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政治作为的影响因素_以年龄为观照点的考察(精)

第一篇：明朝皇帝政治作为的影响因素_以年龄为观照点的考察(精)

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10年第7期 明朝皇帝政治作为的影响因素 ———以年龄为观照点的考察 赵秀丽1，马建平2 *（1．三峡大学政法学院，湖北宜昌443002；2.三峡大学学报编辑部，湖北宜昌443002）

摘要：明朝皇帝长寿者仅太祖、成祖、世宗、神宗四人，其他十二位皇帝皆青壮年仙去。这一独特年龄现象对皇帝个体心理和政治作为产生深远影响，对死亡的恐惧，对生的迷恋使他们纷纷走上迷恋丹药祈求长寿、纵情享乐快意人生之路，储君少不经事就继承大统，难当大任，倦怠心理使得荒政怠政，所托非人，危及帝国统治。

关键词：明朝皇帝；寿龄；帝国政治；影响中图分类号：D691=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07-0067-04 探讨明朝“问题皇帝”的生成机理，不仅应该关注皇位继承制度、皇室教育、皇帝早期经历与家庭因素、文官制度与文官集团、监察机制、宦官集团等因素，还应该关注皇帝的寿龄。目前学术界在研究明代皇帝和政治时，往往将焦点放在皇权与内阁、宦官的权力角逐中，较少关注皇帝寿命对个体发展、政治作为的影响。笔者拟以明朝皇帝寿命为例，探讨寿龄对皇帝本人、帝国政治的影响。

壮年丧命者多。明朝皇帝寿命过五十岁的只有太祖、成祖、世宗、神宗四人，占明朝皇帝总人数的25%。年纪在四十岁以下的皇帝有10人，分别是惠帝、宣帝、英宗、代宗、孝宗、武宗、穆宗、光宗、熹宗、思宗，占明朝皇帝总人数的

62.5%，这意味着明朝大部分皇帝正值年富力强大有作为

之际就龙驭上宾。通过赵秀臣的研究我们已知皇帝是传统社会风险较高的职业之一，明代皇帝能达到标准值的只有太祖、成祖、仁宗、宪宗、世宗、神宗六人，其余的都低于中国封建王朝帝王的平均年龄。

此外惠帝之父懿文太子，孝宗、穆宗和神宗前面几位被立为太子的兄长都还未登基就英年早逝，倘若将明朝所有储君的寿命都纳入考核范畴，储君平均寿命又将大幅下降。

东汉皇帝的寿命概况与明朝类似，东汉中后期皇帝

一、明朝皇帝寿龄概况与特征

明朝皇帝从开国皇帝明太祖到末代皇帝崇祯帝，共 16位，他们的“寿龄”、“登基年龄”与“在位时间”（如下表 所示）。

表1：明朝皇帝登基年龄、在位时间与寿龄统计表

寿命较短，嗣皇继位时年龄偏小。但两个王朝的皇帝又存在很大的区别：东汉皇帝英年早逝后，太后与外戚手握重如窦皇后所立殇帝仅百余天、安帝岁，梁皇后所立冲Á 权，为巩固家族权势，往往倾向于选择立年幼的孩稚，例 13

（资料来源：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通过《明史》“皇帝本纪”记载的史料可以看到，明代皇帝的平均寿龄是42岁，赵秀臣在《议论议论皇帝》中将秦始皇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寿命”进行了统计，指出中国封建王朝“224位已经确切寿命的帝王平均年龄是39岁”，［1］可见明朝皇帝的平均寿命超过封建王朝的平均年龄。

然而审视明代皇帝的“寿龄”表，不难发现，明朝十六帝的寿命呈现一个鲜明特征：整体寿命不长，长寿者少，青

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权臣所立灵帝12岁、献帝 9岁。东汉幼帝不能独立行使皇权，只能依靠母后和外戚

来控制政局，从而造成外戚势力独大，甚至操控皇帝的废立。为夺回皇权，年幼的皇帝不得不依靠和扶植宦官势力，孰料宦官得势后也忘乎所以，侵夺皇权，操废立之权。可以说，东汉中后期皇权孱弱，少帝只能依附一方苟延残喘，在外戚与宦官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明朝皇帝继位时只有英宗和神宗为幼童，其他人都

——多学科视域下的前近代社会*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CNU09C02004）“群体与社会变迁—群体研究”；三峡大学博士课题基金（0620080054）“明代问题皇帝群体研究”成果。

已达到成丁的年龄（古代社会男子十五六岁即可结婚生子），继位时没有外戚、藩王或者宦官势力侵夺皇权。明代权臣、权监的权力都源于皇帝，皇帝拥有轻易瓦解那些令他不满的势力集团的能力。后人对明朝皇帝持严厉批判态度，猛烈抨击其荒政怠政，所托非人，误用奸臣，就在于他们可以自由掌控权力和政局，不像东汉皇帝处于弱势地位，受制于人。

考察诸帝的死亡原因，根据正史和实录留下的资料显示，大致如下所示：太祖朱元璋病死；明惠帝京城沦陷后不见踪迹；明成祖病死在返师途中；明仁宗病死；明宣宗病死；明英宗病死；明代宗病中因英宗复辟被废黜软禁而气死；明宪宗因爱妃病殁愁闷成病而死；明孝宗病死；明武宗荒淫过度而病死；明世宗因服丹药而病死；明穆宗病死；明神宗病死；明光宗因荒淫无度致病后服红丸而死；明熹宗因嬉戏落水成疾，服用“仙药”而死；明思宗因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自缢而死。若将病因与年龄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明代皇帝真正算得上寿终正寝的只有太祖、成祖二位而已。

仙方以进”；［4］宪宗朝李孜省进“朱砂养修炼之秘药”，僧继晓以秘术进，最得宠信，其他如邓常恩、赵芝玉等“俱以市井庸流，或假金丹为射利之策，或作淫巧为迎身之媟”，大臣万安、李实、张善俱献秘方仙丹以邀宠，致使“术误金丹，一时寝庙不宁，旬日宫车宴驾”；［5］孝宗朝宦官李广以修炼服食之说进，“召集道流，以致黄门修炼之术、丹药苻录之伎杂进并兴”；世宗、光宗迷信大臣、术士进奉的灵丹妙药，常食用“红铅丸”、“秋石”、“诸品仙方”、“百花仙酒”、“天水生元”、“三丹元”等；［6］熹宗有疾，兵部尚书霍维华进仙方灵露饮，帝“甘饮之”。皇帝对江湖术士的重用，服食丹药品种名目的繁多，充分反映了他们向往长生愿望的迫切性。

第二，皇帝纵情享乐，麻痹自我，以此消释对死亡的恐惧。皇帝拥有最高权力，掌握天下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却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寿命束手无策。当死神降临时，他们也同普通人一样，流露出懦弱、胆怯之情。有些先贤面对死亡的恐惧能超越自己，以追求道德、职责与使命来化解死亡，例如西方前基督教社会最伟大贤明的君主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虽然发出“人生苦短，转眼百年”的感叹，但并不由此引发及时行乐的抉择，更不至于否定道德原则，使人如兽行，无耻纵欲，他认为对死亡的慰藉应该在责任的履行中去寻找，主张弃绝肉体的享受，弃绝一切可以称之为快乐的东西，刻意追求超凡脱俗的卓越品行，充分尽善，［7］以此消释对死亡的恐惧，获得内心的宁静，从而实现人生的幸福。

但明朝皇帝极少通过克制欲望、修炼心性、履行义务、完善德行来实现精神超脱，在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他们眼中，生命既然无常，死亡随时降临，就应该抓住当下时光尽情享受，自我控制、清心寡欲正是虚度青春之举，因而他们纷纷寻求其他途径来消释对死亡的恐惧。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神宗、穆宗、光宗、熹宗或沉溺道教，或崇奉佛教，在虚无缥缈的宗教中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同时拼命放纵欲望，及时行乐、享受人生。他们凭借至尊至贵身份，过着锦衣玉食、仆从成群、美女环绕、穷奢极欲的生活，纵情声色犬马，用酒肉和女色麻醉自己，在醉生梦死中忘却不安与恐惧。南明福王被南渡大臣马士英等人拥立为帝后，终日只知吃喝玩乐，其弘光内殿悬挂的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8］正是最高统治者意志消沉、及时行乐心态的真实写照。

第三，过度服食丹药、纵欲无度危害了皇帝的身体健康，缩短其寿命。过多服食丹药正是皇帝致病的重要原因。明朝皇帝误信方士的异端邪说，以为丹药是补药，可以治疗疾病，壮阳提神，有益于身体健康。但事实上，“人受天地之生，其本来精气自足供一身之用，少壮之时，酒色丧耗，宴安鸩毒，厚味戕其内，阴阳侵其外，空余皮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赖于腥臊秽浊之物，以为夺命返魂之至宝，亦已愚矣。”这些金石丹药本身含有毒性，“盖其燥烈之性为火所逼，伏而不得发，一入肠胃，如石灰投火，烟焰立炽”，容易损伤人的五脏六脾，严重者危及生命。明成祖食用的仙方

二、英年早逝对皇帝个体的影响

人的生命周期一般分为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四个阶段。从“明朝皇帝寿龄表”可以看到，三十岁至四十岁（青壮年）阶段是明朝皇帝的高危年龄阶段，意外事故与病魔频频危及他们的身体健康，共有八位皇帝在这个时间段命丧黄泉，占总人数的50%，明世宗和神宗也在这一阶段经历过生死劫。“所有具有基本智力能力的人都恐惧死亡。这种宗教、政治、军界领导们想方设法超越的恐惧是本能的，先天的。”［2］更何况明朝皇帝纷纷在而立之年英年早逝，如同梦魇缠绕着皇帝，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如同沉重的石头压在胸口，令他们惶恐不安。这种焦虑不安与恐惧情绪直接影响其人生观与宗教信仰，左右其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

第一，短寿引起皇帝的恐慌，迷信丹药方术祈求长寿。明朝皇帝普遍短寿，并不是朱明皇族家庭内部有可怕的、致命的家族遗传疾病，但大多数皇帝身体健康欠佳。仁宗身体过于肥胖，且患有足疾，腿脚不便；孝宗先天体质不好，体弱多病；武宗暴饮暴食，嗜酒如命，没有子嗣延续香火，泛舟溺水后就大病难愈；世宗因水土不服，落下一身疾病，哮喘、感冒难以治愈，嘉靖十三年“重咳六十日”，十九年冬“复得奇疾，非寒非热，卧三旬乃起”；［3］神宗常年疾病缠身，经常感冒、腹疼，患湿疹，头目眩晕，数日不止；光宗、熹宗身体状况也欠佳，经常玉体违和。

明朝皇帝身体健康欠佳，加上祖先英年早逝的传统，令他们忧心忡忡，延年益寿的欲望十分强烈，纷纷迷恋方术，吞食丹药，以求长寿。有明一代，迷信方术、服食丹药的皇帝有九人之多，很大程度上与其身体健康欠佳有关。明太祖患病，赤脚僧献药治愈，命肃王于奉天门设座听朝政；成祖在都城建灵济宫，“帝每遘疾，辄遣使问神，庙祝诡为

“药性多热，服之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4］“唐时诸帝，如宪、文、敬、懿之属，皆为服丹所误。宋时张圣民、林彦振等皆至发疡溃脑，不可救药。近代张江陵末年服丹，死时肤体燥鮤如炙鱼然。”［6］充分证明了服用丹药的危害。

根据现代科学可知，服食丹药容易引起重金属中毒，但其毒性是日积月累，慢慢危害人体健康，并不会让人迅速丧命。明朝中后期皇帝普遍英年早逝，还与其纵欲无度有直接关联。明中后期社会纵欲之风盛行，一些人利用丹药作为房中助兴仙药，“借为肆志纵欲之地”，结果“得未得而寄存器随之”。例如“庐州龚太守廷宾时多内宠，以百金购十丸（红铅丸），一月间尽服之，无何，九窍流血而死。”［6］中后期皇帝放纵肉欲，热衷食用丹药采阴补阳，执迷不悟，例如仁宗沉溺女色，服食丹药，导致身亡；宪宗所服丹药多为媚药淫术，红铅“其性大热，峻补命门淫火。陈酒服一枚，少顷蒙昧如醉；若连服二枚，则邪火内拒，令人暴亡”，［9］秋石“久服之，令人成渴疾。盖此物既经锻炼，其气近温，服者多是淫欲之人，籍此

放肆，虚阳妄作，真水愈涸，安得不渴？”［10］世宗“晚年须眉脱落，乃至大渐，丹毒并作”；［11］穆宗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不能视朝；［12］光宗继位纵欲无度，服用“红铅助火之物，一夕遂至人故”；［13］熹宗“初甚甘之，已渐厌，及得疾，体肿”，［4］“服未匝月，而龙驭宾天”。

［14］

立自主能力与理性思维能力都显著增长，可以乾纲独断，不为小人蒙蔽，不受制于人，因而能较好地扮演皇帝角色，承担其神圣职责，尤其是政治职责。

皇帝登基后都会经历一个与朝中文武官员磨合、了解整个军国政务、权力格局分布状况，通过恩威赏罚慢慢建立自己的权威，选择亲信充当代言人实施自己政治设想的过程。26岁的明惠帝、23岁的熹宗刚刚明白、勉强能够适应、担当皇帝角色、职位，30岁的代宗、31岁的武宗、34岁的思宗刚刚建立自己的权威，熟练操控文官集团，驾

驭官僚机构，36岁的孝宗和穆宗、38岁的宣宗和英宗、39岁的光宗正是成熟稳重、精力旺盛、大展宏图的时段。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躯体在30-35岁，精神在约49岁时达到黄金时代，［2］孔子也说过“三十而立”，三十多岁正是人生发展的黄金阶段，身体机能、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的修炼都达到最佳状态，敢拼敢闯，充满激情，锐意进取，奋发向上，是最能成就功业的时段。如果上面这些皇帝能活到五十多岁，用青年人的锐意进取精神、奋发向上精神鼓舞士气，带领整个国家机构朝“明君”、“圣君”、“贤君”目标发展，君臣上下齐心，明朝将出现“中兴”与“盛世”景观。中国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在长君治下完成。然而非常可惜，明朝这十位皇帝都在人生最宝贵、最容易将人推向成功的年龄，还没来得及大显身手、施展抱负就英年早逝，统治期间碌碌无为，缺乏建树，难现盛世风光。

第二，继位少主难以胜任皇帝工作，倚仗身边亲信，容易误用歹人。登基的幼主、少主并不具备履行皇帝职责义务的素质与能力，皇权多流于权臣或权监之手，给国家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明朝从英宗开始，继承者年龄普遍偏小：英宗9岁、宪宗18岁、孝宗18岁、武宗15岁、世宗15岁、神宗10岁、熹宗16岁、思宗17岁（皆虚岁）。他们再天资聪慧，毕竟阅历有限，面对险恶的政治，力不从心。这种少主执政往往潜伏着许多危机，容易引发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英宗生于深宫，长于大内，幼年嗣位，任性而为，喜谀好胜，信任王振，一意孤行，轻开边衅，落得兵败被俘、被逼下野，幽居南宫的下场。熹宗16岁仓猝登基，文官之间的门户之争、文官宦官之间翻云覆雨的斗争，让这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茫然无所适从，仅因魏忠贤是最宠信的乳母客氏的“对食”，就将处理文书的大权交给魏氏，自己终日沉迷于木艺、雕塑，最终酿成了“魏忠贤之祸”，让天启朝成为明朝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特务统治时期。

这些少帝无力独自挑起国家重担处理军国要务，即使充当象征性、礼仪性的首脑，也需要依靠他人方能胜任。鉴于明朝对外戚和宰相的严格限制，宦官成为少帝信任、依赖的主要对象，几乎每位皇帝都有几个最信任的大伴，致使明朝的宦官力量恶性膨胀，宦官干政害政现象特别突出。回顾整个明朝历程，几位年轻少主的统治都存在很大问题，举措失当、治国无术、用人无方，为自己的统治埋下祸患，也给整个帝国带来巨大灾难。

正如崇祯皇帝所感叹，父兄皆为宫中旧方所误，一丸丹药葬送性命。仁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光宗、熹宗都迷信、热衷丹药，服食过量，结果正是这些丹药成了催命符，不仅不能长生延寿，反而缩短寿命。

三、皇帝短寿对帝国政治的影响

传统社会，皇帝是帝国的核心首脑，肩负着整个帝国兴衰存亡的重担，“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

［15］

明朝皇帝大多英年早逝，这种寿龄

特征对帝国政治产生的影响，并不单纯只是皇位继承人变更所引发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问题，还直接影响到皇帝的政治作为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皇帝多在而立之年去世，缺乏作为，不利于王朝统治。帝国的最高首脑应该具备超常的素质和能力，仅防止皇权旁落一项，就需要高超的统治艺术与谋略。传统“君临之术”包括八柄、四位、七术、察六微、两手等，皇帝只有依赖赏刑二柄，赏以劝之，刑以戒之，诱之以利，施之以法，牢牢操纵官员的生死荣辱，方能驾驭整个官僚机器。而治理好整个国家，处理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等事务，使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更需要具备专业政治家的各项素质。朱熹认为人君临朝必须端庄安重，凝住天命，胸怀至宽至阔，眼光至远至大，意志至坚至强，知识至广至博，思想极其深刻，操守极其高尚，德能极其超卓，惟其如此，方能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向善。无知孩童和懵懂少年根本无法达到此一境界，唯有成人方有可能实现。长君的心智、能力随着实践的增多、经验的积累，独

第三，少主过早承担治理天下的重担，产生厌倦心理，导致日后荒政怠政。明朝皇帝荒政怠政现象特别突出，［16］

君和圣主，大部分皇帝都是庸碌无为的庸君、荒君和纵君。他们在心学思潮和逐利思潮的感召下，无心处理政务，纷纷追求远离皇帝角色规范与权利义务之外的自在生活，退回皇宫内苑，游弋在自己的私人领空，谱写着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精彩纷呈的人生篇章，成为一个个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帝王。大明帝国正是在中后期问题皇帝的无为而治、荒政怠政中，由广大文官宦官集团按照文官社会既定轨道、内部章程规则缓慢运行，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统治机构日益陷入困境，整个帝国走上衰亡之道。

也与他们过早担任皇帝一职有关。这些年纪轻轻、毫无

人生阅历的少年皇帝登基后，与其说发挥行政首脑的职能，不如说发挥其最高权力的象征性意义，在“皇帝”的名义下赋予大臣举措的合法性。例如神宗十岁继位，在其亲政前十余年间，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听政，接见群臣并按照阁臣事先拟好的批文照本宣科读一遍。幼主、少主虽能得体地完成早朝仪式，但他本人并不明白批语所含深意，离亲理朝政、乾纲独断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当他真正成年可以独立处理政务时，却早已厌倦这种枯燥、辛苦的生活，不肯上朝。后人在猛烈批评“懒王”荒政怠政行为时，却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其短暂的58年生涯中，就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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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少年得志，轻易荣登宝座，完全依靠皇位先天赋予的权力获得无上的权威，因而对自身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应尽义务缺乏深刻认知，具体到政治生活实践中，他们只知道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甚至对这一角色厌倦，一心逃离皇宫，过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逍遥生活。例如熹宗登基后，所有心思都花在玩游戏和娱乐上面：“美人灯下裹头行，黽鼓低敲玉笛停。清响一声罗帕卷，君王重系小银铃”，捉迷藏的游戏居然从童蒙时代一直玩到九五至尊之后，“终夜不倦”，“夜宴既毕，陈种种杂戏，宵分始就枕。”［14］熹宗尚为少年阶段就进入权力核心圈，本人还没有做好当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准备工作，就被迫坐上皇帝的宝座，他并没有积极主动调试心态，转变角色观念，按照一国之君的标准培养、锻炼自己，既不肯虚心求教，克制欲望，清心寡欲，修炼德行品质，也不肯花时间和精力学治国本领，一味放纵自己，追求自我享受，究其一生，始终是一个调皮的“宫中小劣童”。

明朝大多数皇帝青少年阶段直接继承大统，过早承担治理天下的重担，意气风发、年富力强的青壮年时期又不幸英年早逝，这种寿龄特征使得大明帝国缺乏明君、贤

责任编辑仝瑞中

第二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影响因素分析_以湖南省为例.

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离不开农村的小康建设, 而农村小康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提高农民收入,使广大的农民群众富裕起来。本文通过对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几个主要因素的相关分析,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相关分析中图分类号:F713文献标识码:A 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务必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好,因为这事关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因此必须始终把这项工作作为全党全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增加广大农民的收入,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和城镇居民的平均差距却进一步的拉大。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只有保持和促进全国各地区农民平均收入的持续并且快速的增长。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都关注三农的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更加重视三农问题,陆续颁布一系列的针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在这些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全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本文以湖南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为例,对可能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些主要因素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进而提出如何进一步增加农民居民收入的一些方法。

一、创建和分析模型

尽管有很多内容构成了农村居民收入,但这些内容综合起来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于是,我们选取几个主要的变量来建立数学回归模型,并对其做出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本文选取了1991年到2008年这十几年的相关数据,选取三项作为解释变量,x 1为湖南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湖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x 2是湖南农业机械总动力,x 3是湖南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农村居民纯收入作为因变量,用y 表示建立模型: y=αx 1+βx 2+δx 3+u

其中u 是随机干扰项,为对应的解释变量的系数。为分

析这三个解释变量如何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将这三个变量建立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回归结果如下:

由回归结果看出: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回归方程的因变量和3个解释变量x

1、x

2、x 3之间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并且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但常数项的P 值和0.05很接近且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序列相关,于是我们选择采用对数模型。

其中u 是随机干扰项,α、β、γ为相应解释变量的系数.其回归结果如下: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0.05的的显著水平下,回归方程中的因变量和3个解释变量x

1、x

2、x 3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并且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即湖南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湖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湖南农业机械总动力、湖南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能做出很好的解释。并且,已经消除了数据的序列相关问题。实际上,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因素有很多,本文虽然只采用几个主要的因素进行分析,但是仍然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通过对上面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湖南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湖南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与湖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显示出正向的相关关系,说明应加大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以提高农民人均收入。

2.一个地区农用机械总动力是衡量该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该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农用机械总动力这一变量在回归模型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正向的相关关系,这就表明了农业机械越普及,机械化水平越高,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会越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也会相应越高,这也符合实际的经验。

3.在回归模型中,第一产业中的劳动人数在全社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显示出负向的相关关系,因此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有利于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快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下转167页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以湖南省为例

陈东俊 张楠

(广西大学,广西南宁530004(上接159页

二、政策建议

(一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并调整投资重心

第一,加大农村固定资产的投入,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主力军,保证农村固定投资在绝对数量上进行稳定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把投资重心向农村倾斜,逐步提高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第二,优化农村财政支出的结构,在关系到农民收入的节水用水、灌溉、乡村公路建设和电力改造等一系列基础工程方面,应加大投资力度,为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积聚农业快速发展的力量和加快农村居民增收夯下坚实的基础。第三,规范对农村投放资金管理,进一步完善和巩固农村投放资金的公示制度、资金项目分配的相关管理制度、项目责任追究制和项目资金使用效果考核制度,加大对农业专项资金管理的监督检查力度,使农业资金真正发挥其社会效益。

(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并鼓励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农业大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这是加快湖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关键。从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后,已经不太可能把增加农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价格作为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才是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关键所在。首先,坚持市场化经营,务必做到市场的需求为指向,优化和调整我国农作物种植数量和品种结构,鼓励农产品种类多样化和质量优质化,引导农民种植质优高产、满足市场需求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或者是地理优势,创立特色农业品牌,如常德石门的柑橘品种开发、祁阳的苗圃开发等。其次,树立品牌意识,充分发挥品

牌效应。这些年来,湖南省的石门柑橘、唐人神系列产品等品牌在全国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各级政府应在政策方针、资金投入等方面继续不遗余力地支持农业的产业化和创建农产品品牌。再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引进和推广科学技术含量高的种植、加工、养殖等先进技术,创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的农业科技示范园,鼓励研制开发具有高技术含量、质优高产的农产品。最后,大力发展生态绿色农业。生态绿色农业已成为当今全球农业发展的主流,这是消费者对绿色环保无公害产品的期望,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

(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

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它本身具有自身的特点,如季节性和周期性。据统计,湖南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因此,加快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成为增收的关键所在。就当前而言,乡镇企业和城市吸纳了大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一些因素明显制约了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乡镇企业存在一些问题,如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产权所属不明细、制度缺乏创新等。其次, 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弱化了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消化能力,导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明显减少。第二、第三产业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增加的最主要途径,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乡镇企业扶持力度,完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建立起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相关运行机制,加大对企业的贷款力度,解决短期资金问题,明晰产权所属,激励企业创新活力;同时,各地也要积极结合自身资源和地理优势,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相关产业,优化全省产业布局。最后,鼓励和扶持农村个体私营企业,除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外,还可以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制定和完善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扶持具有一定知识技能和资金的农民返乡创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玉斌.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与解决途径[J].中国改革论坛,2004,(05.[2]贺友斌.湖南省农民增收存在七大困难与七大制约因素[J].湖南统计信息网,2004-03-25.[3]乔为国、孔欣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变动趋势 的影响[J].当代经济科学,2005,(09:1-5.[4]郭新华、伍再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 响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6,(07:73-74.创新比较少,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我国银行理财业务把一些原有的业务进行整合包装进行销售,在对客户的个性需要方面没有创新。而银行理财在服务市场时主要要做到的就是个性化服务,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客户制定出不同的服务方案,这样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同类型的人,能够承担的风险程度都是不同的,因此需要对不同客户在不同时间段所能承担的风险能力进行评估,对客户进行差别对待,做到因人而异,这样才能使产品创新,才能为我国未来的银行理财市场的发展起到实际意义上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由于目前我国政策法规的限制,我国的银行在金融业方面还处于分业经营阶段,银行的理财服务还没有真正发挥其实质意义。因此,我国的银行理财业务在当前来讲还处于理财产品的推销、销售初级阶段,它还没能够按照客户的需求对其进行个性化的服务和投资管理,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财。

三、小结

虽然我国银行的理财业务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其市场发展前景非常乐观,在对银行的业务发展范围、资产结构、客户收益和银行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发展个人理财业务有利于扩大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有利于改善银行的资产运营方式,有利于增加客户的收益增长,有利于转变银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且在完善银行的金融服务功能方面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与银行的发展战略是彼此联系、互相促进的,我国银行要注重理财业务的重要性，只有把理财业务当做一项长远的谋略发展的基础了,才能为我国银行的发展开拓更宽、更广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杨飞.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研究与展望[J].金融论坛, 2010,(09.[2]谭庆华.论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J].金融研究,2010,(05.[3]喻强.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新趋势[J].中国金融,2007,(21.

第三篇：以二胎政策为视角浅析生育二胎意愿与影响因素

以“二胎”政策为视角浅析生育二胎意愿与影响因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二胎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它是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二胎”。2013年8月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消息称，国家卫生计生委党组日前决定开始实施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并适时出台完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这一提法再度引发公众关注。

2015年7月17日，是第26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计委在通报了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的情况。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已达13.68亿人。而在全面放开二孩方面，卫计委首次透露，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

继“单独两孩”政策全面落地一年多后，日前，传来了生育政策有望再度调整，年内出台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对此，2015年7月22日，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则重申了着手评估和推进新政，否认了年内实施的说法。不过，对于呼声很高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少人口及社会学专家则表示支持，认为“单独两孩”只是个过渡性改革措施，新政在十三五初期就有出台必要。

2015年10月，中共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二胎）政策。

一、我国人口的基本情况简介

2014年中国0-14岁低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5%,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降低0.1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平均26%的水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连续三年出现净减少,从数据上看,2011年9.40亿,2012年9.37亿,2013年9.34亿,2014年9.1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近十年我国人口变化有如下特点:老年人比重逐渐增加,少儿的比重逐渐降低,而总抚养比重却出现降低,这种表现充分体现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但出生人口增长率下降的现象,同时也更加突出了我国人口出生率变动“蝴蝶效应”般的影响。然而这种趋势在2013-2014年启动实施二胎政策后就被打破了并且均出现了逆转,可见二胎政策在政策实施初期对扭转不利局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已初露端倪。

资料显示,2005-2014年人口增长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事实上1995-2014近二十年都呈这种趋势,或许二胎政策出台的原因也有基于此的考虑。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3年期间人口增长率低于0.5%,但近两年有回升趋势,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究其原因,主要受“二胎政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2013年政策发布、2014年各地逐步实施后,人口环比增长率近几年来首次突破0.5%,回升势头明显。这种转变可以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即2014年的人口出生率有明显的提升,况且我国人口基数大,相应的出生人口数的增长量的变动便可想而知。

二、我国二胎政策实施现状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以“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2014年各省二胎政策陆续落地,具体实施时。

可见,人口政策并非同时放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时间选择性地采取措施是理性之举。可想而知,关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预测,保证平稳过渡是前提,同时也要依据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具体地调整下一步的方案。

据《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科院发布)显示, 我国目前总生育率只有1.4,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2015年7月,国家卫计委表示单独两孩政策效果正在显现,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比2013年增加47万人,目前申请数量稳定在每月8万对至9万对。具体来讲,截至2015年6月30日,北京市“单独两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44700例和40951例;据预测,新政平均会让北京每年增加超过5万新生儿。然而2014年8月至11月,北京市单独两孩申请人数曾出现连续四个月下降,单独两孩申请量至今依旧远低于预期.三、对生育“二胎”的意愿与影响因素的浅析

• 1.生育“二胎”的意愿与影响因素 从世界范围来看，理想子女数减少是现代化社会普遍发生的一种趋势。西方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从多学科的视角来试图解释生育观念的变化，并分析影响理想子女数的因素。

以经济学家贝克尔为主提出的生育经济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增加，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也增加，人们愿意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抚养和教育。总的来说，家庭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增加要大于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增加，因此，收入和孩子数量之间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会减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收入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在控制教育程度后，妻子的收入对其理想子女数无显著影响。

现代化理论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来探究现代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本结论是理想子女数随现代化进程而减少，从个体层面来看，受教育年数越长、越重视自我发展，就越倾向于不生和少生。因为现代化社会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上升而效用降低，人们对其他消费品的偏好要超过对孩子的偏好，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则使孩子对个体的吸引力降低，受过较多教育者更容易接受强调自我人生价值的现代化观念，容易找到其他价值目标替代孩子的价值。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其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研究结果显示，妻子的教育程度比她的收入、家庭收入以及丈夫的教育水平对理想子女数有更强的影响。

生活经历分析关注的则是成长环境、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和生育经历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父母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对子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很强的正向影响，父母对子女生育数量的期待与子女的理想子女数也呈正相关，初婚年龄推迟会减少期望子女数，而现有子女数越多者理想子女数也越。•

• • 然而，若要探究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中。因此，我们既借鉴西方的分析框架及研究原则，更注意到由于国情不同而带来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西方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

首先，多子女家庭在西方社会被更多地贴上负面标签，认为如果子女数量超过4个，父母将不能给予孩子很好的照顾，父母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时间、精力和经济资源会减少，父母与孩子的互动也会降低，2至3个孩子的家庭规模最受推崇。而在中国，独生子女已经演变成刻板的社会印象，与“能力低”、“自我中心”、“自私”等一系列负面评价形成了固定的联想，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更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更能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等观念得到不少人赞同。因此，当独生子女在中国普遍成为一种负面印象时，生育政策允许将促进城市人口理想子女数为2孩的比例增加。

其次，随着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家庭在孩子教育、医疗和成家时购置婚房等方面的费用大增，孩子抚育成本急剧上升。有研究表明，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0至16岁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达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购置婚房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9万元；1/4家庭的子女经济成本占夫妻总收入的50％以上。有理由预期，为了家庭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尽可能好的生活机会，人们对两个孩子的偏好将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然后，男孩偏好是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重要特征，它对理想子女数有正向刺激作用。城市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弱化了男孩与养老的联系，但男孩与传宗接代的联系则较少受到触动，城市居民男孩偏好明显减少但仍存在。因此，有男孩偏好者更多认为两个孩子更理想。我们同时还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它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无疑是不容忽视的，是生活经历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对于“一胎化”政策实施后步入婚育的城市居民而言，他们更有可能把政策生育数视作理想子女数。

最后，幼年子女照顾是西方女性面临的工作与家庭角色的主要冲突。经验研究结果显示，职业女性在孩子婴幼儿期主要是通过中断就业或从全职工作转换为兼职工作来应对家庭与工作角色的两难。由于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远远高于男性，故理想子女数的性别差异比较明显。而中国城市女性大多在生育后连续就业，再加上有强大的亲属支持网络减轻其育儿负捌剐，女性因生育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少，二胎意愿的性别差异将不明显。

2.讨论组建议总结----针对“家庭消费（成本）”方面

从主要分析来看，虽然收入、财产禀赋、孩子的性别以及存款利率均与家庭生育二胎意愿呈现出相关关系，但上述因素均属于系统性因素，并且存在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缺乏统一衡量的标准等特点，可视为外生因素。因此，为使提振家庭生育二胎意愿的政策建议更具有操作价值，此处着重针对房价、子女生活消费、儿童教育开支、儿童医疗开支、生养手续以及教育资源的配置等因素提•

• 出建议：

• •

（一）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首先，加快构建保障性住房体系。一是加大重视力度，建议由中央牵头出台统一的保障性住房指导政策，省、市、县一级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办公室，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对应的实施细则和具体方案，积极推动落实； 二是加大对保障性住房运营模式的研究，在研习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多层次、多品种、多维度的保障性住房运营模式；三是创新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融资模式，加大对社会资金的利用力度，放大财政杠杆，在不增加政府财务负担的同时保证多个项目的开工建设。

其次，逐步改革公积金管理模式。一是简化审批手续，各地政府应当根据本地住房市场状况，减少现有审批环节，积极压缩公积金申请周期；二是放松缴存和提取限制，降低申请门槛，扩大公积金适用范围；三是提高管理水平，聘请专业机构管理统筹资金账户，探索入市方案，提高资金收益水平，并按照一定比例向缴存单位和个人分配超额收益。

• 最后，积极推行行政改革。一是调整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的匹配，从根本上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二是探索发行市政债券，拓宽政府融资渠道，降低对单一金融机构的依赖，积极探寻多层次的政府性资金筹集手段； 三是降低政府债务成本，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的限制，用低成本的资金置换高成本的资金，在化解存量风险的同时降低地方财政与房地产行业的关联度。

（二）规范母婴用品市场

第一，完善国产母婴用品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清退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建立产品质量指标体系，落实合规生产的基本职责。尤其是对于婴幼儿食品、奶粉生产企业，需建立专门的食品标准，从原料、生产管理、质量指标、物流以及销售等环节层层把关，切实提高国内婴幼儿产品的质量，让消费者买到放心的国产婴幼儿食品。

第二，降低进口母婴用品流通成本。建议大力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积极建设保税区和自贸区，对多层级的代理经销模式进行规制，降低因委托代理环节 过多产生的额外贸易成本，打破目前进口婴幼儿产品价格虚高，卖方市场能力过大的现状，降低进口婴幼儿产品的零售价格。

第三，加强惩处力度，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建议工商、商务、质检等执法部门加大对婴幼儿产品的检查力度，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对制造贩售假冒伪劣制品的进行顶格处罚，有效地整肃市场，降低逆向选择的发生概率。

（三）稳定社会消费品价格

一是加强宏观调控，对流动性进行分割化调节，严控信贷总额过快增长和货币投放总量，确保不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对民间流动性进行疏导，防止投机资本进入基本民生行业。

二是保障基本消费品的供给，让日常生活用品、农副产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供•

• • •

• •

• 给能够覆盖城乡居民的消费，确保其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扬，同时加大对能源以及生产资料的定价指导力度，对电信、燃油等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实施价格规制，保证其价格的稳定。

三是加强物价监管，强化市场秩序监督，对扰乱市场秩序、不正当竞争的现象要严加整治，加强行政执法的覆盖力度和频度，打击哄抬物价的行为，确保市场秩序的稳定。

（四）简化生养手续

一是以行政力量为主导，健全制度体系，精简生养孩子的手续，减少办理的复杂程度，降低办理手续的时间成本。

二是下放审批权限，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减少手续的申报管理层级，提高手续办理速度，更好更快地服务于“ 单独二胎”政策。

三是加强监督管理，强化对各办理环节的合规管控，切实推进依法行政，深入开展专项治理，预防和杜绝违法违规操作的发生。四是推动政务公开，政府应加强信息化技术的使用，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开系统，及时完整地向公众披露业务办理流程，开通便民查询系统，让申请人能够及时对所办业务进行跟踪。

（五）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首先，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完善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逐步缩小教育资源的城乡、区域、校际差距，同时尽量保证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立学校标准化和同质化建设，实施教职员工交流轮岗制度，废除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的设置，从根本上破解择校问题。

其次，改革招生监督机制。对现行的监督机制进行调整，在坚持政府进行宏观监管的基础上，引入专业化第三方监督机构对招生过程进行监督，积极推进招生工作的透明程度和公开度，强化社会、家长的监督作用，形成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全方位杜绝招生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出现。

最后，加大教育投入。增加教育支出占GDP 的比例，探索筹建教育基金，完善困难学生资助机制，同时试点多子女家庭的补贴机制，适当地提高教师薪酬，进一步降低家庭教育负担。

（六）推动儿童医疗事业发展

一方面，必须加大儿童医疗投入。一是投入更多的资金提升儿科医资力量、扩大医疗规模、改善设备设施、提高公立医院医疗水平和接待患者能力，满足日益扩大的儿童医疗需求； 二是加大对儿童医疗医院或网点的建设投入，提高儿童医疗的覆盖范围，同时积极推动股份制儿童医院和外资儿童医院等新型医疗模式，充分吸收社会资金参与儿童医疗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切实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三是加大对儿童医疗的补贴力度，降低儿童医疗的成本和费用，降低家庭在儿童医疗上的支出。

• • 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推动儿童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由政府主导，参照现行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体系，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家 庭投入为辅的覆盖城乡儿童的医疗保险体系，切实降低家庭负担。•

• • • •

• •

• •

• •

五、结语

二胎政策能改变我国的人口倒三角结构,对冲人口老龄化压力。但目前关于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问题还存在争议,是日趋严峻的人口形势下“全面放开二胎”,大幅度扭转局面,全面扼杀潜在制约因素;还是循序渐进、适时调整，值得我们深思。

事实上,单方面从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已经给出了启示和答案,在实施短短的一年时间后,我国人口趋势便已出现扭转,为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况且我国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接生分娩服务等公共服务水平都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应对全面放开二胎可能会出现的“婴儿潮”。不过,暂时尚不能下定论,毕竟影响生育人口的因素很多,尤其是当前适龄生育者的生育观念等,因为其生长环境已完全不同于上一代并且信息化时代下生活压力急剧增大,所以全面放开二胎的效果,值得我们期待。总之,政策服务于发展,需充分调研实际情况并采取及时的调整措施,各地可以不同步、不设统一时间表,取代一贯的“一刀切”,刺激生育势能平缓释放,避开“低生育陷阱”。•

第四篇：【开题报告】县域经济旅游收入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桐庐县为例

XX大学开题报告

学生姓名

学号

导师姓名

开题时间

开题地点

开题报告名称

县域经济旅游收入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桐庐县为例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旅游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主要选择方式之一。旅游产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2018年，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测算，我国旅游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综合贡献达11%。2018年，我国人均出游达3.4次，总数达到44.4亿人次，而2016年的旅游总收入将达4.69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2.6%。在进入经济全面放缓新常态情形下，旅游业有望成为国民经济战略型支柱产业。

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工作推进愈加深化。并且当前我国已进入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旅游扶贫在我国扶贫开发中发挥着曰益显著的作用，以其锐不可当么势正成为我国扶贫攻坚的崭新生力军。这也就意味着，大力促进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提高当地百姓收入尤为重要。

桐庐位于长三角南翼腹地、浙江省西北部，距长江三角经济中心上海约250公里，距省会城市杭州60公里，是上海和杭州的“后花园”，地理位置优越。除了良好的自然人文条件，桐庐以山水优美、古迹众多著称于世，历来是人们向往的旅游胜地。改革开放以来，桐庐以风景旅游县对外开放，逐渐成为浙西旅游线上的热点。由于当地政府陆续出台的政策保障，旅游已然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产业。

旅游产业规模的扩大对浙江省桐庐县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在此情况下，对浙江省桐庐县旅游收入进行分析就显得较为重要。因此，本文的重点就是对浙江省桐庐县旅游收入进行分析，包含旅游收入的构成、近几年旅游收入的变化趋势、国内各个地区对浙江省桐庐县旅游业的贡献和影响旅游收入的几个因素。

二、研究思路、内容

（一）研究思路

本文立足实践，结合县域经济相关理论，以浙江省桐庐县为例，从旅游收入出发，研究旅游收入的构成、近几年旅游收入的变化趋势、国内各个地区对浙江省桐庐县旅游业的贡献和影响旅游收入，各个类型的游客的具体花费，节假日与非节假日旅游收入和人数的关系，以及相关现状的成因。并且基于此，给出结论与建议。

（二）研究内容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2.县域经济旅游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1.研究内容

2.研究方法

二、县域旅游相关理论基础

（一）县域旅游概念界定

（二）发展县域旅游对当地经济必要性

三、浙江省桐庐县旅游收入的构成及影响因素

（一）浙江省桐庐县旅游发展现状

（二）浙江省桐庐县旅游收入的构成（三）浙江省桐庐县旅游收入的影响因素

1.旅游人数

2.旅游人均花费

3.居民收入

三、浙江省桐庐县旅游收入的统计分析

（一）浙江省桐庐县旅游者的客源分布分析

（二）浙江省桐庐县旅游收入分析

四、结论及建议

三、研究方法与可行性

（一）研究方法

其一，文献资料法：该种方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通过文献资料法，能够对课题有基本的认识，从而更好的确定选题，同时还能够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和访问，也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笔者通过查阅校图书馆、CNKI数据库以及互联网中的相关资料，了解县域经济、旅游与收入等相关理论，为全篇的探究奠定理论基础；

其二，实证分析法：该种方法是认识客观现象，提供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的知识研究方法，其重点是研究现象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该种方法试图超越或排斥价值判断，只揭示客观现象的内在构成因素及因素的普遍联系，归纳概括现象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所以文章通过模型的构建，来得出相应的结论。文章通过实证得出县域经济旅游收入影响因素；

其三，案例分析法：该种方法是对有代表性的事物或现象深入地进行周密而仔细的研究从而获得总体认识的一种科学分析方法。该法既可被用来为某种假说作论证，又可把得到的研究成果作为进行更广泛研究的基础。在从个别到一般或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中均能发挥作用。文章通过以浙江省桐庐县为例进行具体探讨；

其四，统计分析法。即运用统计数据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及分析与对象有关联的变量，利用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以进行数据研究的研究方法。

（二）可行性分析

其一，经过学习，已经掌握了本篇论文写作的基本知识；

其二，图书馆、互联网等可以搜集到较多的资料；

其三，有导师的指导；

其四，自身有浙江省桐庐县旅游消费经历及调查，可以获得一手资料。

五、进度规划

第一阶段：选题、定题阶段，及任务书下达（201X.XX.XX-201X.XX.XX）

第二阶段：搜集资料、形成论文提纲、撰写开题报告（201X.XX.XX-201X.XX.XX）

第三阶段：撰写论文，中期检查（201X.XX.XX-201X.XX.XX）

第四阶段：论文的评阅及答辩工作（201X.XX.XX-201X.XX.XX）

第五阶段：毕业论文资料的整理归档（201X.XX.XX-201X.XX.XX）

四、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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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旅游研究院编著.中国旅游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6]王凯.中国县域旅游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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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主要影响因素及对策浅析-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主要影响因素及对策浅析

——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

摘 要

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行使着管理国家的权力，是与人民群众接触最多、最广的政府人员，在群众眼中，他们是国家形象的代表，他们工作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立足于民族基层地区和工作效率这两个点，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调查分析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影响因素及提出相应建议。关键词

民族地区

基层政府

工作效率

1.前言

民族地区即是指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在中央政府集中统一领导下，遵循国家宪法的规定，各少数民族以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享有当家作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制度。近年来，民族地区公务员的队伍建设在总体上有明显成效，素质不断提高，人才专业构成趋于齐全，尤其是1998年机构改革后表现更为突出，一支精干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正逐步形成并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基层民族地区位于偏远地区，条件比较艰苦，环境相对恶劣，经济发展落后，所以要想西部开发战略得到具体的落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保证和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的工作效率。

2.影响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的主要因素

2.1 基层政府人力资源建设不够完善

(1)人才培养模式较传统，培养干部着眼点片面

为了适应民族地区政权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需要，民族地区在培养人才方面，尤其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着眼点往往以培养行政干部为主。这种重行政轻业务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政策，使得民族地区的公务员队伍中党政型人才多，而懂经营、善管理的专业型干部比较短缺。[1]政府中精通法律、审计、市场营销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的专业化的公务员十分短缺。(2)干部择优机制未能跟上发达地区的发展

由于干部择优机制的落后，评价机制的不科学，干部的选任没有发挥出竞争动力和压力，干部退出机制没有形成制度化，加之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民族地区公务员的竞争意识，开拓意识淡化，平均主义，大锅饭意识仍然禁锢着其思想，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3)青年人才断层，后续力量不足

我国公务员编制设置多年没有经过大调整，人事不匹配问题突出，不少地区在编人员出现年龄老化、结构失衡现象。随机对60位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的调研中，年龄45岁以上达60%，35岁至44岁占13.1%，35岁以下仅占26.9%。过高的年龄分布导致基层政府缺少活力，观念保守，他们保持按部就班的工作思路，缺乏创新，不易接受时代的先进产物。调研发现，基层工作虽较繁杂，但大部分工作可以通过信息化办公提高效率，如部分乡镇试行的OA办公软件和视频会议，能在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能突破时空限制、方便快捷的联系通道和工作平台，极大提高了基层工作效率。据调查了解，90%以上的基层政府年均信息化培训低于2次，加上对信息化办公的内涵和意义认识不足，他们甚至觉得参加各种计算机和软件培训会增加他们的工作量，减少他们的休息时间，因此产生“越全能，越多做”逃避责任心理。

2.2 地区经济落后，财政支持力度不够

少数民族所在地多为深山地区，位置偏僻，经济不发达[2]，如都安瑶族自治县以及融水苗族自治县的乡镇地区普遍较贫困，每一年都会评上贫困县。此外，贫困地区的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环境亦是极其简陋，几张桌子与椅子拼凑起来的办公桌以及仅有的一两台旧电脑和打印机。基层政府的办公硬件设施仍未得到进一步完善。

按照六部委的要求，全国各地要执行统一的工资标准，但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基层科员的工资收入不足两千元，仅能解决一家温饱，由此导致一些民族基层公务员违规从事一些副业，一心两用，没有把心思全部放到政府工作上。2.3 基层公务员整体素质偏低

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相较于汉族地区而言普遍相对落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造成了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流失。所以，在人才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来进行公务员队伍建设，往往会使民族地区公务员素质在总体上偏低。此外，由于地域、历史、文化、教育等原因，使少数民族群体产生了先进和后进的差别，形成了公务员素质高低的差异。2.4民族语言多样化

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是精湛而耐人寻味的，且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日常交流中仍使用方言，如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苗语、瑶语、壮语等，甚至有些基层公务员来到融安后听不懂而强加的蔑称——“土拐”，这导致一些官民的矛盾冲突，给非本地户籍的基层公务员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困扰。下乡时，不熟识多样化的民族语言，难免会遇到交流上的隔阂，即使有翻译也很大程度上拉远了与群众的距离。

3.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的对策

3.1鼓励少数民族人才回到基层工作

少数民族基层政府工作难度主要集中在语言交流障碍、工作环境陌生和风俗不习惯等方面，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回家乡工作则有利于基层工作的展开。目前，众多省份的高校每年安排一部分指标面向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生源实行定向招生，实行定向招录的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原来所在地的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就业。由此民族地区省部级政府可以参照这个模式，借助大学生村官选任机制的天然条件，鼓励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的高校毕业生积极参与基层工作，不断丰富基层经验。同时市县机构编制部门抓住机遇，报经省机构编制部门同意后，采取核定过渡编制的形式先调入，待单位自然减员时，采取过渡编制，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则给予高度的鼓励和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少数民族毕业生回家乡工作，避免少数民族人才流失。3.2促进基层公务员结构比例合理化

调研发现，在基层政府中少数民族公务员人数少，汉族公务员人数多。少数民族的公务员能够清除语言交流的障碍，更是清楚各种民俗，有利于各种群众工作的开展，基层政府应该有所侧重的增加少数民族公务员的人数比例。民族基层政府中，青壮年公务员所占的比例较少，中老年公务员所占比例较大，中老年人一般反应迟缓，工作效率不高。因此，针对新编入轻公务员、选调生因为工作环境不熟悉、群众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基层政府除了增加本地高校毕业生的选聘之外，应该建立一种小组合作机制，老少搭配，互相学习，既不会消磨年轻公务员的工作热情，又使老公务员的工作经验得到传承。3.3增加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持

中央政府在关注民族地区群众贫富问题时，也应关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及公务员的贫富状况，增加经济支持，创造一个更良好的工作环境。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应该结合国家方针政策，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解决少数民族事业发展中的特殊困难和问题为重点，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事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基础硬件和软件建设，实现多样化的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给予政策优惠，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扩大企业规模群，进而使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另一方面，自食其力，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经济，如融水瑶族自治县的毛竹资源，可以适当发展编织产业。只有双管齐下才能做到自力更生，减少对中央财政的依赖。3.4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

在基层公务员“进出口”准入无法突破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对公务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制定一套适合民族地区公务员的工作培训计划，有目的提高公务员职业技能。根据调查了解，目前诸多乡镇政府每年的集体培训次数每年仅仅为2~3次，平均每次仅为20人/次，而且培训内容多数局限于思想修养，而类似于计算机技能、公文写作技能等专题培训少之又少，所以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应该在技能培训上加强力度，适时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素质和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提高素质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地去学习充实，提升自己的素养，培养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历练自己，才有可能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4.结语

民族地区有其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情况，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效措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民族地区发展各项事业的关键，也是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研究希望提出的参考建议能为促进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的有效提高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朴今海.西部大开发与民族教育.《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2]孔令成.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对策研究.《长江大学》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