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贞观政要》的政治思想

第一篇：论《贞观政要》的政治思想

论《贞观政要》的政治思想

蒋峰 池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

摘 要:唐代史学家吴兢编纂的《贞观政要》是值得重视的一部古典文献。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太宗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与魏征等诤臣在贞观年间的历史面貌。《贞观政要》一书中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如以仁义为本的民本思想、求谏兼听得为君思想、防贪鄙的廉政思想、居安思危的远虑思想等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关键词：《贞观政要》；李世民；魏征

The leaders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zhen

JiangFeng chizhou colleg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bstract: WuJing compil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historians zhen dignitaries “is a classical literature deserves attention.It is fully reflect the emperor taizong of outstanding statesmen and as WeiZheng etc in the history of the zhen admonish official and look.In his book, ”the political zhen contains the rich political steal ideas, such as in righteousness for this people-oriented thoughts, suggestion and listen for the word of the leader, and the TanBi honest view, in time of peace prepares for war of self-communion view and so on in the contemporary still h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Key words: “paper” : li shi-mm zhen dignitaries;WeiZheng

前 言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编撰的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政论性的历史文献。它分类编撰了贞观年间唐太宗和身边大臣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虞世南、温颜博等四十五位大臣的政论、奏疏及重大政治措施等。全面反映了唐太宗君臣论政的主要内容，系统的总结和全面的介绍了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具有丰富的政治理论思想。它不仅把从先秦到唐代以来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总结，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上升到了理论层次，对同世从政者的政治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从以‚仁义‛为本的民本思想，求谏纳听的为君之道，防贪鄙的廉政之思，居安思危的忧虑观等方面展开论述，并发掘其有效的研究价值进行探究。

一、以“仁义”治天下的民本思想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经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反映出唐代社会中有识之士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是对中国自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曾曰：‚养民以惠。‛[2]主张执政者广施济众，统治者与民众之间是鱼与水的关系，离了水鱼儿则会灭亡，这正是所谓的‚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鱼也。‛[3]孟子也曾说过统治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4]即施仁政。所以，他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5]的思想。统治者要想更好的安邦定国，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让百姓安居乐业。《贞观政要》开篇就记载了唐太宗对国君与百姓的看法，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认为老百姓是君王和国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正因如此，唐太宗才会把君与民之间的关系看作舟与水之间的关系，即《贞观政要〃论政体》中所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唐太宗君臣是从乱世中夺得政权，他们亲眼目睹了民众的巨大历史推动力，为了汲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唐太宗多次召集群臣探讨反思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反复告诫群臣要他们随时‚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6]用隋朝灭亡的事来教训提醒和告诫大家，所以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传统的民本思想，注重民心之所附。把民众视为国家之根基。他们认为只有百姓衣食无忧，安居乐业，君主和国家才可能稳固统治。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以仁义为治‛。《贞观政要〃论仁义》中记载贞观初年，唐太宗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一时，败之亦足，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浅薄也。‛唐太宗认为隋王朝的短命天亡，是由于片面实施严刑峻法的结果，因此唐朝采取以仁治天下。《贞观政要》一书中还深化了这一民本思想，唐太宗君臣也提出了相应措施。

一是‚养民以惠‛以‚使百姓安乐‛。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王珪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盈，豪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7]所以唐太宗认为隋朝之所以灭亡，正是由于仁义不修，不爱戴百姓。而天下怨叛是也。二是要任用贤才。唐太宗君臣认为天下安定之时必须任用德才兼备之人，太宗规定县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员保举，刺史则需要皇帝的直接选拔。同时，太宗还完善了自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的选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年间，太宗身边是人才济济，为其天下大治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三是明德慎法。针对前朝的严刑峻法而激起民变的教训，唐太宗认为应该实行仁政，强调明德慎法。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存宽简。‛又道：‚大辟罪，皆今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8]到了贞观四年，判得死刑者，天下仅29人。百姓安居乐业、贤才的任用及明德慎法，最终出现了国富民强的贞观之治。这些都是以‚仁义‛治天下的具体实施的方针政策，它奠定了唐王朝的繁华富强，为其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些措施对现今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求谏纳听的为君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状态的国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亚细亚的古代方式‛，一种是‚古典的古代方式‛。中国就属于‚亚细亚的方式‛，氏族贵族直接转变为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在中国古代，统治者还保留着古代氏族首领的遗风，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吸收下属或旁人的建议。《贞观之治》中的求谏纳听的为君之道则丰富并发展了这种广开言路政治伦理思想。

作为君主要广开言路，谏听纳下。唐太宗曾问过魏征，何谓明君？何为昏君？魏征说君主之所以为明君，则是因为其求谏纳听，广开言路；之所以为昏君，则是因为其独断专行，偏听偏信。而且魏征还以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国灭来论证‚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9]唐太宗也很是赞赏魏征的意见，太宗在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教训是也曾说过，隋炀帝心性暴虐独断，大臣们没有敢于上谏劝阻的，所以导致隋炀帝不知自身的过错在哪，这也是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所以唐太宗认为，贤明的君主应该思考改善自身的缺点而发扬自身的长处；昏君则是掩盖其自身的不足，往往是只能变得更加昏庸无道。因此唐太宗也被称之为是‚闻过即改，从善如流‛之人。贞观二年，为了求谏，唐太宗还像杜如晦提出保证，对于大臣们为了匡教他的过错而上谏的意见，将‚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10]由此可见唐太宗的难能可贵之处不只在于其广开言路，求谏纳听，更是因为他主动的要求大臣纳谏，唐太宗曾当众表示，你们等可以正词直谏，对国家百姓统治都是有益处的，与我自身也是很有帮助的可以使我更好的执政，你们正词直谏不用担心会触怒与我被我指责。唐太宗曾曰：‚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11]可见，为了求得‚君臣长久，国无衰败‛唐太宗一面要鼓励大臣大胆上谏，不要怕会触怒君颜，应该要大胆地尽情的纳谏；而另一方面则有要坚定的保证不会因直言纳谏而妄加诛责众人，一定会再三考虑，择其有用之处而尽情用之。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者言：‚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忽。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12]这句话则充分反映了唐太宗发挥谏官的作用，对劝谏者均已是有身份待之。太宗甚至向魏征询问过，为何大家常常不愿意上谏，魏征说：‚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由此，唐太宗也明了，‚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13]因此唐太宗对于劝纳者抱有极大的宽容之态，以师友身份相待之。同时他对于百官的奏折都是非常认真的阅读，总是为处理政事而夜夜批奏并且是孜孜不倦。因而唐太宗年间出现了众多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谏臣，例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等一批人，也为唐初年贞观之治的国富民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唐太宗君臣在进谏、纳谏方面都持有积极态度，唐王朝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宽松进取的氛围，君臣在为政治国的重大问题上，各抒己见，相互切磋，集中众人智慧，能够做出比较符合实际受百姓欢迎的决策，也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时发现并纠正杜绝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危害与影响。

三、防贪鄙的廉政思想

记得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俭来败由奢。‛唐代君臣一向都是以史为鉴，特别重视防贪鄙，防贪污，廉洁奉公。唐太宗总结隋亡的教训，认为隋朝的灭亡除了无法勤政爱民之外还有就是在于君臣的贪鄙。贞观四年，他对侍臣说：‚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由供奉营造，小有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致灭亡‛。[14]同时又指出，贪图钱财轻则家毁，重则国灭，为了钱财而牺牲家国天下这实在是不值得呀。唐太宗在贞观二年时也曾说过，‚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消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伤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15]这也可以看出唐太宗对贪鄙危害的认识及理性的思考。

为了防止官员贪聚钱财，见利忘义，贪得无厌。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唐太宗强调自律自制在防贪鄙之中的重要性。《贞观政要〃贪鄙》中记载：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日：‚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鱼藏于泉，犹恐其不深，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覆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此话反应唐太宗认为高栖树林的鸟与深藏泉窟的鱼为人所获，皆由贪这个字引起。由‚鱼、鸟‛推知‚人臣‛，唐太宗看到了行贿对于领导者的腐蚀作用，所以他格外强调领导者的自律自制。居于高位，食厚禄者的‚人臣‛ 应该‚忠正‛、‚公清‛，才能‚无灾害‛，‚长守富贵‛。才能使国家繁荣安定。因此行贿利诱之人只能算是一些外因，而贪图钱财，见利忘义才是最最根本的内在危害。因而要想更好的防贪鄙，贪污，见利忘义最重要之处就是在于为人臣的要时刻自律自制，才可以真正的防贪鄙。

其次，唐太宗崇尚勤俭节约。贞观初年，太宗谓侍臣道：‚朕今欲造一殿，林木已具，远想奉先皇之事，遂不复作也。‛还言道：‚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他做出规定：‚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16]婚娶、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断。‛因此其在位二十年间，风俗简朴，百姓官员富人皆衣着朴素，财帛富饶，无饥寒之苦。

同时，唐太宗对于各级官吏的贪婪，即使不足诉诸刑法，也要严厉斥责。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富，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站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耻之。[17]贞观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赵元楷修楼建阁，令当地父老服黄纱单衣相迎，又暗饲羊百余、鱼数千，将馈贵戚。太宗批评他：‚此乃亡隋弊俗，[18]今不可复行。‛ 所以，贞观年间出现了魏征、岑文本、温彦博等清正廉政的好官员。唐太宗倡导廉政，节俭，防贪鄙等一系列的廉政思想也为贞观之治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唐太宗在廉政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他并没有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严惩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中央领导班子、重视地方长官选举，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温彦博、戴胄、于志宁、魏征、张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多能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太宗本人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息，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太宗自身也在防贪鄙，廉洁，自律，节俭等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四、居安思危的远虑思想

‚居安思危‛是唐太宗君臣的一种德治心理，是其推行民本观、为君之道的心理基础。因为亲自目睹统一环宇、甲兵强盛的大隋王朝短命而亡，为了确保来之不易的唐王朝，唐太宗君臣持有一种居安思危的心理情愫。贞观十年，唐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讨论创业与守成的关系。他谓侍臣道：‚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认为，天下大乱之时，群雄并起，攻城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观之，草创为难。魏征则认为，帝王之起，必承衰乱，群雄相互较量，到四海归命，天授人与，这并不难。难在既得之后，帝王志趣骄逸。国家日益衰弊，祸由此起。以此而言，守天下则难。太宗评价道：‚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比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文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19]经过讨论，唐太宗君臣得出了守业更比创业难的共识，也说明了太宗当时的居安思危的思想。

从‚守胜之难‛很自然地引出居安思危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和自省自律观。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以为正合自

[20]守谦恭，常怀畏惧。‛在《贞观政要〃政体》中也指出了‚日慎一日，虽休勿休‛。在《贞观政要〃政体》中有记载了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日益骄傲自满。贞观八年，他对侍臣说：‚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白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同时在《贞观政要〃灾祥》中亦有记载，太宗当时陶醉于自己的功业之中。他说：‚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定天下，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义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当时针对这一情况，在贞观十一年的时候，魏征上了《谏太宗十思疏》，认为唐太宗‚夫在殷忧，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魏征认为，唐取代隋后，‚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个人享受应该知足。在上疏中，魏征还从理论上对居安思危的原则进行了论证，指出必须重视民众的力量。严刑酷法只能暂时压服百姓，一旦民众的怨气积压就蕴涵可怕的危险。‚怨不在大，可畏惟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因此，魏征建议唐太宗要在十个方面时刻提醒自己：‚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而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虑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思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21]十思就是强调君臣在守天下时居安思危，时刻反省，防微杜渐，万不可因所做的一些功业就心生自满的情怀，更不可因此而玩忽职守，应该是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只有经常的居安思危，才可以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不为一时的成功名成就而心生满足。十思也完全体现了贞观之治时，不只太宗一人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唐太宗底下的一班大臣也是有这种思想的，他们可以在君王心生自满时而给予劝谏警示，以防止君王失去一颗君王之心。

总 结

总之，《贞观政要》一书的价值体现在，不仅反映了唐太宗‚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为我们研究初唐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这对于我们了解历代思想的演变和该书的作用影响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及好处。再者，该书虽然以君王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教材面目出现，但是今天只要从正确的角度出发去看待此书，还是可以从书中发现为数不少的对我们现今任然有用的资料。比如，贞观年间对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方法；以魏征为代表的直言纳谏精神；唐太宗那种‚兼听则明，从善如流‛的态度；精兵简政以提高工作效率；提倡节俭以实现国富民强，繁荣昌盛；居安思危，提出守业更比创业难的自省忧虑观，都为我们现今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贞观政要》一书中除了以上所提到的那些思想观念以外，还包含有诚信，公平，务农，孝友，慎终等思想。都是很具有研究价值，值得大家深入挖掘和研究并发挥其作用的。

【参考文献】

[1].《贞观政要》卷四《论教太子诸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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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02-03 [7].《贞观政要》卷六《论奢纵》[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68 [8].《贞观政要》卷八《论刑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16 [9].《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01-02 [10].《贞观政要》卷二《论求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9-21 [11].《贞观政要》卷十《行幸》[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99-302 [12].《贞观政要》卷二《论求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9-21 [13].同上

[14].《贞观政要》卷六《论俭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70-173 [15].《贞观政要》卷六《贪鄙》[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75-177 [16].《贞观政要》卷六《论俭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70-173 [17].《贞观政要》卷六《贪鄙》[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75-177 [18].同上

[19].《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01-02 [20].《贞观政要》卷六《谦让》[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79-181 [21].《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01-02

第二篇：读贞观政要有感

读《贞观政要》有感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是对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和全面介绍的政论性专史。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的作者吴兢是唐朝人，据估计，他花大量心血写成此书的目的主要有：

一、出于对“贞观之治”的仰慕；

二、出于对当朝统治者的期望。虽然《贞观政要》是一部史书，但是它突破了史书的普遍性的写作方式，《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书、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以古为镜为主旨，以君臣政论为内容，通过对话答辩的方式表达。书中主要记述了唐太宗与45位大臣的争论或奏疏。

《贞观政要》分40篇，每篇围绕一个中心问题以君臣对话或奏疏的形式进行深刻阐述，内容细致深刻。又以时间为第二排列顺序，一来有利行文，二来也可清晰地呈现唐太宗君臣的思想发展历程。而值得思考的是作者吴兢对这些篇章的编排方式，比较明显的是作者把“君道”作为第一篇，“慎终”作为最后一篇，其实这是有很深的寓意，这些我们都不难发现。

在封建社会，君主是维系一个王朝的关键，皇帝的英明或昏聩对全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影响极大，正如书中魏征所说：“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吴兢把君主的个人素质看得十分重要，可以说，《贞观政要》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不断提高君主的个人素质，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全书第二篇到第四十篇全都是围绕着第一篇“君道”这个主题来的。因而，“君道第一”这个排列方式体现了作者的深切期望和政治思想。

作者写书的目的体现在第四十篇——慎终。自古“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多少王朝、君主，无论开始如何“善”，最终都免不了“衰”，不得不说是历史的悲剧，连唐太宗这样英明的君主，后期面对自己的功业，骄逸情绪逐渐滋长。因而，“慎终”不仅仅是说说而已，现实中是极难挑战的，也是对君王个人素质的最重要的考验。由此亦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是非。”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皇帝李世民，在他最得力的诤臣魏征死后所发出的感慨。《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一样，都是写给统治阶级看的，希望当时的统治者能以史为鉴，长治久安。

但不论是秦始皇、李世民、魏征还是吴兢，都无法做到千秋万代、与世长存。这主要是由于不能指望李世民的子子孙孙都像他那样善于汲取历史教训。当然，李世民“以为鉴”的历史，并不见得都是真实无误的。

历史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纵然是一向被称为“信史”的《贞观政要》，也有太多杜撰的、或是想当然的内容。例如有关三代以前的记述，就很难说有多大成份是史实，又有多大成份来源于神话和传说。再如“嚼碎张巡齿”的记载，也是夸张多于事实——除非当时张巡正在害牙病，那就和对敌人的仇恨关系不大了。

但“历史虚无主义”却是绝对不可取的。要求史书所载百分之百真实可靠，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要求。毕竟，史家们正努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虽然这是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但我相信，史家们所记载的内容，还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毕竟周公有过大权独揽的经历，毕竟王莽有过礼贤下士的表现，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至于如果“当初”他们真的“身便死”了，那不是还有“盖棺论定”一说吗？

“以史为鉴”并不因史书内容有杜撰部分而失去意义——就连完全杜撰的小说尚且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何况史实远远多于杜撰的史书呢？

和其他所有史书一样，《贞观政要》也渗进了许多神话、传说以及作者想当然地杜撰的内容，但这并无损于它的伟大。读到“嚼碎张巡齿”这一段时，没必要深究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他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却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读到将士们箭尽粮绝，张巡把自己的小妾给将士们分食了的时候，于残忍、冷酷、血腥的感觉之外，也无法不油然而生对张巡的无限敬意。这样恨敌入骨、坚忍如狼的张巡，力尽被俘后如果不是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那才是真正不可想象的怪事！至于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恐怕不会有一丝一毫影响到他近乎神一样不朽的光芒！

推而广之，史书里其它不够真实的细节描写，并无损于“史鉴”的意义。史家们在力求真实的同时，难免会留下星星点点的瑕疵。但瑕不掩瑜，绝不可因史书的不完美，就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唐太宗的用人和自律成就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段空前盛世。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造就着新的历史，我们的执政与封建帝王的统治最大的不同是，共产党的执政目的是达到全民族富裕和崛起；封建帝王则统治是目的，百姓的福祉是手段。这是最根本的不同点。中国共产党今天能够成为执政党，是因为党的宗旨得到了人民的认可，是因为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从党诞生那一天起为民族解放和中华崛起所表现出的那种献身精神。但是，今天能够执政并不代表永远能够执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亦适用于今天。

今天的执政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崛起这一重担的承担者。我们应该借鉴贞观之治的历史，在努力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又要保持严格自律，要有如履薄冰的意识，要“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时刻要有执政为民的意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逐步摆脱贫困步入小康走向富裕。但是要“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还长，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在选人用人上一定要“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要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需要千千万万个智者、勇者、仁者、信者共同开拓我们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廉洁自律，“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利则思正身以黜恶”，时刻不忘我们是在为民执政。

在如何认识自律的重要性上，我想引用明朝郭允礼《官箴》中的一段话：“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公正、公平的社会可以造就文明的风气，廉洁的政府自然就能在民众心中树立起威望。中国历朝历代对此都有论述，他们对廉洁自律重要性的认识是有一定深度的。在《贞观政要》中有不少经典警句值得永远铭记。如：“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这些警句含义深刻而丰富，可以引发出许多思考，让人产生一种除了对古代圣贤的敬意，同时也会产生一种自我激励的动力。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为今天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我们共产党人要做到“权为民所用”，不仅要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加强纪律建设，还要加强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机制建设。在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加强自身的修炼，实践“为民执政”。

第三篇：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

《贞观政要》，是明成化九年内府刊本，其作者为唐代吴兢，是一本政论类史书。《贞观政要》主要内容记载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原文】

贞观①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②以啖③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④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⑤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⑥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⑦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注释】

①贞观：唐太宗李世民年号，从公元627年至649年。

②股：大腿。

③啖（dàn）：吃或给人吃。

④朕：我，自秦始皇起，变为皇帝的自称。

⑤（dú）：诽谤，怨言。

⑥谏议大夫：官名。唐时掌侍从规谏。

⑦詹何：战国时楚国隐者、哲学家，善术数。亦称詹子、瞻子。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绝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①。’昔唐、虞②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③。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④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⑤，不能惑也。秦二世⑥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⑦，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⑧信朱异⑨，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⑩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注释】

①刍荛：割草打柴的人，泛指草野鄙陋之人。

②唐、虞：指尧和舜，尧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

③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赞扬尧舜的话。意为开四方之门，以招贤纳俊，广四方之视听，以防止耳目闭塞。

④共、鲧：共即共工，唐虞官名，鲧是夏禹之父。

⑤靖言庸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

⑥秦二世（前230—前207）：秦始皇的少子，名胡亥，继承帝位后称二世皇帝。因他常居深宫，故公卿大臣很难见到他。

⑦赵高（？—前207）：秦朝宦官，二世用他为相。

⑧梁武帝（464—549）：姓萧，名衍。南朝梁的建立者。公元502年至549年在位。他偏听朱异的建议，纳东魏降将侯景为大将军。后侯景反叛，朝野上下都抱怨朱异。梁武帝也为侯景所逼，结果饿死。

⑨朱异：在梁为官，任散骑常侍。

⑩隋炀帝（569 — 618）：姓杨，名广，隋文帝的次子，公元604年至公元616年在位。内史侍郎虞世基蒙蔽隋炀帝耳目，以致农民起义，烽火四起，陷没郡县，他还全然不知，最后为宇文化及等所杀。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①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②，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注释】

①尚书左仆射：唐制，尚书省的长官，为宰相官职。

②草昧：草，杂乱。昧，蒙昧，原始未开化的状态。用以指国家草创秩序未定之时。

【译文】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才是。”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①魏徵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②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③，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④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⑤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⑥。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⑦，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⑧倾而复正，四维⑨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⑩；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注释】

①特进：官名，功高德重，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

②祚（zuò）：皇位，国统。

③殷鉴不远：殷的明镜不远，指夏的灭亡可为殷作鉴戒。后世称有前事为鉴为“殷鉴不远”。

④虞：臆度，料想。

⑤罄：本意是器中空，再次引申为尽、完。

⑥戢（jí）：收敛，止息。

⑦殄（tiǎn）绝：灭绝，断绝。

⑧八柱：古人说地有九州八柱。地下八柱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⑨四维：古人称“礼义廉耻”为“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⑩期月：一整年。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然后再用文治来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够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并且最后获得好结局的朝代却微乎其微。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想到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倚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的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烦琐，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强虎视眈眈；朝廷之内，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被杀尽，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结局，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不过，仅仅依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您的调遣。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yín乱，其实和yín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很难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原文】

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①之重，居域中之大②，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③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④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⑤则思三驱⑥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注释】

①神器：帝位。

②域中之大：古人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③殷忧：深忧。

④胡越：胡在北方，越在南方，比喻相距遥远。

⑤盘游：打猎。

⑥三驱：打猎时围合三面，前开一路，使猎物有路可逃，不至于被一网打尽。意谓狩猎应有节制。

【译文】

同月，魏徵又进献了一篇奏疏：

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水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安定，必须以德治国。源头的水源不通畅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仁德不施却希望理，我虽然愚蠢到了极点，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为万圣之尊，高贵得与天地同辉，如果只极力推崇天命，让自己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力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而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树根来让树木枝繁叶茂，堵塞源头而想让河水流得很远的道理一样。

一般说来，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不担忧自己成就功业而德行却随之堕落的。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无穷无尽，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二志，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吗？奔腾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原文】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①。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②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③，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④，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⑤。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注释】

①宵分：半夜。

②何曾（199~278）：原名瑞谏又名谏，西晋大臣，字颖考，承袭了父亲的爵位，魏明帝时改封平原侯，做了散骑侍郎。后来作为主管农业的典农中郎将，主张为政之本在于得人。何曾与曹魏权臣司马懿私交深厚，司马炎袭父爵为晋王时，何曾身为丞相，在废曹立晋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晋朝一建立，他的官位也晋升为公。

③台司：指三公的高位。

④延诤：在朝廷上直言规劝。

⑤弦、韦：弦，弓弦。韦，柔皮。相传西门豹性急，常佩韦以自缓。董安于性缓，常佩弦以自急。

【译文】

唐太宗亲手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而且你的言辞让我深受感动。倘使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呀。这难道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保全。”他又指着他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他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说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食，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有水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①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②，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③，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注释】

①侍中：官名。自秦时开始设置，隋代改称纳言，唐代复称侍中，并一度改称左相，成为门下省正式长官。因侍中官位特高，故只加赐于身居要职的大臣。

②宽怠（dài）：松懈，怠惰。

③日陵月替：一天天地衰颓下去。

【译文】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守江山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拔任用贤才，接受建议就行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而懈怠政务，疏远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使之战战兢兢，不敢进言。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无事，却要使国君心怀忧惧，这难道不难吗？”

第四篇：贞观政要原文和翻译

《贞观政要》，是明成化九年内府刊本，其作者为唐代吴兢，是一本政论类史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贞观政要原文和翻译，希望对你有帮助。

【原文】

贞观①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②以啖③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④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⑤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⑥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⑦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注解】

①贞观：唐太宗李世民年号,从公元627年至649年。

②股：大腿。

③啖(dàn)：吃或给人吃。

④朕：我,自秦始皇起,变为皇帝的自称。

⑤(dú)：诽谤,怨言。

⑥谏议大夫：官名。唐时掌侍从规谏。

⑦詹何：战国时楚国隐者、哲学家,善术数。亦称詹子、瞻子。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绝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x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①。昔唐、虞②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③。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④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⑤,不能惑也。秦二世⑥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⑦,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⑧信朱异⑨,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⑩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注解】

①刍荛：割草打柴的人,泛指草野鄙陋之人。

②唐、虞：指尧和舜,尧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

③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赞扬尧舜的话。意为开四方之门,以招贤纳俊,广四方之视听,以防止耳目闭塞。

④共、鲧：共即共工,唐虞官名,鲧是夏禹之父。

⑤靖言庸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

⑥秦二世(前230—前207)：秦始皇的少子,名胡亥,继承帝位后称二世皇帝。因他常居深宫,故公卿大臣很难见到他。

⑦赵高(？—前207)：秦朝宦官,二世用他为相。

⑧梁武帝(464—549)：姓萧,名衍。南朝梁的建立者。公元502年至549年在位。他偏听朱异的建议,纳东魏降将侯景为大将军。后侯景反叛,朝野上下都抱怨朱异。梁武帝也为侯景所逼,结果饿死。

⑨朱异：在梁为官,任散骑常侍。

⑩隋炀帝(569—618)：姓杨,名广,隋文帝的次子,公元604年至公元616年在位。内史侍郎虞世基蒙蔽隋炀帝耳目,以致农民起义,烽火四起,陷没郡县,他还全然不知,最后为宇文化及等所杀。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①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②,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注解】

①尚书左仆射：唐制,尚书省的长官,为宰相官职。

②草昧：草,杂乱。昧,蒙昧,原始未开化的状态。用以指国家草创秩序未定之时。

【译文】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才是”。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①魏徵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②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③,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④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⑤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⑥。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⑦,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⑧倾而复正,四维⑨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⑩；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注解】

①特进：官名,功高德重,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

②祚(zuò)：皇位,国统。

③殷鉴不远：殷的明镜不远,指夏的灭亡可为殷作鉴戒。后世称有前事为鉴为“殷鉴不远”。

④虞：臆度,料想。

⑤罄：本意是器中空,再次引申为尽、完。

⑥戢(jí)：收敛,止息。

⑦殄(tiǎn)绝：灭绝,断绝。

⑧八柱：古人说地有九州八柱。地下八柱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⑨四维：古人称“礼义廉耻”为“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⑩期月：一整年。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然后再用文治来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够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并且最后获得好结局的朝代却微乎其微。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想到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倚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的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烦琐,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强虎视眈眈；朝廷之内,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被杀尽,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结局,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不过,仅仅依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您的调遣。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

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x乱,其实和x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很难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原文】

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①之重,居域中之大②,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③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④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⑤则思三驱⑥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注解】

①神器：帝位。

②域中之大：古人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③殷忧：深忧。

④胡越：胡在北方,越在南方,比喻相距遥远。

⑤盘游：打猎。

⑥三驱：打猎时围合三面,前开一路,使猎物有路可逃,不至于被一网打尽。意谓狩猎应有节制。

【译文】

同月,魏徵又进献了一篇奏疏：

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水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安定,必须以德治国。源头的水源不通畅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仁德不施却希望理,我虽然愚蠢到了极点,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为万圣之尊,高贵得与天地同辉,如果只极力推崇天命,让自己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力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而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树根来让树木枝繁叶茂,堵塞源头而想让河水流得很远的道理一样。

一般说来,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不担忧自己成就功业而德行却随之堕落的。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无穷无尽,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二志,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吗？奔腾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原文】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①。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②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③,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④,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⑤。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注解】

①宵分：半夜。

②何曾(199~278)：原名瑞谏又名谏,西晋大臣,字颖考,承袭了父亲的爵位,魏明帝时改封平原侯,做了散骑侍郎。后来作为主管农业的典农中郎将,主张为政之本在于得人。何曾与曹魏权臣司马懿私交深厚,司马炎袭父爵为晋王时,何曾身为丞相,在废曹立晋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晋朝一建立,他的官位也晋升为公。

③台司：指三公的高位。

④延诤：在朝廷上直言规劝。

⑤弦、韦：弦,弓弦。韦,柔皮。相传西门豹性急,常佩韦以自缓。董安于性缓,常佩弦以自急。

【译文】

唐太宗亲手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而且你的言辞让我深受感动。倘使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呀。这难道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保全”。他又指着他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他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说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食,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有水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①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②,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③,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注解】

①侍中：官名。自秦时开始设置,隋代改称纳言,唐代复称侍中,并一度改称左相,成为门下省正式长官。因侍中官位特高,故只加赐于身居要职的大臣。

②宽怠(dài)：松懈,怠惰。

③日陵月替：一天天地衰颓下去。

【译文】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守江山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拔任用贤才,接受建议就行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而懈怠政务,疏远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使之战战兢兢,不敢进言。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无事,却要使国君心怀忧惧,这难道不难吗”?

【评析】

《君道》篇列全书首卷之首,基本内容讲为君之道,也可看做全书的总纲,认为有道明君治理国家就能安定兴盛,无道昏君统治天下则必**危亡。“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有道明君”的典型是唐太宗,“无道昏君”的代表是隋炀帝。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为君之道的教训：一是把握创业与守成的关系。创业历险,固然艰难,但创业后要居安思危,安而能惧,这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守业岂不更难？二是正确处理君民关系。明君常思古训：“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君不能“竭泽而渔”,逼使百姓起来造反。三是正确对待君臣关系。君如头脑,臣如四肢,要密切配合,皇帝应听取臣下的意见,兼听则明,且要诱导臣下敢于谏诤,以避免决策错误。

第五篇：《贞观政要》的治国实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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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的治国实务思想

《贞观政要》的治国实务思想

到底如何看待《贞观政要》，历代学者有不同观点。整理《贞观政要集论》的戈直，对该书的评价极高。他说：“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两汉之贤君六七作，何贞观之政独赫然耳目之间哉？盖两汉之时世已远，贞观之去今尤近，迁、固之文，高古尔雅，而所纪之事略，吴氏之文，质朴该瞻，而所纪之事详。是则太宗之事章章较著于天下后世者，岂非此书之力哉！夫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以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这段话，不仅点明了该书的帝王读本性质，而且指出了该书的基本思想体系。

从史学角度看，吴兢是正宗史家，所著《贞观政要》共十卷四十篇，篇目分别是《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论择官》《论封建》《论太子诸王定分》《论尊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论仁义》《论忠义》《论孝友》《论公平》《论诚信》《论俭约》《论谦让》《论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佞》《论悔过》《论纵奢》《论贪鄙》《崇儒学》《论文史》《论礼乐》《务农》《论刑法》《论赦令》《论贡献》《辩兴亡》《议征伐》《议安边》《论行幸》《论畋猎》《论灾祥》《论慎终》。从篇目可以大致看出其内容，全书可以与其他唐初史料对读互证，书目编排具有明确的实用性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初的治国理念和具体措施的体系结构。

《贞观政要》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君道。关于君道，位居第一的是统治的正当性。唐太宗遵从历代儒家强调的民本原则。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道》）所以，君主必须是民众的楷模。“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同上）

关于君主的明暗区分，魏徵有一段名言：“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这种论证，不需要复杂的推理，大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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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

唐初君臣，关于治理国家有多种讨论，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就是议题之一。按照房玄龄的观点，创业打天下出生入死，难度较大；而按照魏徵的观点，创业时社会衰乱，民心思治，难度不大，守成之时，最易骄逸奢侈，社会矛盾激化和弊端累积，会给王朝带来致命之害，所以守成最难。这种讨论，实际上是把“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前代经验，加以操作性论证。所谓“贞观之治”，正是建立在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我约束之上。魏徵的进谏，就以此为据，不停地在唐太宗耳边提醒：谨防重蹈隋炀帝的覆辙。“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道》）

君王的一言一行，影响巨大。唐太宗的长处在于他具有一定的自我反思精神。他曾经对萧瑀说，自己打了一辈子仗，对弓箭可以说是内行。但是，他选出的十几把良弓，拿给真正的内行工匠看，工匠却说都不是好弓。“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可见，自己对弓箭那么熟悉，也未能掌握其中的道理，何况治理国家，则更要小心谨慎（《政体》）。所以，唐太宗有意识地建立中书内省（中书省在皇宫内的办事地点）的讨论咨询制度，“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政体》）尤其是充分发挥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互相制约功能，贞观三年，他曾严厉批评中书和门下“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的现象，要求“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政体》）。

既然是帝王的操作手册，就要对帝王的行为效果作出恰当评价。人们一般认为，隋文帝是励精求治的典范，他坐朝处理政务，废寝忘食。唐太宗却认为，隋文帝的事必躬亲是君主的大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政体》）所以，唐太宗不但以隋炀帝为戒，而且以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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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为戒，试图跳出日理万机独断专行的窠臼，力求君主与股肱大臣的协力同心，避免君臣猜疑，以君主的不过问具体事务来充分发挥大臣的作用。

作为治国操作手册，目标定位十分重要。经过隋末战乱，魏徵强调，大乱之后易于大治，由此确定了贞观初期的基本方略。数年间，就做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尽管这种大治还不稳定，而且具有表面性质，但为唐朝政治走上正规奠定了基础。

太宗还与魏徵等人多次讨论过君臣关系问题。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关于君臣之间治国责任的细微变化。贞观元年，太宗对大臣说：“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政体》）明确宣告要靠大臣进谏匡议治理国家。到贞观四年，太宗在谈到隋朝失误时说：“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君臣鉴戒》）到了贞观十六年，已经露出政务倦意的太宗问魏徵说：“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魏徵马上警告道：“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掐灭了太宗暗含的怠政苗头。太宗还有点不服气，说，北齐文宣帝高洋荒淫无道，委政于尚书令杨愔，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不也是治道吗？魏徵回答道，这不过是勉强补救暴君：“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政体》）实际上暗含着对太宗的告诫。更多的时候，魏徵则明言不同于太宗的观点。贞观十一年，太宗同大臣谈到卫懿公之臣弘演之忠，感叹说：“今觅此人，恐不可得。”魏徵立即对答道：君主以众人对待大臣，大臣就会以众人回报君主，以国士待之，方可得到国士之忠的回报。“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论忠义》）

贞观时期，最出色的不是老百姓安居乐业，而是统治集团励精求治。当时的一批大臣，在政务上可圈可点。唐太宗之下，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团队。这个团队，首推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两位以“房谋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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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论文 的美誉，成为历史上少有的配合默契的宰相搭档。魏徵和王珪，本来是太子建成的谋士，“玄武门之变”后，被唐太宗收入麾下，成为贞观年间最有名的谏臣。李靖、李勣，则是贞观时期最有名的将领。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对大臣的能力有清醒的认识，认为在治理国家上大臣要承担其具体的责任，君主最重要的事务，就是发挥大臣们的才能。唐太宗曾经同王珪讨论手下大臣的长短，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任贤》）太宗深然其言，谓之确论。可以说，在用人的操作上，唐太宗做到了让大臣充分尽职尽责。由此，才有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辉煌业绩。对于虞世南，太宗直接以钟子期和俞伯牙比喻他们的君臣关系。这很难说没有作秀的成分，但是，即便是作秀，对大臣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

当然，唐太宗作为帝王，使用起权术来也得心应手。对于大将李勣，太宗尽可能予以示惠拉拢，李勣生病，偏方需要胡须灰做药引子（中医称为血余），太宗就剪下自己的胡须为李勣治病。而到自己临终之时，他则采取了一个非常措施。对马上就要即位的高宗说“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旧唐书·李勣传》）其他一些记载，把这种权术说得更露骨。作为唐初史官，吴兢对这些史料应该了然于胸。但是，在《贞观政要》中并不取这一史料，这说明，在编写培训读本之时，前人也是很讲究“政治正确”的。

马周的发现，充满了喜剧色彩。马周本来是中郎将常何的门客，太宗令百官上书言事，讨论政务得失，发现常何的奏章见识超群，问明写奏章的是马周，立即召见，其间四度派人催促，求贤若渴的神态一览无遗。但很有意思的是，马周在政务辅佐和进谏言论上，显然比不上房杜王魏。太宗之所以对马周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他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周在朝中没有根基。所以，马周的进谏中规中矩，不像魏徵那样不留面子，但马周又头脑清楚见识过人，“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旧唐书·马周传》），在贞观群臣中还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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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出色。唐太宗重用马周，是否有平衡房杜一类功臣、魏徵一类刺头的动机，后人就说不清了。

贞观年间唐太宗最出色的行为就是求谏和纳谏。用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他也知道大臣进谏不容易，对大臣说：“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魏徵还从大臣自身的角度分析不能进谏的原因，说：“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求谏》）

在纳谏方面，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乾元殿是一个典型。他列举了不可修缮东都的五条理由，把营造东都说得一无是处，认为其错误性质“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显然对这一责难不能接受，反问道：“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直接对答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还好，太宗接受了这一谏议，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进谏和纳谏的艰难。对于这种进谏中的激愤和过头，魏徵说：“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纳谏》）

在进谏纳谏过程中，有一点需要注意，即防范借谏言谋上位的小人。进谏时危言耸听是一回事，以进谏为名恶意攻讦是另一回事。贞观五年，御史权万纪、李仁发以“告讦谮毁”，受到太宗的多次接见。魏徵告诫太宗说：“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骋其奸计，附下罔上，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进谏是批评政策，规劝皇帝，而攻讦是揣摩上意，揭发隐私。这二者如果不能区分或把握不当，就会使谏议变味。

魏徵的进谏在贞观年间最出名，他看准了太宗求名的心理，在进谏上的基本策略是以进为退，以攻为守。贞观八年，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主管皇宫事务的少府监窦德素，问皇宫北门内近来有何营造。太宗知道这件事后，对房玄龄他们说，你们弄清南衙（宰相衙门）的事情就行了，我宫里北门有小小营造，关你何事？玄龄等人只好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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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而魏徵则不然，他直接指出唐太宗的指责是错误的，房玄龄的拜谢也是错误的。正是这种表面上不断给太宗难堪，才保证了魏徵自己在谏臣中的独一无二地位。实际上，魏徵已经看到唐太宗的前后变化，贞观十二年，魏徵对太宗直言道：“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直谏》）

对于君主来说，需要以制度规范方式对官员职责有所厘定，同时在治理国家过程中能够恰当把握不同角色。魏徵说：“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君臣鉴戒》）如果轻重颠倒，上下颠倒，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培育出没有担当、怕负责任、谲诈萌生、矫伪成俗的风气。这里的关键是君主要信任大臣。魏徵不客气地指出：“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同上）

关于治国的指导思想，唐太宗的作秀也罢，表演也罢，实际上是要解决一个操作性问题。汉代以来，在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上推崇儒学仁政，但实际操作却偏好刀笔吏式的刻薄寡恩。唐太宗试图把价值观念定位和实际运作配套。如此，就能更好地解答他在“纵囚”等事项上的心机。贞观之初，他多次说过，“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移风易俗的成效，也使唐太宗增添了信心，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论仁义》）唐仲友在批注《贞观政要》时，抱怨太宗讲仁义没有从《大学》《中庸》入手，“太宗言仁义，本乎魏徵之劝，然所谓仁义，乃在制度纪纲而已。”（《论仁义》）这恰恰说明太宗倡导仁义观念时的操作性。

为了弘扬忠义，唐太宗先后对那些尽忠于建成、元吉而又不再对现政权造成威胁的将领，作为忠臣义士大加表彰，还有尽忠于隋朝的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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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屈突通，也被特意作为忠臣典范。在安葬建成、元吉时，太宗同意建成旧臣魏徵、王珪为前主人送葬（《论忠义》）。通过这种举措，使忠义之风得以弘扬。

为了完整体现儒家的治国思想，《贞观政要》也有《孝友》一章，却十分薄弱。而《公平》一章，则涉及面广泛。所谓公平，主要包括如何处理秦府旧人和原属建成、元吉集团人员的关系，皇族与官僚集团的关系，皇帝个人意志和法律规范的关系等。在不同人员的关系上，唐太宗尤其重视才能，“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论公平》）值得称道的是，在唐太宗的潜心培育下，贞观群臣有一批敢逆龙鳞、敢同皇帝叫板的耿直之士。贞观初年在官员选拔中，发现有人资历作伪，太宗大为恼怒，下令资历诈伪者自首，不自首而被发现，则治以死罪。不久，掌管司法的大理少卿戴胄，把查出来的资历诈伪者判以流刑。太宗看到判决后很生气，认为这一判决使自己失信。“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戴胄的回答是：“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更生气：“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戴胄并不让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论公平》）这个事例，对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可以作出更深的解释。“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同上）

总体来看，《贞观政要》以对初唐君臣言行的记录，展示了他们在治理国家上的不懈努力。到此，儒家管理思想一步步进入操作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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