、假释犯、监外执行犯以及请假外出对象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强化监管措施，定期不定期开展走访，防止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二是注重审前调查环节，把好“入口关”。对法院拟判缓刑的矫正对象，审前调查启动的时间、被告人类型、调查方法、判决后的监管帮教、措施落实等方面进行积极进行调查核实，严防出具人情证明材料,确保经评估进入社区矫正的对象不发生或少发生再犯新罪现象。三是对新进入社区服刑的对象要把好“入矫关”。对法院新判决和监狱释放的矫正对象（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和假释），司法所要做到“四个一”:即发一本社区服刑人员须知、进行一次训诫谈话、走访一次家庭、制定一份切合其特点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个性矫正方案。四是强化矫正对象外出请销假管理。各镇（街道）司法所要严格执行矫正对象请销假管理规定，对重点对象要控制其外出的时间和范围，可以尝试矫正对象提供必要的担保(包括试行收取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对再犯罪风险较大、又未落实好监督措施的矫正对象，不予批假。监外执行(保外就医)对象除请假外出看病一般不予准假外出。对不请假外出的应责令其补办手续，并在月度考核和季度考评中予以扣分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必要的行政惩处。各司法所必须督促外出矫正对象自觉履行请销假手续，对擅自批假造成矫正对象外出期间脱管或重新犯罪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必要的行政责任。五是要形成规范的考核评议机制。各镇乡(街道)司法所要总结经验，继续积极探索合理有效考核评议方法和程序，既要做好集中对象的考核更要抓好分散对象(特别是外出对象)的考核评议工作，形成正常考核评议机制，促进考核奖惩结果真正起到激励矫正对象积极改造的作用。

二、舍得投入，运用高科技手段，着力创新社区矫正管理新模式。

针对社区服刑人员行踪掌握难、实时监管难等问题，借助社市、区两级矫正信息化管理平台，按照“目视跟踪、有线查控、无线遥控”的三控要求，紧密结合社区矫正安全监管的实际，立足现有的政策法规，把社区矫正脱漏管、重新违法犯罪作为推动社区矫正安全监管重要指标的抓手，实现安全监管与推动工作相互促进，使监管工作收到理想效果。积极探索建立对社区矫正重点对象实施手机定位信息管理方法，与当地中国移动公司,开展技术合作，投入资金建立信息管理平台，支付重点对象定位费用，制定社区矫正对象定位手机管理规定，对必须定位的矫正对象、对定位手机的配置要求及费用支付、定位手机的使用及奖惩等作了明确规定和要求。运用信息管理平台，规范和完善社区服刑人员的区域监管、信息交互、越界警告、考核管理、档案管理等服务功能，使社区监管实现“人防”向“技防”转变。通过调查摸底,对重点对象实施手机定位,同时设定电子围墙的范围,达到对社区服刑人员中的重点人员实施随时随地跟踪监管帮教,对外出管理环节实现了防范关口前移，变事后掌握为事前事中管理，动动电脑鼠标，就可以掌握重点人员的行踪和活动轨迹，对违反规定的人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管控，提高监控的效能，对发现社区矫正对象越界，及时给予短信提醒和警告，通知相关工作人员查明情况等方法止于未萌、禁于未发，有效地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行踪。

三、重在帮教，完善“五大基地”建设，促进矫正对象尽快回归社会

在落实日常监管外，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关注和开展一系列的帮困难活动亦是提高矫正人员矫正积极性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一是完善现有公益劳动、警示教育、文化教育、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 “五大基地”建设和功能作用的发挥。特别要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和过渡性就业基地建设力度，过渡性就业基地建设可与安置帮教就业基地有机结合。二是拓展心理矫正的途径。要积极在未成年矫正对象和少数重点对象中积极开展心理矫治辅导，通过定期走访、心理辅导、开设讲座等方法进行疏导帮教。区矫正办与区心理健康平台建立挂钩联系,邀请心理专家对司法所长进行心理矫正培训，提高矫正质量和社会效果。三是多途径促进就业。与区劳动保障局等单位开展信息的沟通和共享，提供就业信息，开展劳动技能培和教育。农村矫正对象责任田落实要达到99%以上；推荐有专业技能或一技之长的矫正对象就业；鼓励、帮助、扶持矫正对象自主创业;定期开展对服刑人员走访活动,了解思想状况和家庭生活实际困难,帮助部分“三无”特困对象落实低保或给予其他救助。

四、理顺关系，强化制度执行力度，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社区矫正工作是项系统工程，需要成员单位的密切配合和相互协作，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一是进一步理顺工作关系，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和每季例会制度。加强部门间的协调沟通，切实处理好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二是矫正对象回访制度。区矫正办与区法院、检察院定期或不定期联合开展 2-3次矫正对象回访活动，掌握矫正对象思想、工作、生活动态情况，了解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和监督人的工作开展情况，引导和促进社区矫正工作有序开展。三是督查制度。区矫正办将建立“不定期督查制度”，督查内容包括经费保障、队伍建设、矫正监管措施落实、工作纪律执行等。四是请示报告制度。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逐级、及时、如实上报，特别是矫正对象重新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受到治安处罚、收监执行、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以及需要与周边地区协调或不能准确把握的事项等要及时了解情况，及时上报。遇有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要边处置边上报。五是定期排查制度。镇（街道）矫正机构要有计划地对所辖区域内矫正对象报到情况、人数、动态、监管措施的落实以及矫正效果等进行定期排查。对表现不好、再犯罪风险较高的对象、脱管漏管对象要严格监管，并及时将名单通报检察和公安机关，确保矫正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六是矫正期满提示制度。对即将期满的社区矫正对象由区司法局矫正办通过期满提示函的形式提前一个月通知所在司法所，切实做好解矫准备，防止超期解矫现象发生。七是进一步完善档案台帐管理制度。街道镇乡矫正办的工作台帐要确保规范、资料齐全、查找方便。按照矫正对象一人一档的要求，对矫正对象档案资料认真细致地整理、归档，并妥善保存。要确保矫正对象档案卷宗资料真实有效，坚决杜绝工作台帐特别是矫正对象日常监管表现记录资料弄虚作假的现象。要加强矫正工作资料的保密性，对矫正对象进行分类分级管理的评估以及相关分析资料，必须妥善保管，不得随意泄露。

五、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切实在社区服刑人员中开展心理矫正工作

在坚持对社区服刑人员严格监管教育的同时，为提高矫正质量，探索心理矫治工作，在调查的基础上，就开展心理矫正工作的指导思想、目的意义、工作职责任务、运作方式、工作要求都作明确的要求。一是制定心理矫正实施意见，明确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提高矫正质量为根本，以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为特征，积极运用心理学方法，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不良心理，消除心理障碍，促进其悔罪自新，顺利融入社会，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再犯新罪。二是建立心理矫正工作队伍。搭建工作平台，建立区心理矫正咨询指导小组，聘请三位专家为指导小组成员，为各镇乡、街道开展心理矫正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并对患有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治疗。挖掘社会资源，依托区志愿者协会、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平台，建立一支有心理咨询资格证书的20多名志愿者参与心理矫正工作的队伍，与专家配合一起开展心理矫正工作。三是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助活动。针对大多数矫正对象的心理问题存有共性的特点，适时将具有相同心理困扰问题的矫正对象集中起来进行团体心理咨询，既有感染气氛和支持效应，有利于心理问题的解决，节约了时间和精力，提高了咨询效果。四是通过心理测评量表评估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对有需求的进行个案心理咨询，对患有严重心理疾病或有心理危机的进行心理治疗。对于服刑人员转变对立情绪、正确认识自身和社会、逐步改变不良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 , 促进了教育矫正效果的提高。

六、建立和培养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是搞好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前提。

做好工作，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要根据专业矫正力量与社会矫正力量相结合的原则，建立社区矫正专业工作队伍。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包括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从矫正工作者情况看，目前我区司法所工作人员数量明显不足，有些同志还身兼数职。随着矫正对象数量的逐渐增加，司法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责任也越来越大，而且，部分司法所人员变动较为频繁，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些同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业务生疏，责任心不强，制度不落实等问题，矫正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志愿者具有高素质的人士不多，人员结构相对单一，影响效果的发挥。社会矫正力量主要是社会志愿者，包括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社区居委会成员、老师、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所在单位人员等。其次，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法律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对矫正工作者的能力、素质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组建矫正工作者专业队伍，必须重视选拔工作，把那些热爱社区矫正工作的热心人士吸收过来。在区级层面，由政法委、共青团牵头组建社区矫正志愿者大队，在街道、镇乡组建志愿者中队，区局派一名指导员负责工作的协调培训等工作。对志愿者招聘、使用、培训、待遇、人身伤害保险等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志愿者的工作，提高志愿者荣誉感和工作积极性。再次，要做到责权利明确、管理科学，强化监督机制，加大执法保障力度，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和矫正工作者的待遇。最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业务培训，可选择定期和短期的矫正业务培训班，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努力创建政治坚定、业务素质高的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为顺利启动和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七、坚持建设与落实并重，逐步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首要的任务是如何依法落实和规范的问题。各地要结合实际，逐步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教育矫正和工作管理制度，形成环环相扣、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形成权责明确，严密高效的管理格局，做到社区矫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确保社区矫正各项制度得到切实执行，各项工作都能规范有序的运行。进一步完善教育矫正措施，努力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一是加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要对矫正对象做到“摸得准、管得住”，切实加强控管措施，防止脱管失控现象发生。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管理与教育相结合，惩罚与帮助相结合，学习与劳动相结合，确保矫正效果。二是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完善教育矫正方法，保证矫正工作质量。要对社区矫正对象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从犯罪类型、人身危险性、回归社区趋向程度、接受矫正的阶段性心理特征等不同角度，探索分类矫正、分级别矫正、分阶段矫正、个案矫正、心理矫正等矫正措施，提高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针对城市和农村地区不同特征，积极探索社区矫正的不同工作方法，努力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矫正对象顺利回归。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在我国，社区矫正就是指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将符合条件的罪犯(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四类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司法所)，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在2003年开始试点，2009年时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迅速发展，覆盖面逐年扩大。并且在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把社区矫正写入了想《刑法》，这不仅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同时也预示着现价段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社区矫正工作将进一步向着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逐步发展和完善。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也更多的暴露了出来，比如说矫正人员外出打工脱离管理现象不断增多，还有就是随着社区矫正法规、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司法所面临的工作任务愈发繁重而相应人员、装备、经费却不能配套。这些问题和矛盾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进程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该如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和解决好这些困难、问题和矛盾，在今年4月，笔者结合梁河县司法局河西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和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了一些想法。具体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阶段社区矫正人员的各项情况

河西司法所自2009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48人次，累计为期满社区矫正人员解除矫正18人次，现在册管理的社区矫正人数为30人。在这30名社区矫正人员中，男性有26人、女性4人;未满18周岁的2人、18至45周岁的21人、46至60周岁的5人、61周岁以上的2人;高中文化的1人，初中及以下文化的29人;被宣告缓刑的26人、被裁定假释的2人、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2人;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6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11人、侵犯财产罪的6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7人。30名社区矫正人员分别居住在河西乡8个行政村的94个村民小组中。

通过对这些在册社区矫正人员的各项情况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30名社区矫正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大概在87%)的人员正处在中年、壮年时期，而且男性居多，他们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支柱或重要成员，承担着家庭里很大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同时他们本身却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并且他们在犯罪过程中多数人是属于故意犯罪。

(二)现阶段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些主要工作机制

一是对所有在册的社区矫正人员建立档案包括执刑档案(主要包括法院、监狱的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等)和工作档案(主要包括社区矫正宣告书、社区矫正责任书、社区矫正人员基本信息表、矫正方案、通话记录、走访记录、谈话记录等)，做到一人一档、一事一表，及时登记、及时记录、及时总结。

二是在接收社区矫正人员时，为其制定对应的矫正方案，成立一对一进行帮教的矫正工作小组(小组成员一般包括司法所工作人员、矫正人员所居住的村委会干部、矫正人员所居住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干部、矫正人员的近亲属)。明确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明确矫正监督人、明确矫正志愿者，并与之签订相关协议，明确责任，加强沟通联系，协同管理，各司其职。

三是严格落实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制度，做到周闻其声，月见其人，司法所要求矫正对象每个星期给我们至少打一次电话，汇报工作生活情况。同时，每个月至少到司法所来一次进行思想汇报，并接受月度考核。同时严格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外出或变更居住地的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管理，请假外出在七天以内的由司法所登记和审批，并报县司法局备案;请假外出超过七天的司法所登记、签署意见后报县司法局进行审批。针对部分未办理请假手续擅自外出的社区矫正人员，司法所先向矫正人员进行告知(包括电话联系矫正人员进行告知和向矫正人员亲属发送告知书)要求其限期(一般为两周)返家，如若逾期未归的，司法所将向县司法局提请给予矫正人员警告。

四是积极走访，掌握动态。我们充分发挥矫正小组的力量，定期不定期地于小组成员进行走访沟通，从侧面及时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

五是加强对拟假释罪犯和可能被判处缓刑罪犯的社会调查评估。评估过程中首先要充分征求罪犯家人、罪犯居住地村民小组、村委会的村民、干部的意见;其次要对罪犯以往的社会经历和一贯表现进行认真了解;最后征求所在地派出所得意见。

二、当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要求外出打工的社区矫正人员增多

近年以来，随着正处在中年、壮年时期，主要承担家庭经济重任的社矫人员不断增多，导致越来越多的矫正人员的家庭和矫正人员本人都希望外出到发达的省份进行打工赚钱。而他们外出的想法和理由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当前的环境不好(如毒品比较泛滥、周边朋友亲戚吸毒的较多、没有固定工作的机会)，到新的环境去，能够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避免和一些有不良行为的人接触，可能更容易改正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赌博、好吃懒做、酗酒);第二能通过赚钱偿还一些债务(比如一些因故意伤害而获刑的矫正人员，他们在被刑事处罚的同时很多也都承担了较高的民事赔偿，往往他们的民事赔偿责任都会把家里的经济掏空有的甚至因此背上债务);第三家庭主要成员(如妻子、孩子)都在外面打工，整个家庭可以说都已在打工地，自己外出打工就能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然而，按照目前的管理规定矫正人员请假外出最多就是一个月，而且也不可能给予矫正人员连续请假。而希望通过变更居住地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矫正人员，又要面临着比较严格复杂的程序和原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变更地司法行政机关的态度(是否批准、是否接受)等问题，所以往往很多矫正人员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办理相关手续，擅自外出打工人员逐渐增多。

(二)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各机关之间缺乏联系沟通

社区矫正工作虽然是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与多个部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如果各部门之间联系不够，不能各自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往往就会影响到矫正工作的质量，列如，一名矫正人员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导致可能重新犯罪被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拘留或者逮捕，如果公安机关没有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通报，司法行政机关在联系不到矫正人员的情况下就会动用大量的行政资源进行查找，这不仅浪费了行政资源还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而且有可能让矫正人员逃避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给予的相应处罚。

(三)日益加重的工作任务和与之相配套工作人员、装备、经费存在矛盾

当前这一矛盾在基层司法所表现最为突出。司法所承接着社区矫正的所有日常工作，但是现司法所工作人员较少，工作装备也比较滞后，其它各项工作任务又比较繁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质量。以河西司法所为例，河西乡国土面积为102平方公里，司法所共有两名工作人员，有摩托车一张，而现管理的30名社区矫正人员又分别居住在不同的村民小组内。以致于每月的走访都要耗尽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司法所还管理着47名刑释解教人员，还要开展司法所其它业务工作如法制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以及乡党委政府安排的各项中心工作。可想而知工作人员在分身无术的情况下，在对工作的深入推进过程中就会打折扣，就会影响到工作质量。

(四)社会重视程度不够

社区矫正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社会对其的认知程度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参与社区矫正管理的积极性，相对的也就加重了该项工作对行政资源的依赖、加重了主管机关的工作负担。如社区矫正中的志愿者队伍建设比较滞后，缺乏一直拥有专业专业素质(熟悉我国法律、拥有专业心理辅导能力)的志愿者队伍，民众缺乏义务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性。三、一些想法和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的立法，规范全国社区矫正工作制度

当前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虽然已对社区矫正有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出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但是笔者认为还不够，还需进一步让全国的社矫工作规范和同步起来。因为由于各省的情况不同，各省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细则》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当遇到一些需要跨省份处理解决的问题时，就会遇到困难。如社矫人员要求跨省份变更居住地的情况时，就会有因为依据不同，口径不一等问题实质上影响到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让一些确实符合变更居住地的社矫人员在实际办理中遇到困难导致擅自外出现象增加。

(二)各级地方政府加强对社区矫正的宣传和帮扶

由于社区矫正是一个新的事物，很多人都对其缺乏认识，在寻求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时候就会产生困难，就会加重对行政资源的依赖。如果能够通过政府的大力宣传和帮扶，让社区矫正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认知，提高影响力。可能就会让更多的社会资源向这里倾斜，这样现阶段社区矫正工作存在困难如经费、人员等问题就会得到缓解。

(三)进一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衔接，和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职责

首先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对待社区矫正工作，认真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其次各部门之间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如每月或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各自通报工作情况，探讨存在的问题。

(四)强化对拟判处缓刑和拟假释罪犯的社会调查评估报告的参考

笔者认为社区矫正人员，在整个矫正期间，是要完全依赖于矫正地的各项资源来对其进行帮扶和教育的。而这些资源的优与劣则是体现在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上。如果超出了当地本身的承载能力，势必就会影响到该项工作的开展。如果能在对拟判处缓刑和拟假释罪犯，判处缓刑和裁定假释前，在适用法律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罪犯的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包括矫正地的各项情况、罪犯的家庭情况等)，我想这样可以给好的发挥社区矫正的职能，真正让罪犯早日回归社会。

第五篇：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

一、名词解释：

1、深度访问法：

又称临床式访问，它是为搜集个人特定经验（例如：偷窃、吸毒、自杀）的过程及其动机和情感资料所作的访问。最初常用于个案工作的调查、囚犯的调查和精神病人的调查，其目的时作出临床诊断，挽救罪犯和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人，后来广泛应用于对一般个人生活史及有关个人行为、动机态度等的深入调查。

2、重点访问法（集中访问法）

它是集中对某一经验及其影响的访问。重点访问法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之上的，即透过某种刺激可使调查对象在情景中产生特殊反应，矫正工作者从这些反应中获得信息，再加以解释。

3、结构功能分析法

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就是把事物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分析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关系，以及这些要素的不同关系、使系统表现出来的补同特征、发挥出来的不同作用，探讨事物存在原因的一种分析方法。

4、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心，并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参考）：社区矫正是以社区为平台，以科学的价值观念和工作方法恢复矫正对象的社会功能，促进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制度和过程。

5、非理性信念

指把那些特定场景中的经验绝对、普遍、抽象化之后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想法和观点。

6、自我效能感

由班杜拉所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所谓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对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是否有能力去完成某个行为的期望，它包括两个成分，即结果预期和效能预期，其中结果预期是指个体对自己的某种行为可能导致什么样结果的推测，效能预期是指个体对自己实施某种行为的能力的主观判断。

7、因果分析法

因果关系是世界上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分析矫正对象的各种资料，其目的就是为了弄清这些资料中存在的因果关系，找出形成矫正对象偏差行为或观念的根本原因。因此，因果分析是分析矫正对象资料的重要方法。

二、简答

1、社区矫正对象的类别

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符合社区矫正条件，被置于社区内进行改造、矫正的罪犯。具体来说包括5中罪犯。

1、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

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4、被裁定假释的；

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2、矫正对象面对的一般问题类型

矫正对象的问题主要可以分为矫正对象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及社会问题三类。

（1）个人问题主要是指矫正对象自身在生理、认知、心理、生存、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2）家庭问题主要是指矫正对象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及由此形成的对矫正对象改变的支持问题。

（3）社会问题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社会对矫正对象改变的支持性问题；二是社会中存在的可能诱发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一些问题；三是矫正对象与社会互动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

3、社会支持程度的影响要素 包括发展因素、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发展因素是指个人过去经验会影响现在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支持程度；个人因素指个人特质例如自尊程度、社会性、自主性、控制力等；环境因素指个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环境。（发展：从发展的观点来看社会支持，其关键问题在于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其今后的社会生活；个人：主要是指个人的人格因素对发展和使用社会支持的影响；环境：在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形成中的作用体现于不同类型的生活环境）

4、矫正社会工作介入理念和价值伦理

（1）人与环境的构成状态时矫正社会工作最基本的介入理念。即从矫正对象与环境的关系入寻，了解环境对个人的要求，个人与环境的互动，个人在环境中的资源。

（2）社会工作最基本的理念是相信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和尊严，而这种尊严和价值带给每个人不可剥夺的社会权利，社会工作者对受助者的基本态度是接纳而非批判。（3）矫正社会工作开展的核心理念——促使矫正对象恢复社会功能；

矫正社会工作的基本工作理念——问题导向；

矫正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矫正对象参与矫正过程；

矫正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伦理——平等、尊重；

矫正社会工作最基本的伦理——保密

5、如何培养自我效能

（1）从学习中获得：首先，要设置明确而合适的目标定向；其次，可以进行“自我竞赛”；最后，为自己创设更多的成功机会；即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附属内驱力的体现；（2）行为的成败经验：这是学习者自身经验，对效能影响最大的，成功的经验会提高人的自我效能，多次失败的经验会降低人的自我效能感；

（3）替代性经验：这是学习者通过观察示范者的行为而获得间接经验；（4）言语说服：这是试图凭借说服性的建议、劝告，强调自我暗示的作用

6、质疑非理性信念的方法

（1）反映感受。让服务对象具体描述自己的情绪，行为以及各种感受，从而识别背后的非理性信念；（2）角色扮演。让服务对象扮演特定的角色，让其重演他受困扰的情况，当时的感受行为表现以及非理性的想法；

（3）冒险。让服务对象从事自己所担心害怕的事，从而使情绪、行为背后的非理性信念呈现出来；（4）呈现

三、案例和论述

一、社区矫正资料收集的基本内容

（一）个人层面的资料收集

1、个人的基本资料

年龄、个人生活简历、生活经历、重要事件、个人服刑经历、社会经济地位、周围重要的人物、相关的社会系统等

2、探索矫正对象对于现状和问题的主观看法（1）存在怎样的问题；（2）问题出在哪里；（3）问题的原因是什么；（4）问题存在多久了；（5）对象以往是如何解决问题的；（6）希望如何解决问题

3、收集解决问题的动机资料

动机是解决问题，改善现状的内驱力，也是社工最重要的改变现状的资源。例如：对象有希望获得改变的动机，高某希望在有生之年提早完成服刑期；陈某对于所犯错误十分悔恨，其父母也希望能够改变教育方式，一起帮助陈某度过服刑期。

4、需要探索矫正对象生理、心理、情感、智力等方面的能力 如果发现矫正对象的实际能力与表现之间出现明显的差距，矫正社会工作者要仔细分析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

（二）环境层面的资料收集

环境是指矫正对象生活中的重要社会系统，以及可以得到的各种资源系统，社会系统：对象的家庭、亲属、邻居、学校、单位等（重要人物对于矫正对象持有希望和支持，以及他们帮助矫正对象的能力对矫正对象的开展具有积极意义）

资源系统：主要包括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如邻里关怀、志愿者、各类社会保障政策、就业岗位、各类专业服务组织可能提供的服务等等

（三）个人与环境交互层面的资料

（1）对象与周围环境的关怀，特别是与重要人物的关系（2）矫正对象寻找帮助的主要方式（3）社会系统对个人求助的反应

（4）其他系统互动方式对矫正对象问题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案例：周某、故意杀人、有一哥哥、爸爸

资料收集：

1、周某的个人基本资料（年龄、文化程度、服刑经历）

2、周某的环境资料（家庭环境：父母的关系、周某与父母的关系、周某与哥哥的关系、家中的主要支持资源）（与原来各门的关系、与现在邻居的关系、同事、居委会的关系）

3、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1）家庭中与父亲的互动方式（既离不开父亲的照顾，又与父亲关系微妙）（2）与“哥们”基本上断绝来往

（3）居委会是目前给予帮助的主要组织

（4）最低生活补助是目前获得的重要生活资源（5）同事的和睦关系给予周某较大的支持

二、社会网络的构建

（一）社会网络指的是一组个人之间的接触、通过这些接触、个人得以维持社会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助，服务讯息和新的社会接触。个人拥有的资源：（1）个人资源：个人的自我功能和应对能力

（2）社会资源：个人社会网络中的人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个人关系网络的广度，网络中的人能够发挥支持功能的程度）

（二）社会支持是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亲密伙伴所提供的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性或表达性支持。

1、感知支持：

（1）社区：社区是最外层的一般关系，个人和社区的关系反映其与社会的整合度，其对社区的归属感，以及个人对社区的认同和参与

（2）社会网络：个人可以接触到的一些人（亲戚、同事、朋友）

（3）亲密伙伴：个人生活中的一种紧密关系（关系中的人认可和期待彼此负有责任感）

2、实际支持：

（1）工具性支持：指运用人际关系作为手段以实现某种目标（如找工作、借钱、照看孩子）包括引导、协助、有形支持与解决问题的行动

（2）表达性支持：既可以是手段也可以使目的，它涉及分享感受、发泄情绪和挫折、寻求对问题或议题的了解、肯定自己和他人的价值与尊严等。包括心理支持、情绪支持、自尊支持、情感支持和认可等。

（三）介入：

评估社会支持网络：

（1）个人层面：网络所包括的人员的生活领域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人员对服务对象的重要性）

（2）社会层面：（所生活的社区、一般社区）（正式、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资源）（两者之间的关系，现有资源能够解决哪些问题）

社会工作的工作原则（1）个别化原则；（2）接纳原则；（3）承认；（4）期望关怀；（5）非评判：（6）案主参与和自决；（7）保密性

建立专业关系，秉守平等、接纳、尊重的原则

三、社区矫正专业关系的建立

（一）专业助人关系

1、指在矫正过程中矫正社会工作者与矫正对象之间的内心表现和态度表现得动态交互反应关系，通过这种反应，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能力得到改善和增强

2、专业助人关系式一个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这种关系不是双方见面就能建立的，它将矫正关系融入社会工作专业助人关系的元素，矫正社会工作者凭借其专业技能，给矫正对象注入了一种改变的动力。通过这个过程，矫正社会工作者和矫正对象之间会建立一种良好的相互信任的关系，这对形成矫正对象积极配合社区矫正观念、对矫正对象形成自我矫正动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矫正工作者与对象是双向互动过程）

3、专业助人关系的特点（目标性、非平等性、控制性、代表性）

（二）矫正社会工作者与矫正对象的角色

（三）专业关系建立阶段

（四）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

影响专业关系建立的因素

1、矫正社会工作者（专业技能、技巧；对自身角色的把握；自身资源；价值理念、与对象互动、对对象问题的评估）

2、矫正对象（自我认识、配合与否、态度）

3、与其他系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