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

第一篇：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

郑杭生

2009-11-17 15:53:45

中国社会30年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因此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实际，以及对它们的理论概括和提升，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路径，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解读，着重涉及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的特色，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理论概括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展望，即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学难得的机遇。

一、中国社会发展30年的特色：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社会发展与一般的社会变迁不同，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这里，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事实，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社会发展就是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有不同的方向，因而有不同的类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那就必须如实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

现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笔者本人在印度的考察、在泰国的访问，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到2004年我们访印时为止，印度只有印共(马)执政的三个邦进行过不彻底的土改，其他邦则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只要涉及土地、房产问题，就不能不与为数众多的土地、房产私有者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这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基础的还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标志高科技的“两弹一星”的发射，等等。由此可见，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问题的这一点，则是很清楚的。因为“前30年”最后有10年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之中，又有几年时问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结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实际，“前30年”，特别是十年**，提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二，在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中，特别是苏联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情势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加大，中国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不一致。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年**、导致了低潮的出现、导致了差距的拉开?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一样，那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一系列做法也会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邓小平作了至关重要的总结性的回答：“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

这段话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缩小差距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提纲挈领地说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这里，“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而“搞改革开放”和“老祖宗不能丢”，则是“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一深入浅出的表达。只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而党的基本路线真正得到有效地贯彻，又使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性回答，可以看作是他的发展思想的总框架，为中国“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

(一)初级发展与旧式现代性

中国“后30年”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第一，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人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他给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脱贫、小康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形成的。按照一个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5]

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也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它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将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加以提升。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

从理论上说，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的现代性。

从这一观点看，“后30年”的发展，在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取得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过程，不可能不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从而引发社会与自然的不协调，天人关系的紧张；初级过程，也不可能不催生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这两者问的矛盾，从而引发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总之，这样的初级过程，确实使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

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期问，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因此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后50年”发展本身，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利用的资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后果，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是发展初始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发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发．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好的国家，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二)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发展实际趋势的思想提炼，又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理论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系统总结，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所谓“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一样，都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全丽，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足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IH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重视一方，而轻视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倾向，包括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环境的长期保护等，是很重要的。

总之，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也是发展观演变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概括地说，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重视单纯的经济增长，到横向地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再到纵向地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新，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这标志着发展观历史性的提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上说，科学发展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6]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蕴。

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以人为本”，都主张双赢互利，都主张协调和谐，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总地说来，科学发展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是中国执政党积极应对中国进入社会矛盾、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会现实，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中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而作出的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正如十七大报告总结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理沦的新的探索。

二、社会转型的理论分歧与广义转型论

社会转型，既是用世界的眼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所作的社会学概括、解释和预测，又是用历史的视野，对这30年问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不同于以前的特点的社会学描述、刻画和分析。

然而，在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之时，我们首先要面对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转型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转型的取向或向度是怎样的?等等。毋庸讳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中国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却持这样的主张：社会转型是指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东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就是通过这种转变，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成员的过程。这样一来，所谓“中国经验”无非是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的一系列特点。显然，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分歧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

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是与一种特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相联系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了低潮，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也随之“向右转”。这种情势激发出了一种空前的想象力，“历史终结”也再度成为时尚的社会话语。譬如，美国历史学家福山就因阐述了这个“热门话题”而声名远播。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资本主义(或曰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这种时代巨变是社会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一场百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之下。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从世界到中国，一种勾连关系在学术界的若隐若现——在国外，一些学者对苏联、东欧诸国的社会变化进行种种分析和发掘，致力于总结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这类研究项目甚至得到了西

方世界的青睐和资助，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获得了学术声望。这些研究及观点譬如：

——对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说明，旨在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7]对这样的焦点问题给予回答。

——对从前社会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轨迹进行分析，对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新类型给予划分，具体如中欧的匈牙利是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的推助，俄罗斯和东欧是通过政治上的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资本主义，而中国、越南等的资本主义路径则表现出“自下而上”。[8]

——通过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9]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意义和任务定位，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主张“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由此提出了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社会学应当把握启动新的研究纲领的机会，致力于划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的“策略性研究资料”进行发掘。[10]

在国内，也有人热衷于这种对所谓“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研究，追随布洛维(M．Burawoy)、伊亚尔(G．Eyal)、塞勒尼(I．Szelenyi)、唐恩斯利(E．Townsley)等人”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的话语，以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宝库”，从中搜寻“当代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的灵感和动力”。[11]根据这种“转型国家”和“转型社会”的研究取向，社会转型似乎不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到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是被狭义地理解为“社会转型：自20世纪后20年开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market transil_ion)相伴随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12]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主题内容也出现了“大转变”，即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议题。这里的所谓“新议题”当然是相对于“古典议题”来说的。古典议题解释的是“古典的大转变”(或称“第一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所以，古典社会学的议题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所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13]其中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的这种断语显然是很成问题的。与之不同的是，新议题解释的是“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或称“第二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中，却看不到资本家的力量甚至看不到资本家本身的存在”，因而研究的焦点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14]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正是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基础。[15]

也因如此，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以高频率反反复复地出现了这样一类话语：

——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和塞勒尼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以博兰尼的“大转变”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称之为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变革，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变。——在今天，第二次大转变无疑开始为推进社会学知识的进展提供着新的动力和灵感。[16]

这种对社会转型所做的十分狭隘的、政治化的解释，把社会转型理解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的过程，并致力于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新类型、新特点、新途径进行总结。这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在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根本分野。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必须正面面对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譬如，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及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究竟是新的资本主义还是新型社会主义，等等。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度”、“转型势”等概念，尝试通过这些概念从社会学理论上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和方向。

对社会转型的含义，笔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述：

第一，“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17]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

我们把这样理解的社会转型论称为广义转型论。广义转型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笔者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都是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内容。

但是，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18]

第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也叫做传统体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这里的“传统”已不是与“现代”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的“传统”了，而只是与“现在”相对的通常所说的“过去”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大量问题并存，正是与这种两个转换同时并进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广义地说，也是与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交叉关系分不开的。

(二)向度问题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1994年初，笔者曾在《中国软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认为：在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中国人认识到：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有了很大发展，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但是，怎样评价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再现，还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究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这是不可不辨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坚持，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当前，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正确，也有助于人们跳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终结历史的制度这种不可超越的旧框框。

(三)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

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等领域，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

所谓两重性是指：30年的进步和成就，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的，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中国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问、人际关系和城乡关系问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近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

所谓极端复杂性是指，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种种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被剥夺感，受益者也会因为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这里应当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而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笔者提倡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实践根据。

中国社会转型30年的特点，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例如，“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就是其中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进行理论提炼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国社会学不仅要理论地再现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轨迹，而且要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和良性转型，促成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由于自己学科的特点，可以也必须在构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伟大事业中，起到自己独特的作用。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反思批判能力的社会学，是能够正确处理价值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经验性、建设性和反思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和国际性关系的社会学，是能够把握全球现代化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者脉动盼社会学，是既站在国际社会学前沿，又深入本国城乡制度创新第一线，从而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的社会学，即一种顶天立地的社会学!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

[6]参见郑杭生：《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7] Gil Eyal，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Msking Ca 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London：Verso 1 9 9 8；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孙立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6年，第38、39、54页。

[8] 同上

[9] Victor Nee and Yang Cao，“Markel，Transition and the Fir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4anagg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01．1(March1 2005)，p．23。

[10] M．Buraw。y，“The S。ciology f。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

[11]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 O05年第1期。

[12]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6日(http：//www.xiexiebang.com／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3]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4]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 6日(11ttp：//www.xiexiebang.com/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5]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6]以上参见孙立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发刊词”，北京．衬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7]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8]参见郑杭生主编：《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1994--1995)——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前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第二篇：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调查报告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改革，毫不动摇地促进对外开放，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辉煌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赢得了我国在国际经济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的开篇，以一连串数据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当然，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如何更好的发展经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理越来越值得大家思考。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取得的成就

1、GDP从占世界1.8%升至6%，综合国力由弱到强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国经济核心指标，是综合国力的体现。1978年，我国GDP只有3645亿元，而2007年上升至24.95万亿元，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只有3.0%。

30年来，我国GDP世界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4位。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2、国家财政收入从1132亿到5.1万亿元，财政家底愈发厚实

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1979年至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2%。国家财力的增加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3、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超过6倍，实现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

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居民生活基本上处在温饱不足状态，农村还有2.5亿贫困人口。

经过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明显改善，居民拥有的财富迅速增加。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78年实际增长6.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6.3倍。城乡居民生活实现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4、进出口总额从世界第29位到第3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外贸大国

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对外经济大开放，我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折。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比1978年增长104.3倍，居世界位次由第29位跃升到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7%。

30年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投资从无到有发展迅速。1979年至200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602亿美元，近年来利用外资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

5、外汇储备从1.67亿到1.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由短缺到富足

随着对外开放和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我国外汇储备实现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壮大，经常项目贸易盈余不断积累，外汇储备的短缺迅速成为历史。1990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2006年超过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扩大到15828亿美元。

6、从国有占绝对优势到非公快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实现了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

国有企业占比的下降并没有改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仍占绝对优势。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非公企业产值占68%。

7、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44.9%，城乡协调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在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使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基本实现了由城乡分割向城乡协调共同发展的转变。

国家统计局报告说，大量乡村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城镇吸纳就业能力不断增强，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23.7%上升到2007年的38.1%。

8、主要产品产量位于世界前列，商品和服务从短缺到总体平衡

曾几何时，物资短缺、排队购物是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商品和服务供给由短缺转向总体基本平衡或略有结

余。

9、新增公路269万公里，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瓶颈”不断缓解

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曾是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加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入取得明显效果，“瓶颈”制约不断缓解。

能源生产能力由弱变强，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交通运输能力明显增强，铁路营业里程由1978年的5.2万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7.8万公里；公路里程由89万公里增至358公里。

10、教育普及程度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社会事业加快发展

改革开放前，与经济发展的落后相比，社会事业发展更加滞后。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社会事业呈现加快发展态势，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明显增强。教育普及程度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期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除了国企改革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部分地方政府执行力不强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受地方保护主义以及GDP崇拜的影响，很多地方政府对上级政策阳奉阴违，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而很多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到了基层的实施阶段就变形。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多地方大搞政绩工程，劳民伤财，完全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政策核心思想。更有甚者，贪污腐败，很多惠民资金被层层截留，到民众手中已经是所剩无几。这不仅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损害了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2、西方文化的侵蚀加剧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生产的商品似洪水般涌进，并以其高科技、高质量和品牌优势不断冲击国人抵抗诱惑的能力。同时，附着在其中的西方文化也大肆侵入。混杂其中的奢侈消费、攀比消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消极思想不断冲击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底线。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很多优良传统在与之交

锋中节节败退，逐渐丧失在部分国人中的精神高地。

3、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不论是一直以来的“台湾问题”、“中国威胁论”，还是西方领导人接见**喇嘛及干涉奥运圣火传递都表明西方国家始终把中国当作现实的或潜在的有力竞争者，他们不愿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而是想办法阻挠或横加干涉。同时，随着石油需求增加，西方各国对战略资源的争夺战也愈演愈烈，中国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另外，以廉价劳动为主要优势之一的中国加剧了穷国之间在全球市场中的零和博弈，甚至引起与发达国家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直接竞争，并以劳工权利为旗帜置中国于劣势。

三、针对相关问题的举措

针对以上问题，关键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30年的成就巨大辉煌，未来任务仍相当艰巨。我们要清醒地认识面临的诸多问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结构矛盾和粗放型发展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农业基础仍比较薄弱，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

1978—2008这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用自己的方式赢得了全球关注的眼睛。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体制逐步建立健全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显著提高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也给了世界一个机会！

第三篇：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论坛会议纪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论坛”会议纪要

2008年8月2日至4日，由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主办、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论坛”在安徽省黄山市隆重召开。论坛“围绕中国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主题，进行了“三十年实践理论盘点，三十年文化管理回顾”。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同志、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王大明同志在本次论坛发表了重要讲话。安徽省国资委主任桂建平、黄山市副市长黄林沐到会致辞，皖北煤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葛家德致欢迎辞。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孟凡驰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并作了大会总结。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常务副秘书长黄新惠、韩旭等领导参加会议。大会宣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成果大典》优秀论文和实践经验的入选名单。皖北煤电集团总经理助理、党委宣传部长周伟和中航一集团、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河南神火集团、四川宏达集团、大庆油田、胜利石油管理局、鞍钢建设集团等单位有关领导作为论坛演讲嘉宾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大会还进行了分组交流发言，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赵春福、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高立胜等专家、学者作了分组总结，并分别就“三十年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规律和方法”作了深入的论述及点评。本次论坛还邀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同志与部分企业文化师代表座谈，就企业文化师队伍的建设和工作特点作了充分的探讨。国内多家专业媒体的记者以及全国企业代表共220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中，中国经济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地焕发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带来了中国社会面貌的历史性变化。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本次论坛是对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理论实践的回顾，更是对今后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性指导与建议。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企业文化建设已成为增强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带来了国有企业的深刻变革，为国有企业改革注入了强劲动力。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使企业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增强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王瑞祥同志指出，“国资委自2003年成立以来，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以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抓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深化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大力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因此，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企业价值理念体系进一步完善，员工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巩固；第二，强化责任意识，正确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第三，企业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的载体，促进了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第四，企业文化建设贯穿于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

王瑞祥同志还强调指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要不断提升企业文化的建设水平。”因此，需要以下几个步骤落实：第一，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确保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第二，要坚持以价值理念的培育与转化为重点，努力健全企业文化体系，发挥企业文化的整体功能；第三，要牢牢把握职工队伍建设这个根本，切实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第四，要健全体制机制，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二、企业文化工作中，应着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王大明同志在讲话中提出，“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当前广大职工思想状况的复杂性；其次，认识这些年来社会上，轻视和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象；第三，要充分看到当前在广大职工中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艰巨性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

王大明同志指出，现在企业文化建设面临如何贯彻落实，是新形势下给我们企业文化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崛起，还是持续发展，都必须有一个能够指导前进，凝聚人心，为多数群众所认同的一种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旋律。问题是怎么贯彻，怎么把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主旋律真正贯彻到企业职工中去，变成现实。他提出了几条建议：要密切结合本行业兴起的实际，抓住企业的主要矛盾，形成企业自己的观念、文化；要注意到职工思想状况的复杂性，多元化、多样、多变的情况；要提倡生动活泼的个性；对不同层次要有不同的要求，并深化提高。

三、国有企业30年的改革历程，实质上也是企业文化变革和创新的过程

会议认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企业文化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要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论断，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提升综合国力、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大意义。从而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在实践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努力推动和不断改善企业文化建设。

会议指出，为了更好地贯彻十七大报告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论断，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确保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搞好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企业全面提升员工素质、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企业文化理论创新，还是企业文化建设实践创新，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确保企业文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健康发展。

（二）、建设企业和谐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多年的企业文化实践中，有的企业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并以“自强不息，慢进则退”作为自己的企业哲学，确立了“员工为本，用户至上”的价值观，明确了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新的诠释。一个企业要自强不息，才能发展，才能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多年的企业文化实践使企业深深地感受到，只有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才能实现企业的发展与振兴。

（三）、精细化管理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精细化管理已成为现今企业管理的热点话题。近年来，随着企业不断研究、探索，企业对精细化管理已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也带来了企业深层次的文化变革。在实践中，有的企业提出了“细节管理的战略是企业的文化属性，也是科学属性和艺术属性”的观点，“战略从细节中来，到细节中去”。研究证明，一个真正成熟的企业，它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成熟管理、内部效率和外界资源整合的能力，而流程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管理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作为本次论坛协办单位的皖北煤电集团在传播和实施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和深化对精细化管理的认识，总结了“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从而把精细化管理与企业文化紧密联合，实现文化和管理的有机融合。

（四）、提高企业文化软实力，建塑企业个性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形成要素，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软实力。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提高企业文化软实力，事关企业改革发展，对企业做强、做大，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为更好落实十七大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论断，企业结合自身行业特点，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如大庆炼化的“三相”文化；大庆油田 “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河南神火集团“团结奋进，光大神火”、“四个延伸”的企业文化精神；鞍钢建设集团的“军企文化”；昌河汽车的“不断求索、追求卓越”；武钢人打造的“自主创新的武钢、质量卓越的武钢、和谐发展的武钢”等企业文化理念。

四、中国企业文化管理30年回顾与基本观点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孟凡驰教授作了本次论坛的总结性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企业文化的认识和实践的水平，现在处在一种非常不平衡的状态，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因此，他根据二十多年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提出了“六种观点共识和九条实践规律”。

这六种观点共识是：

（一）、企业文化理论和管理方式的诞生和应用，完全是一种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是任何专家学者的主观臆造产物。

（二）、对基本范畴的共识。企业文化属于管理学范畴，它是运用文化的特点和规律于经营管理之中，以人文修养和自我管理素质提高为基本途径，以企业核心价值理念体系培育为主要内容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管理方式。

（三）、对企业文化本质特征的共识。企业文化具有五个本质特征，第一个是以人为本，人本管理是企业文化的首要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以文化人，文化含义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企业文化的规律之一是以文化人，它重内在启发，不是外在的刚性约束。以文化人要重在文化环境的熏陶，重在文化氛围的感染。

（四）、对企业文化基本属性的共识。企业文化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亚文化属性；一个是管理属性。

（五）、对企业文化角色和地位的共识。企业文化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战略发展制度中，扮演了五个角色：第一、灵魂信仰角色；第二、战略旗帜角色；第三、价值评价准则角色；第四、企业基业长青的基因角色；第五、企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角色。

（六）、“道、器”职能兼具的共识。企业文化可以说是形而上、形而下兼而有之，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二者兼而有之，所以不要把企业文化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学说。

“九条基本规律”的含义：

（一）、企业文化的形成、存在，有自发、自觉两种形态。当企业文化以自发形式存在时，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而自觉建设的文化可以使企业增强凝聚力、核心竞争力；

（二）、企业文化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家。企业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企业家文化。企业精英文化和职工文化的结合体，才可以称作组织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起的作用是关键的；

（三）、共性、个性统分结合。共性显示文化的特征，个性说明事物的本质，所以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个性。根据这个观点，集团文化建设和分公司文化建设要各有侧重。集团文化建设的重点是集团文化建设的任务重点主要有五布：第一、布魂，确立核心；第二、布局，定规划；第三、布道，教知识；第四、布法，导入方法；第五、布点，典型引路。企业文化建设越往上，宜粗不宜细；越往下，宜细不宜粗。国家级集团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实施重点在地市级企业，因为无论从地域、风俗、历史、传统都有共同特点。分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应遵循以下四个原则，第一，一致性原则，与集团文化不相背；第二，避复原则；第三，补充性原则；第四，具体化原则。共性要体现，个性要突出；

（四）、双体相融，立体推进，指的是企业文化本质体系和载体体系融合并进，两个体系不能偏废；

（五）、接力传承，前后相续。文化核心理念形成后，不应该随便更改，领导者相互交替，企业文化也应薪火相传；

（六）、七项工程，周期演进；

（七）、文化冠名，画龙点睛；

（八）、方式角度灵活多样。文化有规律，无定势，在方法、方式上要灵活；

（九）、分区定位，分类评价，定性、定量相结合，建立评价体系。

第四篇：第七章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扩大开放要坚持互利共赢战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学习本章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提高对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认识。

第一节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这是我们党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反思、对中国发展落后进行深刻反思、对国际形势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做出的关键抉择，有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从国内情况看，“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灾难。乱久思治，穷则思变。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当时的严重局势，成为人心所向。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印度，只有日本的1/20、美国的1/30，科技发展水平落后发达国家40年左右。经济发展水平与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有很大的差距。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使党和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奋起直追的紧迫感。

要赶上时代，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改革是唯一的出路。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末以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要和平、求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争取了一个长期和平发展环境是可能的，这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党在科学分析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那时起，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从1978年到2014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不足3%；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2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7%提高到12.9%，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的位次由第29位跃居第1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0美元上升至7500元，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上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向全面小康迈进，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不足35%和37%；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与此同时，各项事业都在进步，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各项政治制度日益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文化事业生机盎然，文化产业空前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社会管理不断改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严峻形势，确立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理念和基本国策，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使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3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的重要法宝，是党和国家保持生机活力的关键，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同其他社会一样，社会主义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但在不同社会，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不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才能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的正确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也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以中国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他正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基本矛盾，并阐明它们不是对抗性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观点，他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同时，又进一步指出：“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新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判断一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相适应，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的要求，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是统一的，它们要求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通过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这是不完全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但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始终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谈话中，他说：“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30多年来，党带领人民锐意改革，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障碍，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改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给党和国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给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增添强大动力；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都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成果，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是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的新期待，必须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抓住机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到2020年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任务。为此，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这种改革不是零敲碎打，也不是碎片修补，而是各领域联动和集成的全面系统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发展。

适应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的新期待，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改革问题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30多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这些问题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只有通过统筹推进、协同配合的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抓住机遇、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纵观世界，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推进变革，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和兴起。抓住和用好机遇，对党和国家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国际环境总体稳定，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高，塑造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能力大幅提高；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精气神高涨。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我们的独特优势，激发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才能赢得战略主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规定了实现路径，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方向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在总目标统领下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的具体目标。强调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紧紧依靠人民。改革是亿万人民的事业，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全面深化改革，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二、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方向问题至关重要。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最终成败，中国30多年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立场，既不封闭僵化，也不改旗易帜。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所谓的颠覆性错误，就是指根本性、方向性错误。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在这种情况下，确保改革沿着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就越发重要。

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最核心的是在改革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是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领导者，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取决于党，取决于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涉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涉及许多重大关系的协调和处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握好改革的正确方向，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带领人民长期奋斗的根本成就，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不断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不断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为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充分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提供制度保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改革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进度有所不同，不能因此说中国改革是片面的、局部的。涉及根本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无论多长时间也不能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能不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改革，是一个涉及改革性质的原则问题，偏离坚持和改善党的，偏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南辕北辙。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能够发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够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正如江泽民指出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多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突破，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又一个重大创新，有利于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三、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

全面深化改革要攻坚涉险，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改革和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这要求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不断探索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提出，要把握和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些重大关系，包括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等。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关系，是总结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处理好这些重要关系，有利于把握推进改革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积极稳妥、所实有效地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因此，要坚持整体推进，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推动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注重改革措施整体效果，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但整体推进又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重要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改革大局，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关键环节“一子落而满盘活”，关系到改革成效，是改革的有力支点。以这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可以对全面改革起到牵引和推动作用。

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坚持边实践边总结，从实践获得真知。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仅仅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能完成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邓小平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反复强调必须通过改革促进发展，改革和发展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江泽民则把三者比喻为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者紧密联系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棋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他两者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目前，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态势列加明显，稍有不慎，就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的变革前所未有，同时又保持了安定团结。这充分证明，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要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第三节

扩大对外开放

一、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

开放也是改革，改革和开放密不可分、相辅相成。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改革的同时开始实行为外开放，并逐步把它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对外开放和改革一起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邓小平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只会限制自己的发展，甚至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纵观世界历史，每个强国盛世都是开放的。从我国经验看，也是越开放越发展，越发展越开放。30多年来，我们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形成了开放型经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吸引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均位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发展迅速，对外开放成为推动发展持续不断的动力。

二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和科技发展机遇的客观要求。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开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趋势，在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趋势快速推进，世界经济联系越发紧密，各国相互依赖和利益交融程度进一步加深，为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获取最大利益，各国纷纷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通过对外开放特别是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当前，我们正面对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

三是为了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人类文明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各种文明“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推动了人类的共同进步。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根据国情，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这样才能加快发展，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四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依靠别人搞建设，必须始终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但同时又需要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坚持互利共赢。独立自主发展是实行对外开放的目的，对外开放是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手段。在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努力做到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和充分发挥我国优势相结合，扩大引进技术和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利用外资和大力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实施“走出去”战略和缓解国内短缺资源结束相结合，促进内外资源合理配置、内外市场互为补充，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

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在促进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当今时代和世界发展趋势看，全球化的加速使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百岁香的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度增加，这更要求实行开放式发展战略，共同应对挑战，在合作共赢中发展。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就不会关上，不但不会关上，而且会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开放。中国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且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二、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30多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国内发展如何推进，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对外开放中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战略。

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主要是在通过对外开放更好地促进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切实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综合考虑维护中国发展利益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要求，完善有关方针政策和体制机制，使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全球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福利，与国际社会实现共同发展。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符合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同担责任、共享权利，建立起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命运共同体”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因为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互利共赢倡导各国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西方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形成的，总体上有利于维护西方国家的优势地位。由于自然资源、科技水平、人才资源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市场供求关系重组加速，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快了世界财富的进一步集中，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趋势，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已经难以满足各国发展的要求，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已成必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重在推进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将继续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衡发展，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是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与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建设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沿线各国的共同利益，是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发展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

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挥新的竞争优势，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实施更为主动的开放战略。目前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程度继续加大，在应对危机和促进复苏的进程中，依托国际化生产、对外贸易和服务、资本跨境流动和技术创新，各国加大力度开拓国际市场，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利益交融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全球治理难度加大。为此，必须实施更加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推动贸易平衡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高国际投资合作水平；深化投资、贸易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为各国在华企业创造公平经营的法治环境；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以开发促发展。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产业体系更加完备，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明显增强，更加具备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基础和条件。但同时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比较粗放，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转变发展方式和优化结构的任务艰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发展对外贸易、合理利用外资等，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先升级，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既要借鉴其他文明，也要推动中国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坚持包容精神，倡导不同社会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鉴、不同发展模式互惠。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相互借鉴中共同进步，既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也促进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某种程度上是世界文明的制度化体现，只有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制定的规则才会更公正、合理。当前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法等国主持制定的，客观上营造了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但这些规则主要体现了西方价值，存在不公正不合理之处。在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变化、国际经济规则面临重构的条件下，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积极谋求更大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大“发展成分”和“非西方因素”，促使其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树立开放条件下的安全观，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对外开放总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风险和利益同在。扩大对外开放肯定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增大风险。但总的来看，开放经封闭更安全，有实力才会更安全，因为对外开放增强了实力从而变得更加安全。但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必须树立开放的安全观，努力实现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的有机统一，在扩大开放中动态地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树立开放的安全观，切实提高经济安全保障能力，要坚持底线思维，守住核心利益；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开放中壮大软硬实力，夯实经济安全的根基；做到预防为主、应急为辅，把安全工作前置；采取综合对策，既要注重传统安全，又要注重非传统安全；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第五篇：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试题集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一、单项选择题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理论 1．对外开放是（）

A.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

B.赶超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C.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D.加快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

2.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其性质是（）

A.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

B.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C.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

D.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3．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是（）

A.长期的基本国策

B.一项特殊政策

C.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政策

D.一项权宜之计 4．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是（）

A.公平合理、互惠互利

B.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C.发展对外贸易，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

D.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

5．“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最根本的是（）

A．人民生活标准

B．综合国力标准 C．生产力标准

D．实践标准

6.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主要结合点是（）A．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B．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稳定、和谐奠定物质基础

C．不断增强发展协调性，使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又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

D．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确保人民权益以及公平正义的实现

7．党的（）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梯子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A．十八届三中全会

B．十一届三中全会

C．十四届五中全会

D．十七届六中全会 8．对外开放的开端是（）

A．设立经济特区

B．建设上海宝钢

C．吸收外资

D．设立深圳特区

9.进入新世纪，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是（）

A．加入八国集团对话

B．加入中美经济战略对话 C．加入金砖四国

D．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0．判断改革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A．是姓“资”还是姓“社”

B．是独立自主还是自力更生

C．是友好往来还是闭关自守

D．是“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11．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是()

A.请进来

B．走出去

C．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D．创新利用外资方式 12.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是（）

A．技术安全

B．贸易安全

C．金融安全

D．投资安全

13．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是（）

A．对外贸易

B．对外技术交流

C．对外资金交流

D．国际旅游业

14．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直接丰富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是（）

A．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

B．社会主义本质论

C．发展是硬道理

D．“三个有利于”的判断论

15.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显著特点是（）

A．技术引进从注重硬件发展到注重软件

B．从兴办经济特区发展到开放沿海港口城市

C．从吸收利用外资发展到扩大国际劳务合作和跨国经营

D．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多选题：

1．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改革的目的是（）

A．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人民富裕、民族振兴

B．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C．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D．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协调，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中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2．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主要是指改革（）A．与第一次革命不同，不是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B．不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对传统计划经济的根本性变革

C．不是某一方面的改革，而是必然涉及和引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并将引起相应的思想观念变革

D．改革与过去革命的目标一样，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3．我们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时，必须做到（）

A．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

B．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统一起来

C．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三者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D．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4.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内容和基本形式有（）

A．扩大对外贸易

B．开展对外技术交流，引进先进技术

C．加强国际资金往来，积极利用外资

D．发展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承包工程

5．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的形式主要有（）

A．外国公司的直接投资

B．外国政府和银行的贷款

C．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D．在国外发行债券

6．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形势，我国必须正确定位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政府应进一步放权，增强服务功能，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

B.政府制定政策既要符合WTO规则，又要适合国情，加强对国内市场的培育

C.建立起反贸易壁垒的政府反应机制

D.政府干预的范围应是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市场机制的“拾遗补缺”

7.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好处有()

A.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

B.有利于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C.有利于继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D.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E．有利于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8.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A.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

B.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C.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

D.是因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E.是因为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9．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对外开放格局是（）

A．多合作

B．全方位

C．多层次

D．宽领域

E．双赢

10.实行改革开放是（）

A．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

B．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

C．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

D．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

E．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11.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是（）

A．社会主义制度的变更和发展

B．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C．是根据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来改革的 D．是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而形成的12.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与第一次革命有着明显的区别，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两次革命的条件不同

B．两次革命的内容不同

C．两次革命的对象不同

D．两次革命的形式和手段不同

E．两次革命的性质不同 13．新时期改革开放实现了一系列历史性转变，主要有（）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B．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

C．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D．从僵化教条到解放思想

14.改革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如何评价判断改革的成败与是非得失一再成为各种争论的焦点。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内容有（）A．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

B．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C．是否有利于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 D．是否有利于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5．“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A．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决定的 B．是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C．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深化和发展

D．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6.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都具有不同的地位作用，其中()

A．改革是革命

B．改革是动力

C．发展是目的D．稳定是前提

17.我们党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基本经验和主要原则是()

A．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动态协调、相互促进

B．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C．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D．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稳定

18.之所以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是因为（）A．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动力的主体

B．人民群众是稳定的力量源泉和基础

C．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共同目的 D．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稳定的关键

19.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他指出（）

A．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出发点和立足点

B．对外开放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更好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条件；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C．对外开放要为增强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服务

D．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增强了，就可以更好地实行对外开放

20.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同样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

A．既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又不能盲目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

B．既抓开放搞活,又抓廉政建设,打击经济犯罪

C．既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引进资金, 又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警惕与防止和平演变

D．既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又要注意肃清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影响 第三题：判断题

1.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2.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最核心的是在改革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3．我国的对外开放是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

4．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改革是动力，发展是前提，稳定是目的。（）

5．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坚持对外开放是对立的。（）

参考答案：

一、单选：1-5 CBABC

6-10 AAADD

11-15 CCABD

二、多选： 1.ABC

2.ABCD

3.ABCD

4.ABCD

5.ABCD

6.ABCD

7.ABCDE

8.ABCDE

9.BCD

10.ABDE

11.BCD 12.ABCDE

13.ABC

14.ABD 15.ABCD

16.BCD 17.ABC

18.ABC

19.ABCD

20.ABCD

三、判断：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