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亚里士多德有感

第一篇：读亚里士多德有感

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有感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有的不仅是对个人本性、个人德行的思考，对家庭、政治共同体进行思考，还对教育、生育、经济甚至同性恋问题等很多社会问题都有或多或少的思考，我真心折服。

虽然近来花了一点时间看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却也不是太懂得政治，反倒迷糊起来，因为它颠覆了我对政治的认识，但是却又不明晰，比如我以前比较崇尚庄子那一套，觉得“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一直觉得没有政府、没有政治的形在江海之上的真正“无拘”生活才是世界的终结，没想到这本书告诉我“人生来就是政治的动物”，然后政治共同体也是无比崇高的。所以我索性谈点这本书对我个人的一些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影响吧。

首先，这本书告诉我“城邦是自然地产物，而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既然政治共同体给我们带来的诸如物质、医疗、教育等一些我们不能自给自足的好处，那么我们势必应该尽全力维护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和谐，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善良和公正，以维护这个共同体的良性发展。但是“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秀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世界最差的动物。”因此，依法治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另外整个国家最大限度的平等和公正也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作为“被管理者”也就是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奴隶”（但并不全是，比如被管理者也具有人格，而奴隶则没有）。现在我作为把权力部分转让给政府并成为其“被管理者”，管理者是否找到甚至做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最佳契合方式，以促进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协调高效发展呢？在中国，我不懂得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或者管理者有没有试图提高被管理者的素质，使其更加优秀，从而使自己更加优秀，然后这个政治共同体也更加优良呢？答案也不得而知，我知道我们的管理者，大部分都是“裸官”，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裸”，我也不得而知。

在自然界中，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存在着规则，比如我们的躯体受我们的灵魂的管制，如果我们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随波逐流，我们无异于别人培养的奴隶，在国外的人眼中，我们好多人说好听点是政府培养的愚民，说不好听点就是奴隶，中国人跪了上千年，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站起来。那些统治者便会竭力使其外表、语言、与其受尊重的方式与他人有所区别。所以我们需要看清这一点，我相信人人生而平等。虽然我们把部分权力交与我们的统治者，但并非因此我们低他们一等。人权必须要得到保障，我们应该清醒，我们要学会使用我们的权力。其实市民们在本质上是平等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当出现一些人实行统治，另一些人处于被统治地位时，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受人管制，但我们把权力交出来受人管制的目的并非是现在这样看着GDP的增长，我们就幸福了，我们交出来的部分权力就值得了，而是我们要充分的在这个共同体中达到高程度的自足。问题是我们的管理者是否具有高贵的德行。是否是在客观的正确的使用他们的权力。不管怎样，我们需要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对人民公正并且有益。“当主奴双方很自然地处于他们应该处的地位时，他们就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是一种朋友关系。但是，当主奴关系仅靠法规和强权来维持时，那么结果就会相反（出现冲突和仇恨之情）。”当然法规是必不可少的，权力的适当行驶也是有利的，可是处于管理者的人们是在试图做些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呢？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福利社会呢还是为了少部分人的政权，少部分人的利益呢。我不得而知。

其中财富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然而致富术却是主要掌握在管理者或者政治家的手里或者为其所操控。他说：“一个人拥有大量的财富却因为饥饿而死，这绝对是一件荒唐的事情。”并且他举了米达斯的故事。的确，许多人，因为财富积累到一定的巅峰，或者人生某项事业达到某一高度却寻求不到突破，而终日郁郁寡欢，积怨成疾，甚至自杀。放眼一个地域或者一个国家，追求经济的发展，不错现在经济确实发展了，但是带来的环境问题，教育的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这无异于快要抱着金饭碗还差点要死了吗？

当然，我们既然把权力移交了部分给统治者，我们就必须要服从，我说的服从，并非盲目的服从，更不是古代的“愚忠”，而是智慧的高尚的服从。比如我们必须服从法律，我们必须跟着政策走，即使某些法律是恶法，我们也必须服从法律；即使某些政策不合理甚至有害，我们也必须跟着政策走。但是服从，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反对或者不去改变这些恶法和不好的政策，恶法当然需要废除或者改版，政策也一样。我说的服从是维护一个政体和谐安定的基本原则。所以有的时候服从是一种高尚的美德。

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也很单纯，在追逐的过程中，原来一切不是那么容易，更不是那么的单纯，并且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单纯，或许这个时候我们会麻木，但是如果能够极力清醒过来，必然是大好不过的，不管是多少人已经清醒，多少人在带动多少人清醒，过程中还会有多少人清醒，都是极好的。所以我依然相信，在最后的最后，我们便会明晰，会突然明白达到以前的目标不过如此，因为到了最后，已经升华了一层，境界更高一层，我们的眼光会更加的不一样，然后再放眼新的在新的层面上有意义的东西。

“事实的善一定是使其得以保存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所得。那些侵略者无疑是恶的，因为战争无疑是对保存的东西的毁灭，“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当然还有如果政府实施了一些政策对人民原本保存的东西过度损害呢？比如中国的户籍制度，计划生育制度，这些政策是不是对得以保存的东西有损害呢？我不知道。我相信友谊尚于邦内，则国富民安，友谊尚于邦与邦之间，则天下太平，人类齐福。各国一直都在进行友好访问，结盟建谊，希望这些统治者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个人特别喜欢NGO，比如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一系列NGO，我觉得这些都是多么的友好和善。希望世界多一些这样的组织，并且希望这些组织能够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关于财产，自然涉及到分配问题，“财产一般而论是私有的，只是在某一方面【也就是在使用权方面】是公有的。”因此需要通过立法者建立平均资产的基本原则，并且确立公平制度，来调整财产的使用，比如我们应该通过政策或者立法来控制公民任意的购买房产，不能侵犯了房产的公共使用权力。另外关于分配的公平问题，我想到了一个不知道是否真实的故事：一个人因为抢劫被捕，当问其原因时，他说：“当一些人吃肉，我可以喝汤时，我选择喝汤；当一些人吃肉，我连汤都喝不上的时候，我想的是我要和那些人一样吃肉。”如果社会不能做到一定程度公平，也就是贫富差距过大，我想必然会引发一系列问题，犯罪、**、恐慌、幸福感低……

关于教育，应该力求全国同一平等。我以前一直片面的认为各地差异较大，应该开展有地域特色的教育，可是我却忽略了部分地区教育得不到保障，部分地区是如此发达，为什么从孩提时代，他们就要接受这样巨大的不平等，部分人的利益从哪个时候起就要被损害，况且，教育巨大的平等不仅是那部分人的悲哀，而是整个国邦的悲哀，因为这必然会限制国家的发展，因此教育需要平等。另外教育首先应该交人具有善德而非专业技术能力，我相信一个人的德行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他的专业技术能力。自古就有“先用其德，再用其才”。因此教育应该首先以德育人，而非教他们致富术。

关于学习，“处处必求实用是绝对不可能达到具有高尚的情操和自由的精神的境界的。”我是极喜欢这句话的。先养成良好的习惯，再启其理性，炼其体质，后发其智力。制定、执行、服从纪律也是管理者与被管理必须要互相完美配合的事情，那么一个真正优秀的管理者是极其伟大和重要的，优秀的服从者也是如此。我只想歌颂他们的德行和智慧。

总言之，世界有它的不合理，曾经我也认为这个世界太不符合我的梦想，但是也许只是我不适应这个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它的光明，任何地方也有他的黑暗，就算短时间内黑暗太过黑暗，我们也应该知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在看到世界的黑暗之后，我们依旧觉得活着很美好，这才是人生的真谛。就像在这个并不是那么理想的国度，我可以在课堂里听“具有高尚的情操和自由的精神的境界的”老师讲课，以及这样的一些同学闲谈，读诸如亚里士多德的书。

不由想起“时之圣者也，时之凶者也。此亦蒙昧世，此亦智慧世。此亦光明时节，此亦黯淡时节。此亦笃信之年，此亦大惑之年。此亦多丽之阳春，此亦绝念之穷冬。人或万物具备，人或一事无成。我辈其青云直上，我辈其黄泉永坠。当时有识之士咸谓人间善恶或臻至极，亦必事有所本，势无可绾。但居之习之可也。”——《双城记》或许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也很单纯，在追逐的过程中，原来一切不是那么容易，更不是那么的单纯，并且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单纯，或许这个时候我们会麻木，但是如果能够极力清醒过来，必然是大好不过的，不管是多少人已经清醒，多少人在带动多少人清醒，过程中还会有多少人清醒，都是极好的。所以我依然相信，在最后的最后，我们便会明晰，会突然明白达到以前的目标不过如此，因为到了最后，已经升华了一层，境界更高一层，我们的眼光会更加的不一样，然后再放眼新的在新的层面上有意义的东西。

法学院

1204班

代秦

学号

2003120408

4月16日

第二篇：读亚里士多德

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有感

前几天有幸拜读了亚里士多德的传世名著《政治学》，对我启发很大。亚里士多德是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家，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而《政治学》是他最具有影响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他有意识的把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系统的讨论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等一系列问题。而现存的《政治学》分八卷，卷一讲述了城邦的起源、目的、本质；卷二论述了理想城邦的原则，其中对柏拉图的的“理想国”进行了批判；卷三研究了城邦的性质及公民的本质，由公民的性质而论及不同政体；卷四、五、六研究现实城邦，尤其侧重对平民整体和寡头政体的分析卷七、八讨论理想城邦的规划。而该书则主要是在以下几方面让我产生了思考：

一． 中国的贫富差距与中产阶级的重要性

在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政体应以“中庸”为原则，以中产阶级为基础。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比其他阶级更为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财物，又不致因财产太多而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具有中庸之美德，最顺从理性，不走极端，并且能成为贫富两个阶级的仲裁者，以避免党争，减少内讧。而这一理论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并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据国家发改委的一项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到合理值的上限，达０．４左右。但就目前形势来看，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５－１０年内不会逆转。现在，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的收入增长没有其他人快，与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虽说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在近期带来的影响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

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出现了问题。

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呈“金字塔”型，这是十分危险的，容易落入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困境，即富裕的人很富裕，能与欧美的富人相比，而贫穷的人非常贫穷，与非洲的穷人无异。贫富差距过大并不是简单的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的富人毕竟是少数，穷人占多数，穷人的消费只是维持在温饱水平上，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加大对中产阶级的重视，使经济结构向 “橄榄”型转变，即进一步扩大国家的中等收入者占国家成员比例。

“中产阶级”，在我国又称“中产阶层”、“中间阶层”，或“中产者 ”、“中等收入者”等等，但它已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所有制关系意义上说的阶级了，而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阶层。总的来说，我国目前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既有中国特点又与“国际接轨”的概念。即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中产阶层是一群相对富有，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高质量的生活，对社会主流价值和现存秩序有较强的认同感，并且为全社会收入中等水平的群体。从长期来看，决定中国发展路线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任何一支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更重要。为什么“中产阶级”能在社会变革中发挥非常关键的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有：一是“中产阶级”对于只能依靠特权才能获得富贵的传统社会强烈不满，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二是“中产阶级”具有知识和专业特长，他们对依靠个人努力和专业特长可以取得成功的公平竞争的现代社会充满向往，因而他们会积极参与新社会和新制度的设计和建设；三是“中产阶级”往往倾向于改革和改良，而不太倾向于采取对社会破坏较大的激烈暴力行动，他们是天生的“改革派”。因此，我们可以把中产阶级看作是无法忽视和替代的社会“稳定器”和“推动力”。

因此，基于中国的国情，政府应正确认识“中产阶级”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中产阶级”合法致富和发展，进一步过大中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使“中产阶级”成为推进改革的中坚力量。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 法律的重要性与法制建设

在《政治学》中，关于城邦的治理问题，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在这方面，他否定了柏拉图《理想国》而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法律篇》。他的法治有两重意义：第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第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并且他还认为法治具有人治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法律是多数人指定的，体现多数人的智慧；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是合乎争议而毫无偏私的“中道的权衡”，是抵抗常人的偏私，情欲或兽欲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

我觉得，上述几大观点对当代中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在我国，作为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它的起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实行这个决策却经历了一个长久的历史性过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走的是一段很曲折的道路，如幼儿学步一般一路跌跌撞撞，虽遇到过巨大挫折，却也不断前行。直到现在，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今社会“人治”压“法治”的现象仍然存在。

诚然，依法治国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法制建设还很不健全，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就目前所学知识，我认为我过可从以下几方

面努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立法方面，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要注重法律的制定。我们的法律应当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深切中国国情：首先，法应该是“部门齐全”，即凡是社会生活需要法律作出规范和调整的领域，都应制定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各种规章，从而形成一张疏而不漏的法网，使各方面都能“有法可依”；其次，我们的法律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法律规定的权责一定要明确，要处理好权利与义务、行使权力与保障权利的关系；最后，法律的制定、审核和颁布也一定要严格依照法律程序，体现人民意志。

2．行政方面，做到“有法必依”： 依法行政是法治的重要环节。因此，作为与人民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政府更要坚决须依法行政，确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更为严格的责任制和考核制。依法行政其实质是实现法治行政。法治行政原理的核心就是法对行政的有效支配。必须彻底解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规避法律监控的不良现象，增加法律对行政的监控力度。加强对公务员干部的培训，提高公务员素质。

3．司法方面，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五大报告指出，要继续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开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工作人员应该自成体系依法进行独立管理，法官制度、检察官制度应当与公务员制度分离。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办案经费独立预决算，直接受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和监督。

4．其他方面：我认为国家还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传，真正地使法律植根于公民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从而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使人人知法，懂法，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并且进一步加强“德治”，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从而进一步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虽写于两千多年前，但我仍不得不惊异于作者的智慧，当中的许多观点在现在看来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

以上就是我读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之后的一点感想。由于知识水平有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可能有失偏颇，缺乏必要的深度与广度。对于不当之处，希望老师批评指导。谢谢!

学生张舒婷 A09行政2班090901225

第三篇：读亚里士多德

读亚里士多德——“素质教育”的先驱

这几天忙里偷闲阅读了《大思想家的故事》，对其中的《亚里士多德》篇反复看了几遍，受益匪浅。但还是感到不足，又在网络上查寻到《亚里士多德传》及其他相关文章，对其事迹及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想了几天总有颇多感想，这就记录了下来。

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古希腊斯塔吉罗斯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反对柏拉图的唯心论。他的知识十分渊博，是古代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被人们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黑格尔誉他为“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物”，马克思说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称他为古希腊“最博学的人物”，他无愧于这些评价。当然我们还要说他是”素质教育“的先驱。

亚里士多德的事迹多有人了解，在此不再赘述。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不敢妄加评论，对其教学思想和方法则有一些个人感触。

亚里士多德作为2300多年前的一个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就令今人所佩服，不得不承认亚里士多德对世界教育的杰出贡献。

在当时的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就已经有了我们现今所谓的“素质教育”思想，他的这种教育思想直接受到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教诲和影响。柏拉图不仅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也是古代教育的开创者，他开设创办的哲学学校是当时雅典很著名的学校。柏拉图的教学方式主要以讲演、对话和考问为主，教学民主生动，体现了互动的先进教学观念。亚里士多德的成长和学术上高深的造诣就是在柏拉图的这种互动的教学观念下获得的。学生与老师的争论是柏拉图教学民主化最精湛的体现。

最能体现柏拉图这一民主教学思想的是一段关于对柏拉图“理念论”的争论。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念论”。他认为，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理念世界，是永恒不变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个理念世界产生的。

柏拉图对弟子们解释说：“譬如‘床’这个东西，先是思想上有了一个床的原型，这是神给予的。然后，才有木匠依照这个思想的原型制造出来个别具体的床，也就是人们生活中用的床。最后，才有画家模仿这个事物画出来的床。这三种床，只有第一种是真实存在的，永恒不变的。后面两种是思想的影子，是模仿出来的，并非真实存在。”

亚里士多德说：“不。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认为真实存在在的床就是木匠制造出来的这个具体的床。不能设想，在看得见的床之外，还存在一个抽象的普遍的床。这样的说法不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反倒给人们的认识增加了困难。”

于是，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向柏拉图请教：“老师，我们换一个问题说。一切生物是如何有生命的呢？或者说，一切生物的生机、灵魂又来自何处呢？”

柏拉图解释说：“生命是当灵魂进入身体时开始的。人的灵魂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朽的，指理性部分；一部分是要随着肉体死亡而消失的，是指激情与情欲部分。灵魂远在身体之前早已存在，并且在生物死亡后，灵魂也还仍然存在。”

亚里士多德答道：“老师，我过去一直接受你这个教导。但是经过长期反复思索，我以为并非如此。我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的。我以为生命不可能来自身体之外。它不可能离开身体而存在。因为它与身体是不可分的，是无法借着某种东西而进入身体的。”

柏拉图说：“依你说，灵魂可以理解为一个自然有机体所实际拥有的能力，包括营养、知觉、运动、思维、欲求、想象、记忆等等。灵魂是本质的东西，现实的东西。因此，有了灵魂，一个自然物体就能成为活物。它是一个物体内部潜存着生命意义的一种实体。”

听了亚里士多德的话，柏拉图沉吟很久，微笑说：“亚里士多德是一匹马驹„„”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把追求知识看成生命一样的人。虽然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老师柏拉图在学术上存在争议，对于老师丝毫不存半点芥蒂，他说：“虽然柏拉图和真理都是我所尊重的，但神圣的职责使我更尊重真理。”

这句话传播开来以后，就是我们后来所熟悉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句名言。

亚里士多德的讲演（即教学）很生动、精彩，他不习惯于坐下来讲课，总是在课堂的廊柱间走来走去。

一次上哲学课，讲到“主体”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看了看课堂上的一切，桌子、椅子、墙壁„„这些都被他举例子举遍了，他一挥手，对学生们说：“走，我着们到校园里去。”

于是，他的学生跟随着他到了校园的林荫道路上，他指一棵树说：“这棵梧桐树的叶子就是梧桐叶子这个概念的主体。”

“它是绿色的，但是这个绿色离了这叶子就不存在了，可是，叶子离了绿色还是存在的，比如到了冬天叶子变黄了。”

亚里士多德又指了指周围的一些树，说：“这些松树、槐树、杨树的叶子也是绿色的，我们是先看到这一个个的绿叶子的颜色，才把这些颜色统统归结为绿色，这些叶子都是实实在在的本体。我讲的明白了吗？好，现在你们再找一些例子讲讲。”

学生们立刻到树林中、花丛中找到了他们说要的东西——各种颜色的花，他们通过分类弄懂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高兴地说：“看来到外面上课收获更大，以后我们常来吧！”

以后，他经常率领他的弟子在林荫道上边散步边上课。所以，他的学派得名“逍遥派”。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如果真有所为人类导师的话，就应该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这样一个人。”这一评价很高，也恰当。

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和谐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

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他主张顺应灵魂的三个部分，对人进行体育、德育、智育三个方面的教育。关于如何进行这三个方面的教育，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有些见解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

关于体育，他认为体育的目的是使儿童身体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在三个方面的教育中，体育应放在首先的位置，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城邦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战争和过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他主张对儿童的体育训练应该适度，因为过度的训练和不足的训练都会损坏儿童的健康。因此他反对斯巴达式的操练，主张“在体育训练中应把高贵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兽性的东西，放在第一位”。他还认为，为了儿童的健康，不仅要进行体育训练，还要注意适当的饮食。

关于德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美德。当人的各种天赋职能都得到满足，并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领导下得到和谐而充分的发展时，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或者说，当一个人的感情、欲望为理性所控制时，人就产生美德。他还认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就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例如在莽撞与怯懦之间有勇敢，在吝啬与浪费之间有慷慨，在怕羞与无耻之间有谦虚，等等，其中勇敢、慷慨、谦虚就是“中庸之道”，就是美德。

他认为，为了培养美德，不仅要认识美德的意义，而且要从小培养良好的习惯，就是说要通过实践来进行道德教育。

他认为，音乐和绘画在培养美德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音乐，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音乐不仅可以供人娱乐，使人解除疲劳，而且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涵养人的理性，激荡人的灵魂，使人产生巨大的变化。因此应该慎重选择好的乐曲来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这样，亚里士多德把美育和德育联系起来了。

关于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理性灵魂”。他主张年轻一代要学习广泛的知识。他认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用，不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为了使人善于利用闲暇。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又译作“文雅教育”）的理论；他认为，如果单纯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他的“自由教育”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一直引起很多争论。

在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教育要与人的自然发展相适应，即要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来进行教育。他把年轻一代的教育划分为三个时期。

从初生到7岁这是学前教育时期。幼儿主要在家庭受教育。这时期教育的任务主要是促使幼儿的身体健康发育成长。应该注意幼儿的营养，应该用母乳喂养。对幼儿的教育应以游戏为主，对游戏应进行指导。要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对幼儿要进行身体锻炼，但要循序渐进，要适量，不能过度，防止儿童受到伤害。

从7岁到14岁这是儿童“进入正规的集体教育”的阶段。这时儿童进入学校学习，主要使儿童掌握读、写、算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并进行体操训练和音乐教育。

“求知是人的本性”，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人生信条。但亚里士多德的求知，不只是学习，而且更有教学与探索。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能把某个问题的知识传授给他人时，才算懂得了这个问题。他把教育看作是展现知识的最合适的方式。

“走出课堂”自亚里士多德的提出并实践着，为教育教学积累了丰富经验和营养，我们当今正在实践着的素质教育不也是需要这种“走出课堂”的教育理念吗？素质教育是这样要求的，老师也是这样想的并且希望这样来做，但是现实的教育环境不允许或者说没有提供“走出课堂”的条件，学校怕出安全事故，教师谁又敢越雷池一步，因而造成了“囚禁式教育”的恶性循环。

拯救教育就要从“走出课堂”做起，为我们的教师提供这种教育理念赖以生存的宽松的外部环境吧！

第四篇：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摘记

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摘记

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始终有密切关系。柏拉图认为伦理和政治学研究的都是正义问题，伦理学主要研究个人的正义，而政治学主要研究国家的正义。亚里士多德开始把伦理学和政治学分理开来，这一分离完成于马基雅弗利。《政治学》主要讨论了两大问题：一是政治理论，二是现实政制。阶级分析的方法实际上从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使用了。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中一般存在三个阶层，即富人、穷人和中间阶层。就是“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的人，他们不会为富不仁，也不会觊觎他人。因此他提出的治国之道是抑富扶贫，强化中间。这与孔子的观点不同，孔子的观点有点类似柏拉图，主张贵族统治。亚里士多德对于人与国家的关系的看法倒很类似于孔子，他们都认为个人要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在孔子那里，这叫“入世”。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民的定义，也影响深远。直到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国家还以财产多寡限制选举权，那些没有财产或财产微薄的人被认为不能享有公民的权利。马克思对于国家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这非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从亚里士多德开始，都推崇国家，黑格尔更是登峰造极。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是社会团体之一种，而且是最高层次的社团。亚里士多德指出的，人的本性发展要求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共生活，还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古代的政治思想特别强调抽象的正义和善。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个社团都是以一种善为目的，那么国家便是以最高的善为目的。在这一意义上，他认为政治学是最高的科学。

亚里士多德还早就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观点可能类似于孔子，推崇人治，孔子讲“礼治”。亚里士多德似乎更倾向性恶论，他认为个人有七情六欲，不免会产生不公和腐化，必须以法律来约束所有的人。

卷一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特殊的社会团体，是最高、最广的社会团体，即政治社团。

有理智的人应该是统治者，而有体力无理智的人应该是被统治者。

亚里士多德认为，君主制是原始家属关系的延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君主制应该逐渐为民主制所代替，野蛮民族才实行君主制。“政治家所执掌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19 特别强调正义，“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是奴隶制的维护者，他反驳了那种认为奴隶制违反自然，是源于强权、是不正义的观点。他并不认为人生来平等。发动战争以掠取奴隶也是合理的，如果那些本应服从的卑下的部落却拒绝服从的话。因为，掠取奴隶就如同狩猎掠取野兽。

卷二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有了任期制的思想。这是因为“全体公民都天赋有平等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不应该始终是某一部分人，而“应该让全体公民大家参与政治；”。

亚里士多德反对苏格拉底财产共管的思想，因为人们的利己本性决定了他关心自己的所有物，而忽视公共事物，至多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公共事物。在财产公有的情况下，实际上人一无所有。

亚里士多德是主张“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的经济制度的，其中“私有”是关键。他认为世界上的罪恶并非来自私有制，而是来自人类的罪恶本性，即使实行了公有制也不能消除这些罪恶。因为人们大都生活于私有制下，很少生活在公有制下，对公有制下的罪恶少有觉察。“人类的恶德就在他那漫位止境的贪心”。“财产的平均分配终于不足以救治这种劣性及其罪恶。这就要求助于教育。惟有训导大家以贪婪为诫；至于他们分内应得的事务当然应该给予公正的分配，勿使发生怨望。”—74-75 另外，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实行公有制，必然导致社会的完全划一，而亚里士多德却赞成社会的多元化。亚里士多德似乎预见到了后来绝对主义或者整体主义（totalism）的恶果。亚里士多德为利己心进行了辩护，甚至进行了美化。他说：“自私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只有在私有制下，人们才会体会到施舍带来的乐善好施的快感。

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自由的公民各阶级禀赋相同，政权不应由一部分人垄断，而应实行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主张私有制同时却主张民主制，而柏拉图主张公有制同时却主张寡头政治，这确实值得人们反思。亚里士多德似乎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尽管他承认变革的必要性，但又指出：“变革实在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如果轻易废改法律，那么民众守法的习惯和法律的威信就会削弱。

卷三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制度是“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公民则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城邦则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这与亚里士多德先前指出的城邦也是一种社会团体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这个概念也适用与国家，那么国家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决定城邦的同异的，主要地应当是政制的同异” 这实际上上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是“一种社会团体”或“一个公民集团”思想的逻辑上的必然。

亚里士多德把统治分成两个方式：㈠主人统治非自由人、即奴隶，㈡自由人统治自由人，即公民统治公民。在这种统治方式中，公民互为统治和被统治者。既然公民互为统治和被统治，就应该兼具指挥和服从的品德。“同等的人交互做统治者也做被统治者，这才合乎正义。”这也就要求法治。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呢？“最优良的政体就该是由最优良的人们为之治理的政体。这一类型的政体的统治者或为一人，或为一宗族，或为若干人”。173 “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这些要素是：门望、自由身份、财富、正义的品德和勇毅。150 亚里士多德认为，多数的平民群众素质上的欠缺使他们不适宜担任公职，但是如果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之外，就等于在国内保留着许多敌人。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给予平民群众选举权、参议权和监查权。

而且，亚里士多德认为，“把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法庭所由组成的平民群众的权力置于那些贤良多担任的职司之上是适当的，也是合乎正义的（合法的）。”因为，“所有参加这些审议机构的人们的集体性能原来就大于那些少数贤良所组成的最高（行政）机构”。多数群众比少数人的统治不容易产生腐败。因为，“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池水少则易朽”。163-164大多数的人如果要他们判决有关自身的案件时，实际上就都是不良的判官。亚里士多德尽管主张民主、法治，但还是为独裁和人治开了一扇后门。如果出现了善德特著的人物。【也许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民主政体下，必须放逐，而在贵族或君主政体下则听从杰出美德的人。】

卷四 立法须与现实相适应，政体决定法律。<没有好的政体,便没有好的法律.>平民政体的变种——非法治的平民政体否定了法律，趋向专制，不能算作政体。最坏的政体是非法治政体。

法治的两重含义：获得普遍服从；良法。法律不是奴役，而是拯救。

共和政体是寡头和平民政体的结合。

中产阶级最能顺从理性和中庸，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

政体三要素说。

卷五 对于政体变革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中的寡头和平民对于政治权利不满时就会起来鼓动变革。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权的更替只有通过法律而实现才能保障稳定。而通过政变取得政权还会引起更多的争端。

对于一种政体来说，最好是恪守“中庸之道”，对于统治者来说也是如此。在平民政体中，应该保护富室。富人应该对国库做较大贡献。就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相比较而言，平民政体更加稳定，因为平民内部较少争斗，而寡头不如往往出现斗争。另外，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更接近共和政体。235 寡头政体的变革有两个特别显著的途径：一是以暴政，被群众推翻；二是寡头集团内部出现内斗。还可能有更深层的社会经济动因：寡头政体不得不适应民众财富和参政能力增长的社会现实。亚里士多德注意到政体变化的外部原因。雅典和斯巴达争霸时代，“雅典人到处破坏寡头城邦；斯巴达人则到处压制平民政体”。

“为政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防止假公济私。对寡头政体，贪污问题更加应该注意。限制政治参与和政权内贪污腐败盛行结合在一起是政体不稳定的大患

亚里士多德对僭主政体的评价很低，认为它“兼具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弊病”。僭主们象寡头们一样“不信任平民群众”，压迫平民，同时，又象平民政体一样仇视和压迫杰出人物。亚里士多德揭露了僭主维护自己统治使用的种种伎俩。他论述了僭主延续自己统治的策略，即“僭术”。

卷六——平民政体平民主义政体的精神为“自由”。平民政体的正义原则是数量的平等，即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平民政体的具体特点是：选举、轮番为治、几乎无财产限制、任期制。最高治权贵公民大会。平民占大多数，因此决定政事。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应该拥有议事的权利，但对于参政权则应该有财产限制。

最优良的人党政，贵族担任公职，民众有审查之权。人们相互依仗而又互为限制，谁都不得任性行事，着在实际上对个人都属有利。人类倘若由他任性行事，总是难保不施展他内在的恶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政体是最理想的。“群众都爱好实利而不重名位”。这样就能保证杰出人物掌握政治权力。而以工商佣工为主的平民政体是较劣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对于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最优良的生活应当寓于各邦在现实情况下所可达到的最优良政体中”。亚里士多德倾向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因为：人生一定要有“善行”而后可以获致“幸福”，实践（“有为”）就是幸福。最优良的善德就是幸福，幸福是善德的实现，也是善德的极致。应该“依从理性，把理性作为行为的准则”。城邦中的公民必须有财产，才可能有条件修养善德和从事政务的闲暇。倾向混合所有制的。财产划分为两部分：公产和私产。

第五篇：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

一． 亚里士多德的生平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生于马其顿的斯塔吉拉城，这是雅典的一个商业港口。他父亲是马其顿君主的宫廷御医，虽他童年丧父，但还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7岁时，亚里士多德赴雅典柏拉图学园求学，他博览群书，刻苦用功，据说他每夜手握一只球，球下放一铜制容器，打盹时球便坠入容器，发出叮当声，以此鞭策自己，颇象中国的头悬梁、锥刺股。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20年，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批判老师柏拉图的学说，被柏拉图称为“吃足母奶后用蹄子踢母亲的小驹”，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始终对老师都非常尊重。柏拉图死后，他离开学园前去小亚细亚的爱索斯办学，公元前342年，接受马其顿王腓力之聘，担任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历山大当时13岁，天资聪慧，雄心勃勃，十分敬重这位素有盛名的老师，他曾对别人说：“生我身者是我的父母，给我智能者是我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36年，腓力在女儿的婚宴上遇刺身亡，亚历山大继位，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创办吕克昂学园，广招门徒，他习惯于在宽大的回廊下面边散步边讲学，被人们称为“逍遥学派”，他在这里讲学、著述，大部分著作都产生于此时。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染疟疾病死在巴比伦，雅典掀起了反马其顿的风潮，亚里士多德作为统治者的老师，被人刻骨仇恨，雅典人以不敬神的罪名通缉他，他逃到优卑亚岛，准备风潮平息后重返雅典，但第二年就暴病身亡，享年62岁。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当时雅典的民主制逐步瓦解，祸乱频起，希腊的艺术也日渐衰微，思辨哲学却达到高潮，哲学家们在认真地探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问题，受这种思想背景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养成了一种务实的学风，他没有柏拉图那种恢宏的“理想”，也没有柏拉图那种神秘而玄虚的“理式”哲学，他从资料入手，进行冷静、严肃的分析，通过归纳、概括、分类、推理，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学术的集大成者，在他著作中专门研究文艺理论的有《诗学》和《修辞学》，其他像《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等，也有涉及文艺问题的。其中，《诗学》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为西方“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今至前世纪末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P124〉

二． 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思想

1.文艺本质论 ①摹仿论

在文艺的本质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的关于文艺是摹仿的说法，但对其涵义做了新的开拓。首先，他在人的摹仿能力方面更强调人的天性和理性。柏拉图把摹仿看成是人在迷狂状态中对先验的理式的一种回忆，但人的摹仿能力呢，在柏拉图看来，则是由后天习惯成自然而形成的人的第二天

性。柏拉图说：“摹仿这玩艺如果从小就开始，一直继续下去，就会变成习惯，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柏拉图：《理想国》卷三，《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亚里士多德则不同意老师的看法，他认为，人天生就有摹仿的本能：“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得到快感。”(《诗学·诗艺》，罗念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而且，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前者知原因，后者则不知。凭经验的，知万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页)可见，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艺术家摹仿中的理性，与老师柏拉图陷于迷狂中的摹仿完全不同。

其次，亚里士多德扩大了“摹仿艺术”的范围。柏拉图的“摹仿”不包括颂歌，他把歌颂神和英雄的颂歌，称作“非摹仿的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一切美的艺术都是“摹仿”，颂歌也包括在摹仿艺术之内，他不承认有来自神的灵感的颂歌和摹仿艺术的区别。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是在提高艺术的地位。

再次，摹仿对象不同。关于文艺摹仿对象，在古希腊时期有很大变化。希腊早期哲学家运用自然科学的观点研究文艺，把大自然作为摹仿对象，如赫拉克利特将“火”看作万物本源，到了德谟克利特这里，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从自然科学的观点转向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研究文艺，强调摹仿人的生活。到了苏格拉底，特别是柏拉图这里，完成了摹仿说从自然观点向社会观点的转变，但柏拉图把文艺摹仿人的生活神秘化了，认为文艺摹仿的是虚幻对象的外形，是“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了三层”，由此得出否定摹仿艺术的结论。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他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文艺，抛弃了柏拉图虚幻的“理式”说，认为根本不存在离开具体事物的所谓“理式”，文艺摹仿的对象就是真实的存在，确切地说，就是“行动中的人”，是人的性格、感受和行动。① 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

亚里士多德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也同时肯定了摹仿现实的艺术的真实性，但他没有就此止步，他还肯定了艺术比现实中存在的个别更真实。在他看来，艺术摹仿的绝不只是现实的外形，还会体现出必然性和普遍性。在《诗学》第九章中，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亚里士多德拿诗与历史作比较，说明历史所写的是个别已发生的事，而诗(其实也就是摹仿的艺术)所写的是可能发生的事，即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带有普遍性的事，那显然，就不再是柏拉图所言 的——迷狂状态下的杰作，而是包含着理性的。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诗的艺术与其说是疯狂人的事业，毋宁说是有天才的人的事业；因为前者不正常，后者很灵敏。”所谓有天才的人，就是天生具有摹仿能力的人，这就将艺术天才与非理性的迷狂严格区分开来。既然诗包含着理性、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有普遍性，更能显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文艺本质的重要发现。② 文艺求其相似而又比原物更美

在《诗学》第25章中，亚里士多德说：“诗人既然和画家与其他造型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摹仿者，那么他必须摹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这种描述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对当时希腊文艺现象的总结：第一种是如实地对对象作出描写，缺点是缺乏足够的创造性，偏重于再现；第二种是按神话、传说进行描述，所描写的人和事在社会生活中未必存在，或根本不存在，但人们信以为真。偏重于表现；第三种是在社会生活中不一定真实存在，但是按情理判断，“可能发生的事”，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一定的理想，是表现与再现的统一。三种摹仿对象中，亚里士多德推崇第三种。

关于第二种，摹仿“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实质就是“按照事物为人们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摹写”，对于这一种，亚里士多德也是认可的，在《诗学》第25章中，亚里士多德说：“从诗的要求来看，一种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总比不合情合理的可能较好。”这里说的“不可能”是指神话和传说所描写的，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写“不可能的事”是“诗的要求”，因为他强调艺术的“创造”，反对消极的摹写，这就为包括荷马史诗在内的神话传说辩护，实质上也提出了文艺创作理想化问题。

2.悲剧理论

①悲剧的定义

在《诗学》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这是西方第一个完整的悲剧定义，从摹仿的对象、媒介、方式和目的四个方面，揭示了悲剧的性质、特征和功能，被视为经典型的定义。

②悲剧的根源

在悲剧的根源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悲剧人物的“过失说”。按他的观点，“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摹仿”，但是好人并不等于完美的人，这种人可能不完全善良，也可能不十分公正，那么他陷于厄运，往往不是因为他为非作恶，而是因为他犯了错误。也就是说，悲剧的根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好人犯了错误，但错误不同于罪恶，罪恶是故意为非作歹，而错误则是因为见事不明，无知误犯。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完人和坏人都不是悲剧人物，只有那些比一般人好，同时又有缺点的人，才最适合做悲剧主角。从这个规定来看，大家可以想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哪些悲剧人物？《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有同情心，并且聪慧无比，琴棋诗画样样俱佳。但是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她有大小姐脾气，看不起乡下来的刘姥姥，嘲笑她是母蝗虫；她心胸不宽广，说话也很尖酸刻薄，经常得罪别人，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在贾府中的人缘不好，并没有得到贾母和王夫人等人的认可。所以林黛玉有很多缺点，而她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除了封建制度摧残之外，不能不说，和她本身的缺点也有很大关系。③悲剧的构成

在悲剧的构成上，亚指出了悲剧的六个成分：情节、性格、思想(这三者属模仿对象)、言词、歌曲(这两者属摹仿媒介)、形象(指演员造型和舞台布景，属摹仿方式)。在六个成分里，亚认为，最重要的是情节，因为它是悲剧的基础和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关于情节的安排，亚提出了“有机整体说”：①情节必须完整。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这样它才完整。②情节必须有机统一。既然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要做到这一点，各个事件之间必须有必然的联系。③情节必须长短适度。要“以易于记忆为限”，否则，人们就看不出它的“整一性”。

当然，对于悲剧的整个布局来说，必须要有“突转”和“发现”，所谓“突转”是指安排一些行动，使主人公突然由顺境急转为逆境；所谓“发现”是指，让行动揭示主人公由顺境转为逆境的潜在原因，使观众惊奇，形成怜悯与恐惧的心理，由此达到悲剧的效果。

为什么情节比性格更重要呢?亚在《诗学》第六章中说：“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就是说，如果缺失了故事情节，缺失了演员的行动和由行动带来的不幸，就不成其为悲剧。④悲剧的功能

关于悲剧的的功能，亚的观点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要理解这句话，关键词是理解“陶冶”这个词。陶冶的原文是Katharsis(卡塔西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论界对它一直有不同解释。在中国，朱光潜先生把卡塔西斯译为“净化”，认为净化的要义在于，通过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通过宣泄而达到平衡，由此保住心理的健康；罗念生先生将卡塔西斯译为“陶冶”，陶冶就是让人的情感得到锻炼，使太弱的得到增强，使太强的得到减弱，达到感情的适度，经过这样多次锻炼，以后遭受同类事件就有了忍耐性，就能保持适度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不论怎样解释，有一点是明确的：亚里士多德则偏重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问题，对悲剧效果持肯定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悲剧的功能方面，亚与老师柏拉图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柏拉图为了维护理智的绝对统治地位，把人的情感、欲望看成是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他否定摹仿的艺术，贬低史诗和悲剧，认为这些艺术挑逗人的情欲，不利于城帮保卫者的培养，对理想国的建设起破坏作用。而亚里士多德呢，则认为人是要有理智，也要有情感，情感不仅不能压抑，还应给予一定的满足，通过看悲剧，就能够使人的怜悯或恐惧之情得到舒缓，得到陶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对人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

三． 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运用科学分析方法，对古希腊文创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建立了西方第一个严整的唯物主义文论体系。西方的经验主义文论由他开创，西方现实主义文论和再现说也可以在他那里找到源头。尤其是《诗学》，对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文论、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论、19和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