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_职教论文（共5篇）

第一篇：儒学传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_职教论文

不过，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儒家更提出讲信修睦、亲邻柔远的外交原则。儒家力主国家之间要亲和友善、和平共处，以期达到《尚书•尧典》所说的“协和万邦”的境界。为达此目的，儒家提倡在国与国之间的一切交往中应奉行“讲信修睦”的原则，杜绝一切阴谋欺诈行为；在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上，也要以和平为主。孔子深信礼义文明的力量，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95），他称道：“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96）《中庸》把“柔远人”与“怀诸侯”列为治天下的“九经”的重要内容，认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来怀诸侯也。”孟子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焉用战？”所以，在国际关系上也要行仁道。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97）他主张国无大小强弱，都应平等相处，友好相待，“能以小事大”者为“智”，“能以大事小”者为“仁”。（98）他还批评白圭那种“以邻国为壑”的治水方法，认为这是“仁人之所恶也”。（99）荀子主张在外交方面要以礼义原则处理好大国小国、强国弱国的关系：“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悦之矣。”（100）“将修小大强弱之义以持慎之，礼节将甚文、硅璧将甚硬、货赂将甚厚，所以悦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若是，则忿之者不攻也。”（101）他还强调对于友好的国家必须讲究信用，说：“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是所谓信立而霸也。”（102）荀子认为，若能内修政教、外和诸侯，就可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垂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我不仅毋须“事强暴之国”，而且会使“强暴之国事我”。（103）如此，则“兵不血刃，远迩来服”，“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104）“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105）“平天下”的伟大理想自然也就实现了。“协和万邦”是中国文化整体和谐观的表现。不仅二千多年前孔、孟、荀儒家宗师力倡“协和万邦”论，而且“协和万邦”更是中国文化一贯的精神和传统，这充分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酷爱和平并为伟大的和平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民族。以今人的眼光通观人类发展史，人类由氏族发展为部落、部落联盟、酋邦、国家，是不断融会发展的。这是历史的总趋势。而且，我们坚信人类终将走向“大同”时代。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协和万邦”理念促进了中国各民族的涵化、融合并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这在人类民族史和人类文化史上堪称典范。“协和万邦”的整体和谐观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永久性价值。美国学者斯蒂芬•p•马克斯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正在出现的人权》中，将西方人权观看作是动态的、发展的：第一代人权观发生于18世纪后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法国和美国的革命。由于后来滥用第一代人权的各种自由，使得广大工人阶级和被占领土地上的人民被剥削和被殖民，因而引起社会革命。在1917年墨西哥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开始了第二代人权。这是一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大体上说，这些权利是就一国或一民族的社会共同体而言的，而关于它们的所有宣言和公约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皆未能有所规范，这其中实际依然存在着对人权的大规模和公然侵犯的现象，例如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外国统治、对国家主权和民族统一以及领土完整的侵略和威胁等等。所以，从上个世界80年代起，一些国际人权学者开始呼吁制订新的第三代的人权法则，并称其为“团结权”，以促进所有民族和国家之间建立国际合作与团结的政治责任。这种合作与团结在和平、发展、生态平衡、交往等方面具有全球性考虑的性质。我们认为，如果这种第三代人权应成为21世纪人类的努力方向的话，那末，中国儒家所讲的“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思想正可作为这第三代人权的基本准则。因此，我们固然应汲取现西方人权、民主思想之精华，以发展中国文化，但同时也应该以中国文化“协和万邦”的整体和谐观来发展西方的人权思想。（106）[!--empirenews.page--]

四、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类自诞生以来，即与自然界共生共存共荣。中国的哲人自古即对此有所省悟，故而提出著名的“天人合一”论。华夏文化的“天人合一”论，把人和自然看成一个整体，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其中特别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周易•乾卦》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顺应自然，与自然一体，揭示了天与人“相合”的基本思想。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提出，人为“万物之灵”，但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天生蒸民”，人生于自然，但有精神、有意识的人可以“知天命”，而后可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自称他50岁“知天命”之后的岁月，能“耳顺”、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老子则认为人不过是“天地一刍狗”，故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间的一切无不顺应自然，合乎自然；庄子明确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墨子主张，人们在自己首领的率领下，逐级“尚同”，最后“尚同”于“天志”，把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法则统一。各家之说无不表明，“天人合一”论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天人合一论”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当它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又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一方面，人不是自然的奴隶，人将自己从自然中分出来，这是人对人类自身认识的飞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后人对自身力量的肯定；另一方面，人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类只有遵守自然法则才可以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各家各派中，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论最为有力，其所述亦最为系统。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虽提出了“天人相分”的命题，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但他的“天人相分”以“天人合一”为前提，因而，他反复强调自然虽无意志，但人间的治乱祸福取决于能否顺应自然。在《荀子•天论篇》中，他宣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显然，他在要人们相信自身力量的同时，必须“顺乎道”，按规律办事而不出差错，所以“制天命而用之”应理解为告诫人们认识和掌握规律而后运用规律，顺乎道、应乎时而行事。在荀子看来，自然规律只可顺、不可逆，故《荀子•富国篇》阐明了“顺”规律与“逆”规律所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其曰：“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滂滂如江海，暴暴如山丘”——社会富裕；反之，“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进，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社会贫困。可见，“相分”与“相合”的辩证统一，构成“天人合一”论的整体思考，成为贯穿从先秦到明清贯穿整个儒学史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开创者、岭南大儒陈献章虽教人“贵自得”、“从静中养出端倪”，高扬人的主体精神，但同时又主张“学者以自然为宗”，追求“人与天地同体”——“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一个显例。[!--empirenews.page--] 儒学以“仁”为道之本原，提倡以“如天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的恢宏气象来涵容不同事物的和谐共存，故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强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来促进万物生生不已和互相之间的协调发展。而维持与促进万物生生不已、协调发展的方法和准则则是“中庸之道”，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这里的“天”系指包括“地”在内的整个自然界。在儒家看来，整个宇宙乃是一个广大圆融、和谐有序的有机整体，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物与天、人与天共生共荣、涵摄交织、浑然一体的世界，彼此相因相需，相辅相成，故其认为，人不仅可以利用自然，而且更应该保护和美化自然。综结起来看，儒家的这种“天人合一”思想主要包括下列几方面内容： 第一，人与万物统一。《礼记•郊特牲》谓：“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惟万物。”又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儒家认为，天地造化生养了万物，也生养了万物之灵的人；人生之于天，人之所有莫不来自于天。张载《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自然界是人与物共同的父母，人与物都是大自然的儿女，故人物同根同类，人也是物，属于物中的一员。人应把天地之体当作自己的身体，把统帅天地变化的自然本性当作自己的本性。人的小生命已溶入宇宙万物的大生命洪流之中，所有人类都是同胞，世间万物尽皆朋友，故对一切生命都应予以尊重与珍惜。宋儒二程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07）的观点，王阳明亦云：“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一也。”（108）诸儒都表达了尊重生命、兼爱万物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万物内外相孚、一体统贯、和谐一致，既在本体上、存在上统一，又在生命上、价值上统一，是一个有机的、和谐的统一体，因此，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珍爱自然万物，不爱物即不爱人自身。这种深刻的生态伦理，充分体现了儒者博爱的情怀。第二，物质与精神统一。先儒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视社会，将天道、地道、人道一体观照，从不把任何事物看作是孤立存在的，因而在其心目中的物质世界主要不是近世西人所谓物理、化学意义上的物质世界，而是一个包括人在内的、富有生命力，从而生机盎然，既有物质、又有精神，或看说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故人与天在物质方面是合一的；人又是宇宙生命世界的一部分，故人与天在精神方面也是合一的。至于人类本身更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因而，物质可以表现精神意义，精神亦可注入物质实体，物质又是产生和提升精神境界的基础，精神与物质两者之间毫无隔膜。第三，宇宙观与人生观统一。《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就是说，宇宙不仅是一个物质领域，而且也是一个精神领域、生命领域、道德领域、价值领域，故天与人皆有德性。《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剂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应该既尽己性、又尽人性、复尽物性，这样，宇宙观与人生观也就统一了。张载《正蒙•天道》谓：“天体物不遗，无一物而非仁也。”戴震《原善》说：“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条理者，礼与义乎！何谓礼？条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谓义？条理之截然不可乱者，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谓之仁、得乎条理者谓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简，仁、智而道义出于斯矣。”可见在儒家心目中，宇宙一数现象都充渴了道德价值；宇宙天地乃是真善美的化身，人类所崇尚的所有美德它其实都具有；人作为万物之灵与宇宙的主人，更应集这些美德于一身，努力塑造与客观世界相称的人格境界，以无愧于“万物之灵”的身伤与地位。所以，儒家认为，人必须加强自身修养。要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一步一步地成为君子、成为大人、成为贤者、成为圣人，从而完成理想人格，这样才不逊于天地之德，才会成就名符其实的“天地之心”。即以大公无私而言，天地为人类作出的榜样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用”（109），人效法天地，就应奉行“天下为公”的“大道”；如此，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中不愧于心。而反之，无修养、无教化，为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惟利是图，不顾康耻，不讲道义，则高贵的人性就退化为低级卑劣的兽性。假若世人取后者而弃前者，则人类还不如自然万物，又怎能“与天地参”？ [!--empirenews.page--]第四，爱人与体物统一。《易•系辞》谓：“天坤之大德曰生。”意谓繁育万物是天地的最高美德，人类应该效法天地之德，敬重生命，普利万物，使自然界保持正常循环与全面和谐。《周易》的这一思想是儒家“天人合一”论的重要思想基础，儒家正是从此出发以仁爱忠恕为一贯之道：孔子要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要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荀子要求“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110）；张载更进而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儒者的崇高使命。为达此目的，儒家揽倡以仁德之心爱人，以忠恕之心体物，为全人类甚至全物类安身立命，努力使整个世界成为平等、宽容、慈惠的天地。儒家因此而认为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也不能只为人类，人应当以仁爱之心推己及人、推人及物，我们珍惜自己的生命，自然也就应该珍惜别人的生命，并且应该像珍惜人的生命一样去爱惜与维护万物的生存发展。这样就能使每一人、每一物的生存价值都与我们的生命合体同流，破有限而入无限，使人与外在世界合而为一，达到爱人与体物统一，以共臻和谐完善之境。儒家这种与人为善、与物以爱的精神是其“天人合一”思想的灵魂所在。第五，顺应与创造统一。《易•系辞》云：“生生之谓易。”所谓“生”，就是一种创生力或创造力；“生生”就是创生再创生，或不断创生之意。这就是“易”理。换言之，作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其基本原理就是事物的创生性；它把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放在生生不已的变化运动过程中来解释，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的发展都是创造变化的结果。《周易》认为，宇宙之所以生机勃勃，运化不穷，是由于宇宙具有万物不断新陈代射、不断演变进化的内在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充塞于整个宇宙，无休无止，无穷无尽。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创造中的生命，无一人、无一物不在创化。这种“生生之德”乃是宇宙天地的本性，故《乾卦•彖辞》赞美“天道”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坤•彖》歌颂“地道”云：“至成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周易》又主张“人道”应效法天地，故《乾•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系辞》还揭示了“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千古真理。朱熹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111）所以，儒家认为，人与宇宙有着特殊的关系。作为人，不仅其身体是天地创造的，而且其思想与精神也是天地创造的产物。天地创造了人，又赋予人以创造精神，从而使人既是被创造者，又是创造者；既是被造之物，又是造物之物。在未有人类之前，是原始创造力造就了天地万物，而既有人类之后，除了那原始创造力之外，人成为最有活力的创造者。并且，人作为万物之灵、生命中最高贵者，有着自觉而又伟大的创造力，从而成为宇宙创造力的中心。唯其如此，人才能“与天地合其德”，甚至进而可以“与天地参”。于是，人类不仅创造了无数的实体之物，而且也创造了真善美，创造了科学文化，创造了文明、价值、道德、理想、精神、境界，从而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由此可见，是天与人共同创造了一个神奇美好的世界。人与自然互为助力，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双向创化。自然在创造中生生相续，永葆青春；人在创造中美化世界，完善自身，不断进步。富于创造性的自然与富于创造性的人类有机结合而达致统一，这就是人对自然顺应与创造的统一，也就是儒家讴歌的人与天地参赞化育之道。[!--empirenews.page--]第六，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统一。《论语•述而》载孔子之言：“钓而不纲，弋不射宿。”钓鱼而不用大网截流取鱼，射鸟而不射归巢的宿鸟，这体现了孔子的环境保护意识。《礼记•月令》的前六个月都有保护自然资源的禁令；同书《王制》记载“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之制，还规定渔猎砍伐都须有一定季节，并且，不得捕杀幼兽、孵卵之鸟、怀胎母兽，不伐未成材之木，不颠覆鸟巢。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洧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112）荀子也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鱼氅鳅 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馀食也；污地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馀用也；车做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馀材也。”（113）他们都以政治家的眼光把保护生态资源和发展经济合二而一了。汉代董仲舒认为，水、火、木、金、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自然资源，人类如果恣意妄为，就会使这五者产生恶性变故，而其中任何一种资源受到破坏都会殃及生物，以致发生自然灾害，危及人类。（114）贾谊则主张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充分注重保护自然资源，对一切自然资源应“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115）如此等等，诸儒之论难以尽举。我们现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谋求可持续发展，而生态伦理的建构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近代以来，发明和应用科技，创造了人类前所的未有的物质文明，特别是20世纪高科技的发展，更牵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人类的物质文明已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然而，与此同时存在的负面效应则是：人类正面临着极大的全球性危机，如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资源匮乏、能源枯竭，以及部分地区的贫困、暴力、战争、核威胁、恐怖活动„„地球遭到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这一切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危机，人们在反思中认识到，在工业时代，由于“利”的驱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人类对自然界的粗暴掠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残酷剥削，人类使自己陷入危机。日益深重的生态危机使人感到已经陷入近代工业文明引发的“人类中心论”困境之中，因而当代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的诘难之声不绝于耳。然而，如实地说，我们当代人所要超越的只是人类中心主义，即建立在近代工业文明和唯科学主义自然观基础之上的凝固化、绝对化了的“人类征服主义”，而不是简单地强调人类终极命运、人类终极价值关怀，以及在人同自然界本质的统一中实现“人是目的”的人类价值观，尽管这确实应该成为未来人类的理想。既然不可能彻底否定“人类中心”而去建立所谓的“自然中心”或“生态中心”，那末，21世纪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就只能是对“人类中心论”的辩证扬弃与超越。美国学者J•帕斯莫尔认为“当代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中心观点本身，威信扫地的不是人类中心论，而是那种认为自然界仅仅为人而存在，并没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界的专制主义”，并主张“我们人类对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破坏负有道德责任，主要源于对我们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以及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116）据《韦伯斯特第三次新编国际辞典》的解释，“人类中心论”曾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第一，人是宇宙的中心；第二，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第三，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知世界。第一种观点盛行于古代，第二种观点在近代获得文化主流地位，第三种观点属于当代人类中心观点。而从现代意义上理解人类中心，应该是对人与世界关系——首先是人与自然界关系以及现实的人类实践的一种理性概括，它是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应然的”价值命题。换言之，“人类中心论”作为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观念，作为人在了解、认识，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的哲学观念范型，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强调人的主导性、能动性、创造性，把对周围自然、环境本性的把握建立在对生态生态平衡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非技术性和非工具性的关系，并同时思考人的存在和本质、生命及其终极意义之类形而上的问题，即把人的精神关系和文化价值融入其中，从而建设起人的完整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在涉及人与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强调人类利益的整体性、长远性、共同性，改造并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国际关系，开展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平与发展的社会交往活动。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117）[!--empirenews.page--]在思考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建构21世纪人类生态伦理时，我们一方面仍需提倡认识、利用和开发自然，另一方面则又要强调保护、关爱和尊重自然。这两方面是完全应该并且能够有机整合为一体的。“自私而用智”虽是片狭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但“用智”乃是人类本性之一，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问题的关键乃在与是否“自私”。中国哲学并不一般地反对用智，而仅仅只是反对“自私用智”，即反对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或为了人类的局部利益而不顾人类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挖空心思地掠夺自然。反对“自私用智”就要“尚德”。“德”是人类大公至正的理性，是一种无私的情感（所谓“天之大德曰生”、“厚德载物”等等），是驾驭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21世纪，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总体原则只能是以“德”驭“智”，即用价值理性指导和运用工具理性。人们应当放开心胸，打通内外、上下而与天地交流，“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去开发和利用自然。这与“自私用智”地掠夺、征服自然的结果一定会有所不同。由此看来，“德治”不仅应该是一种基本的治国方略，而且还应该是一种应对自然万物的基本方略。总之，儒家传统中以“天人合一”论为主要表征的宇宙（天、地、人）和谐思想与生态伦理观，经过发掘、整理，以及进行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诠释，必将成为现在和未来人类的生态伦理观的理论来源和思想支柱。综上所述，如果说“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118），那末，我们今天科学地分析、合理地开掘儒学传统资源，就不仅对21世纪中国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所助益，而且也会对实现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作出贡献。［注释］（1）《孟子•离娄上》。（2）《论语•学而》。（3）上书《子路》。（4）上书《季氏》。（5）上书《八佾》。（6）上书《里仁》。（7）上书《子罕》。（8）上书《子路》。（9）上书《里仁》。（10）上书《泰伯》。（11）上书《颜渊》。（12）《朱子文集》卷四十六。（13）《论语•公冶长》。（14）上书《雍也》。（15）《中庸》。（16）《论语•泰伯》。（17）上书《卫灵公》。（18）上书《泰伯》。（19）上书《子路》。（20）上书《学而》。（21）上书《阳货》。（22）上书《宪问》。（23）上书《为政》。（24）上书《雍也》。（25）据《论语•颜渊》（26）《论语•学而》。（27）《孟子•梁惠王上》。（28）同上。（29）上书《滕文公下》。（30）《论语•泰伯》。（31）上书《雍也》。（32）上书《卫灵公》。（33）《大戴礼记•曾子立事》。[!--empirenews.page--]（34）《孟子•尽心上》。（35）《朱子语类》卷四十二。（36）《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一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译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37）《吕氏春秋•贵公》。（38）同上书《威德》。（39）《孟子•万章上》。（40）同上《离娄上》。（41）《左传•襄公三十年》。（42）《孟子•离娄上》。（43）《荀子•正论》。（44）引自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丁酉九月九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45）《礼记•礼运篇》。（46）《孟子•尽心下》。（47）唐甄：《潜书•抑尊》。（48）黄道周：《存民编》。（49）朱熹：《四书集注•孟子万章注》。（50）《水心别集》卷之一《君德一》，《叶适集》第三册第63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51）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尤其是制度建设可做，并非一蹴而就，但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实实在在地朝这方面努力。请详参陈寒鸣：《试论权力体制的民主化》（载《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52）刘向：《战国策•叙录》。（53）《史记•天官书》。（54）《孟子•梁惠王下》。（55）《孟子•滕文公上》。（56）《孟子•梁惠王下》。（57）《孟子•梁惠王下》。（58）孟子所述的史事，未必尽皆真实，有的或许还加上了他的夸饰之辞，然多有自古以来口耳相传的传说作为依据，故而笔者将之称为对古代史事的“追述”和描绘。（59）《孟子•离娄上》。（60）《孟子•公孙丑上》。（61）《孟子•离娄上》。（62）《孟子•离娄上》。（63）《孟子•梁惠王上》。（64）《孟子•滕文公上》。（65）《孟子•滕文王上》。（66）《孟子•尽心上》。（67）参阅《孟子•公孙丑下》。（68）《孟子•滕文王上》。（69）《孟子•梁惠王上》。（70）《论语•子路》。（71）《孟子•公孙丑上》。（72）《孟子•尽心上》。（73）《孟子•尽心上》。（74）《孟子•梁惠王上》。（75）《孟子•梁惠王上》。（76）《孟子•滕文公下》。（77）参阅《孟子•公孙丑下》。（78）《孟子•离娄上》。（79）《孟子•尽心下》。（80）《孟子•尽心下》。（81）《孟子•离娄上》。（82）《孟子•梁惠王下》。这使孟子的“王道”多少有了点古代民主意味。（83）《孟子•梁惠王上》。[!--empirenews.page--]（84）《孟子•梁惠王上》。（85）《孟子•梁惠王下》。（86）焦循《孟子正义》卷四引东汉赵歧解“人和”之语。按，《孟子•公孙丑下》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87）《孟子•公孙丑上》。（88）《论语•雍也》。（89）《论语•述而》。（90）《孟子•公孙丑上》。（91）《孟子•告子上》。（92）《孟子•滕文公下》。（93）《大戴礼记•用兵》。（94）《孟子•公孙丑下》。（95）《论语•季氏》。（96）上书《宪问》。（97）《孟子•公孙丑下》。（98）上书《梁惠王下》。（99）上书《告子下》。（100）《荀子•王制》。（101）上书《富国》。（102）上书《王霸》。（103）上书《富国》。（104）上书《王制》。（105）上书《王霸》。（106）参阅姜广辉先生为拙著《中国理想社会探求史略》所作序。拙著由延边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107）《程氏遗书》卷二上。（108）《王阳明全集•大学问》。（109）《礼记•孔子闲居》。（110）《荀子•成相》。（111）《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112）《孟子•梁惠王上》。（113）《荀子•王制》。（114）参见《春秋繁露•五行顺逆》。（115《）新书•礼》。（116）John Passmore..Man’s Responsibclity for Nature,New York;Seribner’s,1974.（1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二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结课论文

姓名: 王亚东

学号：200909030040

专业：外语系

班级：09级本科（3）班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摘要：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就要按照社会需要,着力增强、激发社会的各种潜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是我们党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深刻洞察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趋势、顺应人民群众根本要求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战略性举措。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关键词：和谐社会基本特征、和谐社会具体事项、构建和谐社会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已经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方面是和谐社会的本质,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也可以说,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充分体现出这六方面的特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和谐社会六方面的特征有着具体的内涵。(1)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2)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3)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4)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5)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6)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国家发展要求的必然，它顺应我国国情、反映国家现状、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需要，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必然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往往既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政策把握得当,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了创造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有利环境和条件,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同时,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是我们党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为了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并把新的社会阶层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广泛的力量支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我们必须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即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党把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共同为完成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任务而奋斗的现实要

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推进这个伟大工程的过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住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核心,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带领全国人民实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共同理想

具体来说需要注意以下事项，正确处理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些重大关系。一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关系，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我们党所主张建立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目标，仅靠GDP的增长，无法支撑起一个人民所向往的全面的小康社会。因此，必须把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实现社会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二是正确处理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富有秩序的社会。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改革，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性活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始终做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自觉把社会和谐作为稳定工作的最高目标，坚持以和谐指导稳定工作，以和谐检验稳定工作，切实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三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两根支柱。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既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制，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又要通过宏观调控，在二次分配中维护社会公平；既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四是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的关系，打造社会管理新格局。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利良性互动的社会，是国家的行政管理与公民个人的自主管理相统一的社会。目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沿用着过去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社会管理体制，这同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在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效能的同时，善于通过村民自治、社区自治组织，社

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以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各类群众代表会议等，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五是正确处理发挥传统政治优势与创新群众工作机制的关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既要发挥党组织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组织优势，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政治优势，更要注意创新群众工作的运行机制，建立一套确保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实现、维护和发展好人民根本利益的长效机制。这就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都要认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群众工作的长效机制上，逐步建立顺畅的民意沟通机制、有效的矛盾调处机制、便民利民的服务机制、公正的司法机制、完善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党、利国、利民，不仅是我们党提出的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国策，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愿望和心声。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和谐可以凝聚人心,和谐可以团结力量,和谐可以发展事业。我们要倍加珍惜已有的团结和谐的局面,始终用和谐的音符推动社会稳定持续的发展,以发展增和谐、以改革促和谐、以公平求和谐、以稳定保和谐,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光辉的现实。高神：雾中仙

高必：巡游天神

高连：地狱战神，噬天虎

高偷：黑山老妖

高魔心：地狱战神

高敏捷：风伯

高法连：机关兽(稀少!有烈火也不好吸!不推荐赚钱)

高反震：瑞兽，地狱战神

高感知：雾中仙(这里最佳为2JN雾，吸高神更赚)

赚钱的话，只推荐以上的。

第三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

文章标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异与和谐的必要张力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重要执政能力之一。曾庆红同志在阐述《决定》精神时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位一体”，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格局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和谐”，是一种建立在由市场带来的差异基础上的“和谐”。这一新概念和新观点的提出，反映出党、国家和全社会对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社会生活变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领域的差异与和谐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

市场经济对差异与和谐的要求及其困境

将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意味着对社会差异的承认，因为没有现实的社会差异，在近乎同质的基础上谈和谐，即使不能说没有意义，至少也是意义有限的。从逻辑上说，和谐社会就是社会在差异基础上所达成的和谐状态。

差异社会的和谐状态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首先，市场就是交换，交换的前提是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既是差异的表现，也是差异的结果。没有差异就没有市场本身，反之，市场一旦形成，必然增强差异，并促使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其次，不仅不同分工之间有差异，在同一种分工内也存在差异。作为一个竞争场所，市场要求所有参与者都时刻处于竞争之中，进行优胜劣汰。同一分工内的显著差异既以优胜劣汰为前提，也会通过优胜劣汰进一步扩大。最后，分工和竞争必然导致经济领域中生产要素的分化和分离，不同要素向不同的市场主体集中，造成其在市场上的不同地位，不同群体及其优势或弱势在不同生产要素占有份额的基础上形成，经济差异由此派生出社会差异、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总之，有市场必然有差异，而市场的差异必然造就社会的差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差异的市场才是有活力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中，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造就社会差异方面同样有效乃至同样高效，就是这个道理。在几乎同质的社会状态下，迅速形成和扩大差异，首先是经济上的差异，随后是社会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一段时间来中国社会巨大活力的结构性来源。在改革过程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中都包含了差异机制的作用。

市场不但以差异为前提和动力，也以差异基础上的和谐为条件。市场是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体，其中既存在差异，也存在和谐：分工就是合作，交换就是互补，没有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不可能有经济过程。从这一点来说，市场经济要求的不是单纯的差异，还要求差异的和谐与和谐的差异。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其实质性的主张就是寻求一只从差异中促成和谐的手，一只市场自发的手。问题在于，在自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差异的和谐还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根本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市场，虽然不乏和谐的要求，客观上也存在劳动分工意义上的合作，但仅凭其自身，难以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正如市场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对效率存在明显偏爱，其在差异与和谐关系上对和谐也存在内在的无力，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近年来在国际国内被频繁提起的“拉美陷阱”，指的就是在一些南美国家，未经有效调控的市场由于缺乏对社会差异的控制而陷入市场效率丧失、经济发展停滞和社会冲突激增的现象。市场需要社会和谐但又无力自发实现和谐社会的这一“窘境”，使得对社会差异进行其他层面或形式的控制和调整成为必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差异与和谐的取向

和谐社会作为特定社会的公共目标，需要依托公共领域的力量来实现。以执政党和国家的名义来积极认同并主动承担这一使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含义。相对单纯以资本增值及效率为首要目标的市场，社会主义要求以全社会的利益为最终目标，追求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视为一种坦诚地认可差异、同时又真诚地追求和谐的经济—社会制度。

问题在于，这样的看法如果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现实中是否确实可行，还是需要检验的。当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刚刚提出时所面对的，说到底不仅仅有对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衔接的疑虑，还有对社会主义是否足以制约市场经济在差异与和谐关系上失衡的疑虑。这种疑虑不仅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上的。客观地说，改革至今，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差异与和谐关系仍然处于可控状态，虽然分化和差异程度不断爬升，但社会总体上还是处于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差异与和谐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持续运行于分化和差异的高水平上，中国社会始终面临着两种现实可能性：或者在适度差异且不失稳定的基础上，经济和社会保持发展势头，或者随着差异不断扩大和冲

突加剧，最终陷入社会失衡、经济停滞的“拉美陷阱”。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人均GDP水平的上升和财富占有的阶层分布的走势，正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人们就这两种可能性作出选择。回避问题，逃避选择，将置自己于“不选择的选择”之尴尬境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上，人们可以真正发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意义。

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策略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重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路，重新拉平已经存在的社会差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经追求过建设一个同质的社会，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同时也消除了一个正常社会的多方面的活力。一个没有差异、没有社会冲突的社会，也许令人向往，但这样的社会难免会缺乏个人追求的余地和由个人追求汇集而成的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

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以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为前提，努力追求让不同个体、不同群体根据自身条件，充分发挥所长，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目标。个体目标和整体目标的兼容和互补，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共同所在。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是差异成为个体或群体实现自身的领域，而不是委屈、浪费甚或牺牲自身的场所。差异构成了个体或群体之间“错位竞争”的条件和凭借，有差异的个体不一定要在同一空间对垒，各个群体或阶层可以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寻找自己的舞台。有差异，但未必有冲突，更精确地说，正因为有差异，所以才可以不冲突。这种对差异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或者说非冲突化的处理，正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推崇的“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的核心构想，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从方法论意义上看，这种极具智慧的解决方案就是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的张力，寻求两者间的平衡点，以此促成个体有最大作为、社会得到最佳整合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局面，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的并存和互补。

为了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必要的张力”，需要以制度性安排来调整市场在利益分配上的失衡。

差异说到底是利益的差异，和谐自然包含对利益的协调。不在利益分配制度上对市场自发机制采取一定的弥补，就不可能引导和影响差异的走势，追求和谐社会的努力就很难产生效果，和谐社会就没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将被虚拟化。具有自发性质又获得了经济上主导地位的市场体制，客观上为掌握各种经济—社会资源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了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搭建建设性的政策架构，由国家制定公共政策和发展社会事业，发挥政府作为各种利益群体中介人和协调人的作用，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方式，促使社会财富适度转移，扭转差异扩大的趋势，缓和利益矛盾，争取适度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

有差异必有矛盾，有矛盾难免发生冲突。差异基础上的和谐，不需要绝对排除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冲突的社会，而是冲突被良性化、制度化了的社会。除了由国家或政府担任中介人，采取直接介入的方式之外，还可以采取法律的，社会的等不同方式，借助明确的规则约束，让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体制化的平台，如集体协商或谈判机制等，直接沟通乃至博弈，从中产生能够为各群体所接受的利益分配格局。经过制度化、无害化和建设化的处理，可以有效利用冲突的激活效应，同时又可避免由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实现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

无论差异还是和谐，它们都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个人或群体对差异与和谐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差异与和谐的实际效应。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在承认个体或群体间的差异、承认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基本权利和权益的基础上，对已经存在的差异格局作出合理、合情的解说。和谐社会需要利益协调，但利益协调也是有限度的。一切现存的秩序都需要合理化的过程，需要经过一个解说而被相关方接受和认可的过程。只有综合发挥利益协调、良性冲突和合理解说的作用，才能够在利益分化和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认知层面和现实层面的社会和谐。在这一点上，执政党的研究工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理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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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重要执政能力之一。曾庆红同志在阐述《决定》精神时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位一体”，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格局。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和谐”，是一种建立在由市场带来的差异基础上的“和谐”。这一新概念和新观点的提出，反映出党、国家和全社会对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社会生活变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领域的差异与和谐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市场经济对差异与和谐的要求及其困境将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意味着对社会差异的承认，因为没有现实的社会差异，在近乎同质的基础上谈和谐，即使不能说没有意义，至少也是意义有限的。从逻辑上说，和谐社会就是社会在差异基础上所达成的和谐状态。差异社会的和谐状态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首先，市场就是交换，交换的前提是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既是差异的表现，也是差异的结果。没有差异就没有市场本身，反之，市场一旦形成，必然增强差异，并促使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其次，不仅不同分工之间有差异，在同一种分工内也存在差异。作为一个竞争场所，市场要求所有参与者都时刻处于竞争之中，进行优胜劣汰。同一分工内的显著差异既以优胜劣汰为前提，也会通过优胜劣汰进一步扩大。最后，分工和竞争必然导致经济领域中生产要素的分化和分离，不同要素向不同的市场主体集中，造成其在市场上的不同地位，不同群体及其优势或弱势在不同生产要素占有份额的基础上形成，经济差异由此派生出社会差异、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总之，有市场必然有差异，而市场的差异必然造就社会的差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差异的市场才是有活力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中，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造就社会差异方面同样有效乃至同样高效，就是这个道理。在几乎同质的社会状态下，迅速形成和扩大差异，首先是经济上的差异，随后是社会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一段时间来中国社会巨大活力的结构性来源。在改革过程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中都包含了差异机制的作用。市场不但以差异为前提和动力，也以差异基础上的和谐为条件。市场是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体，其中既存在差异，也存在和谐：分工就是合作，交换就是互补，没有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不可能有经济过程。从这一点来说，市场经济要求的不是单纯的差异，还要求差异的和谐与和谐的差异。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其实质性的主张就是寻求一只从差异中促成和谐的手，一只市场自发的手。问题在于，在自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差异的和谐还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根本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市场，虽然不乏和谐的要求，客观上也存在劳动分工意义上的合作，但仅凭其自身，难以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正如市场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对效率存在明显偏爱，其在差异与和谐关系上对和谐也存在内在的无力，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近年来在国际国内被频繁提起的“拉美陷阱”，指的就是在一些南美国家，未经有效调控的市场由于缺乏对社会差异的控制而陷入市场效率丧失、经济发展停滞和社会冲突激增的现象。市场需要社会和谐但又无力自发实现和谐社会的这一“窘境”，使得对社会差异进行其他层面或形式的控制和调整成为必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差异与和谐的取向和谐社会作为特定社会的公共目标，需要依托公共领域的力量来实现。以执政党和国家的名义来积极认同并主动承担这一使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含义。相对单纯以资本增值及效率为首要目标的市场，社会主义要求以全社会的利益为最终目标，追求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视为一种坦诚地认可差异、同时又真诚地追求和谐的经济—社会制度。问题在于，这样的看法如果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现实中是否确实可行，还是需要检验的。当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刚刚提出时所面对的，说到底不仅仅有对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衔接的疑虑，还有对社会主义是否足以制约市场经济在差异与和谐关系上失衡的疑虑。这种疑虑不仅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上的。客观地说，改革至今，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差异与和谐关系仍然处于可控状态，虽然分化和差异程度不断爬升，但社会总体上还是处于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差异与和谐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持续运行于分化和差异的高水平上，中国社会始终面临着两种现实可能性：或者在适度差异且不失稳定的基础上，经济和社会保持发展势头，或者随着差异不断扩大和冲突加剧，最终陷入社会失衡、经济停滞的“拉美陷阱”。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人均GDp水平的上升和财富占有的阶层分布的走势，正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人们就这两种可能性作出选择。回避问题，逃避选择，将置自己于“不选择的选择”之尴尬境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上，人们可以真正发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策略选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重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路，重新拉平已经存在的社会差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经追求过建设一个同质的社会，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同时也消除了一个正常社会的多方面的活力。一个没有差异、没有社会冲突的社会，也许令人向往，但这样的社会难免会缺乏个人追求的余地和由个人追求汇集而成的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以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为前提，努力追求让不同个体、不同群体根据自身条件，充分发挥所长，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目标。个体目标和整体目标的兼容和互补，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共同所在。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是差异成为个体或群体实现自身的领域，而不是委屈、浪费甚或牺牲自身的场所。差异构成了个体或群体之间“错位竞争”的条件和凭借，有差异的个体不一定要在同一空间对垒，各个群体或阶层可以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寻找自己的舞台。有差异，但未必有冲

突，更精确地说，正因为有差异，所以才可以不冲突。这种对差异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或者说非冲突化的处理，正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推崇的“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的核心构想，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从方法论意义上看，这种极具智慧的解决方案就是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的张力，寻求两者间的平衡点，以此促成个体有最大作为、社会得到最佳整合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局面，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的并存和互补。为了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必要的张力”，需要以制度性安排来调整市场在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差异说到底是利益的差异，和谐自然包含对利益的协调。不在利益分配制度上对市场自发机制采取一定的弥补，就不可能引导和影响差异的走势，追求和谐社会的努力就很难产生效果，和谐社会就没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将被虚拟化。具有自发性质又获得了经济上主导地位的市场体制，客观上为掌握各种经济—社会资源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了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搭建建设性的政策架构，由国家制定公共政策和发展社会事业，发挥政府作为各种利益群体中介人和协调人的作用，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方式，促使社会财富适度转移，扭转差异扩大的趋势，缓和利益矛盾，争取适度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有差异必有矛盾，有矛盾难免发生冲突。差异基础上的和谐，不需要绝对排除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冲突的社会，而是冲突被良性化、制度化了的社会。除了由国家或政府担任中介人，采取直接介入的方式之外，还可以采取法律的，社会的等不同方式，借助明确的规则约束，让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体制化的平台，如集体协商或谈判机制等，直接沟通乃至博弈，从中产生能够为各群体所接受的利益分配格局。经过制度化、无害化和建设化的处理，可以有效利用冲突的激活效应，同时又可避免由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实现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无论差异还是和谐，它们都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个人或群体对差异与和谐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差异与和谐的实际效应。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在承认个体或群体间的差异、承认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基本权利和权益的基础上，对已经存在的差异格局作出合理、合情的解说。和谐社会需要利益协调，但利益协调也是有限度的。一切现存的秩序都需要合理化的过程，需要经过一个解说而被相关方接受和认可的过程。只有综合发挥利益协调、良性冲突和合理解说的作用，才能够在利益分化和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认知层面和现实层面的社会和谐。在这一点上，执政党的研究工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理论过程。

第五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

和谐社会必须树立几个深层理念 1.双赢互利的理念

为什么要树立双赢互利的理念,因为贯穿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双赢互利的观念。和谐社会,也可以通俗地说,就是双赢互利的社会。具体说来,也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例如,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参与发展的各方,都能获得双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双赢互利,这是和谐社会的要旨,同样也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旨;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则是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能达到社会和谐的,同样它也是社会发展问题上“零和游戏”,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旧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如果更深入一点,我们还可以发现,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深层理念,符合现代性从旧式到新型的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谐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期间,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了价

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于是人类“向地球发动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理念,不仅符合符合现代性在当代进展的趋势,而且也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精华的东西的继承和弘扬。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文化学术遗产,其中关于“和谐”、“和合”的思想同样十分丰富。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讲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 的基本思想:一是人伦和谐;二是天人协调。人伦和谐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人协调是说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总之,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理念,说明执政党对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

1.2“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理念

迄今人们看到的每一个社会进步,都是伴随着社会代价的。纯粹的进步、理想状态的进步,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找不到没有社会代价的社会进步。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取得社会进步,同时又不断付出社会代价的历史。据此,社会学,得出了自己学科的深层理念: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里,增促社会进步, 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社会代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的途径和办法。

我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20多年来,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不管是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的变化,还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等的变化,都表明,一方面,上述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的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20多年的进步和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特别是随着人均GDP 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这是世界各国同期历史所表明的,也是任何一个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政党所不得不面对的。中国也不能例外,它们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社会事实上有两种前景。一种是活跃的不谐调因素和多发的社会矛盾,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正确处理,导致冲突加剧,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损。这是一种黯淡的前景。国外已有先例。拉美和加

勒比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如巴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情况就是这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

称这些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另一种是活跃的不谐调因素和多发的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在改革发展的同时,社会保持稳定、充满生机,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综合国力迅速提升。这是一种光明的前景。我们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是,由于邓小平理论及其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在同期超过了初始条件比自己好的许多国家,争取实现了光明的前景。《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称中国的这个十年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大受益”的十年。这种结果,令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让海外的炎黄子孙振奋不已。从新世纪开始的我国战略机遇期,大体上与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相一致。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社会转型兼具双重使命,即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和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后一转变日益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随着社会风险化和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各种新旧的不和谐因素频频展现在人们面前:由人为因素而加剧的自然灾害、城乡区隔、区域差距、贫富分化、失业、刑事犯罪、生产事故、劳资纠纷、族群冲突、新型传染病、人口结构变化、高新技术冲击、道德滑落、规范虚化、信任缺失、心理、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为背景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过程,那么我们在主观上必须自觉地树立这样的深层理念,并在行动上自觉地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缩社会代价。

2.3现代治理的理念,特别是善治的理念

任何和谐社会都不可能自动到来,它凭借的只能是对社会治理,特别是善治的不断尝试和努力,而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治理一个社会同样是对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所作出的最佳尝试性选择。

要了解现代治理的理念,特别是善治的理念,不能不回到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公共性”。近代由国家与社会相分离且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

和私人领域所引致的国家职能分解为统治和管理两大职能。公共性问题再次得到彰显。公共性在现代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公共性从其初始意义和其发展至今的当代涵义中都与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关于新型公共性的内容,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五点:(一作为一种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与归宿的重要分析工具的公共性。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

(二作为一种现代行政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包括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务的精神四个方面。

(三作为价值理念的公共性。强调了政务公开和公民参与,强调公共部门运作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合法性,克服追求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强调政府行为的制度公正性。

(四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这既作为一种价值伦理,又是对公共行政的要求。要求政府尽量响应公众要求,负有社会责任感,让公民有平等的参与权与机会,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五作为一种理性与法的公共性。把公共性作为一种理性和道德,强调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批判作用。

我们认为公共性在现代社会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公共理性即“属于秩序良好之宪政民主社会的一种构想。”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服务,即用现代公共理念管理国家与社会则是公共性最重要的环节和它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的体现,同时它也催生了一种能改变现代社会结构的领域,即不同于传统公共权力领域的公共领域。这种新型公共性,在政府和市场都失灵的领域,便承担起另外一重角色。它在本质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中离析出一种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它可动员和汲取大量社会资源,处理各种公共事务和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促进社会公

正与社会公平,在市场和政府都无法有效配臵资源的地方承担起有效的角色功能,并在制度创新和社会治道变革中起着基础性作用。

在市场与国家失灵的处所,都会潜伏一种不安定、不和谐因素,严重的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不居、恶性运行。若不出现一有效机制进行角色安排,建构和谐社会则是空中楼阁。新型公共性是建构和谐社会 的重要调节手段和基础保证。公共性与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内在联系则充分体现在公共性的核心内容公共事务的治理包括善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之中。“治理”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的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的内部的界线均趋于模糊。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全球治理委员会给治理所下的定义是: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治理与统治的本质区别有三点:一是统治的主体只能是公共权力部门,其权威来源只能来自政府。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权力部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二者的合作,其权威来源依仗的主要并非是政府,而是合作主体之间的持续性互动;二是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运作过程,而治理则是多元的、上下互动的过程,它通过合作、协调及对共同目标的确定等手段达致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三是统治遵循的是正式规则、制度与程序,而治理则以信任为基础,遵循的是由主体间协商与同意的规则与程序。由此可见,治理较统治更适合于复杂性、多样性与动态性的快速转型期社会,那种多元的、上下互动的权力运作过程更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善治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最新口号,业已成为世界银行向第三世界提供贷款政策的主导思想”。善治的提法按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的说法是便于对许多国家的计划和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更具技术性而较少政治色彩。俞可平将善治界定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

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他将善治视作为治理的理想状态。接着他又将善治的基本要素概括为六点。总之,“善治

实质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只是治理的一种状态。

从上述公共治理的基本特征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共治理是一种过程、一种模式,而这种过程与模式本身就是谋求建构和谐社会的尝试与努力。善治,它几乎就是当前所构划的和谐社会的一体两面,善治是和谐社会的治理过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与机制的最佳实施过程。

3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体研究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

具体说来,就必须从人际关系、资源配臵、社会认同、社会结构,也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具体研究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这里只说一些要点。

3.1人际关系方面

就人际关系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就要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这主要是通过人的社会化和人的个人化机制,把我们的社会成员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通过不断的继续社会化,使社会成员能够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能够以自己的辛勤合法有道地从社会获取自己应得的一份,从而能够

各尽所能、各得其所;通过社会化和个人化的主要手段学习,把社会成员培养成一个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人员,以适应现代学习型社会的要求。

3.2资源配臵方面

就资源配臵方面看,这主要是通过社会阶层体系这一社会激励机制的的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激发社会的活力,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机制,使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从较低的阶层上升为较高的阶层。所有这些,都使社会成员能够多赢互利,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处理。

3.3社会认同方面

就社会认同来说,它是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思想心理基础,必须处理好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要特别重视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目标认同、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等认同类型的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正功能,在当前,还要十分注意全球化和信息化对中国社会认同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必须说,一个社会认同有严重问题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3.4社会结构方面

就社会结构方面看,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它以社会根源的形式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和谐、协调与否。社会结构还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制约着各类社会主体的社会行动,以中介条件的样式规定着行动主体活动的范围、能够达到的限度。一句话,社会结构总是这样那样地建构着、塑造着社会行动。

同时,我们也要强调,按照当代社会学的观点,也包括我们提出的社会互构论的观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又是相互建构的。社会行动,反过来,也以自己具有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例如,发展理念的形成,发展战略的制定,社会政策的出台,体制改革的进行,影响着、重组着种种社会结构。换言之,社会行动也总是这样那样地建构着、塑造着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相互建构中,谁的建构作用是主要的,要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社会发展来说,一般地讲,社会结构的作用是基本的。但是,一个社会在不改变原有的结构,就不能发展时,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社会行动,就起着主要作用。例如,我国“文化大革命”十年**后,就面临这样的形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样的社会行动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同样,两个社会在差不多相同的社会结构的条件下,何者发展得更快,社会行动的作用也能是主要的。例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收益,取决于两个条件:初始水平和经济政策。在初始条件上,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相比,相差也不少。但是,中国却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大受益,收益程度大大超过这些初始条件比自己好或差不多的国家, 真正是创造了奇迹。中国能够这样,主要要归功于实行了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即主观因素。正是根据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相互建构的观点,我们提出

建构合理的社会结构,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而社会更加和谐的实现,则又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进程,两者良性循环。和谐社会的理论前提、现实理由和重要特征 4.1以人为本理念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理论前提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从主体上也就是人的方面,真正解决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论前提。

1956年我国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这样强调:“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怎么就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建设社会主义,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毛泽东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实质上是执政党的思维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没有使用阶级的概念,而使用的是人口概念。这是因为,党在没有执政之前,必须首先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以组织阶级队伍领导

革命。尽管我们要把全国人民都组织起来进行革命,然而革命是要流血牺牲掉脑袋的,实际上只能把本阶级的骨干力量组织起来去影响更多的人。这个过程中还要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甚至激化矛盾,以打击敌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还是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思想有三大法宝,第一个就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才是武装斗争,第三个是党的建设,这是通过搞好党的建设来驾驭前两个法宝。此乃毛泽东的成功之道。有一位老革命的回忆录,讲红军时期毛泽东曾出题考还是红小鬼的胡耀邦,先问你懂军事吗?胡耀邦对军事的战略、战术说了一通。毛泽东说,你对军事理解的还不够到位。什么是军事呢?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能够死拼到底。然后毛泽东又问什么是政治呢?胡耀邦讲了阶级斗争,群众工作。毛泽东又说你对政治的理解也不深

刻。政治就是把赞成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有作为的政治家善于把反对我们的人变成赞成我们的人。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中国革命因此赢得胜利,共产党成了中华大地上的执政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上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十六大提出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包括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我国是法制社会,人的概念也就是公民的概念,集中体现为在法律和政策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人才观提出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

以人为本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新的执政

风貌和施政特色。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曾在“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两种提法之间进行比较,取得的共识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千年来就有“民本”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也早已有“人本主义”,我们共产党人就叫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理念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最广泛最充分的包容性,深得人心民意。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真正解决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体问题。这就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大家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了新力量,巩固和扩大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从以人为本理念出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理成章。因为以人为本,就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形成人人都可以成才、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观念;才能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并且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要维护和保障人权,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主要是指社会各阶层能够和谐相处。就是说,在新世纪新阶段,只有所有社会成员都有了平等的国民待遇,方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2结构转型期是提出和谐社会的现实原由

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结构转型时期,这是改革的攻坚时期,主要是解决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建立新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这一时期是改革取得较大效果的时期,也是社会阶层激烈分化的时期,整个社会结构会逐步地分化为若干个阶层,这些阶层都有了自己特殊的利益和获得这种特殊利益的特殊渠道,产生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要求。改革面临的主要约束条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就整个改革进程来说,利益矛盾最尖锐的是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并且让人民群众不断得到改革的实惠。执政党要合理协调利益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会使一部分低收入的弱势群体诱发对旧体制的眷恋情绪,怀旧,今不如昔。它的危险性在于,这种眷恋情绪一旦蔓延开来,很可能同改革初期由于改革深化和不断取得成效而沉寂下来的极“左”思潮相结合,从而成为影响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一些抱有极“左”主张的人,打着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号,改头换面地贩卖“左”的一套,使改革的舆论环境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势。

二是各阶层的代表不可避免地会提出它所代表的特殊阶层利益的理论表达,使改革决策的理论环境趋于复杂,以至影响到决策,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协调之外,额外地增加了思想理论层面的协调负担。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总要强调弘扬民族精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深化改革的原因所在。

三是由于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原来旧体制下的各种矛盾以及在改革启动阶段尚未触及的深层次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改革进程中受历史条件限制产生的一些新的矛盾也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旧体制遗留下来的矛盾、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交织

在一起,情况相当复杂,各项改革措施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统性非常明显。不像改革初期那样,一项改革措施就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果,改革的成本增大,使得改革难以一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就容易使人们总感到现行的改革措施不过瘾,产生激进情绪。

四是这个期间一般都是经济的开放度达到很高程度的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碰撞十分激烈,特别是国外的一些思潮传了进来,对改革目标的选择、改革措施的确定、改革的实际进程都会产生影响。在这方面,这种碰撞突出地表现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操作不当,就会出现全盘西化,或者出现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

所以,结构转型期的改革,已经不单单取决于经济本身,不单单取决于经济体制本身,它已经使改革成为一个全面建设新体制的创新时期、创新工程。整个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不能协调地渡过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危险在于,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