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式学堂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历史意义

第一篇：近代新式学堂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历史意义

1.新式学堂

从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陆续诞生了一大批新式学堂, 这些新式学堂的创立不仅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目的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更重要的是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知识结构的更新, 思想观念的进步, 乃至整个社会形态的转型。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使中国人切身感受到了“船坚炮利”的威力, 同时也使中国人认识到要想避免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 惟一的办法只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就是说, 只有首先学习洋人的新技艺、新方法, 才能最终战胜洋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在洋务运动的大力推动下, 从19 世纪下半叶开始, 中国大地上很快建立起了许多与旧式教育完全不同的新式学堂。戊戌变法和科举制的废除, 新式学堂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新式学堂的蓬勃兴起, 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主要以私塾教学为核心的教育结构形式,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目的上的转换,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社会输入了新思想、新观念, 进而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全面和深刻的影响。（产生的原因）

1.1近代新式学堂的特点 新式教育逐渐取代了旧式教育

建立起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从小学到大学, 从普通教育到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的较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围绕科举考试的, 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传统教育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职业教育迅猛发展 中国传统教育主要是为“做官”服务的, 而洋务派所创办的早期新式学堂的目的则主要是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 即着重学习洋人制枪炮、造船、练兵的方法。但是后来维新志士不约而同地将“兴学养才”、广开民智视为中国救亡之道、富强之本。这就导致从19 世纪末开始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实业救国”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和我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倡导下, 职业教育在中国得到了迅猛发展。女子教育备受重视

中国传统观念对女子受教育几乎历来持否定的态度, 针对女子的正规教育也几乎是一块空白。但是, 随着近代以来我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日益频繁的交往和西方教会女子学校的诞生, 这种鄙视女人和女子教育的传统观念逐渐动摇。清政府也被迫于1907 年颁布了《女子学堂章程》26 条、《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 条, 女子受教育的权利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其后, 女子教育的发展更加势不可挡。

1.2 新式学堂社会意义 普及了近代科学知识 2 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3 促进了社会的民主和革命

总而言之,近代新式学堂的兴起和普及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彻底地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面貌。可以说, 没有新式学堂的诞生和发展, 就没有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进步。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其一, 教育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对社会的变革起着巨大的引导作用, 因此它是社会通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这充分说明, 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教育必须先行。其二, 教育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的, 社会的需要是教育发展的动力。近代教育发端于创办实业的社会需要, 它反映了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社会渴望。新式学堂的兴起和近代教育的发展表明, 是社会需要造就了教育,是教育推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近代教育把实用主义精神融入了教育体系, 创造了务实的教育体制,这种取向值得我们在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及科技发展需要的新教育体制时借鉴。

2.新型知识分子

（新型知识分子定义）所谓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主要是指那些接受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文化思想而又服务于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和新式教育、文化、出版、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

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之后急骤转变的结果。新型知识分子第一代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第二代产生于戊戌时代,第三代产生于辛亥时代,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初第四代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几代新型知识分子为改变中国落后、愚昧的状况,进行了顽强奋斗。

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骤转变的结果。它的生产、发展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第一代成员,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强烈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官僚士绅和社会中已工开始觉悟了的知识分子。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他们纷纷提出了应变主张。薛福成说: “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彼又设馆京师, 分驻要口,广传西教, 引诱愚

民,此固天地适然之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他认为自古“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如何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开明官僚、有识士绅和督抚大员们启动了使中国走向近代步入世界文明的历史车轮。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次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艰难而曲折地开展起来。中国早期的新型知识分子群队伍也因此而产生了。

在洋务运动时期,为了造就精通西学的洋务人才,1862年7月,清政府在京师设立同文馆(新式学堂),开设的课程由最初的外语和汉文经学两门,又增开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地理、天文格致等。这是近代第一所培养洋务知识分子的综合性学校。到1894年,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共设立26所洋务学堂。这些洋务学堂大多数以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培养教育,直接为近代军事工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才。这是洋务运动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群中的第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清政府陆续派遣到英法等国留学的官费留学生。在办洋务的三十年中,清政府对外派留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些人在欧美接受了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回国以后,倡导西学,加入了新式知识分子的行列。

再有一部分人就是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放弃或背叛了科举道路,投身于西学,逐渐转化成新式知识分子。徐寿与同乡华蘅芳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俩在西方侵略者刚刚冲开中国大门,而士大夫们睡眼未开的时候,放弃举业,“专究格物致知之学”,“积岁勤搜,几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汽机、医学、光学、电学,靡不究原委而制器尤精”。咸丰初年,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传入的科技知识,他们来到上海、师从于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后来学有所成,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人也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放弃科举旧业投身于西学而转变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的。彭玉麟在《盛世危言》的序言中说郑观应“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之变,目击时限,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路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郑观应在撰述自己的生平时写道: “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人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郡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这两段史料记载了郑观应从一个追科举的旧知识分子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历史轨迹。王韬出身于传统的儒学世家, 18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学,世人称其“文有奇气”。在同西人长期接触交往过程中,王韬逐渐地放弃了科举道路,成为当时精通西学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第四部分人则是在外侮日烈、民族濒临危亡的年代,由旧式官僚文人转化而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吴汝纶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早年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具有相当深厚的旧学基础。同治七年,他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先后出任深州知州、冀州知州等职。他深受启蒙思想家严复的影响,对严复推崇备至,还为严复的著名译作《天演论》、《富国策》、《原富论》作序予以肯定。1902年,他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出使日本考察日本中小学教育制度。回国后,他即辞去总教习一职,返回故乡创办新式学堂,实现了一个旧式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综合来看，促使新式知识分子的形成有以下原因：

1)中华民族主义的初步发展, 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 2)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 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提供了阶级基础； 3)20 世纪初期,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为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4)新式学堂的创办, 促进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5)出国留学运动, 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发展；

6)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长期努力, 是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条件。晚清内忧外患的国势刺激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变革思想，传统的自大心理逐渐消失，代之以向西方学习的风气，由此引起价值观的改变，无论是君主立宪的思想，还是民主革命的思想，都是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因应形势的主张措施。新式学校教育给他们提供了提高自身能力的平台，让他们能在进入社会后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成为各行业、各领域的中坚力量。清末新政的契机又为他们提供了参与社会实践的舞台，并使其成为地方政治改革、经济发展、风尚变革的领导力量。（新式知识分子发展的思想变化及产生的影响）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历史意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证明,知识分子“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由于新型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推动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开始了中国近代科学事业发展的新时期。由于大量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出国学习,他们广泛介绍科学知识,热心地发展科学事业,二三十年代相继发展起来的中国科学事业都曾直接间接地受到近代科学观的影响。由于科学事业的发展,使中国文化氛围中溶进了科学的实证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也导致了价值观念的更新。科学的威力,促进了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同时,科学的引进与启蒙,为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与世界文化、世界历史的正面结合,创造了条件,也使中国文化终于开始能与世界文化对话。

科学思想的传播使许多青年从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激起了人们追求真理的热情,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为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中国许多要求革命的知识青年,从封建蒙昧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的觉醒,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从而推动着我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总之,近代以来我国几代新型知识分子,为改变中国贫穷、愚昧、落后状况,进行了顽强的奋斗,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整理资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社会意义在于

第一,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拓展了中国人认识西方的广度和深度。随着国内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留学生的增加, 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情不断高涨。各类学堂不断引进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从1901年到1904 年, 中译西书533 种, 从1896 年到1911年, 中译日书(包括转译西书)953 种, 涉及哲学、伦理、法律、政治、历史、教育、美学、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这些书籍的引进, 增加了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和了解。留学生的派遣更加扩大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广度和深度, 大大加速拓展了中国引进西学的步伐和范围。

第二,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

新型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在政治思想上却集中地反映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特点。他们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熏陶下, 思想解放, 眼界大开。随着资产阶级民主爱国运动的深入, 他们担起了为革命做舆论宣传的重任。上海和东京是他们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宣传革命思想的中心。从1903 年到1905年间, 他们创办刊物近20 种, 出版革命书籍近50部,广泛宣传和介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从而迅速形成一般朝气蓬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思潮。

第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为各领域各地区提供了一批专业人才。

1902 年到1909 年, 从全国各新式学校毕业的学生达82769 人, 另有近万名军事学堂毕业生以及归国留学生。他们大量进入行政、军界、教育、工商业、农业、金融、医疗、新闻、出版等部门。这些知识分子为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在人数众多的留日学生中, 黄兴、章太炎、邹容等一大批知识分子, 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浪潮中, 成为推翻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中坚力量;唐绍仪是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第四,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成为社会变革新的主力军。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许多成员, 包括留学海外归国的学生, 进入上层权力机构, 在晚清社会变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据统计, 清末20 年, 湖北省4 万绅士, 约有2 万多人受过新式教育。1911年, 中国大约有800 名陆军军官在日本受过军事训练。清朝后期, 新型知识分子对封建旧社会秩序形成巨大的冲击力。他们直接参与并策划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声势浩大的“拒法”、“拒俄”运动,抵制外货、收回利权运动、保路风潮等, 无不以新型知识分子为先锋或中坚。

第五,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对传统社会风尚形成了有力冲击, 推动了社会风尚的变革。

新型知识分子以演说、办报等形式广泛进行启蒙宣传, 开通民智, 呼吁革除蓄辫、缠足、赌博、吸毒以及风水迷信等劣习陋俗。他们对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进行猛烈抨击, 大力倡导新思想新风尚, 积极开拓竞争进取的意识风气。他们提倡男女平权和国民思想, 倡行婚恋自由自主, 反对包办婚姻, 主张求实学务实业的新学风, 积极提倡健康有益的娱乐方式。新型知识分子成为社会风尚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和引导者。

第二篇：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年6 月11 日）清廷开办京师同文馆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 年9 月2 日）清帝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44 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从而使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彻底取而代之。这44 年晚清新式学堂开办的历史，可划分为洋务学堂的开办，维新学堂的开办，新政学堂的开办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运动也随之兴起。

第一节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

洋务学堂的开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廷在洋务派的推动下逐渐开展了洋务活动，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这样，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门新式学校。专习“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二年，1863），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等。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同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五年，1879），天津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上海电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天津军备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陆师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光绪十五年，1892），天津军医学堂（光绪十六年，1893），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等等。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河。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 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当时清廷急需翻译人才，以免受制于人，为此，同治元年（1862），恭亲王奕上《奏设同文馆折》，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产生①。同文馆开办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奕奏设同文馆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员，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 月20 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间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内容是：（1）学生先定10 名，最多不超过24 名；（2）中国教习工作两年而有成效者以知县录用；（3）设立提调，满汉各一员；（4）考试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分月考（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岁考（十月初十日前）三种；（5）限年仿俄罗斯文馆旧例改定，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6）中国教习年俸与学生钱粮均仿旧例①。

与此同时，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②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比京师同文馆具有更广泛的目标，即在教授欧洲语言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第29—35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1—13 页。

所取除10 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0 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 14 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汉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样的方式创办。

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教育士子、铨选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这些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着给学生以什么样的出身和前途的问题。根据同治元年（1862）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第五款规定，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却不能享受这个条款；因此，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文馆中的学生不得不在学习英文和数学的同时，也练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乡试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课程逐渐增添，此后两年内，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军事企业，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需求。在李鸿章、左宗棠关于培养掌握新技术洋务人才主张的影响下，同治五年（1866）冬，奕、文祥上奏，请于同文馆内专设科学馆，讲习天文算学。他们认为：外国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没有一件可以离开天文、算学，制器练兵如果不从这一根本上下着实功夫，徒然袭其皮毛，仍无用处；并主张鼓励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学习新开科目。同治五年十二月（1866 年1 月），奕等又奏请鼓励进士，甚至翰林院编修报名学习新开科目，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①。然而，科学馆的开办在清廷官吏中颇有反对者。同治六年（1867），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书反对，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是年二月十五日（3 月20 日），大学士倭仁也上书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攻击奕等人想让中国人“奉夷为师”②。奕上书与之辩驳。结果同治帝赞同奕的观点，诏谕：“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科学馆终于开办。但由于倭仁的影响，那些报考同文馆天文数学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僚们的讥笑与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奕等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奕等被迫放弃了原来鼓励士大夫学习了近代技术的计划，而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行新科目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包括满、汉两族的72 名报考者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0 名，但最后毕业的仅只5 名。由于没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开设科学馆的原有意义几乎完全被消除了。纵使如此，同文馆由此也从一个翻译学校逐步转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继科学馆开设后，输入的新课程有：算学（1868 年），李善兰为教习；化学（1866年），先是赫德兼，后请法国人毕利干为教习；万国公法（1869 年），英国人丁韪良为教习；医学生理（1871 年），英国人德贞为教习；天文（1877年），美国人海灵敦为教习；物理（1879 年），英国人欧礼裴为教习。科学馆开办的第二年（1869 年），经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总管校务达三十二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94）由欧礼裴继任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两宫西狩，同文馆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①。以上为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的历史，它反映出洋务时期七所专习“西文”洋务学堂开办的概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同治年间，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习“西艺”

的洋务学堂，解决“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①的困境，以培养军事将领与军备军械制造人材。这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中，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创办的 马尾船政学堂和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较为完备，影响也较大。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 年6 月25 日），左宗棠在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次年初，学堂开办，分前后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总名为求是堂艺局。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船制造，主要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学校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后学堂注重英文教习，专习管轮驾驶，主要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这些课程规定在三年半内学完；此后，学生需参加一年半至两年的在训练船上进行的包括航海技术、射击技术和指挥的训练。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 年1 月6 日），两学堂同时开学，学生除本地考选的聪颖子弟外，还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秀者前来肄业。前、后学堂分别按法国和英国海军学校成规，学习年限都为五年，学成后优异者分赴英法两国留学。前学堂的目的是培养“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后学堂的目的是培养“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②。除前后两学堂外，后因需要，又添设绘事院及艺圃两所。同治六年（1867）冬，福州船厂法人监督日意格认为：“中国匠人多目不知书，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全船之窥要。”于是主张开设新科①。次年初，绘事院成立，分为两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待遇与前后学堂学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养船舶设计制造工程师。两个月后又创设了艺圃，专门招收十五六岁的艺徒，实行半工半读，以培养领班工头。据沈葆桢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72 年5 月26 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1873 年3 月14 日）给皇帝的奏章中报告，学堂共有学生和艺徒300余名②。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这些新创办的军事学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学堂的章程，到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对旧的章程有所突破。这一突破主要表现为改变以往的就近招收的办法。《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第一条规定：“无论天津本管或邻县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③都准报考，这就使军事学堂从以往的地方性学校进入到全国性学校。据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统计，洋务派共创办军事学堂16 所，在学堂的数量和学堂授课的课程上，都大大超过了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22—124 页。

① 《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 页。

② 《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 页。

① 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上册，第435 页。

②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上册，第467 页。

③ 《万国公报》第361 卷。

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萌芽时期，因此极不完善，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正如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指出的：今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等洋务学堂“不能得异才何也？”是因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④。此外，还有个“病根”是受外国人的支配。如同文馆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受总税务司赫德的支配与控制。许多洋务学堂的校长和教习为赫德所推荐，如同治八年（1869），在其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为同文馆总教习，和满汉提调一起工作，任职达32 年之久，丁氏自称：对同文馆说来，“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①。尽管洋务学堂存在这么多的缺点与局限，仍不可忽视其开办的重大历史意义。首先，它们是中国第一批近代性质的新式学校，打破了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垄断教育的局面。新学堂内不仅开设了西文，还开设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自然科学课程，这就大大推动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引进与 传播。其次，它们的开办第一次冲击了晚清科举取士制度，揭开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1867），同文馆开设科学馆并由此产生的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大论争，其意义是深远的。此外，它们的兴办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早期留学生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是中国近代首次正式派遣留学生。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李鸿章等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详细地说明了第一批留学生派遣的理由：其一，办洋务急需。曾、李等在奏折中驳斥那种认为“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派学生留学的错误思想，指出“百闻不如一见”，洋务学堂的学生之所以对西方近代技术的“本源无由洞彻，曲折无以自明”，原因即在于此，因此“造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可弥补洋务学堂育才之不足，是为“当务之急”。其二，条件已成熟。同治七年（1868）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人可到美国游学。同治十一年（1872）春，美国公使路经天津时又与李鸿章详细面商此事；加之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的留学生容闳在苏州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时，就劝其派学生留美，在丁、曾、李等人的支持下，容闳正在积极筹划办理。这样，通过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官员的倡导，留学事务作了相当周密的安排，经费预计库平银120万两，每年6 万两，分20 年由海关洋税项下指拨，并在上海设立了“出洋局”，筹备出洋事宜。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72 年8 月11 日），委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分别任留学生正副委员，叶绪东为汉文教习，曾兰生为翻译，率第一批幼童詹天佑等30 人赴美。容闳已先期1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设立清朝留学使团办事处于哈特福德市。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1872—1875），清廷每年分别派遣了30 名，共120 名幼童，分入美国中小学学习。留美学生除学习英文外，还要学习《孝经》、《大学》、《五经》和《大清律例》等书，并定期聆听《圣谕广训》宣讲，朝假想北京方向行礼。这120 名幼童全部是男童，年龄在12岁至14 岁之间，多出自贫寒家庭，并大部分是南方人。留美学生的年限规定为15 年。后来考虑到留美学生年龄过幼，学年过长，又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心，进行出洋前的知识教育，要求在出洋时具有相当的外文水平与专业知识。这样，后来留学英、法等国的期限就缩短到了三年。

④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 页。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上册，第168 页。

出身翰林的留美学生正监督陈兰彬是一个守旧派人物，心中早就对派遣留学生不满，对外国教育极端鄙夷，他与容闳共事，初还貌似同心协力，后来“时有龃龉，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①。就连学生的衣冠穿戴也导致陈与容之间的冲突。学生参加宗教礼拜活动被陈视为叛逆；学生健身运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也被陈目为恃迂。私自剪去辫子则被看作对清皇朝的不忠，而被剥夺留学资格遣送回国。至光绪二年（1876），因剪辫子等原因而召回国的幼童就有9名②。陈兰彬升任驻华盛顿公使后，光绪二年（1876）清廷派遣由陈推荐的吴子登任监督，使矛盾更加尖锐。吴更是变本加厉，处处挑剔，“苛求其短”，不断夸大事实密报清廷。他因学生不向自己行跪拜礼而勃然大怒，攻击学生“绝无敬师之礼”，“若更令其久居美国..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并且有害于社会”。他对学生留美事业，必欲破坏殆尽而后快，悍然提出遣返全部留美学生，并说早一日撤回，“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③。

陈、吴二人对留学事业的破坏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国内守旧派的攻击遥相呼应的。国内不断对留学提出“非议”，“士大夫议者纷纷“④。守旧派的进攻至光绪六年（1881）达到高潮，监察御使李士彬上书弹劾，不仅照例指责留美学生入耶稣教门“流为异教”，而且将连留欧学生 的预备班——福州船政学堂也牵连在内，说什么“洋局之废弛如彼”，“闽局之废弛又如此”①。在守旧派内外夹击下，李鸿章怕贻人口实，“不愿为学生援手”，先是提出“半撤半留”，后因美国制造华工禁约事件，被迫同意全部撤回②。光绪七年（1881），清廷下令解散留学事务所，留学生全部停学、撤回。120名留美学生除因事故早已撤回及在外洋病故的26 名外，其余94 名均于年内分作三批回国。头批学生21 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 名，其余50 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这样，留美学生未能竟其学业，不得不中途辍学返国。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当时即深叹留学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批评洋务派“浅尝辄止，贻讥中外”。爱国诗人黄遵宪在《罢美留学生感赋》中也说：“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③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忧虑，与对疾新如仇的守旧派的严正批判。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2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0，第5 页。

③ 《西学东渐记》，第193 页。

④ 《复陈荔秋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8。

① 《洋务运动》第5 册，第249 页。

② 《西学东渐记》，第129 页。

③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与赴美留学使团比较起来，赴欧留学的规划在派遣上更加实际。光绪二年十二月（1877 年1 月），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说应该把船政学堂30 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3 年，拟从海关之税和福建省厘金中拨款20 万两作为经费。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在此后两个月内，以李凤苞为出洋华监督，日意格为洋监督，带领随员马建忠，及学生艺徒刘步蟾、严宗光（严复）等30 余人离闽。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 年3 月31日），船政学堂这第一届留学生由香港搭轮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期限定为三年。留学生的任务除学习一门外语，还要学习驾驶与制造等专业课程；此外，留学生还被鼓励学习一些化学、采矿等专业。这说明赴欧留学生由重在学习西方语言而转变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由单纯培养外交、军事人材进而兼顾实业人材的培养。在留欧30 名学生中，刘步蟾等12 名留学生学驾驶，魏瀚等15 名留学生学船舶机器制造；此外，还按照自愿的原则，同意林庆升等8 名留学生学习矿务。光绪八年（1882）和光绪十二年（1886），又有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第二届和第三届留欧学生。第二届派留学生9 名，第三届派34 名（其中10 名为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学习课程为驾驶与军工制造；学习年限除第三届制造生改为六年外，其他仍为三年。光绪二十三年戊戌维新运动中，又派遣了第四届留学生6 人。

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以培养外交人员和海军军事人材为目的。如留美学生初只要求他们学习英文，所以当光绪七年（1881）94 名学生全部撤回国后，还不得不入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继续学习实践了四年；船政学堂的第二、三届赴欧学生被取消了自愿学习矿务的主张，只准学习驾驶与制造，制造课目又全部是战舰营造、枪炮、硝药、鱼雷等军工知识。尽管如此，早期留学生的派遣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守旧局面，克服了当时中国士人夜郎自大的心理，开了出国留学风气之先河，为后来留学教育政策的确立开辟了道路；通过留学生的派遣，中西文化正式交流的渠道被沟通，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逐渐被重视，国内学习自然科学风气也因此高涨，这样，由新式学堂的创办而萌生的留学生的派遣又反过来充实了新式学堂创办的内容，推动了新式学堂开办的进程。第二节维新学堂的开办与留学政策的确定 维新运动与维新学堂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由此兴起。变通科举，兴办学校，成为维新派救亡图强的要策。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八日（1895 年6 月30 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强调“科举不改，积重如故”，“乡塾童学读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地理、光、电、化、重、声，汽之学校不设，则根底不立”①。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次年五月二日（6 月12 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指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而中国“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善也”。因此主张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设大学堂，课程除经史子诸书外，还开各国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学习期限各为三年，毕业生“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②。这对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是一个大的改革。七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学校余论》等文章，抨击守旧派的因循保守，鼓吹“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③。同月，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并提出先建大学堂一区，四周分建小学堂四所。课程分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10种，收学生100 人，年龄以25 岁为度①。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熊希龄、谭嗣同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赞助，在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颁布了《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这是全国第一个省设维新学堂。学堂聘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任分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王史为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每人各专一门，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学生有蔡锷、李炳寰、林圭，范源濂等40 人。根据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3 年内，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共设学堂19 所。其中主要的学堂有：谭嗣同创办的浏阳算学馆（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芝昌等在广州创设的时敏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吴怀疚在上海创设的务本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和经元善在上海创设的经正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等。

光绪二十三年底（1898 年初），维新运动已发展成为势不可挡之潮流。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 年1 月29 日），继李端棻、孙家鼐之后，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进一步强调京师设立大学堂的必要。正月二十五日（2 月15 日），光绪帝诏谕开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就景山东马神庙前和嘉公主旧第稍购附近民房益之，拨户部向存华俄银行500 万金为学堂经费，刻期兴办”①。

① 《戊戌变法》第1 册，第180 页。

② 《戊戌变法》第2 册，第292—293 页。

③ 《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 页。

① 《光绪政要》卷22。

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把开办学堂与改革科举取士紧密结合起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 年5 月），百日维新前夕，康有为即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认为变法最要在“废八股”、“广开学校”，极力主张取士改用策论。同时，梁启超为了配合康有为的主张，联合在京应试举人100 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他们这种倡议，在当时也经历了严酷的斗争。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当他联合举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的时候，“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编播谣言，几被殴击”。四月二十三日（6 月 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之诏”，决定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二十八日（16 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力陈八股流弊，请求立即废除。康有为等废八股的主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大学士徐桐说：“八股代圣贤立言，朝考覆试为祖宗成法，变更则正士寒心。”②礼部尚书许应骙企图将经济科归并于八股，士论大哗。事实使光绪帝认识到，不废八股，教育改革无法进行下去。五月五日（6 月23 日），光绪帝终于下诏废八股，取士“一律改试策论”。百日维新中，在维新派的倡议下，光绪帝发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诏令有下列各项：废八股，考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的人才。筹办高、中、小等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

五月二十二日（7 月10 日），光绪帝谕内阁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其地方自行捐办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并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诏下后，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南昌友教书院改为算学堂，贵州学古、经世二书院均改为学堂。

筹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十五日（7 月3 日），光绪帝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以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不久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总办），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习，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并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共分八章52条，规定大学堂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字学、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

创办铁路矿务学堂、农务学堂、茶务学堂、医学堂，鼓励设置各种实业学堂。五月初二日（6 月20 日），御史曾宗彦奏请于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总理衙门议准设立，并令各省现有学堂酌增矿学课程。六月二十三日（8 月10 日），光绪帝诏谕：铁路矿务为当今切要之图，亟应设立学堂预备人才，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59 页。

②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90 页。

所有各处铁路扼要地区及开矿省份，应行增设学堂，令王文韶、张萌桓筹议办理。五月十六日（7 月4 日），诏兴农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兴办。七月二十九日（9 月14 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于江宁地方设立农务学堂，“聘明于种植物学、农艺化学人员为之教习”。七月二十四日（9 月9 日），准孙家鼐奏请设立医学堂，归京师大学兼辖。七月二十六日（9 月11 日），准刑部主事肖文昭条陈，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七月十日（8 月26 日），准梁启超设立翻译学堂于上海，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在戊戌变法期间，许多省份在遵旨改书院为学堂的同时，也积极筹办设置新式学堂，如张之洞的《设立农务工艺学堂及劝工商公所折》，黄槐森的《奏广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胡聘之的《奏山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荣禄的《奏直隶筹办学堂情形折》，刘坤一的《奏江南筹办学堂情形折》，张汝梅的《奏山东筹办学堂情形折》等。

变法失败后，清廷“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亦由民智已开，不可抑遏”①。可见百日维新中，新式学堂的开办具有重大影响与历史作用。

甲午战争后，因受了“国蹙患深”和维新运动的影响，清朝的官员也开始创办了一些新型的公立普通学校。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津海关道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创办的“西学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北洋大学堂）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创办的“南洋 公学”（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西学学堂分头等学堂（高等学校）和二等学堂（中学）两级，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课程除“中学”外，特别注意学习机械和法律等科目。南洋公学包括四种新型的学校教育：第一，师范院，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学习年限最少一年；第二，外院，它乃是师范院的附属小学，学科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学生分四班，学习满三年后升入中院；第三，中院或称二等学堂，这是中学性质的学堂，分四班学习；第四，上院或称头等学堂，这是大学性质的学堂，也分四班学习，其中高材生升入师范院。学生人数规定：师范院40 名；外、中、上三院各分4 班，每班30 名。办学经费皆由招商和电报两局众商人及买办所捐，故定名为南洋公学。

维新运动时期开设的新式学堂比洋务学堂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学堂的设置看，它已从专门的习西文和习西艺的培养外交军事人材的专门学堂，发展到近代教育结构初步完善的普通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从课程的内容看，它已从偏重于理学转向偏重于实学。如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定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为专门学，把经学、诸子学降为普通学；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从招生的对象看，出现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新事物，开办了女子学堂。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898 年5 月31 日），上海电报局的经元善发起创办经正女子学堂开学，课程分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主要有《女孝经》、诗文、图画，医学等；西文课主要有体操、琴学等。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31 页。

戊戌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比洋务学堂开办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它直接冲击了科举取士制度，并改革了旧的书院体制。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废八股取士，改试策论。伴随着废八股，改革传统书院体制也成为维新学堂开办的重要内容。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主张更定书院章程，书院除讲求经学理学外，也应兼习算学格致等有用之学。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授章上《请整顿各省书院预储人才折》，提出“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等主张；对书院课程，议分经、史、掌故、舆地、算学、译学六门，并主张以算学、译学作为正途选拔。梁启超也上书张之洞，议改书院课程，主张向日本学习，“以时务一门课程为诸学之归宿”。在一片改革书院的呼声中，同年，陕西巡抚张汝梅等在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课程不限定中学西学，但求有裨实用。这是维新运动时期开创的第一所新式书院。不久，贵州学政严修将贵阳南书院改为经世学堂，讲授经史、算学、时务、政要，首开贵州新学风气。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将各省、府、厅、州、县现在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这样，改旧书院为新学堂之风一时盛行，如八月十九日（9 月14 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时奏请将江南旧有之储材学堂改为江南学堂，并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等六所书院，全部改为府县学堂①。

留学政策的确立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和一些开明官吏在积极推进新式学堂开办之时，也积极倡导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6 年2 月7 日），总理衙门以“近日交涉日繁，需材益众”，拟派同文馆学生4 名，分往英、法、俄、德四国学习语言、文字、算法，以3 年为期。清廷同意照派。这是甲午战后中国第一次向外派遣留学生。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奏请仿照曾国藩派幼童赴美肄业。及福州船政局屡派学生赴英、法肄业成案，派江南陆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才学堂中已通西文学生出洋肄业，预定中学3 年、大学6 年为期，先派40 名，请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就便监督，由候补知县沈翊清带领出洋。这是维新时期地方上首次奏派留学生。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 月），中国驻日公使经日本政府同意，选定唐宝锷、戢翼翚等13 人留学日本，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借东京神田三崎町住户为学校校舍，由本田 增次郎任监督，吉田、后滕任讲师，教授日语、日文及普通学科。这最早的中国留日学生学校，没有校名，办了3 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结束，13 名留学生有6 人中途辍学，7 人毕业获得毕业文凭。这7名毕业生中，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3 人转入专门学校攻读①。此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同年夏，船政学堂选派学生6 人，由监督吴德章带赴法国学习制造新法，是为船政学堂派学生出洋之第四届。以上为维新运动初期留学生派遣的大致情况。

①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01—302 页。

① 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0 页。

自光绪七年（1881）清廷全部撤回留美学生后，一直没有统一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与明确的政策，以致派遣留学生长期未形成风气。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 年4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其“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才促成了留学风气的形成和清廷留学政策的逐步确立。张之洞在“游学篇”中大力宣扬：“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并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

一、去华近，易考察。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

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①随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也积极推动。这年四月，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②第一个赞成这一建议的是御史杨深秀。他连夜制订《游学日本章程》，并且上奏皇帝，请旨准行。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这一建议开始实现。同月，康有为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费省”，主张“广励东游，速成尤易”③。六月十五日（8 月2 日），光绪帝诏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令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一并咨送，均毋延缓④。军机处奉旨令总理衙门提出具体方案。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即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无庸另派监督。各生应支薪水用项，由臣衙门核定数目，提拨专款，记交出使大臣随时支发。”①这是清廷第一次明令全国派遣留学生。这样一来，留学政策开始确立，留学日本也从此成为一种国策。

此后，张之洞率先派遣志愿学习陆军者4 人，又在浙江求是学院派出志愿学习文科者5 人（1 人因事未出）赴日留学。各省总督也跟着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综计此时派遣赴日留学生共有64 名，其中南北洋、湖北各20 名，浙江4 名。日本方面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东京成立成城学校和日华学堂，分别接受以陆军为志愿和以文科为志愿的中国留日学生。在另一方面，维新人士罗振玉在上海开设东文学社，陈宝箴在福州开设东文学堂，教授日语及普通学科。自此以后，同类学校在日本和中国不断增加。戊戌政变后，清廷下令废除维新之法，但百日维新中确立的留学政策并未废除。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1899 年9 月1 日），光绪帝秉承懿意，诏谕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制定“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校专门肄业，以备回国传授”的详细章程。总理衙门遵旨议定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六条，即：“一请饬出使大臣就现派出洋学生，督令各肄专门之学；一请饬选拔农工商矿务书，删繁举要使人人易于通晓；一请饬疆吏宽筹常年经费，续派高等学生出洋肄业；一出使参赞随员，如有精通洋文者，亦可令肄习各学；一俟学生业成回华，分派各省农工等艺学堂以开风气；一请将业成回华得有文凭之学生，甄别优劣，分发委用，量予官职以资鼓励。”①但因义和团运动，使这一章程未能实行，所以，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仍以军事为主。光绪二十四年（1898）派遣留学日本的64 名留学生中，有45 名学生 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毕业于东京成城学校，成为这所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随后升入陆军士官学校。

① 《劝学篇·外篇》，第5—6页。

②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3 页。

③ 《戊戌变法》第2 册，第222—225 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422。

① 《约章成案汇览·游学门》乙篇卷32 上，第24 页。

这时期留学生派遣与洋务时期留学生派遣比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留学西洋转为留学东洋。此外，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情况是政治流亡学生的出现。戊戌政变后，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其门人弟子亦纷纷到日本。次年，梁启超与横滨华侨商议后，在东京牛噫东五轩町筹设东京大同学校，最初有学生18 人，多数是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包括蔡锷和范源濂等原长沙时务学堂学生②。光绪二十五年（1899），康有为离日本赴美之后，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章炳麟后亦来相会，政治流亡学生与自费留日学生也随即增多。

① 《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 上，第21—28 页。

②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8 页。

第三节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政学堂的开办

科举制度的废除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1900 年8 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十二月（1901 年1 月），慈禧太后指示，光绪帝在西安发布上谕，宣称：中国过去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向上奏报，以备朝廷实行新政时采纳①。次年，政务处创立，成为实行新政的指挥部。

办理新政，首先需要人才。当时积极赞同新政的封疆大臣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一致认为：“人才之兴赖乎学校”，然而“科举一日不停”，“学校决无大兴之望”②。于是，这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其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末科举取士制度。从这点而论，新政学堂的开办是维新学堂的继承与发展。

清末科举取士制度的废除，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对科举取士内容的改革。戊戌变法中，曾一度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士，因戊戌政变而被取消。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改革教育，第二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同时下旨废除武举。为了破格选拔人才，这年还仿博学鸿词科例，诏开经济特科，定于癸卯（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后正式举行③。

其次，对科举中及第人数的递减。光绪二十七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会奏变法自强第一折》，认为“今日育才要旨，自宜多设学堂，分门讲求实学，考取有据，体用兼赅，方为有裨世用”。然而，学堂毕业难于取得功名，这样聪颖子弟多裹足不前，于是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以励济世之人才”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又会同张百熙、荣庆上《奏递减科举折》，把递减办法具体化，建议“从下届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②，奏定9 年内分三科减尽。

最后，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全部废除。时代洪流难以阻挡，不待9 年，仅仅两年之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许多封疆大臣，如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人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他 们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所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八月，光绪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自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③。这样，从隋朝开创的在中国实行了1300 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至此完全废除。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大事。

① 《光绪朝东华录》卷157。

② 《光绪政要》卷30，第57 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卷180。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

②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

新式学校的兴办和新学制的颁布废科举的同时，清廷通令全国兴办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光绪帝诏谕各省督抚将本省所存书院于省城改为大学堂，各省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除教读四书五经外，主要学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一时新式学堂越办越多，但各地学堂的课程设置和学习年限差别甚大，弊端不少。为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进呈学堂章程折》，主张“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核实兴办。凡名是实非之学堂及庸滥充数之教习，一律整顿从严，以无负朝廷兴学育才之盛心”①。张百熙还拟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的学制——“壬寅学制”。该学制分学校为七级：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中学堂四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大学院无定期。儿童六岁入学至大学毕业共计二十年，还不包括大学院的年限。此外，与中学堂并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中学堂附设的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壬寅学制”曾于当年颁布，但因学制本身的不够完备和清廷对学制的拟订人张百熙存有猜忌而没有实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感到有统一学校标准的必要，于是发出上谕：“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详悉具奏。”②十一月，张之洞等人以日本学堂管理规章为模式，拟订《奏定学堂章程》，经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一新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它的颁行，对近代中国学校教育制度在组织与形式上影响甚大，清末民初的新学校教育制度主要以此为据。“癸卯学制”共分三段七级，长达29 到30 年。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4 年，初等小学5 年（七岁入小学），高等小学4 年，共三级13 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共5 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3 年，分科大学堂3 到4 年，通儒院5 年，共三级11 到12 年。与上述体系的各级学校并行的，还设有高级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系：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及优级师范教育（高等教育）两等，修学年限共8 年；实业教育分初等实业学堂（高等小学）、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三等，修业年限合计15 年。学制规定：通儒院或分科大学的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被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则取得生员（秀才）的功名。保证了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取得正规官员候补者的资格。

清廷在纸面上定下这一制度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立了学部，作为朝廷的教育行政机构，并将旧有的国子监并入，学部最高长官为尚书，其次则为左右侍郎，均为政务官。在尚书、侍郎之下，设各项事务官分管五司十二科。此外，还设有视学官，轮流出京视察全国各省教育。在过去，礼部曾负责科举考试以及与此有关的传统教育事项，而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办的一些西式学堂的行政权没有授权礼部管理。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已经成立，由它负责管理新式学堂。事实上，京师大学堂是集大学和学部组织于一身的机构。由于新式学堂的数量增加得太快，京师大学堂已不可能起到管理学堂的最高机构的作用。学部成立后，京师大学堂交出了管理全国新式学堂的职权，被定为当时最高学府。

③ 《光绪政要》第27 册卷31，第57—59 页。

①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6 页。

②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7 页。

关于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改设和新建学堂的数字，缺乏确切的统计资料。但从一些零星文献记载已可看出，就全国范围而言，虽然说不上学堂普遍兴起，但在一些通都大邑确已粗具规模。如武昌，原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高等学堂，武备学堂改为武高等学堂，经心书院改为勤成学堂；此外，还办有普通中学堂、师范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农学堂、工艺学堂、方言学堂、仕学堂等，总数在七八十所以上。湖北由于张之洞多年提倡，所以各类学堂“粗有基址”，超过其他地区。江苏的近代教育也发展较快，有各类学堂99 所，仅苏州就设有高等学堂、优级初级师范学堂、武备学堂，以及40 所初级小学堂。同一期间，四川省各类学堂150 余所。①长沙城内有各类新式学校共34 所，“官立者..十五所，民立者..十九所”②。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兴学之风更为盛行。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部统计为例，京师有学堂127 所，直隶4591所，吉林1526 所，湖北1298 所，河南2692 所③，出现了“上有各府州县学堂之设立，下有爱国志士热心教育蒙学女学各种私学堂之设立”④的繁盛局面。光绪三十年（1904），学堂总数为4222 所，学生总数为9.2169 万人；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校总数达3.7888 万所，学生总数为102.4988万人⑤。

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与女子学堂的开办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及女子学堂的开办，是新政学堂开办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女子学校，是维新人士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上海创办的“务本女学”（吴怀疚）和“经正女学”（经元善）等（不包括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女子基督教学校）。戊戌政变后，这些学校被勒令停办。新政之初，妇女仍被规定不许受新式教育。然而，妇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还是得到了承认，并于是年制订了关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6 章36 条和《女子小学堂章程》4 章26 条。章程规定：女子比男子修业期限各缩短一年。这是中国女子教育正式列入新式学堂教育制度的开始。次年六月六日（7 月4 日），学部奏准设立女子师范学堂于京师，派傅增湘为总理；并咨各省督抚提学使酌于省城府城设立女子师范学堂①，女子学堂由此在全国兴办。

① 《东方杂志》第1 年第10、11 号。

② 《各省教育汇志》、《东方杂志》第1 年第5 号。

③ 《东方杂志》第4 年第4、11、7 号；第5 年第3 号。

④ 《论教育》，《时报》甲辰七月初四日。

⑤ 《学部官报·奏章》第4 册，第122 期。

① 《光绪朝东华录》卷217。

新政时期，是我国近代新式学堂开办的完善时期。这不仅仅表现在学制的制定、科举的废除、学部的设立和女子教育的厘定等制度与机构上，同时也表现在各级学校的开办和各级教育结构的形成上。以高等学堂开办为例，在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1901 年8 月2 日）清帝诏谕的推动下，中国官立大学开始发展。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设山西大学堂，将筹 备中的中西大学堂并入，这是省立大学的开始。到宣统元年（1909），全国官立高等学校开办，情况如下：学部制宣统元年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校别校数学生数大学3 749省立高等学堂23 3963高等农科学校5 530高等工科学校7 1136高等商科学校1 24特种法政学校47 12282高等文科学校19 2546高等理科学校3 211高等医科学校8 336高等工艺学校7 485总数123 22262 人此外，依据宣统二年（1910）的统计数字，清廷共设立各类师范学校415所，学生共2.8572 万人。

留学高潮的出现自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学制取代了传统的教育，一时学校供不应求；即使清廷加紧开办各级新式学校，然而，具有新知识的师资力量不足，于是留学教育骤然进入高潮。戊戌时期，清廷虽已确定了留学生的派遣制度，但没有完整的计划与章程。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一套完整的留学生派遣制度逐步制定。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1901 年8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奏《复议新政折》（江楚会奏第三折），大力主张留学，特别是到日本留学，并论述积极与消极的奖励办法。在积极方面，给予优秀的自费留学生进士、举人等资格；在消极方面，即使具有进士、举人等资格，如无留学经历则不授官职①。同年八月初四日（9 月16 日），清廷批准张、刘二人的《复议新政折》，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并责成各省订立奖励及限制办法以督促之。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 年2 月1 日），复命选派八旗子弟出洋游学。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四日（1902 年10 月5 日），慈禧太后、光绪帝从西安回京不久，又急忙督促各省督抚筹款派学生赴西洋游学。十月一日（10 月31 日），派汪大燮为日本游学生总监督。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7 日），清廷批准外务部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章程规定：派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4。

遣出洋游学的留学生，“未派出洋之前先通中学，将派出洋之时，务毕普通之学，既派出洋之后，精求专门之学”。派遣出洋的学生分为三类：“一曰贵胄学生，凡王公大臣子弟皆是。..此项学生，应仿照日本、暹罗王子办法，送入高等学堂，如英国伊敦夏鲁学堂之类，恪守堂规，随班受课，不得有挟贵挟贤之意，一切稽察调考，仍归出使大臣办理。如不安分闹事过犯者，责成出使大臣破除情面，切实注劣咨送回华”。“一曰官派学生，如京师大学堂及各省督抚学政暨各大臣所送者皆是，应于各学堂中择其已毕普通学之业，而又中学优长，器宇纯粹，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经过考查后再派遣。这类留学生“功课行为，由该监督（使馆参赞一人为之）随时稽察切实禀报，每年大考一次，由使臣亲自考校。其季考三次，即委令该监督代考（核）”。学成获文凭毕业后，还须回国通过复试。以上两类留学生严令“不准剪薙发辫”。“一曰游学学生，如民间自备资斧出洋者皆是。该生等既系自筹经费，自不必限以年岁，除到馆报名留学书住址以便查询保护外，如无不安本分及别有过犯，使馆即无庸过为刻核。欲附民间何学，听其自择”。章程还规定：“各项学生遇有患病及一切丁忧事故”，“酌予奏恤，所有用费作正开销”。留学生在“肄业期内，一概不准充当使馆差使”，以免影响学业。该章程与以往清朝留学生派遣的制度比较有个最大的改进，就是取消了中文教习的随派，没有规定留学生在留学期间还要从中文教习学习“四书”、“五经”等经典。章程认为：留学生都是“未出洋之前，中学精通，而普通学又已毕业者”，所以出洋后，应“更习专门”，否则，“即使来洋肄业，亦仅得其皮毛”。对考得外国学位的留学生，“应由使臣随时咨明外务部立案，以便将来从优奖励”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留日学生运动兴起。这年四月初三日（4 月29 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500 余人集会于锦辉馆，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行，激昂奋发，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次日，京师大学堂师范、化学馆学生“鸣钟上堂”，也发起全校大会，声讨沙俄侵略罪行，拒俄爱国学生运动由此兴起。鉴于这一情况，八月十六日（10 月6 日），张之洞应慈禧太后懿旨“以出洋学生流弊甚多，饬筹防范之法”，上《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附《出洋学生约束章程》十款、《奖励章程》十款及《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约束章程》十款，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以后续往日本 游学学生，无论官费生私费生，并无论日本官设学堂私设学堂，均非出使大臣总监督公文保送不准收学”；其二，“妄发议论”、“干预政治”、“品行不端”、“不安分之事者”，一律退学，“严加裁制”。《奖励章程》十款，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一、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一、..高等学堂即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一、在大学堂未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此外，获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得博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升阶的优待。《立案章程》七款，主要内容为：

一、“保送学生入日本各学堂，除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及文科、医科各专门不限人数外，其政治法律武备之门，宜分别限定名数，每年只准保送若干名”。其中“武备一门，非官派学生不准保送”。

二、“凡各省选派官费学生出洋游学，俟毕业回国后，无论得何奖励，均须在本省当差五年以尽义务。

① 《约章成案汇览》2 篇，卷32 上，第28—34 页。

五年期内，概不准另就他省差使，他省亦不得遽请调往差委”。张之洞上奏的章程由外务部补充《咨文》而颁行。《咨文》给章程作了如下三点补充：

一、“中国留学生非在照办约束留学生章程之日本学堂毕业者，概不给本章所定奖励”；

二、留学生毕业后，由“该官私学堂自行收留者，将来毕业后概不给以奖励”；

三、对品行不端之留学生，如日本官私学堂仍听其留学者，“毕业后亦概不给以奖励”①。光绪三十年（1904），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十六条，章程规定：

一、“选派学生，须分年派往，拟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一百名。”

二、“选派学生各省须有定额：京旗、直隶、江苏、湖北、四川、广东各六名；奉天、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云南各四名；山西、甘肃、广西、贵州各三名；江宁、杭州、福州、荆州、西安、宁夏、成都、广州、绥远城、热河、察哈尔、密云、青州十三处驻防各一名。计共一百名，为第一班；以后三年均照第一年办理。如各省旗有愿多派者亦可，但不得倍于原派之数”。十六条规定：“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充见习士官期满，除考入学校及各专门学校外，其余回国，由练兵处就其历年所学一一考试，最优者奏请授职守备，次者授千总，再次者授把总”①。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907 年12 月5 日），学部和外务部奏准了《贵胄游学章程》十二条。学部成立后，除增订了一些留学生的派遣等项章程外，还拟定了对留学生的考验奖励章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906 年5 月15 日），学部奏定《考试游学毕业生期限片》，规定自本年始每年八月举行考验游学毕业生一次。八月十五日（10 月2 日），学部复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五条，规定：凡在东西各国正式高等以上学堂毕业，回国后须接受政府按照留学生所习学科，分门考试。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考验；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②。同月，学部第一次举行留学生考试制度，有53 名留学生参加考试，共考了两天，结果考取的有32 名，其中9 人被赐予进士出身，23 人给予举人出身。此后，每年举行一次，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这种考试。

随着清廷留学制度的不断完善，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出国留学高潮。光绪三十二年，仅留日学生人数就达到一万三四千人①。在这期间，出现了女子留学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日本东京有女留学生10 余名。这些女留学生都是跟随其父兄或夫婿一齐留学日本的。光绪三十一年，湖南省首次官派20 名女学生赴日读速成师范科，此为官费女留学生留学日本之始。紧接着奉天省遣派熊希龄到日本视察教育后，与东京华族女学校的校监，同时也是实践女子学校和女子工艺学校的创立者下田歌子女士约定每年遣派15 名女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肄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21 名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读师范科。到年底，仅在东京一地，便有近百名中国女留学生，并组成了留日女生会组织②。江苏省举行留学生考试，共取13 人，其中女生3 人，赴美国威尔士利女学就读，是为官费女留学生留学西方之始③。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1—7页。

①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 册。

② 《学部奏咨辑要》卷2；《光绪朝东华录》卷202。

①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6 页。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 年7 月10 日），因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一部分，外务部与学部会奏，以美国“减收赔款”，选派学生赴美留学，先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并附设肆业馆一所，学生名额按各省赔款数目分摊。周自齐为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帮办④。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9 月4 日、5 日），在北京招考了第一批留美学生，八月初三日（9 月16 日）发榜，录取程义法等47 名学生⑤。十五日（28 日），外务部奏准，建游美肄业馆于清华园。当时规定办学宗旨为先在国内招考学生，经过训练，“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①。次年三月，学部特制订《各省考选游美学生办法》五章，并专设驻美留学监督。同月，学部又奏定《管理欧洲游学生监督处章程》三十一条和《游美学务处津贴在美自费生章程》十六条，加紧了对欧美留学生的派遣。

清末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清末民初，尤其是对辛亥革命起了“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就这点而论，晚清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都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②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54—56 页。

③ 《东方杂志》第2 卷第9 期。

④ 《东方杂志》第6 卷第8 期。

⑤ 《教育杂志》第1 卷第8、9 期。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71 辑。

第三篇：民国时期的监狱立法与新式监狱管理模式的构建

民国时期的监狱立法与新式监狱管理模式的构建

? 中国刑罚与监狱史? 中国监狱学刊 年第 期 民国时期的监狱立法与新式监狱管理模式的构建 李永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北京市

摘 要:清末到民国时期是中国从传统监狱法制向近代的转型时期。民国时期的监狱管理制度突破了传统监狱管理的模式,引进了欧

美各国的分房独居监禁、阶级监禁等形式,有效地避免了使监狱成为传播和交流犯罪经验的地方;在强制犯人从事作业方面,民国时期的

监狱管理更多地融入了对囚犯技能知识的培养,为囚犯将来出狱后的生活和就业提供了保障;在对罪犯进行教育教诲方面,不仅注重对罪

犯文化知识的教育,更加注重对罪犯心灵的教诲,使其转变思想,重新做人;在犯人被释放出狱后,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动员全社会的力

量,共同关心出狱人的生活和就业,避免其出狱后再走上犯罪的道路。关键词:监狱 立法 劳役 假释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民国时期的监狱管理制度突破了传统监狱管理的模 长。王元增通晓中外监狱管理制度,曾为朝阳大学法律科

式,引进了欧美国家的监狱制度。本文就民国时期的监狱 讲授 《监狱学》 课程,他先后协助北京政府草创了一系列 立法与新式监狱管理模式的构建进行探讨。

监狱制度。北洋政府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在监狱法体系的 一、民国时期的监狱立法概述 构建上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如制定了 《监狱处务规则》;年 月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

制定了监狱建筑图式,使改良监狱的基础得以稳固;公布

总统, 年 月 日,清帝退位, 月 日,南京临 了 《监狱专科学校规程》和 《看守所暂行规程》;为了监

时政府颁布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一系列的事件标 督及约束被假释人的行动,又订立了 《假释管理规则》;为了促使出狱人保护事业的发展及为出狱之人谋生活保 志着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从 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 到 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溃败,中华民国在大陆延续了 障,制定了 《出狱人保护事业奖励规则》;为保障狱务管

近二十七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又可细分为中华 理正常进行,颁布了 《监狱官制》;年制定了 《监狱

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 北洋政府 和南京国民政 报告规则》等。府三个时期。《监狱规则》是北洋政府时期于 年 月 日由

民国时期是中国法律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该时 司法部制定并公布的监狱法规,也是北洋政府时期最重要

期不仅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诉 的一部监狱法规。该规则共分为十五章一百零三条。其中

讼法体系,在监狱法方面也颇有建树。概而言之,民国时 第一章是总则,共有十四条法律条文,主要规定了监狱的

期的监狱法又可细分为两个层次:其一为国家制定颁布的 隶属、监狱的管辖及适用、收监的范围、监狱犯人的申诉 基本监狱法典;其二为具体的司法部门制定的监狱规章。制度、监狱参观和视察制度等内容。《监狱规则》第一条

一 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的监狱立法的变 规定:“监狱属司法部管辖”。第二条规定:“监狱为监禁

董

被处徒刑及拘役者之所。有不得已时,看守所得代用为监

狱。”对于监禁的范围,第三条规定:“未满十八岁者,监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根据 《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改法部为司法部,典狱司为监狱 禁于幼年监,但满十八岁后,三个月内刑期即可终结者, 司,任命许世英为司法部长,毕业于日本警监学校的田荆 其残刑期问,仍得继续监禁之。因精神身体发育情形认为

华为监狱司长,掌管全国狱政。袁世凯继任中国民国临时 必要时,适用前项,得不拘定年龄。”?

大总统后,于 年颁布了 《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规 第二章是收监,共七条法律条文,包括收监的程序, 对妇女携带年幼子女收监的限制,不适合收监的囚犯类型, 定自由刑为徒刑、拘役两种,皆采用劳役制。同年 月, 在京师设立模范监狱,由著名监狱学家王元增担任典狱 以及对囚犯身体检查的规定等。其中第十六条规定:“收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李永宏 一 ,男,河南驻马店市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级法律史博士研究生。中国刑罚与监狱史? 中国监狱学刊 年第 期 监妇女有请携带其子女者,非认为不得已时,不得许之。者有左列各款行为,得赏给二十元以下之金钱:

一、告密

许携带子女,以满一岁为限,在监内分娩之子女亦同。但 在监者为逃走、暴行之预谋或将为逃走暴行;

二、救护人

该子女已达限制年龄,若无相当领受人又无在外安置方法 命或捕获逃走中之在监者;

三、天灾事变或传染或传染病

时,得延至三岁。”第十八条规定了不能收监的情形:“精 流行服监狱事务有劳绩者。”第八十二条规定了对囚犯的

神丧失或因监禁有不能保其生命之虞者,怀孕七月以上及 惩罚措施:“在监者违反监狱纪律时,得处以左列刑罚: 一、面责;

二、停止发受书信、接见及阅读书籍;

三、减 分娩未满一月者,罹激性传染病者。”

第三章是监禁,共有四条法律条文,但内容十分重 食,减食每餐减去五分之一或五分之三;

四、停止运动;要,主要规定了施行西方监狱法中的分房制、教诲制和杂

五、圈室监禁;

六、酌减赏与金。”

居制等内容。如第二十二条规定:“在监者概以分房监禁 第十二章是赦免和假释,共有八条条文,主要规定了

对囚犯的赦免及假释制度。如第八十七条规定:“在监者 为原则,但因精神身体认为不适当者,不在此限。”第二

十四条规定:“监狱长官及教诲师,至少每十日一次,访 虽达假释期,若非监狱长官确认其有悛悔实据并得监狱长

问分房之在监者。看守长须常访问之。” 官会议多数同意,不得声请假释。” 第十三章是释放,共有六条条文,主要规定了释放的 第四章是戒护,共有九条法律条文,主要规定了对有

逃走、暴行、自杀倾向的罪囚施加戒具,监狱官在何种情 法律程序。第九十三条规定:“释放在监者,须依赦免假

况下可以使用刀枪,以及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囚犯逃跑 释之命令或期满之次日午前行之。”第九十六条规定:“被

等紧急性措施。如第三十条规定:“当天灾事变,认为必 释放者无归乡旅费及衣类时,得酌给之。”

第十四章是死亡,共有五条法律条文,主要规定了在 要时,得令在监者就应急事务,并得请求军队警察等署之

援助。” 监囚犯死亡的检验程序及埋葬程序。凡 “在监者死亡,监 第五章是劳役,共有十三条法律条文,主要规定了囚 狱长官须会同检察官检验其尸体”;“病死者,医士应记明

犯每日服劳役的时间、服劳役者的赏金,以及服劳役期间 其病名、病历、死 因及死亡年月日时于死亡簿,签名盖

受伤或死亡的待遇等内容。如第四十四条规定:“赏与金 印”;“死亡经过二十四小时,无请领尸体者埋葬之。埋葬

额,徒刑囚不得过该地方普通佣工价十分之三,拘役囚不 处应立木标,记明死亡者姓名及死亡年月日。”

得过该地方普通佣工价十分之五。” 北洋政府时期颁布的 《监狱规则》总共实施了十五

年,并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国十七年年 新颁布 第六章是教诲及教育,共有九条法律条文,主要规定 了受教育的对象、教育内容等。如第五十条规定:“教育 的 《监狱规则》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民国二年颁布的 《监狱规则》,北洋政府统治期 每星期二十四小时以内,依小学程度,教以读书、习字、算学、作文及其他必要学科,有同等学力者,依其程度设 间还颁布了许多单行法规,主要有: 年 月颁布的

相当补习科。” 《监狱看守考试规则》八条,同年 月颁布的 《监狱看守 第七章是给养,共有五条条文,主要规定了囚犯的囚 使用公物规则》七条,《司法部监狱看守教练规则》七条;服、生活待遇等问题。凡 “在监者,禁用烟酒”;“在监者年 月颁布的《看守所暂行规则》五十一条,《视察

给予灰色狱衣,除一定衣外,所有衣被苟无碍于纪律及卫 监狱规则》八条,《监狱处务规则》二十九条,《监狱教诲

师教师医士药剂士处务规则》五十四条,《管狱员考试暂 生者,得许在监者自备”。

第八章是卫生及医治,共有十条法律条文,主要规定 行章程》九条,《监狱看守服务规则》一百四十九条,《监

了对监狱囚犯的卫生管理,囚犯患病后的医治等内容。如 狱看守点检规》二十六条,《参观监狱规则》八条;年颁布的 《改定各省模范监狱名称劝文》,《监狱报告规 第五十八条规定:“在监者须令其沐浴。沐浴次数,由监

狱长官斟酌劳役种类,及其他情形定之。但四月至九月至 则》九条,《管收所暂行章程》十七条, 《监狱钤记定

式》,《监狱作业调查表》等法规文件。上述这些法规文件 少三日一次,十月至三月至少七日一次。”第六十条规定: “在监者罹疾病时,速加治疗,病重者收入病室。” 与前述的《监狱规则》,共同构成了北洋政府时期监狱法

第九章是接见及书信,共有七条法律条文,主要规定 的完整体系。了囚犯接待的对象、时间,以及对囚犯书信的管理等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立法的变革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遵照孙中山 “五权宪法”和 容。如第六十七条规定:“在监者只许与其家族人接见, 但有特别理由时,得许与家族以外之人接见。”第六十八 “权能分治”的理论,建立了五院制的政治体制。在司法

条规定:“拘役囚接见每十日一次,徒刑囚每月一次,其 领域,以三民主义作 为立法的理论基础,广泛参考了西方

接见时间,不得过三十分钟,但监狱长官认为有不得已情 最新的刑法理论,编纂新式刑法,更加注重司法独立的精

形者,不在此限。” 神。在监狱法方面,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监狱法规,使南 第十章是保管,共有五条条文,主要涉及对在监犯人 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狱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财产的管理。如第七十四条规定:“在监者之物品,检查 年 月制定公布的 《监狱规则》是南京国民政

保管之。无保存价值或不适于保存之物品,不得为保管。” 府时期最重要的监狱法规,该规则共十五章一百零九条。第十一章是赏罚,共有五条法律条文,主要规定了对 其中第一章是总则,共有十四条条文,其主要内容基本上 在监囚犯的奖励和惩罚制度。如第八十一条规定:“在监 是沿袭民国二年的《监狱规则》,只是在个别地方作了文? 中国刑罚与监狱史中国监狱学刊 年第 期

字上的修改。如第二条规定: “监狱分为左列二种:

一、是在个别地方有所修改和增补。

徒刑监,为监禁被处徒刑者之所;

二、拘役监,为监禁被年 月颁布的 《看守所暂行规则》是关于在判决

处拘役者之所。”第二章是收监,共有七条法律条文,规 之前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羁押场所管理的法规。《看守所暂

定了收监的法律程序,“入监者监狱官非认定具备适法之 行规则》共有十四 章五十七条,其中第一章是总纲,有五

公文,不得收之。”第二十条规定:“入监者之身体衣类及 条法律条文,主要规定了看守所设立的目的、管辖机构、携带物品须检查之,并调查其体格及个人关系。”第三章 被告人的待遇等内容。其中规定:“高等以下法院,为羁

监禁,有三条条文,与民国二年的 《监狱规则》相比,省 押刑事被告人设立看守所”;“受死刑之喻知者,于看守所

略了 “满十八岁者,分房三年后,非本人情愿,不得继续 羁押之。被处徒刑或拘役者,依监狱法令暂禁于看守所

分房;未满十八岁者,分房一年后亦同。”第四章是戒护, 时,准用监狱法令之规定”;“看守所待遇被告人,须与平

民同,但有碍于审判进行及所中纪律者,不在此限。” 第 有九条条文,与北洋政府时期的 《监狱规则》相同。第五 章是劳役,共有十三条条文,与民国二年的 《监狱规则》 二章是执掌,有四条条文,第三章是各项表册及遵守事

相比,劳役的时间有所变化,规定:“劳役时间于八小时 项,有五条条文,规定看守所所长掌管全所事务;“所长

以上十小时以下之范围内,斟酌时令地方情形监狱构造及 或所官应作看守所人数月报表,按月呈由该管法院院长转

劳役种类定之。” 对于免除劳役日的规定方面, 年的 报司法行政部”。第四章是入所及处所,有九条条文,如

《监狱规则》第三十九条省略了 “节日”免除劳役的条款。第十五条规定: “看守所非奉有法院或检察官正式公文, 第六章是教诲及教育,有五条条文,与民国二年的 《监狱 不得收入被告人或释放之。其非刑事被告人而暂行留置者

规则》相比,有较大变化,如第五十条规定:“在监者许 亦同。”第五章是衣食,有二条条文;第六章是书信,有

其阅读书籍,但私有之书籍,除本规则有特别规定,或经 四条条文;第七章是接见,有五条条文;第八章是送入

监狱长官许可者外,不得阅读”,增加了阅读私人书籍的 品,有一条条文。这四章主要规定了被告人的衣食、书信

限制条款。第五十二条规定:“在监者请在监房使用纸墨 管理、接见时间地点、对外送物品的检查等内容。第九章

是惩罚,仅一条条文,对于报告人违反所中纪律,处以 笔砚,得斟酌情形许之。”该项内容系新增加的条款。第 “ 一、七章是给养,有五条条文,与民国二年的 《监狱规则》第 面责,二、二月以内停止阅读书籍,三、七日以内

五十五条 “监房及其他在监者之处所,于极寒时,得设暖 停止运动,四、减削工资之一部或全部,五、三日以内固

房,但病室设备暖房之时间,由监狱长官定之”相比,新 室监禁”。第十章是检束,有七条条文,主要对被告人进

《监狱规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监房、工厂、病室等处于 行看守和检查的规定。第十一章是习业,有四条条文,规

天寒时须有相当温度。”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监狱犯 定:“看守所得依被告人之情愿,酌量情形许其工作。但

人的生活待遇略有改善。第八章是卫生及医治,有十一条 以无妨碍诉讼之进行者为限。”第十二章是卫生和医治, 条文,与民国二年的 《监狱规则》相比,该章增加了第六 主要是对所内房间卫生以及被告人患病医治的法律规定。

十六条 “罹精神病传染病或其他之疾病,认为监狱内不能 第十三章是死亡。对于被告人在看守所内死亡,法律规定

施适当之医治者,得斟酌情形,呈请监督官署许可,保外 应通知其亲属,“所长或所官应据医士医治簿详叙死亡原

医治,或移送医院。”第九章是接见及书信,共有七条条 因,呈报法院或检察官,由检察官检验,一面填具死亡证

文,与北洋政府时期 《监狱规则》第七十三条相比,新规 书,呈由监督官署转报司法行政部。”第十四章是附则, 则第七十四条的内容更加详细,“在监者发受书信费用应 有二条条文,第五十六条规定:“未设法院地方之看守所, 归自备,但对于监督官署、法院及其他官公署之书信无力 凡本规则所有所长或所官之职权,以管狱员行之。”第五

自备时,其费用由监狱支给”。第十章是保管,有八条条 十七条规定了该规则实施的时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了继续适用 《监狱规则》外,还 文,与北洋政府时期的 《监狱规则》相比,该章规定: “保管之金钱及有价证券,不论何时,不得令在监者持有” 制定了许多有关监狱管理方面的法令法规,主要有:的条款。第十一章是赏罚,有五条条文,与民国二年的 年 月颁布的 《监狱经费保管规则》十一条;年 月

司法部公布的 《假释管束规则》二十条,《假释者须知事 《监狱规则》相比,该章变化较大,如第八十四条关于奖

励的内容中,新增加了 “许其阅读私有书籍”的条款;第 项》十二条,《修正旧监狱呈请假释办法》四条;年

月公布的 《出狱人保护事务奖励规则》五条;年

八十六条新增加了 “三月以内停止赏遇”、“二月以内慎

独”等内容。第十二章是赦免与假释,有八条条文,第十 月颁布的 《法院监狱看守所办理司法统计考成规则》十九

条, 《看守所暂行规则》五十七条;年 月公布的 三章是释放,有六条条文,其内容与民国二年的 《监狱规

则》基本相同。第十四章是死亡,有七条条文,除了增加 《监狱作业规则》四十条,《出狱人保护会组织大纲》七

条,《在监人五品保管办法》九条,《监狱慈惠费管理办 了合葬的条款 “浮葬经过十年后,得合葬之”外,第一百

零八条是关于死刑执行的规定:“死刑于监狱内行刑场执 法》八条,《在监人金钱保管颁发》,《监犯保外服役暂行

办法》八条;年 月公布、年修正的 《徒刑人

行之。国庆日、纪念日、节日、十二月卅一日、一月一日 犯移垦暂行条例》十二条,《监犯外役规则》二十三条;至三日,不执行死刑。”第十五章是附则一条,规定了该

规则实施的时间。总之,民国十七年新颁布的 《监狱规年公布的《疏通监狱暂行条例》七条,《修正县监所

协进委员会暂行章程》十六条等。这些监狱法规连同上述 则》基本上沿袭了北洋政府时期制定的 《监狱规则》,只? 中国刑罚与监狱史? 中国监狱学刊 年第 期 的《监狱规则》共同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法的完 卧具及日用所需物件,其不能自备者由所贷与之。”?纠

整体系。关于囚犯服刑期满后的释放,民国时期的法律也充分

二、民国时期新式监狱管理模式的构建 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年颁布的《监狱规则》第九十

民国时期的监狱法继承了清末以来司法改革的成果, 六条规定:“被释放者无归乡旅费及衣类时,得酌给之。”

突破了以往传统监狱法的立法宗旨,把监狱由过去单纯强 第九十七条规定:“被释放者若罹重病,请在监医疗时, 调惩戒囚犯的功能,转变成为对囚犯进行教育教诲、劳动 依其情状得许之。”年 月颁布的《出狱人保护会 自新和执行刑罚的场所。古代的监狱设立的宗旨,重视威 组织大纲》第二条规定:“凡出狱人之贫无所依,确有自

吓和惩戒,监狱成为摧残犯人之地。世纪以后,受西方 新实据者,得享左列 之保护:介绍,量其所习职业介绍于

人道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法学家认识到了监 各处;资送,遇有出狱人之为异籍必须回籍者,得设法资

狱不仅是惩戒犯罪人的场所,也是教育教诲囚犯,培养他 送之;饮助,借贷衣食费俟其得有职业后归偿;调查,随

们的劳动意识,遵守国家法律意识,健康文明意识的地 时调查其品行等项以为指导之资。”

方,使他们在出狱之后能改过自新,自食其力,从而达到 二 重视监狱管理队伍的建设

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自民国建立之初,无论是 众所周知,监狱管理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对囚

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注重吸收和借鉴西方最新 犯改造的优劣程度,因此,无论是 匕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 的刑罚精神,加强对监狱的管理。概而言之,民国时期的 政府都十分重视对监狱管理人员的选拔和培养,以建设一

监狱立法精神体现了如下几个方面: 支具有较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年 月,北洋政府司法

一 对囚犯实施人道主义的管理措施 部颁布了 《监狱学校规程》十一条,规定了培养监狱人才

人道主义是古今中外立法和司法的一个重要准则。民 的办学目标、办学宗旨、课程开设等内容。如该规程第一 国时期的监狱立法始终遵循着人道主义的法律精神。如

条规定:“监狱学校,以养成监狱人才为宗旨。”无论是年的《监狱规则》第十六条规定:“收监妇女有请携 “公立私立监狱学校,均须呈报司法总长,得其认可”。监

带其子女者,非认为不得已时,不得许之。许携带之子 狱学校的学制为两年,关于监狱学校的课程设置,第七条

女,以满一岁为限。在监内分娩之子女亦同。但该子女已 规定:“法学通论、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

达限制年龄,若无相当领受人又无在外安置方法时,得延 法、监狱学、监狱法、监狱法实施细则、监狱实务、刑事 至三岁。”

政策、感化院制度、出狱人保护制度、民法大意、警察

对囚犯的生活管理遵循人道主义的原则。如关于饮食 学、社会学、卫生学、心理学、统计学、建筑学、指纹

学、体操。”

方面, 年制定的 《监狱规则》第五十二条规定:“对

于在监者,须斟酌其体质年龄劳役及地方气候等项,给与 民国时期的法律对于监狱执法人员的录用选拔也规定

必要之饮食衣类及其他用具。”

了严格的法律程序。凡 “民国男子,年在二十一岁以上, 为了保障监狱犯人的身体健康,在监者须令其沐浴, 有左列各款资格之一者,得应管狱员考试。但有文官考试

对于那些年老体弱的囚犯,法律作了特别的规定:“年老 法草案第二条所列 各款之一者,不在此限”。””监狱管理 或废疾者,经长官许可时,得使其在特别浴室入浴。”” 若 员的考试分笔试和口述。笔述合格者,才能进行口述。笔

囚犯在羁押期间患病,有关机构要积极救治。年颁布 试的内容主要是刑法和监狱法的内容,包括:“

一、暂行 的《看守所暂行规则》第四十二条规定:“被告人病时, 新刑律,二、监狱学,三、监狱现行法规,四、刑事诉讼

由医士医治。病重者移入病室,病危时须通知其亲属及审 法大意,五、刑事政策大意。”其中第一至第三为主要科, 判检察厅”。第四十三条规定:“被告人疾病,非在所外不 分数不及格者,余科分数虽多,也不得录取。

能医治痊愈者,如得审判检察厅之许可,得取保出所医 另有一些监狱管理人员可以不经过考试的途径进入监

治。” 年的《监狱规则》第六十条规定:“在监者罹 狱管理阶层,譬如 “历办监狱事务,满一年以上有成绩

疾病时,速加治疗,有必要情形者,收入病室。”年 者;在新监狱充看守二年以上有成绩者;依各县地方帮审

颁布的 《监狱教诲师教师医士药剂士处务规则》第二十五 员考试章程,有第五条所列各款之一者”。如果 “在监狱

条规定:“医士于劳役种类及方法,认为有害囚人健康时, 或警察学校一年以上毕业者;在设有监狱学科之法政法律

须陈述意见于典狱长管。”第二十九条规定:“对于囚人之 学校,二年以上得 有修业文凭者;曾在新监狱充看守半年

健康,宜随时就其居所视察,关于分房者,尤须特别视察 以上者”,也可进入到监狱管理行列。对于免考及考试合 之。”第三十条规定:“对于囚人之健康访断,每半年至少 格者,由县知事呈请司法筹备处长委任,但因必要情形, 须行二次,并记载其实况于健康诊断簿。若认为有诊察之 由司法筹备处长委任。必要时,得不拘前项之次数。” 三 依法加强监狱管理

对于囚犯在羁押期间衣被等生活用品的来源,法律也 监狱不仅是国家执行刑罚的场所,也是向犯罪人员宣

有明确规定。年颁布的 《看守所暂行规则》第二十四 传法律知识、使囚犯养成守法意识的场所,因此,作为执

条、二十五条规定:“被告人得自备饮食,其不能自备者, 法者的监狱管理人员首先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民

由所给与之。”如果囚犯在外服役,“设置宿食处所时,另 国时期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监狱法律体系,对监狱管理人员

编一队,专服炊爨及洗涤等役”。【“ “被告人得自备衣类 的日常行为加以规范。中国刑罚与监狱史中国监狱学刊 年第 期

早在 年 月,北洋政府就颁布了 《监狱官制》, 大多数刑法学家认为,引发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

对于监狱的管理体系和监狱管理人员的职责作了明确的规 于行为人的懒惰 和不务正业,因此,若想从根本上消灭犯

定。监狱隶属于司法部,“司法部因监督各监狱,得临时 罪,使犯罪者养成一个劳动的习惯颇为重要。使在监人员

派员视察”。“监狱设典狱长一人,看守长三人,技士一 服劳役,并非有歧视之意思,劳动实乃人类生存的一种必 人”。”引民国时期的 《监狱处务规则》,对典狱长的职责范 要训练。民国时期的许多学者都认识到培养 “犯人之作

围作了明确规定:“典狱长应严守关于监狱之一切法令, 业”和加强 “精神训练”的意义。如曾担任过南京国民政

府司法院院长、司法行政部部长的居正认为:“监狱之目 并督率其他官吏使之遵行。”《监狱教诲师教师医士药剂士

处务规则》则对教诲师的职责及教诲形式作了明确规定, 的,在养成罪犯劳动之习惯,授以谋生之技术,使能自食

如第一条:“教诲师承典狱长之命令,对于囚人专从事于 其力,不致复陷于恶,故作业之事,只为重要。”

培养道德之任务。”第十三条:“教诲师须常巡视监房工 民国时期自由刑的执行遵循科学管理的方法。年

厂,详察囚人之状况,并记录其大要,以备随时虽事之教 颁布的 《监狱作业规则》第二条规定:“作业之科目,应

诲。”

呈请司法行政部核准:

一、工作种类,二、施工方法,年制定的 《监狱经费保管规则》对监狱的经费支

三、就役人数及其类别,四、课程及赏与金,五、就业

场

所及机械器具材料之设备等。”年 月颁布的 《看守 出和使用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一条规定:“监狱经费

除法令别有规定外,依本规则保管之。”第七条:“购买物 所暂行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看守所得依被告人之情

品其价值在五十元以上者,应用投标法,或比较价格法, 愿酌量情形许其作工,??作业者应遵守规定时间,受看 但系一家专有,或一公司专卖之物品,不在此限。” 守暨工师之指导,非有正当理由不得罢业或改业。”

对于违反监狱管理行为者,民国时期的法律规定了相年 月颁布的 《监犯外役规则》对服役犯人的劳动时

应的处罚措施。惩戒措施包括申诫、记过、记大过、降 间也有明确的规定:“工作时间每日七小时以上十小时以

级、免职等处分。如民国二十年颁布的 《法院监狱看守所 下,由该监狱长官斟酌时令及地方情形定之。”民国时期

办理司法统计考成规则》第十一条规定:“办理统计表册 的监狱管理,通过劳役的形式矫正囚犯不劳而获的懒惰恶

具有左列事实之一者应予记过:

一、无故延宕月报逾二十习,为其将来重新走向社会谋生奠定了基础。

日,季报逾限一月,年表逾限二月者;有前条第二款及第 为了使囚犯出狱后能够到社会上自谋生计,必须使其

三款情事之一受申诫处分二次以上仍不悛改者;填报表册 有一个健康的体 魄,因此,监狱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改

无故遗漏或填报不全者。” 变囚犯的生活恶习,使其养成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民国

民国时期的监狱法甚至对在押人员的工作种类也作了 时期的监狱法对囚犯的卫生和运动皆有明确的规定。

详细的规定。如 年颁布的 《监犯外役规则》对监狱 年的 《监狱规则》第五十七条规定:“监狱须洒扫洁净, 犯人所应从事的劳役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各省新旧监 房间及衣类杂具厕所便器等类,须定次数清洁之。”第五 狱人犯,具备左列各款条件者,得令服浚河、筑路、建筑 十八条规定:“在监者须令其沐浴,沐浴次数,由监狱长

等项外役。

一、年龄满二十岁以上,品行较良,身体强 官斟酌劳役种类及其他情形定之。但四月至九月至少三日

一

健;

二、入监前之职业适于外役。”

次,十月至三月至少七日一次。”第五十九条规定:“在

四 提倡囚犯人格矫正与健康习惯的养成 监者除有不得已事由外,须每日运动半小时。但因劳役种

类,认为无运动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年制定的 古今中外的犯罪都是由犯罪人的人格缺陷造成的。根

据犯罪学学者的研究,犯罪是由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作用 《看守所暂行规则》第四十八条、四十九条也规定:“所内

形成的。犯罪内因,属于犯人所特有者,即个人性格。有 房间及衣类、杂具、厕所、便器等类,应注意清洁,按时

些学者将其归纳为十五类:.性狡猾而好伪;.性无赖 洒扫洗涤。”“被告人须令其沐浴运动。沐浴次数,由所长

又游惰不务正业;.欲望过奢,惯谋不正当之利益;.酌量气候定之。运动时间每日以半小时为限。”年

惯为窃盗,流而成癖;.专骛虚荣,有徼幸之癖;.性 颁布的 《监狱教诲师教师医士药剂士处务规则》第三章

质粗暴,易生愤怒;.性格惨酷,而幸灾乐祸;.性阴 “医士之职务”规定了监狱医士的一项重要职责,是督饬

囚犯的卫生,第二十六条规定:“囚人之身体衣被及携带 险,而有忌刻之癖;.性嗜酒,而醉后无自制能力;.之物品须注意使其清洁。关于沐浴浣涤薰晒等之规定,须 性质愚昧,而易被人诱惑;.竦狂放荡,易生过失;.热心功名,有不以犯罪为意之癖;.心神尚未十分发达;随时督饬遵行。”.心神耗弱;.其他。犯罪的外因,属于社会或他人的 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指出:“预防犯罪的最

因素,又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第一,生计困难的因素, 可靠但也是最艰难的措施是完善教育”,“教育通过情感的

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 所以,对囚犯的教育 包括负累过重,力不足以自给;无业失业,或劳力不足;天灾、地异,或他灾厄;受刑失信,不得正业。第二,为 教诲也是监狱管理中 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民国时期许多

他人所诱致,包括因挑拨而生愤怒;为诡谋所诱惑;为恩 法学家都十分重视 对罪犯进行 “精神训练”,培养其爱国

爱社会的心理。如在 年颁布的 《监狱规则》第六章 义爱情所牵制。第三,为恶劣社会所濡染,包括生长于浮 中的四条是关于对囚犯教育教诲的内容。其中第四十八条 躁社会,交无良友;因受刑失信,惟刑余之人与之相交;规定:“在监者一律施教诲。”对于未满十八岁的囚犯,一 家庭不良;迷信。

第四篇：论“继承”与“推翻”——创新式人才的培养

论“继承”与“推翻”——创新式人才的培养

著名的物理学家丁肇中曾经说过：人生在于推翻，而不在于继承。我认为这句话的真正内涵就是让从事各种活动的人们要学会去创新。

由于受名人名言的启示，我对人才的培养谈几点看法：

首先，创新意识要强烈。

目前，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创新是其主要特征。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原动力——即内力。

只有创新，才能掌握市场竞争优势，也能拥有一定量的社会财富，而创新人才的培养，就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欲望和好奇心理，使他们的创新意识有一个新的发展：即从创新的兴趣爱好到创新的意志品质。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打破或者说是推翻那种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挣托那种不适应现代教育教学的绳索，用不断更新的方法去教学生，尊重和热爱学生的创新精神，塑造其创新的个性心理品质。对他们要刻璞见玉，善于引导，着力培养其强烈的探索动机和创新意识，鼓励学生追根问底，举一反三，凡接触同类事物，要有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解决途径。

其次，思维方法具有科学性、思想性。

创新人才培养的最根本问题，在于培养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是指人们为取得创新的思维成果所运用的思维方法。它是多种思维的有机结合，即求异思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有机结合，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要注意引导学生走出传统思维，注重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具体化，归纳与演绎法的思维素质的培养。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的新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方向，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事物，正如古诗中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这种感受性思维；从问题的新奇性，去探索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最后讲的是获取知识要有主动性。

任何人在创新之前，他都应具备一定的能力，这里也包含占有丰富知识的不可缺少的一面，知识是创新的基础，也是创新的工具，还是创新活动成功的必要条件，知识含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限制创造成果，以及其价值的高低，创造活动的成功与否。这是固为创造活动的本质所在，也都是在已有的知识信息的从新组合来进行的，知识越多，构成事物的基本元素就越多。如，一个不懂得电学原理的人，他就不可能发明有价值的电力设备。在实施新课程改革的今天，重要的是让学生由学会发展到会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鼓励他们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大胆的去创造新的有价值的新事物，不断争强学生科学文化素质。

总之，培养人才的工程量是繁重的、巨大的，正如前人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培养创新人才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转变观念，摆脱或挣脱“应试教育”的枷锁的束缚，把培养创新素质作为素质教育的重点来抓；其次，要想培养创新人才，教育工作者本身应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这就应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形成创造性的教风和学风；再次，应以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目标，开展各项教育改革，最终实现教育教学的观念更新过程与方法的设计与运用，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农远设备的利用以及各种技术的合理处理等。使学生创造情趣得以培养，创新素质得到提高。

第五篇：传统留置胃管固定方法与新式留置胃管固定方法的探讨(精)

传统留置胃管固定方法与新式留置胃管

固定方法的探讨

【摘要】目的探讨传统胃管固定方法与新的固定方法（胶管、寸带法）差异，选择即牢固又简单易行的方法，减少病人意外脱管率，解除病人留置胃管带来的心理负担，消除胶布对固定胃管处皮肤的刺激，减少护士工作量。方法分析比较我院2009年3月~2009年6月分别采用传统固定方法（109例）与新固定方法（127例）的意外脱管率、固定胃管处皮肤受损情况及病人担心脱管的心理负担。结果新固定方法意外脱管率、固定胃管处皮肤受损发生率及病人的心理负担状况明显降低，传统固定方法（109例）与新固定方法（127例）有显著差异（P＜0.05)。结论新的固定方法固定牢固、取材方便、简单易行，在我院使用受到广泛认可。

【关键词】胃管固定意外脱管皮肤受损情况担心脱管的心理负担

留置胃管的固定是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临床上我们在使用传统的固定方式的同时也进行了较多的探索[1]，近年来，许多护理 文献 也报道过各种尝试，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胃管固定不牢，或固定方法复杂等不足[2]，工作中经过反复思索我们 总结 出一种制作简单、适用的固定方法。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我院于2009年3月～2009年6月普外科留置胃管人数236例，随机分为两组，传统固定方法（A组）109例与新固定方法（B组）127例，胃管均采用扬州市新星硅胶厂生产的一次性使用硅橡胶胃管，规格型号16号。1.2方法

1.2.1传统方法置入胃管后分别用胶布将其固定于鼻翼和脸颊处[3]； 1.2.2胶管、寸带的固定方法

材料：寸带一根（80cm长0.8cm宽），胶管(日常输液用的止血带）一根（1.6cm长、内径0.5cm）。

制作方法：在胶管中间处剪直径0.4cm的孔道（胃管恰可通过此孔道贯穿胶管且非人力作用胃管不能移动），将寸带从胶管中间纵向穿过，胃管盲端穿过胶管中间剪好的孔，滑到60cm处,常规置入胃管后，将胶管移至鼻尖处，寸带分别从两侧耳廓上缘系于枕后，松紧以能容纳两指为宜。1.2.3统计方法数据采用χ2检验，观察有无显著差异性 1.3评价指标（1）意外脱管率

（2）固定胃管处皮肤受损状况

(3)固定后病人是否存在担心胃管脱出的心理状况。2结果

在2009年3月～2009年6月，我院采用新固定方法意外脱管率、固定胃管处皮肤受损情况及心理负担情况均明显小于传统固定方法（P＜0.05）3结论

3.1胶管、寸带固定方法使意外脱管率降低

由于病人活动、出汗和皮肤油脂分泌，胶布固定不牢固，传统方法固定胃管需反复更换胶布，增加意外脱管的风险和护理人员的工作量[4]。采用胶管、寸带固定方法明显将低脱管率，且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量。3.2胶管、寸带固定方法固定处皮肤无受损

传统固定方法使用的胶布刺激皮肤易引起过敏、水泡等皮肤受损情况，而新的固定方法无需胶布，且胶管有一定的宽度，牵拉力量由面颊沿耳上共同承载至枕后[4]，对侧鼻孔皮肤不受压，无过敏、水泡等皮肤受损问题。

3.3传统固定方法易发生意外脱管，病人由于担心胃管脱出，减少很多活动，不利于外科病人疾病恢复。胶管、寸带固定方法外观就给病人一种安全感，病人无心理负担且取材方便，制作简单。

参考文献

[1]郑微艳，叶飞.三打结、三胶布胃管固定方法[J].实用护理杂志，2000，16（5）：30.[2]李玲，肖艳秋，白琳.介绍一种胃管固定法[J].中华护理杂志，2007，42（4）：346.[3]李小寒，尚少梅．基础护 理学（第四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210．

[4]吕娟，祝贺.改良鼻胃管固定方法介绍[J].护理研究，2007，21（12）：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