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

第一篇：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

工程建设领域中的腐败是一个对社会危害很大的丑恶现象，它严重侵蚀着国家、集体财富，更是一大批干部争先恐后走向犯罪深远的助推剂，从近几年职务犯罪发案情况看，建筑工程是职务犯罪多发、易发领域。如何遏制和杜绝工程建设中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已成为当前反腐败斗争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开展重大工程建设预防，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

一、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

1、权钱交易现象突出，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贿随权集，权钱交易在工程建设领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犯罪活动贯穿于从工程立项、设计、招标到工程施工、监理、质检、验收、决算等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多个环节，并且集中到手握决策权的几个关键人物身上，行贿犯罪分子多是对这些“重量级”人物以钱为“敲门砖”，用钱打通“关节”后，再用同样的手段去“闯”下一关，整个过程进行的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并且这种交易的“行情”渐长，涉案金额逐年增高。如我院查办的原城建局局长荣某行贿案件时，200多万元的基建工程涉案总金额是5万元。

2、贿赂方法、手段多样化趋势。当前，工程建设领域中贿赂犯罪的方法、手段不断翻新，花样繁多，令人目不暇接。主要表现为：借逢年过节“礼尚往来”的幌子，以“红包”“礼扎”等形式进行贿赂；以交朋友为名进行投资；以手头紧为名向承包商“借款”；以工程变更为名增加预算造价，为甲方领导建私室或居室装潢；以参观考察为名在承包商工程队报销“差旅费”等。

3、窝案、串案时有发生。近几年我县立案查处的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中，在传统的“一对一”贿赂犯罪之外，窝案、串案又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尤其是标的额较大的重点工程，牵扯制约环节较多，行贿犯罪分子往往是对决策者、主管者、具体办事环节（财务人员、监理人员等）分别行贿，从而形成查出一件带出一串的现象。另外还有的单位借工程建设之机，虚增工程量或虚报建材发票等手段，从一把手到会计人员，将骗取的公款私分，从而形成办理一件挖出一窝的现象。

4、招投标环节是行贿者进攻的重点，但行贿对象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势。随着《招标投标法》等法律的出台和全国范围内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力度的加大，建设领域以“工程优质、干部优秀”为目标，大力实施“阳光工程”，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些行贿者不再一味地把“宝”压在建设单位主要领导身上，而且还把行贿目标瞄准到招投标环节中对工程造价预决算等有抉择因素的人身上，对那些编制工程标底、审核标底、组织招标、参加评标的人，四面开花，大肆行贿。从而串通建设单位与上述人员共同作弊，暗箱操作，达到承揽工程的目的。

二、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原因

工程建筑领域发生的违法犯罪现象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发生的时间、空间也各不相同，既可能发生在工程建设的某一环节，也可能发生在相互联系的几个环节中，诱发犯罪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在工程拆迁安置环节中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1、监管不力。工程拆迁安置资金，是国家保证工程建设顺利实施、安置被拆迁居民的专项资金，对于该资金的使用，由于被拆迁户多，票据不正规，拆迁协议容易做手脚等特点，对该资金的监管比较复杂，审计的难度比较大，客观上漏洞较多，因而在这个环节出现违法犯罪问题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也是群众向检察机关举报较多的问题之一。

2、管理教育不力。由于一些开发单位在人员管理教育上存在着薄弱环节，有的拆迁人员职业道德水准不高，法制观念淡薄，面对经手的大把钞票，经不起考验，对经手的公款打起了歪脑筋，或作假帐，私吞公款；或与被拆迁人员勾结，侵吞公款；或利用职务之便，将拆迁资金挪用，手段形形色色。

（二）在招投标环节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1、从投标方来看，无论是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无不把招标作为自己立身谋业，兴衰存亡的头等大事，面对竞争尤为激烈的建筑市场，相当一部分资质低下的建筑队伍为了获取利益，采取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加入竞标行列，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向建设单位主管人员以权钱交易的方法来承接工程项目。

2、从招标方来看，作为实施招标的工程建设方，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从工程项目的下达到组织施工队伍均由国家安规划安排，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选择设计、施工、监理、采购单位等工作逐步脱离计划制定的框架束缚，直接进入建筑市场，采用招投标方式进行，招标方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而新的建筑领域 经济管理监督制约机制尚且不能做到监管到位，少数放松世界观改造的招标单位人员就利用手中招标权力，收受竞标方财物，以致走上犯罪道路。

（三）在工程的设备、材料采购环节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1、制度不完善，缺少监督制约机制。国务院明文规定，工程项目设计、施工、监理方面均应当落实招投标制度，但招投标制度在工程设备、材料的采购方面几乎还是空白，没有硬性规定，加上许多单位内部没有订立或者完善物资采购工作制度，缺少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往往导致采购人员和业务部门权力过大，不经过集体研究、集体决定，采购渠道、价格都由采购人员说了算，给那些思想不健康的人有机可乘。

2、经济利益的驱动促使供货方大肆行贿。当今建筑市场设备材料与工程建设项目相比，僧多粥少，竞争相当激烈，特别是那些外地企业，缺乏人际关系、地域关系，与当地企业相比，更没有什么优势，便采取一些不正当竞争手段促销；而有些生产厂家、销售商家则是挂集体之名、实为私营企业，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通过贿买个别采购人员的非法手段，与负责采购的人员进行权钱交易，达到推销质量低劣的材料设备的目的。

三、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加强思想宣传教育，使其主观上“不想贪”

1、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在开展廉政教育中，用惩腐倡廉的法规引导人，用职务犯罪的典型警示人、用廉洁亲政的模范事迹鼓舞人。对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大力宣传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危害，以及开展预防经验和效果。经常组织管理、施工人员学习《刑法》、《建筑法》、《工程建设若干违法违纪行为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建筑企业的法人代表和项目经理要经常进行法制教育培训，深入工地“以案释法”，或适时组织服刑罪犯“现身说法”做到警钟长鸣。同时要积极发挥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作用，使腐败现象和不廉洁行为迅速曝光，公之于众。

2、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减少、控制和预防建设系统的职务犯罪，关键要从人入手，从提高人的素质上下功夫，把抓思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同建设系统的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不断的教育、组织的培养、同志的帮助、社会环境的熏陶中逐渐提高建设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

（二）健全完善各种监督制约机制，使其客观上“不能贪”

1、严把“廉政准入”的关口。在建筑企业、基础上经理、中介机构和职业人员等部门（机构）或人员中，实行并推广“廉政准入”的资格审查制度。对于行贿的建筑企业和项目经理，可降低其企业资质，暂停其在一定区域一定年限的投标权、承建工程权，清洁严重的还应永远逐出建筑市场、使其深刻认识到行贿的危害；对那些技术水平低、管理差、质量次、有违法违规的建筑企业实行淘汰制度。

2、充分发挥有形建筑市场的职能作用，共同做好招投标环节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一是建立建筑工程交易中心，规范招投标行为。建筑工程交易中心是各级政府批准设立的从事建设工程交易的固定场所，它对规范招投标行为，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有着积极的意义。开展职务犯罪预防要充分利用交易中心的信息公开、集中服务、程序透明功能，掌握进场交易的工程建设项目，工程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情况，促进有关部门加强对招投标的全程监督与管理，建立响应的配套制度，对招标、编标、审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加强监督。积极推进在建筑工程招标中实行透明标底方式。尽可能缩短审标、评标等中间环节的时间。二是建立“编标、评标专家库”，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氛围。建立“编标、评标专家库”，由计算机或人工抽签随机来决定相关人员，以保证对编标、审标的单位和人员严格保密。要配合招投标的主管机关、参与单位、监管单位强化有形建筑市场意识，完善招投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杜绝招投标中的“暗箱操作”，及时发现和查处招投标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交易中心设立举报箱，鼓励群众对招投标过程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三）加大打击力度，使其工作中“不敢贪”

继续加大查处职务犯罪的力度，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对建设领域中发生的各种职务犯罪，不管涉及什么人、什么单位，都要依法查处。检察机关要积极开展举报宣传工作，突出查办建设领域贿赂犯罪，对于收受包工头贿赂以及行贿的包工头，一经查实构成犯罪要坚决依法快侦、快捕、快诉、从重从严打击，造成声势，形成威慑。同时要加大查处行贿行贿犯罪的力度。对发现的案件线索，一定抓住不放，一查到底，深挖串案、窝案，把案件办深办透。要重点查处在工程建设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规避招标和在招投标过程中弄虚作假的案件，严厉打击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和违法转让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等违法活动，依法查处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不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技术标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特别是由此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违法犯罪行为等。对不构成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也要建议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经济处罚和党纪政纪处分。审判机关也要严格依法办事，对受贿罪计量慎用少用缓刑，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的运用。

第二篇：涉农领域职务犯罪预防

浅谈涉农职务犯罪预防

汪艳梅

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进建设，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和措施，截留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拆迁改造、农村土地征用开发、支农惠农款，骗取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资金等涉农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也日益突出。2010年以来，我院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的案件有7件8人，与前几年相比,呈明显的上升势头。涉农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高发，严重妨碍了国家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影响了社会的稳定，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 对当前危害城乡统筹发展的涉农职务犯罪的现状、原因及预防对策进行探讨和研究, 对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 服务城乡统筹健康发展, 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涉农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新特点

任何一种犯罪的发生，都是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在一个时期内，犯罪的性质也将发生变化。涉农职务犯罪也是一样，随着诱发犯罪因素的改变，它的犯罪形式、作案手段、表现方式都在现阶段呈现出新的特点。

1、犯罪主体基层化，村官犯罪高发，且犯罪主体蔓延。涉农职务犯罪主体主要是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财务人员等，具有一定的人、财、物支配权和管理权，而且大多数涉案人员学历层次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如我院2010年以来查处的 1

7件8 人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中，行政村干部犯罪占涉案人数的37.5％左右。长期以来，涉农职务犯罪的高发区主要集中在比较富裕的城镇郊区，因为这些地方的乡村具有区位和土地资源优势，经济普遍比较发达。但近年来，国家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全面推进，大量的资金、项目流向尚不富裕的乡村，这些农村基层组织领导如村支书、村主任、村财务人员的权力迅速扩大；而管理这些资金和项目的制度并不健全，经验尚不丰富，再加上监督不力，很容易诱发经济型职务犯罪。所以，犯罪区域蔓延到相对贫穷的乡村，犯罪主体扩大到所有基层组织领导。

2、窝案、串案增多。从作案手段来看，横向主要是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合谋作案，左右串通，共同贪污；纵向主要是村干部在取得上级资金拨付过程中，与乡镇及上级职能部门有关公职人员上下串通，弄虚作假，贪污贿赂。从所查处的案件来看, 犯罪嫌疑人多是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 他们往往利用自身的职务便利, 要么相互勾结, 共同作案；要么各自为战, 中饱私囊；要么相互拉拢, 腐蚀国有企业、乡镇干部, 共同腐败。如2010年我院查办的城郊乡七里岗村干部共同贪污案, 涉及该村会计、计生主任、民兵营长等, 出现班子整体腐败, 直接侵害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 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工作带来了直接的压力。

3、犯罪领域随着新农村建设涉及面广而逐渐拓宽，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各种补贴中的职务犯罪较为突出。近年来，国家先后在农村村镇建设、村村通公路建设、广播电视“村村通”、新

能源建设、现代农业开发、农村泥草房改造、节水灌溉工程建设、电网改造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建设；抢险、优抚、移民、救济、补贴以及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等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由于新农村建设涉及面广，资金投入多，监管难度大等诸多原因，导致其中发生职务犯罪较为广泛，特别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各种补贴中案发较为集中。如我院上半年查办的泥沟乡卫生院自2010年元月至2010年12月一年间，采取编造虚假病例，虚增住院天数，虚开用药数量等手段，套取新农合资金73万余元,就是其中的典型。

4、贪污犯罪突出，涉案罪名扩大。从所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来看, 贪污犯罪仍是涉农职务犯罪的主要犯罪类型。据统计，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中贪污、挪用公款发案率较高，侵犯的公私财产包括拆迁、征地补偿款、农电改造资金、农村水利水电建设资金等诸多款项，其中尤以侵害农民土地征用款最为普遍。而近年来这些传统的涉案罪名有向贿赂型犯罪扩大的趋势。有的村干部暗地向上级领导和权力部门行贿，以期得到更多的项目和资金；有的村干部在本村集体土地、水流向外发包、流转时，借机大肆收受贿赂，降低流转价格，使集体财产遭受损失。

二、涉农职务犯罪的形成原因

从近年来查处的涉农职务犯罪来看，导致案件频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1、为官动机不纯，法制观念淡薄。从查处的涉农基层干部

职务犯罪案件来看，大多都是曾经在基层组织中起过带头作用的干部，究其走上职务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在于放松了政治理论和法律法规的学习，对自身的作用和责任缺乏清醒的认识，理想信念动摇，公仆意识淡薄，一旦面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侵蚀，则无法抵挡住腐朽思想的刺激和诱惑。

2、村级财务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力。虽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投入的支农惠农资金大、措施多，但相应的财务正规化管理却未能及时跟上。在办案中，我们发现财务管理混乱是村干部职务犯罪的重要根源。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白条入帐。不规范，缺乏监督的票据给某些村干部以可乘之机。部分村财务支出帐目中，百分之八十都是白条单据，帐不清，显得混乱无章。二是分工不明，财务人员不能履职。我们在办案中发现，村书记既管收钱、又管批钱，又管用钱，“左兜装钱，右兜装票”的现象时有存在。财务人员根本见不到钱，面对的只不过是那些村领导拿回的花花绿绿的票据。在这种情况下，村里的各类收入支出实际上处于混乱状态，致使侵吞公款成为可能。三是不能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收款不入帐现象时有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发包过程中，个别村没有将包村单位捐赠的款物、土地承包款入帐，村干部私自开支或占为己有。

3、村官权力集中，监督薄弱。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方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

败。”很多村镇干部大权在握，“家长制” 作风严重，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政务、财务公开的内容有限，比如补偿款具体补偿多少，群众一般不知道，只能看到公开的发放情况，至于虚报、冒领的，群众更是无从知晓；监督制度缺失，上级无法监督，平级不敢监督，下级监督不了。这些都极易让村官钻空谋取私利，导致贪污、挪用公款等涉农职务犯罪。

4、涉案点多面广，预防合力难成。涉农职务犯罪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农村土地开发征用及征地补偿款管理、社会保障改革、镇村政权选举过程，以及抢险、救灾、移民等款物的管理和使用等过程，涉及领域和环节十分广泛。但是有些涉农职能单位和部门对涉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重要性及紧迫性认识不够，对开展涉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不够主动深入，预防工作整体合力难以形成。

三、涉农职务犯罪的预防措施

涉农职务犯罪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为预防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 应以科学务实的态度, 根据农村的特点和发展要求, 构建一个适应农村基层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促进新农村建设, 服务城乡统筹发展。

1、宣教预防，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干部思想政治与法制廉政教育。首先，基层检察机关在突出抓好重点项目、涉农领域等重点预防工作的同时，进一步扩大预防工作覆盖面，把预防工作关口前移、重心向下，督促完善内控机制，堵塞漏洞，从而提高预

防工作的质量和成效。其次，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 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法制意识, 因为农民群众是构建预防涉农职务犯罪体系中的主力军。针对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突出的问题, 利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契机, 制作公益广告牌及通俗易懂的简单标语等宣传预防涉农职务犯罪, 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务农人员, 明白哪些行为是职务犯罪, 到哪里举报, 举报电话号码等等。在普法宣传中, 提高广大农民判断是非、揭露违法犯罪的能力。三是要大力开展警示宣传教育。要将宣传预防工作与阳光检务工作结合起来，加强与基层宣传部门、新闻媒体的合作，广泛开展警示教育和纪律教育。这样既能营造良好的理解、支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执法环境，又能在全社会形成惩防涉农职务犯罪的合力。

2、推进村务公开, 加强村务监督。村级组织要把各级政府支农惠农政策、社会各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项目、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资金及其使用情况、农村集体资产和资源处置情况, 以及对村干部的民主评议、考核和审计结果等事项, 纳入公开的内容。对财务公开要做到笔笔公开, 让农民了解, 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不信任。乡镇要贯彻落实村务公开制度, 将其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切实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 可推行村民理财小组实时监督制, 坚决防止和纠正不公开、假公开、不及时公开等问题。

3、惩防一体，加大涉农职务犯罪查处力度，发挥威慑与预警作用。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始终保持“严打”态势，发现一案，查办一案，坚决遏制涉农职务犯罪。（1）多渠道拓宽案源。在做好传统的从举报线索中评估有价值的犯罪线索、从社会生活中捕捉犯罪线索、从办案中挖掘犯罪线索的前提下，要突出重点，结合本地实际，把获取线索的重心转移，放在党委政府支农惠农的重大工程项目上，瞄准农村基础建设、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领域；加强与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联系沟通，理顺线索移送机制等。（2）加大对重点领域涉农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职能作用，重点查处妨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局、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党委政府关注的大案件；重点查处在支农惠农专项资金流动、土地经营管理、征地补偿、土地租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过程中出现的职务犯罪。通过打防并举, 加大腐败惩治力度, 使预防涉农职务犯罪工作得到有效增强, 做到打击与预防同步进行, 治标与治本有机结合, 实现“要你预防”到“我要预防”的转变, 使涉农职务犯罪从源头上、制度上和机制上得到有效预防, 积极为城乡统筹发展营造一个廉洁高效、风清气正的政务环境。

第三篇：工程建设项目职务犯罪预防

工程建设项目职务犯罪预防

一、背景介绍

十八后，总书记上台后全面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反腐败形势产生了深刻变化。一是高调反腐。2012年11月15日，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高调谈反腐，指出“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2013年1月22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十八大以来先后有苏荣、李春城、衣俊卿、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蒋洁敏、季建业、李东生、李崇禧等28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处，充分体现了中央反对腐败的决心。

二是反腐败体现了抓早抓小。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败工作除了查处一批腐败分子外，还体现出了抓早抓小的新局面：在各个时间节点上早抓，抓住小事，先是要求纪检监察干部清退会员卡、而后是所有党政机关的公务员，禁止中秋节期间用公款购买月饼等节社，禁止用公款印制赠送贺年卡，禁止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社，反腐败工作体现了大题小做这样一种新的方法。我们说，反腐败是大事，他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其实，中央所抓的一些“小事”正是

群众最深恶痛绝的和党员干部最习以为常的“琐事”，中央转变了过去只出台政策规定，却无具体执行办法的方式，从一件件具体的小事上抓起，将重要时间节点连成线，抓完中秋、国庆，再抓元旦、春节，那么将一年的时间完全串到一起，就为党员干部立下了长期要坚持和哪些事不能做的规矩，积小成大，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将小事抓下去，必将汇小流以积江河，以“小做”赢得反腐败这篇“大文章”。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各类工程建设项目规模和范围日趋扩展，工程建设相关领域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违规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日渐升级演化为一种行业性“潜规则”，成为反腐败斗争博弈较量的重点区域。

二、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易发环节及表现

（一）公开招投标难敌私下场外运作

应当说，自2000年招标投标法实施以来，工程建设招投标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序，对招标过程的监管也越来越严格。但由于现行招投标制度的设计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尤其是相关各方之间的私下场外交易问题还难以纳入监督视野，以致工程项目招投标成为当前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的首要环节。其中常见的违规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瞒天过海，规避招标。如将工程项目化整为零，拆分到法定公开招标限额以下，以避开招标；或者仅对主体结构等进行招标，附属工程则实行议标发包；违法变公开招标为邀请招标等。

二是明招暗定，虚假招标。有的建设单位早已内定了施工单位或者供货商，但迫于招标的规定还得走走过场，其中 的“障眼法”，首先是从招标条件上为关系人“量身定做”，通过对既往业绩、产品品牌等方面的特殊限制，将潜在竞争者拒之门外；接下来是暗中泄露标底信息，使关系人编制的标书可以“照葫芦画瓢”，与标底最为接近；然后在评标过程中暗做手脚，搞“定向评标”，确保关系人最终能够中标。

三是串标围标，非法竞争。承建商为了承揽工程，以串标、围标等非法手段参与竞标的现象，已成为目前业内公认“潜规则”。有些施工企业之间甚至达成了轮流中标，并向“陪标”者支付“利润分成”的“君子协定”。还有的干脆由一家企业以数家企业的名义做几份不同的标书去围标，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挂靠多家有资质的施工企业四处竞标，中标后再转手牟利的围标“专业户”，加剧了工程招投标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

四是偷梁换柱，低中高结。由于公开招标压缩了承建方的不正当“利润”空间，一些施工企业遂先压低报价中标后，再设法变更合同，追加投资。合同变更的主要方式是“设计变更"，即通过贿赂甲方管理层，随意变更设计施工方案，提高工程价款。还有的事先就签订了“阴阳合同”，按中标价签订的“明”合同仅提交管理部门登记，实际履行的“暗”协议则高于中标价，甚至包括好处、回扣等内容，以致工程最后投资远远超出预算。

（二）工程设计图暗藏权钱交易

由于工程施工图设计等前期环节直接涉及工程造价、规划审批等问题，实践中也很容易诱发权钱交易行为。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委托设计方人员利用选择决定权受贿。如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借委托设计之机索取、收受回扣，或

者设计方为了与委托方搞好关系而定期或不定期送“节礼”、“红包”等。二是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借“介绍”项目受贿。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一些勘察设计单位往往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门路出面承揽项目，一些规划、土管等部门对建设单位有制约关系的人员遂充当起了“灰色中介”，并从中索贿受贿。三是设计方相关人员借机谋取私利。如将单位设计项目私下转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或者受贿；与委托方人员串通勾结，截留侵吞或私分部分勘察设计费用；冒用单位名义私自承揽项目，或者剽窃单位设计成果暗中出售给委托单位；通过限定材料规格、设备型号，推荐或者指定供货商，从中受贿等等。

（三）施工阶段凸现商业贿赂四大“节点”

如果说在工程立项、规划、设计、招投标等前期环节，主要是一些建设单位及主管部门的“大人物”容易被不法企业所“勾兑”的话，一些“小萝卜头”则只能在工程实质建设过程中“谋点私利”。因此，一旦进入施工阶段，发生腐败的环节和部位明显增多，有的窝串案中甚至出现了建设、施工及监理各方“集体腐败”的现象。

一是工程分包、转包层层盘剥渔利。有些资质较高的施工企业通过竞标获得工程总承包权后，通常会分为若干标段交由下属公司组织施工或者承包给资质较低的挂靠施工企业，后者又往往以劳务分包等名义将部分工程转包给更低一级的施工企业，最后由没有任何资质的个体工程队进现场施工。层层转包的结果，必然层层加收管理费、好处费，尤其是承包方为了能拿到工程或挑选好的工程，往往会向掌握发

包权的人员行贿。上述各种费用无不转化为“工程成本”，最后到了个体包工头手里难免要偷工减料。

二是材料设备选购好处费、“回扣”盛行。在建筑材料及相关设备采购过程中，由供应商在账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还采购方一定比例的价款，或者给予高档娱乐消费、“考察”旅游等“软回扣”的商业贿赂现象，已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在选购材料设备时，不是首选质优价廉的产品，而是看对方所给的“回扣”是否足够优厚，有的甚至主动抬高价格签订供货合同，以增加其个人“分成”，结果只能是以次充好或价格畸高。

三是工程甲乙双方日常行受贿已成惯例。很多承包商或者施工企业为了顺利承揽工程、通过验收或者拿到工程款，除了关键时刻要重点“打点”和“勾兑”之外，平时也十分注重与甲方上上下下“搞好关系”。特别是在中秋、春节期间，施工方的领导或老板往往会以各种名义“看望”甲方管理人员，虽然每次出手的数额不会太大，但行受贿的范围却相当广。

四是现场施工监理也有腐败隐患。工程现场监理的主要职责是对施工单位的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管理，并有权根据现场情况对工程进行变更。没有监理方的签字，施工方一分钱也拿不到。而且监理企业作为中介组织，相对于和业主方的一次性雇佣关系而言，与被监理的施工企业之间更易于达成较为稳定的“业内合作”关系。一旦监理人员被施工方拉拢腐蚀而放弃职责，或者双方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无论虚报工程量还是隐瞒施工质量问题都很难被发现。

（四）工程竣工验收拉拢收买质监人员

工程竣工验收阶段主要易发生施工单位贿赂质监机构工作人员及甲方验收人员的问题。其中可能涉及的违规情形有以下几种：弄虚作假，隐瞒工程质量问题，让不合格的设备通过验收；双方勾结串通，使施工单位擅自追加的材料或者项目得以追认；随意放宽验收标准，提高工程验收等级等。据一些涉案施工企业坦言，向质监人员行贿是业内公认的“行规”之一，“只要质监人员到现场肯定得给个红包，有问题了再另说。”因为很多地方的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都是

三、两个人管理着辖区内所有的在建工程，而每一项大大小小的建筑工程都需要对基础、主体及配套等各个部分分别进行质量检查验收，有时质监人员一天要跑好几个工地。如果事先不疏通好关系，很难“请”得动他们；但只要托上关系送上钱了，很快就有人去走走过场，并且有些小的质量瑕疵也能“睁一只眼，闭一支眼”地过去了，为此施工单位大都乐于花点“小钱”以免因窝工、返工造成损失，一些质监人员因此得以很轻松地日进数千。

（五）工程款结算支付“雁过拔毛”

工程项目竣工结算作为工程造价的最后一道闸门，决定着整个工程建设项目的最终投资额，一些施工单位或者建设单位的管理人员常常借此做文章，使工程款结算及其支付成为继工程发包之后“猫腻”最多的一个环节。其主要手法是：

一是承包商贿赂、串通建设方人员，虚高造价，骗取建设单位工程款。一些承包商在工程决算书中常常采用虚设施工项目、重复计算或者夸大工程量、虚报材料用量、等级及价格等手段，想方设法提高工程造价。为防止被发包方查出，就会向建设单位的审核决算人员或者有关管理人员大肆行

贿，相关人员遂对承包商提供的工程决算书不加审核就直接拨付资金，造成国家资金损失；有的甚至与承包商勾结串通，巧立名目，通过虚列付款项目或者加大付款数额等手段，套取工程款进而私分贪污，这也是不少工程建设项目投资大大超预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建设方相关人员借工程款结算支付之机“吃拿卡要”。某些业主单位的负责人以施工企业的衣食父母自居，颐指气使，往往从验收、结算、付款等方面做文章，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私利；一些具体负责工程项目决算、工程款拨付的工作人员，也往往采取故意刁难等手法，拖延结算、支付工程款，借机索取、收受贿赂。同时，一些施工企业及材料供应商为了“用小钱尽快换回大钱”，常常会主动投其所好，特别是当涉及工程变更，需要增加工程量或者提高合同价格时，出手更加大方。

三是承建施工单位内部人员乘机“揩油水”。由于目前大多数施工企业都实行项目法人承包制，公司往往只关心如何拿到项目及最终挣多少利润，对内部管理问题重视不够，加之很多工程项目属于异地施工，财务制度落实不到位，工程款拨付之后的具体管理使用完全由项目经理说了算，为一些人虚报冒领、套取截留工程款留下了可乘之机。一些工程项目负责人往往会采取“倒推”成本的方式，将差额部分转入小金库或者暗中侵吞私分。

（六）公用工程配套环节的腐败也很惊人

由于与工程建设项目密切相关的市政道路、自来水、电力、煤气、电信、热力供应、消防等基础设施建设均为国家相关部门所垄断，因此，几乎每个工程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涉及到的市政公用工程配套部分，从工程施工到设备采购都必须由相关部门负责，由此带来的腐败问题也不容忽视。一些公用事业部门利用自身垄断地位，往往要求建设单位只能选择其所指定的施工单位及设备供应商，其工程和设备报价通常也远远高于市场价，而建设方由于急于工程开工、审批或投入使用，和这些部门之间基本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对方可能会找借口不给施工或迟迟不供水电气等，或者在工程施工、验收过程中故意找茬。而这些高出市场价一大截儿的利润最后往往以“回扣”、“分红”等方式进了私人腰包。

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成因剖析

工程建设领域中之所以容易发生上述职务犯罪等腐败现象，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工程建设覆盖面宽，涉及的部门、环节较多，资金周转数额及伸缩空间大，客观上为各种违规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但从体制、机制等更深层面上分析，主要涉及以下制度性因素。

（一）经济转轨时期体制不健全，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在当前的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时期靠权力配臵资源的惯性，行政手段仍与市场手段同时发挥作用，经济活动中因此渗透着权力的“魔力”，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与此相对，工程建设领域中市场自主决定能力较差，各环节的透明度不高，交易秩序的规范和约束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工程建设市场无序竞争的现象仍比较突出。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建设“热度”的持续上升，房地产开发及工程建筑行业因利润空间大、准入门槛低而呈现供过于求的发展态势。由于工程建设市场“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利润可观，部分建筑施工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往往采取各种公开或隐蔽的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和“公关”，特别是一些资质较低的中小型施工企业及挂靠在其他企业名下的个体工程队，为了挤进分包行列，更是不惜以高额回扣等重金开路，使得工程建设领域成为商业贿赂的重灾区。

（二）工程建设管理制度不科学，给权力滥用留下了缺口。一是现行建设投资体制不健全、不科学。许多政府投资工程仍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模式，投资体制缺乏制度性、规范性，责任主体和资金管理虚化，建设单位使用国家投资款无需承担责任风险，导致投资不讲效益，不负责任，投资失误却无人追究或者不严格追究等现象时有发生。二是工程管理权力配臵存在弊端。一方面，由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不彻底，一些部门死抱着“含金量高”的审批项目不放，以致工程建设领域的审批环节过多，一些本可用市场原则和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仍沿用行政审批的办法来处理；另一方面，权力过于集中，一些政府部门集工程立项、资金、招投标、建设、监管、使用于一体，既当业主，又当管理者，容易形成权力壁垒，也让想借此发财者趋之若鹜。三是权力运行缺乏监督制约。建设工程的重大决策权往往掌握在掌握在一个部门甚至个别领导手中，缺乏规范透明的权力运作程序和有效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权力的失控，使得少数领导干部可以随意干扰工程审批、招投标的正常程序或者决定土地开发、工程建设权的归属。从媒体的相关报道看，许多高官的落马也都与插手工程有关。

（三）工程建设法规体系不完善，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尽管国家早已出台了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但现

行法规体系仍存在不配套、不细致、不完善和不严谨的问题，尤其是在具体落实的各个环节上缺乏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以致政出多门，条块分割，造成管理上的真空。按现行职能分工，工程建设由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管理，但实际上是根据其投资性质和行业类别分部门来管理的，各行业、各部门又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分别制定一些部门规章。由于各行业规章往往尺度不一，执法的力度和水平也有差别，缺乏协调统一，难免会给不法行为留下空子。特别是在有形建筑市场监管方面，现行招投标制度多头管理的格局，使得各地区、各部门招投标操作细则不统一，地方保护色彩严重，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统一、透明的有形建筑市场，难以有效防止工程交易中的人为因素。加之现有机制下缺少对招投标弄虚作假、非法分包转包等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和有效制裁手段，违法的成本和风险过低，一些不法企业和个人可以有恃无恐地钻相关制度漏洞，为腐败行为创造了一种有利可图、有机可乘的扭曲的激励机制。

（四）工程建设监管落实不到位，有些制度措施流于形式。现有的工程建设监督管理环节多，各种层次的制度规范、防范措施细，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未都真正落实到实处，有些环节的制度和措施形同虚设。以招投标监管为例，现行招投标中心工作机制下，政府招投标机构只是进行过程监督和备案，相关各方的场外私下交易等不法勾当很难进入相关监管部门的视野；同时，由于相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多头管理，许多工程项目的招标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监督管理。近年来为了加大工程建设领域反腐败力度，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也都介入了工程建设招投标等环节 的监督，但实践中还存在职责不明，主次不清，效果不佳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纪检监察部门因客观原因不能参加工程建设全过程，而且招投标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一些关键环节又无法直接监控，使监督很难达到全、精、深的层次。工程质检、监理、审计等其他监督制度，由于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往往也难于落实甚至流于形式。

三、从源头上治理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对策思考

正如美国学者阿密泰所指出的：“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臵苹果的筐子。”要遏制工程建设领域中的种种腐败行为，必须坚持惩治、预防两手抓，既要坚决对敢于以身试法的腐败分子给予严肃查处，又要深刻反思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深层次原因，在根治和预防上下功夫。

（一）深化体制改革，从源头上推进制度防腐。一是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理顺和整合政府审批职能，尽量压缩行政审批事项，同时应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简化和规范审批事项办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透明度，以解决目前工程建设审批环节过多、暗箱操作、效率低下等问题。二是深化公共建设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对经营性的公共建设投资项目尽量引入市场机制，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领域，打破部门、行业垄断所致的寻租链条；对于公益性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也要按照投资、建设、监管、使用相分离的原则，改革现行的投资管理方式，加快推行委托代建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度及建设资金第三方监督等制度，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造价审核模式，确保公共建设投资安全与收益。三是加快

政府职能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改革。将招投标中心与招投标管理办公室脱钩，使政府监管职能与有形市场操作相分离；同时，相关职能部门下属的各类咨询、设计、监测、认证、代理机构也应彻底脱钩，成为真正独立进行市场竞争的社会中介机构，以改变目前中介组织竞争无序，甚至沦为行政干预等“腐败中介”的问题。

（二）完善市场机制，创建良好的市场秩序与环境。要根治工程建设领域腐败这一“毒瘤”，还必须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一是要改革现行招投标管理体制，强化对工程建设市场的统一有效监管。进一步强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监管职能，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组建统一的有形建筑市场，对各类建设工程实行统一招投标。同时应建立总分包的二级市场机制，规范总包与分包的二级市场秩序，从制度上解决因建筑市场分割带来的行政干预、地方保护等无序竞争问题。二是要完善招投标运行机制，确保招投标各环节“阳光操作”。规范招标文件商务、技术范本，研究科学合理的资格预审办法，改进招投标方式方法，通过实行“资格预审公示”、“无底价或公开底价招标”、“技术标、商务标分段评定”等制度，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招投标运作中的人为因素。三是要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切实优化招投标制度运行环境。健全责任约束和追究制度，从建设单位负责人、主管人员、招标机构工作人员到评委，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能严格落实责任；推行合同履约担保、有形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两场”联动等制度，加强对招投标活动的事后监督和约束；深化建设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合理确定市场准入控制的对象、标准和评价方法，依法限制

有不良行为记录的企业及人员进入工程建设市场，促进整个行业的自律和信用。

（三）强化监督制约，防止权力运行失控失范现象。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失控，所以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切实解决好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因监督不到位、不及时，尤其是少数领导干部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的问题。一是完善权力运行的内在制衡机制。按照决策、监督、执行三分离的原则，科学配臵和分解权力，建立结构合理、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真正达到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规范化要求。二是构建全方位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专门监管机构建设，明确招投标办公室与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督责任，充实建筑市场执法队伍，改进监控手段，不断加强和完善对工程建设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完善重大项目稽查、审计监督、财政监管和行政执法监察等制度，强化纪检监察部门对招投标、施工、检查验收等工程建设重点环节的全程直接监督；完善建筑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财务监督机制，全面推进财务会计上级委派、民主推荐职工代表参与工程监督等制度，形成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方位监督体系。三是增强群众参与和社会舆论监督。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畅通廉政举报渠道，推行工程建设重要事项公示制度，将群众关注和法定的重要指标如实公开，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作用。

第四篇：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预防，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实施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已经成为各级党政领导部门重要工作，它也是我国司法制度从单纯打击走向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司法逐步成熟的表现。各地根据实际开展各种形式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为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然而，职务犯罪的预防方法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它既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加以指导，又有很强的实用意义，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政策性，与传统犯罪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相对照，亦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犯罪学研究在方法上以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方法为主要手段，而职务犯罪预防研究在此基础上以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结果的实效性为主要手段，其方法都是实证性的，体现出了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本质特点。它从多角度、多层次、多形式不断提出切合实际并充分有效的预防策略和措施。从方法论的理论角度讲，包容了唯物主义方法论、思维方法论、社会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等等。正确地把上述各种方法论有机结合，形成职务犯罪预防自己的预防理论和方法，达到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从事职务犯罪预防理论研究和从事职务犯罪预防实践的有识之士的心愿。

一、职务犯罪预防方法的变化发展过程分析

二、哲学方法上的职务犯罪预防

如前文所述，职务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犯罪原因是一个多质多层次的、综合的、变化的，彼此互为作用的相关系统，它包含社会因素、心理因素、自然环境以及文化等多种因素，所以职务犯罪预防可以说是一门综合性工作，其方法是理论学科方法论的有机结合。它采取适当的形式从社会结构系统和人的行为系统及其各种关系中寻找出犯罪的种种因素和动力组合，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措施。而哲学知识对职务犯罪预防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所具有的理论化、体系化、系统化等特点，对创造行之有效的预防方法有现实指导意义。因而笔者认为，注意用哲学观点和原理指导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对预防效果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而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是人的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得到的对表面现象的认识。感性认识是上升到的理性认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占有十分丰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遵循正确的途径和运用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职务犯罪预防的目的是根据已经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找出发生案件的主客观原因，分析在体制、机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堵塞漏洞。寻找原因、分析问题、提出对策。即预防方法的研究与适用，实际上就是认识论的具体体现。

当前全国检察机关普遍运用的从个案预防到专项预防，进而发展到行业（系统）预防，应该说是比较符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的规律。职务犯罪预防不论运用哪一种方法，要有职务犯罪案件，这是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基础，没有现成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事例，去搞预防就成了无末之弓、无源之水，好比造空中楼阁。要对犯罪人犯罪的心理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案发单位的状况要做到心中有数，尽可能去寻找犯罪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的心理发展轨迹。要了解案发单位各种状况，例如案发前状况，案发后状况变化等。只有这样，在大量占有案件事例的基础上，再选择正确的方法去加以分析、归纳，探究了案发原因，分析出在体制、机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从中得出规律、提出预防对策。使它以自身认识的整体性反过来引导人们对职务犯罪预防这个具体领域进行再认识，提供一种思维的出发点和原则。在大量占有第一手材料形成一定的感性认识后，相类似的职务犯罪案件一个个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对某一环节提出如何防范的对策，分析某一个案，提出相应对策，即个案预防。从认识论角度讲是职务犯罪预防的最初级方法。而从个案预防发展到专项预防，进而到行业（系统）预防，是人的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职务犯罪预防的高级阶段。从事职务犯罪预防实践的同志都知道，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是在个案预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也就是说，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的效果比之个案预防来讲，其预防的适用范围更大，层次更高，效果更好。原因就是个案预防仅仅是从一个案件的发生进行分析，它可能只对案发单位起到防范作用，而专项预防则是在个案基础上对一类案件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它适用的范围扩大到不同领域相同环节，很显然，专项预防的作用大于个案预防；而系统（行业）预防则是在个案预防基础上对同一系统提出防范对策，其效果更具社会性和影响力。上海市检察机关根据前一阶段查办的大量职务犯罪案件中反映出财务管理制度的混乱现象，提出并实施了“会计委派制”和“村级财务代理记帐”；根据国有大型企业、基建领域案件多发的情况，提出并实施了“一级审计制”和“建筑市场准入制”等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党政组织的肯定，就是明显的例证。而这种预防方法的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无不反映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从方法论角度讲，预防效果的取得无疑是另外一个角度表现了积累材料和方法恰当的必然结果而已。

在强调哲学方法对职务犯罪预防产生作用的同时，不能把哲学方法笼统化。不同哲学学派形成不同的哲学理论，因而也有不同的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具体科学之上，它的有效运用，必须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要从实际出发。哲学方法的基本精神内涵于具体科学方法论中。分析、观察、归纳、判断在预防中的运用，实际上就是唯物论的一种体现。同时，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中，既要注意犯罪人身上反映的个性，又要注意反映的共性，在研究预防对策时，注意从个案中归纳出共性的东西，这也是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具体贯彻。个案分析发展到专项预防，既是认识论的反映，又是辩证法的联系观点的体现。运用联系之观点使我们意识到，当前腐败现象不是个别现象，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社会走向，腐败的泛滥，将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根基是否牢靠问题，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对策，对预防和遏制腐败具有全局意义。

三、科学方法上的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预防理论的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全国尚处在建言献策探索阶段。很多时候采用的方法基本上套用刑事犯罪预防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在共性上讲大部分适合职务犯罪预防，但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使得在研究和适用预防方法方面也有其特殊性。笔者认为，鉴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注意吸取和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十分重要。特别是当代新型科学理论和方法，例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济学业、心理学、伦理学、预测技术、调查研究学等，这些理论与技术，并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些传统科学之间交叉融合中产生的新型边缘科学，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笔者试从业已形成的检察机关预防方式方法，举例分析科学方法在职务犯罪预防上适用。

1.同步预防。同步预防是指在重大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检察机关在开工之初就介入，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预防对策，直到工程结束，做到预防和建设同步进行，其目的是为

了防止工程各个环节发生职务犯罪，实现“干部优秀、工程优质”的目的。应该说，重大工程同步预防是检察机关根据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高发的情况采取的类似刑事检察“提前介入”的一种方法。因其实效性明显而受到广大建设单位的欢迎。自上海检察机关于1992年首创这种预防方法并取得良好效果之后，全国各地随之呼应。在重大工程建设中主动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已经成为共识。这里，我们不妨冷静论证一下，同步预防为什么会产生明显的效果？受到建设方的欢迎？一方面，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高发态势不仅影响到建设单位的声誉，更使得建设单位在经济上蒙受了不必要的巨大损失。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损失完全是应该可以避免。于是运用经济学方法来尽量减少损失就成为必然，遏制减少职务犯罪，也降低了经济损失的风险，符合效益经济学的观点；另一方面，从新兴的控制技术看，同步预防采用提前介入的方法，随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设置防止犯罪的障碍，即加强了每个环节的管理，势必造成准犯罪人“不能为”的局面，因而有效地防止了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因为职务犯罪的发生，大都始于缺少控制，无控制或控制失效的情况后果。而同步预防恰恰利用控制技术，对整个工程的运作设置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既有预防控制（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监督机制、施工单位的廉政承诺等）有预防实地控制（预防干部参加工程例会、深入工地开展宣传教育等），还有预防信息的反馈控制（工地树立创“双优”活动示意牌，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向社会公开承诺廉政告示牌以及设置举报联系箱等），三个步骤有机结合，使同步预防既有声势又有实效。

2.预防宣传。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惩治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的论断，深刻地揭示职务犯罪预防，最根本的是首先要解决好国家公职人员教育问题的道理。我们知道，人的思想指导人的行动，在我国，有许多职务犯罪都是由于犯罪人受到封建特权思想和资本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而为之。所以，大力开展预防宣传提高国家公职人员抵御职务犯罪的能力。

预防宣传，实际上在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中，主要解决犯罪人的头脑中“不想为”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宣传工作历来是我党在关键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解决重大问题，统一干部思想的有力武器。在大力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今天，开展预防宣传显得尤为重要。但预防宣传与一般宣传有所区别，在宣传方法上，与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用心理学方法，可以通过对职务犯罪的心理成因、过程、发展、变化、心理变态等问题，开展有层次、有效性研究，从而得出具体的心理预防方法和对策。在宣传教育中，可以对某一案例的成因心理，进行因素分析与因素的调节与改善，使受教育者了解并掌握如何防止犯罪心理成形与发展，使他们在犯罪内心与动因之初，做好自身防范工作，用经济学方法教育国家公务人员会了解职务犯罪的“概率”是低，反过来使他们认识到职务犯罪成本很大。当前，职务犯罪成本教育受到普遍欢迎，听者感触颇深，无非是经济学方法起到了关键作用，运用得当，可以使犯罪人在犯罪之初通过对成本的计算后，头脑中产生“不想为”的思想。而伦理学的方法，主要是因为职务犯罪预防应该从伦理、道德教育抓起。虽然犯罪已经超越了伦理、道德的防线，但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注意这方面的教育，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江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当今干部队伍伦理道德低下、腐败严重的背景下提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推出的职务犯罪预防公益广告，从其内容上分析，这种宣传方法，实际上包含了对国家公务人中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由此可见，虽然预防宣传的效果不能很快的体现出来，但“润物细无声”，从长远角度看，只要坚持不懈，其影响力不仅仅影响一代人，可能会影响几代人。

3.预防调研。调查研究作为我党的一项工作作风，历来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调

查研究在我党历史上，为新中国建立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法律领域的调查研究，往往是事后调查。因而，从司法实践角度看，未能全面发挥调查研究的作用，未能把调查研究技术，完全运用到了预防与打击犯罪工作中去。但我们面对的事实是，调查研究在职务犯罪预防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从某种意义讲，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职务犯罪预防的概念分析：职务犯罪预防，就是调动社会上一切积极因素，运用各种手段和采取社会性、专门性的防治措施，限制、消除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原因与条件，以达到防止、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目的。这个概念的表述告诉我们，职务犯罪预防是要对犯罪原因、条件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分析为前提，才能得出防范的措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由此可见，在职务犯罪预防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全国检察机关经过将近十年的预防实践，在调查研究上形成比较有效的调研方法，例如专题调研、对策调研、立法调研、一般性调研等。这些调研方法运用不同的调查研究技术达到了最终的目的。例如，专题调研，即根据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暴露出来的带有共性的专门问题开展调研，然后制定专门制度或对策进行防范。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在查办了一起村干部利用村级财务混乱侵吞集体财产一百四十余万元的案件。该院根据案件暴露出来的村级财务混乱这一问题，在全区展开调查研究，在发现全区村级财务管理普遍存在类似问题的情况下，就如何改进和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进行了思考，在区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的支持下，制定了“村级财务代理记帐制”的制度，经过试点后，因该制度既达到了预防村干部犯罪的目的，又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农村，得到区府肯定，并随之在全区得以推广。这个专题调研之所以成功，在于该院在调查研究中适用了正确的调查技术，他们运用了现代调查技术的两个主要方法，一是开展社会化调查，他们调查的范围是全区性，不是仅凭一案事例，从而获取了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的大量材料；二是讲究科学化调查。在获取材料，得出正确判断后，运用实验法，选择二个镇作为试点，以推断制度的可行性和实效性。从而为区府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运用哲学的、科学的方法指导职务犯罪预防方法，可以使职务犯罪预防的成效更明显。但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论研究，只有与职务犯罪预防的实践紧密结合，才能体现出其潜在的巨大价值。

第五篇：浅谈涉农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涉农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 宣讲比赛稿件

浅谈涉农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各位评委，你们好！

非常荣幸参与市院组织的涉农、惠农、扶贫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宣讲比赛。在此，我就以涉农、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为话题，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向在座的各位领导汇报一些我的思想体会，希望能够与大家共勉，做到警钟长鸣，并在内心深处进一步强化拒腐防变的意识，防止职务犯罪的发生。在浅谈涉农、惠农和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之前，我想，首先应该把有关该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和成因简单的讲一讲。

第一，我要讲一下涉农、惠农和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几个特点

首先，犯罪主体身份有向基层转移的趋势，社会影响也相对恶劣。在前些年，查办的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人员大多是具有一定级别和管理权限的人员，职务、级别、权力等相对较高，例如农业局的班子成员、农村信用社管理人员等。但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不断重视，各项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大量涉农、惠农资金通过多个部门，多种渠道涌入农村，乡镇干部、村干部等一批基层组织的管理人员，没有经得住考验，在物质金钱的诱惑下，思想观、价值观发生了转变，最终触犯了法律，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今年部署开展为期5年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时指出：“与其他领域相比，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多发生在乡镇和农村基层组 织，要紧盯基层、惩防并举。近年来，农业、农村一直是各级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国家“三农”投入稳定增长。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要切实加强涉农资金监管，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杜绝任何形式的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确保资金使用见到实效”。由此可见，最高检对基层组织职务犯罪的重视。这类职务犯罪案件，不仅破坏了国家各项基础政策的贯彻落实，也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在群众中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极大地削弱了政府公信力。

其次，涉农领域职务犯罪手段以贪污、挪用相关涉农资金为主。目前，我国出台的涉农惠农政策项目多，涵盖范围广。仅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公布的2015年涉农惠农资金项目就有多达五十余项，例如我们熟知的粮种直补、粮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其中大多数项目补贴政策都详细规定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得补贴，获得多少补贴，由哪个部门负责发放等问题，而就资金发放的监管及公开透明等方面的工作落实却不够到位，这便给了一些腐败分子贪污涉农扶贫资金提供了可能。在此类职务犯罪案件中，触犯的罪名都相对比较集中，主要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职务侵占罪为主。

根据刑法规定，所谓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最新出台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将原来规定的受贿罪的起点数额由5000元提高到30000元，但这并不意味着低于三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就一概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贪污数额在一万以上不满三万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 2 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以贪污罪论处。这些规定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扶贫、移民款物的特殊保护，意味着扶贫、移民等项目资金是高压线，是碰不得的。

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权钱交易是普通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很多有权的干部或者是工作人员，怀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抱着侥幸心理来试探法律的威严，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挪用公款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认识，认为挪用公款先用着，到发现的时候再还了就没事儿了，有些人挪用公款赌博，有些挪用公款用于个人或他人生意，进行营利活动，这些实际上都是犯罪行为。

再者，该领域职务犯罪方式主要表现为虚报瞒报、暗箱操作。现目前，全国涉农惠农项目、资金拨付和落实的方式各不相同，许多新增惠农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农民了解涉农政策的渠道十分有限。一些别有用心的基层组织人员，利用农民不了解国家相关惠农补贴政策，通过故意隐瞒、暗箱操作、虚报冒领等方式侵吞国家财产。如我院去年办理的金山镇某村委会委员贪污国家粮油补贴案，就是通过往镇上报送虚假耕地面积，冒领国家粮食直补款项，十余年时间里共计骗取国家粮食直补款达19万余元。这虽算不上是一起大要案，但是该案却反映出涉农惠农资金在实际统计和发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一 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铤而走险，不惜以极端的方式触犯国家法律，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同时，由于这类犯罪多发生在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意识薄弱的基层群众身边。导致该类犯罪行为隐蔽性高，通常从帐面上查不出一点问题，但只要我们深入基层实地调查，便可发现，基层组织人员尽管权利微小，但是处处都存在套取国家涉农扶贫领域钱款的可能性。因而，对该类人员的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

另外，涉农、惠农和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涉案金额小，但危害巨大。全省各地查处惠农资金职务犯罪案例表明，相较于其他领域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涉农、惠农和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涉案金额都相对较小，一般金额都在几万元左右。但由于犯罪主体主要是基层组织人员，他们直接接触人民群众，有些人员甚至在群众中拥有良好的形象。他们的职务犯罪行为直接伤害的是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给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因为惠农资金被贪污节流而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不但降低了国家惠农政策的成效，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第二个方面，我简单讲一下涉农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频发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私欲膨胀、法治观念淡薄。在涉农惠农扶贫补贴资金发放过程中，个别国家工作人员在金钱的诱惑下，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同时，有一部分人还对经济违纪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分不清，并且抱有侥幸心理，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被发现，抵制不住金钱的诱惑，从而走向犯罪的深渊。这类人，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较差,对罪与非罪的界限认识不清, 错误地认为利用职务之便“吃点、喝点、占点、捞点”都是正常的、不构成犯罪。甚至有些村干部认为国家发放的 4 这些粮食补贴不要白不要，于是就想尽办法、弄虚作假骗取粮食补贴款，为个人谋取好处。

通过对检察机关所立案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基层组织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对于村干部的权力制约非常薄弱，村干部的职务犯罪与监督机制不健全和管理漏洞具有一定的关系。上级相关主管部门往往只抓任务不抓检查，而监管人员又往往未经过全面严格的学习和培训，自身政治、业务素质较差，不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还有就是涉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涉农、惠农、扶贫领域参与的部门较多，管理不够规范，涉农资金的发放较为复杂，加上惠农、扶贫领域的项目管理涉及财政、农业、林业、水利、扶贫等诸多部门，管理上很容易出现职能交叉、彼此推诿的现象，导致真正的监管工作没有得到落实。

最后一方面，我讲一下自己对预防涉农、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的几点建议。

首先，深入推进涉农、扶贫资金项目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深入推进涉农、惠农和扶贫领域补贴资金的公开，充分发挥传统媒体、新兴媒体作用，抓好相关政策的宣传。一是要高度重视涉农惠农扶贫政策的宣传，不断拓展宣传渠道，对识字村民以发放惠农信息宣传册的方式普及政策信息，对那些年纪稍大，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以村集体广播、政策宣传车、视频图像等方式宣传普及，尽可能将惠农政策宣传覆盖到不同层次的人群中。二是要及时公示惠农、扶贫补贴事项，要求基层组织必须将涉农、惠农补贴和扶贫资金发放等重大事项，及时采取张贴告示、广播宣传等方式公布于众，提高相关资金发放和使用的透明度。三是要不断深化村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是农村基层组织最为有效的监督制约机 制。基层组织要把各级政府的涉农、惠农和扶贫政策的相关资金及其使用情况纳入村务公开的内容，使基层组织在处理涉农、惠农和扶贫领域资金的同时，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防止个人暗箱操作、虚报瞒报。

其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防范职务犯罪，预防教育是基础。职务犯罪预防最可靠同时也是最艰难的措施就是完善预防教育工作。教育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针对涉农、惠农领域相关工作人员价值，需要从思想教育和法治教育两方面进行疏导，努力提高他们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能力，筑牢他们的思想防线，防止个人价值观念扭曲。同时，加强对基层组织干部的法制教育和培训力度，切实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水平，从思想上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可能性。要结合当地特点，运用实际案例以案说法，重点宣讲有关涉农、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恶性和不良后果，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消除部分干部的侥幸心理，提高基层组织干部职务犯罪的“免疫力”。针对扶贫领域部分人员法治观念淡薄，职务犯罪频发的状况，需要加强对惠农、扶贫领域人员的法治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开展警示教育、预防讲座等活动，增强他们的法治意识，消除他们的腐败动机，切实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第三，完善涉农资金管理体制，解决“监督薄弱”问题。针对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的管理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问题，应尽快制定相关整改措施，从源头上治理，减少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同时，加强财务管理和制约，对财务部门加强监督和管理，相关部门负责人要增强责任心，严格执行惠农资金专户管理制度，切实做到惠农资金专款专用，并对每笔涉农资金执行建档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专门沟通交流惠农政策落实情况，通报惠农项目实施进度，做到每笔资金事前预算、事中跟踪、事后审计监督。缺乏监管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因此应从内部制约、外部监督等多方面加强监督。一是要强化权力制约，让权力合理的分解，并形成有效的制衡，合理配置部门领导干部、关键岗位人员、普通职工的权力，公布涉农部门及项目负责人的权力清单，形成能够对一切权力平衡制约的内部权力制约机制，改变“一管到底”模式。二是要强化外部监督。建立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对涉农资金进行监管的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通报制度，实现对涉农资金的动态监管，保证能准确、全面、及时地掌握涉农资金的走向。三是要强化社会监督。相关单位要建立健全涉农资金的社会监督机制，按照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涉农工程项目、涉农资金的最新信息，广泛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对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涉农惠农领域违纪违法情况，应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进展和处理结果。

第四，加大预防查处力度，建立和完善防治腐败长效机制。一是加强联合打击力度。检察机关要会同纪检监察机关，会同乡镇（街道）、农业、林业、水利、国土等涉农单位，建立健全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长效机制，成为预防职务犯罪的可靠手段。加强与扶贫开发等部门的联系沟通，对本地扶贫资金名称、政策依据、补贴标准进行全面梳理，理好清单，排查漏洞隐患，及时提出预防建议，加强警示教育，确保扶贫资金安全高效使用。二是突出预防重点。我们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要把重点集中在涉农、惠农和扶贫领域的关键环节、关键岗位和重点人员身上，加强对该类人员的警示教育，利用所在单位或本市其他单位查办的真实案例，开展经常性的警示教育，做到“办案一件，教育一片”，使其在工作岗位中也能警钟长鸣，自觉做到拒腐防变。三是加大对涉农、惠农和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惩处力度。检察机关要大力查处涉农、惠农和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 案件，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以零容忍的态度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职务犯罪案件，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让涉农、惠农和扶贫领域形成“不敢犯”的良好氛围，同时切实解决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问题，以打促防、打防并举，形成威慑效应，实现标本兼治。

近年来，中央密集出台惠农政策，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促进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和发展农村经济。然而，我国惠农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却呈频发态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已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进程、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志们，持续不断发生的贪腐案件，让我们时刻警醒着，反腐形势依然严峻。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第一线的我们，有责任更有义务做好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工作。在检察事业的新时期，我们也应积极探索全新的工作模式，充分利用“两微一端”新媒体、预防职务犯罪微视频等全新的宣传方式，因势利导，促使广大干部在工作中、生活中，时刻保持领导干部的先进性和廉洁性，不断提升干部拒腐防变的意识，警钟长鸣。

以上就是我对涉农、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预防工作的几点认识，不足之处，还请在座的领导批评指正。最后，再次感谢市院领导给我们创造的这次机会，让我能在这里讲一下自己对涉农扶贫领域预防职务犯罪的几点认识，以上内容如有不当之处请多多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