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无人看见的鞠躬美文
在东京坐过一次小巴。是那种很不起眼的小型公共交通工具，从涩谷车站到居住社区集中的代官山。上车就注意到司机是个娇小的女孩，穿着整齐的制服，戴了那种很神气的筒帽，还有非常拉风的耳麦。我们上车的时候她就回头温柔地说欢迎乘车，立刻就觉得这样的车程是温馨愉快的。
路途中我发现这样的司机可能最忙的其实是嘴。因为她带着耳麦时刻都在很轻柔地说着什么。比如“我们马上要转弯了，大家请坐好扶好哦”，“我们前面有车横过，所以我们要稍等一下”，“变绿灯了，我们要开动了”，“马上要到站，要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我就觉得这样也挺有趣，一边坐车一边还可以猜猜人家说的是什么。到了其中一站的时候，司机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正在猜测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车门打开，上来一个同样打扮的女司机。她朝车里的乘客们深鞠一躬，说：“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服务，请多关照。”
哦！原来她们是要交接班了！然后她才下车绕到驾驶位，和之前的司机交接工作。她们简单交谈了几句，然后互相深深地鞠躬，大家交换位置。然后新司机握好方向盘，同样温柔地说：“我们马上要开动了，请大家注意安全。”这时之前的司机在路边对乘客说：“谢谢大家，祝大家一路平安！”
我们开动了。无意中回头，我发现路边的司机静静地在路边朝我们行驶的方向鞠着90度的躬，许久许久。
我说了这么多这次乘车时的细节，重点就在这个无人看见的鞠躬。那天下着小雨，在一条社区边安静的小路旁，一个娇小的女孩诚心诚意地对着她的乘客离去的方向深深地弯下腰去。这个场面让我当时就相当地有感触，平平静静地就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很多人都觉得日本人礼数太啰嗦。我亲身经历的这次交接班的过程也很可能会让你觉得过分的复杂和矫情。我也无意推崇某些具体的做法，我甚至也觉得更多的客套话和没完没了的鞠躬其实已经不太适合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可是我感动于这个无人看见的鞠躬。这让我觉得，职业的操守、行为的准则不是遵守给别人看的。如果你没有从心里理解和接受一个做法，你就没有办法发自内心地把它做得透彻到位，别人监督的时候当然可以很好地表现，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呢？是否也能同样地好自为之？其实，我们的操守教育也好、诚信教育也好，就是期待能看到大家在人后人前都能以一贯的标准要求自己吧！
没人看见的时候，你也会鞠躬吗？
第二篇：无人倾听美文
我们正在丧失倾听的姿态、倾听的心态，并且从个人心理泛化到了社会心理。酒桌上的杯来盏去，絮絮叨叨，不会有人倾听；充满了官话的报告会，也不会有人倾听。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说：“什么时候，你能与一个老人待上一个下午，饶有兴趣地听完他精彩或不精彩的人生，那说明你已经成熟了。”
但你有这样一个闲散的下午吗？不是你没有时间，而是你没有耐心。正是因为你没有耐心，所以失去了机会。
曾祖母在世时，经常给我讲家族史，说曾祖父如何到上海去做生意。那时我准备高考，没时间听；后来，我奶奶给我讲爷爷在旧政府做事的趣事，讲她与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一起上学的故事，那时我在找工作，也没有时间听……
现在，我想收集一些家族资料，为后人留下点文字，但她们都已随风而去。
倾听需要一种“空杯”的心态，迎接它，容纳它，消化它，记住它。
崔永元，捣腾出了一部纪录片——《我的抗战》。他花了10年时间，走遍大江南北，采访了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收集的影音资料长达10万小时。但遗憾的是，他制作出来的纪录片电视台不愿意播，因为这样的片子“无人倾听”。
小崔曾经非常愤慨，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的是搞对象的节目，而在日本却是严肃的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这些无厘头的搞笑剧、穿越剧、荒诞剧，却不能“倾听”关于民族的真实故事。
这事不能深思，一深思，就会觉得可怕。
国学大家陈寅恪说过，中华民族真是奇怪，5000年了，基本上是在混，不过能混5000年真的很伟大，很了不起。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曾来杭州讲座，说中国人都在混日子。他说混日子不是说现代的中国人混日子，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不混日子的时候。
陈寅恪的话，贬中有褒。顾彬的话，就剩下贬了。不要说顾彬先生是“愤青”，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的思想太过于简单了，我们想得最多的是生存，而不是生存的质量和尊严。
记不起哪位作家，把金庸先生《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视作了中国人的典型，韦小宝是一个“生存至上”的人，他非常平庸，不重情，他的“义”是随时可以变通的，只要对自己有利，他就会去干。
这就是“混”。
人们以“混”为乐，不需要清醒，也不需要反思，当下“混”得好，有酒喝，有饭吃，有房住，有份轻松工作，一切OK。
顾彬说，生活中你可以贫穷，可以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可以买不起房子……但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拥有它，一定要守住它，这就是信仰。
但如今又有多少人还拥有信仰？我们的所谓信仰，也许就是赚大钱、住大房、开豪车、娶美女……
第三篇：老总鞠躬两小时美文（模版）
2001年7月，刚上任不久的三星总裁李健熙，决定带着他的最重要的6位副总去往美国纽约，实地考察一下三星在当地市场的销售情况。但一连好几天跑下来，李健熙看到的都是同一种状况：所有商场电器柜台里摆放的大小电器几乎全都是日本的索尼和松下，这大大超出他的预料。
在纽约最后一天的中午，回到宾馆后，李健熙把自己紧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让进，而且不吃不喝，这让守候在房门口的6位副总既担心又害怕。
到了晚上6点钟，李健熙终于打开了门，并让各位副总们进去。副总们刚一进入房间，李健熙就分别给他们每人发放了一个红包。一见此情形，6位副总吓得不约而同地“扑通”一下，齐刷刷地跪在了李健熙的面前。在韩国公司，有这样一个人人皆知的规则，在非年终的日子里，当公司老总打算不再用某个人时，辞退之前都会给对方送上一个红包，以示抚恤和安慰。
三星的副总们自然是明白李健熙的意思：市场不好，他们有重大失职，总裁要大开杀戒了。“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们会扭转不利局面！”副总们近乎乞求。
看到这一场面，李健熙先是一愣，转而哈哈大笑，他连忙将6位副总一一扶起，说：“你们弄错了，我发给你们红包，并不是要开除你们，而是要你们用红包里的钱去把索尼和松下的大小电器统统给我买回来，我要看看他们的产品到底好在什么地方！”6位副总顿时转悲为喜，爬起来拿着红包就朝外面跑。晚上9点钟，一台台索尼和松下生产的大小电器纷纷被买了回来。第二天，它们便随同李健熙一起回到了韩国。
接下来，三星开始一个个分拆这些电器，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索尼和松下的电器果然比三星的强很多，先进很多。
也就是从这时起，李健熙喊出了这样的一句口号：“除了老婆和孩子，一切都要变。”
从此，三星开始了艰难的自我鞭笞和奋进，变的第一项举措便是，修改每天的上班时间，之前三星每天是上午9点钟上班，李健熙决定将上班的时间提前两个小时，改为早上7点，想通过分秒必争来赢得赶超对手的时间。
但这项改革迅速遭到公司全体员工的反对，他们声称7点早得太离谱，有的还没起床，有的还没吃早餐，有的还在送儿子去上学的路上，怎么可能赶到公司去上班？！
面对全公司的一片反对之声，李健熙什么也没有说。新制度推行的第一天，早上7点钟，李健熙准时来到公司，然后在秘书的陪同下，自己以弯腰30°的鞠躬方式，站在公司的大门口，迎接每一个前来上班的员工。
对于一个已是59岁、近乎老人的李健熙来说，这种鞠躬式的站立方式让他难以吃得消。20分钟后，李健熙的双腿开始发抖，此时，才来了第一个“过来看看情况”的员工，看到这个员工，李健熙又深深地朝他鞠了一个躬，感谢他的支持。
直到8：20，才有部分员工陆续进来，李健熙不停地朝每个进来的人鞠躬，感谢。此时，正值夏季，太阳开始发威，毫无遮挡地射在李健熙的身上，让他大汗淋漓，无论秘书和副总们怎么劝，李健熙都原地不动。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看着越来越支持不住且无比固执的李健熙，秘书和副总们都哭了。
从7点钟一直弯腰鞠躬到9点钟，当迎接完了最后一名三星的员工后，李健熙终于支撑不住了，轰地一下瘫倒在地，晕了过去，之后被迅速送往附近的一所医院。醒来后，他表示第二天还要这样做。
李健熙的坚持激发起了全体三星人的斗志，从第二天起，所有的员工都在7点准时赶到公司，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他们不想看到总裁因为他们的迟到和不支持而受到伤害。
2003年6月，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新闻出现了，韩国三星电器全面超越日本电器，成为全球电器市场上的第一大品牌，一举改写了被日本索尼、松下统治了近三十年，一家独大的全球电器市场。今天，韩国三星王者的地位依旧牢固。
面对员工的不服从和“造反”，很多企业老总选择的应对方式是：杀、杀、杀。时间一久，便把自己变成了“职业杀手”，一个个本可被改造和挽救回来的好员工被他们统统干掉，或白手输送给竞争对手。结果是，杀敌1000，自损800，得不偿失，这和三星总裁李健熙相比，真是低级很多。
第四篇：励志美文看见的看不见的
18世纪的法国，有位叫巴斯夏的经济学者写过一系列妙趣横生的短文，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叫做《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詹姆斯•“好人”先生的儿子贪玩打破了一块玻璃，“好人”先生不得不付给玻璃匠6法郎去修理，玻璃匠得到了这6法郎。这时候有人说：快看哪，如果不是那个孩子贪玩，玻璃匠就得不到那6个法郎，资金就不会流转——由此引申开去，整个行业、整个经济体也会受益。
“且慢，让我跳出来大喊一声，”巴斯夏写道：你只看到了你看得到的，没看到你看不到的，如果没有贪玩的孩子打破这块玻璃，好人先生也不会把那6个法郎埋到地下，他可能用来修鞋，于是鞋匠拿到了那6法郎；他也可能用来理发，于是理发师拿到了那6个法郎……虽然这个鞋匠/理发师是藏在影子里的，但是你不能忽略它。
这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倒不是因为我们身边还有不少“地震/洪水/天灾有利经济发展”的言论，而是因为我深刻感觉到：许多东西，并不能按照我们看得见的样子去直观理解，如果忽略了看不见的方面，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观念。
2003年夏天我在复习托福考试，每天都是看看单词，做一两套模拟题。当时正是暑假，许多人都回家了，留下的也是玩的居多，想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能坚持每天复习，已经很了不起了。当时托福的满分是667，我每次做模拟题都有630到640，自己也很满意——复习托福不过如此嘛。考前一两周，与朋友W通电话，我告诉他自己水平很稳定。他问我“很稳定是个什么概念？”。我说“就是每次都有630左右啊。”“这怎么能行呢？复习这种考试就应该只有一个目标啊。”我忙问“什么目标？” 他说，“就是满分啊，要不你总这么630就满意了，考试时全部发挥出来最多也只有630。我们大家复习都是以满分为目标的……” 许多年后我依然清楚记得当时自己有多么震惊和羞愧，他的话好像晴空霹雳，我猛然发现自己之前的想法是多么可笑。于是我强打起精神，努力分析总结自己错误，努力抠每一点分数，无奈时间已晚，分数果然只有六百出头。这些年来，我时常想到，如果当年我能早点看到其他人认真投入复习的样子，而不是看看自己周围就满意了（好像看到玻璃匠得了6法郎，就认定打破玻璃有益于经济发展一样），会是一番多么不同的景象呀。过了几年，还是从W那里，我又接受了一次教训。因为打算出国留学，他开始精心准备自己的PS，我见过其他朋友准备的PS，虽然大家都花了时间，但大多数人写完、投出去，自己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把握；而W的PS，我见到的感觉就是“眼前一亮”，虽然一时说不上究竟哪里好，但可以感觉到字里行间流露出卓尔不群的张力。我自然要问他，这是如何做到的。他说，自己这个PS弄了三四个月，一开始觉得照网上模板写写就好，给在美国的同学看却被批得一塌糊涂，于是下来几个月里，每天都在琢磨这份文档（甚至是忍着恶心），反反复复修改，真正是“字斟句酌”，到最后才算是真正满意了，投出去后自己心里也很有底。相比之下，我也看到身边有些人，托人帮忙找工作的时候大言不惭地说“简历就是随便弄了弄，别介意”之类。我问过其中一些，为什么不花点时间认真做做简历，至少给别人的时候不用说“随便弄了弄”，回答大都是“没时间”、“不知道怎么做”、“懒得弄了”；而且，越是这种口气的人，似乎也越难找到满意的工作，于是他们大都认为“如今工作不好找”、“太难”或是“我命不好”，而别人找到了好工作就是因为“机会好”、“会钻营”……在我看来，许多时候，摆这些理由，其实就是“打破玻璃有益于经济发展”的说法——因为没有看到那些“不显眼”的方面，没有看到有人可以突破“凑合就行”的局限，没有仔细观察思考过其他人是如何找到好工作的，所以认定“工作难找”、“运气不好”，这类理由固然能够自圆其说，却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原因，而且，相信此类理由，最终受影响的还是自己。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另一件事情也是如此：刚上班的时候，我总觉得每天劳累不堪，累了自然就要休息，越累就越觉得要多睡觉。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身边有人做的事情一点不少，也不用睡那么长时间，精力照样很好。于是我想，“累了就要靠睡觉来补，越累就越多睡”可能不见得是真正的逻辑，仔细观察那些精神很好（并非天生精力旺盛）的人，并读过一些书之后，我逐渐发现，如果能够合理安排作息时间、规律生
活、坚持锻炼身体，即便每天睡觉的时间不变，甚至还要少些，精神却好得多。回头想想，正是因为我有幸看到一些人和现象，现在的精力才好了许多，否则，多半还在“太累－睡不够”的简单逻辑里循环。这个道理还可以推开来说：多留心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有助于我们形成更加准确的认识。比如近来非常流行的“一万小时”的说法很流行，它的大意是，不管你天资如何、所处环境如何，认定某件事情坚持练习一万小时，总会出类拔萃。许多人听到这个说法非常激动，但真正行动起来却又推三阻四。或许对他们来说，看得见的是“出类拔萃的人其实并不稀奇，只是坚持练习了一万小时而已”，看不见的则是“身边或许就有人一直在默默练习，而在你的无聊和犹豫的时候，生命留给你练习一万小时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第五篇：看见另外的生命美文
有朋友到我家里来，不进门，只停在院子里。
他说：有个小院子多好。你看这些蝴蝶，跟自己养的似的!
我忽然被提醒了。
他走了之后，我禁不住认认真真地看过一遍我的院子。黑的、红的蝴蝶像风中的纸片，来来回回地飞。后来，我用了半个小时来清点自己的院子。我突然想知道：一个人周围到底有多少生命？我转向四周，发现我的院子里有无数的蜻蜓、蜜蜂、马蜂、蚯蚓、蝙蝠、蚊子、苍蝇，还有大个儿的蜗牛。
我在半个小时里感到，我的院子从来没有过的热闹。我在突然获得了“财产”之后，突然获得了一种新的责任。
如果一个人说他家里养了鹦哥，能学人说话，再有人说他养了热带鱼，养了巴西龟，养了卷毛狗，都有资格使世人对他羡慕，因为人们可以玩弄与观赏那些被称为“财产”的动物。
但是我没听见第二个人说，我家里养了蝴蝶,像蝴蝶之类自由来去的生命，是肯让人养的吗？养了，也可以被称为财产的吗？
1986年，一棵一米多高的小树被扔在马路边。我们问穿高筒靴子的园林工人。他们说那树已经死了。栽上也活不成。后来，这棵小树被我种在小院子里。没有受到特殊的关照，1997年的时候，它已经长到了四楼以上。我拍着它的树干，总是想到盲人摸象的故事。它已经粗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我简直是在拍着一条大象的粗腿。另外的三条象腿在哪里，我不能知道。可是，从来没有人感觉我们养着一只单腿大象。十多年前，是我们把它从死亡的边缘捡了回来，像捡回来一个路边的弃婴，是南方的水和太阳悄悄养着它，养成了一个像四层楼那么高大的小伙子。
今天，我换上了养育者的眼光。我看见我还养着一阵阵的微风，养着一种种的气味，养着一层又一层的灰尘……养着和其他家庭有区别的一种自己的滋味儿。
放下书和纸，突然看见我窗户外生机勃勃的一切!在窗户前面，我猜想，哪一只蝴蝶是庄子变的？我相信他一定是最普通的一只，完全无意识的一只。他绝不会特殊。
在那一刹那，我感到全世界都在我以外。那些没有疼痛感的一切，都不是我本身。但是，有一些东西环绕着我这生命。它们离我，比离别人近很多。蝴蝶和苍蝇，甚至都想落在我的白色袖子上。我不知道在这些感觉都消失了以后，我成为什么？我会用什么方式，再看见另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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