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之沉思

第一篇：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之沉思

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之沉思

摘要：

“明知充满危险却义无返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先生在其《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能力。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假设说如果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试以此观之，中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岂不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不同的是，中国不是失去了优秀的知识分子，而是自我毁灭了他们。

“回顾一百年来，政治干预学术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巨大伤害。因为政治干预学术造成伤害的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政治本身。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的建设性批判作用，政治很容易误入歧途。因此，政治如果真的是文明的、理性的，那么它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去管知识分子，让他们自为、自治。我们现在既然要建设自由市场经济，同时也必须建设自由文化和自由学术。给知识分子以独立、还思想学术以自由，使之成为市民社会的中坚，这恐怕才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福音。”

——李济时

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之沉思 李济时/文 2002-9-16 9:50

谈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是一个沉重且心酸的话题。这一百年来，知识分子可谓是命运多桀，路途多艰。知识分子的这种命运，也是中华民族百年历程的一个缩影。

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一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化为、也使得一批青年学生成长为现代知识分子。尽管当时，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仍然只是星星点点，但却是中国最先进的一群人。他们还没有发展成熟，时代就催促他们走上了历史舞台。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伊始，就带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色彩，承担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这一特点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此后百年间的历史命运。

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简单地讨论一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或许是有益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复杂的阶层，他们既存在于社会的基层，又与政权密切联系。这样，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定位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俞可平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的士大夫本身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群体，而属于官僚阶层，是官僚阶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却认为“士”乃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这里就出现了两个名词：“士”与“士大夫”。这两个词的意义是不同的。所谓“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中的优秀者才成为官员，即“士大夫”，似乎钱穆先生称“士”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更符合事实，“士大夫”则只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政府，自西汉以来，就是士人政府，也就是知识分子政府，整个政府由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组成。但同时，知识分子进入政界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仍藏于民间，“志于道”，以“道”而影响社会政治，以办学而教育大众，因此形成了一个稳定而强大的民间社会主流。钱先生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的这一“士”阶层，认为他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是中国社会的中坚。这一中坚得到加强，社会就稳定、发展。这一中坚遭到破坏，社会就昏馈、黑暗。由此，他针对二十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化的中国社会断言，要挽救中国的国运，首先要从挽救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

钱先生的观点对于我们谈论本文的主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钱先生后来走上与新文化运动一派知识分子不同的道路，他对于现代激进的知识分子颇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抛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追求“西化”，导致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和中国社会演进的断层。确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矛盾一直持续至今。俞可平把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简单地归结为五个字，叫作“游魂无处归”。并解释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归宿，没有自我定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象一个游魂，飘拂于社会之中。它依违于政治和学术，游离于传统和现代，摇摆于中国和西方。” 他认为导致这一命运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所必需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近现代的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可见，钱先生和俞可平都以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为憾。然而，我们不能苛责于知识分子。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味游荡，而没有建树。一百年来，知识分子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中国的道路，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变法维新，到陈独秀、李大钊的“以俄为师”，到40年代中后期寻求“第三条道路”，到80年代李泽厚先生更是总结归纳出“西体中用论”。但是知识分子的这些宝贵探索在持续动荡和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中总是被忽视或者被扭曲了。由是观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未能成为钱穆先生所说的社会的中坚或俞可平所说的“独立的社会阶层”，并非是知识分子的自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这使他们没有时间去从事长期而复杂的启蒙工作，却急急投身于救亡之中。在当时，他们成了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先锋。这种先锋作用突出地表现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综观百年历史，中国知识分子最辉煌的时期当属“五四”。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指引着中华民族向现代化前进的方向。当时的知识分子可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然而，他们在日益高涨的救亡主题展开后，却逐渐地被排挤到了边缘。随着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改良、军权压倒民权，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步步低落。开初，知识分子先后被军权、官僚、甚至是农民压倒，近20年来，更曾被商人所压倒。

本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大小军阀的夹缝中生存。接二连三的内战、长达10年的抗日战争，使得军事成了中华大地的主题，文弱的知识分子几无立锥之地。蒋氏政权延续了中国历代王朝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允许知识分子学术上、教育上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与独立发展，但若要在政治上唱反调、搞反动派，则坚决镇压。其镇压手段有时是非常残酷的，许多从事政治、鼓吹民主、反对专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随着国民党日益反动，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态度到40年代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很多知识分子在30年代都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对中国共产党持反感态度。象闻一多、老舍当时都是反共的。只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才能安心从事文艺和学术。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是反对激进的革命，而倾向改良。因为可是知识分子的本性又使他们不可能不关心政治的发展，不关心国家的命运。蒋介石顽固坚持专制统治、挑起内战和迫害民主人士，使得他们对国民党逐渐失望。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参与到“第三种势力”中去，试图使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然而，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在军权至上的社会中终究不得不跟着时势沉浮。国民党被逐出大陆后，他们又把希望寄托于新兴的共产党。许多的知识分子都曾为共产党而欢呼。柳亚子、艾青、胡风都曾有诗歌称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然而，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悲惨的一段时期，从批《武训传》，批胡风，到反右，一直到“文革”。需要指出的是，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基本上走的是两条道路，一是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二是在国民党政权下独立或半独立的从事各种“救国”活动。前者已经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具有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而且他们在学术思想上的成就要远远低于后者。如果我们要确定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应该说是后者。只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然而，1949年以后，且不说独立知识分子，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也没有得到好的下场。

共产党本来是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促动而成立的，然而中国共产党以后的演变与原来那批知识分子的设想殊途。中国共产党没有变成一个劳工的党，却变成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的决裂其实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自由知识分子相分离的道路。知识分子由于其长于思考的本性，往往是要求思想自由的；而农民革命所要求的往往是服从和愚忠。知识分子是理性的，而农民革命往往带有非理性的燥热。而且在农民革命中，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没有用武之地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教育等很多方面还用得着知识分子。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利用而不信任。一部分信奉共产党教义的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党内，作为以知识分子制知识分子的武器。其他的则被划分为“党外知识分子”。这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中国共产党一直善于搞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当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对重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礼遇有加，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通欢迎。

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只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而没有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毛泽东本人是青年学生出身，还是有一点知识分子背景的。但是他象那些古代帝王一样，对知识分子很蔑视，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俯视知识分子。他与一些知识分子有学术、文墨的交流，但他自认为站得高，看得远，并不把那些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当回事。拿他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衡量，总认为那些知识分子的学说和思想是旧的、过时的、浅薄的和需要改造的。不仅如此，他对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自由性有强烈的厌恶。他出身农村，农民的那种粗野习气一直保持着很深的影响，对于那些受过“欧风美雨”熏陶、有布尔乔亚情结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心理上的排斥。他对于知识分子奉行的可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早在1942年2月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文中就表露出来了。他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文化不发达，知识分子特别宝贵，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但他接着就批判许多知识分子摆架子，轻蔑地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对于知识分子更是大加鞭挞：“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因此，他教训知识分子，要进行自我改造，要改掉的是知识分子的特性，适应落后的大众的习性。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整个党的农民特质和集权特质所决定的。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知识分子也差不多持这种态度，只是有强硬和温和之分罢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当政，就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尊敬和安抚态度，在文化教育等单位设立党的分支机构，以党的组织监督知识分子。同时，一场大规模的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在50年代初期轰轰烈烈展开了。

应该说，“思想改造运动”能开展起来与当时知识分子的比较配合也有一定关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倒也使很多知识分子看到的普通民众的力量，“向群众学习”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一种主动愿望。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要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也心存幻想。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这不单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当时整个国际政治思潮有密切的关系。这是50年代初期许多知识分子诚心诚意要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原因。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就是思想改造的积极分子。他联合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所指导。

然而，“思想改造运动”能够展开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大力推动。1951年9月，周恩来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1年10月，毛泽东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同年11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全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全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分子都纷纷表态甚至检讨，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化清界线。这是49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的秋天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知识分子本来想提高自己的思想，但最后的结果是被迫抛弃自己的思想，甚至是不允许再进行思想。思想改造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自觉自愿的一种思想改造，而是政治压力下的思想清理了。从此，自由思想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绝迹，而以自由思想为特点的知识分子也丧失了其原来的面貌。这可能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无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

紧随思想改造运动后，发生了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丁、陈反党集团”案，这两起案件都是针对文艺界内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异见而搞的。从此，“反革命”这一名词就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恐怖的字眼。谁也不敢说哪一天自己不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且“反革命分子”这一帽子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只要为当权者所不喜，就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触动的主要还是党外的知识分子、资深知识分子。但到1957年的反右，打击面就扩大到了党内的知识分子、1949年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这是因为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尽管长在红旗下，但对于专制的文化和官僚的体制同样看不惯，他们知识分子的本性使他们有一定的自由思考，而这些自由思考却为某些当权者所不容，尽管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完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十分温和的。当然，那些党外的知识分子、资深知识分子受打击更严重。他们经过几年的观察和体会，对党在执政过程中的某些专权官僚之风和压制知识分子独立思想的做法深为不满。因此在短暂的“鸣放”中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要求共产党进行改进的言论，有些言论尖锐地触及到共产党对政权领导地位。这似乎是反过来要求共产党自我改造了。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高层所不能容忍的。

1957年5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警告他所说的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但即使是态度表现好的那些知识分子也没有被完全宽容，大批知识分子（据估计有5、60万）受到惩罚。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前后才获平反。这是大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信笔既可拈来几例：王蒙、张贤亮、刘宾雁……，还有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镕基。他们就这样被整整耽误了20余年的大好年华。

及至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知识分子完全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被打为“臭老九”，被送到“五七干校”，甚至劳改营，干最低级的体力活，拾粪、放牛、打扫厕所、扫大街……，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竟然落到连大字不识的农民都不如的地位。

在古代社会，知识分子遭到统治者滥杀和灭门可能性要大一些，但至少在社会地位和尊严上还是可以保持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不仅在思想上横遭压制，被剥夺了自由从事学术的权利，而且人身自由全被剥夺，陷入牛马之境，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尊严被一扫而空，甚至是做起码的一个人的尊严都无法保持。无怪乎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特别之严重。据谢泳先生揭露，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的数量是惊人的，尤其是1957—1967年前后约十年之间。这十年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自杀者中很多都是著名知识分子，举其要者，有翦伯赞、傅雷、老舍、储安平、陈梦家、邓拓、范长江、上官云珠、吴晗、杨朔、罗广斌、周瘦鹃等等。

而那些更大量的未寻死的知识分子也都是苟且偷生而已。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冯友兰。他年轻时追求进步，因此到了当时革命的发源地——广州，加入了国民党。1943年，他曾代表西南联大国民党教授会议上书蒋介石，力主立宪。据说蒋看信后为之动容，并复信西南联大区党部表示赞成。1949年，他拒绝出走国外，执意留在祖国。然而想不到，他选择留下来却把自己送入了一生中最艰难的30年。三十年间，他不得不接受连续不断的批判，不得不否定自我。文革中，一贯尊孔的他被迫写批孔文章，而且他的文章毛泽东还要亲自看，亲自安排发表。可见，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甚至不问政治都不行，他们必须表态，必须表示顺从，还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知识分子自由思想不行，甚至不思想也不行，他们必须按照指定的方式去思想，必须为政治做思想的奴隶。这种思想的专制和恐怖使中国倒退到连“焚书坑儒”和“文字狱”都不如的时代。

为何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了20世纪下半叶文明昌盛之时却遭到这种残酷的命运呢？这固然与中国历史的文化专制传统有关，也有党的教条主义政治理论有关。按照阶级分析法，知识分子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硬把知识分子工人化，就不惜采取严酷的手段。同时，党为建设一个“新中国”，就试图割断过去的一切传统，知识分子也必须否定自己以前的所有思想学术，而唯马克思主义——而且只能是当权者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是从。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假设说如果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试以此观之，中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岂不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不同的是，中国不是失去了优秀的知识分子，而是自我毁灭了他们。

文革结束，知识分子地位终于得到一定的改善。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恢复正常，开始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80年代，饱受文化专制摧残的知识分子、终于得到解放的知识分子迸发出久已压抑的热情。中国迎来了一个半个多世纪以来未有思想学术繁荣活跃的热潮。知识分子遥接五

四、援引鲁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当代社会和政治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重新发出了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呼声，也发出了社会公正、政治改革的呼声。然而，这一好景并没有长久。同时，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知识分子又在经济地位上被逐渐挤到社会的边缘。这就出现了“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状况。没有知识的暴富者一掷千金的炫耀，与知识分子的清贫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建设的时期总是需要知识分子的，经济越发展，知识的重要性就越突出。近年来，首先是企业界的知识分子待遇不断提高，文教界的知识分子待遇也逐渐得到了大幅的提高，大学教师的收入已经超过了社会的平均水平。收入显著提高的知识分子开始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不仅是经济地位，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推进引起了对经济学的重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经济学家开始走红，政府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学者研究的依赖越来越大。此后是法学的兴起，法学家们的努力终于导致了1997年中国共产党15大报告中“以法治国”方略的提出。随着人们对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关注，一大批社会问题学者和国际问题学者也开始为人们所熟知。不难看出，我们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了。

同时，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命运的探索并未停止。90年代中期，知识界出现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这表现出知识分子不愿在商业社会中迷失的信念。知识界还在捷克发现了哈维尔，他曾是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子，在专制的年代里参加了争取人权和宪政的斗争，同时他呼吁人们不要为专制做踮脚石，至少要保持说真话的良知，而专制统治只要靠谎言才能维持。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在80年代，巴金老人也曾高声呼吁人们要“说真话”。顾准，一位在文革后期中年去世的学者，前几年在知识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人们在惊叹于顾准思想之深邃的同时，更惊叹于他在逆境中坚持独立思想的勇气。近年来，围绕着50年代的反右斗争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知识界也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以上的种种反思，对于知识分子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发挥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批判作用，无疑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尽管一直没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但他们在20世纪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的。在五四时期高扬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一直伴随了他们的世纪历程。因为这一理想，他们在国民党统治下鼓吹人权和争取宪政，在抗战胜利后追求“第三条道路”；因为这一理想，他们在1957年短暂的时期内以微弱的声音仍然要求政治的改良和文化的自治；因为这一理想，他们在文革浩劫后的80年代再次热烈探求中华民族通向民主政治和现代文明的道路；因为这一理想，他们在艰难的90年代继续默默地反思和耕耘……他们在一个世纪中饱尝心酸，历经逆境，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没有放弃世纪之初的理想，没有放弃他们的社会责任。即使他们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宝贵的一种权利。他们也曾迷失于非理性的乌托邦，也曾屈服于权力，但道义和良知却没有从他们的身上流失。

有的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软弱，依附性强，典型论调有毛泽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毛皮论”。这用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可，但若加之于知识分子全体，那无异于污蔑了。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先生在其《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能力，称赞他们“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返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回顾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多难历程，恐怕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知识分子的导引和探索，一个社会就很难健康发展。知识分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太重要了。而要使知识分子发挥它应有的社会作用，就要给知识分子以宽松的环境。知识分子是崇尚自由思想的，这也正是他们存在的价值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曾在1918年撰写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指出，“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并断言：“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然没有一点的效果。”马克思同样是思想自由的捍卫者，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话：“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回顾一百年来，政治干预学术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巨大伤害。我们不由报之以深深的叹息。因为政治干预学术造成伤害的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政治本身。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的建设性批判作用，政治很容易误任歧途。因此，政治如果真的是文明的、理性的，那么它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去管知识分子，让他们自为、自治。我们现在既然要建设自由市场经济，同时也必须建设自由文化和自由学术。给知识分子以独立、还思想学术以自由，使之成为市民社会的中坚，这恐怕才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福音。

第二篇：百年沉思学习中国近代史纲要的体会

我对《纲要》的认知与期望

这个学期我们开始了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习。在近几个星期的学习中我对学习这门课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下面就是我自己的体会。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书记录了从1840至今一百年多年里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期间中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中国人民也经历了各种磨难。其中有屈辱，有抗争，有懦夫，有英雄。有令人唾弃言行，也有大量的令人感动的为中华民族发展而不懈努力地人和事。

这些历史在今天看来就像一个一个的故事，但现今有些人觉得这段历史并不是那么的清晰与深刻，更有甚者公开对历史进行诽谤，诋毁英雄的形象，这些都是历史知识的匮乏所造成的。中国这一百多年经历的血雨腥风是绝对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的，它是中华民族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百折不挠求发展的真实记录。在这一百年的历史也为我们今天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值得我们去挖掘。同时这不平凡的一百多年也使得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伟大民族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升华。

所以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历史的学习，而且我们应给努力把它学好，在学习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升自己的爱国品质以及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增强自己的历史责任感，学会利用历史这份宝贵的财富为我们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这一远大目标提供借鉴。总之学习历史也是当代大学生不可缺少的一门课程，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们应该增强自我学习的意识，我们学习历史态度要端正，要以真诚的态度面对历史，努力学习好历史，并在学习中深刻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所得所失，以史为鉴，并牢记自己的责任，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坚持不懈的发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继承先辈们的传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一份力。

总之今后的学习我们要更积极与老师配合，共同完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习过程，也希望能够得到老师更多的帮助。

第三篇：学前教育学之百年中国学前教育

第一节

西方学前教育的产生以及对学前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教育者

一、西方最早的学前教育机构

1816年，英国空想社会注意者欧文在苏格兰纽兰纳克创办了一所，目的是谋求儿童特别是社会下层出生的儿童的生存、健康和幸福，这堪称是欧洲最早的幼儿教育机构。

1837年，德国幼儿教育家福禄贝尔在勃兰根堡的小城开办了一所幼儿教育机构，专收3-7岁的儿童。1840年，他将此机构命名为“幼儿园”。

幼儿教育机构的产生，标志这幼儿教育不再仅仅存在于家庭之中，而且还可以存在于家庭之外，它意味着社会组织化的学前教育产生了。

二、对学前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教育家

第一个专门对学前教育提出深刻认识并有系统论述的，当属夸美纽斯。

（一）夸美纽斯

夸美纽斯是捷克注明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必须从幼年开始，而且应当适应自然。他还提出一个理想的学制，这个学制设计从出生的儿童到24岁青年，共分为4级，每级6年。第一级为母育学校，包括儿童生活的头6年；第二级为小学，儿童就学年龄为6-12岁；第三级为拉丁学校，就学年龄为12-18岁；第四级为大学，就学年龄是18-24岁。

这里的母育学校实际上就是夸美纽斯的学前教育机构，夸美纽斯著有《母育学校》，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论述学前教育的专著，集中体现了夸美纽斯的学前教育思想。

夸美纽斯的主要代表作是《大教学论》和《母育学校》。

（二）卢梭

卢梭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教育著作《爱弥儿》一书中。卢梭对儿童教育的贡献就是“儿童的发现”。他认为儿童不是小大人，儿童有他自己独特的生活，儿童期的存在是自然规律，儿童期的存在并非单纯地为成年生活做准备，它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卢梭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强调教育应当尊重自然，反对揠苗助长。

卢梭根据儿童的发展将教育分为四段。第一阶段，从从出生到5岁，以身体养护为主；第二阶段为5到12岁，注意体育、经验、感官的教育；第三阶段，从12岁到15岁，注重知识的教育；从第四阶段，从15岁到20岁，着重道德、宗教及情感的教育。

卢梭的教育阶段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与学前儿童是有关联的。卢梭认为儿童特别是年幼儿童进行教育，其首要目的是保护儿童善良的本性，他主张教育要与儿童天性的自然发展一致起来。

（三）福禄培尔

福禄培尔是德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幼儿园的创始人。他于1837年，在德国的勃兰根堡的小城开办了一所幼儿教育机构，专收3-7岁的儿童。1840年，他将此机构命名为“幼儿园”，拟定了幼儿园游戏和作业的内容和方法。

他认为，幼儿园的任务是发展儿童的体格，锻炼儿童的外部感觉器官，使儿童认识人与自然，并在游戏、娱乐和天真活泼的活动中，为升入小学做好准备。

为了发展幼儿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福禄培尔认为幼儿教育应当使用游戏、作业和练习。他详细论述了儿童游戏的整个体系，并且阐发了游戏在教育上的巨大意义。他认为游戏是儿童认识世界的工具，是快乐生活的圆圈，在游戏过程中最能表现和发展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其游戏理论相适应，他为幼儿园设计了“恩物”和作业体系。“恩物”是幼儿园里玩游戏和做作业使用的玩具和材料。“作业”是恩物的发展，是为儿童设计的各种制作活动。

福禄培尔的代表作是《人的教育》等。福禄培尔对学前教育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第一个建立了公共学前教育机构，但他没有建立一套幼儿教育理论体系，而福禄培尔是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学前教育理论体系的人（夸美纽斯的《母育学校》也系统论述了学前教育，但是他的学前教育只是学前家庭教育，还不具备包括公共学前教育的完整概念）。

他明确提出了幼儿园的任务，建立了游戏的理论体现，制作了一些列的玩具，提出一套作业体系和教育方法，并热情地宣传了幼儿教育思想，培养过不少幼儿园教师。因此，他为学前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杜威

杜威是美国教育家，也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他的名字和“儿童中心论”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传统教育的最大弊病就是把学科作为教育的中心，从外部把外在的教材强加在儿童的身上。去除这一弊病的办法，就是把教育的中心从学科上转移到儿童那里，即儿童中心。

杜威认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他认为，教育应当以儿童的本能、能力为起点，应当让儿童充分地表现自己的生命力；儿童的本能、能力的生长是通过其经验的不断该组、改造而实现的；儿童本能的生长、发展及经验的改造过程表现为生活社会性的活动就是生活。

他的代表作是《我的教育信条》、《儿童与课程》和《学校与社会》。

（五）蒙台梭利

蒙台梭利是意大利幼儿教育家，她是意大利第一个女医学博士。

她于1907年开办了“儿童之家”。她对儿童有深刻的认识。蒙台梭利认为儿童有两个胚胎期。一个是在母体里完成的“生理胚胎期”，另一个是在母体里尚未完成的“精神胚胎期”。她认为，“精神胚胎期”具有一种生长的本能，它具有一种下意识的感受能力和鉴别能力，即“有吸收力的心智”。儿童不自觉地与周围环境中的人与物交互作用，从而获得各种经验与文化印象。即儿童具有一种成长的冲动。

蒙台梭利还认为，儿童具有成长的敏感期。她认为儿童从出生到5岁是感觉的敏感期，秩序的敏感期是1岁到4岁左右，语言的敏感期是在出生后两个月到8岁，动作的敏感期约从出生到6岁。

蒙台梭利提出的“精神胚胎”、“有吸收力的心智”、“敏感期”等概念，都说明了儿童有一种自动成长的本能。所以她反对传统教育中将教育任务与儿童的兴趣对立起来的做法，而是精心地为儿童提供一种“有准备的环境”，充分尊重儿童成长的额本恩能够需要，充分发挥儿童活动的自由和学习的主动性。

蒙台梭利代表作有《童年的秘密》《有吸收力的心智》等。第二节

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产生

一、中国近代学前教育产生的历史原因

1.清末民族资格主义的发展呼唤着学前教育机构的产生。

2.鸦片战争后，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长驱直入，开始觉察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显示的优越性，他们开始要求向西方学习，要求对传统的教育进行改良。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他开始借鉴西方教育，提出对中国教育的论述。有人认为，梁启超是最早把日本幼儿园制度介绍到中国的旅日学者。

康有为在流亡日本期间，继续修改他的《大同书》，有些篇幅涉及学前教育。在《大同书》里，康有为借鉴德国幼儿教育家福禄培尔的经验，提倡创设“胎教院”（人本院）、“育婴院”、“慈幼院”等社会学前教育机构。他是最早倡导公共学前教育的人物之一。

3.在华传教士积极倡导幼儿教育。

二、“癸卯学制”：学前教育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国家学制

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被镇压后，清王朝更是危机四伏。199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式下，于1901年宣布实现“新政”，把教育作为改革“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制定专人制定新学制。管学大臣张百熙在1902年起草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但未实行。1903年，清政府又命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重新制定学堂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颁行。

癸卯学制共分3段7级，其中第一段初等教育13年，含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全国颁行的学制，它第一次以国家学制的形式，将学前教育机构的名称确定了下来。

根据癸卯学制对蒙养院总的要求，清政府于1903年还颁布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这一章程对蒙养院的教育总之、招生对象、设置范围和地点、科学、教学方法、屋场设备、保教人员、行政管理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章程已经注意到学前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应当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

癸卯学制和《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在我国学前教育时尚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学前教育的演进

一、新文化运动与儿童观、教育观的变革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使中国人民认识到，维新运动不能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主张“以夷为师”、“师夷长技以制夷”。蔡元培认为应该学习西方的文化。

破：蔡元培于1917年开始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学术第一”“教授治校”“讲学自由”“兼容并包”，北大的出现使全国看到光明和希望，于是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行形成。

许多进步人事对旧文化、旧道德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自然会涉及到旧儿童观和旧教育观的批判。

鲁迅在许多文章中表现对儿童和儿童教育的关心。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认为中国今后应当重视儿童，尊重儿童，提高儿童的地位。在《狂人日记》里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他在批判儿童观的同时，还在《二十四图孝》等文章里对封建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深刻的控诉、揭露和批判。

立：另外，一些学者在这一时期把西方的一些教育理论、教育学说分别译介过来，试图以此为理论基础建设新教育。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重大的实际影响当属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

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两年加两个多月的讲学和教育调查活动。他到过并作过演讲的省有11个，足迹遍布半个中国。他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对当时中国影响多么巨大。

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他还主张从做中学。提倡教育应当以儿童为中心，主张从儿童的本能、兴趣和需要出发，以儿童的自身活动作为教育过程的中心。

杜威来华讲学以后，中国学前教育从主要师法日本，变为主要师法欧美。

二、学前教育科学化与本土化的努力 在当时的情况下，师法先进国家的幼教思想以及运作方法都是必要的，但是也出现了生搬硬套、食而不化的情况。一些教育家已经认识到生搬硬套带来的弊端。陶行知曾指出，当时的幼稚园有“三种大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为了使中国幼稚园教育科学化、中国话，陈鹤琴、张宗麟、张学门、陶行知等人作了种种尝试和探索。

1925年，陈鹤琴、张宗麟在南京鼓楼幼稚园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课程实验，最后产生了“课程中心制”的幼教课程模式，俗称单元教学法。1928年，陈鹤琴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委托，起草了《幼稚园课程标准》。

在中国幼教界，与陈鹤琴齐名的另一位幼儿教育家是张雪门，1926年张雪门拟定了“幼稚园第一季度课程”，1931年开始对“行为课程进行”进行研究。1926年陶行知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以及《幼稚园之新大陆》等文，批评当时幼稚园的“三种大病”，决定将“外国的”“花钱的”“富贵的”幼稚园办成“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从而发动了幼儿教育的平民化运动。陈鹤琴、张宗麟等加入其中，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三、新中国的学前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领导人民改造全国儿童教育的政治条件。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获得通过。《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当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民，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国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不就的1949年12月，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同时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

根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文化教育政策和方针，首先接管了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学前教育机构，接受了原来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办学的幼稚园及孤儿院、慈幼院、育婴堂等。其次，从幼教机构的服务方向上、教育内容上进行了初步改革。

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颁布了《学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实施幼儿教育的组织俄日幼儿园，确立了幼儿园教育制度。

注：我国幼儿教育机构名称的变化：

1903年清政府颁发的“癸卯学制”将幼儿教育机构定名为“蒙养院”。1912-1913年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将“蒙养院”更名为“蒙养园”。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的“壬戌学制”将“蒙养园”更名为“幼稚园”。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幼稚园”更名为“幼儿园”。

要对解放前的幼稚教育进行根本改造，最终要改造幼儿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幼儿教育的改造是在学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的幼教理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苏联的幼教理论与旧中国流行的儿童本位的幼稚教育有较大的差别。它强调教育和环境在儿童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强调系统知识对儿童智能发展的影响，因而“教学”活动被引入幼儿园；在课程设计与实施方面采用分科教学模式。

建国初期，学习社会主义苏联的学前教育制度和理论，这对社会主义学前教育方向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但也混杂着“左”的错误。在学习苏联幼教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教育部门开展对杜威儿童中心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的批判。

1958年-1976年，我国还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运动，即“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使我国幼教实践大起大落，直至于崩溃的边缘。例如，心理学被说成“伪科学”、尊重“儿童情趣”的思想被冠以“童心论”而遭到批判。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干扰作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人的个性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儿童和儿童教育也重新获得了解放。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心理学等一度被视为伪科学的学科又得到了成人，西方心理学流派以及教育学说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热”中逐步进入我国，皮亚杰、杜威、蒙台梭利、福禄培尔、科尔伯格等称为学前教育领域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学、心理学思想的同时，学前教育理论界还对解放前一批进步的教育家的学前教育学说和实践给予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学前教育实践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仅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对学前教育的发展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几乎都办有公开或内部发行的学前教育刊物。1987年，全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与长沙师范学院还合办了《学前教育研究》，这是一份学前教育的理论刊物，专门为学前教育的理论探索与新成果的面世提供舞台。

从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还对解放以后的学前教育观念和学前教育实践进了反思与改革。南京、北京等地的学者率先对“幼儿园综合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这种综合性体现为三个方面和三个层次。三个方面的综合是指教育内容的综合、教育手段的综合、教育过程的综合，三个层次的综合是指主体活动的综合、一日活动的综合、个别活动的综合。综合教育和分科教学模式相比，从组织形式、教育内容到儿童观和教育观都是不同的，幼儿园综合教育更强调教育过程中儿童的主体地位，更尊重儿童的学习兴趣和成长的需要，因为是一个进步。由于综合教育相有诸多有点，因此，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幼儿园综合教育研究对我国学前教育有重要影响外，“素质教育”思潮对学前教育也有很重要影响。“素质教育”的思想大致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素质教育”的提出，是在反对“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提出的。应试教育的节本内容是间接经验，主要形式是课堂教学，强调按照社会对人才的理解而“塑造”年轻一代。。这些缺陷在我国学前教育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由于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与成人明显不同，学前教育更迫切地需要反对应试教育存在的弊端。所以素质教育的思想为学前教育界所欢迎。

素质教育思潮的实质是促进教育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从幼儿园的综合教育研究到素质教育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世纪之交，我国教育包括学前教育正在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迈进。

第四篇：新课标中国现在诗歌散文欣赏之埃菲尔铁塔沉思

埃菲尔铁塔沉思

张抗抗

在印象的底版中，它只是比一座电视剧塔略高些的大铁架；而在视线所及的图像中，它又淹没在巴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间，只露给你一个纤瘦的顶部。即使是在它对面的人类博物馆广场的喷泉边上眺望它，它也似乎只是一个小摆设，甚至，有那么一点被压抑的冷峻。

我总没有想到它竟会如此之高－－当你来到它的面前，站在它的脚下的时候；当你尚未抬头，仅仅只感觉到它笼罩的阴影的时候，当你完全抬起头，却望不到它的全部，而要向后仰着身子，扶住你的帽子或眼镜儿，眯着眼寻找天空的时候，你才会确实地明白它的高度，明白它的气势，明白它的骄傲。

这是一个广场，一块空地。它从一个平凡的基点拔地而起，不需要铺垫和过渡，那么轻易而又无情地甩下了世俗的浮尘，傲慢地兀立云端，俯视全城„„

我是要登塔的。上去寻觅它的眼睛、窥视它的灵魂。它太高了，世人的眼，难以与它平行。我是要上去的，默默企望一次没有国界的超越，一次没有阶梯的升华。

我凝视它，仰望它，唯独没有、没有膜拜它。我相信它不是不可企及的。它只是有点儿象一座火箭发射基地，不知要把它的客人们送往哪里。

我听到耳边的风呼呼响，紧张地抽搐着的风，拍打你，推动你，如巨鸟扑翼，直贯长空。你是一记雷声，一道阳光，一束电波，一条飞船，轻轻扬扬却又闪电般地穿过大气层，突破大气层，抛开大气层。我睁开眼，密封的电梯舱内，四周是人。风被隔绝在远远的脚下与上天，只是在鞭笞我的神经。风在这里变成了速度，变成了晕眩－－我只觉得地面迅疾地脱离我的脚跟，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坠落。笔直地、赤裸裸地坠落下去，如悬崖上坠落的石块，无遮无拦，无法无天地要去撞击地层深处。地壳在下陷，在沉没。而四处空荡荡，一片汪洋，一个无可攀挂，无可扶靠、无可呼救的绝境。人竟是如此孤立无援，如此微不足道么？我有些惧怕，又有些怜悯自己。我为瞻仰它的伟大与雄奇，才执意汇入登塔的人群，奇怪的是我竟然感觉不到电梯的上升。我只是觉得从我登上铁塔的那一刻起，巴黎便开始庄严地降落。它疯狂地钻入地底。我透不过气来，这透明的铁盒子，快闭上你恶魔的眼睛，我想出去！

巴黎依然在飞速下沉。我无可逃遁。蓝天在黑色的云缝里闪烁－－那些黑色的原始森林一般的钢架，从我的头顶两边炸裂开去。是用那透明的铁盒子撞开的么？就象汽车的窗玻璃掠开路旁的树枝。蓝天忽然近了，又忽然远了，远得更加冷酷。永远被那一双双黑色的手臂阻拦着。时而又是无数根钢缆铁索，缠绕你，勒紧你，使你永远无法到达那个超然于一切之上的境界。

无意间，我抬头仰视，砰然心跳－－我忽然发现了自己是在上升，那钢缆挣断了，那黑手垂落了，那云朵变得浓亮了，可是，透明的铁匣子还在疯狂地往上升，一个劲地向上升，象是要冲破什么，又象是要挣脱什么，咯咯地向上，象是咬着牙根的声音，象是绷紧骨骼的声音，固执而又痴迷地向上升。它象是永远也升不到头了，永远也不会停下来了。因为它无论升得多高，仍然无法接近它－－那个蓝色的梦想。

我曾以为自己象火箭一样被发射出去了呢；我曾以为我离开了地面；我曾以为我离天空很近很近了－－当我同隔绝的风在一起的那些瞬间。

我们走出透明的铁匣子，阳光似乎仍然是那么不冷不热。天空仍然是那么不远不近。巴黎城，安然无恙地静卧在绿丛带似的塞纳河两岸。只有小轿车变成了玩具；房屋变成了模型，人呢？可惜我没有带望远镜。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高了（虽然我永远也弄不清那个字），－－我有多高铁塔就有多高。那是一座有弹性的铁塔呀。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大了，－－“那是巴黎圣母院！”“那是蓬皮杜艺术中心！”“那是蒙马特教堂！”“那是小纽约！” 巴黎多大铁塔就有多大。也许还不止。一本书上说过，万里无云时，塔顶上可望到外省„„

从神经中解放出来的风，无忌地挑逗着铁塔，摇憾它、敲打它。

我曾以为那历经一百多年风雨的锈铁会呻吟，会晃悠颤栗„„据说它的最大摆度是十八厘米，此时它却纹丝不动，不必担心它会断裂倒塌。这在工业革命的辉煌中屹立的巨人，似乎雄心勃勃地要同那天边席卷而来的新浪潮作一番耐力的较量。它不会退出，不会退出的，虽然它已是上一个时代的标记，一百年前它却曾经是作为一个标新立异的怪物，在一片嘘声里，诞生于巴黎城的古迹之中的。

塔顶平台上游人如云，这威严古板的铁塔，我原以为你是拒人之外，高傲无情的－－我却发现你是一个不露声色的老父，将那各种肤色各种头发的孩子都拥在你的怀里，一任他们纵情玩乐、观赏，又走散去，天涯海角，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在你的视野里„„

有一对少年在塔顶的窗边接吻，多么高的吻。有一对青年在电梯里接吻，多么快的吻。铁塔是仁慈的，温暖的。假如我不到铁塔来，我将永远对它存有那么无知的偏见和戒心„„

我不知我应该怎样下去，或者说，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再下去。人到达过那样的高处，对地面便有了淡漠；人有过那样的恐惧，对安全便有了蔑视；人走近过那蓝色的梦想，又不得不回到原处，便偿到探险的悲哀。因为那不是山的高度，不是悬崖的恐惧，而是人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真实创造，是一个永远矗立的丰碑。你没有接近过它，你便没有权利轻视；有一日它终会化成一堆废铁，但它曾独一无二地存在过。

当它存在的时候，在巴黎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它雄奇，却也孤独。它没有对话者。只有风，只有云，只有鸟，是它寂寞的伴侣。无数双温热的手抚摸它冰凉的铁杆，它的内心却依然孤独。

它从没有对人说过，当年曾经被保守的巴黎强烈排斥和憎恶的铁塔，后来为什么竟成了巴黎城市的一个象征。

作者简介：

张抗抗，1950年生，女，浙江杭州人。有长篇小说《隐形伴侣》、短篇小说集《爱的权利》、散文集《橄榄》等。

第五篇：读书笔记之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前言

中国古代，是以“皇帝为本”，国家是为了皇帝而存在的，一切以皇帝的利益为核心。皇帝制度，即专制制度，决定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

前半部分讲述中国古代五个奇特的皇帝现象，后半部分讨论专制主义为什么在中国最烈。通过对皇帝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巩固的梳理，找出我们的专制性格和奴隶性格的根源。

（1）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有哪些？除了家长制、祖先崇拜、集体主义取向等，还有什么？（2）中国的国民性格有哪些？为什么会这样？

（3）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比如对思想的控制等等。

皇冠下的五种表情

1.王莽：工作狂，要做一个完美的道德标准。例子叫二儿子自杀，造成全国轰动。后面的政策，都是以道德作为立足点。比如恢复古田制度，平均土地，得罪富豪与普通民众。禁止奴隶，瞬间360万奴隶失业；盐田专制，杜绝高利贷的剥夺，但是自由市场的破坏；

2.杨广：聪明热情，事业心极强的人。被大业压垮，急于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

3.朱元璋：被迫害妄想狂，代表整个民族的心理问题。悲惨的童年让他没有安全感，变成了虐待狂，希望奴役他人。具有反社会型人格特征。囤积心向，不信任别人，建筑高强保护自己，导致放大外界的威胁，对人们的自由外出和言论有天然的恐惧，最后制定闭关锁国的政策。4.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

5.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传统的教育是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比如国家不好是因为奸臣当道。无法明白事物的复杂性，导致采取的结果就是大变、快变、全变。

皇帝制度的三个角度

一、皇帝：最不幸的人。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皇权的巨大，没有边界，荣耀无比，但也是他们最不幸的原因。每个细节做到极致，以便彰显皇权。如食物（100道菜）、衣服（1个月49套衣服）、出门修一条新路。形式主义的社会，中国精神的精髓。

过早出现的庞大的国家导致的一元化管理，所有事情一刀切。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暗含的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严格的等级制度，单向的权利，即对上绝对服从，对下绝对权威。再通过礼制来强化，扩大等级差距，使控制更加有力，这也是君王浪费的形式主义的原因。

中西方的帝王的不同

1.权利的结构上的不同，分权与集权

西方皇帝的权利的限制，（1）教皇的神权（2）完善的罗马法形成的法律效力（3）贵族阶级的约束。贵族是皇帝的合作伙伴，不是上下隶属的关系。

中国皇帝（1）寿命短（2）非正常死亡率高（3）生存压力大，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多，如刘子业，刘昱，精神分裂，杀人成性。猪王宋明帝刘彧，暴饮暴食来缓解压力。北齐文宣帝病理性激情，杀妻，取其身体做琵琶，弹唱饮酒后痛哭，厚葬。

皇帝需要极力保护皇权，由此导致（1）高度精神紧张（朱元璋）（2）劳累（雍正，13年1200万字，日均400件）（3）刻板的生活。唯一的逃避方式就是饮酒和性。

西方皇帝国家小，事务少，权利小。国家主要在法律运行，不必事必亲躬。天天开party。

2.中西方帝王产生的不同

中国帝王的特点：（1）法力无边（2）流动性强，强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彩票性质，不成功便成仁。杀戮、阴谋和叛乱不断。父子、母子残杀（后赵皇帝石虎，北齐规定“子为储君，母当赐死）、汉武帝杀妻、秦始皇唐太宗兄弟残杀。

西方的王位必须由国王血统继承人，通过战争、继承以及选举的方式产生。西方争夺王位反而显得戏剧性，如玫瑰之战，双发打出感情，然后合并，开创都铎王朝。

3.皇权的发展趋势不同

中国皇帝的权力是扩张之势，英国是随时间流逝而日渐减少。中国统治者是日益把民族关进越来越严密的笼子，从身体到精神的控制。英国是民众逐步把国王装进了笼子。

中国的民族精神本质是一种东方特有的专制和奴役精神。只有服从和奴役，没有精神独立和主体意识的自由。

二、秦始皇：历史下的蛋 1.关于统一的制度的争论

（1）中国：纵向相互统属，分出等级。（荀子：两贵不能相事，两贱不能相使）（2）希腊：横向相互制约，防止专制。

2.中西方政治信条的不同

（1）中国古代政治信条：不平等导致稳定。荀子人性本恶，人无限欲望导致混乱，需要礼仪规范人享受的的不同，不同程度抑制欲望，达到安定的目的。皇帝是顶端，应当奢侈。

尊君卑臣（管子：治国之道，君主大权独掌。乱国之道，大臣以术邀权）（2）希腊政治信条：平等才能创造和谐。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提倡人治、自由、平等、分权等现代民主理论。

3.改革的方向（1）公民权利

商鞅：囚禁，剥夺自由。（诸子百家的尊君和荀子的人性本恶）梭伦：解放，肯定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2）商业

商鞅：抑商重农，以道德为理由，谴责商人欺诈。梭伦：重商（3）打击贵族势力

商鞅：郡县制（左传：崔杼杀齐王的故事。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最好的例子），军功制。

集体主义出发 梭伦：个人主义出发

结果：皇帝无神权制约，本身就是神的代表；没有贵族势力的制约；社会控制力强，深入到个人；资源予取予求。

改革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社会结构的不同，一个是私有化程度高，公民意识强的社会，一个是集体主义社会，人生活在控制之中。最终导致希腊改革由普通民众推动，旨在人权、自由平等的目的。中国改革是君王主导，旨在皇权的扩大，一切从君主利益出发。

三、先秦：专制的源头

中国的禅让制：部落之间是不平等的，无发言权。决议由最高首领一言决定。不是制度，顶多是统治者偶然表现出来的作风而已。

原始民主制：部落之间是平等的，有发言权；族长是选举出来的。

诞生于暴力的政权，黄帝和炎帝都是军人。

投票产生的希腊式政权，没有暴力介入，而是自愿联合的结果。

中西方差异的推动力

父系社会的产生，中国人认为男人是小小造物主，特征是单向性、绝对性和参保性。

（1）由此中国人的反应是二十四孝，西方是对专制的反抗，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希腊神话的宙斯。（2）大陆与海洋

大陆生活条件优越，但具有封闭性，需要依靠权威的力量，形成集体主义的生活。崇尚农业，易形成权威。集体主义的形成抹灭了个人，无人格和人权可言。

由此形成的配套意识形态是孝道，这成了中国人全部伦理思考的依据，变成了中国人的原罪。赎罪的途径，一是绝对服从，二世死后供奉，让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礼乐制度成了维持这套伦理的原则。

由孝道的发扬，祖先崇拜变得兴起。祖先关注后代，会保佑后代的家园，生活以及赢得战争。但也会降祸，因此需要抚慰他的精神

中国文化的特征：早熟和停滞，发展最早和发展最慢的国家。构成社会的三大特征就是血缘社会、祖先崇拜和大一统专制思想。

文化：停滞不前

意识形态：在祖先崇拜阶段 经济：小农经济，无法走向商品经济

社会结构：一片散沙，无法形成社会分化和有效自我组织 人的素质：没有自我意识

思维阶段：直观思维、直线思维，无法进入抽象思维、实证主义思维，无法创造理论体系

世界观：实用主义阶段，一切为了现世、为了生存，没有超越生活的信仰、理论体系、自由探索和冒险精神。

希腊土地贫瘠，海洋文明的流动性强，很难形成征服和区服的关系。有政治宽容性、契约共享性和文化流动性。崇尚商业，不易形成权威。商业要求个人自由，由此减低人们对血缘关系的控制；还要求公平贸易，提出平等的要求；最后与私有制密不可分。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有这种特征？我们的民族性格是什么样的？

礼节、礼仪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现代社会对血缘关系的依赖发展出来的畸形的想法。真正的是靠个人能力、表达和说服，不是靠所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