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致辞

第一篇：莫言获奖致辞

莫言获奖致辞中的三个故事讲出了什么？

日前，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出席了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对于莫言此行，除了着装这样的八卦新闻以外，引发最广泛关注的是莫言在典礼上的发言会讲些什么。这不仅仅因为莫言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作家，也因为中国与人文类诺贝尔奖之间长期存在的微妙的内在紧张关系。

本来，一些海外舆论（特别是在港台的部分媒体和文化人中）对于诺贝尔奖授予莫言这样一位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从中国穷苦农村走出的农民子弟，一位曾经的解放军军官，中国共产党员和在西方媒体眼中具有官方色彩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就颇有微词。而另一些人则显然希望这位红色中国走出的作家，也能和一些原苏联的获奖者一样，成为批判本国政府和制度的异见先锋和公知代表。然而，莫言的发言却让这些人大失所望。香港媒体评论员梁文道认为莫言回避批评大陆的文化审查制度显得“很低级”，另一位香港作家梁伟棠更直言其讲话的价值观“很可怕”，还有一些港台媒体也摆出一副西方价值观二手教师爷的面孔，对莫言的演讲指手划脚，什么“又臭又长”“像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没有情怀”，“苦难并不是文学，母亲并非信仰。”那么，莫言在演讲中讲了些什么，让一些人如此气急败坏呢？

莫言在12月8日凌晨发表的获奖演讲的主题是“讲故事的人”。在这篇演讲中，莫言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文学之路，以及自己对于文学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母亲的回忆。莫言坦承自己的文学创作曾受到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但是他也强调自己的创作灵感更多地源于包括上自蒲松龄下至说书艺人的深厚的乡土文化传统。

正如其演讲主题，莫言将自己定位于一位“讲故事的人”。他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文学家当然有自己的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但是莫言认为好的文学远远高于政治：“文学发端于事件但要超越事件的关键在于，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

莫言的演讲几乎通篇都在讲自己的故事，其中最后讲到的三个故事给人的印象很深。

第一个故事讲到他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所在的班级参加一个忆苦思甜的活动，为了装出深受感动的样子，他自己拼命地挤眼泪，并且向老师举报了一位不哭的同学，导致这位同学受到处分。多年以后他找到当年的老师，表达了对于这次告密的忏悔。而那位老师却告诉他，其实当年的告密者远不止他一人，而是全班有十几位。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他年轻时在部队中的一个经历。有一天晚上，他一人在宿舍看书，一位老首长推门向他对面看了一眼说道：“没人啊”。当时，年轻军官莫言当即反驳了一句“我不是人吗？”让那位首长很是尴尬。事后他为自己的勇敢表现非常得意，而现在却觉得非常内疚。

第三个故事是听他爷爷讲给他的：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里，有八个人在庙里避雨，雨越下越大，让人害怕，有人说这是老天要惩罚有罪的人，谁有罪谁应该出庙接受惩罚，免得让好人受累。结果当然是谁都不承认有罪，于是又有人提议大家向外扔草帽，谁的草帽被吹出庙门，谁就是有罪的人。结果，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刮出了门外，但那个人仍然不愿意出去，于是另外七个人合力把他扔出庙宇，但就在这时庙塌了，把七个人埋在里面。

这三个故事，情节很简单，但却意味深长。这其中当然有对历史的反思，有对现实的批判，但似乎又不止于此，更有对社会，对人性的揭示。比如有人听到这些故事，会想起“多数人的暴政”，有人则会想起人与人沟通的艰难，还有人会想到因与果，罪与罚，真相与忏悔…… 对于第一个故事，莫言总结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对于第二个故事，也许我们可以说：“应该允许人们自说自话。”而对第三个故事，更是可以有许多解读，它好象说的是政治，但又不全是，好象说的是道德，但也好象不全是。

恐怕，讲这样的故事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吧。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人扇耳光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喜欢讲故事 名字“莫言”像讽刺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是有神论者 相信万物都有灵性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文学创作必须颐指气使 独断专行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丰乳肥臀》献给天下母亲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 我如看戏人般看众人表演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当哭成为一种表演 应该允许有人不哭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第二篇：莫言获奖

2012年中国文学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虽然没有很认真的读过莫言的作品，因为实在是有点长。但对于这位老作家还是曾经了解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莫言的作品获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很多重要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之前中国作家实力排名莫言高居榜首。

对于莫言获奖，并不是人人都肯定，大部分中国人都把诺贝尔奖神化，认为他这样一位乡土文学作家能获奖简直就是一件神奇的事。我认为莫言是个很简单很现实很坦率的人 出自他手的小说具有生动表现力，人物语言和画面感都非常电影化，完全折射出社会真实的方方面面。他的个人化比较明、地域性比较强烈，他对于动态的社会性的描述、和史诗性情结的搭建极好。这主要是他对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涉及。尽管莫言本人创作长篇小说，但他对细节的强烈的描摹，比如一些血腥恐怖场面的描述，都是极其精彩的。

而这样说其实也不是觉得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最应该的，当然，他能获奖，那肯定是优秀的。而历史上，托尔斯泰、易卜生等大文豪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谁也不会否认他们的成就。就中国而言，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巴金等也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很大一部分的人认为他的作品“最符合西方文学的路子”，更确切地说，他的作品更符合西方人的某些主观需求，文字很直接，甚至残酷，说实话我是挺喜欢这种风格的，很实在。

总的来说，莫言获奖也为了民族争光，对以后中国的文学也有很大影响。

第三篇：莫言获奖

新闻评论——莫言获取诺贝尔奖

莫言何许人也？你可以没看过他的书，或者你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但是，你若是连“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都不知道，那么，你真的已经OUT了。

莫言，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今年是2012年。没错，如果2012真的是世界末日的或，怎么轮也该由中国那一次奖了吧？当然这是笑谈。中国能够有一位作家可以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值得举国同庆的。闷骚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坛，每次都把不被嘉奖一事当作一缕轻烟，莫言这颗重磅炸弹平地一响，浮尘四散，各领域各阶层各单位„„纷纷发来贺电。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作协，自己人拿了这么大的奖，哪怕这个人他不是自己，作为领导作为同僚，怎么也得一番褒奖吧。主席致辞，这是中国作家在世界获得肯定，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大飞跃，客套话，听听开心开心得了。网上书城也瞅准时机，莫言书系一版再版全部卖脱销，消费者买的可是诺奖获得者的传世之作，就算不看，往书柜上这么一摆也是有学识的象征！紧随其后的是莫言的老家，旅游局早早规划好了，当年莫言写作的屋子要盖一座纪念馆，瞻仰诺奖人风采不能没地儿去。“红高粱”旅游区规划好了，不劳费心早就被执行力超群的乡亲们提上日程。“莫言牌”××商标以确定被其老家一个卖烤鸡的商家抢注，打上“莫言”商标那就是销量的保证啊。为家乡贡献一份力量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事，不是吗？

莫言好忙，元芳你怎么看？身为作家出品好的文学作品记录真实感情，莫言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如果不是活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相比大多数国人会陷入笔者开篇所述的窘境。获奖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势，这是莫言的荣誉，我们只是沾光，光有射程，也有暗淡的一刻，以此“光”炒作的集体与个人都是不当的，胜不骄，各行各业欢腾过后还是该干嘛干嘛去吧，莫言已经够忙了。

有倾向性的叙述占了大部分篇幅，几乎没有真正的议论。

第四篇：莫言获奖

莫言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从1981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红树林》、《蛙》等一大批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和国际文学奖。莫言的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等，在世界文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在中国当代文坛，莫言的写作特色十分鲜明。他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等影响，吸收西方文学营养讲述中国乡土故事。同时，他始终一腔热血地关注当下现实，同时又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近两日来围绕莫言获奖大家众说纷纭，左方认为其作品迎合了国外一贯的“审丑”心态，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及底层现状的揭露，有丑化中国人的嫌疑，就像当年张艺谋电影《红高粱》所受到的批判一样；右方认为其作品缺少对自由、民主理念的呼吁，本人有红色背景，与官方关系密切，尤其存在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过往，而饱受民主人士的诟病。

甚至出现一些他是否应该获奖的争议，有人认为其获奖是对共产党的肯定，间接否认了西方对中国政府严格的审查制度、缺乏自由声音的抨击，不利于今后对当局民主改良的鞭策，所以目前不应该获得这个奖项。但更多的国人是表示祝贺，毕竟是圆了百年来中国人的诺奖梦，能够促进世界更多的人去了解、认识中国。

个人认为莫言的获奖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1、对于文学方面，能够激励中国作家写出更多关注民生、贴近现实、接地气的好作品。虽说文学作品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政治不能超越人性，对真善美的讴歌，就是对普世价值的肯定，就是“以人为本”最本质的解读。

2、对于其他自然学科也有很大的促进，万事开头难，跨出了第一步，至少证明中国人对于诺奖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从而激励后来人在国人更加期盼、更加在乎的自然学科上的突破。

3、能够促进中国人对当前教育的反思，放牛娃出身的莫言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难道不是对中国教育的极大讽刺？中国僵化的应试体制，对学生天性的压制，造就的是只会考试、毫无创造力的“人才”，已然走进了一个很大的误区，就像钱学森临终所忧虑的：当下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

总之，我希望将来各领域能够涌现更多的“大家”，朝向世界文明迈出更坚实的一步！

莫言获奖原因分析

中国当代作家这样多，莫言能成为最具焦点的那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诺贝尔文学奖为何花落莫言呢？ 文学原因：

莫言的文学风格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神交”，成为被诺贝尔文学奖“看好”的极大因素。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对莫言的颁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莫言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将三维舞台，转变为显意识、潜意识结合的全息境界，沟通时空、真幻、人神世界。莫言的写作手法、思考角度受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影响很大，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尤甚，即吸收西方文学营养讲述中国乡土故事。而所谓魔幻现实主义，貌似荒谬，离现实无限远；实则深刻，离现实无限近。他的作品写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故事，所透出来的却是对人类的关怀。他始终一腔热血地关注当下现实，同时又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在莫言3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除品质上乘、被普遍视为杰作的《红高粱》之外，《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一批小说，都以其暴烈的叙事狂欢及魔幻而非凡的想象力，使之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既融合中国古典浪漫情怀，又有天马行空的怪诞虚构，从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借鉴的各种叙事技艺，保证了莫言小说的繁复与博大，深湛与激情。莫言以其“泥沙俱下”的叙事能量成就了迥异的文学气场，其饱满的视觉、触觉、味觉、听觉、嗅觉等感知细节的全方位铺排总给人难以自抑、狂飙不止的阅读感受。当代中国作家中，如苏童、毕飞宇就不止一次说过，莫言是当代中国最具原创力和爆发力的小说天才。莫言的文学创作具备了超越地域、民族、政治的魅力和价值，闪烁着人性光辉。

个人原因： 在作品中摹刻了一出出“东北乡”传奇的莫言对自己的家乡一往情深，“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莫言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当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山东老家高密东北乡写作；彼时，他是从这片生长着红高粱的土地走出的“黑孩”。这一天，书商忙着加印，人们忙着热议。众声喧哗中，莫言仍在生长出他的生命与文学的土地上，默默地写作，默默地讲述着生命与人性的故事，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用文字记录永生”。一个诚恳的人，一颗诚恳的心，一些诚恳的作品。这就是莫言，至今保留着故乡“树木、水流、高粱地”创作灵感的质朴的人。

在此之前，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舆论众说纷纭，也有一些人对他提出质疑。对此，莫言说：“感谢那些支持我的朋友，也感谢那些批评我的朋友。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把自己放在众声喧哗之中的机会。持续半个月之久的网络大战，也是认识自我的最佳机会，让我知道我有哪些缺陷和不足，也让我知道了有哪些宝贵的东西需要坚持、发扬。”

莫言是中国严肃作家中被介绍最多，在国外知名度最高的。他的想象力在这一代中国作家中也是很突出的。这是当下几代人很缺乏的。而且莫言一直在努力超越自己。从《红高粱家族》，到《丰乳肥臀》，到《生死疲劳》，到《蛙》，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方法。这是很不容易的。很多作家成名后，会满足自己的已有成就而裹足不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莫言获奖后电话专访了他，莫言表示，“将按照我原来既定的方向，脚踏实地，描写人的生活，人的情感，站在人的角度写作。” 莫言的充沛才情、独特选材、顽强坚持、认真借鉴，成就了不同凡响的文学佳作。

政治原因：

在政治方面，首先，莫言获奖须置于世界地缘政治向非西方国家平衡、世界多极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来看。最近三十多年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诺贝尔文学奖项的颁发出现了一个趋势，即由原来主要颁给欧美作家，开始逐渐颁给欧美以外的人，比如非洲人、拉丁美洲和亚洲人。这反映出，当前的世界，地缘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失去了核心，力量在向非西方国家平衡，在趋于多极化。诺贝尔文学奖，也摆脱不了这一地缘政治色彩。

另外，这次莫言获奖，本身也体现着诺奖评委们和国外文学界，对日益发展强盛的中国的承认和尊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正视与重视，认识到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不可或缺。

文学没有绝对的标准，外界的国际环境会产生一些影响，中国崛起的势不可挡也起了一定作用。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莫言本身创作的影响力，他的文学个性以及丰富的想象力。文化传播原因：

“翻译”与“影视”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

莫言是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他笔下的“乡土魔幻中国”受到西方译者青睐，许多重要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韩文、日文、荷兰文等多国文字。尤其是在诺贝尔奖的所在地瑞典，瑞典汉学家陈安娜一人就翻译出版了莫言的三本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

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西方媒体评论称，莫言的小说能走进西方主流视野，跟张艺谋改编拍摄的电影《红高粱》有很大关系，“他在海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还是《红高粱》。”

在中国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际，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应和翻译、影视、媒体宣传等共同形成跨文化传播的合力。中国面向世界的文化传播需要系统工程。

原因：

1.自身优异。莫言具有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莫言自述：“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这点从他的小说都可以看出。

2.他的小说色彩感强，个性鲜明。举例：比如他描写的月亮是“墨色的月亮”，高粱是“杂交的高粱”，人影是“一对对暗红色的人影”......3.善于写自己的故乡。这是有别于其他作者的地方。是自我个性的另一个表现。

4.他懂得学习西方创作理论，不管是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都大胆在自己的作品中尝试。比如莫言崇拜的福克纳，他写的《喧哗与骚动》，小说大量动用多视角叙述方法及意识流法，是意识流小说乃至整个现代派小说的经典名著。在莫言的小说中都有体现，这也是他有别于中国现代作家重要的一点。但是莫言又说：“越是崇拜福克纳，越是要离他远一点”。这一点提醒我们，具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说因为崇拜某某人，因为他优秀出众就去模仿他，而丧失自我的个性。莫言不仅吸取西方创作理论，又保有了自我鲜明个性。5.作家的成功要经得起风雨。不管是社会给予的，还是因为家庭婚姻、子女造成的种种问题。都需要我们坦然面对。这点在莫言身上也得以体现。

6.对于自己获奖的主要原因，莫言表示，”我的作品的文学的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给我的理由就是文学奖，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的独特的文化和弥足的风情，我一种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立足写人，超越了人群和种族的限制。

7.原著被翻译的好。有言论甚至说，其翻译的文字比莫言本人写的还要好。

8.有个日本获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来中国必见莫言。必要与莫言交流分享文学思想。说明公众作家的推崇也是很重要的。莫言获奖想必这也算个原因之一。大概就是这些了。

从梁启超到鲁迅再到沈从文，我们几度与诺奖失之交臂，往事如昨令人惋叹。我们不是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一流的作品，困难的是以何种方式挤进世界文学的前沿，个中原因有作家视野的宽阔或狭窄，也有思维模式的僵化和惯久的一边倒，还有作品人性普泛意义的揭示和把握，更有翻译技术的隔膜和制约。每隔几年，我们的作家都会掀起为什么诺奖队伍中缺少泱泱中华的大讨论，其实深究起来无非是我们的作品过于看重商业化，或者有更多成分刻意于“主旋律”，加之身处浅阅读的文化生态环境，让作家们远离了抱负和责任，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仍有对现实思考极其深刻的精品在涌现，莫言的《蛙》就是最好的例证。

那么，为什么莫言的《蛙》在摘得茅盾文学奖后又能问鼎世界级奖项，个人认为因素如下。

一，作品主题的独特性。人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而控制人口又是现代转型的无奈抉择。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为天下瞩目，但就其纯粹的技术手段也为很多国家所诟病，笔者就曾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最高潮时亲身参与其中，深知其对政治、伦理、传统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那时候我想，若干年后我们该怎样看我们今天的手段，又该如何还原和解释这段历史？这是在用生命之痛、人性之痛交换国家发展和经济繁荣。如此敏感的题裁，那个作家敢碰？走进禁忌，该有超凡勇气，而这勇气源于作家敏锐的眼光和坚守的良知，庆幸的是我们国家在复兴道路上逐渐解除着文化禁锢，才让我们的作家敢发心声而于笔端。

二，不断打磨的耐久性。莫言这部作品动笔于2002年，当时的题目叫《蝌蚪丸》，触动作家灵感的是1958年的一则旧闻：男女同房喝下14只蝌蚪可以避孕，与当今“喝红茶菌”“打鸡血”的形式极其相似，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为什么会重复同样的荒谬？于是他用一个剧作家观看自己作品的表现手法写了十几万字，觉得不满意，便搁置到2007年才重又动笔。我们说一部好作品要不断打磨，经得住时间的晾晒，才有可能思考得更深，观察得更透，写起来才更加成熟、饱满。

三，艺术手法的多样性。《蛙》以解放前、文革中、改革开放和新世纪四个不同历史空间作为小说背景，围绕实施计划生育的不同叙事，让这四个空间互文参照，纠缠搅扰，把人性悲剧宿命化，国民痼疾精神化，气象辽阔，具有史诗风格。整篇写了五部分，每一部分用书信的形式开笔，使故事不论推得多远都能围绕在一条大的主线下，而结尾部分又采用九幕话剧的笔法，揭示人物内心的苦痛、现实的惨烈和对未来的憧憬，主人公“姑姑”从接生的快乐，到坚决不准超生婴儿活着的忠诚甚至疯狂，再到精神的救赎，以眼前泥塑婴儿一一复活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反思我们民族为了富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充满强烈的寓言意味。而“蛙”的低卑形象、令人恐惧的眼神、咕呱繁复的鸣叫，刀锋般刺向我们的记忆深处，又反向深化了主题。

四，叙述语言的朴素性。从他的成名作《红高粱》我们可以感受到，莫言的语言气势宏伟，大气滂沱，泥沙俱下，既有诗意充斥，又有民间喧哗，是业内责疑的话题和描摹的范本。那么，如果用这类叙述语言去写《蛙》该更会显现意想不到艺术冲击力，但是这又给作品向外推介制造了翻译上的障碍。令人欣喜地是《蛙》的语言在力求返璞归真，用超然于世的第三者视角，干净地编织故事，简洁地塑造人物，朴素地谈论思想，这不能不说是莫言对个人风格的成功改造，也是一个作家在功成名就之后的自我升华，更是一个成熟作家能力攀升的生动体现，也为译者荡平了华语作品推介的难度。所以说莫言不获奖连上帝都会抱怨。

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那丰腴厚重的黑土、若猎猎旌旗直指天宇的红高粱，哺育了一颗善于忧思的伟大心灵，他曾在易县当兵服役、创作在保定起步，贯穿并主导民族风骨的易水文化，保持了一个作家道义的守恒。莫言在《蛙》杀青之后说：他人有罪，我亦有罪。我说：莫言获奖，受之无愧。我们说：这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一个作家带给整个中华民族痛快淋漓的自豪。

梨花体

在网上看过很多诗歌，当然也包括那个已经属于“著名作家”所写的“梨花体”。其实现在流行的诗歌，包括《章子怡漂不漂亮》都不是什么新发明，几年前在一些实验诗歌的选集中，早就出现过。

我并不把它们归于诗歌一类,它们仅仅是一些被莫名其妙断了句的句子而已。平常的句子，仅仅因为在电脑上多打两个回车，就成诗歌了？或许诗歌的确不应该承载太多的社会责任，但起码要给人美的享受。

徐志摩的诗、海子的诗都曾经打动过我们，因为他们的诗歌中有美好的东西，这些东西触及到了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带，能够给人带来共鸣或者感动，可以让人震撼或者思考。这样的诗歌才是好的诗歌。不像现在的某些诗人创作的诗歌，形式大于内容，或者索性没有内容，仅仅把一段毫无意义的文字毫无章法地分割一下，就成为了所谓的诗。

虽然在诗歌不很流行的年代，这样的诗歌也许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吸引人们的目光，但这种关注肯定是不会长久的，诗歌不是为了博得旁人浅薄的笑容。无论是古诗还是新诗，好的诗都应该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而不是为了写诗而写的诗、为了出名而写的诗。降低对创作的要求，最后受伤害的是诗歌本身。

[孙健]我在学生时代曾当过业余诗社的社长,近日对“梨花体”诗歌的讨论,多少我重新激发起我对诗歌创作的热爱。那些多半只能自我欣赏的诗歌明显登不了大雅之堂，但是我相信民间的“草根之作”（即便是那些似乎是对诗的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的作品），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怀的宣泄，便也应是艺术花园里的一朵奇葩。正像我们热爱相声艺术，我们就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郭德纲。诗歌的年代已经远离我们许久，眼下我们终于欣喜地看到了一线曙光。

[beinah]我觉得就像日常生活语言可以不断更新不断创造一样，诗歌也是可以根据生活情境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形态来表达不同的爱好方式的，我很感兴趣，正在努力尝试，也算与时俱进。

[zcx]我一点也不喜欢“梨花体”。

诗就得有诗魂，有意境，如果“梨花体”算诗的话，那么街头巷尾长舌妇的碎语废话岂不字字珠玑、句句成诗了？从“偷听某某”记录下的闲言闲语岂不都成了“来自民间”的诗歌了？文必有内容，诗必言志。我不想玩弄文字游戏，不想糟踏汉语，不想亵渎诗歌。《梨花》、《与沁园春无关》、《章子怡漂不漂亮》之类的“梨花体”只会激起我对“赵（钱）孙李”们的蔑视，而不是对玩文字游戏的热情。

[九九]看了一些“梨花诗”，忍不住学着它的格式，做了一篇评论“梨花诗”的诗：梨花体算不算诗/有人说它算，有人说它不算/俺的语文老师就说它不算/可是/苏菲舒说它算/但是/语文老师硬是送了俺一个鸭蛋。哈哈，我这一句话评论可不可以命名为“梨花评论”呢？！

[陈剑华]对于“梨花诗”，有人愤怒地说：这根本不是诗！但至少这样的诗让人看得懂，知道在说什么东西，而这一点是现代诗早已放弃的功能，因此，“梨花诗”也扎扎实实地打在了现代诗的痛处，打在了现代诗真正的软肋。不管作者这么做是有意还是无意，实际上是嘲笑了不知所云的现代诗，这告诉现代诗的诗人们：不管你怎么写诗，至少你得实现诗歌最基本的功能，要让别人看得懂！然后才有好坏之判！

第五篇：莫言获奖

原标题：听莫言获诺奖演讲

□洪 烛

听莫言获诺奖演讲，我的感受是：本色。

本色就是他的最大特色。

没有拔高自己，也没有自我矮化，他展现的就是他这么一个人，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爱谁谁去。他可不会为讨你的欢心而改变自己，更不会因桂冠加冕而自我戏剧化，仿佛真的铁肩担社稷似的。

是大英雄自本色。本色其实很难得。尤其在众人无限的期许与无限的挑剔面前。

莫言以不变应万变：我就这么着了，你能怎么样？我是来领奖的，又不是来拉选票的。难不成还要为别人的喜怒哀乐而活吗？让你失望了，那活该。别怪我，在你认识我之前我就这样了。你有更好的演讲稿，那你来讲啊。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我估计他心里还是有点火的。这几个月撒向他的鲜花，没有使他更温柔，因为泼向他的口水，反倒使他更坚强了。

其实，作家的定义和角色有很多种，莫言选择了最原始也最基础的一种：讲故事的人。好像挺低调。可把中国故事讲到万众瞩目的诺贝尔领奖台上，就牛逼了。

潜台词是：许多作家自以为真理在握，自我戏剧化地传道乃至殉道，却连故事都讲不好。基本功都不过硬，最好别自命为作家。

作家还是要拿作品说话的。任何口号都可能随风而逝，文学经典才是铁板钉钉，光靠嘴皮功夫是拿不下来的。

作家可以像上帝一样置身度外地俯视瞬间政治风云（他的参照系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再辉煌或再黑暗的朝代都只能算作插曲），缄口莫言，守口如瓶，保持要么纯个人要么立足于全人类的独立思考。大作家大诗人的功绩显现在：众生内讧之时，巴比塔土崩瓦解之际，他却独辟蹊径地以个人之神力“建造了一座非人工所能建的纪念碑”（普希金语），其流传久远一点不逊色于亚力山大的功德碑。

不管怎么说，能看出莫言是个感恩的人，对母亲的感恩，对故乡的感恩，对军艺导师徐怀中的感恩，对改革开放的感恩，甚至对中国小说先驱蒲松龄的感恩，以及对外国先驱马尔克斯与福克纳的感恩。哪怕这些恩情有的只是之于他个人而言的。但一个功成名就后懂得感恩的人，比忘恩负义或恩将仇报的人在我眼中更朴实，更有人味儿，也更感人。

昨天晚上记者采访我，问莫言获诺奖对整个中国文学复兴是否有效用？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纯文学在八十年代高居于中国文化的金字塔尖，才造就出莫言等一代新作家及北岛、舒婷等一代新诗人的横空出世。后来，过度的市场化（或者说过度商业化）又使纯文学快变成文化金字塔垫底的了。

从莫言获奖开始，纯文学终于把颠倒的乾坤扭转过来，重新荣登金字塔尖的位置。

洪 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