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剧团如若摆脱困境 文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第一篇：国有剧团如若摆脱困境 文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戏曲演艺行业逆境求生 文化体制改革适宜而行

编者按：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发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总动员令”。进一步阐述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了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重点工作。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充分肯定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了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

文化体制改革是当前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框架中，国有剧团体制改革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文化部、中宣部于2009年7月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也指出了国有剧团的改革方向。国务院在2009年9月下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虽然将“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列为首要目标，但我们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要弄清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别，区分改革的对象是属于经营性文化单位或是公益性文化单位。改革是必须的，一些国有剧团鉴于种种因素，可以采用企业管理经营模式，但不一定非转为企业不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并不等于把“事业”都变成“产业”。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这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还需要政府转变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那么究竟如何改革？如何才能让国有剧团摆脱现在的困境？我们需要来进一步探讨。

国有剧团困境形成的起因

中国现行的文艺表演院团体制，其缘起至少可以追述到1947年前后——随着国共战事推进，政权易帜的同时，“戏改”也随之展开。1951年开始在全国实行的“剧团登记制度”是“戏改”最重要的环节，它决定了以后几十年院团的基本体制和演艺事业发展的走向。按照这个制度，经过登记的剧团可接受政府资助，从此形成了“民办公助”的剧团新模式。而那些没有通过登记的剧团，基本就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或被称为“黑剧团”。经过登记的“民办公助”剧团，其性质仍然是民营的，政府会提供部分资助；同时政府给这些团派“指导员”，这些指导员最初并不涉及剧团的艺术范畴，其功能是帮助剧团改制，主要是要调整剧团的分配制度。

在1950年代初，多数戏曲剧团都希望能够通过登记，转为“民办公助”剧团。这固然是因为“民办公助”可以得到政府的物质支持，但是当时财政能力有限，政府对于剧团的直接资助非常有限，因此希望转为“民办公助”剧团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不登记就是“黑剧团”，演出就不合法；另一方面，能够转为民办公助的剧团，也使演艺人员获得了荣誉感。

从1956年的“一化三改造”到1958年的“大跃进”，合作化乃至国有化成为一时的潮流，大量地方剧团在这一时期也纷纷要求转为国营。这次剧团改制的主要推手是地方政府，各地政府把剧团国营化的进度看成体现政绩的重要成就。当时有相当多的戏曲剧团转成了国营，可是它们仍然是营业性的演艺团体──只是有可能享受文化部门补贴的国营企业，相应地，有盈利时也必须上缴，但文化部并不愿意太多剧团在短时期内都转为国营。因为假如剧团的生存出现困难，国家必须补贴，而当时国家的经济力量并不雄厚，文化部将会面临不小的负担。从1964年开始，因传统戏受到严厉禁止，剧团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急剧下降，剧团的收入也急剧下降。这一趋势于1971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为了推动样板戏的演出，中央开始鼓励各地上演“样板戏”，也鼓励地方剧种改编“样板戏”，地方剧团逐渐恢复。但是这些重新恢复的剧团和文革前的剧团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文革前的剧团是企业，以演出经营为主要目的，始终需要注意盈利指标；但在文革期间，国家乃至整个社会对艺术功能的理解发生根本变化，艺术表演团体从经营和营利性质的企业，转为宣传和教化的工具。

文革结束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出现了体制的逆转：各地的集体所有制剧团以“落实政策”的理由，又一次大规模转成国有剧团。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各行各业逐渐向多种所有制形式转化的大背景下，演艺行业却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剧团大批从集体所有改为国有，且“事业化”程度大幅度提升。文革前、包括文革期间，政府对剧团的补贴程度并不高，“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比例开始急剧提高。政府补贴的程度不断提高和剧团经费的自给率不断下降，是整个改革开放30年来非常突出的现象。这一变化带来诸多问题，尤其是以养人为主轴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改制最大的障碍，形成了很多人抱着：公家的事，干也是这么多钱，不干也是这么多钱，到月就能领工资，公家的事不干、私人出去挣外快更舒坦的思想，高薪养廉并未给剧团带来生机，却使其逐渐陷入逆境。我们可以从文化部提供的几组统计数据来分析演艺行业现在面临的困境。这里的演出场次指的是政府文化部门所管辖剧团的演出场次，相对而言比较可靠。

1958年全国在统计口径内的剧团共演出205万场，1964年演出171万场，1978年65万场，1990年49万场，2000年41万场，2006年42万场，2007年回到41万场。总的来说，演出场次在不断萎缩。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财政拨款逐年增长。1964年国家各级财政给国有剧团的拨款总共5290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剧团在文革前是企业、是经营单位，3000多个剧团，国家一年只给5000多万，而且其中包括补贴程度较高的那些由文工团转制来的话剧团和歌舞团，戏曲剧团得到的补贴是很少的），从1978年开始就增加到了2个亿，1980年2亿多，1990年就4亿多，2007年已经到了48个亿。从新世纪以来，国家对于文化部门的投入提高幅度很大，这一方面体现出2001年以来国家政策对于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但另一方面，演出场次并没有因此提升，说明戏曲演艺行业并没有因为国家的高投入而产生相应的收益。

随着戏曲演艺行业的不景气，也给国有剧场（院）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就商丘市的而言，70-90年代，全市有宋城影剧院、豫东影剧院、人民电影院、原商丘县北关电影院、原商丘县政府礼堂5家集电影放映、文艺演出、大型会议为一体的多功能国有剧场（院），而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冲击下，我市目前仅存宋城影剧院1家国有演出剧场（院），也只是偶尔才会有电影放映、文艺演出和会议等，其余几家剧场（院）纷纷因电影行业萧条和戏曲行业低迷，相继走向关门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出，演出剧场近年来在急剧减少，本来应是文化兴旺发达的城市，戏曲演艺行业却在大幅度萎缩。

我们还可以把剧团演出的总收入拿来做个对比。1978年时候，政府给2个亿，剧团挣1个亿。到了2007年的时候，政府给50亿，剧团演出收入12亿。这里有物价提高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但关键是国家投入和演出收入的比例失调。政府越来越高的投入跟剧团收入提高的轨迹就越来越不相称了。

我们还可以看观众人数的变化。1958全年的观众人数是120290万，那时候是6亿人口，国营剧团的戏可以保证每年每人平均看两场戏；1964年观众人数下降到84293万，每个人可以看1.5场戏。1981年观众人数是61519万，1990年是51012万，2000年是4.5亿观众，2005年的时候，下降到谷底3.6亿，到2007年、2008年重新回到4亿多一点。按现在的人口平摊，这意味着人均每年看戏不足1/3场。老百姓看戏的数量从1958年的每人每年平均两场下降到2000年以后的不足1/3场。一方面，是政府的投入在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是演出场次减少、观众人数减少。这充分说明了演艺行业的现状。

我们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很多人认为中国剧团演出的困境，都会将它归之于影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认为在娱乐多元化的时代，剧场艺术注定要被欣赏者遗弃。这完全是想当然的臆测。电视、网络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才有，然而，并没有哪个国家的剧场艺术陷入像中国这样的困境。

国有剧团“转企改制”的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多，而与之相矛盾的是现实中充当文艺演出市场领头羊的国有文艺团体因为旧体制的约束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化的运营与竞争，也就谈不上能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为目的上演好剧目。

2002年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所作的报告中，专门阐述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改革的核心就是解决面向市场的问题。一系列的方针指导和现实矛盾引发了人们对文化行业的思考，文化的产业化，文艺团体的改制成了人们研究的重要课题。究竟怎么改？怎么才能适应当前需求？我们来做进一步比较分析。

我们河南省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国有文艺团体也开始了体制改革的尝试，商丘市豫剧院就是一个较好的改革典型。商丘市豫剧院在院长陈新琴的带领下，在原商丘市豫剧团的基础上，大胆的进行了文化体制改革。他们改革用工制度，实行全员聘任制、竞争上岗制和末位淘汰制，真正实现了职务能上能下、角色能大能小；改革分配制度，实行基础工资加效益工资，拉开了收入档次。

对于文化企业来说，改革就是生命。2004年年初，经过多方协调，商丘市豫剧团与知名企业张弓酒业有限公司“联姻”，更名为“商丘市豫剧院”。张弓酒业有限公司每年为商丘市豫剧一团提供20万元的资金支持，购买一台演职人员专用客车和一辆流动舞台车。“戏企联姻”为商丘市豫剧院拓宽了新的生存之路。

2006年下半年，商丘市进一步整合文化资源，以商丘市豫剧院为龙头，将宋城影剧院、商丘市文化艺术学校、商丘市豫剧二团、三团、永城市豫剧团、柘城县豫剧团、商丘市四平调剧团、市杂技团、歌舞团及有关表演团体、研究单位、中介公司等21家文化企业，以资金、技术、人才等为纽带相联系，组建了一个既松散而又紧密的新型文化经营实体——商丘演艺集团。

商丘演艺集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集团与各成员单位，集团、院团与演职员之间建立契约关系；各成员单位志愿加入、资源共享、自负盈亏、互利互惠；在用人机制上，全部实行招聘的办法，打破铁饭碗，搬掉铁交椅。

文化体制改革同样有利于民营剧团

民营剧团本身就是企业，其性质属于经营性演出单位。但一些民营剧团在看到了文化体制改革后带来的良好形势，吸取了国有剧团文化体制改革的经验，也根据自身与国有剧团的不同性质，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体制改革。

拿商丘市解放村艺术团来说，该团是1995年从家族式文化团体转扩而来，团长侯荷花带领该团40余人在豫、鲁、苏、皖四省的山区、煤矿、城镇、村庄进行演出，后于中州办事处的解放村联姻，改名为“商丘市解放村艺术团”，由于该团演出受到周边群众的一致欢迎，群众又以团长侯荷花的名字称该团为“荷花豫剧团”。

商丘市解放村艺术团遵循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广泛吸收戏曲人才，注重后备人才培养。首先，在演员行当专业、专攻的模式下，一个剧目因缺少某一演员可能无法演出，戏曲行业有句话叫“救场如救火”，荷花团长想出了演员必须“一人多能、一人多角”的办法，使剧团演员往多元化发展，演员不但可以唱生角，也可以唱旦角、丑角，使每个演员都有发挥的机会，剧团少了主角、配角的差异，演出报酬也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其次，该团打破了以往“坐等顾客来请戏”的旧思想，他们把自己推向市场，主动到城镇、乡村联系台口，与当地群众“会首”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随着演出场次的不断增加，“荷花豫剧团”在四省范围内占有了一席之地。

综合国有剧团和民营剧团的改革经验，现有剧团应寻求适合自己的改革方式

在当前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戏曲演艺行业的生存形势严峻，尚未进行改革国有剧团怎样才能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改革方式，是一个值得去深刻考虑的问题。

拿商丘市豫剧二团和商丘市四平调剧团来举例，这两个剧团与全国许多演出单位一样，有着多年演艺历史，也曾创造过不少辉煌成绩。但这两个国有剧团却属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四平调也被国家纳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这两个国有剧团相对商丘市豫剧院和民营剧团而言，却一度陷入了发展困境。无钱排戏，无台口演戏，剧团收入少，演职人员发不下全工资，戏剧人才严重流失。剧团要吃饭，要生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必须改革。首先，这两个剧团必须针对过去剧团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弊端，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但鉴于人员编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慎重考虑改革方式。改革是必须的，可以遵循企业管理模式，但不是非转为企业不可。

其次，人事制度方面可以由以前的“终生制”变为“聘用制”，集团与所有演职人员签双向合同，合同上有明确的聘用年限，期满后若演职人员仍想续约就要参加考核，达标后方可续约；演职员在期满后也可根据自身意愿选择去留。

领导体制上原江苏省歌舞剧院院长顾欣出任演艺集团董事长同时也是集团的法人代表，由于归属省委宣传部领导，集团的领导层拥有了更多的自主决策权，体制上也比原来精炼。

工资方面，国家的差额拨款由原来的“人头费”拨款，改为现在的“演出项目” 拨款，目的更明确；演职人员的工资由原来的职称制即按照职称高低来安排工资奖金分配标准改为了现在的岗位级别制，根据评定的岗位级别来确定分配标准，岗位级别的考评还有配套的考核制度。

在经营范围上规模空前，扩展到了包括艺术生产、艺术研究和辅导、演出营销、演出中介、文化艺术衍生产品的开发和经营、音像出版、发行，承办社会各界委办的各项大型艺术活动，江苏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转让、投资，企业托管、实物租赁，以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集团确立了以市场为参照系，以大众需要为导向的市场经营理念，力求用一流的服务和一流的艺术产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实现艺术产品多样化、艺术管理规范化、艺术服务多元化、艺术方位多向化的经营目标。

第二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全球化浪潮对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涤荡是全方位的，在这一浪潮的裹挟下，中国社会也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了全球化的行列。一般而言，社会可以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部分。在全球化话语的映射下，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一方面，文化产业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如何实现先进文化对我们国家科学发展的引领作用是我们党必须面对的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另一方面，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激荡，文化在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战略性作用越来越凸显，如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如何增强与我们的经济硬实力相称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如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这些业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宏阔的时代际遇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中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因此，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我想，近些年在将文化产业化时已经产生了种种问题，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应该予以纠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应该将文化产业简单的视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之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能代替文化之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作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前进的号角，是发展的动力，是鼓舞建设的思想源泉，是人民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文化的繁荣。

秦汉文章，诗词歌赋，百家争鸣……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强盛的时期，也是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文化大繁荣的时期，也是生产高度发展的时期。同样，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文化的高地，一旦失去了引领前进的精神动力，就要解体覆亡。正反双方面的经验无不告诉我们，要想自立于新世纪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现代强国，必须发展大众的、民族的、时代的先进文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明了深入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从战略上和全局上部署了文化发展方向。随着转企改制，国有和地方文艺院团、新闻出版单位、重大文化项目、动漫产业等沐浴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春风，我国文化事业呈现出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

文化同政治、经济一样，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文化本身也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据统计，我国2011年文化产业总产值将超过3.9万亿元，占GDP比重将超过3%，文化产业解决了大批人的就业问题，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可谓善莫大焉！文化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文化建设薄弱的时期，正是黄赌毒横行的时期，正是社会治安混乱，社会不稳定的时期。文化建设好了，风清气正，社会安定和谐。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提供更多的公益性文化服务，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是增强民主自信，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映照古今的书法极品——“龙门二十品”，当代人民创造了牡丹画，老虎画，等一大批反映当代人民精神风貌，反映改革开放成就的文化精品。

文化是国家的名片。提起莎士比亚，就会联想到英国；提到好莱坞，就会联想到美国。

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书法、绘画、中医被誉为中国的国粹；中国古代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中，文化发明有其二；汉字的出现，丰富了人类文字文化，影响了世界文字的发展进程；全球有五分之二的人说汉语……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无不向世界宣传了当代中国的文化面貌。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不仅有利于向世界人民展现开放中国和平包容的形象，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多元化和多样性。

文化是联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纽带，是中华儿女情感交流的桥梁。中华儿女同文同种，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文化无疑是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复兴的思想基础。

回顾我国过去30多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可以看出，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是体制内改革快于体制外改革，外层制度改革快于核心制度改革。众所周知，文化体制改革是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之源，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原有的体制弊端开始显现：与原来国企改革政企不分相似，政府与文化单位间的责权尚未理清；另一方面，政府主管与市场主导发生矛盾，文化服务大众的公益性与文化产业经营性的关系尚未理顺。这就导致我国文化发展缺乏内在动力，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着对市场化的恐惧和对文化内容放松的担心，反映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观念上就是对改革认识的不足，这难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也不能在全球化的今天真正实现文化现代化。至此，在新的时代境遇下，文化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已成大势所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探索从深层次上对文化体制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软实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用文化的力量去促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

当前国有企业由于政企不分、经营机制不活和历史包袱沉重，在运作中大多缺乏效率，在国内外市场上面临强大竞争时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国有资产在不能顺畅流动中逐渐磨损、流失。国有企业的出路只能是深化改革，包括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人事、分配等管理制度改革。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一些国有企业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中国有色矿业集团、黑龙江邮政、内蒙古电力公司、国电兰州热电公司、中电投河南分公司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内部改革不到位，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企业内部竞争机制、有效激励和约束的机制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事实表明，企业内部机制转变不到位是国企长远改革与发展中一大隐患，必须进一步深化国企内部三项制度改革。

可能有的人存在这样的疑问：“有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差，为什么还要进行企业改革呢？”的确，目前有的没有改制的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还不错。但是深入调查研究就可以看到，一方面，这样的国有企业只是极少数，另一方面，它们效益的增长缺乏基本的企业制度基础，因而不错的业绩只能是短暂的。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不俗的经营业绩，要不就是资源相对垄断，要不就是受到政府产业政策的保护，要不就是由所谓“能人”执掌着企业。从长远看，传统国有企业缺乏提高效率的制度基础，依靠资源垄断、政策保护或能人治理而使经营状况得到的改善终究难以持久，如果国有企业运行机制不因改制而产生根本性的转变，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也不能得到完全释放，目前的良好效益也只能是暂时的，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必将被淘汰。

电力行业目前还是相对垄断的行业，凭着自身对资源的垄断和政府产业政策的保护获得比其他行业略好的效益。但是，从长远看随着电力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们的优势将逐步丧失，真正成为政企分开、自负盈亏的市场独立主体。我们只有通过劳动、人事、分配等管理制度改革来精简机构有效盘活企业人力资源；实行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和动态管理机制，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拉开收入差距，打破吃大锅饭的不利格局，充分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行三项制度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国有企业安身立命、长治久安之本。（叶子）

第四篇：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冯静兰)

兽医管理体制顺应改革大潮，走出了体制改革的强劲一步，解决了多年来可望而不可及的关键性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兽医管理体制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责任不清、各行其是、相互扯皮，严重影响动物疫病的防治和产品的质量安全。因此，兽医体制问题始终是困扰兽医工作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制约着我国动物性食品安全和出口创汇，影响了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现行的兽医管理体制与国际通行惯例不接轨，更无法履行遵守国际有关规定的承诺。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呼声不断提高，兽医管理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充分显示兽医工作是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如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立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透明高效的兽医管理体制和运转机制，已经摆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并已经根据兽医工作的特点从理顺兽医工作机构设置、强化行政机构入手，顺应改革大潮，走出体制改革的强劲一步，解决了多年来可望而不可及的关键性问题。

兽医工作已不再简单理解为是发展畜牧业的一项技术措施，而更重要的是它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是一项行政强制性执法行为。强调的是从动物疫病防治、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到消费，实施全过程独立、公正、权威的卫生监控。兽医工作的重要特点：一是强调统一的、全过程的管理。二是强调法制和强制性，为保全整体利益，有时不得不牺牲局部利益。三是全过程监控涉及面广，不仅涉及到动物的饲养、屠宰、加工、运输、储藏、销售、进出口的全过程，同时还涉及相关的场所、环境、设施、工艺、操作规程和方法，以及科研、实验、检验及兽医诊疗、动物福利等各个方面。它不仅是很强的执法行为而且是需要高技术支撑的特殊行业。彻底理顺兽医管理体制任重而道远。

实行官方兽医负责制，是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兽医管理体制改革一是引入官方兽医制度，实行官方兽医负责制，是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官方兽医制度是经国家考核并任命和授权的兽医行政官员和政府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代表政府执法，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制度。可见官方兽医权力增大的同时，责任也相应增加。二是实行全国或者省级的垂直管理，建立协调、统一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是实行兽医官制度的切实保证。由于体制不顺，兽医工作吃尽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苦头，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科学、高效的兽医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动物饲养、屠宰加工、销售流通、出入境检疫等各环节派驻官方兽医，实行垂直管理，势在必行。第三，由于兽医工作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除了行政执法工作外，还需要有一大批的业务人员做技术服务工作，强化、发挥从业兽医的作用，使其成为兽医工作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达到统一和全过程监管的目的，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则，具有我国特色，行政执法严，技术含量高的理想的兽医管理体制，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五篇：会计师事务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会计师事务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作为一名退休的老会计、注册会计师，无疑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感情。与此同时，对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执业状况亦颇有感触，对会计师事务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也有一定的了解。这一切归结到一点，就是会计师事务所现行体制已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会计师事务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经济体制是指“一定的经济（包括生产、分配、流通）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管理方式、机构设置的整个体系。”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参与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单位、各个人的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是通过这样的体系表现出来的。一定的经济体制不但是具体经济活动的组织管理形式，同时也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作为社会经济鉴证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也不例外。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经过“恢复重建、规范发展、体制创新和国际发展”四个阶段一路走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目前全国共有会计师事务所7200多家，执业会计师约有83000人。非执业会员约70000余人。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也爆露了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会计师事务所的现有体制形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恢复发展过程中先是由政府机关“官办”了一批，继之是各企事业单位以行业为依托，效仿政府机关也办起了一批“公办”的会计师事务所。很显然，“官办”的和“公办”的会计师事务所他们的人、财、物完全控制在他们的顶头上司手里，为此鉴证机构应具有的客观、公正执业受到制衡，独立更是妄想。

[b]1998年在财政部和中注协的领导下实施了会计师事务所与挂靠单位脱钩改制，会计师事务所也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变成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种以“资本运作”、“两权分离”的公司模式，成为当今会计师事务所的主流体制。

[/b]然而，[b]10年运行的结果，我们发现这种体制及其管理模式根本不适应会计师事务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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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是靠“资本运作”它是以盈利为目的。[/b]而会计师事务所几乎无需较多的投资，它靠的是人力资源和注册会计师的技能和智慧。在公司制的管理模式下，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兼总经理把注册会计师当作“雇工”，而注册会计师本人也把自己视为替老板“打工”。于是乎“风险意思”淡薄了，积极性难以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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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的是“两权分离”。“[/b]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策，“监事会”监督的管理机制。经理受托是“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者。然而会计师事务所却是“两权合一”，股东既是所长，所长就是股东。因而，“一言堂”盛行。较少民主、没有监督，成为会计师事务所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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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以来，名义上是“四自”的独立法人单位，然而实质仍然受到“旧主子”的控制。[/b]行政资源的垄断是一条无形的锁链，加之市场竞争激烈迫使事务所的一些领导不得不就范。于是乎，执业质量下降、收费压价、回扣成凤等歪风盛行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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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上述弊端丛生的环境中“打工”的注册会计师显然是直接的受害者[/b]。不仅“民主权力”受到遏制，“薪酬微薄”。更甚者，有的事务所还建立了不尽人性的“考勤制度”；一日三次指纹考勤、加班无薪酬、病事假扣工资、效益工资少兑现。（收入可观的项目基数打折扣，不收费的项目效益工资也不算）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形象，阻碍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那么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改革方向是什么呢？[b]我认为建立“有限责任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最好是全体注册会计师都成为“合伙人”那样的会计师事务所。

[/b]只有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才能充分调动注册会计师的积极性，更好的发挥注册会计师的技能和智慧。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和风险防范能力，真正实现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客观和公正。实现“大所”做大做强并走出国门；“小所”做精做专，立足本土，以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