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他的时代

第一篇：曾国藩与他的时代

曾国藩与他的时代 ——读《曾国藩》有感

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开篇即云：“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此论非独李鸿章，加之以其师曾国藩也极为合适。

“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曾国藩生前毁之誉之者都大有人在，其盖棺后的一百多年间，民间和历史界对其评价也多有起伏反复。现在所用的历史教材大概沿用的是范文澜先生给曾国藩下的“汉奸刽子手”定语吧，用语虽未这样直白，但他的反动形象是给确立了。唐浩明先生1000多页的皇皇巨著《曾国藩》虽属小说，但他研究曾国藩多年，即便是有所渲染，也该大体符合史实，从而让人可以让人带着趣味，比较全面地了解和审视这个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人物。

该小说分为三部：第一部《血祭》以1852年43岁的曾国藩在赴任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得母讣闻，回籍奔丧始；至1857年，因为多方掣肘，其所创立的湘勇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其父去世，再次回籍奔丧终。这段时期的曾国藩由书生而至统帅，因为性格的刚强，与腐败横行的地方官场冲突严重，从而节节受阻，处处碰壁，又加上被人弹劾而心生倦意，在江西战局陷入困局之时，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于是撒手军务，回家奔丧。第二部《野焚》以1858年再次出山始，至1864年攻克天京，平定太平天国终。在家守制的一年中，经过读书、沉淀和思考后，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性格的缺陷，于是改变行事方式，从而使得境况大为好转，终于攻克天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第三部《黑雨》以1864年开始裁撤湘军开始，至1872年曾国藩去世全书结尾。因为湘军的裁撤而使得朝廷得以安心，被加以无上的荣誉，但因天津教案的处理不当而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从而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

读罢《曾国藩》，感慨良多。又想到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虽然性格有所不同，但他的命运轨迹简直就是曾国藩的重演：由团练起家，位极人臣，富有实干精神，推进洋务，最后因为甲午海战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国人斥为“卖国贼”。被同称为“刽子手”的师生二人前后都为朝廷所倚重的栋梁和支柱，但前后也都成了“卖国贼”。李鸿章自称为“破屋裱糊匠”，其实，曾国藩又何尝不是。在列强兵临城下的威胁中，所谓“谈判”，能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更何况有“圣裁独断”在上，说到底，便回到了我们久已熟悉的那句老话：弱国无外交！

杨国强教授在其著作《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中说：“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成为士大夫中自觉地身当其冲者。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我认为这段议论是比较公允的，在晚清，凡是有见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从魏源、林则徐到胡林翼、曾国藩、彭玉麟、李鸿章、张之洞等等，他们的呼喊和实践，都带有某种无可奈何的悲哀。这部小说中，对当时贪腐横行的官场百态作了一个还原，也对曾国藩及其幕僚等人对历史大势的认识作了细致的描写，正是这种对比，才显示出胡林翼、曾国藩、彭玉麟等人的悲哀的深刻。

曾国藩是矛盾的。儒生半世，但带兵伊始，便大开杀戒，以至于被说成“杀人如剃头”，从此，“曾剃头”的名号伴随了他的后半生。作为理学大师，他对太平天国的檄文里也打出维护传统的旗帜但他又不一味沉湎于义理考据之中，而注重经世之学，也成为实践“革新自强”的第一人。正如杨国强教授所说：“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抉破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代表；作为„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他又不自愿地为西方以技术为先导的文化开了引接的门洞。”“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统称„洋务派‟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恋着旧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镜，惊羡之余，联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进德之功。一面开风气之先，一面又恪守着士大夫的传统情感，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从传统方面来看，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天下，曾国藩都堪称楷模，另外，他的文学成就也颇高，以至于梁启超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曾国藩成为中国历史上能同时做到“立功”“立德”“立言”的儒家“三不朽”事业的少数人之一。毛泽东就认为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不仅成就事功，其思想也影响社会。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另外，再来看看曾国藩其他的业绩：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后又任命规划成立江南制造总局，使其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另外他还重视翻译西方书籍，以开民智；后来又推动清廷的首批幼童赴美留学等等。成为“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

能做到这些，所在者何？梁启超作了回答：他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对待历史，比较客观理智的方式是：不能超越历史去臧否人物，要把人物放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下来衡量。在我看来，曾国藩在他那个时代，他做到了最好。当然，不是说曾国藩没有缺点，比如说他有些优柔寡断，比如说他过于守旧，从而导致女儿纪静的早死等等。我们不能苛求他所具有的缺点，责备求全地要求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身上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关于此，借小说中曾国藩评价王夫之的话：“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时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对于我们，则当尽力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事！

第二篇：你还是贼,他已是曾国藩美文

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正好可以调整自己的缺点。

曾国藩位极人臣，年轻时智商却不咋的，算是笨小孩吧。他曾在岳麓书院读书，几位同学住一间寝室，甲生跑到隔壁寝室打牌了，乙生跑到对面楼去；丙生跟曾国藩一样，也是苦读书的，两人待在寝室里，咿咿唔唔，读个不停。

曾生与丙生，两个皆好学，丙生最烦曾国藩：“这家伙读读读，一篇三五百字的赋体，从寝室这头读到那头，从日出东方读到日落西山，读得已是溜熟的，把书一合上，却又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上一个词语落地半天，下一个词语还在喉咙里，吐吐吐，吐不出来。他没急死，别人急死了。”

丙生先前为他着急，后来因此而烦。曾国藩找了个窗口位置，丙生一把把他推开：“好位置要给好学生，你一边去。”曾国藩只好躲到角落里。月上云天，渐渐西斜，曾国藩还在那里小和尚念经，有一声没一声，碎碎念。念得丙生火起，从破被子里撕了把烂棉絮，把耳朵塞起来：“拜托，你莫在这里制造噪音行不？”曾同学只好闭嘴。

曾国藩智力中等，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左宗棠是曾国藩同时代人，对曾国藩智力从不恭维：“才具稍欠开展。”曾国藩评价自己：“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这不是曾国藩自谦，是他在实话实说。曾国藩小时候读书，华灯初上，挑灯夜读，就一篇文章，白日里，私塾先生教过的那一篇，曾国藩从鸟归林，读到点油灯；从邻家麻将响，读到家狗吠声歇，但见他还摇头晃脑。万籁俱静，此时，贼人计划来偷曾家。这厮潜进曾家院子，伏在临窗的柴垛下面，等着曾国藩读书累了倦了，便去曾家扫货。读读等等，等等读读。曾国藩读，贼子等。两人好像在扳手腕，较量毅力。贼子都是夜猫子，没别的特长，就是有熬夜功夫。你曾国藩再发狠读书，总有抬不起眼皮的时候。一个时辰过去，曾国藩在读；子夜凌晨了，曾国藩在读；鸡叫头遍了，曾国藩还在那儿读个不停。过了这时辰，贼机将失，这个贼子忍不住了，跳将出来，训起曾国藩来：“这般智商，读么子鬼书？你听我给你背一个。”这贼子果然厉害，以湘乡“普通话”，从头背到尾，一字不漏。

这故事流传甚广，让人津津乐道；不过读故事者，多半将这故事指向曾国藩的笨。曾国藩常被人连讥带讽，故有众多聪明人自喜：曾国藩也不过尔尔，连一个贼子都当不得。这也不稀奇，当年跟曾国藩一起打仗的左宗棠，便瞧不起曾国藩，不是说“涤公才短”，便是讽他“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如何”。左宗棠笑话曾国藩，因为左宗棠才高品高功高；可笑的是，这贼子也来笑话曾国藩。他有何可笑的呢？他智力或高于曾国藩，精力或强于曾国藩，腕力或胜于曾国藩。但是，他此生归宿牢房，曾国藩却居庙堂之高了。

我曾经到过一座监狱，见到里面有很多聪明人，他们的领悟力、创造力惊人。一位狱警告诉我：“狱中人，若测量智商，平均数肯定高于外面社会。这里因愚蠢而犯事的，有，但更多的是高科技犯罪、高智力犯罪、高情商犯罪。”高科技、高智力、高情商，不也进这儿来了？天才用错了方向，是蠢汉；蠢汉用对了地方，便是天才。人生若要走高走强，首先一条，便是要走对。人生一世，智商、情商、毅力、能力，一样都不能缺，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方向。不怕乌龟爬得慢，只怕兔子跑反了。跑错了方向，走上邪路，那真是智商越高越反动；用错了功夫，搭上歪道，那确乎力气越花越惨痛。

贼，智力高，贼还是贼；曾国藩智力不咋的，其人生却非常璀璨。当年那一对，一个书生，一个贼。那个做贼的，到底还是贼；那个读书的，已是曾国藩。天若有情天亦老，知否知否？

第三篇：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内容提要: 洋务运动是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起点,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 正是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 洋务运动在军事工业中广泛开展。军事工业又推动了民国工业的发展, 由此在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关系, 它们日益否定着旧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 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关键词: 曾国藩 洋务运动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他为挽救清王朝的厄运立下赫赫功绩, 所以《清史稿》称赞他说:“中兴以来, 一人而已。”《清史稿》也说:“中兴之功, 推为第一。”曾国藩是一个矛盾人物, 他既维护了传统但又超越了传统, 他保守旧物的同时却又冲撞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 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 作为“自强新政”的首创者, 他又不自觉地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引入打开了大门。

一、洋务思想的产生

曾国藩处所的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 已是清王朝内外交困的年代, 康熙、雍正、乾隆那封建盛世已一去不复返了。以“ 天 朝大国” 自居的清王朝, 自乾隆朝以后便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嘉庆帝用了9年的时间, 花费了几多国努, 才把川楚白莲教起义镇压了 下去。两次鸦片战争均告惨败, 堂堂的大清王朝只得赔款割地, 致使主权进一步丧失, 这是落后、腐败的封建王朝无力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 侵略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勃兴于南部中国的广西, 震惊了满清王朝的整个朝廷。此外, 另一支农民起义军—捻军, 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 致使清王朝为之晕头转向。西南边睡的苗民, 西北地区的回民与各地的天地会众也先后举起反清的大旗。大清王朝可谓处于“ 内忧外患”之中, 其封建专制政权面喻着全面崩溃的危险，而曾国藩正是处于这样的年代。

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不得不改变祖宗之制, 起用汉人曾国藩为两江总督, 统筹江南全局。曾国藩面对现实, 不囿于理学的空谈, 十分重视经世致用, 以解决封建统治面临的种种困难。曾国藩认识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危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首次, 它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 这种危机并不可怕，而另一种危机却比农民起义可怕得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 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 一旦扫地荡尽”, 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 它完全改变了封建统治秩序, 给封建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改变了清朝历史上总督无汉人的状况,且因其拯救成功, 权倾一时。清王朝的部分军政大权由满人转到汉人手中, 由中央转到“封疆大吏”手中, 就为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创造了条件。那些握有实权, 且思想开放的汉族官员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办洋务, 曾国藩便是其中为首者, 他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轫者。

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发其端, 是因他在解决内忧外患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的部分事务, 希望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枪炮船只来解决现实的危机, 这也充分体现了他重视“实用、实功”的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惨败,使得颇有民族意识的曾国藩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悲痛和愤怒无法抑制。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船坚炮利的威力,于是他加紧催请清政府采用西方先进武器武装军队。曾国藩希望中国能渐图自强, 抵御外侮。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虽然他的思想很保守,“然见他人之长, 则勇取而不惑”，遂开清季提倡洋务之先声。

曾国藩主张买船购炮, 但他并不仅停留在买船买炮的手段, 他还主张:“购成之后, 访募覃思之士, 智巧之匠, 始而演习, 继而制造, 不过一二年, 火轮船必为中国官民通行之物, 可以剿发逆, 可以勤远略。”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到这时已逐渐形成了。“师夷”可以“剿发逆”, 可以“勤远略”, 解决清政府面临的实际困难。1860 年, 湘军攻陷安庆, 第二年曾国藩即在安庆创设内军械所, 制造新式船炮。正是以安庆军械所开始,“师夷智”从一种议论转化为一种社会现实, 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洋务运动。

二、曾国藩的洋务实践

曾国藩办洋务, 是从购买西洋新式武器开始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侵其对洋枪洋炮的威力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1861 年, 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 制造枪炮, 虽然它的规模相当的小, 但它是中国最早生产近代武器的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 成为当时清军的主要火器供应中心之一。它虽以手工制造为主, 但它标志着手工制造向机器工业过渡, 在军事器械制造方面出现了新的技术。1863 年，曾国藩在容闳建议建立一座机器母厂,使得曾国藩深受启发, 认识到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必须首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近代军工厂江南制造局成立了, 它也成为中国近代兵工业的母厂。在它的带动影响和人力物力的支持下, 军事工业在各地不断兴起。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广泛罗致懂科技通洋务的人，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并予以破格使用, 他还组织了一批翻译人员筹建翻译馆、印书处, 翻译西方书籍,以介绍传播西方科学技术，遂使洋务运动在有人才、有资料的基础上开展起来。为中国的近代史进程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多数中国人来说, 他们了解西方, 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文明的精华, 是由此而得来的, 翻译馆为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真可谓功德无量。

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曾国藩与李鸿章两次联名上奏选派留学生出国，并为幼童留学拟定详细章程。虽然幼童赴美留学中途夭折, 但此后风气大开, 留洋的人日渐增多, 在中国社会各方面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留美幼童归国后, 经过艰难曲折的奋斗, 在各行各界展露头角成为国家的栋梁。如第一批留美幼童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詹天佑, 第一次不假外力, 设计并领导修成了京张铁路可以说留学为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造就了大批精英人物, 为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储备了人才。曾国藩在设立翻译馆, 派学生出洋这两件事上是功不可没的。

洋务运动的推行, 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保障, 采取什么样的外交策略, 直接关系到洋务运动的发展, 面对虎视耽耽的西方列强, 曾国藩既没有心浮气躁, 也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冷静理智地提倡和戎外交。1870年, 当突发性的外交事件----天津教案爆发以后，为了尽快平息事态, 曾国藩决定委曲求全, 失小保大。虽然天津教案的最后处理结果对中国来说是屈辱性的, 但是在曾国藩的主持交涉之下, 中国毕竟避免了一场战争的浩劫。

三、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运动, 是在古老的中国社会开始萌发新的经济、新的思想文化和新的社会力量这个历史转变时期产生和开展起来的，面对变局，曾国藩没有故步自封，我们姑且不论其思想是否朝着完全正确的方向发展，但这种积极求变的思想却值得我们去学习。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科技发展带动了社会思想变化，在面对这种变化时，惟有积极求变，不断发展，才能顺应时代潮流，推动社会进步。

作为洋务自强新政的首倡者, 他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在那充满复杂矛盾的关键历史时刻为洋务活动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 赢得了生存空间。应该说, 曾氏提出的指导洋务活动的“ 中体西用” 的思想, 在洋务运动的初期阶段, 是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作用的, 它助长了国内学习西方思潮的抬头和近代工业的兴起，给闭塞的中国社会开了生面,从而引发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热潮和新思想的大传播, 参考资料：

①赵尔巽撰:《清史稿·曾国藩传》卷450, 列传192, 中华 书局。

②印鸾章编:《清史稿》(下), 上海书店1985 年。③沈云龙主编:《曾文正公(国藩)全集》文集(二)卷3《讨 粤匪檄》,(台)文海出版社。

④宋德会《曾国藩与洋务运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10月第19 卷

⑤吉晓华《曾国藩—洋务运动的引路人》滁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

⑥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岳麓书社 1985年版。

⑦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95版

⑧曾永玲.郭嵩焘《曾国藩传》[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四篇：富兰克林与曾国藩美文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的脸，圆圆的，胖胖的，像个美味的肉丸子，很富喜感。他一辈子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又都是那么的富有成效，真是让人羡慕。据百度百科介绍，他是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18 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航海家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伟大领袖。所以，即使他板起脸，给青年人一些训诫，其实也无非是修身养性那一套，我们也非常乐于接受。“节制——食不过饱，饭不过量。沉默——不说于人于己无益的话;不和人谈无聊的废话。

秩序——东西放在一定的地方;做事要有一定的时候，不可乱来。俭朴——不是于人或是于己有益的事，不要花钱。勤劳——爱惜光阴，要时时刻刻做有益的事，不做不必要的行动。整洁——起居生活，身体服饰，务求整齐清洁。宁静——不为琐碎小事，不为寻常普通或不可避免的意外不幸事，扰乱到心绪不宁。”年轻时我曾把它们抄在笔记本上，作为指导生活的金科玉律。

喜欢给人看相的曾国藩(1811—1872)，不知如何看待自己的面貌。我觉得这是一张暮气沉沉的脸，威严有余，生动不足;甚至颇有几分像是画家凡·高笔下的加歇医生，是一张肝肠寸断的脸，几乎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可以有效地安慰它。总而言之是不讨喜。所以，对他修身养性那一套，我年轻时看也不看。但最近我忽然感怀起周作人、海德格尔这些人的“落水”经历，联想到胡哲敷所说，“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就不免觉出，曾国藩很了不起。再看曾国藩修身的“功课”，又觉得很对的，如“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人的堕落，也许真的是从夜生活的腐化开始的;有觉得不近人情的，如“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对自己这么残忍的人实在太可怕，可见“曾剃头”也不是一日炼成的;有觉得不一定对的，如“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马克思就以同时看好几本书为乐趣。不过所谓的修身，归结起来无非是两个字:节制。都没什么太高明的。但是，在那个人人只想混日子的社会，曾国藩如此自砺，实在是太有使命感了。

检讨自己对富兰克林和曾国藩的“接受史”，我承认有“远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成分，但更关键的，是我对富兰克林所生活的环境更向往。只要认真、努力，就会有收获。虽然辛苦，但很快乐。整个社会环境是宽松的，欢快的。而曾国藩一辈子，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头上那把剑随时可能会掉下来，即使是“官至极品”，又有什么意思呢?富兰克林是美国梦的缔造者，我希望中国梦的缔造者，是一些比曾国藩更开心、更爽朗的人。

第五篇：老师曾国藩与学生李鸿章

老师曾国藩与学生李鸿章

■关山远

如果玩标题党的话,这篇文章可叫《揭秘史上最牛师生创业过程》,或者《一对X丝师生是如何双双逆袭成侯爷的》,是的,老师曾国藩与学生李鸿章,都是书生掌兵,风云际会,崛起于乱世；历尽磨难,久久为功,成就他人难望项背之勋名。历史太大太庞杂,但人的命运变迁,永远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不过,细细读曾国藩与李鸿章这对师生的故事,轰轰烈烈、争议、骂名、挣扎……突然会真切感受到历史的沉重,这沉重,远不是今人喜欢的“创业”“逆袭”等字眼所能承载的。

一

曾国藩第一眼看到李鸿章时,就喜欢上他了。

不要误会这“喜欢”二字。曾国藩以相人著称,《清史稿•曾国藩传》一开头就写曾国藩尚未统兵打仗时,“尤留心天下人才”。如何识人选才?看相。曾国藩长一双招牌式的三角眼,这双眼看人很准很厉害,《清史稿•曾国藩传》上说他“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意思是说会面时,他就这么盯着你看,不说话,被看的人各种表情,各种小心思,都被他事后一一记下来,并下判词,时间证明,曾国藩看人很少看走眼。后人将曾国藩的相人之术,传得神乎其神,可惜曾国藩没有留下一部《曾氏相人秘笈》,否则比《曾国藩家书》不知要畅销几许。

根据流传下来的记载,曾国藩相人法主要体现为这几看:“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譬如,曾国藩在他的笔记中,有大量通过看眼来判定人品优劣的记载,如“平视无顾”为最佳,“游目为贼眼”,于他人不利,而“痴视伤己”。又如“主意看指爪”,意思是说人有没有主意,主要看手。曾国藩认为,“手心、手掌心当中纹络清晰而浅者,心定”,即有定力,临事不慌乱；“手掌纹络浅而乱者,人心乱、心浮”,这样的人多不靠谱。

曾国藩第一次见李鸿章,时为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在北京碾儿胡同。可以想象,当时曾国藩的三角眼中,发散何等喜悦的光芒。李鸿章是个美男人,身高一米八,在当时中国,可谓鹤立鸡群了。后来李鸿章带领他的淮军进入上海、开始人生重大转折时,很快得到一个“云中鹤”的绰号。著名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曾给李鸿章拍照,他回忆说:“他有6英尺高,举止稳健而高贵,相貌极为英俊,眼睛乌黑而又具洞察力,嘴唇上有两撇深棕色的胡子,显示出坚定的决心。”

李鸿章拜倒在曾国藩面前时,23岁,尚未蓄须,长身玉立,五官俊美,言谈文雅,举止倜傥,在曾国藩这样阅人高手看来,真是人中龙凤,再加上李鸿章又机灵,记忆力也非常好,更得曾国藩欢心。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李鸿章是以“年家子”的身份来拜他为师的。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进士,这种关系过去称为“同年”,“同年”之谊,在当年官场上可不是一般的关系,考中进士即踏入仕途,“同年”是他们的情感纽带,从此结成官场利益共同体。

曾李师生情谊,从此开始,至死方休。

二

曾国藩与李鸿章有诸多共同点,皆在战乱中回乡办团练,都有过狼狈不堪、屡战屡败的草创阶段；他们都很执着,死战不退,终以文人身份成就军功,马上封侯；他们都深谙官场规则与潜规则,有效编织着庞杂而敏感的官场人脉网络,在异族统治下达到了汉人官员能够达到的巅峰。

但他们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譬如,曾国藩是严肃的,自律甚严,李鸿章则是诙谐的,不拘小节；又如,曾国藩很实在,李鸿章则有些不实在,如果说曾国藩宽厚近乎迂,那么李鸿章就是灵巧趋于诈了。后人概括说,曾国藩的性格中,有股湖南人的蛮气,“打掉牙和血吞”,李鸿章则有些江淮人的痞气,“时以诙笑解纷难”。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相比“授业解惑”,“传道”是最难的。曾国藩一直想把李鸿章打造成跟自己一样的人,他教了这个同年子很多,包括著名的“挺经”,但有些确实教不了。

京城碾儿胡同一别之后,这对师生再次相见,已是烽火连天之时,老师成了威名赫赫之大帅,学生则在老家安徽混不下去了,投奔过来当了幕僚(秘书)。接下来发生的一桩故事,很能说明两人性格:

李鸿章爱睡懒觉,而曾国藩给湘军定下死规则:天未明就得吃罢早饭,有仗打仗,无仗操练,他本人也跟湘军士兵一样,每天天未亮时,与幕僚们一起吃早饭,一边吃一边聊天。李鸿章刚进湘军大营时,照例睡懒觉,亲兵敲门叫早,就是不愿起床,连续三天如此,曾国藩看在眼里,也不说什么。第四天天未亮,亲兵又来敲门了,李鸿章烦躁了:“我病了,不吃饭!”亲兵去了,接着其他幕僚轮流来敲门,并告诉他曾大人在等着他去吃早餐,有病也得去。李鸿章慌了,赶紧离开被窝,赶到餐厅。曾国藩瞟了他一眼,端起饭碗吃饭,面色峻厉,一言不发。幕僚们也跟着端碗开始吃。

吃完饭后,曾国藩放下碗筷,严肃警告李鸿章:既到我这里来,就要遵守我的规则,最后说:“此间所尚的,惟一诚字而已!”说完,看也不看李鸿章一眼,拂袖而去。李鸿章惊坐原地,羞愧难言,从此睡懒觉的病给治好了——直到晚年,他还坚持早起,看书习字,午饭后踱步,与曾国藩如出一辙,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落拓不羁、自由散漫,只是李鸿章表面的缺点,曾国藩所说的“诚”字,才是这个学生最缺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难,但“诚”与“不诚”,就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了。后来李鸿章用计攻下苏州却违诺杀降,可见一斑。

三

李鸿章的人生转折,在于曾国藩帮助他组建了自己的武装——淮军。

机遇是突然降临的: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猛攻江南豪绅地主避难之地上海,后者向湘军求援,曾国藩想派弟弟曾国荃去,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高兴坏了。于是曾国藩让他招募淮勇七千人,并为他配齐班子,然后在安庆租了洋轮运兵,“穿贼道二千余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

李鸿章与曾国藩一样,都是大战略家,他在上海很快风生水起,因为上海不但有大量金钱,还有大量洋人——他的淮军很快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步枪,战斗力可想而知。

淮军初创,有着浓烈湘军印记,但历史证明,这是一支跟湘军迥异的军队。湘军、淮军,均是招募朴实农民参加,但李鸿章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像曾国藩一样锲而不舍地用儒家理论来武装湘军那样做淮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湘军是一支多少有些信仰的军队,至少名义上他们为“捍卫名教”而勇猛作战,相比之下,淮军是一支更专业的军队,或者说,更现代化的军队,他们拥有洋人的武器和洋人的训练。

这正是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区别:一个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老师,一个彻底实用至上的学生。

打下天京,曾国藩攀上了人生巅峰,接下来就是下坡路了,在历史上,他愈来愈显得缓慢呆板,而李鸿章却如鱼得水。老师老了,学生走到了历史舞台中央。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曾国藩疲惫不堪,长时间陷入对人生的思考。而李鸿章正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但老师的宿命,学生也无法避免,曾国藩去世29年后,李鸿章也迎来了死亡,在生命最后岁月,他同样疲惫不堪,却连思考人生的时间都很少。

《清史稿》对曾国藩与李鸿章是这么盖棺定论的:

“国籓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籓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应该说,这是比较公允的评价。曾国藩资质中等,但自己刻苦,更擅长用人,且以德服人,当年麾下,一时多少豪杰?可以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相比之下,李鸿章要聪明得多,也简单粗暴得多,不跟属下讲什么理想信念、人生修养,“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至少在凝聚优秀人才方面,学生要输老师一筹。

四

读曾国藩与李鸿章这对师生的故事,恍然有悟:曾国藩是古典的结尾,李鸿章是现代的开篇。

无论结尾还是开篇,都是浓得让后人难以释然的悲哀。

他们都是满人统治下的汉人文官,却先后执掌着那个年代最精锐的军队,瓜田李下,左右为难,他们一方面在艰难修补着大清这座溃败不堪的金字塔,另外一方面,还要忍受来自金字塔顶端的侮辱。他们位极人臣,却也不过是位极人臣的家奴。

但是,他们遭遇的终极侮辱,却是来自洋人。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夹在闭塞暴躁的国民与狂傲自大的洋人中间,他战战兢兢,仍然完败。洋人不满,国民愤怒,他瞬间从中兴名臣,变成了民族败类。对于一个好名节与脸面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打击更大?这记响亮耳光之下,曾国藩哀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他的身体彻底垮了。

在跟洋人打交道方面,曾国藩还算当时诸大员中比较开明的一位,但传统士大夫的那一套,高超的儒学修养,却无法支撑他与洋人的周旋。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来自西方的侮辱,惊涛拍岸一般一遍遍撞击着庞大而又虚弱的大清王朝,曾国藩已灯枯油干,已无法代表朝廷去承受这侮辱。

正当盛年的李鸿章接替了曾国藩的位置,他比老师更擅长与洋人打交道,他务实、圆滑,手段高明,但悲哀的是,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对等的情形下与洋人打交道,他再能干,再能糊弄,再能讨价还价,也无法躲过洋人甩过来的耳光,他能做的,勉强使这打耳光的声音,略微轻一些。据统计,李鸿章一生代表清政府签订了30多个条约,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打不到皇帝太后的脸上,也打不到满清权贵的脸上,只有他,李鸿章,伸过脸去挨,打完左脸,再打右脸。

李鸿章挨的最大一记耳光,来自日本人。他一手缔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耻辱的是,日军舰队,居然一艘未沉。他被这记耳光打得从此缓不过劲来,但他的政敌,包括赞誉他“再造玄黄”的慈禧太后,又会有多少遗憾呢?或许他们还在暗中庆幸:外人终于帮我们抽了他一记大耳光,这个掌握太多兵权的汉人!

在著名的“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价值取向中,一个颟顸自私的满族女人,可以一手遮天,但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汉族男子,又如何能够一手撑天?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临死前,还被俄国公使在病榻前逼他签字。他的沮丧,可想而知,或许他会感叹:幸亏老师没有活到这耻辱的一天。

跟曾国藩相比,李鸿章死后遭受骂名更盛,也陆续有人为他叫屈,说他只是历史的“替罪羊”,替历史“背黑锅”。其实,很难站在道德高地去批判或颂扬这对师生,他们不是历史局外人,他们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他们成为历史的重要部分,又何来“替罪羊”“背黑锅”之说? 翻开历史,面对明知不可为却竭尽全力去支撑已经坍塌的天空的那支青筋暴露的手,只能一声长叹。

好在,这一页沉重如此,也已翻过去。今天,我们在《曾国藩家书》中感受曾国藩的苦口婆心,我们在李鸿章的诗句“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重温他的雄心壮志。

历史如此令人感慨,又让人迷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