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心理学到舞蹈教学

第一篇：从教育心理学到舞蹈教学

从教育心理学到舞蹈教学

--浅谈“教师期望效应”对学习舞蹈的作用

舞蹈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艺术。它那漫长而崎岖的史程告诉人们，舞蹈不仅是实践性很强的艺术，更是理论性很强的艺术，从舞蹈学的理论学科来看，它需要舞者投注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他需要有从内心支柱的心理发展中开拓新的舞蹈领域，这就需要舞蹈教育工作者从学生学习舞蹈的心理变化中出发，真正的让学习舞蹈的效果发挥到最大，我认为在舞蹈教育中教师期望效应会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所谓“教师期望效应”就是罗森塔尔效应，也可以叫“皮格马利翁效应”。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在一所小学里各随机选了三个班，进行“预测未来发展”的测验。然后给了教师一份名单，通知教师说：这些儿童将来大有发展前途。实际上这份名单上的学生是随机抽取的，并没有所谓的“预测未来发展”测验，那是做样子的。八个月后，这些心理学家回来，又对这些学生进行智能测验，发现名单上的学生，成绩确实进步了，教师也给了他们很好评语，实验取得了奇效。

罗森塔尔认为，因为教师接受了“权威谎言的暗示”，对这些“优秀”学生，有了很高的期望，教师把这种期望表现在了行为和态度上，学生感受到了，于是学习成绩进步了。从心里学的角度分析，这一研究证实了教师对学生期望可以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学生学习的进步。根据这一研究成果可以推断在舞蹈教学中这种作用也是一样的。因此在舞蹈的教学中在“教师期望效应”的应用中应了解学生的本质属性：

一。学生是能动体，是人的属性。学生是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人所共知的命题。但是在教育的实际活动中，却常常出现忽视学生是人的属性的情况。1.学生是一个能动体，是具有思想感情的个体，意味着他具有自身独立的人格，他有自己的需要、愿望和尊严，这一切都应当得到正当的满足和需要。2.学生具有独特的创造价值。这是因为人有能动的创造力，有智慧能劳动，具有创造价值物的积极作用。在教育过程中应当珍视学生作为人的价值，不能任意损伤他们。

二．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学生具有与成人不同的身心特点，具有其自身的身心发展的特点。这也就是说学生具有发展的潜在可能。对于发展中的人来说，在青少年、儿童身上所展现的各种特征都还处于在变化之中，趋向于逐渐成熟的过程，并不是已经到达的顶峰和终极。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身上潜藏着各方面发展的极大可能。他们身心、行为上所出现的缺点错误，都有较大纠正的可能性。

教师期望效应的功能性、教育性：

在舞蹈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就在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1.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准备状态。学习舞蹈中学生也应具备良好的心理准备状态，在舞蹈中才会更深的体会理解，真实抒发自我情感，自然的呼吸，流畅的肢体语言，动作的连贯，身体最伸展的表现都与学生的心理准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心理准备表现在信心、紧张程度、斗志等方面。如果充满信心，镇定自若，斗志旺盛，意志坚强，就会顺利实现迁移。所以在教学中要注意到心理的培养，帮助学生迅速掌握舞蹈技术类的方式方法，培养学生积极开动脑筋，养成对问题认真对待，根据问题的特点采取具体解决方法的习惯，这就是学生良好心理准备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2.培养学生新的舞蹈意识观念。所谓新的舞蹈意识的观念是一种开放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培养就关系到教师期望效应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开放的舞蹈意识大大的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活泼了我们的思想，强调舞蹈创作的主题精神，让学生在学习的舞蹈的过程中有自主创新的意识，在舞蹈学习的表现上有新的思维，来更丰富舞蹈表现力，增强学生学习舞蹈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教师不断的心理影响和暗示。3.开发学生在舞蹈学习中的想象空间。一种开放意识，使舞蹈从过去的那种线性思想和单一模式框架中解放出来，激发思想的增值。教师期望作用的心理介入加强了学生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给予学生的也是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教师期望效应的运用中影响学生舞蹈的学习和心理的成熟，对舞蹈教师的心理品质也有一定的要求：

一．热爱学生，期望学生健康成长。现代社会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对舞蹈教育的培养也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而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和热爱，他们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他们勤奋工作在工作中表现出的高尚的品质，都会给学生以有力的影响。

二．意志坚强，善于支配感情。这是舞蹈教育工作实践所造就的舞蹈教师心理特征。培养一个健康全面发展的舞者非一朝一夕，教师必须在意志上表现出目的性、果断性、一贯性和坚持性，善于控制和调节自己的心理和感情。才可能达到要求。

三．思维灵活，善于表达，客观分析。教师的性质是智力活动，而要做到“期望”的传达，在传达的过程中丰富的语言能力是关键。当教师向学生传递对其的期望时，语言的表达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这需要教师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利用最直观的通俗易懂的语言给予学生一种画面感，使其较快的接受。因此也需要教学中从各个角度，依据教育教学中出现的新情况，加以巧妙的处理。

三．观察敏锐，善于了解学生。在舞蹈教学中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观察力，看的出学生在学业上和道德品质方面的各种征兆。教师应具备一定的预见性，这也是教师期望所需教师的角色心理。

在了解学生的本质属性，具备了作为舞蹈教师的良好的心理品质后，才能够更好的发挥“教师的期望效应”的作用。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学习中更好的理解学习舞蹈中的心理发展特征，抓住学习中重要的要点，不断给予学生“即将绽放的花儿”的这种心理暗示，更要注意给予那些有可能被“遗忘的花儿”一定的关注，使学生整体的学习水平都同步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在舞蹈教学中想要达到较高的教学成果教师的期望应该做到最大化和公平化。怎样做到最大化和公平化我认为需做到以下几点：

一、利用教师对班级的期望，使学生加强对自己班级的期望；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利用奖励和惩罚等不同手段以增进学习效率、提高学生的成就感为主要目标，久之就会形成良好的班级环境，学生自然会对自身的提高有一定的自我要求，但是我这里讲到的手段问题主要是以奖励为主，惩罚为辅（惩罚主要就是批评教育），惩罚的目的虽在制止学生的不规范行为，但常会伤害学生心理，留下障碍，受罚者也易怨恨施罚的教师。而且单凭惩罚，只能告诫是非，并不能增强学生的表现，我认为舞蹈这门艺术只要发自内心的喜欢和表达才会更多的产生美感，当表扬学生时他会很清楚的记得和认可自己的成绩，因此表扬远比批评要更深刻，表扬中更会起到较好的效果，从而达到的顺从心理会在教学的过程中更易被学生接受，无论年龄大小。激励始终会开发学生的开创能力，但是也应注意适当使用。过度的迷信奖励作用，最后也会使学生产生“耐奖性”，而相应的批评与奖励的结合会起到更好的效果。例如我在实习期间，针对一个班级有意识的一次实验中就验证了我的这种想法，当学校的很多老师告诉我，我所要接的这个班是舞蹈考级班里最差的，学习舞蹈中最不记得舞蹈动作的一个班，于是上课时我不断的向他们传达我的期望和对他们的赞赏，在一个月后我发现他们班的进步和学习新舞蹈的进程比其他班级还要好些，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明显感觉他们对学习新舞蹈或动作时表现中极高的积极性，在学会后满足的成就感会表露在脸上，同时在也增强了舞蹈中的表现力。

二、利用教师对个别学生的期望效应，发展和修正学生的共同行为标准。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个别差异性，因此在舞蹈教学中要因材施教。有些学生并不是天生热爱舞蹈或者说具有舞蹈灵性的，我认为在对这类学生中“善意的欺骗”会起到好的作用，但是要做到公平化才会避免学生产生不好的心理状态，如果是有些学生需要多加注意才可以提高成绩的应该注意方式不要让其他同学认为是在特殊关照某一个学生。

第三，利用教师期望效应影响学生在学习舞蹈中新的观念。1.本着最大开发学生的舞蹈兴趣的原则。无论学生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会有怎样的成绩都是在有着浓厚的舞蹈兴趣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舞蹈教学中最重要的是要本着最大程度上开发学生学习舞蹈兴趣的原则上进行的。利用教师期望效应的作用使学生产生心理上的愉悦，和对学习舞蹈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成就感中激发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心理干预告诉学生舞蹈者是美的，在把美带给别人的同时更要留给自己，让学生感受到舞蹈的学习并非是机械化的进行，让舞蹈学习本身的枯燥减小的最小。

2.充分发挥学生学习舞蹈中的个体意识的自由性：这里讲的自由性是指引导学生在舞蹈中的自主创作意识。在教师期望的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具有大胆思维状态，不束缚，在学生的眼里老师是最大的支撑，你给他一个无限的空间学生自然会大胆的往前，舞蹈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艺术。西方现代舞蹈意识就大大的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活泼了我们的思想，这样的舞蹈观念在舞蹈艺术方法上使我们从过去的那种线性思想和单一模式框架中解放出来。我认为学生是具有可创造性的，吧这种意识传递给他们，思想的解放会使他们对舞蹈艺术有更新的认识，他们所具有的创造性是不可估量的，或许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自己的想法创造中另一种舞蹈形式也是有可能的。教师期望效应的功能性、教育性：

在舞蹈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就在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1.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准备状态。学习舞蹈中学生也应具备良好的心理准备状态，在舞蹈中才会更深的体会理解，真实抒发自我情感，自然的呼吸，流畅的肢体语言，动作的连贯，身体最伸展的表现都与学生的心理准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心理准备表现在信心、紧张程度、斗志等方面。如果充满信心，镇定自若，斗志旺盛，意志坚强，就会顺利实现迁移。所以在教学中要注意到心理的培养，帮助学生迅速掌握舞蹈技术类的方式方法，培养学生积极开动脑筋，养成对问题认真对待，根据问题的特点采取具体解决方法的习惯，这就是学生良好心理准备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2.培养学生新的舞蹈意识观念。所谓新的舞蹈意识的观念是一种开放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培养就关系到教师期望效应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开放的舞蹈意识大大的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活泼了我们的思想，强调舞蹈创作的主题精神，让学生在学习的舞蹈的过程中有自主创新的意识，在舞蹈学习的表现上有新的思维，来更丰富舞蹈表现力，增强学生学习舞蹈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教师不断的心理影响和暗示。3.开发学生在舞蹈学习中的想象空间。一种开放意识，使舞蹈从过去的那种线性思想和单一模式框架中解放出来，激发思想的增值。教师期望作用的心理介入加强了学生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给予学生的也是无限的想象空间。

随着这种内部因素的变化和发展，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使之逐步脱离教师的指导和影响，从事独立积极学习的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能够教会学生有坚强的意志力，坚毅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不仅会使他们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具备较强的自主接受能力，更好的学习舞蹈，对他们做人做事都有一定的帮助。

第二篇：从“无情”教学到“有情”教育

从“无情”教学到“有情”教育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把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三维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把教学过程同时成为学生健康心理发展、正确人生态度培养和高尚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过程。教材中精选的许多课文可谓情浓意厚，学生在阅读中不自觉地就可以经历情感体验的过程。可惜的是，一些教师不注重学生的情感教育，把课堂教学与学生的情感体验分割开来。即便有情感体验，也点到即止，或者让学生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看作者的情感、态度，而不能深入其中，让学生身临其境，进而感同身受、形成共鸣。

那么，如何把“无情”教学转化成为“有情”教育？我想应该做到四个“融合”。下面以具体案例加以说明：

一、阅读与体验融合

《微笑着承受一切》一文中，桑兰瘫痪了，当得知自己后半生要在轮椅上度过时，她微笑着面对；队友们为她痛哭时，她微笑着应对；伤病折磨、疼痛难忍时，她哼着乐曲笑对；生活不能自理时，她咬着牙关、想尽办法解决；面对关心她的人，微笑着说：“我决不向伤痛屈服，我相信早晚有一天能站起来！”阅读指导中，教师要引导学生采取阅读、体验、感悟三结合的方式，多层次、多形式进行体验。（1）阅读理解。通过阅读，了解桑兰的不幸遭遇，初步感受她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2）情感体验。让学生把自己置身于文章之中，体验这种境遇中的切身感受：失去自由会苦闷、病痛袭来会痛苦、不能自理想依赖、没有希望会绝望。同时，让学生感受一下身体剧痛却面带笑容，会是什么笑（带泪的笑、比哭都难看的笑）；体会一下行动不便、不能自理却面带笑容，又会是什么笑（酸楚的笑、强颜欢笑）；设想一下前景黯淡、毫无希望却面带笑容，还会是什么笑（苦笑干笑、无奈的笑）。可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主人公选择了微笑。老师抓住“微笑”一词，让学生去分析：在逆境甚至绝境中去微笑，桑兰是怎么想的？（与其生活在痛苦、自卑、绝望中，不如坦然面对、乐观生活、努力抗争、争取希望。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3）品评感悟。把桑兰在文中唯一的一句话：“我决不向伤痛屈服，我相信早晚有一天能站起来！”加以品评。此时，老师只需问一句：对这句话你会怎么看？即可引发学生心灵的碰撞和思考。

二、语言与情感融合

《但愿人长久》中，苏轼在中秋之夜思念手足兄弟，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吟诵“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诗的语言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教师可以紧紧围绕语言，设计以读为主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去理解和体会语言中蕴含的情感。（1）读中品味，用抑扬顿挫打动学生。采用教师范读、学生朗读的方式，要求通过自己的理解，读出诗句的语气和语调。学生在尝试如何读出感情的过程中，已经被打动。（2）读中理解，用诗情画意感染学生。在初读的基础上，根据诗文的描述，以中秋夜为背景，让学生以自己的理解，画出此时的情境。这样，画的过程就成了概括内容、分析词句、发挥想象的过程。同时，也是体会心境和情感积淀的过程。（3）读中抒情，用心灵共鸣激发情感。在描绘情境的过程中，学生不自觉地把作者孤寂、思念和寄托的情感也勾勒出来。此时，配以曲调低缓的音乐，让学生诵读文章，要求读出心情，读出感受。可以抑扬顿挫、深情并茂，还可以配合一些简单的肢体动作。这样，就把语言和情感、作者的感情和学生的心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三、事例与事理融合

寓言《螳螂捕蝉》，学生解读故事情节、领会其中的道理并不难。但是，真正培养居安思危、权衡利弊的意识和能力就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有一个设身处地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认识和分析问题的心理内化过程，也是深挖事理、自我教育的过程。文章的寓意是：它们都一心想得到眼前的利益，却没顾到自己身后正隐伏着的祸患。那么，教师可以设计学生“议”和“评”的活动，把这句话应用到故事中的每个角色去分析。（1）整体分析。学生会发现：蝉、螳螂、黄雀是用利益连贯起来的，它们既是利益的获得者，又是利益的牺牲品。而且取小利失大利，得到的是一餐食物，失去的却是生命。（2）个体剖析。每个角色失大利的原因都是：只想得到，没想失去；只看眼前，不看身后；贪图小利，忘记危机。（3）事理解析。教师以“各个角色怎样做就可以避免灾难？我们在生活中怎样看待利益？”为题，促使学生展开讨论。学生的讨论过程也就成了明理的过程。

四、素养与教养融合

教学为教育服务，在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同时，应当注重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养成。语文教学中对学生的养成教育要体现针对性、层次性、整体性。（1）针对积习，善加引导。例如，针对现在的孩子自我而不自立、任性而不自信、自私而且孤僻等特征，选择《半截蜡烛》《翻越远方的大山》《学会合作》《理想的风筝》《大江保卫战》等文章，重点进行感恩、励志、理想信念、民族情感、团队意识、习惯养成等方面的教育。（2）根据学段，确定重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三个学段的情感目标做了比较明确的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就应当根据不同要求确定各学段养成教育的重点。（3）资源整合，整体推进。不同学科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都有各自的特点，教学中，应当注重各学科教育资源的整合。各有侧重，但必须整体规划、相互配合。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参考文献：

李颖.浅析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J].课外语文，2014（04）.?编辑 王团兰

第三篇：读《从学科教学到学科教育》有感

读《从学科教学到学科教育》有感

唐静

读完王春易老师的《从学科教学到学科教育》这本书之后，我有以下体会：

在学校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做教师的一般都把精力放在备、教、改、辅、考研究上，放在学科教学上，而很少有人去关注学科的教育。

卢梭曾说：“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所以我们做教师的，非常有必要花些时间研究学科教育，而不仅仅是教学。

著名的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教授曾来到了一所普通中学，在一个班里随便地走了一趟，然后就在学生名单上圈了几个名字，告诉他们的老师说，这几个学生智商很高，很聪明。过了一段时间，教授又来到这所中学，奇迹又发生了，那几个被他选出的学生现在真的成为了班上的佼佼者。罗森塔尔教授这时才对他们的老师说，自己对这几个学生一点也不了解，这让老师们很是意外。罗森塔尔教授 在人们心中有很高的权威，老师们对他的话都深信不疑，因此对他指出的那几个学生产生了积极的期望，像对待聪明孩子那样对待他们；而这几个学生也感受到了这种期望，也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从而提高了自信心，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标准，最终他们真的成为了优秀的学生。

研究学生的心理，研究教育的方法，由学科教学走向学科教育，这是走向素质教育、走向智慧教育的必需的途径。

语文基于语言文字，数学基于数字符号，物理化学以实验为基础，所以，教学者首先必须熟悉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能力层次，有针对性的设计教学计划，决不能随心所欲，游离和剥离学科。要注重学生在知识形成和探究过程中获得相应的经验和方法，使学生初步学会自主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并能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而，学科教学如果仅仅局限于学科之内，仅仅在教学上强调设计思路、资源整合、方法运用、细节处理等技术层面的东西，就不符合教学之道了。学科教学必须走向学科教育，这是学校教育的本质之意。

我们知道，教育是广泛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社会现象，这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社会人的活动。教学存在于教育之中，教学在维持和促进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自然是以发展学生的生命成长为己任。一切都是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是“人”的教育。

于是，任何教学离不开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试想，语文教学过程中，面对文本的语言世界，又有谁否认得了这些语言世界里作者的生活观与世界观。如果有人认为数理化的教学只是徜徉于知识世界的话，那么试问，培养数理化能力的关键因素是知识倾向还是能力倾向，是被动发展还是自主发展，没有了素质教育观，哪来数理化的教学成就。

应试教育影响下的学科教学急功近利，舍本求末，忽视对人的素质的全面培养。所以，新课程提出了一切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的口号。我们自然需要明确学科教学的目标与任务，牢固树立学科教学的素质观。必须树立“教学就是教书育人”的教学观，教学活动是学习主体的一种精神活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的同时，陶冶和造就着思维品质和心灵精神。任何一种学习行为和方式，都是由学习者的精神形态决定的，因此，如果单纯强调学习者的外在表现来理解进行教学活动，就无法触及学习者的内部生活，就很难真正完成教学的任务。

心有多宽，语文就有多宽；心有多深，语文就有多深。同理，学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科课程深入人的心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活。如果无视人的精神存在，无视人文涵养、人文积淀、人文价值之于学科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把学科教育降低为纯粹的教学形式的技术操作手段，把深具人文精神内涵的学科教育异化成纯粹的教学训练。它必然会走向„精神虚无主义‟”。烦琐的练习、机械的答案、死板的要求，都与学科本身所应该有的灵性格格不入。

教学，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活动，是为丰富知识、开阔视野、认识世界、精彩人生服务的一项活动。教学的过程，是奠基人生的过程，是师生双方生命对话的过程。没有学科特色，不成为学科教学；没有学科意义，不成为学科教育。教学相长，自古真理。

那么，就让学科教学走向学科教育吧。

第四篇：《从理学到朴学》书评

《从理学到朴学》书评

本杰明.艾尔曼，1946年9月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80年毕业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明史、清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著有《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和《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等多部论著。其中，《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因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中华帝国晚期的考据学派的发生发展作了颇为精彩的分析，在美国中国思想史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从理学到朴学》的内容、论点、贡献

（一）内容

用艾尔曼自己的话来说，《从理学到朴学》一书旨在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这一考据学赖以生存的江南学术共同体后为1850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摧毁。

艾尔曼用社会学方法探讨了考据学派变成主导学术话语的外在的社会经济因素：从对《皇清经解》作者的地理分布、出生年代、家庭背景、科举功名状况的统计，我们看到一个由商人后代和文人组成的新的社会群体；徐干学、朱筠、毕沅、阮元的官方或半官方学术赞助对于学术职业化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从江南学术界和书院的描述可以看到师承讲授的方式对于学术走向学院化的影响；干嘉时代江南出版业、藏书楼组成的发达的交流网络对重建学术传统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讨论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时，艾尔曼又谈到强化考证话语自我认同的札记体，有助于累积成果的“补证”、“辩证”形式的著作以及书札往来、学术发明权之争对考据学发展的推动。这样我们看到，理学道德话语经过明代心学向清代朴学实证性话语的转变（变革）是官方政策、民间社会、学术共同体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而不仅仅是学术话语内部发生的思想突破或者清朝文化专制政策的直接后果。

（二）论点

在书中，艾尔曼首先强调18世纪学术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近现代多数学者在探索和重建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险象环生的历程时，只重视17世纪和19世纪的历史，对于18世纪则有所忽略。客观主义和实证学风在中国的出现，不是19世纪帝国主义和鸦片贩子移植的突发性进步。只有更伸入地探讨鸦片战争之前清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环境，才能较公正地估价19世纪西方冲击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所发挥的催化剂作用的范围和限度。

由此，他认为，只要我们把清代历史的研究重点从社会关系转向学术思潮，就不难发现，知识阶层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18世纪已经达到高潮。宋明理学生活于古典阴影中，他们受佛道影响（新儒家口头上拒绝承认这种影响），根据自己推演出的经典真理——道德主义、个人修养，以及有关的形而上学理论阐发儒家学说。

17、18世纪，儒学话语出现了一种向知识主义的转变。学者们力图运用考证方法，重构古典文化无与伦比的纯洁性及其理论和表达方式的精确性。当然，艾尔曼并没有忽略18世纪学术对于此前学术成果和思想资源的继承。18世纪在江永（1681—1762）、戴震（1724—1777）等汉学家著作中，仍保留着宋明理学思想方式、术语影响的痕迹，这表明，考据学派部分是从理学内部的发展变化中脱颖出来的。在谈论考据学术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时，他也引用了利马窦的观点，利马窦试图区分儒家本义与理学的“唯理主义”理论。他重视早期儒家的经典注释，轻视朱熹及其它理学的经典传注，这种倾向极为明显。他试图使中国学者相信，朱子的道德形上学不是儒学原有的主要内容，其主张不符合儒学宗旨。

对于江南考据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艾尔曼归纳出了以下集中原因：

第一，明清两朝，许多富商家庭成功地跻身于官僚和学者行列，这种成功揭示出江南学术发展和经济的内在联系。对清代许多士人来说，学术成为一种谋生手段。

第二，清朝前期，江南士子谋取科举功名要比明代困难得多。因为朝廷严格限制各地科举考试中举人数的名额，这扼制了江南士大夫在科举功名上的发展。

第三，清开国后形成了满、汉八旗贵族子弟，他们垄断了相当数量的官职。另外，18世纪，教职不仅是收入来源，还是获得学术声望的来源，著述研究的依托。

同时，艾尔曼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时候，主张“语境化”，也就是把思想史同经济、政治、社会的背景相关联。我们不能把十九世纪末年的学术思想史的图像当作十八世纪末年的图像，那是一种“现代化的框架”。从艾尔曼的这些观点，我们也能看出他的思想史研究史的特征，而非仅仅哲的思辨。

在他的文章《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中，他则从科举考试的试题与答卷以及答案的发展轨迹，所间接反映出的清代学术的流变，这样一个角度来说明了清代考据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宋儒诠释之四书五经在元明清代成为科举教育课程核心。由于经学对政论之重要性，考试过程会在忠于朝廷之外又强调对程朱学派之忠诚。„„明清两代，儒家文人的学术意见和经学立场有宽广的空间，然而在科举制度内，意见之多样性却多少受到限制，„„但是，十八世纪中，在国家考

试中测验之官方正统与清代经史之学的研究成果之间的距离增大，致使宋学与汉学争儒家正统之战影响乡试与会试中的策论题与答案。„„关于儒家典籍的策论题，逐渐自旨在要求考生覆述宋儒道德论述的必考题目转变为对考生通晓经典知识的测验。例如在1766年会试中，有一题策论题便要求考生必须精通古音的汉学领域。„„策论题的汉学倾向，在1847及1852年会试第三场中更加坚固。[16]贡献

艾尔曼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说，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注意本书综汇学术史、社会史于一体的研究方法，它采用了欧美最近出现的“新文化史”方法，这种方法摒弃了传统学界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作法。[17]在他的话可以看出,重要的不是说他的思想观点是否有多么重大的分量，或者说从中国思想史的内在发展逻辑中寻找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原动力的企图是否真正达到；重要的是,他发现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他采用的“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对思想史、哲学史界长期盛行的观念史研究理路形成了难以回避的冲击。„„“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要比艾氏对学术史具体问题的辨析、洞见更有价值。当然方法不是一切,方法也是多元的、开放的,但艾氏无疑向我们展示了一面透镜,一个重新审视思想史的视角,这对时下学界热衷讨论的“重写”文学史、思想史、美学史等等在思路上的启发是不言而喻的。[18]

所引起的争论、和现代性命题的关系。

艾尔曼的书，以及他的观点，在国内学术引起了很多赞誉，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葛兆光先生作出的一些评价就引人瞩目。他发表在《读书》杂志的文章《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虽然是直接针对艾尔曼的这本书的，但是同时也概括了学术界一些寄既成的不良学术习惯和值得推敲的学术观点。关于思想史与学术史，葛先生有一段有趣的比喻：思想和学术的历史也一样，思想史家叙述过去的思索，学术史家记述过去的学问，依托的都是旧时的文献和前人的评价，常常想不起当年那些思索和学问曾经活生生存在过的环境，于是，他们笔下的思想史或学术史好像总是“悬浮”在白纸黑字之间，读者所看到的那些哲人或学者就好像汤碗里的死鱼而不是水中的活鱼，不明就里的读者睁大了眼睛恍然大悟：哇，鱼原来是和葱姜一道横躺在汤碗里的！[19]

葛兆光先生对于《从理学到朴学》的批评集中在艾尔曼关于江南学术共同体这个概念。艾尔曼似乎把这个江南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活动当成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事实上，本书一开始就已经把十七世纪的中国实证学风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20]„„但是，这一说法至少会引起以下问题：第一，他们既然只活跃在江南、由少数学术研究者构成、靠一些官方、半官方及私人支持、由并不发达的出版与

并不广泛的通信来发布学术成果，那么，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积累数千年笼罩全中国的传统思想的瓦解？第二，清代朴学与宋明理学，对传统的学术的解释方式与思想的阐述方式虽然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是否属于价值观念层面的差异？如果不是，那么它是否足以在整个思想世界引起对传统价值的怀疑和思索？（葛兆光先生的这个批评其实与艾尔曼的观点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艾尔曼并没有忽略18世纪学术对于此前学术成果和思想资源的继承。参见前文关于《从理学到朴学》论点的概括——忠锋注）第三，这种被称之为“实证性朴学话语”的学术话语，在那个朴学家的生活世界中是唯一的话语么？它是否只是一种文人甚至是学者之间互相认同的一种特殊话语？当他们面对公众社会或面对私人家庭时，是否还有另外的话语，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怀疑它对传统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意义了。[21]

葛先生进一步总结说，因为在清代学术史或思想史研究中，始终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学术史与思想史不那么合适地“对接”，把事后的思想资源当成了当时的思想活动，„„那么多的思想解放，为什么就没有解放了思想，反而要等到十九世纪才出现真正的思想史的大变化？ [22]„„尽管我也希望在中国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中找出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根本动力，但事实上十八世纪的清代考据学并不曾具有如此凸出的瓦解传统的意味。[23]

同一期《读书》杂志也刊登了刘东超一篇支持葛兆光观点的文章。崭新学术成果进入思想者和社会上多数人的视野需要有个畅通的信息管道。我国古代民间信息管道的不畅常常造成学术成果发布的迟缓滞后，甚至使信息变异损耗以至于湮灭。„„也许最为重要的还在于社会现实对学术成果的需要。与社会现实关联越紧密的学术成果自然越能进入思想运动甚至现实运动。[24]

可以说葛兆光先生的批评不无中肯。艾尔曼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的薄弱之处，他在几个月后的《读书》杂志上再次撰文修正或者深入地谈了自己关于文化史研究的观点。他说，无论文化史研究还是社会科学，那些讲现代化叙事模式套用于前现代中国的学者，常根据现代尺度衡量过去，一旦“现代”的内涵发生变化，这种尺度也相应改变。„„但是，当现代化框架被不加分析地应用于中国尚未自觉地走上西方化之前的历史时，就会产生目的论谬误。因此，以适合于一八六〇年以后中国现象的理论框架解释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显然要犯时代错位的失误。„„后现代主义学者已成功地揭示了过分强调把“当前”作为衡量过去的尺度所隐含的反历史偏见。现代化仍是一八六〇年之后中国历史的重要研究主题。但是，若将其作为总体性框架阐释太平天国之前的中国儒学、大众文化及社会，就远远超过了其本身有效性的限度。这类解释的危险存在于有关前现代中国

士大夫文化的众多研究领域。围绕清代考据学作用的争论就是其中一例。学界忽略时代差异，用考据学在二十世纪产生的结果解释十七、十八世纪儒学著作的主旨，这种研究方式错误地把戴震、钱大昕、那样的学者变为他们从来不是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这种错误正是我要尽力避免的。[25]

由葛兆光和艾尔曼的讨论可见，他们对于18世纪中国学术的学术观点，并无根本差异，有的只是分寸感的不同、角度和侧重点的不同而已。

我的一点意见或者心得

一，对思想史进行多向度研究是必要的。如艾尔曼所认为的那样，思想史不只是思想的历史,更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思想着的人的历史。因此,思想史的研究应当也必然与社会史的研究相连接。

二，思想史研究应当注重思想发展的内在性和连续性。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在近代传承的脉络关系,一直是中外思想史研究者关切的问题。但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囿于思维定式总是过于强调近代前后的中国思想史的割裂,过分强调西方入侵对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往往失之偏颇。

三，对于西方话语中的一些思想资源和学术概念，在用于批评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学时，既要大胆，又要慎重。胆子大一些，视野才会开阔；步子慎重一点，才不至于失去历史的具体语境，不至于头重脚轻、舍本逐末。硬要把西方的理论向中国问题上套的做法是不行的，西方的思想观点或者学术方法对于中国学术问题，能用则用，不能用则不用。

第五篇：从循证医学到循证管理

从循证医学到循证管理

要说清循证管理是什么，恐怕还要先从循证医学说起。医学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科，但循证医学的兴起却是近些年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内科医师科克伦（Archie Cochrane）在流行病学研究中提出“循证”的思路，到1987年，他的这一思路逐步系统化。科克伦循证探索的路径是：根据特定的疾病及其诊疗方法，将所有的相关对照实验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并随着新的临床试验不断更新，以便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用通俗的说法就是，不要囿于以往的经验，也不要迷信书上的教条，而要根据临床证据，广泛采集证据进行系统分析，以提高医疗效果。80年代，牛津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戴维〃萨基特（David Sackett）成为循证医学的真正创立者，他把循证医学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证据来确定患者治疗措施”。1994年，萨基特在牛津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循证医学中心；1997年，萨基特又出版了第一本循证医学专著《循证医学：实践和教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How to Practice and Teach EBM）。从此，循证医学开始在全球传播，并得到医学界的高度认同。

即便不是医生，作为病人，也知道看病中经常遇到的困惑。同一种疾病，表现出的症状却有所不同；针对某一疾病的特效药，可能用在张三身上很灵而用在李四身上不见效；患者的情况不同，同一套治疗方案，对王五最佳而对赵六不佳。所以，循证医学强调三个方面：临床证据、医生的个人经验、患者的实际情况和意愿。医生要把这三个方面整合起来，寻找针对特定患者更为敏感和更加可靠的诊断方法，制定更为有效和更加安全的治疗方案。人们可能会有疑问：循证医学强调证据，难道过去的医疗活动就不重视证据？解答这一疑问的要害，在于证据的差异。以往的医疗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经验加实验的活动，所以，没有不重视证据的医生。医生治病的根据，是自己的临床经验，同时参照借鉴其他医生的经验，运用教科书设计出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在证据不充分或不确凿的情况下进行问诊、检查，辅之以实验室化验检验，按照已经掌握的证据作出判断，试验性地运用药物，同时观察治疗中的病情变化，用药后的不同反应，进而获得治疗是否有效、是否可行的新证据，再决定是否继续使用相关药物以及如何调整治疗方案。这种看病方法确实是有效的，然而也是有局限性的。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经验会排斥未知的新药物和新方法，临床医师不知晓的东西，肯定不会得到应用；其次，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会形成错误的经验与习惯，例如，没有疗效的药物会由于安慰剂效应而在经验上表现出有效，有害却未能被经验感知的技术方法被误认为无害而继续使用；再次，通过实验证明或者理论推导证明有效的药物或治疗方法，实际效果不见得符合实验结论或者理论说明，如某种化学药物在理论上可以扩张血管，动物实验也证明了具有扩展血管的效果，但临床用于心血管疾病后却适得其反。循证医学就是针对这些局限性，用大样本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对所有证据进行系统评价，汇总证据进行全面分析，以求取得不断改进的医疗效果。其取证的范围不限于一个医生一家医院，甚至不限于一地一国，主张应用统计学方法进行荟萃分析（meta-analysis），推进医学的发展。

在管理学界，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管理与医疗的相似性。英国的管理学家厄威克，在20世纪40年代就针对管理研究与企业经营实践的脱节进行调查，提出以医学为样板进行管理学研究的设想。厄威克认为，医学和管理学都是实践的艺术，同时也都是有缺陷的学科。以医学为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没有研究而仅仅依赖个人的实践经验，所得到的知识和智慧是有用的但又是有限的；反过来，如果脱离了实践仅仅进行纯理论的研究，所形成的知识则有可能是没有实际效果的，而且可能误入歧途。所以，他强调要以医学院的范式来重建

商学院，在实证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否则，管理教育的象牙塔和企业经营的水晶宫就会变成两股道上跑的车。不过，尽管有厄威克这样的学者敏锐地感到管理学有向医学学习的必要性，但响应者不多，尤其是在经济学理性方法的影响下，管理学研究更多地偏向于“科学化”而离开了“艺术化”，偏离管理实践的趋向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直到20世纪90年代，菲佛和萨顿明确打出“循证管理”的大旗，为管理学向医学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菲佛和萨顿指出，医学界一直没有偏离证据的支持来发展学科知识。这需要用事实代替传统观念，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经营决策。同医学界相比，管理界存在着太多地不尊重事实的问题。在《管理的真相》中，他们揶揄说，英特尔的前董事长格鲁夫（Andy Grove）得了前列腺癌，他会很自觉地采用循证方式，尽可能搜集所有关于前列腺疾病的资料，跟踪各种相关数据，比较各种治疗方案的优劣和风险，用可信的证据引导自己进行治疗方案的选择。然而，同一个格鲁夫，在董事会进行决策时，则盲目相信期权激励可以带来好的经营效果，尽管期权的效用缺乏足够的证据，也没有令人信服的激励效果事实，但他却对期权激励深信不疑。之所以会在医疗和管理上产生这种差别，就是因为格鲁夫在治病时相信事实，而在管理中相信“传言与胡扯”。不仅是格鲁夫有这样的问题，而且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缺乏证据的管理。更重要的是，这种问题不仅常见于不景气的企业和不高明的管理生手，而且更常见于“看起来很好”的企业和精明过人的企业高管。

菲佛认为，在管理中，最常见的问题有三种：一是不适当的标杆，二是看起来有效的做法，三是意识形态的影响。

所谓不适当的标杆，就是常见的“学习先进经验”。别人的管理经验确实值得学习，然而，对别人的经验，绝不能随意拿来。管理者不仅要看到别人的成功，更要看到这种成功背后隐含的机制和道理，还要认真分析这种成功的情境和条件，没有这样的扎实工作，仅仅看到别人的绩效就眼红“他能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十有八九要碰钉子。美国的联合航空公司学习西南航空公司加快周转、降低成本的经验，外表上模仿得十足十，结果却失败得一塌糊涂。有的美国汽车企业模仿日本丰田的生产管理方法，但学了十多年仍然达不到丰田的效率和质量。有些聪明的主管在模仿他人失败后，不得不感叹说：“我们选错了标杆，我们不该照抄别人怎么做，而该模仿他们怎么想。”菲佛进一步补充道：当管理者选择标杆时，应当反问自己下列问题：（1）你选择的榜样，其取得成功的奥妙是不是就是来自你要模仿的那种实践？（2）将要采用的做法，同提高绩效之间具有什么逻辑关系？（3）即便前面两个反问都能得到很好解答，还要再追问一句，这种学习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如果有副作用，有没有缓解方法？没有这样的反问和追思，所选择的标杆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即便没有错误也可能对你并不适当。

所谓看起来有效的做法，就是不管情境的差别，盲目相信别的公司或者自己过去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例如，一个卓有成效的经理人，到了一个新公司后，感到新公司的薪酬制度很差劲，就十分卖力地要求他的人力资源经理去学习和模仿他原来所在公司的薪酬政策。这位经理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两个公司在规模、市场、客户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前一个公司具有很好效果的薪酬政策，到后一个公司就不见得同样奏效。这种失误，在管理人员中十分常见。假如调查十个企业的绩效评估方法，就不难发现，这些公司的绩效评估体系、内容和实施方案，十有七八都是“山寨”来的。如果遇上一个品行不端的掌舵人，这种“看起来有效”的经验往往会暗藏玄机。如著名的“链锯艾尔”（即艾尔 〃 邓拉普，Al Dunlap，以凶狠裁员的铁腕手段著称），他以不惜损伤公司元气的方式，通过大量裁员形成威慑，使股票市值和短期财务指标迅速好转，先后在阳光公司（Sunbeam）、斯科特纸业公司（Scott Paper）

都采取了这种方式，把自己包装成“美利坚商业史上最成功的经理人”，最后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欺诈罪起诉。所以，菲佛指出，当面对看起来有效的做法时，也应该反问自己下列问题：（1）你能否确定，过去的成功确实同这种做法有关。例如，销售提成是否真的能够持续增加销量？（2）现在的情境，包括业务、技术、客户、商业模式、竞争环境等等，是否同过去的情境有足够的相似性？确信过去的做法现在依然行得通？（3）你为什么认为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其中的逻辑是什么？有没有不同的逻辑解释？只有经受住这种反问，才能使“看起来有效”变为真实的有效。

所谓意识形态的影响，就是管理者的“成见”。每个管理者都有程度不同的“成见”，相信某些管理措施确实有效，用信仰代替事实。凡是开口闭口“我认为”的，一般都会表现出明显的成见。菲佛举例说，用信仰代替事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股票期权作为高管薪酬。许多人相信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导致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公司财务丑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股票期权刺激了企业高管的欺骗和造假行为，扭曲了决策的时段导向，推动了短期行为和高管自肥，培育出了一大批“肥猫”（Fat cat）。按照信贷评级机构穆迪（Moody's）的研究，期权奖励会最终造成一种导致欺诈行为的氛围。更重要的是，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支持期权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组织绩效的逻辑（当然，这一判断有例外，对未上市的创业型小公司来说，证据表明股票期权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除了期权外，企业经营中类似的意识形态影响还有许多。例如，许多人对“占位优势”深信不疑，但事实却是“首位”的失败概率出奇的高。能够在商场发展壮大的企业，往往不是首创者。所以，菲佛认为，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的不当影响，管理者应该反问自己下列问题：（1）对某种管理实践的偏好，是因为符合自己对人与组织的直觉还是符合事实？（2）相信或者不相信某一观点，是否得到了同等程度和同等数量的证据支持？（3）是否因为固有的信仰而不去搜集并考虑有关的数据资料？

有了上面这些反问，加上对这些反问的回答，就可以步入循证管理的大门。回答这些反问的过程，就是关注事实、分析情境、放弃成见的过程，是循理寻找证据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循证管理并不复杂。正如菲佛和萨顿在《管理的真相》中所言：“以证据为基础的管理方法，能够改变每一位管理者的观念和行动。首先，它是一种洞悉世界的方法，是一种思考如何磨炼管理技艺的方式。循证管理的理论前提是，尽量利用更合理、更深入的逻辑，充分援引事实，能帮助领导者更出色地完成自身工作。循证管理认为，直面确凿的事实，明辨传统管理经验中真假参半的危险传言，拒绝频繁被误认为合理建议的胡说八道，能给组织带来更好的绩效。”

循证管理从循证医学拿过来的，并不是多么高深的学说，而是尊重事实的基本常识。菲佛说：“循证医学和循证管理，需要的是一套有着两大元素的思维方式：首先，愿意把个人信仰和传统观念放到一边，坚持听信事实，并根据事实采取行动；其二，不懈地收集必要的事实和信息，做出更明智、更有见地的决策，跟上新证据的发展步伐，利用新的事实更新实践。”

用事实代替观念，这就要求管理者放弃“公认真理”和“意识形态”。菲佛分析了博彩业的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些观念深入人心的程度，到了这一行业中的多数人不假思索就会遵循的地步。然而，偏偏有人不信这个邪，哈佛商学院的洛夫曼（Gary Loveman）在进入这一行业调研后发现，许多人认为提供折扣客房可以吸引赌客，但他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和实验，发现提供125美元的客房折扣，远远没有提供60美元赠送筹码对顾客的吸引力大。棒球队的经理人，往往认为球员的个人技术对于赢球有着决定作用，“要成功，就要聘用大

明星”。然而大量统计数据反映出的事实是，球队的赢球记录，同聘用明星球员支出的高额薪金没有相关性。中间状态正处于上升期的球员，比那些明星球员更具有优势。相信明星的人，往往会忘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将来的成果。以事实为依据，尽可能依靠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可观察验证的事实资料进行决策，管理就会进入一个新境界。循证管理并不复杂，它的基础，本质上是对“有限理性”的新理解。医疗与管理的研究，同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一样。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理论不成熟时就不会去应用。而医学不成熟，病人还得医治；管理学不成熟，企业还得经营。所以，有限理性的思想，对于医学、管理学这类学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当医生治病时，既要尊重前人和自己的经验，又要通过不断观察和实验来修正自己的经验；当经理人从事管理时，既要掌握和运用管理学理论提供的思路和方法，又要根据经营实践不断检验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尤其要指出的是，循证管理之“证”，不仅仅来自管理者自身，而是来自尽可能多的管理实践。譬如，循证医学就需要在全国甚至跨国进行证据的搜寻和研究，在证据的统计、归纳和分析方面尽可能采用科学方法。循证管理现在还没有出现类似循证医学的“证据中心”，但在观念上，需要参照医学界的循证思路。

在管理学的发展中，一百年前，泰罗提出科学管理以取代经验管理，使管理学学科从此诞生，管理的科学化随后有着极大的进展。时至今日，菲佛等人提出循证管理，要求管理必须从证据出发，尊重事实，破除理论迷信和盲目信仰。表面上看，似乎经过百年发展的管理学，现在要开始由科学转向经验的回归。实际上，循证管理并不是回归经验管理，而是用科学的方法总结归纳经验和运用经验，实现经验对理论的验证。在医疗活动中，从以“放血疗法”为代表的传统经验医学，到生理学病理学药物学等科学研究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再到以证据验证理论的循证医学，体现了医学发展的轨迹。在管理活动中，从拿摩温式和家长式的经验管理，到秒表测量和流程设计的科学管理，再到以证据验证理论的循证管理，也体现了管理学的发展轨迹。有理由认为，循证管理在一定意义上展示着管理学的未来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