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明镜季羡老

第一篇：百年明镜季羡老

百年明镜季羡老

梁衡

98岁的季羡林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初识先生是在90年代的一次发奖会上。新闻出版署每两年评选一次全国优秀图书，季老是评委坐第一排，我干一点宣布谁谁讲话之类的“主持”之事。他大概看我过哪一篇文章，托助手李玉洁女士来对号，我赶忙上前向他致敬。会后又带上我的几本书到北大他的住处去拜访求教。他对家中的保姆也指导读书，写点小文章。先生的住处是在校园北边的一座很旧的老式楼房，他住一层，朗润圆13号楼。那天我穿树林，过小桥找到楼下，一位司机正在擦车，说正是这里，刚才都从还出来看客人来了没有。房共两层，左边一套是他的会客间，卧室兼书房，不过这个只能叫书房之一，主要是用来写散文随笔的。我在心里给它一个名字叫“散文书屋”。著名的《牛棚杂忆》就产生在这里。一张睡了几十年的铁皮旧床，甚至还铺着粗布草垫，环墙满架是文学方面的书，还有朋友、学生的赠书。他很认真，凡别人送的书，都让助手仔细登记、编号、上架。到书多得放不下时，就编号送到学校为他准备的专门图书室去。他每天四时即起，就在床边的一张不大的书桌上写作。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学校里都知道，号称“北大一盏灯”。等到会客室里客人多时，就先把熟一点的朋友让到这间房 里。有一次春节我去看他，碰到教育部长来拜年，一会儿市委副书记又来，他就很耐心地让我到书房等一会儿。并没有一些大人物乘机借新客来就逐旧客走的手段。学校考虑到他年高，尽量减少打扰，就在门上贴了不会客之类的小告示，助手也常出面挡驾。但先生很随和，常主动出来，请客人进屋。助手李玉洁女士说：“没办法以，你看我们倒成了恶人。”这时你可以尽情地仰观满架的藏书，还可低头细读他写了一半的手稿。他用钢笔，总是那样整齐的略显扁一点的小楷。这套房子的对面还有一套东屋，我暗叫它“学术书房”。共两间房，全是季老治学之用的语言、佛教等方面的书，人要在书架夹道中侧身穿行。向南临窗也有一小书桌，是先生专著学术文章的地方。我曾带我的搞摄影的孩子，在这里为先生照过一次像。他就很慷慨地为一个孙辈小儿写了一幅勉励的字，是韩愈的那句：“业精于勤毁于随”，还要写上“某某小友惠存”。他每有新书出版，送我时，还要写上“老友或兄指正”之类，弄得我很紧张。他却总是慈祥地笑一笑问：“还有一本什么新书送过你没有？”有许多书我是没有的，但这份情太重，我不敢多受，受之一二本已很满足，就连忙说有了，有了。先生年事又高，一般我是不带人，或带任务去看他。只有一次，我住中央党校，党校离北大不远，党校办的《学习时报》大约正逢几周年，要我向季老求字。我就带了一个年轻记者去采访他。采访中记者很为他的平易近人 和居家生活的简朴所感动，那天助手李玉洁女士讲了一件事。季老很为目前社会上的奢费之风担忧，特别是水资源的浪费，我知道他是多次呼吁的，但没有办法。他就从自家做起，在马桶水箱里放了两块砖，这样来减少水箱的排水量。这位年轻的女记者，当时笑弯了腰，她不可理解，先生生活起居都有国家操心，自己何至于这样认真。以后过了几年，她每次见到我都提起那事，说季老可亲可爱就像家乡农村的一位老爷爷。后来他已住进301医院，为了整理老先生的谈话我还带过我的一位学生去他处，这位年轻人回来后也说，我总觉得先生就像是隔壁邻居的一位老大爷。我就是有这两次带外人去见他，不愿加重他的负担，但是后来我又一次住党校时，有一位学员认识他，居然带了同班十多个人去他的病房里谈话、合影。他们回来向我兴奋地炫耀，我却心里戚戚不安，老人也实在太厚道了。

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他是在24岁那一年，人生可塑可造的年龄留洋的啊，一去十年。以后又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怎么就没有一点洋味呢？近几年基因之说盛行，我就想大概是他身上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他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讲到小时穷得吃不饱饭，给一个亲戚割牛草，送草后磨蹭着等到中午，只为能给一口玉米饼子吃，现在仍极为节俭，害怕浪费，厌恶虚荣。每到春节，总有各级官场上的人去看他，送许多 大小花篮。他对这总是暗自摇头，我知道先生是最怕虚应故事的，有一年老同学胡乔木邀他同去敦煌，他当然想去，但一想沿途的官场迎送，便婉言谢绝。他住的病房门口的走廊上总是摆着一条花篮的长龙。花又大又房间放不下。要去找他的病房这成了一个标志。

后来我去看他，知道他的所好，就专送最土的最实用的东西。一次从香山下来，见到山脚下地摊卖红薯，很干净漂亮的红薯，我就买了一些直接送到病房，他极高兴。他很喜欢我的家乡出的一种“沁州黃”小米，只能在一片小范围的土地上长，过去是专供皇上的。现在人们有了经营头脑，就打起贡品的招牌，用一种肚大嘴小的青花瓷罐包装。先生吃过米后，却舍不得扔掉罐子，在窗台上摆着，说插花很好看。以后我就摸着脾气，宁送土不送洋，鲜花之类的是绝不带的。后来，聊的多了，我还发现一丝微妙，虽同是一批大学者，但他对洋派一些的人物，总是所言不多。

我到先生处聊天，一般是我说得多些，考虑先生年高，出门不便，我尽量通报一点社会上的信息。有时政、社会新闻，也有近期学术动态，或说到新出的哪一本书，哪一本杂志。有时出差回来，就说一说外地见闻。有时也汇报一下自己的创作。他都很认真地听。助手李玉洁说先生希望你们多来，他还给常来的人起个“雅号”，我的雅号是“政治散文”。他还就这个意思为我的散文集写过一篇序。如时间长了未见 面，他会问，“政治散文”怎么没有来。一次我从新疆回来，正在创作《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我谈到在伊犁采访林则徐旧事。虎门销烟之后林被清政府发配伊犁，家人和朋友要依清律出银为他赎罪，林坚辞不肯，不愿认这个罪。在纪念馆里有他的就此事给夫人的信稿。还有发配入疆，过“果子沟”时，大雪拥谷，车不能走，林父子只好下车趟雪而行，其子跪地向天祷告：“父若能早日得救召还，孩儿愿赤脚趟过此沟。”先生眼角已经饱含泪水。他对爱国和孝敬老人这两种道德观念是看得很重的。他说，爱国各国都爱，但中国人爱国观念更重些。欧洲许多小国，历史变化很大，惟有中国有自己一以继之的历史，爱国情感也就更重。他对孝道也很看重，说“孝”这个词是汉语里特有的，外语里没有相应的单词。我因在报社分管教育方面的报道，一次到病房里看他，聊天时说到儿童教育，他说：“我主张小学生的德育标准是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和睦伙伴。”并当即提笔写下这四句话，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虽旧，环境却好。门口有一水塘，夏天开满荷花。他有一文专记此事。是他的学生从南方带了一把莲子，他随手扬入池中，一年、两年、三年就渐渐荷叶连连，红花映日，在北大这处荷花水景也有个名字，就叫“季荷”。但2003年，就是中国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进了301医院，开始治疗一段还回家去住一 两次，后来就只好以院为家了。“留的枯荷听雨声”，季荷再也没见到它的主人，我也就无缘季荷池了。我到医院看先生时常碰到护士换药。是腿伤，要伸到伤口里洗浓涂药，近百岁老人受此折磨，令人心中不是滋味，他说不痛。助手说，哪能不痛，但先生从不言痛，医院都说他是最好伺候的，配合最好的模范病人。他很坦然地对我说，自己已老朽，对他用药已无价值。他郑重建议医院千万不要用贵药，实在是浪费。医院就骗他说，药不贵。一次护士说漏嘴：“季老，给你用的是最好的药。”这句话倒叫他心里长时间不安。不过他的腿疾却神奇般地恢复了。先生在医院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刚进来时住在聂荣臻元帅曾住过的病房里。我和家人去看他，一切条件都好，但有两条不便。一是病房没有电话（为安静，有意不装）；二是没有一个方便的可移动的小书桌。先生是因腿疾住院的，不能行走，站立，而他看书、写作的习惯却不能丢。我即开车到玉泉营买了一个有四个小轮的可移动小桌，下可盛书，上可写字。先生笑呵呵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我再去时，小桌上总是堆满书，还有笔和放大镜。后来先生又搬到301南院，条件更好一些。许多重要的文章，如悼念巴金、藏克家的文章都是在小桌板上，如小学生那样伏案写成的。他住院四年，竟又写了一本《病榻杂记》。

我去看季老大部分是问病，或聊天。从不敢谈学问。在我看来他的学问高深莫测，他大学时候受教于王国维、陈寅恪这些国学大师，留德十年，回国后与胡适、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潜、冯友兰、吴含、任继愈、藏克家、还有胡乔木、乔冠华等。“文革”前他创办并主持北大东语系20年。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经翻译、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种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语比较。试想我们现在要读古汉语已是多么吃力费解，他却去读人家印度还有西域的古语言，还要理出规律。我们平常听和尚念经，翁翁然，如蜂鸣，就是看翻译过来的佛经“揭谛揭谛波罗密揭谛”也不知所云，而先生却要去研究分辨对比这些经文是梵文的还是那些已经消失的西域古国文字，又研究法显、玄奘如何到西天取经，这经到汉地以后如何翻译，只一个“佛”就有：佛陀、浮陀、浮图、勃陀、母陀、步他、浮屠、香勃陀、步他等20多种译法。不只是佛经、佛教，他还研究印度古代文学、翻译剧本《沙恭达罗》、史诗《罗摩衍那》。他不像专攻古诗词或古汉语、古代史的学者，是直接在自己的领地上打天下，享受成果和荣誉，他是在东依稀可辨的方古文字中研究东方古文学的痕迹，在浩渺的史料中寻找中印交流与东西方交流的轨迹，及那些思想、文化的源流。比如他从梵文的“糖”字考证中竟如茧抽丝，写出一本80万字的《糖史》，真让人不敢相信。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像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稍一涉足就会迷路而不得返。我对这些实在心存恐惧，所以很长时间没敢问及。但是就像一个孩子觉得糖好吃就忍不住要打听与糖有关的事，以后见面多了，我还是从旁观的角度提了许多可笑的问题。

我说您研究佛教，信不信佛？他很干脆地说：“不信”。这让我很吃一惊，中国知识分子从苏东坡到梁漱溟，都把佛学当作自己立身处世规则的一部分，先生却是这样的坚决。他说：“我是无神论，佛、天主、耶苏、真主都不信。假如是研究一个宗教，结果又信这个教，说明他不是真研究，或者没有研究通。”

我还有一个更外行的问题：“季老，您研究的那些外国的古代的学问，总是让人觉得很遥远，对现在的社会有什么用？”他没有正面回答，说：“学问，不能拿有用还是无用的标准来衡量，只要精深就行。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是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牛顿当时如果只想有用无用，可能早去经商发财去了。事实上，所有的科学家在开始研究一个原理时都没有功利主义地问有何用，只要是未知，他就去探寻。研究结果出来后，有没有用，那是后人的事。而许多时候，科学家、学者都是没有结果地默默奉献。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的那一份平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有一次我带一本新出的粱漱溟的书去见他。他说我崇拜粱漱溟，我就乘势问：“您还崇拜谁？”他说：“并世之人，还有彭德怀。”这又让我吃一惊。一个学者怎么最崇拜的是一个将军。他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敢说真话，这一点不简单，很可贵。”我又问：“接着还有可崇拜的人吗？”“没有了”。他又想了一会：“如果有的话，马寅初算一个。”我没有再问。我知道希望说真话一直是心中隐隐的痛。为此他在文革结束十年后又写作出版了《牛棚杂忆》

当他知道巴金去世时，在病中写了《悼巴金》，特别提到巴老的《真话集》。我看着他，老人端坐在小桌后面的沙发里，挺胸，目光看着窗户一侧的明亮处，两道长长的寿眉从眼睛上方垂下来，那样深沉慈祥，前额刻着的皱纹、嘴角处的楞线，连同身上那件特有的病袍，显出几分威严。我想起先生对自己概括的一个字“犟”，这一点他和彭总，马老是相通的。不知怎么，我脑子里又飞快地联想到先生的另一个形象。一次大会堂开一个关于古籍整理的座谈会。任继愈老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说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只限定一定资格的学者才能借阅。季先生带的研究生要查阅，但无资格。先生就陪着他到北图，借出书来让学生读，他端坐一旁等着，如一幅寿者课童图。渐渐，这与他眼前端坐病室的身影叠加起来，历史就这样洗磨出一位百岁老人，一个经历了由清至 9 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其间又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

近几年我越来越觉得应该为先生做点事，便整理一点与先生的谈话，后来先生的眼睛又近似失明，他题字时几呼是靠惯性，笔一停就连不上了。我又想到先生不只是一个很专业学者，他的思想、精神和文采应加快普及和传播。于是去年建议帮他选一本面对青少年的文集，他欣然应允，并自定题目，自题书名。在编辑思想时，他一再说：“我这一生就是一面镜子。”我就写了一篇短跋，表达我对先生的尊敬和他的社会意义。去年这套《季羡林自选集》终于出版，想不到这竟是我为先生做的最后一件事。而谈话整理，总是各种打扰，惜未做完。

现在我翻着先生的著作，回忆着与他无数次的见面，先生确是一面镜子，一面百年的明镜。在这面镜子里可以照出百年来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可以照见我们自己的人生。

2009年7月12日季老仙逝第二日

第二篇：季羡《重返哥廷根》散文

季羡林是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一起来看看《重返哥廷根》散文，仅供大家参考！谢谢！

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我又回到这个离开祖国几万里的小城来了。

我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难道是一个梦吗？我频频问着自己。这当然是非常可笑的，这毕竟就是事实。我脑海里印象历乱，面影纷呈。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人，想到了；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事，想到了。我那一些尊敬的老师，他们的笑容又呈现在我眼前。我那像母亲一般的女房东，她那慈祥的面容也呈现在我眼前。那个宛宛婴婴的女孩子伊尔穆嘉德，也在我眼前活动起来。那窄窄的街道、街道两旁的铺子、城东小山的密林、密林深处的小咖啡馆、黄叶丛中的小鹿，甚至冬末春初时分从白雪中钻出来的白色小花雪钟，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都一齐争先恐后地呈现到我眼前来。一霎时，影像纷乱，我心里也像开了锅似的激烈地动荡起来了。

火车一停，我飞也似的跳了下去，踏上了哥廷根的土地。忽然有一首诗涌现出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鬃毛衰。

儿童相看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怎么会涌现这样一首诗呢？我一时有点茫然、懵然。但又立刻意识到，这一座只有十来万人的异域小城，在我的心灵深处，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我曾在这里度过整整十年，是风华正茂的十年。我的足迹印遍了全城的每一寸土地。我曾在这里快乐过，苦恼过，追求过，幻灭过，动摇过。这一座小城实际上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道路。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在我的心灵上打上永不磨灭的烙印。我在下意识中把它看作第二故乡，不是非常自然的吗？

我今天重返第二故乡，心里面思绪万端，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感情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重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似欣慰，似惆怅，似追悔，似向往。小城几乎没有变。市政厅前广场上矗立的有名的抱鹅女郎的铜像，同三十五年前一模一样。一群鸽子仍然像从前一样在铜像周围徘徊，悠然自得。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声呼哨，飞上了后面大礼拜堂的尖顶。我仿佛昨天才离开这里，今天又回来了。我们走下地下室，到地下餐厅去饭。里面陈设如旧，座位如旧，灯光如旧。连那年轻的服务员也仿佛是当年的那一位，我仿佛昨天晚上才在这里吃过饭。广场周围的大小铺子都没有变。那几家著名的餐馆，什么“黑熊”、“少爷餐厅”等等，都还在原地。那两家书店也都还在原地。总之，我看到的一切都同原来一模一样，我真的离开这座小城已经三十五年了吗？

但是，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江山如旧，人物全非。环境没有改变，然而人物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我在火车上回忆到的那一些人，有的如果还活着的话年龄已经过了一晨岁，这些人的生死存亡就用不着去问了。那些计算起来还没有这样老的人，我也不敢贸然去问，怕从被问者的嘴里听到我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我只绕着弯子问上那么一两句，得到的回答往往不得要领，模糊得很。这不能怪别人，因为我的问题就是模糊不清。我现在非常欣赏这种模糊，模糊中包含着希望。可惜就连这种模糊也不完全遮盖住事实。结果是：

访旧半为鬼

惊呼热中肠

我只能在内心里用无声的声音来惊呼了。

在惊呼之余，我仍然坚持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旧。首先我要去看一看我住带整整十年的房子。我知道，我那母亲般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早已离开了人世，但是房子却还存在。那一条整洁的街道依旧整洁如新。从前我经常看到一些老太太用肥皂来洗刷人行道，现在这人行道仍然像是刚才洗刷过似的，躺下去打一个滚，决不会沾上一点尘土。街拐角处那一家食品商店仍然开着，明亮的大玻璃窗子里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食品。主人却不知道已经换了第几代了。我走到我住过的房子外面，抬头向上看，看到三楼我那一间房子的窗户，仍然同以前一样摆满了红红绿绿的花草，当然不是出自欧朴尔太太之手。我蓦地一阵恍惚，仿佛我昨晚才离开，今天又回家来了。我推开大门，大步流星地跑上三楼。我没有用钥匙去开门，因为我意识到，现在里面住的是另外一家人了。从前这座房子的女主人恐怕早已安息在什么墓地里了，墓上大概也栽满了玫瑰吧。我经常梦见这所房子，梦见房子的女主人，如今却人去楼空了。

我在这里度过的十年中，有愉快，有痛苦，经历过轰炸，忍受过饥饿。男房东逝世后，我多次陪着女房东去扫墓。我这个异邦的青年成了她身边的唯一的亲人。无怪我离开时她号啕痛哭。我回国以后，最初若干年，还经常通信。后来时移事变，就断了联系。我曾痴心妄想，还想再见她一面。而今我确实又来了哥廷根，然而她却再也见不到，永远永远地见不到了。

我徘徊在当年天天走过的街头，这里什么地方都有过我的足迹。家家门前的小草坪上依然绿草如茵。今年冬雪来得早了一点，十月中，就下了地场雪。白雪、碧草、红花，相映成趣。鲜艳的花朵赫然傲雪怒放，比春天和夏天似乎还要鲜艳。我在一篇短文《海棠花》里描绘的那海棠花依然威严地站在那里。我忽然回忆起当年的冬天，日暮天阴，雪光照眼，我扶着我的吐火罗文和吠陀语老师西克教授，慢慢地走过十里长街。心里面感到凄清，但又感到温暖。回到祖国以后，每当下雪的时候，我便想到这一位像祖父一般的老人。回首前尘，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我也没有忘记当年几乎每一个礼拜天都到的席勒草坪。它就在小山下面，是进山必由之路。当年我常同中国学生或德国学生，在席勒草坪散步之后，就沿着弯曲的山径走上山去。曾在俾斯麦塔，俯瞰哥廷根全城；曾在小咖啡馆里流连忘返；曾在木森林中茅亭下躲避暴雨；曾在深秋时分惊走觅食的小鹿，听它们脚踏落叶一路窸窸率率地逃走。甜蜜的回忆是写也写不完的。今天我又来到这里，碧草如旧，亭榭犹新。但是当年年轻的我已颓然一翁，而旧日游侣早已荡若云烟，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远走高飞，到地球的另一半去了。此情此景，人非木石，能不感慨万端吗？

我在上面讲到江山如旧，人物全非。幸而还没有真正的全非。几十年来我昼思梦想最希望还能见到的人，最希望他们还能活着的人，我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居然还都健在。教授已经是八十三岁高龄，夫人比他寿更高，是八十六岁。一别三十五年，今天重又会面，真有相见翻疑梦之感。老教授夫妇显然非常激动，我心里也如波涛翻滚，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们围坐在不太亮的电灯光下，杜甫的名句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四十五年前我初到哥廷根我们初次见面，以及以后长达十年相处的情景，历历展现在眼前。那十年是剧烈动荡的十年，中是插上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没有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最初几年，我每次到他们家吃晚饭时，他那个十几岁的独生儿子都在座。有一次教授同儿子开玩笑：“家里有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到学校去又可以张扬吹嘘一番了。”哪里知道，大战一爆发，儿子就被征从军，一年冬天，战死在北欧战场上。这对他们夫妇俩的打击，是无法形容的。不久，教授也被征从军。

他心里怎样想，我不好问，他也不好说。看来是默默地忍受痛苦。他预订了剧院的票，到了冬天，剧院开演，他不在家，每周一次陪他夫人看戏的任务，就落到我肩上。深夜，演出结束后，我要走很长的道路，把师母送到他们山下林边的家中，然后再摸黑走回自己的住处。在很长的时间内，他们那一座漂亮的三层楼房里，只住着师母一个人。

他们的处境如此，我的处境更要糟糕。烽火连年，家书亿金。我的祖国在受难，我的全家老老小小在受难，我自己也在受难。中夜枕上，思绪翻腾，往往彻夜不眠。而且头上有飞机轰炸，肚子里没有食品充饥，做梦就梦到祖国的花生米，有一次我下乡去帮助农民摘苹果，报酬是几个苹果和五斤土豆。回家后一顿就把五斤土豆吃了精光，还并无饱意。

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我的学习、写论文、参加口试、获得学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教授每次回家度假，都听我的汇报，看我的论文，提出他的意见。今天我会的这一点点东西，哪一点不饱含教授的心血呢？不管我今天的成就还是多么微小，如果不是他怀着毫不利己的心情对我这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的青年加以诱掖教导的话，我能够有什么成就呢？所有这一切我能够忘记得了吗？

现在我们又会面了。会面的地方不是在我所熟悉的那一所房子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别人告诉我，他已经把房子赠给哥廷根大学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把汽车卖掉，搬到这一所养老院里来了。院里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据说，饭食也很好。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多半行动不便。对他们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实际上等于聋子的耳朵。他们不是来健身的，而是来等死的。头一天晚上还在一起吃饭、聊天，第二天早晨说不定就有人见了上帝。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如何，概可想见。话又说了回来，教授夫妇孤苦零丁，不到这里来，又到哪里去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教授又见到了自己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弟子。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又是多么高兴，我无法加以描绘。我一下汽车就看到在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哩。他瞪着慈祥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叛若两人了。师母还专为我烹制了当年我在她家常吃的食品。两位老人齐声说：“让我们好好地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吧！”他们现在大概只能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我问老教授还要不要中国关于佛教的书，他反问我：“那些工本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又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他说：“我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我想，不久就要打住了！”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来看，老两口的意见还是有一些矛盾的。看来这相依为命的一双老人的生活是阴沉的、郁闷的。在他们前面，正如鲁迅在《过客》中所写的那样：“前面？前面，是坟。”

我心里陡然凄凉起来。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我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一旦我离开这里，他们又将怎样呢？可是，我能永远在这里呆下去吗？我真有点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呆些时候。但是，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站起来，想告辞离开。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才十点多钟，时间还早嘛！”我只好重又坐下。最后到了深夜，我狠了狠心，向他们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老教授一直把我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样子是难舍难分。此时我的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嘴里传到自己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汽车。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过了两天，我就离开了哥廷根。我乘上了一列开到另一个城市去的火车。坐在车上，同来时一样，我眼前又是面影迷离，错综纷杂。我这两天见到的一切人和物，一一奔凑到我的面前来；只是比来时在火车上看到的影子清晰多了，具体多了。在这些迷离错乱的面影中，有一个特别清晰、特别具体、特别突出，它就是我在前天夜里看到的那一座塑像。愿这一座塑像永远停留在我的眼前，永远停留在我的心中。

1980年11月在西德开始

1987年10月在北京写完

第三篇：老鼎丰百年中秋策划

老鼎丰百年中秋策划

策划人：祝超

策划时间：2011年8月10日

策划适用时间段：2011年8月19日至9月12日

公司简介 老鼎丰是国内贸易部首批命名的中华老字号，有近200年的历史，有独特工艺、百年商誉等优良无形资产，久负盛名的哈尔滨老鼎丰糕点厂始建于1911年，2004年6月更名为哈尔滨老鼎丰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服务宗旨，实施名牌战略，产品质量逐年提高。多年来，老鼎丰牌各式糕点、月饼经过国家省、市、区质检部门、卫生防疫部门的多次抽检全部合格。企业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产品质量标准执行Q/HLD1—30—2002，各项指标先进。老鼎丰糕点配方科学、工艺独特、用料考究、制作精良，结合不同层次的需求，生产糕点上千种。其中月饼八大系列66套、217个花样。老鼎丰牌糕点、月饼自1981年起，连续多次被评为国优、部优、省优产品；2002年老鼎丰牌糕点、月饼被评为“哈尔滨名牌”产品称号，老鼎丰牌商标被评为哈尔滨市著名商标；2005年被评为“黑龙江省名牌”、“哈尔滨名牌”，老鼎丰牌商标再次被评为哈尔滨市著名商标，同时被评为“省著名商标”，老鼎丰牌月饼被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评为“中国名牌月饼”，老鼎丰食品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

一．活动时间

2011年8月19日至9月12日

二．活动地点

哈市中央大街中央商城门口

三．活动口号

世纪经典，香飘百年——老鼎丰月饼，传递最珍贵的情 四．策划目的

中秋节将至，恰逢老鼎丰百年华诞，老鼎丰特推出大型派送活动以回馈消费者。通过本次策划，提高老鼎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消费者更认可老鼎丰，在进行购买时首先考虑老鼎丰，从而增加经济效益。

五．当前营销环境的分析

（1）同类商品的市场环境

中秋节即将到来，哈市月饼市场竞争激烈，米旗月饼以名模林志玲为形象代言人，以“米旗月饼，给最重要的人”为广告语，平面广告以铺天盖地之势占据了哈市的大街小巷，全国连锁品牌好利来以及其它品牌月饼也对老鼎丰构成不小的竞争压力。面对同行的挑战，老鼎丰的平面宣传略显不足，除了广告牌数量较少之外，有口皆碑的广告语，也只强调了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对月饼促销支持力不足，不能很好表现老鼎丰月饼对礼品消费的价值。（2）市场状况和发展前景

月饼象征团圆，是中秋的必备食品。而中秋吃月饼的习俗，据说是由元末流传下来的。相传元朝时，中原广大人民不甘受蒙古人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欲联合反抗力量，但元官兵搜查严密，苦于无从传递消息。所以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王昭光制造饼子，将写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使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因而一举推翻元朝，为了纪念这一功绩，因而中秋吃月饼的习俗也就传了下来。不论月饼源于何代，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以饼之圆兆人之常生，用月饼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盼丰收、幸福，皆成天下人们的心愿。有人以为吃月饼和送月饼，自古以来就与中秋节有关。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初唐时，原来农历八月只有初一是节日，而无十五这个节日。相传，后来唐明皇曾于八月十五夜游月宫，这样民间才把八月十五这一天作为中秋节。到了中唐，人们始在八月十五之夜登楼观月，而当时还没有月饼出现。说到月饼的出现最早是在南宋的时候。不过当时的月饼与中秋节毫不相干，那时的月饼与现代月饼亦大不相同，只是作为蒸食品在饮食市场出现而已。月饼真正与中秋节有联系是在明代。当时，北京城市里出现了一种以果做馅的月饼，而人们在中秋节这一天自己制作月饼，用于自食和赠于良朋亲友，以表达团圆和祝贺之意。那时的月饼大小和形状很不规范，差别甚大，其名称也颇特别。比如，山西省介休县一带在中秋节这天，当地老百姓已有合家围坐分食团圆月饼的习俗。关于月饼的制作技术，在明代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当时一些月饼的饼面上，我国月饼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花样不断翻新，品种不断增加，地区的差异使品种外观、口感、味道各具独特风格。我国月饼品种繁多，按产地分有：苏式、广式、京式、宁式、潮式、滇式等；就口味而言，有甜味、咸味、咸甜味、麻辣味；从馅心讲，有五仁、豆沙、冰糖、芝麻、火腿月饼等；按饼皮分，则有浆皮、混糖皮、酥皮三大类；就造型而论，又有光面月饼、花边月饼和孙悟空、老寿星月饼等。目前，全国月饼可分五大类：京、津、广、苏、潮。花色近似，但风味却迥然不同：京津月饼以素字见长，油与馅都是素的；而广式月饼则轻油而偏重于糖；苏式的则取浓郁口味，油糖皆注重，且偏爱于松酥；潮式月饼身较扁，饼皮洁白，以酥糖为馅，入口香酥。其它如云南的“滇式月饼”、宁波的“宁式月饼”、上海的“沪式月饼”、厦门的“庆兰月饼”、福州的“五仁月饼”、西安的“德懋恭”水晶月饼、哈尔滨的“老鼎丰牌”月饼、扬州的“黑麻月饼”、绍兴的“干菜月饼”、北京的“稻香村月饼”、济南的“葡萄软馅”月饼和“水晶豆蓉”月饼等著名品种，风味特点各有千秋。月饼款式以产地分，可分为京式、广式、苏式、台式、滇式、港式、潮式、甚至日式等。若按原料、制法等分，则除传统的酥皮月饼外，还有果蔬月饼、冰皮月饼、酥皮月饼、茶叶月饼、椰奶月饼、海味月饼、药膳月饼、音乐月饼、迷你月饼等。还有儿童喜食的像形月饼，如猪仔饼、狮子饼等。

目前全国有像稻香村、味多美、仿膳等60多家成规模的月饼生产厂家，另外还有很多酒店、饭店也自己做月饼，加上一些大单位的食堂也会在节日期间自制月饼，这样算下来，全国差不多有1万多家餐饮企业在制作月饼。2008年月饼市场年销售额约110亿元，出口交货值5亿元人民币，年生产量约22万吨。从2008年总体情况看，部分企业销量与2007年基本持平，部分品牌企业增长幅度在6%~9%；国家质检总局对月饼专项抽检合格率达到98.1%，国家工商总局的月饼抽检合格率为98%，从行业整体质量水平看较为稳定，月饼食品安全系数较高。2008年市场却出现销售平淡、销售高峰期缩短、品牌跨区域营销等市场特点，众多烘焙厂商首尝行业困局滋味。2009年全国月饼产量为25万吨，销售额为120亿元；09年上海月饼总产量、总销售额与2008年持平，有5%左右的小幅增长。（3）市场机遇问题

脱氧保鲜剂，每年花费几千万

在本地月饼生产企业大户，淄博万家乐食品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月饼单粒包装中的一袋真空包装的脱氧保鲜剂。曹修华介绍，万家乐的脱氧保鲜剂是从广东中山市购买的，根据保鲜剂的克数不同，它的价位也在每包0.03-0.07元之间不等，以每包平均0.05元计算，万家乐仅月饼一项，每年在脱氧保鲜剂方面的支出费用是15万元。淄博欧尚食品厂总经理何超表示，欧尚月饼的脱氧保鲜剂是从南京一家公司购买的。公司销售的月饼每年至少需要几十万包脱氧保鲜剂，以每包平均0.05元计算，欧尚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费用也在5万元左右。据了解，淄博市也有生产食品脱氧保鲜剂的企业。但上述两家企业的负责人均表示，为了保证月饼的品质，他们还是愿意从外地成熟的企业购买脱氧保鲜剂。据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估算：淄博市大大小小的食品企业几百家，每年使用脱氧保鲜剂的花费约达几千万元。

高档月饼礼盒，多是南方造

讲究档次和好看的礼盒月饼，离不开色彩艳丽、外形精美的月饼礼盒。据了解，本地几家月饼生产企业用的高档月饼礼盒均是南方企业承印的。曹修华说，万家乐的礼盒月饼，售价在30元以下的所用礼盒由本地企业生产，30元以上的月饼礼盒都是南方企业生产的。“南方包装企业的机械化程度高，设备先进，本地许多包装企业的设备与机械化程度与南方的企业差距很大。”曹修华说，“到外地定做礼盒成本肯定会高，所以如果质量可以，我们也愿意选用本地生产的月饼礼盒，万家乐每年在包装方面支出的费用在200万元以上。”据了解，淄博兰宝食品有限公司的月饼礼盒很大一部分也是由南方企业生产的。

六．营销方案手段

1媒体策划：适当加大宣传力度，除将现有平面传播换成新版外，再适当购买政府、大企业、高档写字楼附近的候车亭广告牌、灯箱等，进行以促销为主要目的的广告传播，主要突出送礼这一诉求，针对目标人群，进行高效传播。

2实物策划：百年老鼎丰月饼大派送

活动方式：凭生活报老鼎丰专刊可领取老鼎丰川酥或五仁口味月饼一块

活动要求：1.限时限量派送，送完为止

2.每人每张宣传单限领一块月饼

第四篇：严谨治学_轻松做人_——读季老《读书与做人》有感

严谨治学 轻松做人

——读《读书与做人》有感

一代学术宗师季羡林先生，道德高尚，学问渊深，文章亦足以动人。《读书与做人》一书是季老先生生前最后一部授权作品，这也是吸引我去品味它的原因之一。此书精选了季老对读书、治学生涯，对平生师友的回忆文字，以及探讨做人处世之道的散文、随笔共计六十余篇，反映了先生学术精神与人格魅力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长的：在中国念了四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五年，才获得学位。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套”就是在国外学到的。我在国内时，对“这一套”就有兴趣。但苦无机会。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机会，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如果祖国不急于召唤我，我还要坚持学下去的。

读到季老《读书与做人》中“假如我再上一次大学”的章节，给了我郑重的警鸣！以其几十年来一如既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终其一生认定最为宝贵的人生经历（在德国的求学经历），教诲我们年轻的一代，如何做人，如何学习！

这让我突然感到自己多么需要深刻的反省，有必要改掉自己什么事情都认为可以“随随便便”、可以“满不在乎”的态度，1

人生绝对是——该轻松时则轻松，如生活；该严谨时必严谨，如学习，如工作。

所谓修养，主要是指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自律问题，他律有时候也是难以避免的。在大陆上，帮助别人认识问题，叫做“做思想工作”。一个人遇到疑难，主要靠自己来解决，首先在思想上解决了，然后才能见诸行动，别人的点醒有时候也起作用。佛教禅宗主张“顿悟”。觉悟当然主要靠自己，但是别人的帮助有时也起作用。禅师的一声断喝，一记猛掌，一句狗屎撅，也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宋代理学家有一个克制私欲的办法。清尹铭绶《学见举隅》中引朱子的话说：

前辈有俗澄治思虑者，于坐处置两器，每起一善念，则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恶念，则投黑豆一粒于器中，初时黑豆多，白豆少，后来随不复有黑豆，最后则验白豆亦无之矣。然此只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读书穷理的工夫，那去那般不正作当底思虑，何难之有？

前些天，在朋友博客中看到了《随便》一文，其间讲了一个小典故：

说来有趣,有人以吃饭点单为例总结和揭示了世界三大文化的特征与内涵。其中第一是美国文化，美国人到饭店吃饭点单时会充分地尊重每一位就餐者的个人意愿，咖啡、苏打、威士忌等各取所需，表现出了尊重自我、张扬个性的文化特征；第二是日

本文化，日本人到饭店吃饭点单时会充分地尊重长者的意见，大家都会按照长者的意愿来安排餐食，表现出了尊重长者（含领导和长辈等）、服从和执行的团队文化特征；第三是中国文化，中国人到饭店吃饭点单当东道主客套地征求每位在场者的意见时，会得到大家几乎一致的答复——随便，表现出了自由、随意和弹性空间大的文化特征。

细想一下，“随意、弹性空间大”还真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特征，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不够严谨，尤其是处在飞速发展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自己又很容易的学到了如此的“随意”，生活中可以这样，但对待工作与学习，恐怕决不能如此。我很庆幸，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季羡林老先生的这本《读书与做人》，注意到了他对我们的教诲，这样的话并非刚才看到，但却不曾深往心里去，我想唯有首先认识错误，才能改正错误！

季羡林先生谈起人生来深入浅出，没有生硬的说教，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不一样的人生哲理，让你感觉是一位睿智慈祥的长者向你娓娓道来，能句句深入到你的内心。他的感悟对我们这些后人是一种鼓励，一种帮助。看了这本书，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心中是一片澄静明澈。他的人生感悟是全方位的，对人对事许多看法和理解深刻，激发人进一步学习和思索该如何生活、如何做人。我想每个人都在生活着，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在生活中感悟，在感悟中生活，这才是有质量的生活。

作者季羡林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县(今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艾、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数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主要论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沦文集》、《印度占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天竺心影》等；主要翻译作品：《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并撰写过《留德十年》等传记作品及《赋得永久的悔》等散文集。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等。

第五篇：杨佳：我听季老讲故事（写写帮推荐）

杨佳：我听季老讲故事

季羡林与本文作者

在洋溢着浓浓人文色彩的我国第一个法定的端午节，我有幸拜访了人文大家季羡林。

“先生，杨佳老师来了！”随着季先生秘书杨锐老师一声清脆的通报，我于下午四点走进了解放军总医院403房间。季先生端坐在桌旁，他一边答应着，一边同我握手，热情地招呼我“坐”。我便挨着他坐下。季先生每天笔耕不辍，短短6年里，这张书桌就催生了“病榻杂记”等颇具影响的好书，整理出了30集的《季羡林全集》。

两个故事“我给你讲两个眼睛不好的故事。”仿佛有他心通，我刚刚坐下，就听季先生清了清嗓子说道。“一个是爱罗先珂。知道这个人吧？”他突然反问道。“鲁迅的朋友。他是俄罗斯的贵族，十月革命时给赶出来了，跑到了咱们中国的哈尔滨，后来又到了日本，就这么转了一圈儿。鲁迅认识他时已经比较晚了。鲁迅帮助他搞了一个爱罗先珂童话集。他眼睛看不见，照样写东西。他写东西不是用盲文，而是找一个人给记录，就写了一本童话集。”接下来的这席话可以说是季羡林论盲人写作。“爱罗先珂写了一本童话集。他眼睛不好，看不见，可他的思维是清楚的呀。写童话跟写小说不一样——眼睛看不见，小说没法写；可童话能写，不用眼睛也能写童话。童话就是把脑子里想象的东西写出来。”

季先生一口气又引出了另一个人:“还有一位眼睛不好的，这是我在德国哥廷根时，教比较语言学的教授——克劳德(CLAUDE)。”

他告诉我说:“比较语言学在德国社科学里是非常困难的一门学问，他这人会十几种语言。有了这个基础你才能讲比较语言。”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可克劳德呢，眼睛看不见。要上课了，两个小时。那怎么办呢？他看不了稿子，就在上课前跟着讲稿念两个小时。这个人的记忆力跟照相机一样:你给他念一遍两小时，只要把板书写出来，他就能站在讲台上两个小时滔滔不绝，一字不差。这就叫本领！”他的话语里透着对该教授的无比尊敬。我笑了。听季先生讲故事如同我在来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在听单田方说三国一样，声音铿锵有力，抑扬顿挫，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下面这席话可以说是季羡林论盲人教学:克劳德教授的课何以上得那么棒？他分析道，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来是“他有天分，是个天才”，“他有个特点，他的脑子就像照相机一样”；二是来自“后天的训练有素”。

紧接着，季先生道出了他讲故事的真正用意:“以上这些经验表明:眼睛看不见，影响是有的，但并不大。关键就看你自己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见面不到十分钟，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了季先生真不愧为伟大的教育家，他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我是一位特殊的听众:中途失明，但始终未离开我热爱的大学讲台。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学的是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读的正是语言学专业，师从“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李佩先生。2001年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的外国盲人学生。回国后在中科院研究生院首开《经济全球化》和《沟通艺术》课。

盲人自强不息的事迹我听过不少，但季先生讲的这两个故事令人耳目一新。季先生本人也曾勇敢面对白内障带来的诸多挑战，两度在同仁医院接受手术。我读过他的那篇题为《大放光明》的散文，文章生动记录了他手术前后的强烈感受，特别是他在手术后恢复视力后的狂喜。季先生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工作，询问我新开了哪些课。得知十多年来一直是我父亲带着我到学校去上课时，他建议道:“你要有一个助手，一个过得硬的助手，这样就能长期地帮助你，从而保证出行和信息上的无障碍。”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交谈中，除了有一次提到过盲文外，季先生再也没有使用过“盲”字，如同作家刘恒当年写我的那篇“小杨教书”一样，体现出讲述者极富爱心和平等的人文情怀。

此次见面给了我一个亲耳聆听长者谈人生的好机会。他语重心长地说:“所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不承认没用，它已经发生了。而且我认为: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人生就是:承认事实，不安于事实。不怨天，不尤人。珍惜眼前，并尽量加以改善。”他一语中的:“承认现实，不安于现实——这是人生态度。”我陷入了沉思:显然，这话是先生专门针对我说的。他对我充满信心，叮嘱再三:“你不要矛盾。你能工作。没问题。”这话也是他针对极不寻常的2008年的中国说的。我不由得想起了正在举行的高考四川的作文题《坚强》，想到了情系灾区的季先生慷慨解囊，当即捐出20万元。作为奥组委志愿者培训工作的专家顾问，我同时感受到这话也是他对北京奥运的深刻阐述，因为“超越自我”是每个运动员实现冠军梦的法宝，奥运会的目标是“更快、更高、更强，”残奥会的宗旨更是“精神寓于运动。”

当然，这一席话更是先生一生写照。这位当代学界泰斗“文革”中被打入牛棚，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但他不怨天尤人，依然孜孜以求，在无法从事研究的岁月里，倾注十年心血翻译了洋洋300万字的印度国宝级史诗《罗摩衍那》。就在我去拜访先生的两天前，印度外长专程来京亲自为他颁发了“莲花奖”，对他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在印度古代语言学、原始佛教语言、土火罗语语义、梵文文学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表达了最崇高的敬意。这位融民族意志、个人意志于一身的大家，其毅力、才智和人格魅力恰似他喜爱的英国作家吉卜林在那首诗《假如》中所表达的那样:“假如你饱经沧桑，历经坎坷，依然不屈不挠、不卑不亢，你不愧为我的儿子！”

“杨佳小友”

季先生和我姥姥是同龄人。不同的是，这位比北大红楼历史还要悠久的燕园教授一生以书为伴、以书会友。他著作等身，在海淀图书城，季先生的书就不下100多种。在北大，他的藏书首屈一指。他在《我的书斋》一文中就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修得天眼通和天耳通，从而可以同他那些藏书对话。即便在这间病房，书香依旧:墙上挂有“学贯中西”等书法作品。房间正中央是那张书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一个大书橱。

秘书取来了书。一本是《季羡林自传》，一本是《季羡林序跋集》。先生告诉我:“是新出的。”他兴致勃勃地为我签名。一边签名，一边风趣地对我说:“对不起，我都快一百岁了，所以叫你‘小友’。”‘小友’一词分量不轻。杨锐老师在一旁说:“一般还不称‘小友’呢！”

我受宠若惊。先生送我两本书，均写着:“杨佳小友”。我读过先生的文章，他在描述他接触的一些青年学子时说:“我认为他们是我的小友，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来越深，几乎可以同我的年龄成正比。他们朝气蓬勃，前程似锦。我发现他们是动脑筋的一代，他们思考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淳朴，直爽，处处感动着我。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们祖国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们身上”。

难忘的一幕照相时，他忽然冲着我说:“笑！笑！下命令——笑！”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杨锐老师当即按下快门。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中间有护士进来送过一次药。我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第二次握手，他对我说:“很高兴。”

我走出季先生的房间。走廊里静悄悄。杨锐老师送我到电梯口。乘电梯时，我的耳边依然回荡着季先生那爽朗的笑声和他那极富节奏感的话语。

我愿意永远永远听季先生讲故事。

我愿意永远永远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

(2009年1月20日发表于《人民政协报》 作者杨佳系全国政协委员、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