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辅导讲稿（精选多篇）

第一篇：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辅导讲稿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

我今天的报告主题是“中国进入法治新时代”，主要想讲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进入法治新时代，关于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解读。

第二方面，就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特征

第三方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愿景和措施。在这次四中全会的文件当中，讲了六大方面的任务，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治队伍建设，还有党和法治的关系等等，规定了很多细致的具体措施，统计起来，总共有180项。非常扎实，可以说全都是干货，都是指导未来5至10年，甚至30年、5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指针。

时间关系我不可能都讲，但是我会就大家所关心的一些热点或者亮点提纲挈领地给大家做一些解说。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进入法治新时代

（一）四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四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必须把它纳入到历史长河中去，用历史视角和历史视野来看。170多年前，鸦片战争让中国从一个骄傲自信的东方文明大国坠入到深渊.从那个时候开始谈，我们的文明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由强变弱、为什么由盛转衰，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在深入分析的时候，会发现是制度出问题了，原来已经成型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的那一套发生了致命性的缺陷，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制度发挥了优越性，使得他由弱转强、由衰转盛，在历史的大竞争中中国落后了、而且挨打。

为什么要把四中全会的主题设定为法治？这样一个设定在建国65年的时间跨度里有什么样的变化？我想简单地进行梳理。

我们来分阶段地进行梳理，如果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间点，前后我们就可以分为两大时期。第一个时期我又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到1956年，我把它称为新中国法治的初创期，什么叫初创呢？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百废待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什么都没有，旧中国的一套被彻底否定了，《六 1 法全书》在1948年西柏坡的会议上已经被彻底否定了。旧法、旧人员全都要重新思想改造，旧的东西不能用，新的东西要立起来，要立哪些，非常重要。在如此众多的任务当中，显然那种类似于民法、商法、经济法的事情还列不到核心的议事日程，核心议事日程主要是如何保证刚刚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能够保存下来。于是，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率先出台，当时在反特，打击反革命，镇压贪污腐败分子的过程中，这个条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人民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核心的问题需要法律来解决，比较有名的或者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1950年的《婚姻法》，到了1954年，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大家注意到，在1949年到1956年，我们的法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毕竟只是新中国法治的初创期，还有很多领域的法律根本就没有，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大家都很熟知这段历史。首先是反右，在多个方面国家建设走向了“左”的路线，虽然从1961年开始调整、整顿、提高，但是整体的情况，特别是法治的建设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这个阶段我称之为相对停滞的时期。这个相对停滞不表示一点进步没有，我可以给大家举出几点。比如说，有“工业70条”、“农业60条”、“商业40条”，这一些文件，还不是正宗的法律文件，因为工业多少条、农业多少条，某种意义上它属于党的政策，它还不能说是国家法律，所以说我把它整个这个阶段称之为停滞不前，或者是相对停滞时期。

第三个阶段，就是1966年到1976年，文革十年，十年倒退，在这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砸滥公检法，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整个法治建设都谈不上，公检法机关都没了，相关的工作人员都没了。

所以说，现代化的法治建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谈不上，我把他叫做法治的彻底破坏时期。以上就是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情况。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历史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们首先进入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恢复建设时期，从1979年到1996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起点，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推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我们的法治走上了正轨，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我讲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重要的成就。

比如说，1979年的2月到5月，这在历史上只是普通的三个月，但是这在当时的全国人大、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领导人那里却非常重要，在彭真同志的带领下，彭真同志这个人很有意思，彭真同志是老一辈子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被投入监狱，在监狱关了8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种种原因，他又在监狱里头关了将近10多年。坐过反动派的监狱，又坐过我党自己的监狱，他作为老一辈子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反思，包括小平同志也在反思，带着强烈的反思的情怀，带着拨乱反正、只争朝夕的情感，彭真带着一帮人用3个月的时间立了7部法。1979年“刑事诉讼法”，1979年“民事诉讼法”“选举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还有两个组织法，三个月拿出并且颁布了7部法，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在今天我们觉得有点太快了吧，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这是只争朝夕的事。

接下来1980年，在正义路，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我们就是要让世界看到我们不是在搞政治斗争，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触犯了法律，的确应该在法律上予以处罚。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纪大一点的应该记忆犹新，那个时候的电视或者广播一出来，说邓小平同志会见谁谁谁、胡耀邦同志会见谁谁谁，会见的时候说什么话呢？无论是会见外国领导人的时候，还是会见港澳台的侨胞、同胞的时候，都会说你们来了请放心，我们的政策不会变，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欢迎你们来投资兴业，我们现在走在可信的、有制度保障的道路上，这就是法治的重要性，给人民稳定的预期，否则你就处在一个朝令夕改、惶惶然不知终日的恐怖情境下，肯定不行。所以那个时候领导人接见外国人的时候，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的政策不会变，我们有法律保障，保障你们的合法权益。在这样不断地宣誓下，什么霍英东的白天鹅宾馆建成了、香山饭店建成了，一个又一个建筑、一个又一个经济项目谈成了，我们国家逐步摆脱了前一个时期带来的阴影，迈步进入新时期，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的民法通则，在新中国建立的很长一个阶段，普通公民能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能不能拥有自留地，在那个历史时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国家在法律上承认了每位公民的合法财产受到法律保护，而且公民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所谓 民法，就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所谓平等的主体就是公民和公民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法人和法人之间都是平等的，而这样一个平等原则是1986年民法通则第一次揭示或者规定的。

1997年到2011年，这个阶段是依法治国方略确立和社会主义法治获得初步发展的时期。为什么我把1997年当成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呢？因为1997年召开了党的十五大，正式宣告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这样一个新时期，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虽然在日常的生活中仍然会看到不依法办事的现象，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现象，但是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否认在过去的若干年，特别是从1997年以来，我们国家的法治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方面的例子特别多，难以尽数。

1979年，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的会议上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国家通过不断地发展民主和法治要实现什么目标呢？要实现以下四大任务，第一个，有法可依。我们现在没法律，要通过立法机构、立法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让我们国家有法可依，这是一条。第二条，有法必依。有了法还必须得到切实的落实。还有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求做到16字方针。到了2010年吴邦国委员长代表中央、代表全国人大正式向外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当然我们说这个体系形成了不是终点，还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但是想一想，1979年还基本上无法可依，到了2010年，短短的30年时间，我们的法律体系就初步形成了。30年回头看，变化是很大的。

再比如，我们连续4次修宪，将一些重要的原则，比如说依法治国的原则，遵守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修正和写入了宪法之中，刚才我说了一个重要的罪名，叫反革命罪，反革命罪在新的修改后的国家宪法里也没有了，原来宪法当中写有“反革命罪”，现在把这个罪改为叫危害国家安全罪。

再比如，以加入WTO为契机，我们国家的很多原有法律得到了全方位的修改、完善，上百部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得到了修改，这对我们国家从政府工作到老百姓生活大大地促进了一步。除此之外，我们在政府层面推进的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再比如说，推行五年普法规划，现在都已经进入六五普法，我们推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等等。如此之多的这种建设性的成就，在这个阶段发生了，应该说弥补珍贵。

接下来进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我把它的时间节点放在2012年，就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当然各位都知道，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四中全会的《决议》，是三次会议的三个文件，很多同志就问，说这三次会议的三个文件有什么关联？其实很简单，我们用“三个全面”或者“三个全面推进”就能够解读它。十八大的文件讲到，中国未来建设和发展的总目标，是到205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个总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手段、唯一途径。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才有可能让我们国家更强、人民更富，最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保障。如果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角度看，两个全会的《决定》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两个轮子。如果站在法治保障的角度看，法治保障本身不是目的，在他的保障下、保驾护航下我们全心全意地全面深化改革，最后达成小康社会的建设，基本上就是这个观点。

所以说三次重要的会议、三个光辉的文件，内容非常丰富，逻辑是一体的，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特别是两次全会的文件是姊妹篇，大体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站在一个法律人的角度去解读，我觉得就我刚才所说的新中国建立65年来的法治建设的进程来看，此时此刻，中国的法治走向了康庄大道，这也预示着法治建设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法治的实践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新境界。大体就是这样。

以上是他的历史意义，我主要从新中国成立65年，六个阶段的历程给大家进行了解读。

（二）四中全会的理论意义

四中全会的理论意义我可以从两个角度跟大家讨论。首先，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思路、新目标和新任务，我这儿罗列了六个方面。

第一，未来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吴邦国委员长宣告，2010年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现在提到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法律到法治一字之改，内涵更加丰富了、外延更加扩大了。法律指的是法律规范本身，这个体系基本上形成了，但是光有规范能行吗？我们古代的圣贤孟子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就是说你光把法律白纸黑字写出来，能自我运行吗？不可能的事情，怎么样把法律从纸面上转化到行动上，转化到实施当中，这才是重要的。这种转变在本次全会的《决定》当中就提出了，法治体系既包含了规范体系，还包括法律实施体系、法律保障体系，还有监督体系。

第二，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句话是两个意思，第一，我们要走法治道路，而不走人治道路，第二个意思是说，是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那套、全盘西化的那套，这是第二个基本任务。

第三，坚定不移贯彻新十六字方针。刚才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小平同志讲了16字方针，新16字方针是什么呢？针对立法，要科学立法；针对执法，要严格执法；然后是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针对法治的四大环节，用最重要的那个价值来对他进行限定，就是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

第四，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刚才有一个标题，大家看得到，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进入法治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标题下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党对整个社会，所谓治国理政的整体研究和判断越来越科学了，现在讲的国家治理不仅仅是国家法律法规体系，还包括了党规政治体系、政治协商制度体系和基层自治制度体系等等，整个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方方面面都起作用，不能只靠国法，还要靠党规，还要靠社会制度。因此我们说，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或者说重要的目标。

第五，要树立宪法法律的权威，依法制约公权力，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稍候我给大家介绍西方的法治文明、法治文化的时候我会提到英国的情况。英国是大西洋上的一个岛，他很小的面积、很少的人，但是却造就了近代世界的首强，建立了日不落的帝国，为什么？关键是法治。在大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英国人曾经派了一个使团，马嘎尔尼使团到中国来，当时乾隆很傲慢，我们国家没有任何有求于你的，你们来恳求我给你做贸易，而我还不太愿意给你做贸易。等于说我们国家应有尽有，中华之大应有尽有，我什么都不需要，但是我可以在你走的时候赏赐给你一些东西。请注意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当乾隆皇帝以万分傲慢的心境把马嘎尔尼使团送走的时候，马嘎尔尼所代表的国家却如日之初升，像旭日东升一样，英国的生产力、人家的制度建设都在一天天进步。

英国，这么一个小国寡民，却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关键在治理，不在于人口。你可以想象一下，英国占领印度，印度当时就有4、5亿人，他得派多少人，如果全靠人，全靠武力、部队的话，需要多少部队才能把这样一个国家占下来。事实证明，他没有靠军队，他没有主要靠人，靠的是一整套完整的殖民制度或者殖民法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同样是华人社会，经过了英国的殖民，虽然我们说殖民主义是糟粕的，有很糟糕的一面，但是英国这个国家，他给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这些地区，留下了法治，很重要。就是说把殖民主义赶走的同时，不能把法治这样一个“孩子”也扔出去，但凡保留了法治的地方或者国家，社会秩序井然，他的建设有预期，可保障。

英国法治的精髓其实就是两句话，一个就是制约公权力；第二个就是尊重和保障私权力。

第六，坚持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和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相结合。这是四中全会的核心点，我不展开了。

（三）四中全会的政治意义

接下来说一下四中全会的政治意义。政治意义我是用这样一句话表述的，就是说只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推进良法善治，才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第一，怎么看待法治，这非常重要。法治和人治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一提起法治，就有另外一个词，人治与他如影随形，如果我问人治好还是法治好，各位怎么回答呢？根据我们今天的文件，显然似乎该回答是法治好，但其实你这个回答是不一定，不一定好，或者不一定正确。我怎么会这样说话呢？让我稍微剖析一下。

自古以来，只要有了人类社会，那就有了众人之事，就有了管理、治理众人之事的方式。在管理、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时候，你用什么办法、用什么策略当然非常重要了，一般来说，要么你实行人治、要么你实行法治，到底这两个“治”哪个好呢？我们先从古代的圣贤那儿开始说起。在柏拉图的眼中，第一等好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法治是第二等好的。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呢？各位想一想，法治有他的弊端，法治的弊端就在于，一旦制定出来，他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稳定不变，稳定不变就可能意味着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够因人而宜，不能够因地制宜，也就是说法治的东西他很难变。而现实的世界是在不断演变的，他很复杂，他很具体。相形之下，人治就能变，张三来 了怎么样，李四来了怎么样，如果是人治的话，他就能够因人而宜、因地制宜，人治的好处在于他灵活、机动，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柏拉图就是这么看的。

但是再进一步思考，“人治好、法治糟”，得出这个结果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什么呢？担当人治的那个人不能是普通人，不能是世俗的一般人，得是圣贤。用柏拉图的原话，得是哲学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要么国王成为哲学家，要么哲学家当王，由这样的哲学王来治理国家，国家就会很好，就比法治统治效果好。无独有偶，跟柏拉图有相同观点的是中国的圣贤孔子，孔子反对法治，他说，法家想用法律来治理，那是不可靠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真正的治理好，如果光靠政令、光靠严刑峻法的威慑，仅仅能够让人们避免堕入犯罪违法的深渊，但是解决不了他犯罪的动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律可以解决纠纷于后，而道德可以防御纠纷于前。在现实生活中，你踩了我一脚，这个时候如果我是谦谦君子，你也是谦谦君子，我们双方说对不起，没关系，这事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是为权力而斗争的人，你踩我一脚，我可能打你一下，相互间不断地扯皮挑衅，一定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最后就变成犯罪案件了，很多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情就是这样造成的。

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应该以道德为主来治理国家，严刑峻法充其量只能是辅助。这就带来了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理政的基本手段，那就是德主刑辅、理法并用、宽猛相济。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主要用软的，人们的道德品质、思想观念靠什么？是靠到监狱里头教育他吗？不是，主要靠高台教化，大家看戏的过程中，道德品质有了，父母在给你讲故事的时候，道德观念就有了，学堂里老师给你讲《三字经》的时候，道德观念就有了。他通过这个办法。所以说孔夫子和柏拉图中西两位圣贤得出了一个结论，人治比法治好、德治比法治好。

但是，大家听了半天，我怎么今天在讲德治好？不是这样的，还是有前提。柏拉图有个前提，人治的那个人必须是哲学王，孔夫子心中的人治，那也得是圣贤。在孔夫子生活的年代，他始终对现状不满，说现在的时代礼崩乐坏，实在是糟糕不堪。他心中的好时代是什么时候呢？尧舜禹时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那才是好的。实际那个时代他也没见过，那是一个假想的时代。说白了，人治必须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全知全能的神仙或者圣贤来治理国家，人治才是好的。但是正所谓五百年方有圣人出、黄河清方有圣人出，人治貌似很好，但他不可靠，法治貌似不好，但他靠得住。大家打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邓小平同志从江西返回北京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以后，一直在反思中国怎么办，怎么治国理政。最后他由衷地说了一句话，我看还是法治靠得住些，这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原话。

黑格尔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一句格言从饱经风霜的老人嘴里说出，要比在黄口小儿的嘴里说出，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小平同志讲的这句话“法治靠得住”，是饱含了他自己人生三落三起的经验，也饱含了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深深的思考。

接下来我再用一点点时间，就政治意义我再说四个字，叫良法善治。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治”这个词是谁最早深入阐述的呢？是古希腊的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有一句话解读了法治，什么叫法治？法治就是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服从，而被全体人民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大家请注意刚才他所表达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治，是良法善治，法必须良、治必须善，这才是法治的真谛。如果我们进一步展开讨论，如果良法不善治行不行？不行，有良法无善治，这就是空中楼阁，看上去很美，起不了作用。无良法有善治行不行？也不行，那就是希特勒纳粹，希特勒的治理是没有问题的，他的效率、他的穿透力是没有问题的，但他是恶法，反人类、反种族的法，他的恶法善治对人类只能是戕害。良法善治二者是辩证关系，既要有良法，也要有善治。三中全会《决议》当中表述了一句话，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再加三个字“法治化”。在我看来，他其实就是要实现良法善治的结果。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法治化，其实就是要达到良法的效果，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法治化，就是要达到善治的效果。国家要良法善治，我们要检讨、反省我们制定的政策是不是良的，我们治理的办法、手段、途径、策略是不是善的，如果我们时时刻刻用这样的标准来反思、来修正，那我们就离总目标不远了。

建设法治国家为什么比人治好，中国走向法治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呢？我讲四大原因：

第一，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人治”历史有深刻的教训。我们说罪行没有法定、刑讯逼供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在古代的文献当中比比皆是。

第二，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决定性推动。如果今天的中国仍然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仍然是不和世界接轨的中国，是小农经济的中国，那我们不要法律也可以，不要法治也可以，因为他并不天然地需要法律，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等于说自从我们走上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我们就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的不归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的地位需要法律来保障，主体的财产需要法律来保障，主体与主体之间处理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必须平等，这样一个地位、程序都需要法治来保障。市场经济要求法律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上看，市场经济每往前走一步，都呼唤着法治改革向前进。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诸多法律成就都跟市场取向改革有关系。

第三，对外开放，接轨国际通行规则的必然结果。中国全面推进法治，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是对外开放的结果。对外开放以后，国际上的许多国家、许多文明类型，都是搞法治的，我们不搞说不过去。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到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环境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势必要求我们法律全球化，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要与世界的法律制度接轨。

费孝通先生在临终前曾经展望过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大势，他说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情况。互不干涉内政，互不干涉彼此文明的发展，这叫各美其美。我珍惜自己的文明、文化，同时还借鉴吸收别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叫美人之美。如果方方面面都这样做，世界就大同了。

第四，人民对民主权利自由的现实诉求。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做出过一个论断，他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这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接下来他就说，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他的论断是围绕着他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展开的。在今天看来，我觉得小平同志说的有点少了，他只说了一个，其实应该有两个主要的矛盾，小平同志说的这个矛盾主要是物质文明建设领域，是经济领域的东西，而在政治领域、在法治领域还存在另外一个矛盾，那就是落后和相对匮乏的民主法治保障，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法治要求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样一个矛盾，就必须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和促进法治建设。如果我们把人民群众看成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只有全面地回应人民的权利诉求，社会的推进才更是有缘之水、有本之木。

以上是关于这个政治意义的解读，在这儿也有两个图片，很有意思，四中全会举行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地做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叫做“法治中国 ——重访冤假错案当事人”，接受采访的人都是前些年在冤假错案中受冤屈的，现在让他们谈对四中全会精神和文件的体会，他们会说什么呢？

大家看，首先就是张辉、张高平叔侄，他们的案子很简单，他们从老家安徽开车，要前往浙江，行进途中有一个女孩要搭车，他们就让搭了，车到了一个地点，那个女孩下车了，但过了若干天发现这个女孩死了。在当时证据判断出现偏差的情况下，这两个人被抓，而且以故意杀人罪的罪名判了，一个判了死缓，一个判了15年。过了若干年，坐了十年冤牢以后，发现是一个错案。浙江省高院马上进行平反昭雪，赔偿了两个人共计220多万。这两个人看四中全会文件，应该说他们的心中是复杂的。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依法办事会少一些冤假错案。

这位老农民叫赵作海，河南商丘人，他也被冤狱了，坐了8年牢，后来2010年被宣告无罪。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希望人人都能懂法律、用法律。

这个人是佘祥林，佘祥林被控告杀妻，就是他的妻子被他杀了，事实上在当时判他的时候他的妻子死不见人、活不见尸，在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下竟然能判一个人死刑，但幸亏没有立即执行，他活下来了。过了若干年，他的妻子出现了，确实就造成了冤案，佘祥林领取了70余万元国家赔偿。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如果法律做不到公平正义，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普通人和老百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有法必依。

为什么中国要走向法治，就是通过这些普通的国家公民，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的盼望中，可见一斑。

三、法治中国的模式性特征

接下来讲一讲第三个大问题，就是法治中国的模式性特征。刚才关于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关于英、德、法、美、中五个国家法治模式的比较，相信大家已经越来越清醒看到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法治的理念和法治实践的方方面面都很有区别，没有办法照方抓药、全盘移植，而事实上伴随着我们国家这些年经济崛起、国力提升，西方人包括非洲、拉丁美洲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都非常关注中国的道路到底有什么特点，中国的经验能不能被他们所吸取。我们需要凝练出一些特征来，让全世界人看，也让中国自己人看。我总结出了以下八点：

第一，中国法治是一种党领导下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党的领导自不待言，前面已经讲的很多了，但是各部门分工负责这个需要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的宪法旗帜鲜明地讲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也就是说最高国家主权由党来行使。在党行使的下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主管立法工作，“两高”主管司法工作，国务院、国家主席主管行政工作，军委主管军事工作，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布局和框架。党领导下各部门分工负责，人大的法没立好找人大，国务院行政没干好找国务院，但是最终向谁负责呢？向党负责，并通过党向全国人民负责，基本上就是这个特点。

这句话最后一个词叫“协商型法治”，跟“协商”相对应的词叫“选举”。当今世界有两种民主，一是选举民主，一是协商民主。选举民主是看的见的民主，一人一票，大家看得见、摸得着，公开的民主。协商民主是什么呢？有些看得见、有些看不见。但是西方人就有一个观念，说既然有些东西看不见，那就是密室政治，就是少数人说了算，就是错误的。这个观点不正确，协商型法治未必就是密室政治，未必就是少数人专政。

为什么这样讲呢？举个例子，大家在池塘边都看到过鸭子浮水，鸭子浮水是什么概念呢？鸭子往前游动，它上半身是不动的，它下半身两只脚在底下不断地滑。协商型法治就是这个特点，各个部门、各个机关，每当遭遇了重大的问题、法律上的冲突，各部门之间相互衔接、打电话、通气、相互协调，是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虽然没有全民公决，动不动因为一个事情搞一个全民公决，没有，但是我们通过不同机关、不同单位，彼此协商，理性的讨论，最终能拿出一个方案，往往这些方案很可靠、很稳妥，这就是协商民主的特点。

其实在我看来，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都是民主的形式，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选举民主在宪法上、选举法上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应该以选举民主为主，协商民主为辅，发挥这两种民主的长处，避免这两种民主的缺陷，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了。

第二，中国的法治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型的法治。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所谓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也可以理解为政府推进型，我们的改革是政府主动推进的，是权力主导的。我们以前是强政府、小社会，我们将来的目标是强政府、大社会，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第三，中国的法治是中国传统文化、苏俄文化、西方现代文化、新时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综合型法治。现在，有些很气愤，说你看在我们的司法、立法的过程中还有大量的长官意志，还有大量的个人崇拜，还有那种公权擅断，包括刑讯 逼供、严刑拷打那一套，说这能叫社会主义法治吗？您说的不错，这恰恰表明了我们的法治文化当中还有大量封建元素，封建这一套在政治法律领域存在着不少残余，这就是我们的难题。同时，这也是我们的优点，混合型法治有一个好处，能够兼收并蓄，既敞开了迎接西方的一些东西，又可以全面地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是有好处的。但是也有问题，问题就在于，到底该剔除什么、不该剔除什么没有严格的界限。

第四，中国的法治是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法治。开放性的法治，这显然是一个好事。在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我们有着不同的法系、不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为什么说是好事呢？不同的法系先是碰撞、摩擦、冲突，而后是慢慢融合，最后达成共识，形成新中国法系，这是好事。中国是一个天然的“法律全球化”实验室，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引领全世界法律改革的先声。

第五，中国的法治是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性法治。我们的法治经常是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年度计划，我们有目标，我们到2010年怎么样，到2020年怎么样，到2050年怎么样，这种自上而下带有明确意图、蓝图的做法，是西方国家没有的，这是中国很独特的特点。

第六，中国的法治是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式法治。小平同志说摸着石头过河，石头大了绕着走，这种摸索中，先解决简单的、再解决难的，这种改革是很策略的，容易让改革成功。当然也会有一个弊端，就是习总书记说的，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第七，注重试验，不断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这个我不展开，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多法律是试行条例、暂行法规、试点立法，这是个好招、好策略。

第八，我们是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以上八点就是法治中国的模式性特征。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愿景与措施

看这个问题，要把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放在一块儿看，不要孤立地去看。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十八大报告上面说的很清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大的时候，也就是前年就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个全面”，就已经筹划了我们该干什么，从这一点上说，2012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是从那时开始的。

还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这些提法在十八大报告中已经有了。

接下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中，主体部分是围绕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提出了60项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非常详实，既振奋人心，又接地气，能够打动人们心中最温暖的地方。三中全会《决议》第九章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可以这么说，三中全会的一章在四中全会上扩张成了一部著作，一些基本的观念在三中全会《决议》中已经有了，比如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司法独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监督权，这样一些提法在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就存在了。

再看四中全会的文件，四中全会文件的硬货是“六大任务”，体现在六个领域，我们简单地说一下。

立法方面，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我前面提到过四个字“良法善治”，关键在法要良，良的关键就是要确保法律立法的质量，要让这样一个法律是科学的、是民主的、是经得住历史和实践考验的。怎么才能够制定出这样一个精品、这样一个良法呢？我们要通过具体的一些措施，在文件当中讲的非常详细，采取一系列的办法。

科学立法有一整套的措施，比如说专家参与立法，大家开评估会，等等。另外，可以搞试点，如果说一部法律整个通过有困难，我们可以对这个法律草案单独的某一个条款进行表决，这都属于科学立法的范畴。从民主立法的范畴就更是如此了，叫开门立法，广泛听取人民群众、专家、学者以及第一线工作同志的意见。关于城市建设方面的立法，一定要举行立法听证会，像北京市要立法，地铁的票价多少，就要听证，听证的时候方方面面的人都要到位，采取一系列的制度措施，使得每一部法律能够成为精品。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建成了，但还要发展、还要完善，最典型的就是编撰民法典。编撰民法典为什么重要？过去立法，在民法方面讲一句话，说先零售后批发，有了民法通则、有了物权法、有了侵权责任 法、有了合同法等民法的几块，一块又一块全都齐备了，最后我们把他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屋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先零售后批发，现在是该收官的时候了。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表现在方方面面，既表现在行政立法，还表现在行政执法，还有行政权力的梳理，就是政府权力的清单。一个社会好不好，关键在政府，因为权力在政府，公权力能不能把“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目标、作为崇高的使命，是非常重要的。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习总书记关于四中全会的《决定》做说明的时候，重点就说了司法。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一个崇高的期待。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司法案件能否公正、权威、高效地判决，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像设立巡回法庭，设立跨行政区域的行政法院，这些都是亮点，应该说我们可以满怀期待。

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在这方面，像我们朝阳区各街道、各居委会、各社区，在这方面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是很辛劳的，好多文件出来，能不能推行下去，确实需要我们每一个法律人、政法工作者和法治工作队伍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在法治工作队伍里边，像职业旋转门，你原来当法官现在可以当律师，原来当律师现在可以当检察官，这种职业旋转门制度已经引起了法律界的热议，很多人都很期待。

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这方面我想不用展开多说，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对党的领导都很有体会，其实怎么样依制度、依规范、依程序加强领导，是考验党的领导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民主的一个关键。

今天用了2个小时给各位做了这样一个报告，难免挂一漏万，有讲的不好的地方也请各位指教。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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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总结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研究部署巩固扩大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

权威解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依法治国：一座新的里程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10月23日闭幕，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重大任务，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论断、新部署。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17年之后，党的中央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无疑为未来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描绘出新的路线图，掀开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崭新一页。

总目标与五大体系

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全会提出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这是一个全新的表述，是对依法治国理论的完善和升华。

“如果说法律体系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主要是从法律制度建设的角度、从立法的层面谈，那么法治体系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完整的系统性的体系，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实现了从制度到制度实践的飞跃。”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封丽霞告诉记者。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杨小军说，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法治体系的提出是从全流程来抓实施，来保障法律的实施。

全会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马怀德特别注意到，全会强调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他认为，这说明我们党充分意识到，依法治国从党自身做起。将党内法规体系视为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作为五大体系之一，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尤其对保证依法执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为执政党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确立一个明确的坐标。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表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实现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

甄小英表示，现代政党的执政方式一定是要依法执政，治国理政一定是要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领导现代社会的政党，也必须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克服人治，实现法治。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全会强调，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党能不能够守法，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关系能不能处理好，决定了依法治国的拓展空间和能达到的高度。”封丽霞说，全会坚定地表述，一方面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同时也要改进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不可偏废。

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全会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怀德说，应该明确的是，推进依法治国将加强党的领导，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发挥带头作用，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受访专家表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推进，是依法治国更深入、更透彻的体现。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遵守宪法不仅是公民的义务，而且是执政党的执政理念，这是此次全会的一大亮点。

全会强调，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

“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甄小英表示，过去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里没有法治建设成效这个指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了政绩考核这个指挥棒助力，必将极大地加速依法治国的进程。

六大任务的实施亮点

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这就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封丽霞说，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是全会的亮点之一。这抓住了依宪治国的关键。

封丽霞告诉记者，如果宪法监督制度不完善，很大程度上会危害宪法的权威，保证依宪执政很大程度上会流于形式。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全会指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马怀德说，全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在党的文件中还是第一次，这一制度应该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封丽霞认为，这个制度不但有针对性也有可操作性，是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保障。她说，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以言压法，以权压法。

“现在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问题，只有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地开展工作，不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才能让群众在司法过程中感到公平正义。”马怀德说。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全会提出，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甄小英表示，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就是要全民守法，全会对全民守法的强调就是要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杜绝选择性守法。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的表述让我眼前一亮，这是以前没有提到过的。”封丽霞说，强化规则教育、法治教育从娃娃开始抓，从学校、家庭、单位，全方位推进，只有从源头抓起，才能把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向国内外鲜明宣示，我们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加速前行。

第三篇：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最新解读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法治中国的建设绘就了新的蓝图。这是中国法治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必将推动中国法治跨越到更高的水平和层次。从全会发布的公报来看，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着眼于“全面”二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涵盖了党、国家、社会生活以及军队建设的各个领域，实现了法治的“全覆盖”。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和全面安排，至少体现出了四个方面的新意。

阐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和根本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实现我们党确立的伟大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根本意义。总书记多次提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唯有依靠法治，才能凝聚中国共识和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共建法治之中国，复兴中华之文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唯有依靠法治，才能突破利益固化之藩篱，攻克深层复杂之难题，确保改革有序进行，通过良法善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最大福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实现党自身建设的目标——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长期执政具有根本意义。唯有依靠法治，以法治作为执政之根本遵循，树立法治思维，掌握法治方式，才能夯实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

提出了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一总目标包含了多重意思。首先是道路、制度、理论的融合性：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者的融合贯通对应着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其二是体系的完备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了两个方面五个部分的体系：一是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二是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意味着国家法律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共同构成了法治体系，党内法规体系要与国家法律体系协调发展;三是推进的一体性：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就意味着法治建设必须要实现各个领域的协调、结构层次的均衡;四是努力方向的现代性：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还要落脚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表明依法治国要朝着现代法治的方向努力，进而通过法治化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强调指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致性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致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首先，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推进法治建设的结果。邓小平说，要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革而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基本做到了这一点。而十八届四中全会正是体现了这一认识。其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宪法所确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贯彻实施宪法，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执政。坚持依法执政是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关键，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一致关系的集中体现。依法执政表现在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这是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涵，党要领导立法、保证执法、严格守法，按照法治的要求处理好党与国家法的关系;二是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是依法执政的第二个层面。通过党内法规来治党管党，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特色和经验。党自身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对于依法执政、依法治国而言具有基础性意义。

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

这些重大任务主要涵盖了六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立法工作和宪法的实施与监督。突出强调了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及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要求完善和健全宪法监督制度和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宪法实施;完善党的立法决策程序，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依法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等等。

第二，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明确了法治政府的六点特征：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要求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权力清单制;健全行政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合法性审查机制、责任追究制度;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等等。

第三，公正司法与提高司法公信力。在三中全会决定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确保司法权独立行使和科学配置的制度机制，例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还有司法责任制、司法公开、人民参与等改革举措。

第四，培育法治文化与建设法治社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等具体措施。在法治社会建设层面，强调社会治理法治化，要求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司法救助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等等。

第五，法治职业和人才队伍的保障。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始终还是要靠具体的人来加以实施。全会指出了法治专门队伍的建设方向：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明确了“四个忠于”的目标，并提出了一系列机制保障。

第六，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全会指出要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可以预料，很快会有具体的举措出台。同时，还提出了党委依法决策、党组织监督、党内法规建设、将法治建设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等具体要求。而且，更有新意的是，将依法治军、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和依法保障“一国两制” 和推进国家统一明确提了出来。

这些创新性制度机制和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法治规律和执政规律的深入认识和把握，体现了我们党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难点的针对性部署和安排，需要我们深入领会和贯彻落实。

开启法治中国新征程

廖永安：从总体上看，四中全会公报就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容体现了“新”、“实”、“全”三个特点。

首先，公报内容表述“新颖”。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等富含法哲学思想的表述，让人感觉这不仅仅是一份极富思辨的会议公报，更是一幅全新展开的法治蓝图。

其次，全会所明确的依法治国内容“实在”。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几项重大任务，不仅是纲领性的，而且都明确提出具体措施。比如，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具体措施包括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等，都把法治任务落在了实处。

最后，全会明确的依法治国六项重大任务内容“全面”。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包括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推进依法行政;保证公正司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等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内容非常丰富，体现了党对实现依法治国目标的整体把握。

薛刚凌：十八届四中全会尤其强调法治建设的系统性，标志着我国的依法治国进入到全面推进的新阶段。过去的法治建设主要是各部分孤立地推进，把重视系统性提上日程是第一次。这样的推进具有一定必要性，因为无论是改革还是反腐，都需要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尤其是我们处在转型期，只有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伦理走向理性，顺应时代需求，才能加速转型，缩短发展的瓶颈期。

杨伟东：公报全面深刻总结了我国法治建设的经验和规律，同时提出了我国法治未来的发展路径，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决定。任何形式的腐败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权力逾越了它的界限，背离了它的目的。法治是从根本上约束住权力的一剂良药，是防止腐败、反腐败的一种重要机制。约束住权力，腐败出现的几率就会降低，查处的腐败案件就会越来越少。

第四篇：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宣传讲稿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宣传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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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

最近一段时间,我和大家一样，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微信、报告，讲座等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全面学习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许多人都学了5、6遍了。应该说对四中全会的6大任务，7项内容、10个亮点，185项改革措施，都比较熟悉了！

今天学校又安排让我来给各位汇报一下学习心得，大家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疲惫、厌倦、烦躁想法在所难免，可以理解。但是还得学习，因为对我们这样一所法律类院校来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永恒的话题。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学法、用法、教法、靠法吃饭的法律人来说，机遇千载难逢，挑战前所未有，法治时代的到来、法治春天的到来，就和手机时代、互联网时代、汽车时代一样势不可挡，也是大家多年的梦想。

最近我在成培处参加警衔培训，大家都在讨论，说原来干训班管的太死了，培训期间的各项规定都很多也很严格，比如不让喝酒、不让外出、许多人就偷偷去翻墙外出，有的翻墙还把腿给摔坏了，一味的管、机械的堵，管理人员很累，很辛苦，白天上班工作，晚上还要蹲坑守候，抓翻墙的，培训干警满腹牢骚，经常闹不愉快。现在呢大家感觉警衔培训人性化了许多，比如说一周可以休息一天，晚上六点到九点半，自由活动，这样一来，许多干警呢，特别是在银川的女干警可以回去给孩子做个饭，洗个澡，处理一下家务，外地的同志可以利用这三个多小时和同学朋友聚聚，翻墙的也没了，闹事的也很少，大家皆大欢喜。我想有这样的变化，这样效果，同样是执行制度，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答案不言而喻。

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良法善治。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法律都要靠人去遵守，靠人去执行。只要去善治，效果就会截然不同。而众多国家的复兴，依靠的也是良法善治。新加坡虽建国不足50年，但其凭借良好法治和清明政治，一跃成为世界公认的法治国家；荷兰人口不过600万，但因创设“国际法”令世界尊重。

新加坡地方法院对破坏公共交通指示牌和在别人轿车上喷漆涂鸦的美国少年迈克作出鞭打6下，监禁4个月的判决。这起案件在美国引起掀然大波，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求情，要求新加坡对迈克免予鞭刑或用其他刑罚代替。新加坡政府考虑两国外交关系，把鞭刑由6鞭减至4鞭，并坚决执行。当然一个国家走向法治之路要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人民的心理行为等等相契合、相匹配，简单地拿来主义、人云亦云不仅行不通还会引发更大问题。

由于是一点钟，同志们比较瞌睡，下面我给大家讲几个现象和小故事，我们一块思考一下 现象一: 举一个例子，前几年北京、四川、广东率先出台地方性法规，《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决定》。于是全国200多个城市一窝蜂的，都制定了决定或者条例。第一年刚立这个法，全城鸦雀无声，到了第二年鞭炮的声音零星就开始有了，到了第三年几乎是全城一片烟花爆竹声音，公安上、环保上雇用了十几万治安联防队员，专门抓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这些放炮的人和执法人员搞游击战，敌进我退，敌追我跑，敌阻我挠，敌避我放。最后效果如何呢？可想而知。

大家想一想，我们的法怎么能够阻挡人民群众的正常需求呢？古老的中国，几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过年就有放鞭炮的习俗，你今天下一个禁令，明天大家就不要放，你真能挡得住吗？我相信全国都是一样的，这种靠禁止就是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就是典型的笨法。历史上早就被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现象二，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这就是当时备受关注的“限塑令“。规定所有的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到现在“限塑令”实行已有5年，“限塑令”的执行力逐年削弱，大量超薄塑料袋重返市场，近九成农贸市场违规送超薄袋。

现象四：我们把视线转向，被标榜为世界上讲民主法治的美国，历时二百多年，搞了三次禁酒运动，并且美国在1917年的宪法修正案专门搞了禁酒令，禁止全国范围内买卖酒类产品，而且专门设立一个专管禁酒的国家机关，养了一大批执法人员，但很快历史就证明这是不可能的。1933年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否定了第十八修正案，禁酒令就没了。据说原因是禁酒令施行的13年间，美 国黑社会靠制贩私酒发了大财。美国的法律规定：酿造、运输、出售酒精含量超过0.5%的饮料都算犯罪。而黑社会的所作所为等于是用非法行为来满足合法需求。警察或政客中有大量爱喝酒的人。但这些人都只能通过黑社会买酒，或者到黑社会的地下酒吧喝酒。因此，各类酒仙酒神，包括政客、警察、执法机构与黑社会的关系，通过“喝酒”而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爱喝酒的官员和警察来说，把黑社会打完了，自己上哪儿找酒喝？美国的禁酒令是美国民主和法制的一大笑话。美国的民主和法制，为何会催生如此荒唐的法律？面对这样一个荒唐法律所造成的后果，我们是否应该也检讨一下，即便有再美好的愿望，光靠制定一个法律就能解决问题吗？不适当、不科学的立法只能造成更大的社会灾难？因此只有科学立法，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才能得到善治。

故事四：有一个监狱干警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记得他小时候在上学途中,要路过一个拐角,拐角处不知为何留下了一堵断墙,其背面比较“隐蔽”而成为“天然小便池”。记得最早在墙背后出现的一排红色小楷字是：“讲究卫生、人人有责。”配合这段文字出现在墙角边的便是尿的痕迹。说实话，他和其他路过此地的人一样都在那里撒过尿，似乎这几个字跟撒尿者风马牛不相及。既然人人有责，而此责实在又不大，再分到人人头上，也就变得几乎人人无责。所以，写了等于没写。

这样一来，大约写这条标语的人也觉得力度不够，没有点明问题的实质。将原来“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改成“请不要在此小便。”总算是点明了写字者的意图，但遗憾的是他用了一个“请”字，多少显得过于客气，他想，这个大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凡事皆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他大概觉得我用一个“请”字，说得又客气又礼貌，礼到人不怪，因此，你便再也不好意思在此造次了。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想错了，几乎仍然没人吃他那一套，尿迹照旧。

好象又过了很久，大约是在全城卫生大检查，墙的两面全被刷上白石灰，一时间显得干净无比，后来墙正面出现了非常漂亮的美术字标语，而墙背面却有了“严禁在此小便，违者罚款10元”，看来“请”是不行了，得采取措施了，这个措施便是“严禁”，开头的几天，大家认为，既然是“严禁”了，则必定有人看守，可环顾四周，没人。于是又想，一定有一双眼睛躲在不远的暗处，一旦有人敢于违禁，便立刻冲将出来，抓个现行，然后绳之以法，严肃处理。可这次他又想错了，因为实际上明里暗里都没有人在此监视，想方便的人只需面向墙壁，照样撒个痛快，于是新刷的白石灰很快就被冲去一大块，从而充分显示出撒尿人傲视“严禁”的勇气无比和“严禁”本身的软弱松散。

在后来的岁月中，大家逐步对“严禁”失去了原先的敬畏。充其量不过是吓吓老实人的鬼把戏或人人心照不宣的做做“秀”而已。时间一长，“严禁”就会悄悄等同于“随意”。

再后来有趣的是，可能是环卫工人或者是写标语的人，大约到最后彻底死了心了。所有的善意化成了满腹的怨恨，所有的期望演变为十足的无奈。反正不指望你了，你尿吧，你有你尿的痛快，我有我骂的痛快，咱谁也不吃亏。于是咬牙切齿地写下了这么一句仿宋字: “谁在这儿小便就是狗”；“在此处尿尿者猪狗不如”；“谁在此小便就是王八蛋！”。

有一天他路过此地，发现那堵老是被人尿尿的墙，在一次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的改造中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设计巧妙的免费公厕，于是，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不知这样的结局对禁炮、禁烟、禁塑、禁狗之类的问题，可有什么建设性的启发？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内心

但是目前仍存三大落差，当前仍有三大落差值得关注：

一是法律大国与法治强国的落差。截至201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43部现行有效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80多件现行有效行政法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加上其他立法确认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法律体系。法院工作人员31万，法官20.3万，检察官34.7万，公安干警211万，律师27万，监狱681所，在职监狱人民警察33万名，押犯170万人。还有300多万各类行政执法人员，“我们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立法进程，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法律体系也已比较健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有法可依的目标基本实现，但距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仍有差距，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仍待在实践中进一步落实。

二是权力色彩浓与法治色彩淡的落差。法治的前提是公权力受到约束，但从实践中，这个状况目前仍待改变。

三是社会法治呼声高与国民法治素质低的落差。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期盼越来越强烈，期待司 法的权威性、定纷止争能力亦能同步提升。但是，当前钻法律空子、知法犯法、权力干法、舆论扰法的现象仍有发生。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一词的基本含义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由此,法分良法和恶法,只有良法之治才能称得上法治,恶法之治只能成为专制。良法之治必须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应当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定律”:人是社会的中心;满足个人利益是治理社会的基础;政府宗旨是保护人民去创造财富的自由。制定出来的法律应当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不应该背离人类理性,不应该背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更不应背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集中意志。

只有满足以上条件的法治才能称之为良法之治,只有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的良法,人民才会遵守和信仰。我们必须制定一整套反映人本位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体系,坚决、及时地废除恶法。

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由此,法治实现的前提是人民对良法的信仰,而法治的精神也在于民众对良法的信仰,只有良法才能产生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

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如果人们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就不会自觉地寻求法律的保护,也就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讲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被人们普遍遵守的基础必须是代表民意、反映民心,而得民心的法律必须统治社会,决不能让人治横行。

世界上最早的大学设置的三大专业均是以人为核心的:一是医学,解决的是人身体出现的问题;二是神学,解决的是人精神上的问题;三是法学,解决的是对人的保护和行为的规制问题。

昨天是我国第一个宪法日，举国上下以不同的方式在传播宪法精神，弘扬法治理念,大张旗鼓的宣传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充分表明了中央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心和胆识和魄力。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到惩治腐败持续纵深发展，从全面深化改革到依法治国全面推进，老百姓对每一项措施的出台，由观望、等待到逐步增强信心，对新一届领导集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作风，和说到做到，言而有信的风范，由衷的敬佩，看来中央是动真格的了，毛泽东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按照决定从现在开始准备再花6年时间, 到2020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法治精神实质上就是良法善治之精神,它的基本标志有五个: 法律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必须建立在立法为民的基础上;必须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国家结构;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文化;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民权和实现正义;政府的权力应当受到制约。

我认为,良法善治对社会利益的划分和调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利益分配与调整的制度基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决定》指出,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良法善治的完备需有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 这种运行机制包括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 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 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 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 健全的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 透明的社会预警机制, 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

建议,我国的立法应当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引入道德评估机制。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行不通的,甚至是有害的。应当指出,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对立法过高的道德要求是暴政,过低的要求是纵恶。所以,将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依据的核心在于,所立的法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自愿去遵守。应当承认,法律的指引可减少冲突发生。然而,利益的差别常常又会引起利益的冲突,从而产生社会矛盾。所以,只有良法善治方能有效处置和消除矛盾纠纷。其实,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不是没有矛盾的秩序,而是一个有着良好的矛盾解决机制的秩序;法律的重要使命就是发挥各种机制的作用,去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制。要通过立法来整合资源,更新理念,创新治理方式,形成新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想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使社会各阶层成员的诉求得以反映,权益得以保障,行为得以规范,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状态,必须有完备的良法善治的体制。良法善治的完备需有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包括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健全的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透明的社会预警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唯有在良法善治的法治环境下,社会运行机制才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最恒久而有效的保障作用。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到达离秦都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的霸上。子婴在仅当了46天的秦王后，向刘邦投降。刘邦进咸阳后，本想住在豪华的王宫里，但他的心腹樊哙和张 良告诫他别这样做，免得失掉人心。刘邦接受他们的意见，下令封闭 王宫，并留下少数士兵保护王宫和藏有大量财宝的库房，随即还军霸上。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地向 他们宣布道：“秦朝的严刑苛法，把众位害苦了，应该全部废除。现在 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 法三章。接着，刘邦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百姓们听了，都热烈拥护，纷纷取了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由于坚决执行约法三章，刘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出处《史记•高祖本纪》

第二个事件，美国很多人住在郊外，都有自己的小院子，小院子里种着草坪，割草机市场很火爆，国内一家公司老板看到商机，就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口到美国，受到美国人的欢迎，一下销量大增，但是不到一年就不行了。美国人就互相告诉对方千万别买中国的机械东西，他卖完之后就不管了，没有售后服务。我认为搞好售后服务是机械产品持续扩大出口的关键。我们国家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店都摆着一个牌子“商品一经出售概不退换”。美国人不是这样，在美国只要你有发票，不管多长时间都可以退换。因为美国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对产品不合格和售后服务有严格规定，惩罚的非常厉害，生产者、销售者必须依法服务，否则会丧失商业信誉！

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奉行的是终身保修。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有没有这个胆量呢?恐怕即使说有,心理还是打鼓七上八下?心还比较虚的? 第三件事：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提出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法治经济，许多国家不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地位，也就是不承认你是法治国家，都不愿意和中国做生意。市场经济是法治下的有序竞争的经济。后来我们出台了许多与wto接轨的法律制度，开始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没有按照国际规则，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投诉我们反倾销一共有1663起，96%败诉，一是不应诉，这里带来一个问题，外国人一告，中国企业就不愿应诉，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不应诉就意味着不举证，肯定败诉，赔偿3万亿人民币。现在国家在做这方面工作，而且我认为是维护多数企业的利益就是维护国家利益。所以现在我们国家领导人很重视，正在到处对我们企业做工作，李克强总理出访向世界推销我们的高铁，为的是给我们企业铺一个广阔的天地，为我们企业能出口到海外去，“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

后来西方国家早就看到了中国崛起，在中国入市的时候就给中国埋下隐患，中国由于急于入市，跟西方签下了三不利条款：

第一，在中国入世的时候，西方国家仍然把中国看作非市场经济十五年；第二对中国的产品可以采取非常措施十二年；第三在全世界都取消配额的情况下依然对中国实行配额。这三项不利条款我们叫“三项屈辱条款”。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因而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关口，法治能力的提升、法治氛围的形成、法治环境的培育至关重要，关系着中国能否全面把握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家治理方式看，我国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点，培植制度优势和法治文明是复兴之梯、崛起之魂。

中国强大不是要让人家害怕，而是要让人家尊重，所以必须有软实力，包括价值观、制度和法治。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外商投资国，中国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要学会运用国际规则尤其是法治规则。当前无论处理国际关系冲突，还是应对贸易激烈摩擦，都需要善用法律武器。国际上有影响的评价体系和游戏规则都由西方掌控，我国亟待建立一套更为公平的评价体系和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以摆脱在法制形象发布上受制于人的现实。

4.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治经济体制。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转变政府职能，要求政府必须按照公开、透明、非歧视等原则改变管理方式。首先，要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要健全市场体系，强化市场功能，不断完善各种市场规则，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其次，要实行依法治国，用法律规范政府对国家的管理，规范政府的行为，提高政府决策和行为的透明度。

5.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致力于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大多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更能反映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对发展中国家带有歧视性。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增强，我们应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而努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

从现实挑战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面临共识难聚、诚信难立、权益难维等考验，执政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但是目前仍存三大落差，当前仍有三大落差值得关注：

一是法律大国与法治强国的落差。截至201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43部现行有效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80多件现行有效行政法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加上其他立法确认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法律体系。法院工作人员31万，法官20.3万，检察官34.7万，公安干警211万，律师27万，监狱681所，在职监狱人民警察33万名，押犯170万人。还有300多万各类行政执法人员，“我们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立法进程，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法律体系也已比较健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有法可依的目标基本实现，但距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仍有差距，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仍待在实践中进一步落实。

二是权力色彩浓与法治色彩淡的落差。法治的前提是公权力受到约束，但从实践中，这个状况目前仍待改变。

三是社会法治呼声高与国民法治素质低的落差。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期盼越来越强烈，期待司法的权威性、定纷止争能力亦能同步提升。但是，当前钻法律空子、知法犯法、权力干法、舆论扰法的现象仍有发生。

而且一个国家走向法治之路要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人民的心理行为等等相契合、相匹配，简单地拿来主义、人云亦云不仅行不通还会引发更大问题。

他认为，会议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部署和安排，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四中全会决定中鲜明的提出，依法治国要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不容忽视，不容偏差。这就明确的告诉全党、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在道路问题上我们一 直不动摇，今天更是坚定不移的。

杨小军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政治道路上的坚定不移，并不等于重复法治建设的任务和具体目标；相反，新形势新任务下的法治建设更需要新部署、新安排，开创新局面，谱写新篇章。四中全会开启依法治国新起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新起点。党的执政能力，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四中全会确定了依法执政原则，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两个基本”的转折，是在新形势下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对于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总揽全局等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多年来的现代化建设，我们一直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根本。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我们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改善和保障人民生活。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在新形势下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粗放式的发展已经不可持续，经济建设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转而走向科学发展，必须通过法治克服短期化、功利化倾向，科学发展才能永续发展。在法治秩序下法治轨道内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才能够既健康又永续。

其三，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改革提到了更加突出、紧迫的议事日程。二中全会讨论了行政改革方案，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改革已成为新一届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通过改革，释放经济社会内生的活力，向改革要“红利”，并由此继续推动经济建设健康发展。而要改革就会触动诸多已经形成的甚至已固化的利益格局，必须加以打破。改革进入“深水区”，必须通过法治形成更加规范有序推进改革的方式，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调整利益格局，使经济社会焕发出新的巨大的活力和动力。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引导和保障，全会强调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把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两个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意义重大。

其四，反腐倡廉的新起点。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得到极大加强。受到了广大群众普遍支持和欢迎，也受到世界各国的赞誉。就反腐倡廉而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不敢腐”的问题。但“不能腐”和“不想腐”的问题，靠惩治这一手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继续扩大反腐倡廉战果，就需要在从制度、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法治就是解决制度上问题的主要“抓手”。强化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基本方略和基本方式地位，强化法治在利益调整中的公平正义功能，强化法治作为底线“红线”“高压线”的作用，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性长远性坚硬性工程。

其五，法治体系建设的新起点。法治体系建设，四中全会决定中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个突出特点，是明确了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五个体系的提出，是从我国法治建设事业又过去的法律体系向法治今天的法治体系的转折，开启了法治体系建设的全新的起点。第二个提出特点，是确立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法治建设路径。

四中全会既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政治方向，同时又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是治国理政的大转折、新起点。在四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谱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彩篇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对国家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被划出了一道道为官从政的“底线”和“红线”；而对老百姓来说，面对无理不合法的要求，可以硬气地拒绝。

以下为《决定》对各个阶层公民的影响：

(文末附：25句话速览《决定》)

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财政资金分配使用、政府采购、公共工程建设岗位定期轮岗

领导干部须接受经济责任审计,实行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要记录、通报和追责

人大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增加人大代表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人数

社会人员司法掮客将坚决惩治

中小学生将开法治课

不服司法判决可由律师代理申诉

聘不起律师可接受法律援助

企业家有权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法律依据的要求

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可获颁国家勋章

招录进司法系统律师、法学专家可招录进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队伍

军队转业干部可进入法治专门队伍

政法专业毕业生可招录进司法系统

初任法官、检察官由高院、省检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

法官、检察官从下一级法院、检察院遴选到上一级

司法人员法律职业人员统一接受职前培训 办案质量将终身负责

不得私下接触当事人、律师 不得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 不得接受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

内部人员不得违规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

执法人员 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城乡建设等领域推行综合执法

须持证上岗

实行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

实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

关注依法治国

法治观念淡薄？官员要丢“乌纱帽”

刚进国家机关工作就要参加一场重要的仪式——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这一举动为的是要在领导干部心里真正树立起对法的敬畏。

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做什么事情都得想着“法”。以前还有一些干部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今后就难以像原来那样妄为了。那些身处财政资金分配使用、政府采购、公共工程建设等岗位的人，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肥缺”，将受到更严厉的监管，他们将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为的就是防止权力滥用。

而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等领域和领导干部都无一例外要接受经济责任审计。国务院最近刚印发《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想要逃避监管看起来很难。

“拍脑袋”作决策？出了问题终身追责

长期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决策短视、随意性大，导致出现决策只注重短期效益等问题。虽然我国早已建立追责制度，但往往只是官员在位时追究，而一旦离任或者退休，一般不再追究。

那么，“拍脑袋”决策出了问题怎么办？领导干部将实行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申诉请不起律师？让政府法律援助

老百姓生活有什么变化？假如您家里有孩子上中小学，以后他们恐怕要多上一门课：法治课。如果您做生意办企业，以前遭遇政府或者其他单位无理的要求，今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请拿出法律依据，如果你的要求不合法，对不起，我拒绝接受！

如果您跟人打官司，二审判决就是终审了。假如您不服判决，想要申诉的话，就别上访了，您得考虑请个律师，让他代表您申诉。要是经济压力太大，负担不了律师费，也没关系，您可以纳入法律援助范围，让政府替您买单。

近年来“潜规则”成了社会流行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规章制度成了摆设，“潜规则”却大行其道。建设法治社会首先要清除“潜规则”存在的土壤，政府和公众普遍信法、守法，养成按规则想问题、做事情的良好习惯，形成依法办事的氛围。法治国家是按照规则体系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状况，是人人都从内心遵守的一种规则意识 ,愿意自觉按照规则办事的思想认识。凡是具有强烈规则意识的人,才能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严格遵守法律。不讲规则的人更不会讲法律, 法律的实施必然会 遇到重重阻碍。中国有几千年的“人治”传统，传统的道德至上，使社会更注重情理而不是受法律左右，缺少规矩和公共秩序意识。只有绝大多数人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文本上的法律才能真正落实到生活之中,才能构建起发达的法治社会。所以,增强人们的规则意识,打牢法治的基础,应是依法治国的重中之重。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处处不讲规矩，就有投机分子钻空子，治理往往就会失序。事事没有规章制度，法治就是镜中花,水中月。古时候有个小故事很能说明规则很重要，一只兔子在田野里奔跑，有成百的人追赶想要，因为规则和所有权没有确定。成群的兔子堆在市场上，行路的人都不去看，是因为规则和所有权已经确定下来了。无规矩的本质在于让全民缺乏安全感，少数人不按规则办事，就会让其他人不安，社会总体就会烦躁。目前公共的道德也是大众的规矩，大部分已经法律化了。但是在利益面前，人人都有可能去钻规矩的空子。特别是信息化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新规矩要完善。既要健全和完善现有规章制度，又要根据需要制定新的政策法规，让制度和政策法规能随着社会和工作需要的变化而发展，让那些投机钻营分子无机可乘，无漏洞可钻。例如要完善相关法规明确新媒体载体的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不能让即时信息工具只管发展传播技术，不管传播内容管理，更不能先上车后补票。这样，人们心中的法律条文才不是生硬的条框，而是提供日常帮助必不可少的工具，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才能实现。

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久而久之，规矩才能深入人心，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使规范内化成人们的习惯。一旦形成了习惯，讲规矩的人和事多了，也会潜移默化地尊重法律。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推出新法令，怕民众不信任，放了一根木头在城墙南门，贴出告示如有人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十金，众人皆不信。有一壮士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如约赏给了他十金。商鞅以此建立政策权威并取信于民。很多时候，整个现场的无序状态是少部分人“带动”起来的。要让全体国人守秩序，非一朝一夕能改，要大力奖励遵规守纪的行为和人员。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崇尚老实人的良好风气，让老实人不吃亏、受肯定、受尊敬，让老实人能干事、干成事。特别通过各种案件和事件的处理，逐步形成“信访不如信法”“信闹不如信法”的氛围。

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法律体系再完备,只要执行不严,依然没有法治可言，甚至比无法可依带来的后果更严重。因为,无法可依尚可期待法律,而有法不依,人们最后对法律也失去了信心。反思现状,现在的社会最缺少的并非是制度，而是规则意识弱。当前，大众依法办事的法治良序还未建立，遇事“找人托关系”的习惯还未改变，信法不如信访的观念还存在；四处可见随意变道、闯红灯、插队看病等不讲规则的现象；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按规矩和法律办事，闹得越大受益越大，越守规矩的人越吃亏等等，这不仅反映出潜规则管用，也表现出他们规则意识的淡薄。潜规则四处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规违法成本太低。比如在香港、新加坡“不交水费”这种“小事”是违法的，摘花、乱丢烟蒂等行为，除罚款、清扫公共场所，严重者甚至处以鞭刑、拘留等。在没有规矩意识的社会环境的耳濡目染下，原本不具备法治文化传统的民众，对法制观念更加冷漠，甚至还无形助长了一些人挑战法律的红线。当前，迫切需要增加监管力度与处罚力度，通过提高违法违纪成本，让每一个“潜规则”获利人受到严惩，让人人养成规则意识，人们自觉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思维。

官德正，则民风淳。古代就有吏为万民之师、官为属吏之师的说法。政府部门以及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威形成的基础，是政府在公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信服状态。如果当官的不正己身,那么下属就会跟着动歪念。虽然在反腐高压下，党政干部言行更加规范，但很多人还没有形成按规矩办事的习惯，更没有让规矩意识渗透进每人的血液。要重新塑造党政部门的权威，必须让每一个部门遵守规矩，每一个人形成规矩意识。要增强党政队伍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在个人情绪、欲望冲动下以及外部诱惑下都能遵守规则。要把政府的一切工作更加严格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公开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真正做到带头遵守执行法律，提高法律的信任度，高级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要公开透明干部选拔任用，干部提拔在既定规则内进行，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

民风淳化，重在教化。欲让法治真正成为党的执政方式，成为政府的行政方式，成为全民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心理、习惯与传统还会呈现出诸多文化层面的阻力。鉴于当前社会规则意识淡薄的现状,当务之急的就是要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强化人们的规则意识教育,牢固树立依照规则办事的意识。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加强法治和公共秩序宣传教育，提高大众法治理念，形成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环境。特别要充分发挥体现公平正义个案教化作用，让公众知法懂法用法，依法理性表达自身诉求，努力构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良序。当“法大于天”成为大家共识，遵纪守法成为习惯，人人内心将更加安定，社会一切将会井然有序。

让法治精神浸润校园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关乎中国的未来。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关键性的意义。通过法治教育进校园，让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精神在孩子头脑中“自然而然”生成、发自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是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学校应尽的职责。

当前，在整个教育格局中，法治教育缺乏系统性、规范性，仍是薄弱方面。改变这种现状，仅靠口号是不够的，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切实形成合力，共同用法治的力量撑起学生成长的澄澈天空，其中，学校无疑是重要主体。

嘉宾：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彭 燕（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处长）

郭元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副研究员）

周建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书记）

用法治呵护孩子成长，国家是最大的“监护人”

记者：《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法治教育要想在中小学落实好，涉及多方面的主体，这些不同层面的主体应有怎样的角色定位？

焦洪昌：要实现全民对法律从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在中小学阶段，进行必要的法治教育是不可缺少的。

法治教育涉及主体是多元的，需要多头齐抓共管，并不是单方面就能解决的。中小学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负有明确的义务，在法治教育方面，国家承担着首要的责任。

郭元婕：的确，教育涉及的不仅是教育系统的事，需要各方形成合作共同体。比如，法治教育课程的开发中，涉及什么内容应当进入中小学学生的视野，需要考虑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学校和法治等机关相联合。周建华：学校和其他主体（家庭、社会、政府）犹如车轮，只有有机衔接形成合力，才能使车子平稳运动，不能缺少任何一个。

彭燕：中小学阶段，孩子在学校的时间最长，因此学校在法治教育中应起到牵头搭建法治教育平台的作用；作为公检法机关，拥有切实的案例资源，法治教育的推进需要将教育资源和司法资源整合好。

决定提出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我们希望孩子都能健康成长，检察官等国家工作人员也有普法的义务，可以说国家是孩子成长路上的最大“监护人”。

焦洪昌：具体来说，在中小学法治教育中，政府需要重点在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个是教材，政府还要在中小学法治教育相关教材的编写方面花大力气。中小学阶段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法治观念要从娃娃抓起。中小学教材内容直接关涉孩子价值观形成的方向引导，而中小学的教材要编写好比较难，要融入法治理念，还要契合学生的学习成长规律。目前，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在教材编写上投入的精力还比较少，还需要花大力气。

另一方面是师资。让没有经过很好法律培训的老师，进行法治知识的讲授，是难以吸引学生的，不能只注重文化课程教师的配备。

法治教育要让孩子可触摸，定位是现代公民的培养

记者：日前，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出，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大力推进普法教育。那么，中小学课程的形式和内容应当如何设置？

周建华：我们学校一直重视学生的法治教育，在形式和内容上让孩子易接受。学校与公安部门联动，请公安人员担任法制副校长；学生社团通过辩论等形式增强法治意识等。除了学校法治文化和教师队伍建设外，也注重教学方式方法的建设，课程开设更注重学生的体验，比如，结合孩子感兴趣的“黑客”主题，告诉孩子如何保障权利，遵法守法。

彭燕：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活动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也是决定的要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努力进行尝试，结合中小学生的身心特点，用故事的形式进行法治知识阐述。比如，我们制作了法治教育系列动漫短片，每一集围绕一个未成年人常见犯罪罪名展开，所使用的素材均来自于未检处办理的真实案件，通过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动漫形式予以展示，同时与昌平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进行磋商，并与区教委联合将该犯罪预防动漫短片在全区各中小学进行展播，收到了良好效果。

焦洪昌：实践中，法院、检察院、公安进入学校课堂，工作人员担任法制副校长是很好的形式，但是内容要有所挑选。向孩子讲授反面的案例，这并不是法治教育的主要方面，注重培养孩子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才是更需要的。国外，很多学校在一年级就有关于为什么爱国家，如何管理国家的讲授，从小教育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郭元婕：的确，法治教育不应是片面的“恫吓式”教育。推进法治教育，首先应反思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使孩子不仅能守法，而且具备分析、批判性的思维，具有公民意识，对孩子的思想方向、人格塑造形成指引，才是法治教育所需要的。

焦洪昌：中小学法治教育应是具体的，要注重从孩子身边小事儿抓起。学校应将法治精神融入学校管理。学校应实行民主管理，学生不是被动的被管理者，各项规章制度的形成应当有学生的参与。

国外的法治教育，在很多具体的活动中融入了法治理念。比如，学生参与决定如何选班长、如何评先进、参与决策郊游地点等，在具体的生活小事中，感受到公平公正的法治理念，学会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法治教育不是口号，领路人要言传身教、润物无声

记者：青少年阶段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孩子成长的环境和氛围是无声的、但却最直观的教育。法治教育进课堂才能进头脑，作为孩子家庭、学校、社会课堂的领路人如何才能让孩子“自然而然地”形成法治思维、法治意识？

彭燕：法治教育的具体实施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老师，一个是“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人。作为老师，应当加强对法治知识的系统性学习。作为检察官，从预防青少年违法的角度说，涉及普通预防和个案预防两个方面。普通预防，需要检察院与学校协调配合；个案预防，则是检察院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未成年人犯罪集中的学校等单位，主动前往开展法治宣传，如发送检察建议等。

周建华：严格按法律法规办学校是一个底线，它与法治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育人。在学校，老师是法治教育的主体；在家庭，家长是主体，两者都要言传身教。人大附中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比如我们专门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专家，对学校教师进行了法律培训，增强教师队伍的法治素养。

焦洪昌：法治教育的宣传和灌输是必要的，但是从学校本身做到依法治校，学校自身的氛围很重要。当下，还存在少数老师侵害学生权益的情形，比如猥亵、奸淫儿童等案例，这对孩子的心灵影响是巨大的，因此需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师德师风，增强教师的法治意识。

家庭环境对法治教育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学校在开家长会时，通常只涉及学生的学习方面，很少与家长沟通法律教育的问题，学校应当在法治教育上给家长以导向性指引，不能只关注文化知识，法治教育上也要和家长有良好互动。比如，家长向老师、校长送礼等行为，对孩子的法治观念破坏性很大，家庭、学校要从细节上着手。

此外，政府要加强监管。比如，学校周边网吧、卖烟、交通规则遵守情况等都会影响孩子，政府要加强对周边环境、学校等主体的监管。

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法治作为迄今为止最好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包含两个逻辑层面。首先法治体现在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权力配置的科学和合理以及机制运行的高效和有序等制度层面。时至今日，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早已确立并在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权力监督制衡机制日益完善，执法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破冰，法治中国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然而制度层面的法治并非法治的全部，更非法治的实质，法治的实质是对法律制度的内化和认同，是对法律至上的信奉和坚守，它体现为一种依法而行的行为模式、一种循法而动的思维习惯、一种敬法畏法的生活态度。它意味着法律知识、法律观念、法律精神如同血液一样流淌在人们体内，成为人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培养出既懂得主张自我权利，又懂得尊重他人权利的真正的人。没有法治理念的树立、法律精神的培育、法治文化的形成，法治只不过是一个徒有其表的躯壳。因此法治中国建设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追求价值层面的实质法治：树立法治理念，培育法治精神，形成法治文化，让法治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才是法治的真谛所在。

法治的生活方式，要求法律必须切实可行并且得到普遍遵守。“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任何法律不管立法初衷多么美好、立法理念多么先进，如果不能得到普遍遵循，那就只不过是看得见摸不着的镜花水月，不仅不能实现立法初衷，而且还会重创法律的尊严。这种现象如果连点成面的话，法律就会毫无权威可言，法律至上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法治国家建设也会成为空中楼阁。这几年来，我国立法速度很快，立法数量相当可观，但是许多法律法规都存在一定缺陷，就是可操作性太差，不仅执法机关难以执行，广大公众不好遵循，甚至出现守法者吃亏，违法者得利、劣币驱逐良币的不合理现象，使得许多法 律法规形同虚设。还有一些法律法规立法质量不高，存在很大漏洞，实践当中，有些不法之徒利用法律漏洞想方设法规避法律的约束，逃避法律的制裁。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立法工作，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力避模糊式立法、粗放式立法、口号式立法等不良立法偏好，“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确保法律法规真正得到执行和遵守。

法治的生活方式，要求行政权力受到严格限制，行政行为依法行使。公民最经常、最直接接触的权力就是行政权，而现代行政权具有膨胀和扩张的趋势，如果不对其加以严格限制，必然导致权力滥用、腐败滋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使职权，具有强烈的正面示范效应，能够带动全体公民遵纪守法。反之，如果行政机关滥用权力，领导干部徇私枉法，则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整个社会法治信仰的坍塌。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到位，行政执法体制尚未理顺，导致政府分工不明，权责不清，越位错位现象严重，争权诿责问题突出。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实现这一任务，关键在于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筑牢法治“篱笆”、遏制权力“越线”，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各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守住政治操守，勒紧权力缰绳，广大公众才会上行下效，自觉奉法律为圭臬。

法治的生活方式，要求司法必须公正，切实维护公平正义。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司法不公、权大于法，公众自然就会弃司法如敝履、视法律为儿戏，法治信仰就会遭到严重侵蚀。培根曾经指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是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当前我国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社会公众对于司法的信任度普遍不高，司法权威未能真正树立。因此，改革司法体制，保障司法公正，是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中之重。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治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改善整个社会的法治环境，培育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崇，使人人怀有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中。”然而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着耻讼、惧讼、厌讼等心理。加之长期延续的熟人社会，又使中国的处世哲学当中人情观念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法治环境的改善的和法治文化的培育。这就需要通过法治宣传教育，根除传统观念的影响，提高公众的法治意识，努力形成总书记提出的“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让法律成为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信仰法律不是把法律当成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是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终极性，乃至于强调法律的至高无上。只有当法治成为一种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在全社会养成一种适应法治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人人都接受法律的约束并从法律中获得自由，法治中国才会真正实现。

用法治匡扶失衡的社会心态

11月20日北戴河疗养院发生重大命案，致使6名护士、1名管理员被杀害，另有1名护士受伤。前不久，湖南衡阳一名欲自杀报复社会的男子携带一瓶汽油冲入衡阳市雁峰区一栋民房，抛洒汽油并点燃。两起恶性案件不管发生原因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点：具有攻击性，并伤及无辜人员。近年来，公然行凶时常发生，这背后凸显着失衡的社会心态。遏制、矫正、扶正失衡社会心态，需要做好法治这篇文章，深入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用法治来统领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心态是时代条件的映衬，是一定时期内人们所持有的具有普遍性、群体性的态度、情绪、情感等心理状态的统称。当前，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改革驶向深水区，利益调整处于阵痛期，“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利益诉求、利益分化逐渐复杂多变，社会价值呈现出多元多样的趋向，矛盾增大增多，易发多发。这背后既有利益趋向，也有文化、价值导向，还受现实环境影响。社会心态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心理畸形，释放出仇视他人、仇恨社会的倾向。这是一种危险、可怕的“毒素”，是社会管理、治理的伤疤,必须整容才能彻底治好。俗话说，法者，定分止争也。不管社会呈现如何乱象，都必须做好法治这篇大文章，依法、靠法、用法，不断遏制、矫正、扶正失衡社会心态。

法治是确保社会有序健康发展的遵循。仇官、仇富的思想和行为，冷漠、麻木的情感和心理，只会给社会正常发展增添阻力，带来阻碍。社会发展需要正能量，从而增加积极性、建设性，减少惰性、负面性。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领导干部要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因此，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引领和规范行为，增强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形成法治氛围，实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调解矛盾靠法、维护权益用法的良好格局，做到信法用法、尊法守法。

用法来保障劳动及其成果。劳动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马克思把劳动比喻成“整个社会为之旋转的太阳”。实现个人梦想，促进家庭幸福，离不开劳动；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要依靠劳动；国家振兴富强，实现“中国梦”要靠劳动。一个社会要正常发展，必须要增强正能量，倡导劳动，诚实劳动，合法劳动，同时，也要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劳动成果，劳有所得、劳有所获，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千方百计增加就业，确保人人有事干、干事有收获，杜绝少劳多得、劳而不获、投机取巧，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从某种程度上讲，劳动就是实干。只有实干才能使人精神充实、情感充沛。因此，要用法治推动和保障劳动，同时，打击非法劳动，调节少劳多得，消减“免费午餐”心理，从而使人人看到希望，不在无所事事、心理空虚，消除不良心态的生存空间。

靠法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是社会秩序的“润滑剂”，也是反映社会幸福程度和美好程度的重要指标体系。近年来，各地都在推动幸福城市建设，其中主要措施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医疗、养老等领域不断提高水平、增强覆盖面，确保社会公平。社会公平不可能自然形成，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因体力、智力、学历、资源等条件的差异化，致使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必须靠行政手段和法治方式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一方面要保障困难群体的最低生活水平，即兜底；另一方面要保障合法权益，给每一个公民成长成才成功塑造公平的竞争机会，用法治方式驱离、消去“潜规则”的生存空间和现实土壤。即保障和发展同步，让人人看到希望。从而不在为无可奈何而苍白无力，进而走极端，报复无辜他人，仇视社会。

找法来调解纠纷、打击犯罪。社会处于转型期，利益分化、观念分歧、矛盾纷繁，必须要凸显法治，靠法来调解矛盾，震慑打击犯罪。要健全法制体系，推进依法行政，树立法律权威，不断加大腐败惩治力度，杜绝随意性、选择性执法司法，进一步加大普法力度，让法严实起来，建设法治政府；不断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形成严密的执法、司法体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减少甚至杜绝侥幸心理，达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真正形成信法畏法而后尊法守法，建设法治社会。通过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双管齐下，形成严密的法律体系，不断提高人们的法治意识，从而自觉信法、守法、用法，不敢、不愿、不会违法。

冯玉军：我今天演讲的总标题是《全球化背景下法治中国的进程与愿景》，在这样一个大标题下我想跟各位分享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进入法治新时代——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第一方面想给各位从四中全会文件的意义方面进行一番阐述。

二、中西法律文化与法治模式比较。第二方面想把大家稍微引入到法学研究的思维或者视角，我们全方位的看一下全世界，特别是中西方法律文化有什么样的差异，在法治模式上有什么不同的类型。

三、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特征。第三方面是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特征。在这个问题上，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观察，也根据我自己在参与写作中央这个文件过程中的体会学习凝练出八个特点，这八个特点我讲出来，可以说是抛砖引玉，也请大家能够批评指正。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愿景与措施。最后这一点就想结合四中全会文件的一些具体行文就其中总目标、原则、措施、六大任务跟各位稍微具体的分享一下怎么认识这个文件，怎么看待相关182项举措。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进入法治新时代——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一）四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举行，十八大报告当中其实就已经提到了“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口号。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应该在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当中对民主法治的建设有足足的一章专门进行讨论，这一章的章名就叫“法治中国”。原来我们说中国法治，到了三中全会又说法治中国，这只是一个名词概念的转换吗？它有没有什么深意？

黑格尔有句话讲的很好，他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他用这个来表示、体现高远的思想能够引领时代的前进。党中央在每年举行这样的全会上面拿出来奉献给人民的重要文件，它自然也应该体现时代精神，它本身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不敢说它句句是真理，但它一定是凝练了成百上千位学者、领导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而这些思想和观点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来自实践、来自理论的推导、来自实践的总结。所以说这样的文件当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能不能从中找寻他的一些思路、逻辑。

从十八大的文件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再到这次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三次会议三个文件内容非常丰富，内在的逻辑一气呵成，是一脉相承的，共同的一个主章。就是要把我们国家进行“三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

三次会议用了“三个全面”来进行概括，这三个会议如果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它是对建党93年来、建国65年来我们关于法治建设、法治理论的一个新突破，也是法治的实践进入到了一个新时期。这是我给我的演讲内容戴一个总帽子，接下来从历史意义具体讲。我刚才提到，这个文件不是偶然 的出现，它是在我们过去几十年法治建设、法治实践的经验基础上写成的。

那么，大家想必就很想知道中国过去的法治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展开，我就用历史的阶段跟各位分享。

新中国建立起来，65年来的历史，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我们进行了时间分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点，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一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后一个时期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总共六个阶段。

1949年-1956年我把它称作“新中国法治的初创期”。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各种制度都是欠缺的，但我们不可以想象，它一下子就制定了很多民法、商法、司法或者知识产权法这样一些东西，不可能，那个时候的形势也不允许他这样立。我注意到在座的各位有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在1949年-1956年这个阶段，我们记得最清楚的法应该是《惩治反革命条例》、1954年《宪法》、1950年《婚姻法》，换句话说，它是以公法为主、以私法为辅的，也可以说我们的法治刚刚起步而已。

到了下一个阶段，1956年-1966年，这在我们国家由于反右，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得刚刚初创的共和国法治停滞不前。因此，我把这个阶段叫做“法治相对停滞的时期”。当然，这个时期也不是说没有法律的出现，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应该是《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这些东西严格的说它还不能成为法，因为它不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制定的，它是由党制定的方针政策而已。总体来说，这个阶段乏善可陈，是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

从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把它叫做“全面破坏的时期”。法治完全没有了，荡然无存。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话题，那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文攻武卫”，所有的这些话都跟法律有关，但都是破坏法律的，都是搞人治。公检法机关被砸烂了，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功能、职责被废掉了，整个国家经历了劫难。这就是前一个历史时期的三个阶段，虽然我们将近有28年的时间，但我们的法治却好似完全没有进展。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我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年底至1996年，我把它叫做“民主法治的恢复建设时期”。为什么叫恢复？这个阶段所完成的很多工作其实是新中国一成立就该做的事情，但全都没有了，重新再做。各位还记得邓小平同志三落三起，重新主持工作以后说的话吗？他说“我看还是法治靠得住些”，他自己就饱受人治的摧残，他自己就是人治的牺牲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领导集体当中负责法律工作的是彭真同志，彭真同志自己说：“我坐过蒋介石的8年牢，我坐过共产党自己的监狱十几年”。那么，重新回来以后他非常珍惜这个时间，以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老先生70、80岁了，带着一帮老伙计，彭冲、王汉斌、陈丕显这些人在全国人大制定了很多法律。应该说这个时候特别让人记忆，让人敬仰。

举一个例子，1979年的2月-5月，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全国人大拿出了七部重要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这些此前都没有，此前是《公安六条》。一个人说这个地方有点脏，我顺手拿张报纸一屁股坐在这，坐完了站起来，旁边的人把报纸拿过来一看，背后是毛主席相，然后就可以控告他是现行反革命，10年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能就被杀掉了，这就是《公安六条》。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我们的人权保障，我们国家刑事犯罪的处罚走上了与世界接轨的新征程。

第三个法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非常超前的，现在在广东讲特区，讲要大刀阔斧，怎 么样打开国门，但没有法律的保障怎么可能。在78年、79年、80年、81年，整个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央领导人接见外宾，接见侨胞，接见像霍英东这样的港澳台同胞的时候讲的最多的是：“你们放心，我们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变，招商引资的政策不会变，我们马上会立一大堆的法让你们放心”。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法治前进走过的路，让我们感怀。

这七部法还包括一部《选举法》，以前没有《选举法》，我们的代表都是推荐制的，没有选举制的。除此之外还有两部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和《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组织法》。

短短的三个月出台了七部法，大家可以感觉那时候对民主法治的饥渴，不从文革中来哪会有如此的渴望，哪会有如此的自觉。如果再不这样做，党要亡党，国要亡国。因此，这个时期我们把它叫做“民主法治的恢复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在立法方面的指示是“快比慢好，宜粗不宜细，宜快不宜慢”。

这个时期有很多亮点，1980年公审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当然，我们今天再反思，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但那个时候这样做非常难得。这个法庭是公开的，全国人民都能看到，这都是从来没有过的。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再往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法律方面的进步，我把它叫做恢复建设时期。

从1997年-2011年，我们把这个小阶段叫做“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发展期”。为什么我把1997年当做一个时间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党召开了十五大，十五大的文件非常醒目的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前所未有。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每一次大的代表会议就有重要的、战略性的顶层设计。

在座的我看到有很多律师和法律人，从97年以后，我们的法律专业、法律行业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期。当然，也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但坦率地说，相较于以往的历史，迎来了一个十多年的繁荣发展期，这个时期，我们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又取得了很多的进步。

第一个时期叫做民主法治恢复期，小平同志居功至伟。

第二个时期叫做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发展时期。下面我列了10项，其实10项怎么能包罗完呢，它应该是一个省略号，东西太多了，比如说人权入宪，比如说依法治国入宪、中国的人权报告白皮书等等，一系列的一种文件和实践中的进步，应该说大家都是亲历者。

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从党的十八大开始，进入到一个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时期、新阶段”。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为这个阶段确定了一个路线图、一个发展的总纲领。

这个总纲领管多少年呢？或者你所说的第三个阶段应该到什么时候为止？在我看来，它应该至少到2050年，也就是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小平同志说的初级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年梦要圆，我们国家成为中等发达水平的世界性的强国，我们国家结束了初级阶段，成为进入中级阶段，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比较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2050年就是一个时间的节点。

以上是就这个文件的历史意义说的，作为补充，我想就我们中国走向法治、走向法治中国这样一个总目标，我讲四个方面的原因，也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讲四条原因。因为根据我刚才的讲法，听众很容易有一个误解，好象我们过去这几十年特好，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点滴进步就是汲取了我们以往的深刻教训而来的，总结了我们前面一个经验而来的。有如下四点理由。1、5000年人治历史的深刻教训

建设法治国家首先是基于5000年人治历史的深刻教训，中国从尧舜禹时代就进入到了奴隶制时期，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今天，上下5000年，人治的时候多，法治的时候少，或者说主体部分压根儿就是人治。那么，人治是天然就不好的吗？也不是，就国家治理来说，人治和法治并不见得谁好谁坏。法治有它的弊端，比如说它过于稳定，过于保守，不能够与时俱进，不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够因人而异，不能够因地制宜。人治也有它的好处，如果我们遭遇了一个圣贤，一个哲学王，这样的人治当然是人民之福。人治有他的优点，法治有他的弊端，但问题的本质不在于谁好谁坏，而在于谁靠得住。

古希腊的柏拉图说“人治是第一等好的，法治是第二等好的”，他心目中的人治的“人”是哲学王，用他的原话大体意思就是，要么国王懂得了精通的哲学，要么哲学家当了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社会就能够治理得很好。

那么，无独有偶，在中国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也有同样的观点，追求的是圣贤之治，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什么意思呢？在法庭上审理案件，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如果要问我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让天下无贼，天下无讼。怎么才能达到天下无贼、天下无讼的境界呢？那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仁义礼智信”的君子，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信守道德的训诫，那就是“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朋信友义”，应该是这样的君子，那这样的诉讼、纠纷就不会发生。在他看来，法律只可以解纠纷于后，解诉讼于后，而道德则可以预纠纷于前。

那在这样一个思维的框架下，柏拉图和孔夫子都是主张人治，但遗憾的是，这种人治不可靠，正所谓500年方有圣人出，黄河清方有圣人出，几千年的封建史，有谁是他们心目中的圣贤呢？我们找来找去，好容易找到一个一代明君李世民。仔细看看李世民的道德怎么样，逼父、弑兄、杀弟、夺子之妻，在道德上简直就是一个人渣。但正是这样一个人还造出了伟业，历史多么让人诡异，圣贤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

在当代也有一个殷见，那就是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我们把他认为是圣人，但事实上毛泽东同志也不是圣人。正是基于这样对历史的反思，小平同志的话就值得我们再三的琢磨，“我看还是法治靠得住些”。

黑格尔的一句话说，“一句格言从饱经风霜的老人嘴里说出和一个从黄口小儿的嘴里说出，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小平同志是由衷地说的，而这样一个由衷地说就决定了我们至此之后几十年法治建设的不规律，就决定了我们法治不断取得进步，虽有曲折、虽有困难、虽有挑战但仍然有前行的动力。

2、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决定性推动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要选择法治还要看经济决定不决定，如果经济不决定，社会最基本的力量不推动，任何人为的想要做的事情，最后都将被证明是虚妄的，是徒劳的。我们来看市场化取向改革是不是呼唤着法治？答案是肯定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天然的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它天然的要求保护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力，他天然的要求市场交易的各个环节要依法进行，不得权力擅定、权力专制。市场天然的构成了法治建设的土壤，给它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它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

3、对外开放接轨国际通行法则的必然结果

刚刚打开国门的时候，当霍英东，当外国的商人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共产党反攻倒算，就是担心共产党把他们的投资打了水漂，予以没收。我们的领导人一二再、再二三的说“我们是稳定的，是可靠的，是几十年不动的”。这样一个许诺显然是需要靠法治来让它保障的。什么叫做法治呢？其实就是把治国理政的想法、措施给它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这是最初级阶段法治的理解。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有这些好政策，改革开放中探索到的新东西，我们把它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这就大大的推动了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

在对外开放的方面，是有几个点特别值得一提。2001年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面上只是加入一个所谓的经济组织WTO，事实上它其实是对我们中国全方位的，就政治的承诺和制度的创新，是一个全方位的促进。除此之外，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公共治理的全球化，甚至法律全球化的世界，在这个时期，方方面面的事物都需要依法进行。比如说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集中到了哥本哈根，大家一起探讨全球气侯变暖的问题。那么，全球气候变暖怎么治理？怎么做？最后要落脚到凝固成重要的国际性法律文件当中。

举行APEC会议，那么，APEC会议难道就是大家聊一聊吗？最终一定会落成一个重要的共识和文献，或者一系列的文献。所有的国际的舞台就是由法律来把大家编制起来的，是通过国际公法、国际司法、国家经济法这样一个法律的网络把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国际公民扭结起来。

还有一个值得特别说的，如果按照费孝通先生的一个观点，如果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壮丽景观。“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美景中，我们中国人的治理思想、治理体系能不能够产生出一个新创造，那就是说，中华民族在过去的几千年给世界提供了中华法系，这个中华法系在整个东亚区域得到了大家的向往、跟从和模仿。那么，在新的时代有没有通过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的努力出现新的中华法系？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们离世界强国的梦想还远吗？

4、人民对民主权利自由的现实诉求

这个原因恰恰是最最重要的，人民群众对民主权利自由的现实诉求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关键性原因，是内因，如果人民不追求法治，人民不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自有，那这样的法律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小平同志在若干年前分析我们当时的社会的时候讲了一番话，他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一个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判断，他说“100年的初级阶段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坚持”。

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少说了一句话，有两个矛盾，他只说了一个矛盾，他所说的这个矛盾主要聚焦在经济领域、物质文明领域。其实，在政治领域和精神文明领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矛盾，那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落后和相对匮乏的民主法治保障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法治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不懈的加快或者进行法治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他没有说，某种意义上就使得大家看到的一个结果就出现了，相较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飞速进展，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来说就比较缓慢，而且总是呈现出进一步、退两步的局面。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么，如果仍然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讨论这个问题，那我会认为，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 时代，人民群众仍然是推动经济创新的动力，也是政治和法治改革的力量源泉，应该是这样的情况。我举三个例子。

案例一：四中全会举行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有创意，做了一个采访，回访冤假错案当事人，回访了三个有名的人。其实这三个人本身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是由于被我们的司法机关错判了，制造了冤案，使得他们在监狱里白坐了若干年牢，因此，他们成了名人。采访他们对四中全会的看法，特别让人受触动。

2013年5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辉、张高平叔侄二人在监狱里坐了10年，后来平反这样一个冤假错案，再审改判无罪并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57306万元，共计221.14612万元。如果你认为他俩发财了，你也可以去坐，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青春与自由舍弃而去坐牢？裴多菲说得非常清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失去自由比什么都难受，200多万其实不算高。张高平说“如果大家都依法办事，社会就会多一些公平公正，少一些冤假错案”。这里面有多少的心酸。

案例二：赵作海：希望人人都能懂法律、用法律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的农民赵作海，2002年因一起杀人碎尸案被关押了八年，2010年被宣告无罪。法院同时启动了追责机制，赵作海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获得了国家赔偿几十万。现在赵作海这个人很自觉，他说我是因为不懂法，被他们这样做了，我自己也不会拯救我自己，现在我就自愿当公民代理人，我给我的穷哥们、乡亲们当代理人，让他们能够依法维权。他在接受采访时的结论是“希望全体人民人人都能懂法律、用法律”。

案例三：佘祥林：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要有法必依

湖北省京山县的佘祥林同样因为冤假错案被公众所熟知。他曾经因故意杀人被判刑，但事实上他的妻子只是走失了而已，若干年后他的妻子回来了，这当然是个冤案，也给他进行了赔偿。2005年9月2日佘祥林领取了70余万元国家赔偿。

大家发现，国家赔偿也受到了货币贬值的影响，二零一几年赔偿的额度一下子就加高了。其实国家赔偿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其实是一句法律的谚语，“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有错能改，善莫大焉”。

佘祥林对四中全会的文件的提法是“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要有法必依。”

我们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法可依的问题，如果30年前有法可依还是个问题，现在不是问题了，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是克服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的问题，这在四中全会的文件当中讲的非常清楚。以上是四中全会文献的历史意义。

以下为演讲第二部分：

冯玉军：只有建成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行良法善治，才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很多人会说1997年十五大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依法治国，这次又说，那有什么新意？怎么才能称得上是升级版2.0？这次重要的2.0就表现在从法律体系提为或者改为法治体系，一字之差，差距很大。原来我们但凡提起依法治国，首先就会说依法治国要有基础，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就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立的法规多不多，国务院立的行政法规多不多，中央各部委制定的中央政府规章多不多，地方各级人大和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多不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较大的是以上的制定的地方性政府规章多不多？这个时候我们说多不多或者法律体系，这只是纸面上的文件，用英文讲叫做 law in paper，我们强调的是纸面上的法有没有，但是真正关键的是law in action，行动中的法、实施中的法。所以，从完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转为完备有效的法治体系，它的内涵更加丰富了，它的环节更加全面了。法治体系就包括了完备有效的规范体系、法治保障体系、法律实施体系、法律监督体系，包括了这么丰富的内容。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97年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法律体系主要是指国法体系，国家法律法规体系。但是，今天我们再谈法治体系或者国家治理体系这个概念的时候，它的内涵丰富了，外延扩大了。这个外延扩大就表现在，它不仅包括国家法律法规体系，还包括了党规政策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

社会制度体系一般来说具体包括政治协商体系、基层自治的体系等等，包括习俗体系。这个习俗严格的说它不是一个准确的制度，但是，在很多地方习俗起的重要作用，比如说在西藏，藏传佛教或者藏族的一些习惯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你不可否认。在贵州、云南、广西很多地方，边远的少数民族的区域，原来少数民族的习惯或者习惯法它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它存在，它实际上有，但过去我们都不承认，现在在这样一个治理体系的框架下，我们说它包容的内涵丰富了，外延扩大了。这就是四中全会在新的时期之所以能成为依法治国的升级版、2.0，它的内涵与外延扩大了。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个硕果，它是人类经过千百年来的发现、总结经验得出的一个结论。大家打开三中全会的三件可以看到一句话，它说“人类经过千百年来的实践，发现了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那么，在国家与社会治理方面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呢？是法治，所以说市场和法治这两个东西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增加了动力或者奠定了基础。

我还需要特别提醒各位，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治是什么内涵？我用四个字来概括，“良法善治”。这句话不是我创造的，是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圣贤说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或《政府论》这本书中他最早阐明了法律的要义，这是两重意思。你制定的法律得到了全民的信守，而被全民所信守的法律又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这两句话本身就表明了法是良法，治是善治，只有良法没有善治是空中楼阁，看上去很美。只有善治没有良法，换句话说是恶法，那是希特勒，那是纳粹，它治理很有效果，但它的法是恶法，是种族灭绝之法，是危害世界之法。

良法和善治是辩证统一的，在我们今天的中国搞法治，我们必须以百倍谨慎的态度制定每一部法。在四中全会的文件中旗帜鲜明的讲一句话，讲的很美好，“让每一部立法都成为精品”，难度很大，但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其实就代表了让法律成为良法的一个期盼。

说到这可能需要一个例子，我举一个例子来谈论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讲良法和恶法是比较对立的，这个法最好是良的，别是恶的，但实践中我们国家有很多具体的立法，它显然不能说是恶法，有些老百姓口不择言，说它是恶法。我觉得当那个法是经过了那么多人大代表、那么多人通过的，说它是恶法显然不一定准确，但坦率的讲，我们很多法虽然不是恶法，但绝对称不上是良法，它是笨法。

举一个例子，我相信上世纪90年代广州市有一个法，叫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决定》。因为在那个阶段全国200多个城市一窝蜂的，赶时髦一样的制定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决定或者条例，像这种法就是典型的笨法，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就有放鞭炮的传统，你用一个禁令，今天下一个禁令，明天大家就不要放，你真能挡得住吗？一般情况下，我相信全国都是一样的，第一年刚立这个法，那一年全城鸦雀无声，到了第二年声音零星就开始有了，到了第三年全城一片烟花爆竹声音，而且老百姓和联防队员，一个城市有十几万的人不好好过年，专门执行这个法，然后就抓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这些燃放烟花爆竹的人和执法人员搞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阻我挠，敌避我打。而且有时候我们的执法队员跑去，说你燃放烟花爆竹了，依法律，不行，要罚款。对方说大过年的，我们讨个彩头，讨个吉祥，结果你满腔的晦气，让我这一年都过不好。我们的法怎么能够阻挡人民群众的正常需求呢？这在历史上早就被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在1917年的时候宪法修正案专门搞了禁酒令，禁止全国范围内买卖酒类产品，而且专门设立一个专管禁酒的国家机关，养了一大批执法人员，但很快历史就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然后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否定了第十八修正案，禁酒令就没了。在中国有很多“禁”字头的地方立法，我是有所知的。禁放、禁香烟，根本就不可能，我们现在用的词叫“控烟”，还有禁止养犬，可能吗？怎么能禁止养犬呢？你可以考虑限制养犬，或者你可以考虑养犬的管理规定，但你禁止养犬、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吸烟，这是与人民群众的正常需求相违背的，也许不是恶法，但它一定是笨法。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有感性的认识。

（三）四中全会的国际战略意义

根据四中全会的文件，我们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在未来的、剧烈的国家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句话是有所指的，当今的世界当然是一个竞争的世界，我们中国人想美好，难道奥巴马天天想的不是美国好，而是中国好？这是不可能的，两个国家的竞争，两种制度的竞争是一刻也不会停止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说我们靠经济跟他们竞争，只要我们的经济成为世界最强，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国际的主导权，在竞争中决战决胜。这种想法是天真的。

大家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日本当时的势头多猛啊，石原慎太郎写了一本书叫做《日本可以说不》，就是在那个时期写出来的。日本人的经济太厉害了，用来购买好莱坞的电影公司，用来购买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重要的美国地标性建筑，很多美国公司几乎都变成日本的了，怎么办？但是，美国略使小计，在意大利的一个地方开了个会，其实是在货币汇率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在财政方面做了一些调整，日本从此一蹶不振，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维持着零增长，几乎是负增长的情况。如果只有经济的发展，没有政治的，特别是制度的发展，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竞争中弱败，就是竞争中死亡。所以说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归根到底其实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自信。

我这样说是有历史事例的，各位，回想1500年前的中国，那时候是唐朝，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日本、韩国（星罗）、越南（安南），大家不远万里、不远千里穿越了惊涛骇浪，一次又一次的克服困难来到中国，来到长安，来干什么？来抄袭，来学习当时中国的典章礼仪制度，甚至学习你们流行的衣服、流行的语言、流行的歌曲和诗词，以分享你们点滴的文化的光辉为荣。那么，这时候唐朝以什么傲然屹立于当时的世界？制度。那么，中国拿什么制度在今天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灵？还是制度。这种制度用三中全会的话说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法治化，如果真的通过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中央、人民的努力，最后形成了这样一套为大家所向往的、人民所愿意复制、愿意学习、借鉴的，那么，中国就是强国，这是政治的国家战略意义。

二、中西法律文化与法治模式比较

刚才我讲了三大意义，那么很自然的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的字里行间蕴含了一个潜台词，那 就是中国和西方似乎不太一样，虽然我们有那么多的共性，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都要进行社会建设，都要吃饭穿衣，我们有很多共性，但似乎基于历史传统，基于文化观念，基于政治的道路选择，我们还有那么大的区别，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跟各位进行深入讨论一下。

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孔子在论《论语》当中讲了一句经典的话，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名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治理国家、治理天下，以统治者的政令为引导，以严刑竣法为人民行为的规范，老百姓就会免于堕入违法犯罪的深渊。但是换一种办法来治理国家，如果我们以伦理道德来引导大家的思想，以纲常礼教、秩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不但能够免于堕入违法犯罪的深渊，而且知道自己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地位和应该做的事了，之其所指了，有耻且格。

那么，孔夫子说的显然是一个德主刑辅的社会，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应该以伦理教化为主，以严刑竣法为补充，为辅助，这跟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不太一样。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在认识路径与治理方法上有哪些差异，我总结出六点。

（一）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在认识路径与治理方法上的差异

就法律体系、制度体系来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大一统的一元法，用我个人的浅见，它其实就是一个金字塔，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过去是皇权至上，君权神圣，今天是《宪法》高高在上，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中央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这是一个完整的、唯一的金字塔。

西方的法不是一元法，不是大一统的，它是多元法。大家打开世界地图，你在西欧、中欧、南欧这三个欧找一块能够超过20平方公里的完全平的平地，你找不到。由于山川、湖泊、河流的阻隔，整个欧洲被细碎的打成了很多小块，这就形成了欧洲后来的领主、庄园主、选地侯、封建格局，所谓封建格局主要是指欧洲的情况。中国自古以来，从大禹，从秦始皇以来一直是大一统的国家治理的理念，因为它从松嫩平原一直到珠江三角洲，这种一马平川下来，地域有利于组建大一统的国家。当然，并入到大一统的国家的时间是有先后的，但总的理念很早就形成了，至少是在大禹的时候。

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西方的法是多元的，在古希腊各个城邦，谁也不比谁强，斯巴达和雅典都有法，谁也不比谁强。在罗马，同一个法律体系内部就分为两个法，一个是市民法，一个是外民法，还有宗教法、部落法、习惯法，各种法是完全平行的。

现代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金字塔般的法律吗？有些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拿着中国的观念去理解美国的法律体制，大错而特错了，美国的法根本就不是一个大一统般的金字塔的法。美国有30多部《宪法》，你必须相信，因为这是事实。美国有联邦宪法，它下面有50个州，其中有30个州有州的《宪法》，美国宪法规定联邦只能对四项内容制定法，对外交、国防、洲际贸易和联邦税收这四个事项立法，联邦只有这四个方面的立法权，除此之外，全都是州的权力。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坐直升飞机就进去了，特别艰辛，大家看到了人民的好总理的形象。无独有偶，在这件事情之前，美国发生了卡特里娜飓风事件，整个新奥尔良全市被淹，灾难很深重。那么，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小布什总统，他呆在戴维营度假地，不闻不问，不痛不痒发了一两句电报就结束了，或者打了一个电话就完了，没有呈现出关心、爱护人民的情感。有些中国人就说“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你根 本就不了解美国的法律。如果在第一时间小布什冲进去，有可能触犯州法的边界，你坐直升飞机说不定被州长命令一声炮响打下来，你怎么能不打招呼就随随便便跑进来呢？小布什是美国人一票票选出来的，他怎么能不爱美国人民呢？开玩笑，你能想象完全不爱美国人民还能选上总统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其实是拿着中国的东西在理解外国，就会出现错误的结论。

就实现目标而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身份法，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这样的情况。西方的法律其实在早期也是一个身份法，但是，到了近代以来，它的非歧视的因素越来越占上风。什么叫非歧视？就是在西方的近代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掀起非歧视的浪潮，这种运动。黑人反抗白人对自己的歧视，妇女反抗男性对自己的歧视，艾滋病反抗非艾滋病对自己的歧视，同性恋者反抗非同性恋者对自己的歧视等等，这样的运动在西方其实就是一个浪潮，似乎别人都没有都没有办法对抗，别人再有什么样的思想都改变不了这样的趋势。

第三个区别就是，中国的传统法文化比较看中实质正义，比较看中和谐的价值，不患寡而患不均，所谓农民起义，王侯将相是真有种乎！等贵贱，均贫富等等。那么，西方的情况则有点不同，他比较看中的是程序正义，我不看中结果怎么样，我更看中或者我只看中程序怎么样，程序平等不平等，机会平等不平等。

在认知依归上，中国在传统上就是集体主义的伦理观或者认知观，所谓我是长城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西方显然是个人主义。当然，这种对立不完全是中西方的。各位现在可以看到，对90后、00后的孩子来讲，因为他们从小的环境已经不再是受传统那么大的影响了，也许他们可能更多的在分享个人主义的认识观或者认识的基点。

基本手段的角度看的话，中国偏重于德主刑辅，西方偏重于宗教为主法律为辅。宗教为主法律为辅在西方通常被称为叫“西方法律中的高级法背景或者宗教法背景”，就是有些抽象的理念，像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良心自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宗教内容，它后来转化成了法律的一个内核。

从规范特征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偏向于非正式法，正式制定的大家反而往往不遵守，搞潜规则。但是西方制定这个法不容易，但一旦制定，他特别信守。

（二）英德法美中五国法治模式比较

法治的精神、法治的价值或者它的灵魂，全世界是没有区别的，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制约power，维护right，在这些方面基本的理念全世界没有区别。但是，就法治实现的方式、实现的结果，世界各国的法治其实各个不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各国的国情、政治体制并不相同，因此，法治实现的方式显然也不会一样。我简单的罗列几个有代表性的西方强国，来看看他们的法治，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法治各有各的特点。

先说英国。英国的法律模式是法律至上的模式，英国这一套堪称世界法治的典范，迄今为止对美加澳新，以及新加坡、香港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面对着英国在近代如此强大，都会产生一个疑问。在地图上看那么小的小国，那么少的一点人口，竟然统治了一个日不落帝国，它是怎么实现的？而且即便是我们批评殖民主义，批评殖民者，其实大家仔细考虑，你也会发现，不同的殖民国的殖民方案也不一样。比如说西班牙，比如说法国在搞殖民的时候，主要是掠夺财富，掠夺完了以后留给当地一个烂摊子，基本上不善于经营，基本上就是强盗，胡折腾一弃就跑了。但是，英国不一样，英国的人口少，印度是它的殖民地，它怎么治理印度，印度有好几亿人口，整个在印度的英国人不会超过10万，这么点人治理这么大的国家，它怎么办？靠制度。

到现在各位经常出外旅游去看，原来英国的一些前殖民地的地方往往秩序井然，法治比较昌明。像拉丁美洲一些地方实在是乏善可陈，这不是我有偏见，大家自己可以去比较，哪怕是人们的风貌、街道的秩序，包括干净、清洁程度都可见一斑。甚至你把澳门和香港比较一下就可以了，用制度来治理和用人来治理，或者只是单纯的抢是不一样的，英国提供了一套什么样的制度和治理模式呢？法律至上。它的合理成分是把法治理解为抑制专断的权力，法治的要义就是两句话，一是制约power，二是尊重和保障right.德国的法治和英国显然不同，各位应该记得铁血宰相俾斯麦，德国的法治不是一个自发的生成的秩序，它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而且有铁血的政策、手段来推进，谁不听话就杀谁，就要判刑。这种法治显然是一种带有开明专制特点的法治。它的合理成分是什么？它借助于法治及其技术系统赋予现行统治以合理性，并将统治者自身也纳入到法律的约束之中。

各位在翻看四中全会文件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方面我们反复的说中国的法治、中国的国家治理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但党章和宪法同时又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不是发现一定的相关性或者是相近性？从法律体系上，我们国家今天叫做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或者叫做社会主义法系，但是，从慈禧太后五大臣留洋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中国在很多领域和方面呈现的是大日法系，特别是德日法系的色彩。

第三个模式是法国模式，它是一种公选公决的法治模式。法国的国名叫“法”不是偶然的。有些同志说“法”怎么能是偶然的呢？它是F开头的因此叫法国。但你也可以叫佛国，它可以有那么多字的选择，但为什么我们的先贤们给它起名叫法国呢？是有原因的。公元1804年拿坡仑制定了《法国民法典》，拿坡仑的铁骑踏遍欧洲，就把他所制定的资本主义的法典推向到欧洲，影响到整个世界。因此，法国的近代文明最典型的、旗帜鲜明的一个标志就是他的法，所以，我们把法国叫做法国。那么，这个法国带给世界的除了《法典》还有什么呢？“自由、平等、博爱”镌刻在法国国民议会大厅前面的六个大字，这是他带给世界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大家现在看我们的大街上连篇累牍的写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24个字。其实在我看来，当今中国的价值体系是24个字，但主要是前六个字，因为这六个字是写在了《宪法》当中，那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六个字其实是170年以来中国所要实现的梦想。所以说“富强、民主、文明”对应它的“自由、平等、博爱”是非常合理的。

各位如果到台湾去旅游观光，你会看到蒋介石也提出过六个字，民国版的价值观，“民主、科学、伦理”，很有意思的考虑。

法国的法治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尊重人权，甚至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你给我们中国人讲人权高于主权，说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能够高于整个国家的主权，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法国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那么，美国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治模式是宪政分权的法治模式。宪政分权就是将法治理解为保护人权、实现自由、限制权力，诉讼救济的一整套实体与程序兼备的制度和实践体系。

大家耳熟能详的主要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所有这些话主要是美国的东西，但各位注意，美国的这一套和英国、德国、法国都不一样，美国是两党制的，法国、德国是多党制，差距都很大。但我们过去不加分辨，好象西方都是一个模式的，西方就要求中国也应该像我一样。西方要求我像你一样，像谁一样啊？是像美国一样搞两党制还是像德国、法国一样搞多党制，你怎么就能说两党制就好，多党制就好，一党制就不好，其实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招，应该这样说才合理。

中国的法治模式是一个经由170年的探索史、经过新中国65年的建国史来逐渐逐渐找寻的，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应该说只是通过四中全会的文件描绘了蓝图，奠定了基石，但它的实现还尚待时日。

在97年十五大的文件当中规定了很多内容，中国法治模式的核心其实就是“三统一”，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三个方面有机的统一。这就是中国当代法治模式的核心内涵。

四中全会的文件当中提出了“五个坚持”，“三个统一”加“五个坚持”，如果当我们回答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是什么？标准答案就应该是“三统一、五坚持”。

当前，“法治中国”的核心内涵与模式特征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讨的热门话题。以笔者拙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国经验”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这八个模式性特征是一种亮点与困难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形。即我们一方面从中能看到中国法治的卓越成就和巧妙经验，另一方面却又是面临困境与挑战的缘由。这在学理上可以被概括为“法治改革相对论”。一 从1978年底至今，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改革开放已经35年了，在这个崭新的时期，中国的法治发展同经济社会领域一样，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可以说尽享“后发”优势，创造了“中国奇迹”。在此之际，回顾法制改革的不平凡历程，总结法治中国建设的特征，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战略性前瞻，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按照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法律实践三位一体的动态视角，可以较为清晰地描述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发达史。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6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伟大航程，完成治国理念从专制向法制的转折，并以制定1982年《宪法》、1986年《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为标志，不断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变革，初步实现了社会治理的法律化、制度化。砸烂公检法、否定法治作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彭真同志具体领导下，1979年上半年，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制定和颁布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论员文章指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具有除旧布新的重大意义。”这是最早使用“以法治国”的重要文献。此外，恢复重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复查“文革”期间所判处约120万件刑事案件并为大量冤假错案平反，《宪法》强调要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民法通则》为市场经济运转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原则与制度等等，为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方针后，法学界随之掀起了“法制”和“法治”大讨论。现代法律精神得到弘扬，体现计划经济和僵化教条的法律观念、法律政策得到清理，宪法对经济问题的表述也做了重大改变：强调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导向和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承认私有经济、非国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第二阶段（1997-2011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治国方略，继而载入宪法，使法治的地位和作用获得高度重视，法律价值成为国民精神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元素，保障人权、限制公权、程序公正等法律原则在立法司法中得到体现，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第二次飞跃。首先，在当代中国，法治常被人们称为“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意指国家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政与管理社会，并使权力、责任、权利和义务等得到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法治方略确立后，宪法多次修改，增补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重要内容，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改革与社会和谐稳定。其次，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立法和法律清理工作，诸如1999年创制的新合同法结束了原来“三足鼎立”的局面，2001年全面修订了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权法等，比照国际通行规则推进我国法制改革，取得很好的效果。再次，由中共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组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不断推进司法 改革，创新庭审、羁押以及证据认定规则，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最后，国务院先后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和实施办法，着力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科学决策，严格执法，政务公开，监督问责，打造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新的战略部署，通过“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而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由此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新篇章。中共十八大在之前历次大会上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上，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局面。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的命题和论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简称《决定》）强调必须坚持三个“共同推进”和三个“一体建设”，最终实现法治中国的梦想。法治中国既尊重法治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联系现实国情民意，是法治一般原理与中国法治实践紧密结合后在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制度上进行创造性转换的产物，对打造中国法治模式、探明法治路径、振奋中国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开创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局面意义深远。无论从政策宣示角度还是从制度实践角度都可以说，中国进入了法治新时代。这种法治进步主要表现为：国家法律体系较为完备；倡导公正权威价值的司法制度渐趋完善；廉洁政府和依法行政观念深入人心；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建设法治国家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和指导方针。这正是一百多年来仁人志士不懈努力、追求民主法治理想，实现中国腾飞梦想的伟大成就。毫无疑问，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决议，承上启下，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之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对未来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转协调的社会主义法治运行体系，实现良法善治起到战略引领作用。

二 当前，“法治中国”的核心内涵与模式特征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讨的热门话题。以笔者拙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国经验”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这八个模式性特征是一种亮点与困难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形。即我们一方面从中能看到中国法治的卓越成就和巧妙经验，另一方面却又是面临困境与挑战的缘由。这在学理上可以被概括为“法治改革相对论”，以下兹分述之。

（一）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型法治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体制，使得各种改革措施易推行，比较少地受到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多元力量、现实复杂利益的牵绊钳制，能够快速实现改革目标，及时获取改革成果。考察东亚区域诸国，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型“变法改制”或者法律发展模式十分普遍，并非中国一家。首先，东亚传统社会具有集权性、封闭性、等级性、家长制、官本位等特点。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这些传统治理要素必然对转型中的国家权力、社会结构、组织方式、决策过程以及社会控制系统产生影响，进而总体制约着法治道路的选择和法律调整的效果。其次，东亚区域各国的（法治）现代化普遍存在公权力为主导的“路径依赖”特征，“四小龙”、“四小虎”等的政治运行模式大多都奉行新权威主义，强调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主角，其策略内涵是在政治上保持权力高度集中，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秩序和稳定，同时发挥现代自由经济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最后，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大变化，就是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局面，依靠执政党的组织体系和计划经济模式，将各项权力高度集中起来，由此形成一个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改革开放中，尽管不断向地方“放权让利”、向企业和社会组织“简政放权”，但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改革的坚强领导，确保了中国社会朝着快速现代化、法制化方向迈进。

（二）党领导下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 中国和西方国家都奉行民主政治，但实现民主的核心方式则有不同，西方国家以选举民主为核心，中国则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协商民主为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特点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这一宏观政治环境决定了中国的协商民主截然不同于西方，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协商民主从形式上、外观上、程序上似乎较选举民主（特别是直接选举）有着这样那样不到位和缺陷之处，但是通过人民政协制度、人大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各部门、各地区、各社会团体、各方面人士广泛的内部协商协作（而非公开辩论的外部民主），凝聚共识、统一步调，最终实现社会发展目标。

（三）中国传统文化、苏俄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相结合的 混合型法治 法律文化泛指一定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全部法律活动的产物和结晶，也可以仅限于法律观念、意识或心理的领域。法律文化与现行法、法律实践、法律意识等法律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中国的法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法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法律文化。其中既包含着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分，也包含着不利因素。我们过去三十多年的一个成功经验是，在法律观念和文化方面，没有像清朝末年和“文革”时代那样固步自封，而是对这些法律文化采取了一分为

二、兼容并包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面向世界，又立足中国，既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又继承优秀历史传统，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无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法治发展与进步。当然，在看到我国现有混合型法律文化优点的同时，还需注意到，上述法律文化并非内在融贯、并行不悖，其间一定有许多不相适应和彼此冲突之处。

（四）“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祖国内地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以及在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中国主权的问题而提出的基本国策。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内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整个国家的主体，同时允许台湾、香港、澳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从法律角度看，在统一“中国”管辖的四个区域，存在“三个法系四个法域”，即：中国大陆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施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制是从英国留传下来的普通法法制，其在殖民时期又有独特的法律发展；澳门特别行政区受其原殖民宗主国葡萄牙的影响，属于大陆法系的拉丁一支；台湾地区施行的法律传统上受到德国日本法的影响，“二战”之后则受美国法影响甚深。因此，中国是一个“复合法域”或“多法域”国家。以上四个法域之间法律制度相互冲突、相互博弈、协调融合的过程，为三大法系及其法律制度的融合、趋同提供了珍贵的实验模本。目前两岸四地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很多沟通平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不可否认，由于两岸四地政权和民众对一些涉及基本价值、法治理念、体制模式的基石性问题尚存在差异性认识，一些原本存在的矛盾冲突反而愈演愈烈，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彼此融通。作为一个复合法域国家，四个不同地区的法律制度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彼此间日益紧密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必将进一步加剧这种矛盾冲突。

（五）理性设计或有计划的建构型法治 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与许多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在各个方面皆有“赶英超美”的远大理想，并具体表现在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中的理性主义建构态度。它表明改革进程不是断裂、解构或者漫无目标的，而是有领导、有规划、建设性的。这与其他国家（除去前苏联）的情况明显不同，不同于普通法系国家，也有别于大陆法系国家 本文已经过优化显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愿景与措施

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三个文件一气呵成，是内在的联系。十八大报告中讲法律有很多内容，接下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当中也有非常充分的关于法治建设的表述。大家看标题九，题目就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个大标题下的每一点在四中全会当中就是每一章，展开了，用了1万多字，讲了180多项具体的法治措施，真的是令人振奋。

1．科学民主立法，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当中规定了六大任务，简而言之就是讲了立法，在立法上要干什么，主要讲了三句话：

（1）坚持推进科学立法，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2）坚持推进民主立法，切实凝聚立法共识。

(3)坚持推进立法制度创新，切实提高立法效率。

那么，立法方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关于法律体系要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除此之外，“依宪治国、依宪执政、高扬宪法权威”也是这个文件当中旗帜鲜明提出来的，非常可贵。

大家知道12月4日，我们就将迎来“中国第一个宪法日”，我们过去都说宪法不长牙齿，只是一张纸，但是，通过这些形式上的东西，让我们执政者和我们的人民群众对《宪法》更有感情，更加了解宪法，更加愿意为《宪法》而动真。

2.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这方面应该说内容很多，法治政府正式形成，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一个时间点，到2020年就要形成法治政府。时间很紧迫，只剩下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我想即使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没有完全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还是一直要坚持的。

3.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这方面有很多话，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最近最高院推行一个改革，就是下一步要推行巡回法庭。各位知道古代的中国有钦差大臣，拿着尚方宝剑走一路，专门搜集大家喊冤的东西。那么，现在没有巡回法庭的制度设计，就使得很多人有冤屈或者怎么样，千辛万苦闯京城，信访、上访，弄得不堪其扰、不堪其令。如果搞这种巡回法庭，搞大区的人民法院，将会大大地改善这个局面。各位都知道，巡回法庭或者大区的法院设计只有在大国才适合干，美国就有巡回上诉法院，英国、法国就没有，小国，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小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大国就需要。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举措是很有道理的，也可以很大的减少司法的不必要的成本。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比较典型的就是，哪位领导如果要干预你的案件，你可以把他记录在案，然后向党的组织汇报。某种意义上这种制度真的落实下去，就堵死了领导随随便便干预案件的一条通道。

4.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这方面文本当中多次提到了律师，也多次提到了社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我想法治社会的建设是我们每个人的任务，不是极少数的领导或者是法律人的事，是我们每个公民的应尽之责。所以法治社会的建设首先就是要让人民拥有对法治的信仰。法国有个法学家叫做伯尔曼，他说“法 律如果不被信仰，那它将是形同虚设。人民要信法、懂法、守法，法治能力行得通。”

5.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这方面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这方面有个亮点，就是打破了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学工作者、理论研究者他们之间的职业旋转门，大家可以打通交流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座的律师，包括我们所有的法律团队、团体可能将迎来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法学法律的繁荣期。

6.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这个显然在中国搞法治离开党的强有力的领导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强调是不足为怪，应该坚持的。

以上这些内容，应该说是挂一漏万，相比较文本的精雕细刻，我的演讲也有很多差错。尽管如此，我真诚的期待各位对我的批评指教，谢谢各位！

宋儒亮：今天很容幸来这里进行一个汇报，我今天带给大家的主题叫做《要法治社会，过有序生活》，我想对这个主题讲前做一个说明，我会讲四个方面的主题。

一、法治的国、省、市、县、镇和村——谈情理法原则顺序调整与社会指引

从面的角度，我想谈一下法治、法治国家、法治社会这个逻辑关系，在这个逻辑关系中间，我会谈到我们熟悉的国、省、市、县、镇、村，包括联系的社会。在这里我想导出一个理念，叫做“谈情理法原则顺序的调整和对社会的指引”。

二、指引看病难争议的法治路——谈看病究竟多少时间才合法

三、救治路边倒地人的法治路——谈两类好人与法治社会启动

我们会知道，我们能够上天去月球，我们能下到六千米的海洋，你知道中国人现在最难办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身边倒下一个人我们没办法解决。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给我们一个小品就是《你倒我也倒》，最后大家讲不清楚就是答案。这一点我们城管学得最快，如果和小商产生争议，最后你怎样，我怎样，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能解决那么高的问题，那么深的问题，身边的事情我们解决不了，我想谈谈社会怎么办。

四、规范小额广告礼品的法治路——谈小礼品、贿赂和腐败的惩罚

现在惩治腐败很厉害，惩治腐败，我们在理念上，我们在社会看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逻辑，怎么样的逻辑才是有序的。

我讲四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后面都有一个评述，我想把它再提一下，然后我会有一个小结，围绕前面四个主题的内容再有一个提升，最后留点时间欢迎互动。

一、谈情理法原则顺序调整与社会指引

（一）治国理政方式选择

大家知道治国理政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一个老百姓，你听广播、看报纸，听别人聊天你都得出这种结论，结论是法治和人治在争，我们一定要过法治的。有这么一句话我非常认同，这个法治出来，人有这么一个特点，会越来越单纯，会越来越直接，会越来越干净，人不用想那么多东西，因为社会全部有序。我遇到了困难，我遇到了麻烦，担负职责的人全部会走过来，这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如果有这个理念，我们来看法治社会是什么呢？它应该符合各种价值取向，有好有坏。但是利弊在权衡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它都是利的话。那我告诉你，法治社会来不了，因为看到利大利小，短期利、长期利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盯的利是大的话，你自觉和不自觉的会往人治上走，你总喜欢有一个人能帮你带得快快的。如果两弊权衡取其小，你会选择法治。

为什么？三个观点，第一，人治社会并不是整个社会最差的社会，他在某一个时段、某一个时期他可能会过得很好，不是最差。第二，法治社会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它也存在着弊端，比如肯定有些规定滞后，肯定要我们加强学习，要讲究规矩，不能那么随心所欲。第三，都有利有弊的话，如果你取利大，你自觉不自觉的一定走向人治的社会，你取弊小一定走向法治。因为法治是设计之路，人治是设计不出来的路，它有很多强调主导者个人的喜怒哀乐导向，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完全把控。所以你们经常会说，我们讲法治都讲轨道，我们一般不讲法治天空、法治公路、法治海洋，为什么？因为天空、海洋、公路说说掉头就走了，只有你走到轨道上，你就能够从开始到后面，可以预测你，所以我们说在社会中出轨是一个大事情，家庭如此，火车也如此。

如果这个理念我们先铺垫以后，我们从国的角度来讲，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们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方式也是法治，那么，这个社会也一定也是法治的社会。

（二）治国理政要防异化

我觉得有两个异化，一个叫纵向的异化，一个叫横向的异化，如果不把这两个异化搞定，这个国家就会偏，这个社会就会歪，我们大家有序的东西就会被打破。

第一个叫纵向的异化，什么叫纵向？从上到下的异化，比如我们常说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依法治组也可以，最后依法治民。本来我们治到国，最后又治到人，又到老百姓这里来了。

你如果细想就有一个困惑，原来我直接管人，说人治没有规律，那你转了一圈，又要结合村长的实际拿个规矩来治，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村长就有一个感觉，你最后还是拿他来治民，那其实还是结合我本村的实际来治民，那法治由治国变成治民行不行？这是一个可能的异化，异化的答案等会揭晓。

第二个叫做横向异化。我们说依法治国、依法治市，纵向到村，横向到依法治路，到了土地管理部门，依法治水，水利部门，依法治火，到了消防部门，依法治什么东西？假如我们出现了火灾，别人拿水拿消防扑，你说拿什么去救，依法怎么去救火？你没办法解决，你肯定会说，我要治的是后面的人，换句话说，你这种理论跟老百姓的感受差距很大。

我给的答案就是，两个异化的核心开始偏离了，我们讲依法治国或者法治什么，我们盯的目标，从法治诞生之日起，他盯的是公权力，只要是有公权力的地方，不管你是国家的一把手，还是小村长、小组长，你只要掌握着公共权力，法治都能够渗透，要跟进治理。通过规范你的行为、监督你的行为，保障你的行为，规范、监督、保障公权力，实现人的幸福和和谐有序。

如果你清楚这一点，治水、治土、依法治物当然也需要用法，民众依法，民众当然要守法，但这绝对不是我们要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核心和要害。我们是要治公权力，盯住它法治才根固。所以在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治理的路径，一个是公权力，一个是私权力。盯公权力就是，你公权力规范监督保障好，私权力自然就顺过来了。还有一种说，我把你的私权力管得好好的就可以了。这两个在较量的时候，中国走了几千年都是先盯住私人，没有盯住公权力，所以法治是大家从来没有过过的生活。

我最近在做各地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宣讲，你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它是一种以“革”为特点的改革，我解释一下。我们讲改革的时候都在说改革改革，是不是这个词已经最小了？不对，改革有两个词，“改”和“革”，“改”就是没完没了，永远进行，“革”就是一了百了，重新开始。所以，“改”和“革”决定改革不同的导向，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一定是以“革”为核心的。比如劳动教养原来有，现在退掉，调整生育政策原来有，现在还有，只不过调了。劳动教养是革，计划生育是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改，全面依法建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改，建设法治中国是改。法治建设中间存在不适应和不符合的问题，不适应要改，不符合要革，所以改革改革，先改了还要革，改革体现的是推陈出新。

如果你清楚这一点以后，我们现在的理念就是，我们之所以孜孜以求、追求法治，是希望我们对公权力，瞄准它，用“规范、监督、保障”六个字来解决，解决好公权力，老百姓自然就跟着跑了，全世界都是这样的逻辑走的，只要你走向法治。

（三）法治社会是要以法为最先的有序社会

有了两个理念的铺垫，我们说法治社会是要以法为最先的有序社会，为什么这样谈？我们觉得在人类社会治国有两种方式，法治和人治，两种方式，三招，你汇总过来就三招，讲情、讲理、讲法。不管你怎么绕，最后一定回到这三招。我们来看一个资料，情、理、法，我们先讲情和理，放在一起。大家看两张图片。

（PPT）这是原来发生在天津的一件事情，“民工工资讨薪新闻发布会”，是农民工朋友自己搞了一个新闻招待会，“讨薪发布会”上，这名“民工讨薪发言人”苗翠花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将自己的讨薪缘由、讨薪过程娓娓道来。她讲的是情和理，情就是我干活你没给我工资，讲理，你没给我工资，我还怎么能够生存下去，情和理。

（PPT）不支付民工工资是破坏和谐的行为，还我的钱。他就讲了我干活你要给钱，不给钱，监管部门到哪里去了，你该怎么讲？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回答一个问题，你这样做，你做什么事情事先有没有一个程序。换句话，面对老百姓讲情讲理，我们怎么去服务好他，这就是一个挑战，对公权力而言。而这个挑战有时候会让我们模糊，我们觉得我们是弱者，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

这里可以给一个答案，从公权力规范的角度来讲，如果仅仅讲情、讲理，我们面对老百姓肯定没办法让他满足，老百姓会有很大的怨言。他就按照他的情，按照他的理来走，每个人都这么走，这个序就乱了，这时候我们看看法。

（PPT）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中国人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最快的目的，见效快、成本低、容易复制。我们查遍了欧洲，在欧洲的法治时代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决斗是解决问题很好的方式，这个决斗就是，冷兵器时代用剑，热兵器时代用枪。

决斗就是，有一个裁判，咱们三个决斗就行了，我们假设，在欧洲我们不用假设，欧洲真的没有看过会出现下列这种情况，我们假设到中国来，你会看到，比如说中国广东某地，他们说这个方式很好，成本低，容易复制，简单。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说3、2、32 1，以枪为准开枪，肯定下面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张

三、李四都爱王五，张三和李四都对王五说“我为了你，我可以抛弃生命”，那好我们两个决斗，现在11点，到晚上6点我们就回去洞房，但是，我们要决定看谁更爱她。决斗就是一种方式，为了名誉，为了荣誉，为了性命，为了女人，男人在决斗，女人不决斗。一开始会看到，裁判说3、2、1开枪以后，张三死了，王五倒了，那个女的要谁？一个死了，一个重伤了，很可能的结果是，我谁都不嫁，我走了。又往下开始，你们突然会发现变化出现了，3、2、1，开枪的时候突然喊 3、2.5，再喊3、2、1，你听到有扳机声但是没有子弹，3、2、1，枪开不动了，然后裁判号令，子弹、手枪都解决了，又来3、2、1的时候一个人低头了，喊3、2、1的时候他侧身了，最后成了追杀了。

我的意思是想讲，在法治这个问题上，你信不信这个规则是法治的难点，而情和理这个问题上，你只讲情、讲理，你的难点就在于，讲情难以平衡，讲理难以单独的把握，这都是弱点。但是，这些弱点迷惑以后，让我们一个清楚的概念就是，情、理、法三式。情最大的问题就是远近亲疏难平衡，理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错是非难把握，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信赖良法难坚持。

如果这三个出来以后，我刚才先讲了它的不足，最后你在这三式里面选择哪一个作为大家事先共同的规则。我可以肯定的讲，我们都会选择法为主。为什么？情有可能你用得越深，伤害可能更多。

举一个例子，你是作为叔叔，也作为舅舅，你有一个侄子、一个外甥，两个都差不多，但是外甥的条件差一点，侄子的条件好一点，作为叔叔和舅舅，你就给条件好的给800，给条件差的给1000，这是你给的情，完全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试想，如果让侄子和外甥来评价你的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外甥会说你才给我这么一点钱，给他那么多，我条件很差，而侄子会说，你看我跟你是一个姓，你给他那么多，给我这么少，你明显是胳膊向外拽，等等的说法都来了，这就是情的麻烦。

理，最简单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注意，我之所以把存在的弊端和这三个分析告诉你的就是，如果面临这三招，你想过一个有序的、简单的生活，如果人很少、事很简单，你完全能控场，你肯定就选这两个。但问题就在于，一个社会人很多，你又不能控场，你还要有答案，还要有序，选什么？你只能选法。

所以讲到这里，我往下推的结论是，“思路要转型，明确而清楚”。以广东为例，广东在政府这一块，法治建设这一块提了一个跨时代的观点，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在总结广东法治建设、广东法治社会建议应该大力推广。

第25条，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坚持法理情相统一，在严格依法办事基础上，努力通过平等沟通、协商、协调、引导等方法促进社会和谐。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

我刚才念的是情理法相结合，但是广州改了，叫做法理情。情理法和法理情的区别在哪？答案是法先、理中、情后。如果是情理法相结合，我们遇事先讲情再谈道理，最后用法，中国一定是一个讲情，正面来讲就是讲关系的社会。所以，在中国讲情必然导致讲关系，这正面的。负面的就是，讲情必然就是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大闹大解决，闹就是一种情。所以正反两方面都摆在这里。

那如果你不这样来走怎么办？那你就把法调过来，我觉得法先理中情后，如果这么一来，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先问问法治怎么样，然后再讲讲理，谈谈情，你们觉得会不会不一样？情理法变为法理情，就像哲学讲到的，我要素没有改变，但是我把排序前移，这一前移，我们就会过一种以法为先的生活，情为后。实际上看似要求高了，但是，他给你的收益永远符合这个逻辑，弊小利大，这就是选择。

法治社会是要建立以法为先、理为中和情为后为原则进行生活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

所以从这一点，他要求你要信它、学它，然后才要过。很多东西我们生下来就有，耳濡目染，比如说德，比如说道理有，但是法律绝对不是你生下来就会有的，耳濡目染全部会有。不，你一定要学习有规则，掌握这个原则，这就是法治社会要求我们的。

我们看一个2010年11月19日的报道《中国体育往何处去：从金牌大国到体育大国》一个节选，这是何振梁说的一段话：

“严格意义上讲，公民是生活于法治社会的社会成员，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是公民的规则

意识，即依照法律、规章、契约办事的意识。在公民意识教育中，应特别强调规则教育，要让学生懂得，规则是硬的，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什么时候中国人都讲规则了，中国也就踏进了法治社会的门槛。”

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咱们广东在改革的前沿，比邻港澳，我们跟世界交往很多，你去看凡是讲规则、讲礼貌、讲程序、讲规则的那些地方，他们的社会普遍都是有序的、共性的。不在于他们品德比我们高尚多少，不在于他们情感比我们丰富更多，而在于他们把这个意识、规则比我们提前了。如果我把这个再放大，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的很多人在面对世界这样的话少一点就好了，你又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又没有给我们脸面。小到双方，你给别人讲，动不动你被伤害了，动不动你感情受到挫折了，人家会觉得你是成熟的人还是觉得你是一个需要再继续提升的人？我们应该先讲规则是什么，然后再往下讲，社会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法治中国一定也要是规则为先的中国。

所以，法治社会是法治为基本方式、以法为先的一种新型社会。这种社会我们没怎么过。所以法治国家的建立对我们来讲，现在还是理论研讨，未来走的时候，以中国的国际来讲，我们在座的各位没有过过，包括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落地以后我的判断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这一辈的，再加上我们爷爷那一辈的人，我们都没有过过这种生活。也就是说，口口相传的，还有你现在感知的，可能跟我们未来见的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一种新型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法治社会，因为它有序。

二、指引看病难争议的法治路

谈看病究竟多少时间才合法

在国内，我们一直有这种感慨，普遍抱怨排队等时间太长，看病时间太短了！应该没有人反对这种判断，你如果要看病时间长一点，除非你和那个医生是朋友，除非你有特别的身份，否则就是这样的。看病难是社会的老大难问题，现在还在难。

我是医学博士、法律学教授，看病难我的体会就是，我们关于医患之间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人有类似的特点，本来是医生和患者的问题，医生和科室的问题，科室和患者的问题，科领导没管好你的医生，最后不对，是医院没有管好，最后医院也不对，是这个行业没有管好，不对，是这个社会没管好，不对，是政府没有管好，不对，是这个国家没管好，还不对。最后我们的学者已经把医疗问题认为是一个世界难题了，我们就有这个本事，一步一步的上升，只要解决不了的就放到世界问题来解决，世界难题，我们来看到底是不是。

（一）国外、国内看病时医患沟通之间什么不同

国外，以我们的邻居日本为例，这是中国协和医院的医生在日本进修的时候一段忠实的描述：

“我遇到过一个心绞痛、择期做冠脉造影的患者。操作前夕，医生和患者家属们一起坐在一间布置得很温馨的谈话室里，桌面上摆着心脏模型，然后医生从心脏的血管解剖开始说起，慢慢解释患者的胸痛是怎么形成的，最新的治疗手段是什么，可能会有什么风险，最后才是签署同意书，整个过程大约花了45分钟。”

我们中国协和医院的医生说，我对谈话医生感叹说：“你们有必要说得这么详细吗？”他笑了笑：“在不能保证百分百做对一件事之前，任何一步看似无意义的铺垫都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刻变得无比重要。”

我们政府部门哪个部门态度特别好，我敢打赌，信访部门的人特别好，你说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不给你解决，而解决问题的人态度往往都不好，有权能解决态度基本的问题。我想单位是这样，人也是这样，你到一个单位去看，往往这个单位的人态度特别好，但往往这个人不解决问题，态度不好的人反而解决问题，这就是各有长短。

如果你清楚了这一点，为什么日本要这么来做？这就是我们思考的，为什么他要花45分钟？国外看病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人家人口少吗？日本也是几亿人，在东京的密度不比北京、上海、广州要低，为什么他们也能这么去做？

国内，2013年3月5日，中安在线-安徽商报《人大代表：3分钟看完病 患者不爽我理解》（节选）“病人看病过程中的感受不好，又没有发泄渠道，长久则导致恶性事件发生。”许戈良说，我非常理解病人的感受。“很多患者是从下面地市辗转来到省会三甲医院，他们对医生抱着热切的

希望。挂号要排队，看病要排队„„好不容易排到了，3分钟看完。这一系列的等待、检查、仓促，病人的感受当然不好了。”

“医生不3分钟看完怎么办？省立医院一年诊疗210万人，这意味着每位医生一上午至少要看50人。”许戈良说，每天早上，所有的窗口都打开也满足不了挂号的病患，病人挂不上号同样要抱怨。

这个社会不会有序，一定充满抱怨，民众不高兴。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政府不高兴，老百姓不高兴，社会不高兴，媒体也不高兴，都不高兴，我们是不高兴而生活的。

那么国内看病为什么就可以这么短呢？第一，人多；第二，医院太少；第三，说好医生太少，优质的东西太少，所以这样。因此，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培养更多优质的医生，医院做很大。但是大家突然会发现，等把这个医院建起来了，又开始重复了以前的抱怨。中国已经走到一个圈上了，凡是社会问题，最后给你的答案就是优质太少，所以要建，但是需要时间，不要急，就过去了，有的可能希望都没有，有的干脆跑掉算了，然后又会强化这个社会只有找到关系才有希望，又扭曲了。

（PPT）这是内科的，白白净净的人，其实彼此看对方都不好。

（PPT）外科，开刀不开刀都是死，咱不签这个字，没办法，都逼到了这个份上了，彼此都已经到了墙角了。那怎么办？首先找熟人，情为先，找好人，找个讲道理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子弟兵标杆，就找他，然后就找关系，如果找不到就送红包，然后就找媒体。

所以，看病基本上有三样关系，要么就是血缘，人类有三样东西维持彼此的关系，要么是血缘，没办法，一家人，要么就是利益，只要给东西了就能维持，要不然就是法律。所以血缘、利益、法律是我们彼此关系的三个维度，其中前面两个可遇不可求，法律又往前了，为什么。

面对医患之间的问题怎么办？以医生为例，大医生告诉小医生都会这么说，你给病人讲这事要靠经验，要少说，要不说，要看人说，要选择的说。这一搞小医生就糊涂了，我不说，他说你怎么不说，你说多了，他说就你话多，我们这里都不说。你突然会发现我们真是防不慎防，这就是中国人的现状。以中国的新闻来看，这些年来，我有时候开玩笑告诉媒体，我说把新闻的年月日取掉，你5年后再放5年前的又跟新的一样，我们有发生，没有总结，很少有提升。

我比较这两个以后，医患沟通之间不同在于，国外的医生既看病更看权，国内医生只看病往往不重视权。也就是说，法治社会为什么要？它背后支持它的是什么？怎么才让它跑在前面？我们讲时间长短，对患者看病中的意义和价值，为什么？这个时间长短对患者看病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

比如日本，以心绞痛、择期做冠脉造影的患者为例，医患沟通要不要谈这些问题。心绞痛、择期做冠脉造影、心脏模型、心脏的血管解剖开始说起、慢慢解释患者的胸痛是怎么形成的、最新的治疗手段是什么、可能会有什么风险、签署同意书。

这7个问题日本医生一定都谈到了，他如果不谈到他就看不完这个病，因为只有45分钟。注意，看病难最核心问题不在在时间之长短，而在于医生能否通过看病这个过程把法律法规对于人的权利保护给实现了，也就是把我去挂号看病，法律应该给我享受的东西，你要给我讲全、讲清和讲明了才走。这时候，时间多少才有意义。这时候，看病才体现为依法行医，这时候看病才是在有序的进行。

如果你提出了这一点，医患在沟通的时候，法为先，医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如果情为先，你是老人，我多给一点时间，你是漂亮姑娘，我再多给一点时间，反正我们各自讲情，所以没办法了。所以，法治需要有平等。

我查遍了整个医事法律，可以综合性的告诉大家有10类。

有名事项类：6项

① 病情；②医疗措施；③实施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④医疗风险；⑤替代医疗方案；⑥实验性临床医疗。

这些“有名事项”你都说不全，表明你行医不能满足依法的基本要求。这时候在判断他思维上有问题，法治行医你没有做到。

注意事项类：3项

⑦及时解答其咨询；⑧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⑨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

你的血脂高，要注意，到底是要注意什么东西，怎么注意，“注意事项”如果你说不全，你的沟通方式就有问题。比如这个药一天吃三次，我高血压，我一天吃三次，我白天血压控制得很好，一到晚上又不行了，你坚持吃药，这个病人越吃越痛苦，白天的血压和晚上的血压完全不一样。你们知道答案在什么地方吗？我们讲一天吃三次不是一天吃三顿饭的三次，吃饭是早晨、中午、晚上一天吃三次，但是，血压是8小时吃一次。所以你按照吃饭的时间一天吃三次，你肯定白天控制血压很低，晚上又起来了。

开放事项类：1项

⑩ 等。

如果我讲不全就用 “等”字。

我小结一下，有名事项类6个，注意事项有3类，这些以外的还有一个“等”字，比如岭南大讲堂有宋儒亮等学者来讲，不仅仅是有我，还有很多。把这三个讲对了你才是看完病了。所以，答案就是，看病患者在行使患者生命健康权，救治在履行着医生的执业权，在医生看病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是权利的交换，我有这个权，你有那个权，我们交换给我们带来秩序，我们不仅仅是你有情，我有情，那各自讲情又会产生错位。

（三）指引看病难争议的法治路

法治社会中间，靠经验、少说、不说、看人说和选择说等都难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先按法—六类有名事项、三类注意事项和一类开放事项——说，才全面和正确，才是依法行医。先按法办。确定沟通时间标准。超过或者不够都需要改进。确定标准。再确定医院门诊挂号数。

比如我们找一个主治医师、主任医师，你分别找同样的病人去看，最后我们取三个的中位数，如果看一个心绞痛、择期做冠脉造影的患者。最后我们得出来，他只有20分钟才能讲清楚的话，你看3分钟，其实先是违规了。不要讲我早晨没有吃饭，我连水都没敢喝。为什么？我怕上厕所，我把时间全给了你，你还要我怎么样，这是用情来攻法。因为根据法律，我有20分钟的时间，你才能把这个讲完，你为什么不喝，你也可以喝，你不喝水是你的事情，但是，你不能侵犯我享有20分钟的权利。

如果你提出了这个，你会知道答案，只有医生确定了标准，我们再确定医院门诊的挂号数。为什么医院要搞那么多门诊号？你说病人很多，病人更多，你根本搞不急，你不能不求质量只要数量。我们有的医院说，医生太辛苦了，原来挂一个8块，我给你加到20块钱。那我就问了，你增加了12块钱，病人看的更多，其实医生挣的更多，那到时候医生是为钱而死还是为工而死？你没有解决权利的问题，你只是通过经济，只是通过数量，没有意义，因为你违规了。

如果我们在挂号制度上设计，就可以倒逼医院依法管理，你只能看多少，媒体评价的时候不是看得多就好，看得少就不好，政府管理，国家管理都是有序的。否则围墙用了，违规又过去了，我们不是有序，没有制度的调整。

我总结的答案是，依法看病才不难，按法说明才清楚。也就是看病难，难不难，如果我们按照规矩来了，你可能说宋老师，按照你这样来讲，我们原来看200个，最后只能看20个，还有100多人怎么办？我的答案是，即使这时候难，也不算难。为什么？要有序。那你说人不是都死了吗？不对，你反过来看日本，他们用一个制度解释叫做挂号，为什么要预约？预约的理念核心在于对于你的权利的尊重，实现有序。我要给你看一个就要保证好，我为了这个我按照时间来给你预约。还有一个办法，急怎么办？急诊一定要急，不是急诊就按照预约，就有序。

我们全世界调查，从来没有说中国这样看病多的和按照预约来比，我们中国人的寿命比他们要高。但是，他们可以让每个人来看病的时候享受到有序带给他们的快乐。尽管他们可能会慢一点，但是，这种慢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序必须付出的代价。

打个比喻，这个女同志生孩子这么久，你搞个三个月就出来，要搞十个月干什么，我们很多就快在这里，太急了，明明十月怀胎是科学是规律，你非要搞得那么急，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所谓看病难，难在什么，我们缺乏有序，很多所谓的再搞大医院，再培养更多，这是永远无止境的，因为人会越来越多，你没有序。看到最后就是好医生累死，好医院挤死，36 真正的是病人等死。因为它不是有序的，既然不是有序，没有规则，没有权利为先导的，答案一定是谁强谁权谁入伙，风险很大。所以，要法治社会。

三、救治路边倒地人的法治路

谈两类好人与法治社会启动

（一）已发生的、有极大负面社会影响的案件

（PPT）彭宇案，2014年10月19日上午11：30分，以“彭宇案”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相关结果约1,900,000个。百万级，也许变相的会更多。

（PPT）小悦悦案，2014年10月19日上午11：30分，以“小悦悦案”为关键词，百度搜索，相关结果约19,400,000个，千万级，也许变相的会更多。

（PPT）深圳女高管猝死地铁口事件。2014年10月19日上午11：30分，以“深圳女高管猝死地铁口事件”为关键词，百度搜索相关结果约400,000个。十万级，也许变相的会更多。

我想给的答案就是，我们上月球容易，下深海容易，最难的就是救身边人难。就像我们讲的一样，我有远大的理想，我要追求很多，厕所都上不了，我们都是普遍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一讲你就是没品德，我们很少讲你没有规矩，品德太差，人品太差。怎么办？社会太险恶，彭宇案告诉我们好人要当心？！我们如何能过清清楚楚的有序生活？！大家都在呼吁，我不敢做，做了倒霉，这个社会为什么好人那么短命，我想现在到了改革时代更需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指引的生活。我来尝试给大家讲四种路径四种命运，你们来选择。

（二）法不清，德难行

一个国家的法律没有定准，这个国家的国就会出问题，而且很可能会出很大的问题。

彭宇案，焦点在于，彭宇到底是见义勇为之人还是案件当事人？

当事人是跟他发生碰撞，不管是我主动碰他，还是别人挤过来碰到我，只要碰到他。见义勇为的是倒在地下的人，我跟他根本没有任何碰撞，我只走过来看到一个人，然后我去帮忙，这叫见义勇为，一个是有接触，一个是没有接触。我问大家一个核心的问题，根据你们现在的经验了解，你们认为彭宇在这个案件中间是见义勇为之人还是案件当事人？认为是当事人的举手？不举手的就认为他是见义勇为之人。只有少数几个人举手，那你们面对他们，你就会觉得讲不清了，有一种感觉，秀才和兵，人家说你才是一个假兵，我是真秀才，讲不清。

百度百科：

事实真相：对于调解结果，彭宇最近也表示，在2006年11月发生的意外中，徐寿兰确实与其发生了碰撞，事后经法院调解，他对结果表示满意

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讲的非常对，鉴于本人也承认徐寿兰确实与其发生了碰撞，因此，从法律上说，彭宇应当是人身伤害案的案件当事人，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见义勇为者。尽管他最后做的事情和见义勇为相似，但是他是当事人。

这个案子更可怕的是二审调解，包括小悦悦，类似的案件我们的考虑。我有一个观点，凡是重大的案件不要轻易调解，法治社会是要有理念指引的。如果我们的社会都是靠调解来解决问题，这个社会是可怕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医疗纠纷的第三方所谓的调解，都说，都在夸。其实我想说一个概念，比如我是一个教授，我在其他国家买东西，买衣服，一买就是China，材料是我们的，手工是我们的，只有牌子是老外的。你再问他这个人，辛辛苦苦把好材料给了他，他给100块钱你才拿10块钱。为什么？人家是品牌，咱们没牌子，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我们要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走，因为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但是，为什么人家要找我们？因为你们的手工特别好，做的特别快，这是他们找我们的理由。

反过来讲，调解是什么？调解最终他不培养理念，调解最大的特点是培养操作的熟练工，很快的做。你用两个月，我用两天，你用两天，我用两个小时，我用最快的速度帮你解决完。所以，如果我们的依法治国最后把调解当做主流来做，那中国就不是法治大国，中国只是解决法治、处理法律问题的大国，就像我们是加工厂一样的，我们就是法律纠纷的加工厂，我们会快速处理，但是理念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又做的是低端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理念。举一个例子，理念的重要性，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一句话将会做为呈堂供词，你有权在律师场合的时候来说，你要不要请律师？你们应该非常清楚，这就是米兰达法案。米兰达是一个美国黑人，强奸一个女的，最后被

抓起来了，女的承认，他自己也承认，警察一问，全部说了。在庭上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米兰达的律师说，根据美国的法律，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是你没有给他讲的权利。第二，他有让律师在场的权利，你又没有告诉他，这时候你让他讲，让他自己证明自己犯罪，这违反了美国的《宪法》。最后判米兰达个案来讲，米兰达放了。但是最后美国说出了这么一个理念，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你所讲的每一句话将会做为呈堂供词，以后警察都知道，我就是把他抓了，最后法院不判他我白干。我不讲这话，所以我只有讲了这话我才干活有意思。他一开始是不情愿的，如何讲，最后讲久了就成了习惯，他懂得规则了，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类似这样的案件经常发生。

还有现在讲的很多案件，这个案件输出了一种理念，这个理念让我们看到了追求和价值。如果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个结果，怎么搞定的？保密，不知道，那我们就不断的搞，反正最后拿到钱了，什么事都没有。我们不能再这么走了，规则的社会一定是要知道前因后果的社会，要不要透明就打一个折扣。所以彭宇也承认是当事人。

我给的答案是，彭宇案件没有给公众，没有给社会交代，他是给了当事人交代。我的提示是，这个案件“德”没有彰显力量，“法”没有伸张正义，德法全输。我的观点是，如果法查不清楚，德就走不远。你连彭宇到底是当事人还是见义勇为之人你都不清楚，你让我们怎么去走德，最后德就跑掉了。所以，法查不清，德走不远。反过来，规则的社会如果权利都没有定准，这个规则根本建不起来，社会一定是无序的。那如果要化解怎么办？我们现在有一个难题，依法治国我认为一个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化解这个。

（三）再遇到类似案件我们该怎么办

四中全会有一个原则我非常赞成“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和道德，什么来统一？我今天想讲，这个社会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社会的民众普遍德到骨髓里很厚，但是没有法，怎么把它结合，这个不结合出来就产生不了力量，反而产生抵消。我们看四条路径四种命运。

路径一：常选择性地惩罚部分违法人

小悦悦案件，小悦悦案件的结果是这样的，老外报道，中国太吓人了，中国人太可怕了。

小悦悦案处理：百度百科：2012年9月5日，肇事司机胡军被判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我问两个问题，第一，路过的人没有处理，能不能处理？往后看，关键的问题是小悦悦的父母我们怎么对待。她父母丢了孩子，很痛苦，又是捐钱又献爱心，安慰、节哀，最后离开了，说广东是一个有人情的地方，不在这个地方呆了。我们有情，也有理，情就是丢失了孩子，痛苦，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了，理就是心痛子女，谁都难受，所以我们给钱捐物，就此不责了。

《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小悦悦案件中，我们有没有讲过对她父母任何的惩罚？没有。为什么没有？小悦悦案件给了情，给了理，就是最后法没有给。所以中国的婴幼儿死亡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为什么？因为很多的父母要生存，要挣钱，所以孩子没法管。注意，从法律上来讲，你为了挣钱，挣钱是财产权，孩子是生命权，你不可能为了财产而丢失生命权的。第二，孩子是父母的，是社会的，还是国家的。给父母给了交代，社会没有给交代，国家也没有给交代。所以很多父母说，死了孩子那就死了，痛苦就痛苦了，他觉得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在国外你会听到，这个孩子没人管，马上有人打电话，警察过来带走了，孩子父母来了之后要审查你的行为配不配照顾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也是国家的，不是你的私人财产，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父母的责任心你敢不敢丢，丢了以后用什么培养你，教育你，缺乏交代。

路径二：气愤并举报部分违法人

我可以很气氛，我举报，比如在这个案件中间，路过的十几个人，我们有没有处理？没有什么处理，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以党来讲。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五十三条明确说了，遇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这十几个人有没有党员，如果有党员，你肯定不在乎党员，我们要查，告诉老百姓党员扮演什么角色，这都有党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体系中间党内法规体系作为法治的一个主责部分，更加强调了这一点，这就是法律体系的一个规定。所以，媒体讲，只要当官的人开过去，我们赶快去保护他了，当群众的，你只要是党员，都应该担起这个责任。

路径三：运气好遇到好人

“托举哥”2014年10月19日上午11：30分，以“托举哥”为关键词，百度搜索，相关结果约1,410,000个。百万级，也许变相的会更多。

（PPT）这个孩子多可怜啊，他的父母到哪了，父母说我们出去办点事，没办法，只能留在家里。所以，那段时间你经常看到电视都在找好人，我看到的是，我们的父母都干什么了，没什么事来看看街上有没有掉东西。遇到好人就是机遇，十年一遇，百年一隅，千年一遇，遇不到就一起倒下。这就是前面三种状况三种命运。

路径四：法律保护人人可施援手

你要讲法治社会，能不能改变？我们怎么去改变？这是我讲的一个重点，我们看四中全会怎么说。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我以深圳女高管猝死地铁口事件为例，我用法来选择。这个女的在深圳浅水湾地铁站，走到地铁口快出来的时候没劲了就倒在地上了。情况是这样的，深圳地铁来了，打个电话维持一下现场，然后打120，120在50分钟以后来了，很多路人走过，看一眼都走了，这个女的就死掉了。然后家属向媒体报料，然后解读这个社会多么冷酷。我们有的媒体说，到底人有没有爱心？昏迷了那么久，有的媒体说，趟在地上的就是记者，试试看到底看看有没有人来，趟了半天也没有人来，趟就趟了，没人理你，算了，不报了，这就是现状。他们为什么不找法律，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都说社会乱了，社会不行了，崩溃了，道德的说词全出来了。我给大家的答案是，有法律规定,也有操作步骤，我的步骤是八步。

第一步：寻找证据

第二步：寻找伙伴

第三步：见义勇为

第四步：回答询问

第五步：放弃权利

第六步：主张权利

第七步：法院诉讼

第八步：法律反思

一个人倒地了，走过来看到以后，我要见义勇为，我怎么办？

第一步，我会看看四周有没有摄像头，寻找证据，这很正常。注意，法治社会、规则社会他要做这些，不是谁心虚，也不是谁保卫，社会就必须是这么运作的。

第二步，我会到处看，因为我走过来肯定不是我一个人，后面有人，我就会跟他说，你看，我是打算救人的，我想去救，您愿意跟我一起帮忙去救吗？我猜过去了，没问题，我把我的卡片给你，你能给我留个电话吗？答案就是，如果我遇到麻烦了，你能帮我证明一下，我觉得这样的人能找到吧。关键我去救人，我去帮他的时候，我肯定要打电话，要找机构，这需要时间。

注意，法治社会、有序社会，你做好事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而且你要解除你的合理怀疑，真的是不是你碰到的，必须解读，这个不要从情上来讲，法律可以讲。公安问话，卫生问话，家里人问话，综治问话，媒体问话，都可以问。关键是一天答不完，我在那里住两个晚上，我请假。最后弄完了以后讲清楚了，家里人一定会感谢我。当然，在家里人这个问题上我有三种选择，第一，不留名不留姓，直接就跑掉，我估计媒体一定能找到我，找到我以后，我说没关系，我是党校的这么做，谁都会救你，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媒体说真是一个好人，这是最经典的报道。

第二个报道，我留名留姓，跟他讲，很遗憾，没做好，你们要节哀。如果我留名留姓，我再留点钱，我就跑了。如果留名留姓留钱，我假如还有伤残，有死亡，那就更了不起了。

关键还有第三种，如果我讲完了以后，他家人感谢完了以后我说不用谢，都回去了。但我

要说一点，我帮了这几天，我没有责任，您也知道，但是我花了钱，你应该给我六千块钱。你估计家人会怎么说？有可能会有三个观点，你连死人钱都要？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你们党校的教授说一套做一套。第三种，我们家人倒地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瞎操心。可能真有这样的观点，我也不跟你提，我到法院去。我跟法官说，我跟倒地的人没有法律的关系，又不是血缘，又不是婚缘，又不是亲属，我跟他又没有约定的关系，又不是同事，又没人委托，我就一个路人路过看到他。但是，我为了他，我打了电话，接受了问话，帮忙送，我还做了很多事情，我提供了管理和服务，我为此花了六千块钱，我不要可以，我如果要，是我的权利，注意，是我的权利。就像你有结婚的权利，你可以不结婚，但是，结婚没有人挡得住。

《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 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这是27年前的法律啊！

今年的判决一定是这样的，人家住一个晚上150，你住一个晚上800，太高了，人家吃顿饭15块，你一顿饭吃300块，太高了，人家去问话都是坐公交车，你打的去，太高了，你务工哪能务这么多钱，一扣，我要六千，才给我两千，没关系。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如果要这个钱，你们觉得我还是不是好人，认为是好人的就不要举手，认为我这样做绝对不是好人的请举手。一个举手，答案出来了。

我们换一个话题，我拿着1块钱去农民那里吃5块钱的东西，我们都说去农家乐，吃农民的，结果我们知道。我拿着5块钱到商家去吃1块钱的东西，商家真坏，无商不奸，骂商家。我问大家，你们要想吃的好，吃得丰富，吃得长久，请问你们靠农民还是靠商家？答案就是，你选择小农的计划经济，还是选择市场经济。同样，你要靠在路边不留名不留姓，倒贴钱，人死了，就可以了，这样的人有没有？我们全社会都追求，他叫顶天人，活雷锋。留名留姓，要钱，这样的人是尊法的人。

有两种人，顶天的人是雷锋，强调的是德，立地的人，尊法的人，强调的是法，德和法一定要联手，德还是法，德搞不清楚。法不要德，那这个社会就缺乏持续的动力。打一个比喻，我是个男的，这个女的特别好，离开她我一定会死，所以她不能走开我的视线，吃要跟我一起，住要跟我一起，她跟任何人讲话我都不开心，她做什么事都要跟我商量，我对她可是呕心沥血。换句话说，你觉得这个女的得到的是爱还是痛苦？最后你把我搞死算了。为什么？我对你这么爱，你还不行，你没有给我权利，我的权利没有，你没有给我权利，你给我的德越多，对我的伤害可能就越大。

如果这样我改变一个观念，好人就是活雷锋和尊法人之总和，这就是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如果好人你只是见义勇为的雷锋，那我告诉你，你还是会上天，你还是会下海，很多身边人还是会这样做，我为什么要做给你看。所以你会发掘，好人如果是物以罕为贵，这个社会是可怕的，如果你一定要把好人弄得只有凤凰为骄。大多数用沉默表达一个观点，如果你搞的每个人都回去做了，这个社会不但能解决当下的问题，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有法律的问题。

所以十八届四中全会讲得真棒，“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的问题，如果不发挥法治，那个答案就是腐败，所以要法治社会。

四、规范小额广告礼品的法治路

谈小礼品、贿赂和腐败的惩罚

我们讲商业贿赂，官商勾结最多，那这里面，商业贿赂犯罪以前就是违法，我关键想讲一个规则，我一直讲法治社会要以规则为先、权利为先。那么，我的问题是怎么看规则。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是管商业贿赂的主管部门，这个部门有个规定叫做《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现在还有。

第八条

经营者在商品交易中不得向对方单位或者其个人附赠现金或者物品。但按照商业惯例赠送小额广告礼品的除外。违反前款规定的，视为商业贿赂行为。

我觉得有两个判断，第一送点东西不违规吧，只要是小额广告礼品就可以。但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什么叫做商业惯例的小额广告问题，这就是命门，这就是法门，这就是要害。

我的答案是，工商局能够用权换这个钱就靠这个，利也靠这个，他最后被抓进去也因为这样。为什么？因为小额广告礼品较少，你们谁能知道教训。你会发现这个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来谈。我给大家一个答案，你们说在王石眼里的小额广告礼品是什么？40平方的房子当广告礼品

可不可以？肯定可以，这个小规模算什么？你突然会发觉，我们说一律平等，结果商业经营的范围不同，平等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我说是就是，我说不是就不是。内资的做法

始终坚持“三个区分”。即把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与明知故犯而违纪违法的行为区分开来，把国家尚无明确规定时的探索性试验与国家明令禁止后有法不依的行为区分开来，把为加快发展的无意过失与为谋取私利故意违纪违法的行为区分开来。做到惩处腐败分子绝不手软，同时注重设立“安全区”，让干部尽可能地既干成事，又不出事。

——《广东反腐倡廉建设情况通报》2013年1月28日。

请问你们作为企业，你们说怎么防小额广告？你们会说学无止境，永远学不完。最后你得到的答案，学这么多没用，我只要搞到管我的工商部门的人，把他搞定，然后我再找一个领导搞定，他说不是就不是，搞不定他什么可能都是。所以学了要用，学是意思一下，用才是关键，又回到了把情搞定，因为搞情最容易的就是那几招，给金钱、美女、红包，又回到这里去了。

外资的做法

2007-09-15日新华网报道，37家大型药企承诺平时不向医生送礼。

本报讯(记者郭莹)为了加强企业自律、规范药品推广行为，昨天，37家国际大型药品企业在京签署《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共同承诺平时不向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提供用于个人目的的礼品；法定节日赠送给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礼物也不得超过200元。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小额广告礼品的金额是200块钱，只要定下这个，我们企业就认为是。

本来这个规则由工商局定的，他不定，企业就自己定。外资企业为什么一个企业很弱，他为什么总是喜欢联合起来搞一件事呢？而我们中国的企业往往联合起来就群龙无首，只有一个就是强悍无比呢？为什么？关键就是规则。龙和虫的区分就在于规则是用还是不用，不用规则，你只能当我，否则你必死无疑。你要用规则，虫都可以成龙，因为我们可以共同完成。西方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规则，他打一个国家，侵犯一个国家，他都是结帮团伙的。为什么？他一谈就是盟国，我们一谈就是历史上悠久的国家，我们还是讲情。我们有时候是被情所困，我们没办法说，一说就没有情了，但是明明他不对，怎么办？这也是麻烦的事情。

我想告诉大家，定小额广告礼品人治凭的就是关系，法治靠的就是规定，工商局某些人滥用职权收钱就是靠小额礼品这个法宝，他兴也是如此，败也是如此。讲一个小故事，这里很多女同志，你们做饭可能遇到点麻烦，还好是一家三口，你只要做给你的老公，孩子培养成长。咸，因为我们不咸就淡，不淡就咸。所以，我们得出结论，盐是菜之王。有一个厨师有一天这样子跟大家讲课，他面对底下年轻的厨师，他著作等身了，他告诉底下的厨师，我今天给你们来讲，我的答案是我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把握好盐。为什么？我当时大学毕业，我做菜，做的很好，顾客都说好，突然有一天经理过来了，说张厨师，群众说你做的菜花样很好，但就是有点咸了，下次别搞那么咸了。简单，我下次就少放点盐，结果我以为没事了，没想到经理没来，部长来了，部长说，张师傅，你做菜那么久，尽管花样很好，但是，人家总说你做的菜太淡了，你怎么不淡就咸，不咸就淡。我们听说这段时间你谈恋爱了，没有谈好还是家里有什么事，思想不稳定。要注意一下，组织找你谈话了。一谈压力更大了，下次炒菜到底是淡还是咸，是咸还是淡。所以，在北方几乎厨子都是男的，女的不合适，穿个大裤衩，拿块热毛巾，一身的汗，领导一看，看他做事踏实，我用态度来取胜，我兢兢业业，我任劳任怨，我没功劳也有苦劳。领导说这小子可以，态度端正，这一点就没办法，人无完人，孰能无过。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做菜就是把握不了盐，盐都没有把握好还能把握好其他大事吗。

领导说这样吧，你的知识那么深，广州开个世界烹饪大会，老外也会来，你去交流一下，他一交流吓一跳，大家谈起做菜的花样、色彩、味道，中国简直跟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但是，他们好象没有难题，他们的难题就是花样搞不定，你们太多的花样了。最简单的是放盐，中国人最难的是放盐，他们最简单的就是放盐，学习学习。问一下，你们怎么放盐的，很简单，WHO（世界卫生组织）说人一天吃6克盐，一顿2克盐，给我们一个勺子就是2克，这些这么放，如果谁不够，把盐端上来他自己加，从来没有人提咸和淡。你们怎么放盐的，我们是盐放少许。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看着抓吧。

所以他突然觉得，要想做好菜，必先做好人，中国人的话，要想做好事，必先做好人。因

为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喜好，你要了解这个人怎么办呢？第一，找保安，先找车场的老板，外地客人一来先停车，问保安这是什么客人？保安说这一帮是客家人，知道了，门卫一听客人谈话就知道是客家人，然后再找侍应生，平时给他点好处，给人家点好处，叫他们打听来的是什么人。所以，客家人咸一点，广州人淡一点，少许就可以了，我要做好这个事必先做好前面的调查工作。

突然有一天调查都说是客家人，结果这一做，没想到尊贵的客人大发脾气，那么咸，怎么搞错了呢，都说是客家人，最后才发现有6个客家人，其中有一个头是广州人，他说太咸了，结果大家都说咸了。又没搞清楚头是哪一个，又被骂了他一顿，所以干工作永远是如履薄冰，干一天累一天。请问大家，我们做菜不咸就淡，不淡就咸，规则是少许。那你说社会也好，国家也好，不左就右，不右就左，左了又左，然后社会又讲情又讲理，最后讲得一团乱。还是因为我们缺乏规则、权利意识，我们凭的全都是我们用大量的经验来回答，实际上盐少许根本不是做菜的原则，是管理厨子的方法，加群众意见，加盐少许，谁来了都会改变。群众有的吃咸的，有的吃淡的，如果我找一些吃咸的，那就淡了，我找一些吃淡的，那就咸了，最后解释权在我。

我用这四个方面一直描述着，我们要建的社会应该是规则为先，法律为先，权力为先。所以我的汇总是，情难平衡，理难把握，搞法治最难的是坚持。我们现在中国已经走到了法制的道，但下面能不能坚守是我们考虑的，我们会迷惑，学习多麻烦呀，我怎么样做最随心所欲，但是，看似很方便，进去很方便，但是你要走远，走规矩了就很难，所以我们要舍弃。

国、社会、家，还有我们的工作，我给的答案是，法治才是给人民的最大福利。而法治社会的建立才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生活在法治社会，要法治社会才能过有序生活，而有序的生活才是安详、平静、静心、大家都满意的生活。

感谢岭南大讲坛，感谢各位，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辛向阳：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论断——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转载)(2014-11-26 22:02:00)转载▼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街道，跟大家简要分析一下四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我的题目叫《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论断》，因为我三中全会讲的叫《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词》。三中全会确实是根本性决定中国命运的，四中全会可以说，很多的新论断会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径，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论断。当然论断有很多，我们今天上午两个小时，讲不了太多，就选了这么六个论断，会影响到我们各方面发展的论断，跟大家简要的分析一下。

大家知道，四中全会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呢？就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会议。用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界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或者说关键阶段，我们到2020面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五年的时间了，而我们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征途之中，在这个阶段召开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于中国的发展确实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围绕四中全会，主要讲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论断就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是中央提出的一个新论断。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有三个“事关”：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我想这个是对中国今后发展会产生非常深远影响的论断，它有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如此强调依法治国的作用？我们知道，依法治国在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人类这几千年以来，凡是文明、长久的、兴盛的国家，都离不开法律体系的建设，都离不开依法治国，尤其是现代化的国家，跟依法治国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下面至少三个方面可以体现出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第一个，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要求。为什么在三中全会之后马上要召开一个四中全会，要解决依法治国问题？其实我们知道，三中全会的很多的精神要想得到落实，那必须得以法律体系为基础，也就是说三中全会体制改革的要求，如果没有法治体系的建设和配套的话，那很多的精神是落实不到位的。

比如说三中全会提出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要想得到落实，那必须要制度化，制度化的一个跟根本条件就是要法治化，有法治的基础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才

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法治基础，我们只能是说说而已。所以，这一点，要想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必须通过法律体系的建设，让这个规律能够根本性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

再比如说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那么，什么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法律体系上就得界定啊，如何保障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你必须有比较明确的法律界定。这个“混合”，国有资本占多少，集体资本占多少，非公资本占多少，才叫混合所有制？法律上必须有清晰的界定。

再一个呢，三中全会讲，要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股，那么，要员工持股必须有法律，如果没有法律就成为非法集资的行为了，这种员工持股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界定，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员工持股问题非常多，可能遇到非法集资、非法融资的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法律界定，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很难。法律界限不明确的话，那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非法集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这个法律界限不清楚，三中全会的很多精神就落实不到位。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这个市场经济要想更加完善，必须要有法律体系的建设，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产权的保护，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产权制度是很难得到保护的。所以，四中全会在保护产权体系方面，做了很多的论述要建立产权发展的法律体系，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一百多年以前，毛泽东的老师，他的岳父杨昌济，在二十世纪初曾经游学欧洲，曾经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就是德国一个皇帝为了扩建皇宫，随意毁掉一个平民的地产，于是平民告上法庭，法庭依法作出裁决，德皇应该退还平民的地产，并给予赔偿。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知道在杨昌济之前五十多年、六十多年，法国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叫托克维尔，就是王岐山让大家读那个书，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那个作者，其实就讲过这个故事了。过了五六十年，杨昌济又提出这个故事。

我最早是1996年，18年前，第一次参观德国的波茨坦无忧宫的时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听导游讲的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当时德国的皇帝，腓特烈大帝在1747年，修建了无忧宫，1776年，要威廉二世成为普鲁士新国王，结果发现在无忧宫西北角有一个水磨坊的风车挡住了无忧宫，德皇让侍从去跟磨坊主进行交涉，付他一笔钱，让他拆掉磨坊，但是磨坊主不肯，说是这是祖业，不能拆，德皇一怒之下让人把磨坊给拆了。但是磨坊主并不恼怒，他想皇帝也是人，也得遵守法律，便把德皇告上了法庭，法庭最终作出了裁决，德皇必须完整地重建磨坊，于是磨坊重建起来了。多年之后，磨坊主去世，他的儿子又经营不善破产了，无奈之下想把这个磨坊卖给德皇的儿子——另外一个威廉二世（原来那个叫腓特烈·威廉二世），磨坊主的儿子就给另外那个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把磨坊的情况与他们父辈之间的恩怨讲了一遍，威廉二世收到信以后，给磨坊主的儿子回了一封信，他说亲爱的邻居，磨坊无论如何不能卖掉，不仅是你的祖业，而且象征着德国法律的公正，现在送上五千马克作为维修费，望能使磨坊得到保护，于是这座磨坊保留至今。

所以，上个月我再次来到无忧宫，看到这个风车依然在转，所以腓特烈在法庭作出判决以后说了一句名言：“当司法从事不正义的时候，那它比街上的抢劫犯更糟糕，一个磨坊主就是一个和我一样好的人。”尽管这个磨坊主起诉了我，但是这个磨坊主是依法办事，我最后也是听从的法院的判决，我们俩都是好人，都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来做，这个皇帝就讲了这么一句名言。所以，这个故事在欧洲是影响比较大的，有很多的漫画曾经都讲过。所以这个磨坊到现在还在转，转了快300年了。

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保护，这个磨坊能保存在现在？所以现在这个磨坊在转，当然不是下面在磨，不是，下面已经成为了一个博物馆了，可以去参观，你去德国，离柏林很近，几十公里的一个地方，叫波茨坦无忧宫，确实把人挡住了，但是人家磨坊在先啊，你当初规划没规划好，你不能怪人家的磨坊挡住了你，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产权的保护，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常的重要，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想得到产权有效保护是非常困难的，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也是很难的。

第二就是推进决策科学化，依法治国是提高决策科学化的要求。我们现在特别强调不犯颠覆性错误，下面我要专门讲这个论断，但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要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决策的科学化如果出现问题，确实会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改革决策带有很强的时间变异性，要防止变异和减少变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要提高科学化，就要依法，要建立一整套确保决策科学化的制度出来，我们现在很多的制度，尤其是决策制度，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持，但很多决策如果没有依法办事的基础，没有法治的基础，那它可能今天是科学的，明

天就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们在这方面的决策问题非常多，不光是中国的决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这个问题，两千多年以前就出现过问题。两千多年的罗马搞了五百年的共和国，为什么到凯撒就变成帝制？因为在凯撒之前三十年有一个执政官马略，为了维护共和体制做了一项改革，结果他改革的举措在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就变成凯撒搞帝制的基础。就是你当年的决策看着很好，但是时间有变化，一旦有变化，这个决策搞不好就成为了问题。

西方人老讲的一句话，你播下的是龙种，你收获的可能是跳蚤，我们中国人其实讲的也很简洁的一句话“好心办坏事”。很多的坏事都是由于你好心办出来的，就是随着时间变化，昨天的决策可能明天就出问题，很多的决策都是这样。

就像公交改革，十年前的时候，三块变两块，公交刷卡从一块变成四毛，那时候政府提供补贴的人只有1300万人，兜里有钱，可十年后变成了2300万人，你还有钱吗？现在一年补贴好几百亿，从二十多亿到好几百亿。当年为什么不在制定决策的时候做一个一年一评估的规定啊？这样每年都可以调整啊？说这个决策管一千年，一千年都不用调整，可能吗？对吧。所以重大决策必须要定期评估，必须有法治的保证。公交票价可以两年做一次评估，或者升或者降都可以。纽约地铁是每年都评估，每年都要变，可以往上调，也可以往下调。所以你看我这个好，永远都是好的？不可能，任何一个重大决策，五年之后往往就容易出现变异。

美国就是，美国反贫困的决策是三十年后出现的，1965年反贫困，到现在50年，美国在1965年贫困人口占全美总人口的19%，也就是说每五个美国人就有一个贫困人口，过了五十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只下降了4个百分点，现在是美国的贫困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5%，五十年投入了多少钱？15万亿美元，合100万亿人民币啊，比我们现在的GDP还高一倍呢。为什么美国的贫困人口下降了这么点？就是因为反贫困的决策的负面效应出现了。它的反贫困一开始主要是为了资助那些单身的母亲，因为美国的贫困人口大部分都是一个单身的妈妈带着一个孩子，或者几个孩子，美国人说我反贫困就要资助这些单身母亲，我就按照贫困线标准给你补助，然后不定期地给钱，结果带来什么问题？就是美国的非婚生育大量增加。

1965年的时候，美国的非婚生育只有8%，到了1993年上升到28%，很多女同志根本就不结婚，或者结婚之后就拼命地生，美国的非婚生育大量增加，政府就不断地给钱，贫困的人口也就不断地增加，这就是反贫困的决策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当时看着很好，十年之后就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八十年代初，我上人民大学的时候，人民大学的女生不到15%，现在人民大学的女生60%多了，你想想怎么谈恋爱啊？这就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育的改革，不是光培养多少人才，还要考虑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所以教育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它会带来一堆一堆的社会问题。所以现在很复杂，很多的决策是相当复杂的，为什么习总书记一再强调不能单兵突击？你是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但你给别人带来的问题想过没有？所以很多领域的问题，不是我这个部门带来的，而是别人给我带来的。

所以我想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决策，这次中央四中全会专门有一部分强调决策失误的问题，就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想如果没有一个法律体系的支持，很多决策的负面效应也好，拍脑袋也好，失误也好会不断增加，我想这也是事关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长远的问题。所以要想防止决策的变异，必须要完善法律制度，依法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四中全会这次也讲得很清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四中全会讲到，要实现中国梦，其中很重要的是要有法律的保障。而且这两年来，习近平围绕“中国梦”做了很多的论述，其中讲到了，中国梦是人民梦，人民梦有三个共同享有——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时代一起成长和进步的机会。要实现这三个共同享有，必须要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比如说实现中国梦，打破各种利益藩篱，而突破利益藩篱的重要手段就是法治，现在很多的利益藩篱制约着普通人去创业、去发展。那么要打破利益藩篱就要落实现在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使市场机会更公平地惠及最广大

的民众，让老百姓创业能够找到更多的市场机会，这是一个。

第二，要实现中国梦，就要加快社会流动性。要制定相应的法律，确保社会向上流动性不减速。去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曾尖锐地指出，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人能得到更多的照顾，没有背景的人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上发展吗？这里面就是社会流动性。

你看所有的方面得有背景，没有背景怎么行呢？所以刘云山在去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讲“当前，中国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现象”。中国社会流动在缓慢，社会分层在凝固，形成一个一个的社会阶层，阶层之间不流动，不流动了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反映在教育上，穷人的孩子基本上只能在二流、三流大学、职业学校，而富人、官人的孩子上名牌大学、一流大学，为什么要争着上一流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怎么可能有向上发展的机会呢？

今年3月26号，中国大学校友会发布了一个中国大学政要校友排行榜，什么叫政要校友啊？就是大学毕业的校友能够进入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那叫政要校友。今年排在第一的是北大，92个政要，第二个是清华78，第三人民大学70，后面就是像北师大、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杭大，就这十个大学，这十个大学包揽了中国政要的70%以上，所以流动性是在减弱的。

包括就业也是这样的，萝卜招聘、因人画像问题很普遍，相当多的优秀岗位都被关系生所占据，这个问题是非常严峻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穷人的孩子是没有多少出路的，流动性是在减弱的。所以这些问题要通过完善现有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以及就业促成法等法律体系逐步加以解决，一定要通过法律体系逐步解决社会流动在减速的问题，世界各国这方面都有很多很成功的例子。

美国在2002年1月制定过一个法律，小布什制定过一个叫《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当时签署法令的现场，中间还站着一个黑人的小孩，这个法律很长，一千多页，属于中小学改革法，它最关键的是要确保无论背景怎么样，每一个孩子都能达到各州制定的学业标准，强调教育的公平性。应该说从2002年1月开始，实施十多年以来，已经初见成效了。所以要解决社会流动性问题，没有法律体系，是很难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各个方面的一些社会问题需要我们通过法律体系来解决。所以中央讲，依法治国是有三个事关，我觉得非常重要。

第二个新论断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依法治国，我们坚持的指导思想讲了一大段话，讲得非常长，这段论述里面很关键的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决定》中，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后，又加上深入贯彻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有的人说，指导思想已经由三个变成四个了，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过去我们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现在又增加了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也就是说习近平的讲话已经开始成为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来看待？因为他的讲话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逻辑体系，这个中宣部也编了一个《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讲了十二个部分，这十二个部分是有逻辑结构的，有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的方法论；有主旋律，关于“中国梦”的；有主题的，关于国家治理的；有很多重要的理论支柱„„所以它正在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体系。而且这个体系的科学性正在日益显现出来。所以中央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而且习总书记的讲话，内容都非常多，但是指导性确实是非常强。像刘云山讲的，他已经回答了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习近平的讲话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很好地掌握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精神才可以，所以要把对习近平重要讲话的学习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把握它的理论体系，把握它分析问题、观察问题的方法论，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他的讲话中体现了很多的内涵，包括对信仰的强调，理想信念的强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调，对这个方法论的坚持，对世界观的坚持，都是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注意《决定》中提出的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指导思想里面

一个很新的思想就是法治道路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的第十二条分道路，我们有一个总道路就是中国特色道路，这个总道路在这个法治道路之前有十一条分道路，就是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自主创新道路、信息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医疗卫生改革发展道路、反腐倡廉道路、科学发展道路、生态文明道路、和平发展道路，中央已经提出了十一条，现在又增加了第十二条道路法治道路，所以它是整个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我想从总书记的论述和《决定》中可以看出这么几条，第一，是坚持三统一的道路，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道路。第二个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道路，就是依法治国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偏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偏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这里面要特别注意。

因为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有一些法学家就提出来，依法治国就是要司法独立，就要司法中立。有一些著名的法学家就讲，这是公开的杂志上讲到的，他说一谈到依法治国，坦率地说，中国近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倒退的，为什么说司法改革在倒退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树立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改革应该是趋同而不是趋异的，就是要跟别人一样，就是大方向跟国际潮流一致，而非相反趋异，按照这个观念进行判断，近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司法改革，并没有走向趋同的路线，而是走向了趋异。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

首先就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服从党的领导。就讲了，在以三权分立为权利架构的欧美发达国家，司法独立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和政治原则，我们的改革应该遵循这个国家潮流，否则虽然名为改革，实际上为倒退。也就是说，所谓的司法独立就是摆脱党的领导，党不领导我了，那我才叫司法独立，才真正叫依法治国。

还有的学者不讲司法独立，讲司法中立。就是所有搞法律的人都脱离共产党，不要有共产党员。那我们知道四中全会讲得非常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且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告诉你不但摆脱不了，还要贯彻到全过程来，无论从立法到司法、执法，包括监督，全过程都要有党的领导。所以四中全会很重要的一个论断，就是把党的领导跟依法治国整个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根本性地否定性了这些人讲的所谓司法独立和司法中立的观念，这个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中国特色法治道路一个很根本的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道路，而不是偏离共产党的领导，或者说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坚持公平正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推进依法治国很重要的一个要求，或者我们走这条道路必须要坚守的一条非常根本的内涵，就是公平正义。习总书记十分重视公平正义问题。他在向四中全会说明中就讲“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所以习总书记说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如果司法的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又受到普遍质疑，那么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

他还讲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什么是公平性问题？就是十八大结束时习近平讲到的人民的两大期盼：“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这些公平正义都需要法律体系来加以完善，公平的教育、更好的教育不光是质量要好，更关键是均衡。更稳定的工作也是，更满意的收入也是公平性问题，社会保障也是公平性问题，每一个更好背后都是公平性问题。所以四中全会为此也做了很多的阐述，在很多的民生领域建立一整套的法律体系，要解决这些公平正义的问题。

所以，我想中国特色法治道路一定要实现公平正义，一定把公平正义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融入到我们的司法建设中来，融入到我们依法治国的全过程来。所以我们很多的改革一定要有公平正义的理念，一定要有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建设，从收入分配到我们的司法改革，都要从这方面树立这样的概念，就是树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这是具有时代价值的理念，现在老百姓不担心寡的问题，就担心不均的问题。

不均问题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收入很明显，我们现在的亿万富翁越来越多，十年前我们中国只有一个个人资产超过一百亿的富翁，到了今天，我们个人资产超过一百亿的已经达到了176个人了，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亿的已经有六七个人了。那你怎么办？中国制度哪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啊？既然要解决，必须在制度上确立解决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制度啊，所以我想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从法律的意义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需要我们牢牢地把握，一个是把习近平重要讲话的逻辑体系搞清楚，再一个就是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问题，要对它的法治道路的内涵做深刻的理解。

第三个新论断，内容比较多，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我们知道去年三中全会提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非常言简意赅，但是内涵丰富。接着下面做了解释。怎么解释？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法治理论，形成五大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然后呢，有两个坚持一个实现，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最后一个促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解释就非常丰富了。所以，我想下面有这么一个论断需要我们把握。

第一个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去谈依法治国，就是我们这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定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来谈的，就是你任何的依法治国的进程，不能偏离这个制度。这个制度非常关键，所以我们必须以制度为基础。为什么要对我们的制度如此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就谈到了要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次又谈到坚持？因为你的制度有所有国家制度没有办法替代的优越性，比如说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制度优势全世界哪个国家的制度都达不到中国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这个优势。包括最近刚刚结束的APEC，一个国际会议能办成这个水准的没几个国家能做到，当然我们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投入也多，但是实际上这种效率别人很难做到，所以中国很有底气，我们马上要承办2016年的G20，当然G20在北京还是在上海现在还不知道。很多领导人开完APEC直奔G20，中国跟日本PK，最后把日本给PK掉了，感觉到中国人办这事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中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任何制度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制度有别人的制度没有的两大优势。

第一个，我这个制度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制度，第二能摆脱很多利益集团的纠缠。很多利益集团想来绑架我绑架不了，所以我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仅办了这么多的国际大事，而且办了很多基础设施方面的大事。比如说修高铁，2000年开始修，14年，我们已经修了一万四千公里的高铁了，世界上的55%的高铁在中国。

现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过去的骑着骆驼的丝绸之路，未来的丝绸之路是高铁的丝绸之路，未来的三十年、四十年，中国将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和高铁优势在整个欧亚地区修十万公里的高铁。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出去就谈高铁，和五十个国家谈高铁啊？四十个国家在欧亚地区。我们跟俄罗斯基本谈成了北京到莫斯科的七千公里的高铁，要真开始动工20年就差不多，20年以后我们可以坐着高铁去莫斯科了，到了莫斯科就意味着可以到柏林啊，到了柏林就意味着到伦敦了，这样我们可以坐着高铁直奔伦敦，就是两天两夜，三百公里时速的高铁走一万两千公里没多长时间就到了。

我们现在修丝绸之路是两条线，一条是通过莫斯科的，还有一条是通过中亚地区，通过伊朗进入欧洲的第二条高铁线。而且只要跟这些国家谈成了，泰国我们正在准备修，印度也在谈，只要这些国家同意修，修完之后就有互联互通的问题，所以互联互通的问题为什么一再讲。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制度能量进一步发挥出来，这是非常关键这一点。

我们要推进依法治国，就是在法律上把这个制度完善起来，让中国制度法治化，比如说这个制度里面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给它法治化，协商制度要法治化。习近平讲遇事要商量，有事儿有商量，那就法治化啊。你怎么商量啊，跟谁商量啊？什么事儿需要商量？这里面必须有法治化的要求，不然说了半天还是落实不到位。所以，我们这个制度既然有这么好的优势，就要

充分发挥，就要法治化，依法来推进制度的完善。

当然我们的制度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势，成熟定型成大事。我们现在中央讲了很多的定型，到了2020年建成服务型政府，创新型国家，学习型社会，两型社会、三型政党，哪个没型啊？哪个都有型。为什么讲这么多型，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建成这样的型，那样的型，让成熟定型的制度，成熟定型的那些领域发挥出更大的威力出来。

所以这个成熟定型要成大事儿，目光远大做大事儿，我们制度是目光远大的制度，当然还有活力四射干大事儿，所以我们的制度非常的重要，一定把我们的制度通过法制建设，把好的方面充分发挥出来。还没有发挥出来的通过法治给诱导出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法治建设防止这个制度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万一哪天集中力量办了大坏事怎么办？现在办得都是大好事，不能保证永远办大好事儿，哪天集中力量办了大坏事怎么办？所以要确保你的制度在法治上不会出现集中力量办大坏事的问题，不会出现颠覆性错误。那就要法治建设，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决策一样，法治化以后出现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制度优势发挥的空间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要贯彻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中国特色法治理论这个概念也是一个很新的概念，这里面包括很多新的思想：比如说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比如说强调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所以我们就要研究法治思维是什么思维？法治思维跟辩证思维有什么区别？跟经济思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法治思维要有规则意识，要有这种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辩证地运用法治在对立统一中的优势。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法治思维怎么培育，怎么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中充分地运用法治思维。

再比如说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再比如说，要加强宪法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使人们形成不能违法、不敢违法、不愿违法的法治环境。再一个强调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是全社会要信仰法律，如果社会大多数对法律没有信任感，认为靠法律解决不了问题，还是靠上访、信访，要靠找门路、托关系，甚至要采取聚众闹事的极端行为，那就不可能建成法治社会。

所以卢梭曾经：“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内心里的。”为什么这么说？这是有所指的，“大理石”指的人类最早的一部法典，比较完备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的，刻了一根高2.25米，上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的一个岩柱上面，共3500行，八千多字的成文法。

“不是刻在铜表上”指的罗马最早的一部比较成文的法律叫《十二铜表法》，就是十二条法律体系，然后刻在12块铸成的铜的上面。十二铜表法主要包括债务、继承、婚姻以及诉讼程序等各个方面，是罗马人传统习惯法的一个汇编，这是公元前450年形成的，也很早了，2500年了。

他说“一切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上的，也不是刻在十二铜表上，而是刻在公民心中的”也就是说公民确实要有对法律的一种敬仰。信仰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你得有敬畏，第二，你得有终极追求，就是我死了以后的追求，我人虽然死了，但是我留下了什么东西，这就是终极追求。

这就是中国遇到一个极大的问题，中国法律成本高得没法想象。我们的法律成本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高昂的国家。所以就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信仰法律不仅仅是对法律自身的一个科学信仰体系建设的问题，更是对整个国家的一个信仰体系建设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包括我们引导宗教信仰体系，怎么能够超过公立主义的东西，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所以关于中国的法治理论现在逐步地在完善当中，有一整套的东西，我们要掌握其中的基本要义。

第三，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讲五个方面，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也就是说各方面的法律都十分的健全，当然这有一个过程。我想要想真正建成完善的法规体系，中央讲到2020年就要建成，我想没有二十年、三十年的努力很难，因为我们很多的法律体系还是欠缺的。

最近我看了一个日本学者写的叫《罗马人的故事》，讲到了两千多年前，凯撒关于交通管理的法律，就让人感到非常感慨。当时凯撒为了解决罗马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就制定了一个《尤利乌斯交通堵塞处理措施法》，这部法律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从日出到日落为止，严禁乘马车进入罗马市区，也不是单双号限行的问题了，所有的车都不能进入市中心区，包括凯撒自己都是，他要出去办事，48 只能从皇宫走到城门口，在城门口再坐马车走。有一个例外，就是结婚的女子可以坐马车在城里面走。两千年前的人就想到了，而且很精细化。

纽约的法律为了处理交通问题，纽约州车辆与交通法有1253条，我们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只有108条，人家1253条，我们100多条。我们想按法律去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找不到依据，还有很多领域都找不到法律。

罗马人法律体系非常健全，健全到什么程度？干任何一件事情之前先制定法律，比如说罗马城，最多有九条引水渠，最远能够达到100多公里以外的，到现在为止过去两千年了，还有两条引水渠依然在发挥作用。大家去罗马要去许愿池，大家可能看过电影罗马假日的女主人公，背对那个许愿池要扔一个硬币，那个水池就是两千年以前修的，到现在还能用，为什么过了两千年还能用？很重要的就是制定法律。凯撒在制定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引水到罗马城，《尤利乌斯水道法》规定这条水道谁出钱，谁维护，一直怎么维护，就讲得很详细，所以整个罗马帝国都不在了，仍然有人去维护这个水渠，仍然能用。所以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确实是我们今后要做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

第二个，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整个四中全会对此做了很多的部署体现法治实施的高效性，比如说完善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只要你违反宪法，我立马就给你纠正。比如说强调加强备案审查制度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提高能力，只要你一出现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我就能马上地撤销。

还强调了很多，比如说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的法律依据。比如说在立法的过程中有决策机关，有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决定，不能久拖不决。遇到扯皮的时候，马上用第三方，要评估，是制定还是不制定，怎么制定？要迅速在效率上解决他。

再有一个要明确地方立法权限，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个很重要，过去我们很多设区的市是没有地方立法权的，过去有立法权的市也就几十个，现在这句话提出来以后，我们能够有地方立法权的市就扩大到了240多个，很多市就可以自己制定跟这个地区有关的一些法律，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个也是解决了一个效率的问题，所以四中全会在很多方面做了论述，如何建设一个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第三，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这个监督四中全会讲了很多，强化对新增权利的制约和监督，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要求四权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就是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制约就是相互监督。

再一个明确司法内部各层次权限，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还有一个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所以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四中全会应该说这个层面论述得非常完整，各个层面怎么监督，各个权利监督机关怎么落实这个监督责任，都已经做了相当完整的一种分析。

第四，有利的法治保障体系，体制保障。比如说要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问题；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庭的问题。这都是在体制上确保法治能够得到有效地实施。再一个管理保障体系，构建以法官、检察官为主体,以司法助理官、书记官、司法警察、专业技术人员为辅助,以综合管理服务事务官三个序列适度分离的现代司法组织体系和管理体制机制。将来很明显，在整个司法体系中，人员的管理要以检察官和法官为主体来建设这个保障体系，其他的都是辅助，包括综合管理服务官，也是一种辅助的。还有人才保障体系，就是从体制、管理和人才这三大体系上来保障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第五，就是完善党内的法规体系。中央讲得很清楚，到2021年前后，要建成内容科学、程序完善、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基本上就非常完整了，党的建设方面都有章可循。当然除了党内法规体系，很重要的是实现党内法规的法制化，使党的权力机构运行方式符合国家法治建设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四中全会关于我们建设的五大体系做了非常清晰的论述。

第四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个方面，一个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关系，我们要既看到它的区别，又看到它的联系。依法治国需要执政党以依法执政的方式来体现，依法执政就是要确保政府依法行政，这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个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建设。什么叫法治国家？两个方面实际上，49 就是公共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和限制，在法律之外没有任何不受限制的公共权力，这是法治国家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公民的合法的权利得到国家权力完整的保护，所以国家必须尊重保障人权。说法治国家有两条，一个是约束公权，一个是保障公民的私权，这叫法治国家。这两个方面做好了才是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是什么？实际上四中全会做了一个二十四个字的界定，什么叫法治政府？首先是职能科学，就是通过依法来界定你的政府职能，职能是科学的；第二个是权责法定，是由法律来授予你的；第三是执法严明；第四公开公正；第五廉洁高效；第六是守法诚信。这才叫法治政府，这六个方面24个字做到了就是法治政府，对法治政府应该说界定得非常清晰。

法治社会我讲两个方面，一个是把社会重要领域的法律法规要健全起来。我们现在很多领域的法规都不健全，包括社区，包括社区的一些纠正法，现在没有。再比如说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也没有，所以这次四中全会提出来要制定类似的法律，跟社会领域发展有关的要进一步健全。再一个就要形成中央讲的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培育社会法治文化。实际上就是上面提到的要形成对法治的信仰，一个信仰法律体系的社会才叫法治社会，大家对法律体系能够自觉地去学习和遵守。

第三个就是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整个来讲，法治建设这16个字非常重要，从立法阶段到执法、到司法、到守法都做到这16个字，是法治国家建设一个相当重要的要求。

什么叫科学立法？就是把立法过程必须符合法律所调整的客观规律作为价值判断，严格按照制定法律的程序进行，并使法律规范严格的预期、规制的事项保证最大限度的一致，这叫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就是最大限度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精神和程序执行法律，使实际发生的法律行为不仅能够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能够有利于社会效益最大化。

公正司法就是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全民守法，就是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真诚的信仰。这个当然，每一个过程都是不简单的，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到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尤其是公正，有的人被冤死了，十年前被枪毙了，结果是错案，十年以后都很难以纠正，即使是发现了真凶，你要纠正过来都很难，因为十年前整个涉及了那么多的人，纠正过来都很难。所以我们说公正司法很容易说，但做起来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要努力往这个方向去，这是一个。

第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我们依法治国，一个很重要的，最终的落脚点，四中全会讲要让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很复杂的问题，中央讲了也很多，我就不再去论述它的概念了。

我想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很多的路径，通过法治可以推进。第一，比如说实现国家领导层依法有序更替。在庆祝全国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就是今年的9月5号，习近平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判断，他说评价一个国家制度政治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有八个能否。包括全体人民能否管理国家事务，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诉求等等，但是第一位的就是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判断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首要的就是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实现了就是民主的、有效的，没有实现就不是民主的、有效的。接着又讲，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解决这些重点问题上都取得了绝对性进展，八个方面。我们实际上废除了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

你看，习近平讲说，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他说我们中国已经呈现了有序更替了，这个地方就没有加依法有序更替，所以他在用词的时候是相当严谨的。为什么现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有序更替，我们从结果上来看，中国领导人现在实行了五次权力交接，从毛泽东到华国锋，然后后来实际上邓小平是第二代核心，然后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几次权力交接。中国政治局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这说明肯定是有序的，哪个国家能做到？很少能做到有序更替的。很多国家只要权力交接，流血冲突就太多了，乌克兰就最典型的例子，泰国也是，流血冲突太多了，能实现平稳交接的少之又少。

从结果上就能看到，为什么能做到？就因为我们有制度保障。中国的权力交接至少实现了两种，50

第五篇：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稿熟知一二三四五六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稿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于2014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了为期4天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这在中国共产党93年的历史上是首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

一、《决定》的基本框架结构：三大版块

第一版块：总论（导语和第一部分）阐述依法治国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科学内涵；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决策，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里程碑似的意义。这是一个帽子，是前提，是方向。

第二版块：（第二至第五部分）以宪法为核心的立法；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公正司法和司法公信力；全民法治观念和法治社会。第二部分讲的是以宪法为核心的立法，形成一个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宪法是根本法，其他法律要根据宪法制定，要科学立法，加强人大对宪法实施的监督；第三部分是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过程中一个非常实在的，有许多任务需要做的，法治政府是对廉洁政府、透明政府的最好表述；第四部分讲公正司法和司法公信力，司法公正是老百姓心目中最直接的体现，这次四中全会让每个老百姓感受到司法公正的威力，共产党的公信力可以在这个地方重整旗 鼓；第五部分讲全民法治观念和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没有全民守法的基础一切都将付诸东流。

第三版块：（第六、第七部分和结束语）法治队伍建设；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这就是整个文本的结构，可以说跟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队建设等的另一个层面的诠释，侧重点不一样。

二、准确把握科学内涵

学习四中全会精神，要紧紧围绕全会《决定》，要知“一二三四五六”。

1、一个明确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依法治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

为什么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

我们先从“三个全面”谈起吧。“三个全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可以大体上勾勒出从十八大到四中全会这两年时间中央施政的一个基本脉络。这“三个全面”在十八大报告就提出来了，那么之后，为实现十八大奋斗目标，（1、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此，党中央首先抓了全面深化改革，在去年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他的基础性的东西、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法治”，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国家治理体 系又是以制度体系为基础的，在制度体系中更为基础的是法治体系。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说，法治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所以中央在今年四中全会上做了一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这实际上是把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向前推进、向深入拓展，因为我们只有把我们的改革、把我们的全面小康建立在稳固坚实的法治基础上，我们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 们的中国梦才有一个可靠的根基，才能实现。

当然我们也知道，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若干年的发展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要有一个若干年的发展进程。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中，依靠什么来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行动、给我们全党和全体人民一个可靠性的保障呢？只有实行”法治”,所以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四中全会把主题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习近平同志讲，四中全会《决定》和三中全会相比叫做姊妹篇，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样一个紧密的关系。简单地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的保证、延伸拓展，而全面深化改革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八大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路径！如果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喻为一体，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是驱动的两轮子。

具体的来讲，这是中央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我们党面临的各项重大任务的基础上提出的。

第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离不开依法治国。我国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西方敌对势力从联络周边国家对我国实施战略包围，到企图把香港的“占中”活动扩展为新的颜色革命，他们西化、分化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要更好地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必 须紧密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部署，夯实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治基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就是说，一个国家没有永远强盛或永远衰弱的，坚持法治的国家就会强大，忽视法治的国家就会衰弱。在今天，法治更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订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大框架已经基本搭建起来了。而各项改革措施的提出仅仅是第一步，要贯彻落实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依靠法治来配合和保驾；各项重大的改革成果，也需要通过法治来巩固。

第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依法治国。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从立法领域看，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从执法和司法领域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第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事实没有变。特别是随着三十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资源约束和环境脆弱的问题日益突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资源相对最贫乏的国家，按照理论计算，中国的自然资源只能承载9.5亿人口，可现在已经是13.5亿之众，高度超载的中国，决定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但是市场经济只可以增加经济活力，绝不会自动地改善生态环境；可以创造更多财富，但不会自动地促进社会公平。因此，只有通过健全法治，规范市场主体和行为个体的活动，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只有加强法治，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才能维护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我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适时的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2、两项建设目标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2个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实现总目标的前提条件

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提供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保证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能够保证我们法治国家的建设最大程度地反映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也能够形成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核心的、坚强的领导力量，所以党的领导是政治保证。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再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使中国走向独立、繁荣、富强！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建设法治体系、法治国家提供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法治体系是依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为保证。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建设法治体系、法治国家提供理论保证。

3、三依三体原则

会议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三个依法、三个一体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把法治通贯于治国、执政、行政这些领域。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把法治贯通到国家、政府、社会各个领域，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4、四项基本要求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基本要求。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做到“五个坚持”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同志在全会《决定》说明中讲到，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我们党要领导法治，另一方面，我们党又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范围内来活动，这就是党和法治的关系。

第二个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法治的主体，也强调法治既给了人民保障自身权力的武器和工具，人民可以运用法定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人民主体地位也要体现在人民自觉遵守法律法纪的问题，也要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两方面的要求才是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

第三个原则，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的权威，没有高于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这就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们古代虽然有法，但是也有规则，叫做“刑不上大夫”，刑是对付老百姓用的，作为统治阶层是不受刑法的制约的，这就没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而是人治。所以我们从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抓出大老虎，依法严惩，也能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任何人，不管是担任 6 多大的职位、处于多高的位置，违反了宪法法律、党内的法规，同样要受到惩罚、受到制裁。

第四个原则，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我们都熟悉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在先秦的时候就有儒家和法家的冲突和争论，儒家强调的是以礼治国，施仁政，也可以说是以德治国的思想渊源。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强调严刑峻法，秦国的兴起和强盛与采用了法家的学说是分不开的，从商鞅变法到最后韩非治秦，都是走的这么一条路径。到汉武帝以后，中央集权的政权形成以后，汉武帝强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更为全面的看，从社会管理、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法治和德治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不可能只有法治、没有德治，都靠法律治理成本太高，社会治理的控制成本太高。那靠德治，道德是人自我约束的一个因素，通过道德的自我约束使我们很多事情不敢做，耻于做，通过人的荣耻感来维系人、制约和引导人的行为。

但是大家知道，人的礼义廉耻感也有脆弱的一面，也容易被突破。如果没有法律的边界，没有给人们错与对、罪与非罪之间的一个边界，就会出现很多混乱无序的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诗，“如果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会怎么样，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又怎么样，可以冒杀头的危险”，就是说百分之三百的利益诱惑就很可能突破道德这条线，甚至冲破法律的这种冲动也是现实存在的。道德管上线、法律管底线，底线是不能动的。不是人人都是君子，不是人人什么时候都是君子，所以要有法治，得依靠法治的力量。所以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治理比较成功的，都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要有两者的因素，道德因素和法律的因素，道德的力量和法律的力量，相辅相承来维系社会的运行，来维系人的行为。所以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要培育和弘扬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实现全民守法，也就是说把道德的力量和法治的力量统一起来，来保障我们社会能够有序的运行。

第五个原则，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客观来说，在法治的道路上，特别是在现代法治的道路上，我们的历史还不够长，所以我们要在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法治的有益经验，从中国的实际来设计我们的法治体系，来实现我们的依法治国的方略，来形成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

5、形成五大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概要的说就是“五位一体”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第一，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这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得的成就，一个是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主要由7个法律部门（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和3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243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680多项）、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9000多项））构成，逐步确立了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及法律。另一个是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世界300年的立法之路,已经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法律大国”。

第二，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强调高效，这是我们执法要解决的问题。第三，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第四，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第五，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项十分庞大和复杂的综合性社会系统工程。重点是提高立法质量，关键是加强法律的实施，基础是推进全民守法。

6、完成六大任务

第一大任务，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一是强调立法的重要性，讲了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过去没有网络，何谈网络立法，现在有了网络随之而来的就是网络立法的问题亟待完善。

二是强调了我们科学立法要建立的是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醉驾入刑”实行3年多，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一部善法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三年中，机动车年均递增1500万辆、驾驶人年均递增2000万人、道路里程年均递增12万公里，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发生涉及酒驾、醉驾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起数和死亡人数较“醉驾入刑”前同比分别下降25%和39.3%。治理醉驾的实践最能注解善法的力量。科学立法让公民有足够的安全感，现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成为全民的习惯。

这次四中全会提出将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并且还明确了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就是说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的国家机关人员，要在任职的时候向宪法宣誓。过去我们没有这些程序、仪式的，现在我们明确要有这个程序，有这个仪式，实际上就是要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增加我们履行国家职能的庄严感和神圣感、使命感。这样做，也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

第二个重大任务，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决定》中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 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比如说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家有很深的感受，整顿纠治“四风”，很多问题不是没有规定，实际上相关的红头文件很多，比如说公款吃喝问题，不是没有规定，但是关键是没有执行。我们对待规章制度如此，对待法律法规文件上恐怕也有相同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主要的问题、难题还不在于没有法律可以遵循，而是有了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起到有效的约束作为，没有把他有力地贯彻执行，有些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成了一纸空文。因此，全会决定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

对我们各级政府部门来说，就是要明确我们的权力范围，一个叫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定的职责不以我的主观愿望、主观喜好来决定。同时“法无授权不可为”，不能任意地扩大自己的权限，不能滥用权力。有位学者讲的很好。他说，有些干部动不动就斥责老百姓：“谁让你这样干的？”“谁给你的权利？”而没有想到，凡是政府没有明文禁止的，老百姓就可以干，这是人家天然的权利，并不需要谁授权。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此举将有助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这意味着，如果滥用决策权或失职渎职导致重大决策出错，不管经过多少年、不管身处何地、不管担任什么职务，决策者都要对错误决策付出代价，这体现出重大决策有法可依、依法追责的思路。

第三个方面的任务，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法治的生命在于公正。习近平在《决定》说明中也引用了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一句话，讲司法不公对社会的伤害是致命的。培根讲，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这么两种现象：一是人们遇到了涉法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找关系，找找有没有在政法部门熟悉的人说情。二是遇到矛盾纠纷问题就上访、闹访、找领导，而不通过当地的法院、检察院走司法解决的道路，产生这样心理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公正司法的信心在减弱，这和我们的司法腐败问题是存在联系的。

所以在防止司法腐败问题上《决定》就提出，首先司法机关要去地方化和行政化。不在受制于地方管理，人财物脱离地方，消除司法机关对地方的依赖性，司法机关实行全国统一管理，彻底摆脱地方干涉和地方保护主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决定明确提出，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行为，要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还要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对于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的，要追究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民告官将不再是“听说”。

第三就是提出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全会还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案

还规定司法审判机关“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完善证据制度，现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少了，但有些地方变相地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时有所见，如搞在审讯中搞车轮战、不准嫌疑人睡觉。在眼前吊个大灯泡，你困得不得了就招了。现在高法规定，凡是通过冻饿晒烤获取的证据，都属于要在审判中排除的非法证据。今年以来，一批长期久压不决的案件宣判，其中，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疑案”一律从无。此举释放出的进步信号，令人欢欣鼓舞。对于福建小伙儿念斌来说就是这样，被羁押8年、4次被判死刑后，今年8月22日，他终于被宣告无罪释放。过去我们常说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过去重点是放在不放过坏人上，今后必须放在不冤枉好人上。甚至哪怕可能放过坏人，也绝不能冤枉好人。因为坏人总要做坏事，今天没抓住他，下次也会抓住。但如果冤枉好人，就可能影响他的一生甚至家属子女的生活。而且好人占绝大多数，如果好人可以被随便冤枉，那么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因此，总书记特别强调决不允许办冤假错案。对触犯了刑律、但社会危害不大的可以判缓刑通过社会矫正来服刑。除了每月或每周要向司法所报到、外出要请假外，可以像一般人那样生活和做生意。现在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率一直控制在０．２％左右的较低水平，说明这个做法是成功的。特别是不久前在福州马尾，一辆重载的大货车从高坡上往下溜车，司机不在，坡下面就是上百个背着书包上学的中学生。眼看就要发生惨祸。就是一个50多岁被判缓刑的社区矫正人员，冒着车毁人伤的危险，开着自己的大奔硬顶了上去，救了这些学生。家长们都非常感动，说他真是个好人。司法所的同志非常感动，也提出要为他请功、申请减刑。他说你们也不用申请了，还有 几天我就期满，可以回归正常人生活了。因此，犯罪者并不一定是坏人，只是他突破了法律可以容许的界限，必须受到惩戒，但他们的合法权益也要受到保障。

第四大任务，守法，全民守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我们把法治已经作为信仰的高度提出来，法治国家建设既是一种法律条文的建设，又是法律制度的建设，还是法制队伍的建设，但是从基础性的东西来说，是一种法治文化、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培养的过程。

所以法国有个思想家叫卢梭，他就讲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最重要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这才是国家真正的宪法”。这是我们讲普及法治，从思想观念、精神层面来解决问题。第五大任务，加强法治工作的队伍建设。要保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与我们的法治队伍建设密不可分。所以《决定》对法治队伍建设提出了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要求。过去叫政法队伍，这次《决定》我注意看了，叫法治工作队伍，就是进入法治队伍的门槛提高了，要有专门的训练、专门的培训。

第六大任务，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我们党通过“政法委员会”来领导政法工作。同时这个《决定》还提出，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考核干部的标准，这也是一个新的提法和要求。同时我还看到提出，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推进改革，优秀的干部要作为领导干部选拔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三、当好法治中国建设的带头人

法治中国建设要依靠一大批能够走在法治中国建设前列的带头人来实现、来推动、来带领。我们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就是推进法 治中国建设的带头人。我们的法律意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制建设的实践和进程。

我想首先我们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多数同志来讲，可以说还没有系统的深入学习。

第二方面的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如何能够在思想观念中树立法治精神？树立什么样的法治精神？培育什么样的法治文化？值得深思。

第三方面的要求，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能力。对我们的工作能力、领导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新课题，可能过去我们习惯的一些方法，特别是行政手段，现在要更加体现法治。

最后一方面要求，我们要带头遵守法治、带头依法办事，成为全民守法的模范践行者和模范带头人。《决定》讲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还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