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2015年SOHO中国年会致辞稿（精选五篇）

第一篇：潘石屹2015年SOHO中国年会致辞稿

朋友们、同事们，你们好：

2014年过去了，新的2015年到来了。过去每年，我们几乎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心情去辞旧迎新。而今年将不一样，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在巨变中，从观念、体制、思维到我们具体的产品、商业模式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旧的在土崩瓦解，新的在迅速的成长到来，今天让我们一起反思我们过去走过的路，思考一下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走，我们公司应该如何发展。

过去的2014年，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力度最大的一年，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着透明、公开、不送礼、不行贿、不做一分钱假账、不愉悦一分钱的基本原则和底线，所以司法反腐机构一次也没有光临过我们的公司。当初在我们坚持这些基本的原则、底线和价值观时，也行有些同事是不理解的，但今天看来，这些都是我们的保护神，在保护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护着我们的每个家庭以及我们的公司，对于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我要一定要坚持下去，如果离开了它，我们将处在危险中会失去保护。

2014年我们作为一家商业机构，作为一家公司，我们依靠每一个人的努力，我们为社会又创造了四座建筑奇迹，他们分别是：望京SOHO、光华路SOHO2、凌空SOHO，SOHO复兴广场，这一座座的建筑，凝聚了设计师的创意、工程师和建设者们不分白天昼夜的努力，更离不开成千上万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帮助。在过去的2014年，我们SOHO中国为政府缴纳税金是65.588亿元人民币，也许这个数字太大，各位同事没有什么概念，与我们每一个人挂钩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工作日交税6.6万元人民币，当你们经过城市的立交桥，坐上飞机的高铁时，你们应该感到自豪，这些伟大的建筑中有你们每个人的贡献。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尽力去帮助在人生道路上需要帮助有理想有志气的年轻人，也许我们的帮助微不足道，但对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来说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是雪中送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和鼓励，但也遇到了一些恶意的攻击和谩骂，甚至给公司平添了无谓的麻烦，但我们始终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收获多少就要付出多少，这些基本的道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社会对人类贡献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为社会进步作出的付出和努力。

过去的一年，SOHO中国的同事们做了不少工作，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开头时我们谈到世界的巨变，是怎样的巨变？2015年将又是怎样的一年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年，表面上看一些行业和企业倒闭了，消失了，深入一点看是他们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再深入的了解，也许蕴藏着更深奥的道理和规律，今天还不能够被我们完全的理解，但是巨变就发生在眼前，有一点我们是确认无疑的，就是这种变化会让我们的世界越变越好。

过去SOHO中国是一家传统的房地长公司，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一定要思考一些基本的问题：人为什么要办公？什么是工作?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空间？他们对环境和空间有什么要求？最重要的是，在互联网的环境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SOHO3Q就是我们思考这些基本问题后给出的答案：它会让工作和办公变得更加简单高效和灵活，消灭官僚的气氛，它会让人的灵魂和创造力潜能释放出来，让空间和思想得到最大限度的分享，SOHO3Q是我们对这个时代思考的答案。

再次我真诚的感谢各位同事的努力，以及你们投入到SOHO3Q中的热情，用一句时髦的话说SOHO3Q就是典型的o2o产品，SOHO中国从2015年开始就不再是一家传统的房地产公司，而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要成为一家互联网公司不在于你拥有了多少硬件或软件，而在于你公司的思想、组织结构以及公司整体的学习能力，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同事合作伙伴，在过去一年做出的努力，给您和您的家人带去我们的祝福和祝愿，祝你们幸福、快乐、成长、进步。

第二篇：潘石屹专题

这是一段多年前的回忆录，按说早已不算新闻。但这个与亿万富翁潘石屹有关的故事，却揭示了“富人之所以为富人，穷人之所以为穷人”的秘密。对广大创业者来说，其中的启示永不过时。

讲述这段回忆录的是一个叫李勇的打工汉。26年前，他和潘石屹在深圳的南头边关相识，走深圳、闯海南，一起挑过砖，成了一对共患难的“苦友”。然而，如今的李勇仍然辗转各地打工，而潘石屹早已成为SOHO中国董事长，2013年，他与妻子张欣的身家高达36亿美元。

钻过铁丝网搬砖

李勇是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人，高中文化。1987年2月，21岁的他到广州打工，可一直没有找到正式的工作。7月底的一天，他到深圳南头边关检查站碰运气，却没有边防证过关。

他在南头关口徘徊时，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人拉着他找了个“蛇头”，各交了50元后，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爬了过去。李勇当时还心痛花了50元钱，同伴却兴奋叫道：“深圳，我潘石屹来了！”

李勇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个大他三岁的潘石屹是甘肃天水人，居然是从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辞职来闯深圳的！

两人越聊越投缘，很快就以兄弟相称。

一个多星期后，两人只剩下5元钱，仍没找到工作，只得到布吉镇一家工地挑砖，每天10元，晚上加班每小时1元。

一个月后，两人领到了350元工资，潘石屹决定离开。李勇恋恋不舍：“一年可以存好几千元呢！”潘石屹劝他：“老弟，只要我们找到更好的机会，不要说几千元，就是几万元，也不值一提！”李勇这才决定跟潘石屹走。

推销电话机的纸条

1987年11月，两人应聘为深圳市福田区正泰贸易公司的业务员。公司主要销售电话机，底薪200元，按业绩提成。

可两人不懂粤语，普通话中口音又重，业绩始终上不去。一次，他俩到一家公司推销，对方怎么都听不懂，干脆恼了：“你们普通话都不会说，捣什么乱？出去！”李勇涨红着脸扭头就走，潘石屹却掏出笔和纸，飞快地写道：“我们是推销电话机，而不是推销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说得不好，但电话机的质量很好。”

对方接过一看，不由点了点头。5部电话机就这样卖出去了。

渐渐地，两人打开了局面，月收入涨到500多元，潘石屹还因为点子多，被提拔为业务经理。

李勇至今记得，海南建省的消息传来时，潘石屹拿着报纸，满脸激动：“我们一起闯海南吧！”

李勇大吃一惊：“潘哥，去海南人生地不熟的，每月能挣五六百元钱吗？”潘石屹却说：“你放心吧，海南刚刚建省，机会多的是。我们去，一定不会错！”

1988年5月底，两人各自带着1000多元的积蓄到了海口。

毛遂自荐当厂长

然而，相比深圳，经济极其落后、人满为患的海口，想找到一份工作绝非易事。三个月过去，两人已经身无分文，只好找到海口市东英镇的一家砖厂。

岂料砖厂的王老板认为他们穿得清清爽爽，“一看就不是做砖的样子，走吧！”

潘石屹却挽起裤管往黄泥中一站：“我这样像做砖的样子了吧？你放心，只要来了砖厂，我们就不会比其他人差！”老板来了兴趣，收留了他们。

砖厂建在山上，不通电，只能点煤油灯照明，挖土、和泥„„所有工序全靠人力，一天下来累得要命。

20多天后，潘石屹扛不住了。他径直找到王老板，提出如果自己当厂长，工地混乱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全都可以解决。

李勇觉得潘石屹胆子太大，潘石屹说：“他如果答应，我觉得我能管好；不答应，我也不会亏什么。但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第二天，王老板答应了。

潘石屹立刻开始改革：花几百元钱买来水管，引水到砖厂和泥；又买来了小型发电机，方便夜间照明和加班„„

一年后，厂长潘石屹的薪水从500元涨到1000多元，而李勇也被他提拔为组长，每月也有300多元收入。

砖厂倒闭 分道扬镳

1989年10月，王老板把经营重点转到房地产，准备转让砖厂。

潘石屹马上找李勇商量：“老弟，我们把砖厂承包下来，干不干？”

李勇担心欠债，又不好意思拒绝，便不肯投钱，只说“赚得多你就多给我点工资；亏了，算我白干。”

潘石屹以每月8000元承包砖厂。在他的经营下，第一个月交了承包款后，还净赚1万多元。很快，砖厂员工从最初的1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每月都赢利两三万元，李勇的收入也涨到了两三千元。

但好景不长，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当地户籍人口很少，海南房地产的疯狂开发大大超出了市场的正常消化能力，1990年初，房地产热急剧降温。潘石屹承包的砖厂难以为继，苦撑数月后关门大吉。当潘石屹遣散工人时，赚到的钱基本赔光了。

这次打击之后，李勇痛下决心：明明知道潘石屹过不了安稳日子，自己为什么要跟着他这样瞎折腾啊？

1990年8月25日，潘石屹与相处三年的李勇在倒闭的砖厂分手，消失在人海茫茫的海口街头。

在“潘哥”的工地上打工

与潘石屹分别后，李勇又去海口的一家建筑工地上打工，每月200多元。1993年5月，李勇在街上碰到了潘石屹。

这时，全国皆知“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潘石屹已和王功权、易小迪、刘军、王启富等人贷款500万元，以2000元1平方米的价格买了8栋别墅，准备高价转手卖掉赚钱。

李勇十分担心：“潘哥，500万哪！万一亏了，一辈子就完了„„”潘石屹却笑道：“老弟，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即使失败，也是轰轰烈烈地失败„„”

1993年8月，山西老板韩九吉愿以4000元/㎡买入别墅。尚未签单又遇上一位内蒙古商人，潘石屹的商业本能马上闪现，将价格提到4100元。韩很生气，但马拉松式的谈判后，潘以4200元/㎡的价格卖给韩3栋，余下5栋以6100元/㎡的高价售给内蒙商人，第一桶金300万到手。

当年底，潘石屹嗅到海南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的信号，万通公司由此转战北京，1995年他和海归妻子张欣创立SOHO，事业越做越大„„

而李勇在海南打了两年工后，回到老家结婚生子，此后四处打工，养家糊口„„

2007年10月，李勇来到北京建国门外的SOHO工地上做小工。当他听说SOHO的老板是潘石屹时，内心顿时掀起狂澜：如果一直和潘石屹在一起，自己怎么可能还在工地上卖苦力！

然而，不知是出于自卑还是自尊，惭愧还是懊恼，他最终并没有去见“潘哥”。李勇的反思：

“我图安稳他能折腾”

26年时间，能让潘石屹成为众人瞩目的亿万富翁，也仍然把李勇困在工地上打工。接受采访时，李勇感慨地说：“以前，我以为潘石屹的成功很偶然，可现在不这样认为了。因为每次在生活的岔道口，我只图安稳，满足于第二天明白自己干什么工作，害怕失去现有的一切。当初，我还觉得潘石屹每次都是瞎折腾，其实他每次再折腾时，都有了更高的起点，终于折腾成了拥有几百亿的富翁！这就是我跟他的区别呀！”

李勇的反思的确有道理，他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贪图安逸，只要能吃着馒头，就不会再奢求蛋糕。而潘石屹的成功，与他“能折腾”息息相关。只有敢于折腾，永远不满足现状，才能赢得机会，才能不断占据更高的人生新起点，获得新的成功。这样的人生虽然充满了动荡与坎坷，但正应了“无限风光在险峰”这句话，经过磨砺的人生才能大放异彩。李勇和潘石屹的人生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落差，其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篇：潘石屹演讲

潘石屹演讲

《做有出息的孩子：影响你一生的名人演讲》春风文艺出版社作者：于丹 等

谢谢大家。现在房地产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媒体往往都把房地产发展商丑化，电视、电影的反面人物绝大多数都是房地产发展商，所以我与其跟他们说我是房地产发展商，还不如说中性一点的就是盖房子的。所以我把我最近几年从事的房地产开发、城市建设中有一些比较深的体会跟大家谈谈。我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出来让我们有一个互动，提的问题越尖锐越好，没有任何的禁忌，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讨论。

现在房地产发展特别快。我记得在2003年上半年“非典”时期，我想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房地产一定都要下滑。这是我在“非典”时期的判断，因为北京的车出不了外面，外面的车也进不来，有时候我们工地上的钢筋、水泥也进不来，所以我想这种状况可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但事实证明这可能是我在近五年里的一个最大的判断错误，就是对形势判断完全错了。“非典”过去以后，全中国的房地产都爆发性地增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到2003年末，北京房地产成交的统计量比2002年增长50％，接近1000亿人民币，达到998亿人民币，到2004年的时候，达到1500亿人民币，北京这个市场，成交量急剧地增加，房价也在迅速上升。这种情况下就有好多人非常担心，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就怕中国房地产这样快的增长速度，会不会伤害到中国的金融，会不会伤害到中国的经济，有各种各样的担心，老拿出一些统计数字跟国外比较，觉得这个有点过热。而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为什么呢？因为房地产行业不能够跟我们社会大背景脱离开来看，应该跟整个中国社会大背景结合起来看。而我觉得未来中国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是“进城”。中国的农村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要到城里去，城里要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要有房子，用官方的说法就是“城市化进程”。可能你在城市里感觉不到，我喜欢到农村走一走，发现所有生活在农村的父母，他们心里都盼望自己的儿女能到城里去，过上跟电视里面一样的生活，他们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受了苦，只有让自己的儿女们进了城，才能够过上好日子，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我想这也可能是一个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动力，如果没有这个原动力，可能也就不会有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是国际化。在今天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民族，如果闭关自守，就一定没有出路，要把各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只能加入到国际化大循环里面去。

中国最近几年房地产增长速度比较快，在这样快的情况下，我们去跟谁比较？现在有好多经济学家天天拿数字较真，拿出各种各样的数字、图例，跟今天的美国比，跟今天的法国比，跟今天的英国比，跟今天的德国比，说中国房地产过热了，泡沫来了。我承认，如果拿着今天的数字跟他们比，是过热了，可是我们背景不一样。像法国，是在拿破仑三世，18世纪的时候，开始大规模的建设，实际上当时的巴黎跟今天的北京一样，到处是工地；纽约是上个世纪初进行大规模建设，也到处是工地。可今天巴黎、纽约已经建完了。像香港是上

个世纪末80年代、90年代开始建设，而中国内地的城市才刚刚开始建设，刚刚进入建筑时代，所以拿今天的北京、上海跟今天的纽约、巴黎、香港去相比，就相当于拿一个十七八岁小孩的发育、饭量跟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相比是一样的，这是不可比的。任何一个建筑时代到二十年、三十年的时候，建筑工地规模就要小得多，我想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我刚刚到美国住了几个星期，我发现美国人远远低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远远低估了中国人的勤劳，远远低估了中国人的效率，我从美国回来再到温州、再到东莞、再到山西的煤矿看，我发现中国人的成本最低，而效率是最高的。美国人大大低估了，欧盟也大大低估了。所以中国加入WTO时间表马上放开的时候，欧盟这些国家，以法国为例，它的失业率就急剧的上升，这两天欧盟的宪法都没有通过，法国总理都辞职了，什么原因？就是中国的竞争力。中国现在跟欧盟有贸易顺差，跟美国有一个比较大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就意味着把他们的就业机会转移到中国来了。可是一部分中国人也远远低估了中国人富裕程度，低估了中国人的勤劳，低估了中国的低成本和中国人的高效率，他们得到好多的结论就是天快要塌下来了。中国人有两个低估，一个是人们的富裕程度、效率被大大低估了；另外一个是中国最偏僻、最困难的地方的贫困程度也被大大低估了，这是两个极端，我想这是房地产为什么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的一个大背景。

我到建设得比较好的城市去，比如纽约，给我最深的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才是一个有活力的、生机勃勃的城市，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实际上我在前不久偶然翻了一本书，是1961年一个美国人写的，叫《美国伟大城市的生和死》。这本书总结出来四个要点，说按照美国城市发展经验，只要符合这四个要点，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有活力、生机勃勃的城市，我对着看了一下，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们的城市建设都是反着做的。

第一个要点：城市和城市的区域功能要混合，而不是单一的功能。如果是单一的功能，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就没有效率，他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坐车来回跑，这个城市就会交通拥挤，这个城市就没有效率，加入国际化的大城市也就没有竞争的优势。可是我们在城市规划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一个功能分区，比如西边教育区，东边CBD，方庄、望京居住区……这样像方庄、望京就变成一个“卧城”，早上人们开着车跑出来，晚上跑进去，在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基础设施在满负荷地运作，人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路上，这个城市就没有效率。

第二点：街区要小。可是中国好多城市在过去几年的规划中，一定是大块马路、大的广场、大的绿地，整个城市的积累都让这些东西给割断了。

第三点：要有足够的密度。在中国任何地方都要限制高度、密度、容积率，要做花园式的城市，其实要做花园的时候就可以跑到农村去，那儿都跟花园一样，之所以要成为一个城市，就是要享受一个城市的繁华。

前几年我在选择土地的时候，就选择建筑密度最高的点——北京的CBD。选完后，各个专家和领导都说CBD的楼太高了，交通太拥挤了。实际上只有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区，把它的密度提起来，这个城市里面的商业机会才会多，而且这个密度提起来不一定是增加交通的压力，反而是减少了交通的压力。如果说像铺大饼一样，在一个城市里整个都铺开的话，交通量就会增加，如果密度比较大，有一些地方我们就可以不开车了，因为人步行就可以走得到。还有就是它把平行的交通、汽车的交通，变成电梯的垂直交通，这样的话你看，就不见得是增加了交通压力，而反过来是缓解了交通压力。

前两天在《财富》论坛上，这些关于城市建设的题目，我老婆张欣去发言，她说一个城市的中心区应该提高密度，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多地少、土地资源贫乏的地方，结果这个文章被登出来了，把我老婆的观点批评一通，而且完全政治化了，说你看这些房地产发展商为了赚更多的钱，还说要把密度提起来。写完后我也没在意，后来这篇文章被挂到新浪网上，新浪网上就二十四小时骂得铺天盖地的。其实这本来是一个你说你的道理，他说他的道理，让大家判断的事情，结果被弄成这样。

第四个要点：不同年代的建筑一定要并存。而中国只要建设一个区域，一定有个词叫“三通一平”、“七通一平”，就是把地面上拆得干干净净，拆干净后还要挖上十几米的土。这一次我到纽约的一个朋友家，这个朋友住在SOHO区，他也是世界上排在前几位的富翁，原以为去这样一个富翁家，不知道他们家会如何豪华，去了以后才发现他们家住在纽约当时的巧克力厂的七层，而且他们的电梯还是那种打开铁栅栏，没有按钮，是一个摇柄往上摇，如果到了七层开过了，还得先往上摇，再往下摇，才能把电梯跟七层对到一起，才能上去。到他们家后，他们家像厂房一样。转了一圈就到了屋顶，屋顶非常漂亮，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到被撞的世贸大厦。后来我发现在非常漂亮的屋顶上面有一个奇大无比的水塔，说这是过去巧克力厂的水塔，现在他们家都把垃圾放到里面去。我说为什么不拆掉，他说在纽约超过三十年的建筑都是文物，一定要保留下来，站在他们家七层看到所有的水塔都是保留下来的。实际上这就跟一个社会一样，我们现在强调和谐，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定要有老人、中年人、青年人、小孩，各种各样的人都要有；一个城市要能够发展起来，对建筑而言，明朝的建筑要保留，清朝的建筑要保留，国民党建的也要保留，苏联人帮我们建的也得保留，它是一个记忆的延续。而我们现在整个城市都是大拆大建，别说三十年，三百年的也拆了。而且拆掉以后，还说这些太脏太旧了，拆了以后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实际上把真正的文物都破坏了，搬到旁边的都是复制的古董。所以我想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是这本书上说的这四个要点，这四点是我做房地产开发这十几年来深刻的体会。

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每个城市要有每个城市的特点，而不要简单地模仿。模仿别的城市，失去你这个城市的根，失去你的特点，是建不好的。第二，一个城市要建设得好，一定是靠市场的力量去配置资源，用市场的手段去配置资源，如果靠计划体制的手段，靠行政命令的力量，靠某一种政治力量，说把这个土地交给什么样的人去做的话，是建设不好城市的，尤其在当今非常非常的困难。

去年5月份我跟我老婆去圣比得堡参加建筑师扎哈·哈地德的一个颁奖，是建筑界最高的奖。之后再到莫斯科红场，好几个建筑师拿出地图来说红场的附近有个柯布西埃的建筑，柯布西埃作为当代建筑界的鼻祖，所有的人都想去看。看了地图，发现这个建筑就在红场的旁边，于是我们就走着过去了，沿路问莫斯科人，问了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好不容易到了，说前面就是柯布西埃的建筑。我们一共有五六个建筑师，到了柯布西埃建筑门口以后，所有的建筑师都说这不是柯布西埃的建筑，柯布西埃怎么是这样差的建筑，真是破烂。其中有一个建筑师说柯布西埃在做当代建筑的时候，有五个要素，第一窗户是一排一排的，第二个是地下一层一定是不住人的，另外它的屋顶是可以上去人的……他看完以后，觉得好像符合这五要素，然后我们就转着看，结果在马路边上发现有一个大的牌子，这个牌子让泥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弄得都看不清了，我们仔细一看发现这就是柯布西埃的标志。大家愣了一分钟之后，都不说这个建筑不好了，都在景仰这个建筑。等我们再看，我发现这个房子里面有按摩的，有像我们中国卡拉OK的，有卖飞机票的，有大铁门停车库，完全搞得破破烂烂的。当我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意大利、法国对建筑大师的作品是如何对待的。所以在一个法制的环境才能把这个城市建设好，如果不搞市场经济，像前些年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建设不好的。

我谈就谈这么多，现在开始提问。

附：潘石屹答提问实录

听众：你觉得现在中国城市的根在什么地方？中国城市与世界城市有什么样的联系？潘石屹：在美国规划界有两派观点，第一派就是我们要把城市建设得漂亮，规划要合理，建筑要好看，这就是一个漂亮的城市。另外一个的观点，说这些不重要，最重要是这些城市有一批有创意、有活力的人，如果有这批人，城市自然会建好，资金市场自然会过来。其实从我心里说，我觉得一个城市的根，最重要的是这个城市的人，这个城市有没有有创意的人是最重要的。

另外，中国的城市与国外的城市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简单模仿。像巴黎，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建完以后，在一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全世界城市建设的楷模；纽约上个世纪初建完的，它成为一百年来所有富裕起来的城市无论是吉隆坡，还是香港学习的对象。中国不能简单地模仿，因为我们赶到了21世纪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的时代，赶到中国特有的建设时代，今天中国北京、上海的建设也要成为今后一百年全世界城市建设的楷模，任何的模仿都是没价值的。

听众：目前中国城市的未来在什么地方？目前中国政府对城市的规划和影响在什么地方？

潘石屹：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是自然而然成长起来的，一个差的城市总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把自己头脑中想象的模式，想象的一套东西强加在一个城市中，这样的城市不是好的城市。听众：我听您的报告，我有一点感觉，第一，以前靠计划经济产生这样一个城市建设，房地产市场也好，是不好的，我感觉你是指最近七部委出了这些文件是不好的。第二，如果是这样的话，七部委也做了，也都计划了，房地产商应该怎么做？

潘石屹：我说的是城市的规划跟房地产市场实际上不太一样，你一定让我对七部委的文件进行评价的话，其实最近政策比较多，我还是相信我们既然要搞市场经济，应该让市场上面无形的手发挥作用，而不是急急忙忙的就让政府有形的手伸出来，任何的市场都是起起伏伏的，像房地产两年时间在全国各地以50％速度增长，在这样的急剧变化过程中，一定有一个力量往下拉的，这个力量政府不出手，市场本身也会调节的。

从我心里来说，现在整个房地产形势，包括政策是像雾、像雨又像云，确实不明朗。前些天我们跟北京的几个部门还在一起探讨，因为国务院七部委文件出台了，说购房之后两年内交易的话，要交5％的营业税，地方各个政府尽快制定政策，6月1号就要实施。这样的话去讨论购房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算，比如“6月1号起”我们应该怎么理解，问我们的意见，我就跟他们说，购房之日起，可能有四个时间算，第一，房地产发展商跟客户签了协议；第二个，签了协议，合同还没生效，应该是房管局备案，这个合同生效了，算是购房的时间；第三，交了契税；第四是办了房产证。我的观点是应该到北京市房管局备案之后，就算是购房的时间，我觉得在会上好多人都同意我这个观点。有人说房产证，有人说契税，我就问他们，如果你认为房产证和契税算是购买房子的时间，签合同还生效不生效，如果不生效的话，签合同就没用，你就不应该收人家的钱，从法律上说，就会发生抵触。

听众：建外SOHO的空房率比较高，我想问您对您的经营状况怎么看？第二个问题，你对请国外建筑大师来中国设计建筑的看法是怎么样？

潘石屹：建外SOHO我们大概有79万平方米的建筑，现在交完房的三分之一多一些，交完房的，除了东边其他三面都是工地，现在的入住率应该说是非常高的，而且交付一年时间有一个慢慢上升的过程。我对经营上的想法是“无为而治”，我头脑中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卖给大家爱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一个比较成熟的项目是现代城，过去的时间它的出租率一直是97％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出租率，建外SOHO现在还达不到，80％多的出租率。我想慢慢会好的，因为建外SOHO的位置是国贸的正对面，尤其是三环的地铁通了的话，是处在东三环和长安街的交界处，处在一号地铁线和十号地铁线的交界处，算是北京CBD最核心的位置，从位置来说比现代城要好得多，所以我不为这个地方的任何前景担忧，这是对建外SOHO空置率我的看法。

在跟山本理显事务所的合作过程中真是让我们受益匪浅，因为之前我们跟国外、国内的很多优秀建筑师合作，再跟日本的这个团队合作，我们确实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们的工作态度是极其认真的。山本理显手下还有一批人，这一批人过来的时候可能都是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或者是研究生，都是一帮年轻人，他们过来后从来没有在凌晨一点钟之前睡过觉，天天在那儿工作，你把他们安排在好的办公室，他们把好的办公室搞得整整齐齐的，最后我们把他们赶到工地上，工地上也是整整齐齐的，整个的工作有的时候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工地上天天都是打架的事情，就是设备、设计、材料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我们一个部门提出来山本理显事务所跟我们配合不得力，于是山本理显过来以后，我就跟他说什么地方配合不得力，你需要一个什么东西，他特别客气，拿出一个工作记录，是一张彩色打印机打出来的图，这张图写得清清楚楚：什么问题，我给你发的是E-mail还是传真，多长时间你们没有答复，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最后说得我们这边的人哑口无言，后来我就说你能不能把这张图送给我，他说可以。所以，我觉得日本的管理方面是非常严格的，我觉得有好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听众：潘先生我想问一个关于历史的问题，我知道五十年前，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搞了一个关于北京的方案“梁陈方案”被当时的政府给驳回了，您认为“梁陈方案”对现代北京的规划有多大作用？再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在纽约三十年的建筑都是文物，在我们这三百年还不认为是文物，您对于北京现在的文物保护问题怎么看，有什么好的建议？

潘石屹：其实梁思成对中国建筑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对清华这个系统的影响更大。当时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到现在为止，你到任何一个分馆设计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设计，从目前来看，是很好的，第一，把城墙保留；第二是所有政府都搬到西边去，就是不要在中南海、故宫里面办公，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好。可是五十年前这个年代跟今天的年代不一样，大家不认为城墙这些东西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所以整个的东西都破坏了，说的话也晚了。我觉得除了北京的规划之外，梁思成提出来衡量一个好的建筑的两个标准，在今天来说还是很适用的，第一是中国的，第二个应该是今天的。放在今天21世纪，你看一个建筑是不是好，是不是有价值，用梁思成的标准来说，还是很符合的。

听众：潘总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要做一个全球性成功的投资商人，应该学习哪些专业，掌握哪方面的知识，培养什么样的能力，在学生阶段要做好哪些准备？

潘石屹：我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商人，我就是围绕着北京，在北京国贸桥一千米，所以我也不知道全球性的商人都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要学什么样的东西。不过我接触过一些全球性的商人，我的一个体会是，不能够太刻意，如果太刻意的话，你端着一个架子，你一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就很难成为一个好的商人。最近一个月时间，我接触到雅虎的老板杨志远，他给了我一个名片，头衔是雅虎的“酋长”，他下面还设有一个董事长，CEO，CFO。据说在一个部落里“雅虎”就是“好”的意思，所以他的“雅虎”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并且自封“酋长”。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随意，而且商业上的成功没有一个具体的模式。我常常想商业的成功就跟天上的飞鸟一样，第一只鸟飞过去了，第二只鸟非要循着它的轨迹飞的话，肯定会掉

下来，所以你就非常自由地去做，不要刻意。在学校里上学，学习非常重要，最关键是学了之后还要学会忘掉。

这有一个典故，是一个人问印度的一个哲学家，什么是教育，这位印度哲学家就说：中国有一个哲学家叫老子，他说，弹琴要二十年才学会，学会弹琴后还要二十年把弹琴的技巧忘掉。所以有好多学生离开学校以后学生气很重，学完的东西老想使用一下，觉得课本第几页的东西我还没有使，如果你老想使这些东西，就偏了。当你学习出去以后，能把身上这些学习留给你的痕迹忘掉，就会把这些知识和技能变成你自己的东西。这也跟驾驶车一样的道理，开车可能一个月就学会了，一个月以后一定要忘掉，最后你踩油门也好，踩离合也好，都是下意识的动作，如果是你很刻意地说我要转多少度多少度，肯定会撞人的，而且你开的话也很辛苦。

●成长贴士

◆在今天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民族，如果闭关自守，就一定没有出路，要把各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只能加入到国际化大循环里面去。

◆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是自然而然成长起来的，一个差的城市总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把自己头脑中想象的模式，想象的一套东西强加在一个城市中，这样的城市不是好的城市。

第四篇：潘石屹：给自己清零

人活到了三四十岁之后，头脑中一定会有各种世俗的看法、固有的观念，有各种各样的污染。正是这种污染使我们的生命不再年轻，让我们丧失了许多的创造力和生命的生机。人们开始担心失去已有的名誉、地位和各种关系的资源，要放弃这些东西，让自己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变成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正是这种担心和可怕，越来越使人变得世俗，阿谀奉承、不求上进，千方百计地在讨好着这个世界，一步步地失去着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失去了人性中最有创造力的东西。

有一位北大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哈佛大学的校长来北京大学时，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年他向学校请了三个月的假，然后告诉自己的家人，不要问我去什么地方，我每星期都会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然后这位校长就去了美国南部的农村，去农场干活，去饭店刷盘子。在田地做工时，背着老板吸支烟，或和自己的工友偷偷地说几句话，都感到很高兴。最后他在一家餐厅，找了一个涮盘子的工作，只工作了四小时，老板与他结了账，对他讲：老头，你刷盘子太慢了，你被解雇了。这位校长回到哈佛后，回到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但感到换了另外一个天地：原来在这个位置上是一种象征、是一种荣誉。这三个月的生活，重新改变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让自己复了一次位，清了一次零。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放弃自己已有的东西，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几年前，我们几个年轻人下海、办公司时，借邓公南巡的东风，让我们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舞台”。短短的几年，资本规模迅速扩大，在商界也成为人人都在议论的奇迹。伴随而来的是各种荣誉、拍马屁、合伙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作为三十岁出头的人，应该摆脱这种状态，要离开这个公司，重新把自己放在最原始的状态，让自己重新开始。另一个原因是在此之前，有人把我成功归结为运气好，并定量地总结了六个好运气。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成功似乎不是来自于权势，必然就是来自于好的运气。我更看重的是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培养。所以我下定决心，要让自己重新成为一无所有的状态，锻炼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的能力。

刚一离开，许多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合伙人给我开了一个批判大会，主题是正本清源。我马上提出抗议，这位合伙人也很坦率，对我讲：“把你的名字借我，我骂你一年后，等我的威信树立起来后，等公司稳定后，我再也不会骂你了。”似乎是我的错误，我太吝啬，一个小小的名字都不愿借给别人用一用。胆小的同事不敢与我往来了，见风转舵，拍马屁的小人更是远离我而去。白天我并没有感到有多痛苦，但每到晚上，总是不断地重复着一个梦，梦见许多人在流泪，不让我离开，在不断地喊叫：“我们需要你！”我也在不断地流泪。等到醒来后，总是发现枕头上有不少的泪水。

最近，我把这个梦讲给了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她解释说，做这个梦不是他们需要你，而是你太孤单了，你需要他们。这个梦重复了许多个夜晚，终于有一天，我病倒了，流了一身的虚汗，休克倒在了卫生间。等我醒来后，体力有些恢复，我打电话给在国外的老婆，她马上通知在北京一位姓王的大姐来照顾我。这次经历，对我的心理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真正勇敢地让自己回到了人性最原始的状态。心理强大了，意志变得坚强了。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活得真实、要活得自然。不要怕失去自己身边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些东西千方百计地去媚世、媚俗，也媚雅。有位歌星叫王菲，总是给观众翻白眼，自己唱自己的歌，不与观众交流，我行我素，大家还很喜欢她，都认为她“酷”。为什么？我们需要自我的、有个性的东西，需要真实的东西。

现在有些人下岗了，被裁员了，有人似乎感到天倒塌下来了。其实，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几十年的计划体制，把人们惯懒了、惯坏了、惯出了许多的惰性，当我们回到原始状态时，我们一定会感到生活是很美好的。

两年前，我们写了一本《茶满了》的小册子，有好几位朋友问我们，为什么茶满了不好？为什么人的大脑沉淀的东西越多越不好？我说，我们只有让自己处在一种空灵的状态，处在一种没有负担的状态，处在一种没有污染的状态，才能像一个空杯子一样，给杯子里装进智慧，装进创造力。

第五篇：潘石屹的成功故事案例

潘石屹的成功故事案例

今天这篇文章我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看，讲得非常有道理而且落地的故事案例，讲述的是潘石屹与和他一起南下打工的李勇两个几乎同出身共命运的人在为人处事方面的截然不同，最终导致两个人身份的如此悬殊，里面说的思维模式值得我们每个人借鉴。认真看看下面12组思维模式上的对比。

李勇：“一起走深圳闯海南，一起挑过红砖，同吃过一盒饭，同喝过一瓶水。现在：潘石屹成了亿万富翁，我在潘石屹的工地当小工。”

核心提示这是一段多年前的回忆录，按说早已不算新闻。但讲述并刊登这段与亿万富翁潘石屹有关的回忆，揭示“富人之所以为富人，穷人之所以为穷人”的秘密，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讲述这段回忆录的是一个叫李勇的打工汉。21年前，他和潘石屹在深圳的南头边关相识，走深圳、闯海南，一起挑过红砖，一起抬过预制板，同吃过一份盒饭，同喝过一瓶矿泉水，成了一对共患难的“苦友”。

然而，如今的李勇仍然辗转各地打工，而潘石屹却成了拥有300亿元的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他们的命运、人生道路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落差呢？他们的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迪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打工汉的回忆和反思，从中寻找答案吧！

深圳，两个“盲流”南头边关检查站偶遇

李勇是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人，高中文化。1987年2月，21岁的他来到广州打工，可一直没有找到正式的工作。7月底的一天，他怀着碰碰运气的想法，来到深圳南头边关检查站，想去深圳打工，却没有边防证过关。没想到，在这里他认识了同样没有边防证却也想去深圳的一个年轻人，两人从此成了共患难的铁哥们。那是上午11时，李勇在南头关口徘徊时，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人突然拉着他的手说：“你想去深圳吗？我们去找个熟悉这里的人带我们去吧！”没多久，他们找到了一个专门干这种事的人，各交了50元钱后，在那人的指点下，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爬了过去。

李勇当时还心痛花了50元钱，同伴却深深吸了两口气，兴奋地叫道：“深圳，我潘石屹来了！”

过了边防站，他俩这才开始了交谈。

李勇得知，同路人叫潘石屹，比他大两岁，甘肃天水人，居然是从北京国家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辞职来闯深圳的！

李勇吃惊地说：“你为什么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干，来深圳啊？这不是瞎折腾吗？”

潘石屹毫不在意地说：“深圳发展那么快，我们肯定能闯出一片更好的天地！”

他俩越聊越投缘，很快就以兄弟相称。李勇和潘石屹来到深圳市布吉镇。白天，他们四处找工作，晚上，就挤在3元一晚的招待所里。然而，他们走遍了布吉镇，也没找到工作。一个多星期后，两人把口袋翻了个遍，只剩下5元钱了。

李勇沮丧地说：“这可怎么办哪？明天就得饿肚子了！”

潘石屹看着桌上的5元钱，乐观地说：“我们不是有一身力气吗？明天去卖苦力，暂时解决生存问题吧！”

第二天，他们在布吉镇的一家工地上找到了挑砖头的活儿，每天10元；晚上如果加班，每小时1元。

李勇算了算，满足地说：“潘哥，我们在这里长干吧，每月能赚300多元呢！”

潘石屹却说：“先在这干吧，解决了肚皮问题，以后再想其他法子。”

潘石屹以前没干过粗活，第一天便磨得肩头出血……令李勇想不到的是，潘石屹很快适应了这种苦生活。

而且有一天干完活儿，当李勇准备休息时，潘石屹却向包工头支了30元钱，拉着李勇来到街头的一家书店，他一下买了3本经济方面的书，李勇却买了一本武侠小说《白发魔女传》。

回工地后，李勇见潘石屹把经济书也看得津津有味，不禁好奇地问：“潘哥，这书有什么意思？你为什么看得这么带劲？”

潘石屹笑了笑，说：“我看书，是学习；你看书，是消磨时间哪！”

两人在工地上干了一个月，每人领到了350元的工资。

潘石屹对李勇说：“老弟，现在我们有些钱了，马上出去寻找更好的机会吧！”

李勇觉得这年头能挣300多元钱，已经很不错了，不舍地说：“我们还是留在这里把工程干完吧，一年就可以存上好几千元呢！” 潘石屹却说：“老弟，只要我们找到更好的机会，不要说几千元，就是几万元，也不值一提！”经过潘石屹一再劝导，李勇才跟着他一道向工头辞了工。

1987年11月，他们终于应聘为深圳市福田区正泰贸易公司的业务员。公司主要销售电话机，底薪200元，再按业绩提成。然而，由于两人不懂粤语，普通话也带着浓厚的方言，尽管他们很拼命，业绩却并不佳。有一次，他俩来到一家公司推销时，说了几遍人家也没听明白。对方恼了，说：“你们普通话都不会说，捣什么乱？出去！”

李勇涨红着脸，背着电话机就准备走，可潘石屹示意他等一等，然后掏出笔和纸，飞快地写道：我们是推销电话机，而不是推销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说得不好，但电话机的质量很好。

对方接过字条看了看，点头说：“嗯，你说的有道理，那就看看产品吧！”后来，对方居然一下买了5部电话机。

第一个月，他俩一共只推销了20部电话机，一分钱的提成都没有。李勇埋怨道：“以前每月能挣300多元，钱来得多安稳，可现在，唉……”

潘石屹却不以为然，说：“你眼界放开些，在工地上靠卖苦力，每天挣10多元钱，就满足了吗？只要找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每天何止10元，挣1万元也不足为奇！”

李勇尽管觉得潘石屹的说法有点异想天开，但还是受到了感染，最终留了下来。他俩随后果真打开了局面，月收入涨到了500多元，潘石屹还因为点子多，被提拔为业务经理。可李勇哪能料到，潘石屹还是不安心、不满足。

有一天，潘石屹兴奋地对他说：“老弟，报纸上说海南建省了，成了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我们一起闯海南吧！”

李勇大吃一惊，皱着眉头说：“潘哥，留在这里吧！去海南人生地不熟的，每月能挣五六百元钱吗？”

潘石屹却说：“你放心吧，海南刚刚建省，机会多的是。我们去，一定不会错！”

在潘石屹的劝说下，1988年5月底，两人各自带着1000多元的积蓄闯到了海口。恨死“潘哥”，他除了折腾还是爱折腾。然而，他俩到海口住了半个月，还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李勇埋怨道：“潘哥，你就是喜欢瞎折腾。在深圳，你都是经理了，可你不知足，偏偏来海南。现在工作都找不到了……” 潘石屹只得安慰他：“老弟，机会不需多，一个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窘况，慢慢等吧！”

两个月过去了，他俩仍没找到好机会。眼看带的钱又要花光了，李勇心急如焚，看到潘石屹每天都要买报纸看，他又开始埋怨：“我们饭都没钱买了，你还看报？看报能赚到钱吗？”

潘石屹却说：“我们不怕吃苦，有什么可怕的？万一没钱吃饭，就去卖苦力呗！”

8月26日中午，李勇和潘石屹两人仍没找到门路，手中仅剩下6元钱了。潘石屹拿着5元钱，去买了一份盒饭，两人分吃了盒饭后，冒着太阳继续走在大街上找工，渴得嗓子都冒烟了。潘石屹拿着最后的1元钱，买了一瓶矿泉水，说：“兄弟，喝两口吧，太渴了！”就这样，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很快就把一瓶水喝得一滴不剩。

潘石屹擦了擦嘴巴，提议说：“这里到处办砖厂，去砖厂打工吧！”当天下午，他们来到海口市东英镇的一家砖厂寻工。

砖厂的老板姓王，对他俩说：“你们穿得清清爽爽，一看就不是做砖的样子，走吧！”

李勇见人家连卖苦力的机会也不给，急得快哭了。

潘石屹却挽起裤管，往黄泥中一站，对王老板说：“我这样像做砖的样子了吧？你放心，只要来了砖厂，我们就不会比其他人差！”

老板来了兴趣，收留了他们。砖厂建在山上，不通电，只能点煤油灯照明，挖土、和泥、脱砖坯和垒砖墙全靠人力，一天下来，不但满身满脸是泥，而且全身酸痛。

李勇很后悔，说：“潘哥，在深圳时安稳轻松，挣的钱也多。现在倒好，这活既脏又累，而且挣不了几个钱……”

潘石屹还是乐观地说：“老弟，闯天下哪有一帆风顺的呢？我以前根本没做过什么苦力活，都没埋怨，你还埋怨什么呀？休息吧！”

虽然潘石屹一直硬扛着，但他毕竟身体单薄。李勇看到他实在吃不消，便劝他少干点，自己等一会儿帮他干。

没想到潘石屹说：“我们这样干下去，的确不是办法。明天我去和老板谈谈。”

李勇不解地问：“我们刚来这里，能谈什么？” 潘石屹笑了，说：“现在不告诉你，你明天跟着我去就知道了！”

第二天，潘石屹就叫上李勇一起找到了王老板，他一条一条地给老板提建议：把水引到砖厂，提高工作效率；雨季搭建雨篷烧砖……

最后，他说：“老板，我不会一辈子都在这里卖苦力，如果你信任我，就让我帮你来管理这个砖厂，第一个月暂时付200元钱的工资，保证比现在的效益好得多！一个月后，我让你心甘情愿地付我500元一个月！如果你不信任我，那就算我没说！”

王老板听了，说：“我想想，明天再给你们答复吧！”

告别王老板后，李勇说：“潘哥，你可真大胆，和老板刚见了一面，就向他提建议，要当厂长……”

潘石屹说：“他如果答应，我觉得我能管理好；不答应，我也不会亏什么。但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第二天，王老板叫潘石屹和李勇一起去吃饭，说有事情商量。饭桌上，王老板表示潘石屹说得有道理，答应让他做砖厂的厂长。就这样，潘石屹刚到砖厂20多天，摇身一变成了厂长。

李勇佩服地说：“潘哥，你真有胆识，一来就想当厂长，还当成了。”

潘石屹做了砖厂的厂长后，立即在管理上开始改革：花几百元钱买来水管，从山上引水到砖厂和泥；又买来了小型的发电机，方便夜间照明和加班……这样，效率提高了很多，每天的生产量也提高了不少。

潘石屹把砖厂管理得有声有色，老板第二个月便把他的工资提高到每月500元，3个月后再次提高到800元。

多年后，他怎么就成了亿万富翁

一年后，潘石屹的月工资已涨到了1000多元，而李勇也被他提拔为管理20多人的组长，每月也有300多元收入。

李勇终于松了口气：只要不再折腾，每月能挣几百元，多好啊！1989年10月，王老板把经营重点转到了房地产上，准备转让砖厂。

潘石屹得知后，对李勇说：“老弟，我们把砖厂承包下来，干不干？” 李勇一听，连忙摇头，害怕地说：“潘哥，我们刚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你又要折腾啊！到时如果倒欠一身债，如何是好？”

潘石屹劝道：“你怎么老是缩手缩脚？我们来海南不是寻找机会的吗？承包砖厂就是不错的机会！你不干，我也要干！”

李勇不好意思再拒绝了，说：“我不投入钱，只帮你做事。到时赚得多，你就多给我点工资；亏了，算我白干。”

潘石屹点头答应了。

两人马上找到老板，通过一番谈判，以每月8000元承包了砖厂。承包后，潘石屹把砖厂经营得更加红火，第一个月交了承包款后，还净赚了1万多元，给了李勇1000元工资。很快，砖厂得到了发展，员工从最初的100多人增加到了400多人，每月都赢利两三万元，李勇的收入也涨到了两三千元——这在当时可是老板级的待遇啊！

李勇乐得像做梦一样。有了钱后，李勇虽然工作仍认真负责，但他的生活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学会了抽烟和喝酒，工余去街上的录像厅看录像。

有一次，当他准备上街看录像时，潘石屹叫住他，说：“老弟，看什么录像？我们骑自行车绕着海口看风景吧！”

那天，潘石屹骑着自行车，饶有兴趣地在街上到处逛，相陪的李勇却感到既热又累，心里暗暗埋怨：好不容易才休息一天，看录像多舒服，潘哥却要骑自行车折腾，找罪受，完全是精神病……

此后，潘石屹再叫他骑自行车去逛时，他便拒绝了。

谁知好日子刚刚开始，1990年初，海南经过两年迅猛的大兴土木后，房地产市场跌入了低谷，红砖根本卖不出去，而砖厂每个月的开支却要数万元。

到了5月底，两人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可砖厂的销路仍没转机。

又坚持了一个多月后，潘石屹只得低价处理了所有的砖瓦，勉强付清了员工的工资。这次打击，让李勇变得很消沉。

他坐在地上，一个劲地埋怨自己：明明知道潘石屹过不了安稳日子，自己为什么要跟着他这样瞎折腾啊？

但是，潘石屹却站在砖厂门口和手下的员工一一道别。

当最后一个员工走后，他居然泪流满面地痛哭了，可到了晚上，他提着瓶白酒，对李勇说：“老弟，我们今晚一醉解千愁，酒醒后重新开始！”

那晚，潘石屹足足喝了8两白酒，醉得一塌糊涂，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看到李勇仍在发呆，他说：“老弟，不要伤心了，经历过，失败过，才能成功……”

可李勇想：你说得轻巧，这次我可亏了1万多元钱，你亏了好几十万哪！谁还敢和你继续折腾啊？当潘石屹再次要他跟自己闯荡时，李勇摇头了，说：“我不愿再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不想再跟你折腾了！”

潘石屹见李勇铁心不再闯荡，只得作罢。

1990年8月25日，两人在破败的砖厂握了握手，互道珍重后便分道扬镳了。与潘石屹分别后，李勇又去海口的一家建筑工地上干活儿，每月200多元。

1993年5月，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李勇，在大街上碰到了潘石屹。潘石屹一见到他，便热情地请他到附近一家饭店吃饭。席间，潘石屹告诉李勇，自己和几个合伙人已经贷款500万元，以2000元1平方米的价格买了8栋别墅，准备高价转手卖掉赚钱。

李勇一听，顿时说：“潘哥，500万哪！万一亏了，一辈子就完了……”

潘石屹却笑道：“老弟，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即使失败，也是轰轰烈烈地失败……”

果然，潘石屹此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3年8月，山西老板韩九吉上门购买别墅，潘石屹开价4000元/平方米，韩九吉嫌房价太高，犹豫了。可再有人上门洽谈时，潘石屹居然开价4100元/平方米……韩九吉坐不住了，以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买了3栋。不久，潘石屹又以每平方米6100元的价格卖了两栋……

年底，他来到北京发展，成立了万通公司，生意越做越大。

而李勇在海南打了两年工，回到老家结婚生子后，仍然四处打工，养家糊口……

一晃十几年过去，两人的差距竟然有了天壤之别！2007年10月，李勇来到北京建国门外的SOHO工地上做小工。当他听说SOHO的老板是潘石屹时，内心顿时掀起了狂澜：如果一直和潘石屹在一起，自己怎么可能还在工地上卖苦力！

本来，他的内心涌起一阵阵的冲动，想去找找昔日的“潘哥”，但不知是出于自卑还是自尊，惭愧还是懊恼，他犹豫再三，最终并没有去见“潘哥”。

2008年春节过后，李勇来到广州的一家工地打工，他和拥有300亿元的潘石屹的交情，也只能让他在打工之余独自回忆了。

18年时间，能让潘石屹成为众人瞩目的亿万富翁，也可以仍然把李勇困在工地上打工。

接受采访时，李勇感慨地说：“以前，我以为潘石屹的成功很偶然，可现在不这样认为了。因为每当在生活的岔道口，我只图安稳，满足于第二天就明白自己干什么工作，害怕失去现有的一切。当初，我还觉得潘石屹每次都是瞎折腾，其实他每次再折腾时，都有了更高的起点，终于折腾成了拥有几百亿的富翁！这就是我跟他的区别呀！”

李勇的反思的确有道理，穷人之所以是穷人，是因为穷人贪图安逸，只要能吃着馒头，就不会再奢求蛋糕！

而潘石屹的成功，与他“能折腾”息息相关。因为，只有敢于折腾，永远不满足现状，才能赢得机会，才能不断占据更高的人生新起点，获得新的成功！

这样的人生虽然充满了动荡与坎坷，但正应了“无限风光在险峰”这句诗，经过磨砺的人生才能大放异彩啊！李勇和潘石屹的人生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落差，其原因难道不在于此吗？年轻人要敢作敢为，即使失败了，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磨难越多，以后成功就越大，要相信自己以后能成功，同时要为此付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