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视域下的广东民间舞蹈形态论略

第一篇：岭南文化视域下的广东民间舞蹈形态论略

岭南文化视域下的广东民间舞蹈形态论略

[摘 要]岭南舞蹈的传承和发展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主要以广东地区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为主，其地域文化在动作、姿态、音乐、意境、色泽等方面赋予本土舞蹈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形态，造就了一方独特的舞蹈文化。

[关键词]广府文化 潮汕文化 客家文化 岭南文化 民间舞蹈

岭南，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从地域上来说，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主要以属于广东地区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为主，这是岭南文化的主体。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岭南舞蹈在大中华舞蹈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传承和发展，深受岭南文化的浸润与滋养。

一、广府文化视域下的本土民间舞蹈

广府文化中的饮食文化极具特色。广府饮食文化绵延流长，积淀深厚，形成不可替代的饮食趣味与审美意蕴。在广府本土舞蹈的创编中，以广府美食作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舞蹈作品《老火靓汤》就用活泼温情的形式，呈现了这道广东美食的加工过程；而大型歌舞剧《岭南行走》中的压轴篇章就是以饮食文化为主打的《大吃一顿》，将广州的茶楼饭肆搬上舞台，演员们手执筷子与茶杯敲击扣响，高呼“上梅菜扣肉”，将舞剧推向高潮。

广府文化中的建筑文化是极富地方特色的，以 “西关大屋”与“骑楼”最具风情。“西关大屋”汲取了中原园林建筑和江南地区建筑模式精华，又具有浓郁的岭南韵味，是在清朝兴起的，其特点是矮脚吊扇门、趟栊、大门扇，根据广州的气候和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广州有“五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之说，而“骑楼”正好适应这种气候特点，一时风靡整个广州城，而逐步地形成广州街景的主格局。如《岭南行走》、《骑楼晚风》等作品，以广府建筑为背景，静静地讲述着一个遥远又亲切的故事。

广府音乐源自粤剧的过场音乐，也是从民间音乐发展起来的地方音乐，更重要的是广东音乐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变，写景、抒情、状物，因而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有特殊的艺术魅力，其悠扬、婉转的乐声给人以愉快和美好的感觉。以广府音乐为背景音乐的舞蹈，情感中亦会融入婉悦、愉快之绪。

二、潮汕文化视域下的本土舞蹈

广东潮汕地区背山临海，潮汕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独树一帜。茶文化是潮汕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在潮汕地区，饮茶成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趣味。潮汕工夫茶道可以归结为和（祥和的气氛）、爱（爱心的表现）、精（精美的茶具和精巧的手工）、洁（高洁的品性）、思（启智益思）共五个字。因此在舞蹈中亦会融入能表达这五种精神的情感与舞蹈情节。舞蹈作品《潮汕那壶茶》、《功夫茶》、《擂咸茶》等，都是茶文化舞蹈的代表作。

此外，潮汕音乐是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古老乐种，曲调高古典雅，旋律婉约多姿，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广泛流传于粤东、闽南、港澳和东南亚。在舞蹈应用中也广泛应用。除此之外，民间文学、潮剧、工艺美术、宗教文化等发展，丰富了潮汕文化，也给当地舞蹈创作提供了多姿多彩的舞蹈题材。动物或图腾也是舞蹈创作的元素，有《蜈蚣舞》、《双咬鹅舞》、《布马舞》、《鳌鱼舞》等，如《蜈蚣舞》由对造型艺术素有研究的建筑嵌瓷师傅陈成锦制作而成，制作20米长的大蜈蚣躯壳，石文勇协助设计舞蹈动作，在伴奏乐声中，表演各种舞蹈动作，爬行蠕动出场模仿真蜈蚣的神态和习性。潮汕文化中颇多美好的故事传说，《战鼓舞》、《舞九鳄》、《钱鼓舞》等以此舞蹈的题材，以纪念和歌颂这些美好故事中的人物和精神。

三、客家文化视域下的本土舞蹈

客家 原是中原汉人，出于战乱、饥荒和政府奖惩的原因，辗转五次南迁。由此看出客家人有很强大的团结精神与向心力。在舞剧《大围屋》中得以体现出来：从《梁塌了》、《立柱了》、《山醒了》、《烛红了》到《歌哑了》、《灯亮了》、《龙腾了》，一个个富有诗意的舞蹈段落巧妙衔接在一起，通过对发生在主人公雪娘、梅子、天树之间的爱情纠葛和慨然大义的舞蹈化描述，聚焦于大山围屋中一户移民家族所经历的几代悲欢离合，展现了客家人千年流转、万里迁徙的浩荡历程，把客家人身上的民族精魂表达得淋漓尽致。

客家建筑土围子，是明末清初时期，赣粤边境匪盗纵横，社会动荡不安，大户人家为保住人身和财产安全，不惜耗费巨资苦心经营修筑，其结构形式由粤东客家标准格式――围拢屋发展变化而成。在客家舞《土楼神韵》中，共分为《荜路蓝缕》、《硕斧开天》、《客家灵秀》和《四海流芳》四个篇章，都是以福建土楼风貌为背景，浓浓的客家风情，反映客家先民扎根闽西山区建造土楼、奋力拚搏、艰苦创业的如歌岁月，引起深深的回忆。

四、岭南民间舞蹈形态特征

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三大支流，其文化各有特色，亦有共同之处。其舞蹈在岭南文化的影响下，亦有相同之处：

1.姿态巧：岭南舞蹈中人物的姿态动作总是轻柔灵巧的，聪明伶俐，正义善良。如舞蹈作品《西关小姐》中，人物形象娇俏活泼，婀娜多姿，动作轻柔细腻。表现潮汕文化的《水乡晨韵》中描绘的是妙龄姑娘们在海边嬉戏的美丽动感画面，动作活泼俏皮，却不失妙龄女子的纯真稚气与灵气。《稻草香》中，多以模仿客家人在农作物劳动之时的动作，把劳动时的动作，通过模仿，以美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态轻巧灵活，一群客家妹子怀着愉悦的心情劳作田间，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与美感。

2.音乐轻：岭南舞蹈背景音乐一般比较悠美、轻快、积极向上。无论是《西关小姐》、《雨打芭蕉》、《客家风情》、《彩云追月》等的音乐都是较为悠美、轻快、昂扬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岭南三大支流文化中，都有各自明显的语言特点：广府有粤语、潮汕话是全国八大方言区中闽南方言的次方言，客家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其舞蹈背景音乐也会用到方言歌词，音乐中加上语言的??唱，??唱也一般比较轻快，如畲族舞蹈《金稞红酿》中，舞蹈后半部分加上了酿酒时表达美好愿望的念词，再加上轻快的音乐，更能渲染气氛。

3.意境美：岭南舞蹈的幽美意境：小桥流水，缕缕炊烟，水流潺潺，人儿善，情儿长。岭南，是一个温柔的地方，好山好水好风光，低头见水，抬头见山，抹抹绿色在此方。

舞蹈作品《雨打芭蕉》中，姑娘手中拿着的片片芭蕉叶，似乎细雨轻打着芭蕉叶，正和这些姑娘们嬉戏。江南独特的绵绵细雨，轻拂手中绿绿的芭蕉叶，享受细雨如丝，轻打芭蕉的美妙。而在作品《西关小姐》中，舞者们手持宫扇嬉戏，尽显活泼开朗，转而宫扇又变为镜子，对镜梳妆，体现西关小姐重视仪容，风姿绰约。更有作品《西关风情》中西关大屋，虽然只是一个静物，但却带着厚重的历史沉淀的岁月痕迹，向观者慢慢地诉说着那逝去的往事，像一首歌悠远而沉静，耐人寻味。

4.色泽暖：岭南舞蹈在整体色调的把握上，以暖色为主。无论是服饰、头饰、道具等，大都用暖色调呈现温情雅致的风格。岭南地区，唐风孑遗、宋水依依、烟雨凄凄，都是一种地域特色，一些小情小调，小伤小感，小愉小悦，都能烘托出岭南人的生活方式。《潮汕那壶茶》、《请茶》、《习?粤》中，姑娘们的服饰都是暖色调的，青、红、蓝、绿等，《雨打芭蕉》、《水乡晨韵》中的道具也属暖色调，皆诠释出岭南地区多姿多彩的生活情趣和幸福祥和的生活状态。

5.故事淳：岭南舞蹈的作品剧情质朴、淳厚、生活化，却非常深刻。比如舞蹈《摇啊摇》表现一对在水上靠摇橹讨生活的父女，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描摹，展示出他们之间的真挚情感。父亲靠摇橹养育了女儿，而长大成人的女儿继续摇橹养活着自己的父亲。寻常的生活，酿出醇香的生活美酒，甘洌澄澈，道出了生活的本质。水边生活似乎是岭南生活的一个主要形式，创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生活场景，通过富有风格化的动作动态语言，挖掘出了主人公内心的美好世界，呈现了一副古雅敦厚的生活图景。

一方水土，一方文化。岭南有独特的地域坏境及文化氛围，造就出独特的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是岭南舞蹈发展的土壤，两者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在岭南舞蹈中可以透视岭南文化的特色，在岭南文化中可以孕育岭南舞蹈作品，岭南文化为岭南舞蹈提供了丰富的元素和广阔的题材，岭南民间舞蹈用独有的艺术形式将岭南文化视觉化，并将其继承、发展、传播。（责任编辑：晓芳）

第二篇：生态学视域下外语课堂的教学形态的思考

生态学视域下外语课堂的教学形态的思考

摘要：经济全球化发展促进了国际间文化交流，外语教学更显重要。为适应外语人才需求，在外语教学中更为注重对学生的外语沟通能力的培养。从生态学角度审视外语课堂教学，就是从教学功能的角度出发，使教学形态体现出教学形态的生态化和教学内容的生态化，实现外语教学的系统性展开，且能够发挥其独立性，使外语教学课堂环境和谐而友好，且能够培养学生生态化思维方式。这就促使外语不仅仅是语际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融通的载体。基于此，针对生态学视域下外语课堂的教学形态进行研究。

关键词：生态学视域；外语课堂教学；教学形态；教学评价生态化；生态翻译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5）07-0151-02

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语言学研究专家霍根在其著作《语言生态学》中提出了“语言生态”这一名词后，语言学研究界开始关注语境对语言表达的影响[1]。“语言生态”（ecology of language）概念的提出，将语言与环境之间建立起关联，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发展途径。生态学是伴随人类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而产生的，引导人们建立生态意识，就是要从生存的角度出发，解决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将语言纳入到生态学视域中，同样是从语言的文化传承角度出发，强调与语际间交流要注重语言背景，由此而促进了语言学研究进入到新的发展取向。语言生态学又被称为“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长期以来被视为理论工具，在外语课堂教学中按照生态模式展开，就是从不同层面、以不同形式展开教学[2]。

一、语言生态学就是在外语教学中树立生态理念

1树立语言生态理念，体现语言文化价值

语言生态学是学术概念，是建立在与语言相关各项要素基础上的。语言生态学有自我生存空间，且在自然要素和社会条件的综合影响下完成语言交流。比如，外语课堂教学中，不仅要考虑到教学形态，还要照顾到语言文化思维基因，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还要结合社会经济环境等条件，只有各项条件紧密结合，才能够将外语教学理论在相应的教学环境下展开。将生态学与语言学相融合，可以在语言研究中注入生态学理念，从价值角度上与生态实践方法适配，以更新教学架构，使语言不仅仅是语际交流的工具，还会被释放出文化价值。

2外语的语言表达要符合语言生态环境

语言表达离不开属于自己的生态环境，要提高语言运用的有效性，就要选择合适的语言环境。语言生态是借用生物理论，从环境背景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实现语言与生态之间的相互渗透。在开展外语课堂教学中，为了保证整个教学系统的正常运转，就要注重教学生态系统中所呈现出来的动态发展的模式。任何在环境中生存的生物都要保持生态平衡，否则就要面临淘汰的危机。语言亦是如此，对于语言表达考虑到语言生态环境，并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打破常规模式，就能够使语言表达符合语境[3]。

3语言生态是动态的语言应用创新过程

在外语课堂教学中，外语教学系统化，教师作为系统知识的分解者，其是将相关的知识以及各种信息进行提炼、分解，并引导学生建立适合于自己的外语学习方法，使整个的外语课堂教学系统化，并将外语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在接受外语教师传递的教学信息后，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要对于这些趋于抽象化的学习方法和教学信息，以主观需要为出发点进行再一次地加工处理，实现了外语语言应用技术上的创新。

二、外语课堂教学生命态

1外语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外语学习的自组织能力

自组织本身是一种现象，是将系统中的各项元素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构成系统化结构，以使其发挥整体协同效应。在外语课堂教学中，将自组织理论纳入其中，就是通过提升学生的“自组织”意识，对学生的外语学习产生催化作用。促进外语课堂中学生的“自组织”意识的形成，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即理论支撑阶段，引导学生对外语学习的自组织性产生认知[4]；动力驱动阶段，就是将学生外语学习的情绪调动起来；效果校验阶段，对学生的外语学习效果以测试；持续发展阶段则是培养学生的终身外语学习能力。整个的教学过程都是以外语教学理论为基础，逐项展开，其中重要的环节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就需要教师从教学环境的角度出发，采用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实现课堂环境与教学技术的搭配，催化学生的自组织意识[5]。学生可以根据测试结果自我调整学习方法，完善学习计划。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外语学习习惯，就会长期坚持下去，由此而获得预期的外语教学效果。

2外语课堂教学中，要突出实践环境效应

在外语课堂教学中，要突出教学课堂的生态性，就要构建生态化的外语教学媒体环境，以使外语课堂教学符合媒介生态的良性发展，形成外语教学实践环境体系。外语课堂教学以满足学生为目标，教师设置外语教学的开放性系统架构，可以发挥外语媒介生态效能，确保外语教学朝生态化方向发展，并顺利展开。计算机网络促进了新的文化传播形式形成，对于目前的外语教学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可以将新的生态环境建立起来，使外语教学内容不再拘泥于模拟的生态化语境，而可以运用实施案例来说明生态语境的重要性[6]。但是，对于内容翻译却引发了诸多的歧义。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由于主观意识不同而产生了曲解。成龙在Twitter上的原文为“HK is a nation built by a lot of different people，dont worry！We do not hate！”但是，由于主观目的不同，香港地区的一家报社对这句话的翻译引发了诸多的歧义，即“香港是多元化的种族社会，这件事情无需道歉，我们没有怨恨”。从生态语境上来看，这段话中的“dont worry”应该被翻译为“不用担心”；“We do not hate”应该被翻译为 “我们不会仇恨”，这样的翻译是符合当时的演讲语境的，而且意思表达更为达意。但是，却被这家报社翻译为“我们没有怨恨”，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无异于火上浇油[7]。教师采用这种外语教学方式，主要是强调外语交流中，语境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交际场合，不同的语境，语言表达的内在涵义也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个体话语的诉求往往会成为一种理念的表达，或者情绪的宣泄，这些都需要从语言生态角度加以解读。

3外语课堂教学中要强调外语的功能性

外语语言教学模式的设定要根据语言功能性展开。比如，外语教师讲授旅游英语，就要注重自然景观的描绘，所采用的语言表达形式要能够凸显出语言文化模式[8]。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语言同时是文化的表达形式。从各自文化层面理解旅游环境内涵，就必然会产生差异。英语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播放动画的模式展开旅游英语教学，让学生观看旅游景区的标识牌，让学生尝试着翻译为英文。当多媒体课件定格在“关爱生命热爱花草”，如果仅仅从语言传译的角度进行翻译，则为“Protect flowers and grass love our lives”。但是，在旅游景区如果外国游客看到这样的标牌内容就不免产生误解，采用符合英语语境的规范标准的标志语“Keep off the Grass”效果会更好些。由此可见，在语言表达中，从环境角度出发进行语言表达，有助于双方有效沟通。采用这种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对语言生态产生直观的印象[9]。

三、结论

综上所述，生态学视域下对外语课堂教学进行研究，就必然要建立生态化外语课堂教学理念，运用生态的观点设置外语教学形态，有助于使外语课堂教学更为生动。从语言生态学的角度而言，外语生态化教学本身就是外语教育与生态学的结合，其中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极具代表性。将“自组织”理论运用于外语课堂教学中，实现外语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独立展开，且不失整体性，可以确保外语课堂教学更为符合客观规律，实现外语课堂生态系统的平衡，由此而获得良好的外语教学效果。此外，对于外语课堂教学还要强调语言的功能性以及所发挥的实践环境效应，以引导学生从语言应用等教学自我调整外语学习方法，促进外语教学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小娟.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探析[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2）：123―128.[2]Snell-Homsby，M.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13―127.[3]刘芳，胡洁雯.从伽达默尔解释学看文学翻译标准[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2）：22―23.[4]柯平.视点转换、具体化和概略化――再谈变通和补偿手段[J].中国翻译，2012，（1）：42―43.[5]Robinson，D.The Translators Tur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124―156.[6]Hu，G.S.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J].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03，11（4）：87―110.[7]王姝丽.生态学视域下外语课堂的教学形态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31（12）：171―173.[8]刘贵芹.高度重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努力提升大学英语教学质量[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2）：279.[9]胡蕾.生态学视域下大学英语课堂的教学形态研究[J].科学中国人：人文社科版，2014，（4）：15―19.（责任编辑：刘东旭）

第三篇：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视域下公务员形象的塑造

第 31 卷第 1 期 许昌学院学报 2012 年第 1 期

Vol． 31 No． 1 JOURNAL OF XUCHANG UNIVERSITY No． 1，2012

收稿日期:2011 －09 －09

作者简介:王锦荔(1986 －)，女，福建福州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徐 旋(1987 －)，女，湖南常德人，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二者研究方向皆为高校德育。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视域下公务员形象的塑造

王锦荔，徐 旋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0241)

摘 要: 塑造良好的公务员形象，除了靠制度这种“硬”手段之外，还要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这一“软权力”。公务员这一群体的特殊身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性及人民利益

至上的内核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公务员形象塑造的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通过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公务员形象，一要做到知、情、信、意、行的统一;二要坚持人民第一的原则和将心比心的原则;三要培育公务员精神。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公务员形象;公务员精神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9824(2012)01 －0132 －03

一、引言

所谓公务员形象，指的是公务员在公共管理和公共事

务中的客观状态和实际表现在社会公众中所获得的认知

和评价。

［1］41

公务员形象直观地体现在公务员的言行之中。

当下社会对公务员形象的评价确实不高。笔者在一些论

坛看到关于公务员形象评价的帖子，大多数网友对于当今

中国社会公务员形象愤愤不平地大加批判: “一杯茶，一支

烟，一个电脑过一天”，“看似很忙，却不知道忙什么”，“明

明可以当天办好的事情，非要找借口拖”，等等。造成公务

员形象不理想的原因大体上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行政能力

差，行政效率低，尸位素餐，不能让民众满意;二是道德腐化，以公权谋取私利;三是当今新媒体技术发展使得公众表达舆

论的渠道更加便捷，而公务员对于民众表达的意见却充耳不

闻，所谓“走自己的官道，让民众说去吧”。譬如公车私用，像是没了开关的水龙头，群众干着急，却也只能任凭行政经

费从这个管道哗哗流走。这些问题造成的后果就是引发群

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削弱执政最为关键的群众基础。

要想从源头上防止这些问题玷污公务员应有的“公

仆”形象，得靠两个手段: 其一是制度;其二就是公务员个

人的品格。制度是“硬”手段，法律是其中之一。但正如古

人所云: 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孟之行。法律只

追究既成事实，不能把违法和不道德的动机消灭在萌芽状

态，约束力有很大的局限性。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中的“软权力”，能够帮助公务员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公务员精神，践行公务员应有的职

业道德，并能带动群众践行核心价值观。所以，价值观在规范公务员人格中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此，在我国，对于

公务员这一特殊的群体来说，要想树立良好的形象，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何以对塑造中国公

务员形象具有特殊功效

(一)公务员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身份决定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殊功效

1． 中国公务员与生俱来的政治色彩

中国《公务员法》给公务员所下的定义是: “依法履行

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

作人员。”在中国的国情之下，公务员带着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倾向。中国公务员制度具有五个鲜明的特

征: 一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而非

政治中立;二是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而非超越党派;

三是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并把政治素质放在首

位，而非仅强调个人能力;四是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而非服务于特殊的利益集团;五是必须坚持统一管理，没有“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划分。

［2］41

中国公务员身份之

特殊正在于其要关心政治，所要代表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方

向，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这就使得对公

务员个人价值取向的要求成为必须。

2． 中国公务员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有榜

·132·样效应

公务员形象与其他群体形象最本质的差别体现在与

“权”的关系上公务员是与权紧密联系的，是人民权力的代

理人。党和政府的形象具体细化为每一个公务员个体的形象。公务员是一只脚在组织内，另一只脚在群众内。其

一言一行，在老百姓眼里就代表着国家、党和政府。党和

国家方针政策上所体现的公务员的形象，可以归结为公务

员的执政力以及公信力。除此之外，公务员在道德上的言

行，也反映着政府的形象，主要包括公务员的拒腐防变能

力和亲和力。群众在时刻关注着公务员的一言一行，公务

员的言行影响着群众的思想与行动。公务员形象的缺失

及败坏，对于整个社会乃至下一代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恶劣影响，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成为社会中最

具有破坏力的“病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全世界

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公务员只有

意志坚定且自豪地高举这面旗帜，才能够让全社会在这面

旗帜的召唤下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性及内核

决定其在公务员形象塑造中的特殊功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

提出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它科学地整合了科学社会主义

经典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体现在指导思想的传承性、严密性、时代性、科学性和系统

性，为社会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要体现了以下几点: 一是利他主

义的价值取向———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二是关注人民利

益的价值标准。“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

［2］809

她“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

群众、团结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奋斗”;

［3］364

她“权为民

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

生活。”

［4］

三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目标———

以人为本，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以看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精神手

段，人民利益是最终指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

公务员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造良好的公

务员形象

(一)实现知、情、信、意、行的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概

括和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丰富和深化了

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阐释和系统化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是

科学而完备的理论形态。理论只有真正地为公务员群体

所理解和掌握，化为行动，才能转变为物质力量，达到改造

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上说，是一个

社会所需要并加以倡导的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它的形成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长期教育和引导的。”

［5］218

同时，从

一般的群众角色转换为公务员这一特殊的角色，需要在价

值观上实现转变，这种转变亦是一个过程。公务员对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演变历史和基本内容、对于中国社

会发展的重要性、对于成功塑造公务员形象的重要性等，应该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

一个知、情、信、意、行相统一的过程，公务员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同样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将价值体系内化而后外

化的过程。

知是产生情、信、意、行的基础。没有知，情、信、意、行

就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培养公务员对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认知，应当贯穿于选拔、培训、考核公务员的整

个过程之中。选拔中应当优先录取政治素质高、有相关专

业背景和党员身份的人员，坚决杜绝任人唯亲的现象。在公务员上岗之前，应当进行相关理论知识的培训，要学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内容，让其深知实践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维护公务员形象的重要性，明白其自身

行为在社会中所起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定期考核每个

公务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况，根据实际情况予

以奖惩。考核可以从公务员形象的五个组成部分入

手———执政力、拒腐力、合作力、公信力、亲和力。

［6］

情是动

力，要培养公务员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尊奉之

情，以此使他们树立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

念和坚强意志。依靠信念和意志这两大支柱和杠杆，公务

员就能够付诸行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到自

己的工作和生活中，转换为职业行为习惯，做到知、情、信、意、行的统一。这有利于提高公务员的公信力和美誉度。

(二)坚持人民第一和将心比心的原则

古语有云: 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故塑造公务员良

好形象应以行为主。公务员的形象，是通过其言行表现出

来的。良好的公务员形象是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标准的。笔者以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塑造良

好的公务员形象，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两个大的原则:

其一，坚持人民第一的原则。正如前文所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的。

因此，是否成功地践行了这一主导价值观，关键就在于公

务员在工作岗位上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公务员的形象不是自己标榜的，而是人民对其形

成的评价。你做了什么，人民都看在眼里，不用自己为自

己宣传。如果公务员凡事以为人民谋利益为根本的出发

点，以人民同不同意、满不满意、高不高兴作为自身言行的标尺，那么他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在人民心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相反，若大量存在批发“官帽”、以权谋私、黑恶势力

·133·横行、强行拆迁、行政效率低下等现象，即便说得再好，人

民也不会相信和拥护，公务员的形象必定会受到损害。

其二，坚持将心比心的原则。这是坚持人民第一原则的更进一步、更为有效的原则。坚持人民第一的原则，是

针对公务员整个群体而言，将心比心的原则，则是细化到

每个公务员的具体任职岗位。公务员是公共权力行使的主体，人民是客体，将心比心就是让公务员个体在同群众

打交道时，做到换位思考，从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困难去考

虑问题，开展工作。如现在我国农民工人数已达到 2 亿多，大多数的农民工都住在城市高楼大厦后面的破落棚屋之

中，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越来

越突出，特别是那些来自底层的社会精英们，无权、无钱、无势，想靠自己的知识、才干和能力在社会上生存，谋得上

升通道跻身社会中上层，何其艰难和无助。为什么最近两

年人大和政协开会时，要求公平公正公开的呼声很高? 因

为社会太有这方面的需求了。这就要求掌握公权力的公

务员们，俯下身来眼光下移，多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诉求，设

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替群众办事。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公务员

精神

公务员精神，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知的一种

升华，是党和政府向社会展现的一面旗帜，是为全社会成员树立起的标杆，是最高层次的典型示范。但这样一种利

国、利民、利社会、利工作、高标准的公务员精神的确立和

弘扬，不会自发进行。弘扬起反映时代特征、人民所期望的公务员精神，“就必须构建起严密的内外约束体制，在内

外体系的长期熏陶与锤炼中，坚守道德自律，坚持依法行

政，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在任何时候都能竭尽全力为人民服

务、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1］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

培养公务员精神的重要的“软”手段。2005 年，曾庆红在全

国实施公务员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公务员精神的内涵

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提出要努力在实践中培育具有时代

特征、中国特色的公务员精神，这就是: 热爱祖国，忠于人

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恪尽职守，廉

洁奉公。这实际上构成了公务员形象的五个要素: 执政

力、拒腐力、公信力、合作力、亲和力。因此，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培育公务员精神，培育公务员应有的道德人

格，实际上就是塑造和维护公务员的良好形象，让政权机

体得以良性运转和发展。

四、余论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想当一名让人民支持和拥护的公务员，就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这一主导

价值观，培育公务员精神。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塑造公务员形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原

因在于: 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毕竟是属于精神

和意识的约束机制，是一种“软权力”，稍不小心就可能坠

入空无的“幻境”，容易被束之高阁，成为神坛上的精神“供

品”，而无法“落地”。精神的塑造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产生效果也是潜移默化的，因此需要的是公务员主体的坚

持学习和实践。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下中国，公权领域存

在着不少问题。以公务员职务犯罪为例，自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公务员职务犯罪呈现多发和高发态势，职务犯罪

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引起了舆论界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切忧虑。如何将制度的强制力量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软权力”有机地整合，来弥补漏洞、解

决问题，还需要理论界和法律界的不断探索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陈尤文，袁建村． 政府公务员诚信体系建设研究［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8．

［2］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3］江泽民文选: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

［4］大力弘扬艰苦奋斗作风 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

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N］． 人

民日报，2002 －12 －08(1)．

［5］韩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M］． 北京: 人民出

版社，2007．

［6］何修猛． 公务员形象要素探析［J］． 美中公共管理，2006，(5): 63 － 66．

The image molding of civil serv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WANG Jin-li，XU Xuan

(Department of Politic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The image molding of civil servants depends on both the rules and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which

is scientific and emphasizes the interests of people． The molding of civil servants can be practiced from the fol-

lowing aspects: to unify knowledge，emotion，faith，meaning and action together，to insist the principle that peo-

ple come first and the principle of trans-position thinking，and to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civil servants．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the image of civil servants;the spirit of civil servants

责任编辑:师连枝

·134·

第四篇：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活动主体论

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活动主体论

[摘 要] 媒介融合使整个编辑实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引发编辑主体重构、编辑主体地位和职责等方方面面的变化。编辑主体的构成日益从一体多元走向立体多样。编辑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强化，编辑中心制悄然成型。编辑职责逐渐从以选择完善为中心向兼容聚合交易转型。

[关键词] 编辑 编辑主体 媒介融合[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6）03-0040-04

Review on Subject of Editorial Activities in the View of Media Convergence

Duan Lechuan Lu Ch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enan Universtiy，Kaifeng，475001）（School of News，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24）

[Abstract] The media convergence makes the whole editorial practice undergo drastic changes，which also leads to big changes of editors’composition，status and responsibility.The composition of the editor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varied from one to three.The status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editor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nsive.The responsibility of editor is gradually changing from selection and optimization to aggregation and transaction.[Key words] Editorial activities Subject of editorial activities Media convergence

编辑主体是编辑活动的重要构成，是编辑活动开展的主导性元素。编辑学界对编辑活动主体的研究相当广泛深入，对编辑主体的地位、作用、角色、心理等进行了系统论述。编辑主体论已经成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支撑。如同编辑学者靳青万所言：“编辑主体是编辑学理论中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概念，编辑主体问题是编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1]他认为，编辑主体问题是编辑理论研究的基础，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和主干性的理论地位。然而，编辑主体具有常新性，是伴随着编辑实践形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要认识编辑主体，就必须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不断变化的编辑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认识编辑主体的变迁和重构，以及由此带来的编辑主客体作用关系的变化。众所周知，在传播技术和媒介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的媒介形态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日益从单一媒介形态转换为以互联网为中心的融合媒介形态。媒介融合使包括编辑主体在内的整个编辑实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成为编辑活动变革的新现象，更引发编辑主体重构、编辑主体地位和职责等方方面面的变化。有关编辑主体的构成、地位等原本在编辑学界为定论的认识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变得扑朔迷离和耐人琢磨。本文试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以求更好地认识融合视域下的编辑活动主体。编辑主体构成：从一体多元到立体多样的分化

编辑学界对编辑主体构成的认识一直有两个观点。一是王振铎的编辑主体元素论。他从大编辑视角来看待编辑主体构成，认为编辑主体是一个“主体性”概念，不能单纯地就编辑论编辑。他指出，编者、作者和读者是编辑活动主体元素的三个重要构成，并形成了与由文本、稿本和定本共同构成的编辑客体元素的交互作用。二是编辑本位的编辑主体论，认为编辑主体是从事编辑活动的人员。比如，周国清的《编辑主体论》探讨的编辑主体就是从事编辑活动的人。他说：“编辑主体是指从事编辑活动的人，包括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层次。”[2]在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编辑主体论中，以后者为代表的编辑主体论更为普遍和广泛，是一种编辑本位的主体论，是将编辑主体作为一个独立于其他主体之外的认识论。在媒介融合时代到来之前，传统媒介形态泾渭分明，彼此不同，编辑主体的构成研究也就打上了鲜明的媒介形态烙印，分属到不同的分支编辑学研究之中。比如，蔡雯的报纸编辑学研究主要聚焦报纸编辑主体，阙道隆的书籍编辑学研究主要关注图书编辑主体。与此同时，对同一传统媒介编辑主体的构成认识也过于简单，往往忽视对编辑主体构成的研究，尤其是对编辑主体构成的差异性研究，没有真正从主体分工和分化的角度来认识编辑主体的不同构成和不同定性。比如，报纸编辑主体的构成就包括总编辑、版面编辑、文字编辑、美术编辑等不同的主体元素，这些不同的主体元素不仅在工作内容、岗位属性方面有着极大差异，而且在主体观念、思维方式和知识素养上有着不同要求，但传统编辑主体研究对这方面的阐释很少。

从编辑实践本身来看，媒介融合时代到来之前，编辑主体也存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最典型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相对于传统文字编辑的策划编辑的出现，即众多出版社大胆改革，纷纷推出策划编辑专职岗位。邱平曾经指出：“‘策划编辑’的诞生是对传统出版观念的一大冲击，是在一个社的范围内运用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使编辑之间的工作突破过去部、室的分工，从而挖掘潜力，发挥能力，让他们有个宽松的环境，施展出全副本领。”[3]策划编辑的诞生是包括传统出版在内的传媒市场化的结果，是传统媒介组织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信息市场需求而进行的编辑主体再构的必然举措。策划编辑的诞生是编辑主体构成分化的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编辑职业化、专门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原本相对单一的编辑主体到策划、文字、美术编辑职责分明、分工协作，是编辑生产关系调整适应编辑生产力解放的结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编辑主体的分化动力来源于编辑活动的外部世界，而不是编辑活动本身。换言之，是高度竞争化的媒介产品市场催生了媒介生产关系的调整。与这一过程不同的是，媒介融合环境下的编辑主体构成分化的动力更多地来自媒介生产的具体过程。媒介融合不仅打破了传统媒介界限分明的格局，促使媒介融合发展、交互作用，而且引发了编辑主体的分化，主要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编辑主体发生内外分化，媒介产品生产的众包机制日益显现。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工作主要是专业媒介组织中编辑主体的活动，由其完成策划、组稿、审稿、发布等一系列工作。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整个媒介产品的生产传播模式由专业化媒介生产转向用户生产和专业生产有机结合的方式。更多的互联网用户不再仅仅是媒介产品的接受者和消费者，更是媒介产品生产和传播的参与者甚至主导者。在编辑活动环节，媒介产品的“用户生产”特色非常鲜明。比如，众包出版中选题策划、稿本加工等很多环节都熔铸着用户内容生产。正如有论者所言：“让出版环节中的部分工作尽可能转换为判断选择题，并交由大众来决定，充分以读者为中心，从读者投票决定书籍封面到投票决定书稿，读者对图书出版的影响和作用在一定范围内逐渐放大，未来图书出版将有可能完全以读者为主导。”[4]二是以创意、数据分析等为主的编辑辅体的出现。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工作主要是以稿本为中心的媒介创造。但是，媒介融合环境下生发出更多辅助编辑工作主体，比如数据编辑岗位、技术编辑岗位的编辑人员，他们成为一种直接面向用户的新的编辑主体构成，而且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纽约时报》专设数据编辑岗位，统筹媒介数字化的信息表现和用户行为研究。出版企业有很多从事书稿文本转换的数字编辑人员，比如北京出版集团在数字少儿图书上运用VR技术开发儿童科普可视绘本，参与开发的数字技术编辑就是融合发展中的一个新群体。

随着编辑实践变革的深入，编辑主体的分化趋势将愈演愈烈，尤其是媒介移动化发展过程中不同传统媒介线上线下的交互发展必然引领传统媒介商业模式的变革，从而建构起以数据库为基础的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融合发展必将从当下的以用户聚合为中心的平台创新，转向围绕内容和用户的商业价值变现的商业模式创新上来。由此带来的将是一大批以数据库运营为中心的新的编辑主体迅速崛起，编辑主体将会发生更大维度的分化。编辑主体地位的强化：从要素中介到组织中心

信息生产和传播是一个系统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媒介的生成非常重要。可以说，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产品的生产是信息传播的核心问题。媒介的生成离不开信息产品的创造，尤其是作者稿本的创造，也离不开编辑的选择、加工和优化。在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在参与创造媒介的过程中是以“幕后人”的方式出现的，媒介生成的动态性不强，媒介的交互转换度不高，这就决定编辑的主体地位有限。编辑虽然是联系作者和读者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虽然在整个媒介创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能动作用，但是编辑主体地位的中心性并不够突出。到媒介融合阶段，由于整个媒介的生成转换发生了重要变化，编辑主体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信息生产的中心性愈发凸显，整个媒介生成的枢纽性愈益显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媒介组织的中心地位确立。媒介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不同媒介形态信息传播的多形态呈现，即多样信息采集、N次加工和多样形态传播的传播模式的变革。从多样信息采集到多样形态传播，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编辑加工环节，这是实现不同媒介形态信息传播的关键一步。如果说传统媒介环境下，作者的稿本创作和编辑的稿本加工地位同等重要的话，那么，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的工作就不仅仅是稿本加工的问题，还要实现作者稿本媒介形态的多样转换，这必然使编辑成为整个信息生产传播的中心。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讲，一个专业化的媒介背后必然是一个系统化的媒介组织。媒介组织按照信息生产传播的流程建立起一个上下联系、内外关联的组织系统。在这个组织系统中，不同的主体角色承担不同的工作内容，显示不同的地位作用。传统媒介环境下，信息采集者和信息加工者在整个媒介组织架构中是一种线性逻辑关系。信息采集在前，加工在后，即使是后来出现策划编辑，策划居前统筹指挥，但是由于信息的呈现形态是单一的，编辑中心地位仍然没有表现出来。在媒介融合环境下，信息采集者和信息加工者的线性逻辑关系被打破，因为媒介形态的多样呈现，作为媒介形态转换生成中间环节的编辑主体就表现出相对中心的地位。这种变化表现在媒介组织形态上，就是传统媒介组织形态由采编并行、条块分割的媒介组织架构，逐步向编辑中心、采编联动的开放式轴形扁平化组织形态转变。现在众多报刊在采编流程再造中大力实施的“中央厨房”采编机制，呈现的正是编辑主体在整个信息生产传播中的集成性、主导性中心地位。

二是融合传播中“整合者”地位的强化。从传播关系的角度讲，媒介融合显示了整个社会传播关系的变化和调整。传统的传播关系是在封闭的媒介环境中进行的，媒介的生产者和媒介的消费者尽管在媒介产品的使用和消费上存在直接的交互作用关系，但是在媒介的生产过程中并没有发挥直接的交互作用。编辑者、作者和读者的角色和身份明确，传受关系相对固定单一。媒介融合的到来，一方面解放了传统媒介的使用者，使他们成为媒介的创造者，成为信息生产传播的“自组织”；另一方面推动他们直接参与传统专业化媒介组织的信息生产传播的全过程，成为媒介创造的重要作用力量。换句话说，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整个媒介生产的作用关系发生了变化，用户更直接地参与媒介的生产和传播，用户与用户、作者与作者、用户与作者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融合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这种生产传播消费关系的重大变革。在这个生产传播消费关系的调整中，编辑无疑是整合上述种种关系的中介和枢纽，是新型传播关系的“黏合者”和“整合者”，其中心地位的强化可见一斑。其实，现在众多媒体纷纷设立数据编辑岗位，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强化以编辑为中心的传播关系，以适应用户参与生产带来的媒介生产关系调整。

三是自媒体带来的编辑主体功能凸显。当下媒介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为主要平台的自媒体发展活跃。自媒体的发展带来受众的规模化迁移，必然影响各种传统媒体形态向自媒体的布局，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传媒业态。但问题在于，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形态，自媒体的信息生产传播和传统媒体迥然有别。传播学界的众多学人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过社交媒体的传播特征，有强调其“圈子传播”属性的，有重视信息“可视化”表达的，有分析其即时交互性的。然而，从编辑学的角度看，专业化媒介组织开设的自媒体公号的最大特征在于后台加工和前台呈现的“编辑”属性。由于自媒体平台信息传播的“微”性要求，如微博的字数限制，微信的信息推送数量限制，自媒体公众号运营的信息内容选择和优化功能要更加凸显。比如，每个媒体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信息都是“千淘万漉”和“精挑细选”的，都是最具媒体定位和个性的信息呈现。因此，有学者认为自媒体的工作重心是编辑，没有好的编辑工作，不可能实现海量信息的精准选择和最优呈现。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是“编”出来，编辑主体是自媒体发展的关键力量和重要方面。编辑主体职责的深化：从选择完善到聚合交易

编辑主体的职责是与编辑主体的工作相联系的。有什么样的编辑工作内容要求，编辑主体就有什么样的职责。伴随媒介融合的进程，不仅编辑主体构成发生了变化，编辑主体的地位发生了转变，编辑主体的职责和作用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在此前的编辑理论研究中，学界谈起编辑主体职责，常常以编辑“六艺”为能事，即选题、组稿、审稿、加工、发稿和校对。其中，选择和完善的职责较为凸显，比如张如法曾指出，选择是编辑工作的中心，是“编辑要素之首要原质”[5]，“完善是普遍的编辑规律”[6]，是“编辑的一个本质含义”。编辑的选择主要是从媒介生成的信息组合角度来讲的，强调编辑职责的把关作用和导向作用。完善是从媒介生成质量的角度来讲的，强调编辑职责的优化作用和美化功能。但是，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的职责已远远不是“六艺”那么简单，也不限于选择和完善这些首要原质。编辑职责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引人深思。

一是聚合功能。如果我们承认媒介发展演变的逻辑是朝着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开放、自由和互联的方向发展，如果认同媒介融合的本质是不同媒介的转换生成，那么，我们就必须看到融合环境下编辑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职能，即聚合职能。传统媒介和互联网媒介的最大不同，就是互联网媒介的用户呈彼此交互的连结状态。传统媒介的用户可能有海量的规模，但彼此在现实空间并没有连接起来，只是因为共同的媒介在精神层面有着交互作用。但互联网媒介不同，不同的用户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彼此的交互连结。用户连结的规模、数量、频次和频度，不仅成为判断媒体本身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标志，也成为媒介产品更大规模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主体除了完成对作者稿本的选择和优化，还要实现用户海量规模的聚合和汇集。换言之，传统媒体融合转型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自己的读者转化为用户，解决“有读者，无用户”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以编辑主体为中心的用户聚合、用户黏贴工作。从媒介融合发展的实践来看，传统媒体构建的新媒体交互平台的首要工作就是用户规模的海量汇聚。

二是交易功能。传统媒介环境下，信息生产的主体和信息消费的主体界限分明，媒介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以广告为基础的“二次售卖”模式之上的。为了保证媒介产品的质量，包括编辑主体在内的信息生产主体并不从事媒介的具体经营，而是由经营人员从事媒介产品的推广，即采编经营分开。但是，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媒介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单靠以广告为基础的“二次售卖”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移动媒体版面迅疾流动的现实。另一方面，编辑工作延伸到以用户数据库为基础的新的商业模式的创新上，以媒介为中心的线上线下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此情况下，采编和经营分开的现状将会被打破，编辑主体不仅要从事内容策划，而且还要围绕以用户为中心的经营展开。正如资深新媒体人周晓鹏所言，媒介融合的深度发展迫使我们“提出重新定义编辑”。在他看来，融合环境下编辑主体的职责已发生深刻的重构，包括产品包装、效果评估和价值变现等在内的工作都将是编辑工作的重要职责。换句话说，编辑主体的职责已经并将继续突破原来的界限而更多地参与媒介产品的交易推广上，并以用户数据库为中心构建起新的商业模式。

注 释

[1]靳青万.编辑学基本原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5

[2]周国清.编辑主体论[M].长沙：岳麓书社，2009：31

[3]邱平.“策划编辑”诞生的前前后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第三次浪潮”[J].编辑学刊，1993（2）：13

[4]袁甜阳子，沈阳.众包出版：新兴出版模式探析[J].科技与出版，2015（2）：73-74

[5]张如法.选择：编辑要素之首要原质[J].河南大学学报，2000（1）：125

[6]张如法.完善：编辑的一个本质含义[J].编辑学刊，1992（6）：28

（收稿日期：2016-03-15）

第五篇：论道德生态视域下的青少年法制教育(2012-11-7)

论道德生态视域下的青少年法制教育

崔诣晨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210037）

摘要: 青少年法制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青少年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关键。目前，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还存在诸多不足。为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利，创造良好的学习与生活条件，便于学校开展管理工作，并为青少年进入社会打下良好基础，必须逐步实现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从生态学视角研究人的发展和教育问题是当代研究的新视点之一，也是社会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之一。本文从道德生态角度阐述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期探索出有效途径，实施青少年法制教育。

关键词:道德生态；青少年；法制教育

随着社会的发展，校园不再是“象牙塔”，它与社会的关系愈来愈密切，相伴而生的法律纠纷案件也越来越多。近几年，青少年刑事犯罪占到了社会刑事犯罪的70%至80%，且呈现低龄化、团伙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家庭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1]。因此，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迫在眉睫。研究和实践表明，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不断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是促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环节。

一、当前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青少年法制教育这一人工生态系统的目标是培养出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个体，并以此为中介与其他生态系统实现良性互动[2]。然而，由于这一生态系统存在内部矛盾，因此培养出来的个体存在各式各样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些教育工作者在认识上受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

一些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师在对青少年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存在误区。他们认为，学生有了法律意识后就不容易管理了。这是一种传统教育理念的体现，是不足取的。其实学生接受法制教育，认识到守法的重要性后，不但不会影响学校日常管理，而且更能主动约束自身行为。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09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课题（编号：09SJB880101）、2009年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项目（编号：SGSY2009YBO42）、南京林业大学2009年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金课题重点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二）法制教育针对性不强，普及性不够，难以引起大学生的重视

有些教师因为对学生了解不够，法律教学课程体系没有针对性。一方面学生难以学以致用，学习兴趣不高；另一方面由于是非专业课，学生抱着应付的态度学习，又反过来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

然而就学生而言，由于缺乏基本法律常识，很多大学生既不能充分认识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也不了解国家机构的设置，自然难以重视法制教育。因此，学校加强对关系学生基本利益的相关国家法律进行宣传和普及，任重而道远。

（三）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学与用结合不够紧密

在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对学生进行法律知识传授的主要渠道是法律基础课，教学形式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很少开展具有学生特质和时代气息的法制教育实践活动，忽视了学生法律应用能力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这样一来，学生不能把法律知识活学活用，在出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法仍然是感性的，法制教育也失去了其应有的实际作用。

（四）受不良社会环境与家庭教育的冲击

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良现象时刻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行为，如金钱与权力凌驾于法制之上，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社会上屡有助人为乐反而被讹诈等等。这些不良社会现象导致一些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出现偏差，甚至使他们不能辨明是非，更何谈做遵纪守法的公民。此外，新一代独生子女，尤其是90后的青少年在家庭教育中集万千宠爱一身，在成长过程中，很少自己体验困难和挫折，这不但不利于个体的成长，而且有悖于社会发展规律，影响社会发展环境。

二、道德生态的内涵及其现状

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犯罪率居高不下，归结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学校教育缺失，社会和家庭环境的不良影响，青少年的自身因素等方面。针对青少年犯罪案情的分析，不难发现一个共性：青少年个体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薄弱，缺乏对生命本质的理性思考，因而当其欲望得不到满足或内心矛盾无法控制时，容易引发冲动性犯罪[3]。可以说，道德生态的缺失已经成为大学生犯罪的一个易被忽略但极其重要的原因。

道德生态主要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存在与分布状况。在一些学者看来，我国道德生态的现状不容乐观[4]。比如，经济领域中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合同欺诈；政治领域中部分官员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贪污腐败；文化领域中一些学者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等[5]。社会的道德生态对个体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即说明了这个道理。总之，社会中的不良道德现象给

青少年法制教育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不良的道德现象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学生区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使其思想上发生混乱，造成价值观与人生观的蜕化、道德知行的分离。

其次，不良的道德现象使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使大学生怀疑这些教学内容的真理性。

再次，不良的道德现象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不但可能直接影响大学生自己的生活与学习，而且很容易使大学生对社会产生片面的、偏激的认识，致使其信念缺失、道德滑坡。

三、青少年法制教育生态系统优化策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新形势下，法制教育的载体、方法、途径多种多样，笔者认为应从教育环境—教育载体—教育对象环境入手，即以生态学为基础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使青少年树立牢固的法治观念，养成自觉学法、守法，依法办事的习惯[6]。

（一）必要性分析

之所以要在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中采取生态学的视角，主要是因为当下青少年法制教育中，传统的灌输接受方式已经不再适用外界环境的变迁。我们可以将这种外界环境的变迁归结为如下几类：

1．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在给青少年法制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挑战

[7]。首先，经济全球化使中西文化价值在国际交流中相互冲突。其次，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经济总量增速很快，但人均GDP、以及各种社会福利仍然未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也会使一些人在认识上出现误区，只谈经济利益，不谈社会价值。第三，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复杂多样，一些人将西方意识形态伪装成所谓的“普世价值”，影响了学生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的高扬。第四，少数人持有严重的崇洋媚外观点，将一些社会问题恶意归结为社会制度上的不同，影响了青少年甚至教师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2．社会多样化。社会多样化给青少年法制教育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首先，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伴随着经济独立性的增强而增强，但社会主义集体观的作用却随之减弱。其次，人们生活的自主性给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导性带来冲击，加之思想活动的多样化与动态性，给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增加了难度。第三，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的加剧，使人们思想活动的差异性加剧，良莠不齐的伦理观念与思想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

3．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多样化造成了文化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可能带来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可能造成大学生信仰危机，怀疑甚至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丧失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其次，可能造成道德失范，表现为社会责任感淡薄、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奉行一切向“钱”看的原则等。第三，可能影响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使其产生迷茫感与挫败感，丧失对良好生活方式的向往与追求。

此外，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在转型期间，作为社会构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会发生质或量的改变，同时也必然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使上文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被进一步加剧。

长期以来，青少年法制教育都采取灌输接受的模式，这一模式之所以有效，根源于如社会结构相对固定、计划经济体制、单一文化环境等特定背景。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多样化、文化多元化以及社会转型的发展，这一模式越来越无法产生良好的教育结果。因此，我们要转变视角，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问题，探讨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生态优化问题，以提出更好的对策。

（二）可行性分析

通过对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生态学归因，不难发现，从道德生态出发实施青少年法制教育是一条创新途径，既要进行系统内优化，也要进行系统外优化。

采取生态学视角的可行性可以从两个侧面分析：

第一，学校教育。学校是一种社会组织。一方面，它的组织机构、制度规范与群体构成相对稳定，形成了类型化的校园文化；另一方面，它与外部环境构成持续不断的输入与输出关系，外部环境向学校输入各种物质（资金、设备、图书等）、能量（政策、价值、情感）与信息（知识），而学校也向外部环境输出人才以及学术成果[8]。在这个意义上，一所学校就构成了一个微观的生态系统。

另外，作为一种人工系统，学校具有目的性、开放性、社会性与脆弱性。这几个特征是紧密相关的。首先，目的性是指这个系统的运行是为了满足特定人群的特定需要。其次，学校需要依赖外界提供的各种物质、能量与信息，因而具有开放性。再次，正因为学校具有开放性，要依赖于外界，也就会受到外界的各种干预与影响，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这也导致了它的脆弱性，即自我调节能力在外界强力影响面前显得非常微弱。

第二，法制教育。法制教育是指对客体传授法律知识，培养其法律修养，提高法律意识水平。它通常是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来分析讨论的，面向的受教育者主要是更广泛的人群。

法制教育作为实现治国方略的重要途径被吸纳到现代学校教育系统当中，成为现代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9]。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在法制教育前加上青少年这一个定语，就将其限定了范围。青少年阶段是儿童至成年的中间阶段，也是一个人人格养成的重要时期。各国对青少年的年龄阶段划分不尽相同，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将青少年界定为14-28岁。青少年法制教育就是指的对这部分人进行的法律知识的传授以及法律意识的培养，增强青少年的法制观念，即普法教育。因此，只有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利用学校优势，根据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地施加法制影响，使青少年学生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才能有效地扼制青少年犯罪。

总之，正是由于法制教育具有如此广泛与深刻的影响，受过法制教育的主体最终才能影响社会中的其他领域的生态系统。而学校与法制教育分别构成了组织机构意义上的生态系统与活动领域上的生态系统，这样才能运用生态学的视角考察青少年法制教育。据此，这种考察实际上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以学校生态系统为参照基准，来考察法制教育；另一种是以法制教育生态系统为参照基准，来考察学校。这两条路径在考察当前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问题与对策时，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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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162-166.On legal education for teenager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ral ecology

CUI Yi-che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Abstract: Juvenile leg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chool education, so improving teenagers'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legal quality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nation.At present, Youth Legal Education in China still has many deficiencies.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young people, to create a good study and living conditions, to facilitate the school management work, and for adolescents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of society, juvenile legal education must realize the standardized and scientific.From the angle of ecology to study huma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s a new viewpoint of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 but also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methods in sociology.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necessity and the feasibility of juvenile leg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ecology, in order to explore effective ways to implement legal education for teenagers.Key words: moral ecology, teenagers, legal education.[作者简介]

崔诣晨(1979-)，女，山西临猗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办公室主任，讲师，理学硕士，注册心理师，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与治疗、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崔诣晨E-mail：zzcui@njf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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