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程近三十年的语文教学改革论文

第一篇：一个过程近三十年的语文教学改革论文

(论文摘要)从1978年至今，中国语文教学改革经历了一个从复苏、探索、讨论到实验的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本文从整体来认识这个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改革进程，并试图揭示其中的成效与不足。

(论文关键词)语文教学改革过程复苏探索讨论实验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现在，和基础教育其他学科教学改革一样，语文教学改革也走过了近30年。正如加拿大教育改革专家富兰所说:“变革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al语文教学改革近30年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而作为一个“过程”，其中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哪些属于传承或创新?需要我们客观地去认识和总结。

一、复苏(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前期)

“文化大革命”给语文教学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有目共睹。1979年冬，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福建、江西两省对两所学校初、高中8个班的学生进行作文和语文知识测试。测试结果反映:“水平相当差和很差的竟占多数。”czl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语文教学改革开始“复苏”，强调“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也就是双基。吕叔湘先生指出:“语文课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是什么?我看主要是训练学生的阅读和表达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落实“双基”，具体体现在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方法运用上。初版于1978年的人教版“合编本”初中语文教材有这样一些特点:每个单元都是读写听说训练与语文知识教学的小综合体;课文分课内讲读、课内自读和课外自读三大类;文学知识、文体知识以及读写听说知识结合练习、注释介绍，而系统的汉语知识则集中编排在课本后面。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套教材当然“不怎么样”，但如果翻阅一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材，就应该充分肯定当时语文教育工作者所作出的努力。

不少有影响的教师在这一阶段就开始试行语文教学改革实验。例如，广东省潮州市六联小学特级教师丁有宽多年来从事“以记叙文为主，读写结合，培养读写能力”的实验，他主张低年级学生学习“四素句”(说明时间、地点、事件、人物四要素的句子)，以给中高年级的读写打好基础。江苏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斯霞主张:“教师要充分用好课堂教学的时间，使学生所学的知识尽可能当堂理解，当堂巩固。”〔司有些语文教师上课时还通过指导学生赏析与积累词语，使他们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提高语言的表达能力。

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的“什么是提高语文能力最有效的方法”的讨论中，张志公等先生在肯定“多读多练”的同时，认为“要力求做到语文能力教学科学化”(s]，试图通过科学手段规范语文教学活动，提高语文教学效益。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后来出现了如陈钟梁先生所说的“追求教学目标的单一化，教学程序的系列化，教学方法的模式化以及教学评估的标准化”等问题，(6]使语文教学陷人一种颇尴尬的境地。不过，我们今天在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仍不能不承认张志公先生等“立论”的依据迄今依然存在。实际上，教材“说‘深’说‘浅’，基本上是凭感觉”;作文凭什么判分，“也说不太清楚，基本上也是‘一人一个口味”’。(7]对这些问题，迄今仍在寻求解决。此外，当时的实验与探索还存在教学设计多从“教”的方面考虑，而较少从“学”方面去探讨等不完善之处。广州市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叶志盛先生后来坦然地承认:当时的实验“忽视了语文的学习法，只是强调教法”。(8]

二、探索(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前)

1987年，上海华东师大受国家教委委托，对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多所学校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学生的……错别字、病句减少了，但阅读和写作成绩仍未能令人满意……语文的应用能力比较差”。(9)显然，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教会他们学习方法。其实，这种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有学者提出来了。叶圣陶先生提出的“‘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已成了经典名言。他说:“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

1986年，国家教委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开始组织编写全国通用和地区适用的教材。这些教材注意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和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当然，以现在标准来衡量，这一阶段所编的教材(特别是地区教材)，无论在体例、选文还是练习设计都仍存在明显不足。这说明，一部好教材的产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宽松的社会环境，科学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高素质的编写者。这三个条件直到今天仍然起着制约的作用。

早在70年代后期，于漪、钱梦龙、李吉林等特级教师就开始对语文教学改革进行探索，这些探索成果在$0年代中期以后的语文教学界产生了影响。钱梦龙的《论“学生为主体饰、《论“教师为主导”》、《论‘`}Jil练为主线”》先后发表在《语文学习》1988年第8,9,10期。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是给学生‘奉送真理’，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去‘发现真理’。”于是，‘学法’的指导被提到了语文教改的日程上来，取得了跟‘教法’同等重要的位置。叫而李吉林探索的“情境教学”，“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情绪，强调兴趣的培养，以形成主动发展的动因”，“把训练语言与发展智力结合起来”。uz〕他们的探索成果，对语文课堂教学实践起着有效的指导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前期，各种旨在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和养成学习习惯的教学模式如雨春笋般地涌现。尽管具体的步骤不同，但大都重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如魏书生的“六步课堂教学法”，即“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自结”等。和前一阶段相比，这个时期的语文教学已比较注意学生的主体地位。然而，某些实验出现了“偏向”，比如只是强调语文“工具性”的“有用”，而没有注意到“人文性”方面也要“有用”。此外，有的教师文化底蕴还欠深厚，对传统文化领会和理解还有待加强;或急于求成，希望寻找一种能大面积推广的好“模式”。这说明，实践需要理论指导，而语文教学的理论研究薄弱，未能对语文的性质和语文教学的功能作出全面、科学的分析研究。

当然，有的学者已对语文教学的性质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如韩军指出:“几十年的失误就在于科学主义的泛滥，人文精神的消遁，’;“科学主义总试图寻找一套纯逻辑的语文教学秩序……可是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秩序就会发现，当这些‘秩序’越精密，越清晰，就越觉得不像语文教学，而更像数学、物理学。也就是说，科学理性的解剖越深人，就越背离语文教学的本质。”(13〕这种反思对语文教学改革有启发的意义，但要对语文教学产生积极的效果，显然还有待时日。

三、讨论(20世纪90年代后期)

到了oo年代后期，停顿了十多年的高中语文教学改革也起步了，1996年修订了高中语文教学大纲，1997年高中语文实验教材在天津、山西、江西开始试用。也就在这个时候，《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世纪观察”栏目刊登了《女儿的作业》、《中学语文教学手记》和《文学教育的悲哀》3篇文章，引发了全社会对语文教学的讨论。客观地说，这场社会大讨论的效果大体上是正面的，促使全社会都关注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次大讨论也对2001年正式开始的基础教育新课程实验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人们注意到，2000年，时隔仅4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公布了，教材也进行了力度颇大的修订。

四、实验((21世纪初)

基础教育新课程实验在2001年正式启动。在这轮课程改革中，“课程标准”取代了“教学大纲”，并出版了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实验教材，38个国家级实验区进人新课程。2004年，广东、海南、宁夏、山东四省也开始高中阶段的课程改革实验。语文学科实施新课程实验的主要着力点之一，是落实“语文课程标准”强调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从而基本上结束了“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这对于统一语文教师的思想认识很有意义。

在实验阶段，不少语文教师是从教学方式变革这方面着力的。和20年前相比，如今学生学习方式有了颇大变化。但学生是在一种过于“动”的情态下学习的，课堂的文学味不很浓。应该说，深圳教研室程少堂先生提出的观点颇有参考价值:“语文课不是其他知识的拼盘。要把不是语文味的东西清除出语文课堂，净化语文教学的内环境。要教出语文独特的美感和情感。ysl他亲自执教《荷花淀》，引导学生在文化视野的观照之下来读这篇小说。

基础教育语文课程实验带来一定效果，教师的课程意识加强了，注意指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地学习。更明显的应该是教材的变化，多种版本的教材在内容上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在形式上逐渐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这轮新课程实验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引起广大教师与社会人士的关注。2004年春，《教师之友》上刊发了3篇文章，批评上一世纪后期在语文教学界中有影响的几位教师，引起了一场网上网下的热烈讨论。这场讨论是上一世纪末那场大讨论的纵深发展。如果说，上一场讨论的话题侧重教学内容(教材)和教学评价(考试)，那么这一场讨论直接触及的是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它促使我们思考:现阶段我国国民的语文素养究竟如何?如何去评价(衡量)我国国民的语言素养?中小学语文教学在语文素养形成中起什么作用?我们如何去评价我国的语文教学?而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历史外，显然应该对成人的语文应用情况加以深人的研究。

此外，新一轮语文课程实验的最大一个特点是高校教师的参预。过去高校教师也参与基础教育改革，但多是“各自为政”，主要任务是编写教材、培养师范生、研究语文教育历史;而这次是有组织地进人第一线，直接参与中小学课程改革中有关制订课程标准、编写教材、设计试题、培训教师等方面，并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解答了一线教师不少疑难问题。

纵观近30年的语文教学改革尤其是近6年来的语文新课程实验，笔者有两点感受:

其一，语文教师要重视自身专业水平的提高。比如，我们有的教师讲课欠生动，讲文学作品不能让学生感受到那种“文学味”。其实，他们并不是不明白道理，而是力不从心。因此，语文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文学修养，积厚自己的文学底蕴，而这又需要师范院校努力提高师范生和在职教师的素质。

其二，要学会思考，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观来看待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引进了不少西方教学理论，这是必要的，但不能把很基本的东西忽略了。“工具性”和“人文性”、高考备考和学习方式变革、主观题和客观题等等相互间都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我们需要用哲学思想处理好这些关系。

目前，课程改革还在进行中，教材还会继续修改，教法还会继续探索，这个“过程”还在延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阶段性的。只有这样认识，我们才能始终保持着一种探索的精神，并不断地为解决新问题而努力。

第二篇：近三十年《琵琶行》述评

近三十年《琵琶行》述评(1)

【摘 要】：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以活泼多样的形式，鲜明生动的形象，通俗流畅，和谐流美的声韵，著有传唱千古的名篇《琵琶行》。其艺术成就方面，突出表现的语言上，浅显平易，有意到笔随之妙，描摹传神，不乏精警。在文学创作理论方面，白居易以叙事为主结合抒情，脉络分明、曲折生动。最后，在音乐及其美学研究方面，琵琶行联系音乐所引起的想象，运用一系列比喻来描写，以无突出有，增加诗的变化，造成鲜明的节奏感。另外，结合其他作品与《琵琶行》的比较研究还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及研究价值。本文通过总结1980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琵琶行》的研究成果，归纳新时期《琵琶行》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白居易；述评；琵琶行；艺术成就；音乐；美学

1．琵琶行的艺术特色

1.1艺术特色及成就

1980年吴功正最先发表两篇论文，琵琶声声 激越动人——谈《琵琶行》的艺术特色、谈《琵琶行》，姜光斗、顾启著《琵琶行》的思想和艺术紧随其后。此类研究论述数量繁多，品质参差。每篇都大致由三个方面展开，总体看各有新意却略有累述。佳篇有贺兴、俞 布仁著白居易《琵琶行》的艺术成就，分析了《琵琶行》的抒情方法、摹声技巧、语言艺术三个方面，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论述较为深入。水平略微次之的研究有陈洪妍著白居易 《琵琶行》艺术特色探微，为同类型中典型。文章从语言运用、人物形象塑造、音乐描写三方面对其艺术特色进行剖析，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另有张辉成著谈《琵琶行》的艺术特色等等。此外，李绍海试论白居易叙事诗的艺术特色，选取了不同的研究角度，概述了白居易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在于意旨明确，脉络分明；体物入微，描摹传神；善用对比，兼行议论；语言平易，不乏精警。

1.2赏析类及结合教学实践的文章

同时，赏析类文章也是热点。其中，杨民苏著白居易诗《琵琶行》之我见。文章从《琵琶行》诗序与诗正文的矛盾差异以及白居易的音乐理论和《霓裳曲》的演变等分析中论其感时伤事的悲凉，并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二句得出了是“共鸣”而非“同情”的看法。另外，还认为音乐演奏过程旋律节奏的变化与人物心理状态紧密结合是该诗主要的艺术成就，也是千百年来该诗脍炙人口的主要原因。其研究视野宏大，立意鲜明，是同 类中的佳篇。赵志彦著当白居易遇上琵琶女——《琵琶行》赏析等研究成果较次之。

另有论文侧重教学理论及结合语文教学的感悟，多有亮点、特点，值得关注。孙绍振著 音乐的连续之美和中断之美——白居易《琵琶行》解读，依诗歌内在声情的发展变化和韵律、平仄、对仗、句型的灵活多变，创造性地表达了诗歌优美和谐的旋律和清新明快的节奏,创造性地实现了诗人白居易一向倡导的诗歌通俗易懂、可歌、可唱的艺术创作实践，为佳篇。另外有许迪文，行藏有道，虚实生辉——《琵琶行》写作艺术一瞥等等论文。

2.琵琶行的文学创作理论

此部分归纳整理西方文艺理论为主导的研究成果，为新时期的琵琶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由王曙光著白诗《琵琶行》艺术构思之断想首当其冲。曾大兴著白居易《琵琶行》 的创作过程及其败笔 指出，这首诗的艺术成就是世所公认的，但是它在思想观念上的一些败笔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诚然，这首诗出自于一个比较典型的封建士大夫文人之手，其思想观念上的一些败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它长期被当作文学经典作品而选入大中学校的文学（语文）教材和其它各式各样的文学读本，笔者详细论述了这些问题，提出了己见。

韩海玲著白居易的被贬与《琵琶行》的心理描写，从人物心理刻划方面来进行探讨。同类文章另有，吴小洪著重读《琵琶行》——兼析白居易江洲时期的心态。关注到《琵琶行》则特别集中地反映了作者贬官江州的重要转折时期，他的思想变化：愤激不平、孤独寂寞、委运顺化、思念家园等心态，分析作品中的鲜明体现，诗人复杂的感情，理解诗人思想 转变的原因，略佳。李娜著从《琵琶行》看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内心情感及艺术价值，在分析白居易诗歌创作时期背景的基础上，剖析了创作《琵琶行》时作者的内心情感，并指出了其诗歌的艺术价值。

3.结合音乐及其美学的研究成果

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大量结合音乐学分析文本的论著，符合跨学科研究的热潮，扩展了研究的广度。李捷、李昆丽著琵琶艺术中的文化意蕴解读，是将文学与音乐美学通过琵琶串联的最新成果。韩春丽著从《琵琶行》中解读琵琶文化在唐代的发展对琵琶演奏及其音响效果的形象描述，探讨琵琶的历史发展概况，进而对中国琵琶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期——唐代的琵琶流传、分类、改革、演奏等情况进行诠释，使后人对琵琶有更全面的了解,偏向音乐学的研究，较同类研究为深入。另外有大量认为《琵琶行》是诗乐一体的杰作，发表时间集中在2009年前后，具有共通性也各具特色。张承龙著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音乐学分析、宿月著秋月荻花 瑟瑟胡曲——从《琵琶行》看白居易的西域音乐情结着重对琵琶女演奏技艺的精湛描摹，分析白居易对西域音乐的高超鉴赏力和音乐素养，及西域音乐的特性。张铭著大珠小珠落玉盘——谈白居易《琵琶行》的音乐描写主要探讨了白居易《琵琶行》在音乐描写上的成功之处：他不仅看重音乐的效果，而更强调音乐与感情的联系，强调弹奏者与欣赏者之间的思想共鸣，进而运用丰富的表现手法（如运用多彩的比喻、描摹弹奏者的动作和情态）来创造出震撼人心的音乐效果。蔡梅著白居易《琵琶行》的音乐感提出诗歌与音乐是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琵琶行》依诗歌内在声情的发展变化和韵律、平仄、对仗、句型的灵活多变，创造性地表达了诗歌优美和谐的旋律和清新明快的节奏，创造性地实现了诗人白居易一向倡导的诗歌通俗易懂、可歌、可唱的艺术创作实践。

刘丽著从音乐的角度看白居易的《琵琶行》从诗歌创作的角度上看，它以刻画、描写、铺陈、渲染见长；从音乐的角度上看，它既表现出诗人本身的音乐素养，特别是其高超的鉴赏水平，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唐代琵琶音乐的发展变化情况。车文静著白居易的音乐思想及《琵琶行》的音乐形象18 侧重文本细读，字句间分析。“大弦嘈嘈如急雨”，作者既用“嘈嘈”这个叠字词摹声，又用“如急雨”使它形象化。“小弦切切如私语”正好是前一句的反衬与对比。“嘈嘈切切错杂弹”已经再现了“如急雨”“如私语”两种旋律的交替出现，再用“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比，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就同时显露出来。黄嘉清著音乐艺术向语言 艺术转化的典范——浅论《琵琶行》中的音乐意象分析《琵琶行》的音乐描写艺术和音乐意象，对于认识其艺术特质和审美价值、理解其音乐意象的审美内涵、探索其音乐意象的文 化意蕴等。梅洪琼著音乐与文学的共鸣——解读白居易《琵琶行》之音乐描写立足于白居易的文学修养和音乐造诣，试图从音乐与文学的契合点与共通性来解读他所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的音乐描写，以探求其作为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背后艺术感染力的价值。

另有少数独具特色的研究，例如：王立宪著试析《琵琶行》中的月色描写，提出《琵 琶行》的成功在于有几处精妙的月色描写。赵顺君著琵琶一曲春归去 司马潸然为哪般，全诗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的身世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抒发了作者宦途不得意的感慨。讨论了长期以来，论述了读者眼中的琵琶女的形象。

4.琵琶行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新的热点，最早由李德伦著《李凭箜篌引》与《琵琶行》的艺术风格比较23，分析二者构思的不同，表现手法的相异，作品的意境风格的迥然各别。另外，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入谷仙介发言讨论关于《琵琶行》的创作——重点研究 与杜甫的关系24，观点独到，意义非凡。汤林尧著吴氏《琵琶行》与白氏《琵琶行》简谈25，提出白氏《琵琶行》写的仅是个人谪居之情，吴氏《琵琶行》写的却是整个社会的兴亡变迁。古亮著论白居易《琵琶行》与吴伟业《琵琶行》的异同26，文章提出白居易《琵琶行》与吴伟业《琵琶行》属于同一题材的作品。在主题上，白诗着重抒发迁谪之恨，吴诗着重表达对先君故国的怀念。在结构上，白诗与吴诗都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白诗以事理逻辑组织篇章，结构严谨；吴诗以情感逻辑组织篇章，“形散而神聚”。在总体风格上，白诗带有传奇色彩，吴诗则较平易。在对琵琶演奏的描写上，白诗体现出积极向上的情感，吴诗则表现出肃杀、毁灭之感。白诗语言通俗易懂，吴诗则有一定的深度。造成上述不同的原因在于两位诗人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表达的主题与内容各不相同以及接受了不同的文学思想的影响。宋 毅著黑格尔美学视域下《琵琶行》的“真”与“美”，是最新研究成果。任榆杭的硕士论 文，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叙事解构与译文构建——《琵琶行》英译本个案分析28，尝试运用文学批评领域里，成熟的理论来对文章进行评价和分析，值得肯定。这类型的研究热度还会持续且依然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5．总结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白居易《琵琶行》的研究成果在艺术成就方面，突出表现为语言上，浅显平易，有意到笔随之妙。其抒情方法、摹声技巧均有突出成就，韵律、平仄、对仗、句型的灵活多变皆可以文论之。在文学创作理论方面，白居易以叙事为主结合抒情，脉络分明、曲折生动。从白居易的思想观念剖析其独一无二的创作视角，亦可从《琵琶行》中人物心理的刻划找到对应线索。最后，在音乐及其美学研究方面，琵琶行联系音乐所引起的想象，运用一系列比喻来描写，以无突出有，增加诗的变化，造成鲜明的节奏感。30 从中可窥探琵琶在唐代的流传、分类、改革、演奏等情况，探讨其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进而诠释其艺术特质和审美价值、理解其音乐意象的审美内涵等。与其他作品、作者的比较研究主要从构思的不同，表现手法，意境风格等等方面切入，可谓范围之广、前景之宏大，具有丰富的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吴功正.琵琶声声 激越动人——谈《琵琶行》的艺术特色.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02）吴功正.谈《琵琶行》.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03）姜光斗,顾启.《琵琶行》的思想和艺术.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4）4 贺兴,俞布仁.白居易《琵琶行》的艺术成就.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8）5 陈洪妍.白居易《琵琶行》艺术特色探微.华章.2010（03）6 张辉成.谈《琵琶行》的艺术特色.中学语文园地.2006（11）李绍海.试论白居易叙事诗的艺术特色.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05）8 杨民苏.白居易诗《琵琶行》之我见.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1（01）9 赵志彦.当白居易遇上琵琶女——《琵琶行》赏析.青年科学.2010（02）10 孙绍振.音乐的连续之美和中断之美——白居易《琵琶行》解读.语文建设.2008（11）11 许迪文.行藏有道,虚实生辉——《琵琶行》写作艺术一瞥.语文教学通讯.2011（05）王曙光.白诗《琵琶行》艺术构思之断想.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4）13 曾大兴.白居易《琵琶行》的创作过程及其败笔.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05）14 韩海玲.白居易的被贬与《琵琶行》的心理描写.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1（01）15 吴小洪.重读《琵琶行》——兼析白居易江洲时期的心态.青海师专学报.2008（04）李娜.从《琵琶行》看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内心情感及艺术价值.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07）17 刘丽.从音乐的角度看白居易的《琵琶行》.社会科学辑刊.2009（04）18 车文静.白居易的音乐思想及《琵琶行》的音乐形象.艺术教育.2011（03）黄嘉清.音乐艺术向语言艺术转化的典范——浅论《琵琶行》中的音乐意象.梧州学院学报.2009（04）20 梅洪琼.音乐与文学的共鸣——解读白居易《琵琶行》之音乐描写.科技信息.2009（27）王立宪.试析《琵琶行》中的月色描写.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1989（06）22 赵顺君.琵琶一曲春归去 司马潸然为哪般.消费导刊.2007（02）23 李德伦.《李凭箜篌引》与《琵琶行》的艺术风格比较.曲靖师专学报.1983（01）24 入谷仙介.关于《琵琶行》的创作——重点研究与杜甫的关系.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六届年会论文集.1992（11）25 汤林尧.吴氏《琵琶行》与白氏《琵琶行》简谈.诗词月刊.2010（10）26 古亮.论白居易《琵琶行》与吴伟业《琵琶行》的异同.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06）宋毅.黑格尔美学视域下《琵琶行》的“真”与“美”.华夏文化.2013（03）任榆杭.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叙事解构与译文构建——《琵琶行》英译本个案分析.西南交通大学.2006（05）29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5页 30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60页

第三篇：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

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

涂纪亮

2013-4-7 9:45:52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8年2期

1978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社会经济进入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果。与此相应，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在这三十年内取得飞速的进展，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远远超过前二十年内取得的进展。

建国初期，西方哲学研究的工作重点在于创建科研机构、培养干部、搜集资料等打基础的工作。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以贺麟为组长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创办了《哲学研究》和《哲学译丛》，《红旗》杂志社创办《学习译丛》，上海创办《译文》杂志，着重翻译苏联哲学界探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评论西方哲学的论文，翻译苏联哲学研究所主编的六卷本的《哲学史》以及许多评述西方哲学的论著。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由苏联专家主讲，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老专家金岳霖、郑昕、贺麟、洪谦、熊伟等人集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批判西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

当时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受到联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左”倾言论的严重干扰。日丹诺夫在1947年提出：哲学中党性原则的斗争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前者代表特定社会中进步阶级的要求，后者代表特定社会中反动阶级的要求，现代西方哲学代表没落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应当严厉批判的对象。在这种“左”倾言论的影响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许多老专家不得不撰写批判自己的唯心主义的文章，如金岳霖对罗素的批判、郑昕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贺麟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等等，但他们内心并不赞同日丹诺夫的观点。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哲学史座谈会上，冯友兰、贺麟、任继愈、石峻、朱谦之等老专家开始批驳日丹诺夫的观点。1958年，关锋发表《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把冯友兰等人的反驳压了下去，“左”倾思想再次抬头。1957—1958年的反右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使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进一步受到严重干扰。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党中央在政治经济领域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科学文化领域也采取一些较为松动的措施。1960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扩大会议，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加强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研究。会后，哲学研究所成立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哲学译丛》复刊，组织18辑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的翻译出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相继成立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开展这方面的科研教学活动。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之一，当时成为研究的重点。对古希腊哲学和近代哲学也作了一些研究，但现代西方哲学领域仍无很多论著出版。

从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摧毁“四人帮”这整整十年中，西方哲学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西方哲学研究才进入恢复、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可以把这个时期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可称为复苏阶段，后二十年可称为繁荣阶段。

一、复苏阶段(1978～1987)

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整顿西方哲学的科研教学机构，开展科研教学工作。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哲学研究所恢复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哲学研究》和《哲学译丛》复刊，北大、复旦、人大、武大等校也重建西方哲学史教研室，有些大学还新建了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开设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课程。1977年恢复大学本科生招考制度，1978年起哲学研究所与上述高等院校开始招收西方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为其后二三十年西方哲学的科研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许多人目前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学科带头人。

为适应西方哲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需要，在此期间出版了20多部西方哲学史教材，如北大编写组编写的《欧洲哲学史》，复旦全增嘏等人编写的《西方哲学史》，苗力田编写的《西方哲学史新编》，武大陈修斋、杨祖陶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稿》，吉大高清海编写的《欧洲哲学史纲》等等。在现代西方哲学方面也编写了30多部教材，如刘放桐等人的《现代西方哲学》，夏基松的《当代西方哲学教程》，葛力的《现代外国哲学》，郑杭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纲要》，车铭洲、王守昌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等。此外，洪谦、任华主编的《西方古典名著选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等书，都在提供科研教学资料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此期间，还出版了许多本专题史，如夏基松的《唯物论史话》，肖焜焘的《辩证法史话》，朱德生等的《西方认识论史纲》，张尚仁的《欧洲认识论纲要》，李匡武的《西方逻辑史》(2卷)，罗国杰的《西方伦理思想史》，萧萐父、陈修斋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钱广华的《近现代西方本体论学说》等。

除以通史、专题史的形式系统地评介西方哲学外，还出版了许多部西方哲学家评传，如汝信、王树人、余丽嫦主编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涂纪亮主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2卷)，袁淑娟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2卷)等。

此外，还出版了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如北京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和上海出版的《哲学大辞典》，其中收入数百条关于西方哲学的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哲学辞典》，葛力编辑的《现代西方哲学辞典》，陶银骠编辑的《简明西方哲学辞典》等。

随着西方哲学科研教学活动的开展，这个领域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活跃起来。首先应当提到1978年在芜湖召开的西方哲学讨论会，这是建国后二十多年来首次召开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冯定、贺麟、严群、熊伟、齐良骥等老专家以及汝信等一百多位中青年学者出席，会上进一步批驳了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的错误观点，清算了“四人帮”推行的“左”倾路线，对唯心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了重新评价，对此后的西方哲学研究摆脱“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起了重大作用，标志着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此次大会后成立了“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每年都分别召开一次或数次全国性的专题讨论会，如1979年召开的“重新评价唯心主义讨论会”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和批判的方法论问题讨论会”，1980年召开的“德国古典哲学讨论会”，1981年召开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暨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纪念会”，1980年召开的“现代西方哲学中人的问题和认识论问题讨论会”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讨论会”，1983年召开的“分析哲学讨论会”和“存在主义讨论会”，1984年召开的“中世纪哲学讨论会”，1986年召开的“现代外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讨论会”等等。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多至百余人，少也有五六十人，他们提交的优秀论文大多在《外国哲学》、《现代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康德黑格尔哲学》、《德国哲学》等集刊上发表。

这里需要谈一下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现代西方哲学掀起的三次研究热，即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萨特热”，1980年代中期的“弗洛伊德热”和“尼采热”，由此引起大批有关论著的出版。例如，关于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哲学，出版了夏基松的《存在主义哲学述评》，徐崇温、刘放桐等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王克千等人的《存在主义述评》和《论萨特》，黄颂杰等人的《萨特及其“人学”》等等；关于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出版了张英的《精神分析学述评》，张传开等人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评述》，车文博的《弗洛伊德主义论评》，陈学明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等；关于尼采哲学，出版了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和《尼采的形而上学》，陈鼓应的《悲剧哲学家尼采》等论著，以及尼采的许多论著中译本。

在大力开展国内科研教学活动的同时，也逐步开展与国外哲学界的学术交流。80年代初，我国开始派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欧美进修，为期半年至两年，其后又派出本科生或研究生到国外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措施为培养我国的西方哲学教学与科研人才作出更大贡献。我国还开始派学者到欧美参加西方哲学会议，如1983年首次派代表团出席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在加拿大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受到国际哲学界的重视，其后相继参加了每五年召开一次的第18至21届世界哲学大会。1980年代起直到现在，每年都邀请一些西方著名哲学家来华讲演或授课。1988年起还与英、澳、美三方联合成立中英、澳、美暑期哲学学院，迄今已办了9期高级研讨班，为我方培养了一大批西方哲学研究人才。

二、繁荣阶段(1988～2008)

从1980年代后期起，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进入繁荣阶段。这既得力于在此之前十年内在学科基本建设方面打下的巩固基础，也得力于这十年内派到国外进修的中青年学者和在国内培养的大批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一支颇有实力的生力军。

粗略说来，前一阶段侧重于从宏观角度研究西方哲学，出版了一大批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教材，后一阶段则侧重于从微观角度对西方哲学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哲学思潮、流派以及哲学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个特点无论在西方哲学史研究或者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方面都表现得相当明显。下面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别作一简述。

在西方哲学史领域，近二十年来对其中各个时期的哲学都进行了深度和广度不等的研究，以对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古希腊哲学一向受到我国哲学界的高度重视，严群、陈康等老一辈专家早已开展这方面的研究。80年代初，又先后出版了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论的学说》，杨寿堪的《亚里士多德范畴论简论》，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和《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范明生的《柏拉图哲学述评》等论著。80年代下半叶起，先后出版了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合著的4卷本《希腊哲学史》，杨适的《哲学的童年》和《古希腊哲学探索》，姚介厚的2卷本《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该书是叶秀山和王树人主编的8卷本《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等论著，还出版了苗力田主编的10卷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王晓朝译的4卷本《柏拉图全集》，王太庆译的《柏拉图对话集》等译著。在台湾出版了牟宗三的《四因说讲演集》，程石泉的《柏拉图三论》，杨深坑的《柏拉图美育思想研究》，傅佩荣的《柏拉图》，孙振青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曾仰如的《亚里士多德》等著作。

中世纪哲学研究过去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尽管如此，80年代初出版了杨真的《基督教史纲》，车铭洲的《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张尚仁的《西欧封建社会哲学史》等著作。80年代下半叶起，又出版了徐怀启的《古代基督教史》，尹大贻的《基督教哲学》，付乐安的《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陈村富等编写的《宗教与文化：早期基督教与教父哲学研究》，王晓朝编写的《信仰与理性：早期基督教教父思想评传》，黄裕生主编的《中世纪哲学》等专著，在台湾出版了沈清松的《中世纪哲学精神》等著作。

对17—18世纪西欧哲学中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研究，最近二十年来也取得重大进展，既出版了陈修斋等的《欧洲哲学史中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徐瑞康的《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发展史》，汪堂家等的《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等综合性论著，也出版了大批专题性论著，如余丽嫦的《培根及其哲学》，巴发中的《霍布斯及其哲学》，吕大吉的《洛克物性理论研究》，邹化政的《〈人类理解论〉研究》，傅有德的《巴克莱哲学研究》，蔡信安的《巴克莱》和《洛克的悟性研究》，周晓亮的《休谟及其人性哲学》和《休谟哲学研究》，李瑞泉的《休谟》，孙振青的《笛卡尔》，冯峻的《笛卡尔的第一哲学研究》，洪汉鼎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以及陈修斋、段德智的《莱布尼茨》等专著，最近还出版了周晓亮主编的《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一书。

对18世纪法国的唯物论哲学和启蒙运动，也做过不少研究。早在50年代已出版了葛力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80年代起又出版了李凤鸣、姚介厚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冯俊的《近代法国哲学》，于凤梧的《卢梭思想概论》，侯鸿勋的《孟德斯鸠》等专著。最近又出版了尚杰的《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历来是我国哲学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早在上世纪40年代，郑昕、陈康、贺麟等老一辈专家已在这方面有论著问世。50年代，贺麟、杨一之、姜丕之、张世英、汝信等人又出版了不少论著。80—90年代，更有大批论著出版。在综合性研究方面，有杨祖陶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杨文极等的《德国古典哲学教程》，俞吾金的《从康德到马克思》，张慎主编的《德国古典哲学》等论著。评论这些哲学家的专著更为众多，例如，关于康德哲学，出版了齐良骥的《康德的知识论》，陈元晖的《康德的时空论》，张世英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谢遐龄的《康德对本体论的抛弃》，邓晓芒的《冥河的摆渡者——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读》，黄裕生的《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侯鸿勋的《康德》，程志民的《康德》，孙振青的《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及李明辉的《儒家与康德》等等。关于费希特哲学，出版了梁志学的《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和《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程志民的《费希特哲学》，谢地坤的《费希特的宗教哲学》等等。关于黑格尔哲学，出版的专著尤其众多，例如，周礼全的《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王树人的《思辩哲学新探》，薛华的《自由意识的发展》和《黑格尔与艺术论题》，朱亮的《黑格尔的〈小逻辑〉新论》，宋祖良的《青年黑格尔的哲学》，邓晓芒的《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论》，张慎的《黑格尔传》，赵政的《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章忠民的《黑格尔哲学的当代意义》，王建军的《灵光中的本体论——谢林后期哲学思想研究》等。此外，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重要著作大多译成中文。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内获得空前的蓬勃发展，成果累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众多，层出不穷，这里分别对现代英美哲学和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作一简述。

现代英美哲学以分析哲学为主流。金岳霖、洪谦等老一辈哲学家早已开始对罗素和维也纳学派的研究。洪谦曾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早在40年代就发表了《维也纳学派》一书，80年代又编译了两卷本的《逻辑经验主义》，还写了不少论文，收入《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和《论逻辑经验主义》中。不过，把分析哲学作为一个流派进行系统研究则始于80年代，先后出版了涂纪亮的《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2卷)》，徐友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陈启伟的《西方哲学论集》，王路的《世纪转折处的哲学巨匠——弗雷格》和《走近分析哲学》，陈波主编的《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以及江怡主编的《现代英美分析哲学》(2卷)等著作。去年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成立了“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台湾的殷海光、林正弘、方万全等学者，香港的何秀煌、刘述先、高宣扬、周柏乔、冯耀明等学者，也分别对分析哲学做过很多研究。至于对蒯因、戴维森、普特南等分析哲学家的研究，由于他们也被称为新实用主义者，将在后面论述。

对分析哲学的研究还集中表现在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上，因为他是上世纪影响最大的分析哲学家。早在50年代出版了舒炜光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80年代先后出版了江怡的《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传》和《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韩林合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和《〈逻辑哲学论〉研究》，王晓升的《走出语言的迷宫——后期维特根斯坦概论》，李国山的《言说与沉默——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学说》以及邱文元的《维特根斯坦论语言的明晰性》等著作。本世纪初，涂纪亮主编的《维特根斯坦全集》(12卷)和他在此基础上写成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以及王晓升、郭世平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心理哲学研究》。

对分析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因为这两者是分析哲学家着重研究而且成果累累的两个领域。我国哲学界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于80年代，先后出版了涂纪亮的《英美语言哲学概论》和《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这两部专著，以及他主编的《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和《语言哲学名著选辑》，徐友渔、陈嘉映等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车铭洲主编的《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周昌宗的《西方现代语言哲学》，陈嘉映的《语言哲学》，黄华新等的《描述语用学》等等。此外，语言学界和逻辑学界的学者也发表了许多与语言哲学有关的论著。

至于对科学哲学的研究，早在80年代上半叶已出版了江天骥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舒炜光的《科学哲学简论》，舒炜光与邱仁宗合著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夏基松的《波普哲学述评》，周昌宗的《西方科学方法论史》等著作。这十多年来科技哲学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又取得重大进展，出版了郭贵春的《科学实在论教程》，乔瑞金的《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沈清松的《解除世界的魔咒——科技文化之冲击与展望》，林夏水和童天湘合编的《新自然观》，罗嘉昌的《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林夏水的《分析的哲学漫步》，吴国盛的《现代化的忧思》和《追思自然》，殷登祥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余谋昌的《生态哲学》、《生态文化论》和《自然价值论》，赵功民的《遗传的观念》以及刘纲的《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等等。

对现代英美哲学的研究，除分析哲学外，实用主义也是一个焦点。前面谈到，50年代国内曾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批判实用主义运动。80年代召开了实用主义专题讨论会，着重纠正这次运动中的片面性，出版了刘放桐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杨文极等人的《实用主义新论》，邹铁军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孙有中的《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尚新建的《美国世俗化的宗教与威廉•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等论著。90年代下半叶进而开展对新实用主义的研究，召开了新实用主义专题讨论会，出版了王元明的《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陈亚军的《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普特南》和《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幸国强的《语言、辨明与实用主义——普特南哲学研究》，张国清的《无根时代的精神状态——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等论著。本世纪初，出版了涂纪亮与陈波合编的9卷本的《美国实用主义文库》和6卷本的《蒯因著作集》，较系统地选译了从皮尔士到蒯因、罗蒂等人的重要论著。涂纪亮还在此基础上写出《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基本观念的演变》这本专著。刘放桐、俞吾金等人正在编译多卷本的《杜威全集》。

最后还应提到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关于现代英美哲学的综合性论著，例如，涂纪亮的3卷本《美国哲学史》(其中第二、三卷着重评述现代美国哲学)，姚介厚的《当代美国哲学》，王守昌和苏玉昆的《现代美国哲学》，罗志野等人的《美国哲学史》。在刘放桐主编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和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等著作中，现代英美哲学也占很大篇幅。近两年还出版了张庆熊等人的《20世纪英美哲学》(收入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陈嘉明主编的《实在、心灵与信念——当代美国哲学概论》，欧阳康的《对话与反思：当代英美哲学、文化及其他》以及徐向东的《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等论著。

关于现代欧洲大陆哲学，首先也应提到一些综合性研究，如谢地坤主编的2卷本《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在上面提到的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及刘放桐主编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和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等著作中，也对此作了很多评述。

80年代中叶之后，对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的主流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相继作过深入的研究。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受到高度重视，他的重要著作大多译成中文出版，先后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专著和论文，如罗克汀的《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演变——现象学纵向研究》，叶秀山的《思、史、诗——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研究》，涂成林的《现象学的使命》，倪梁康的《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和《现象学的始基——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思考》，李鹏程的《胡塞尔传》，张祥龙的《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和《朝向事物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张庆熊的《现象学的新唯实论与胡塞尔现象学》，尚杰的《语言、心灵与意义分析》，蔡美丽的《胡塞尔》等论著。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成立了“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召开过多次专题讨论会，出版《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集刊多期，并与国外现象学研究机构建立起密切联系。

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门徒和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同样受到高度重视，他的主要著作也大多译成中文，并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熊伟作为海德格尔的门生，早已发表许多评述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论文，主编了《现象学与海德格》一书。其后一些青年学者又发表许多论著，如靳希平的《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张灿辉的《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孙周兴的《说不可说的神秘》，俞宣宜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哲学》，宋祖良的《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陈嘉映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张汝伦的《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张祥龙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黄裕生的《时间与永恒》，胡自信的《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等等。

在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中，萨特仍然是研究重点，有杜小真的《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万俊人的《萨特伦理思想研究》，魏金声的《“探索”人生奥秘——萨特存在主义》，李辛生的《自由的迷网——萨特存在主义剖论》等。台湾出版了赵雅博的《认识萨特》，香港出版了高宣扬的《萨特传》。

解释学(或释义学、诠释学)也是近十多年来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翻译了其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等人的许多著作，邀请哈贝马斯、利科等人来华讲学，召开专题讨论会，出版许多论著。例如，洪汉鼎的《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郑涌的《批判哲学和解释哲学》，邓安庆的《施莱尔马赫》，谢地坤的《走向精神哲学之路：狄尔泰哲学研究》，何卫平的《通向解释辩证之路——伽达默尔哲学研究》，严平的《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李河的《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解放与视野中的翻译问题》，章启祥的《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李建盛的《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韩云等人的《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等等。在台湾出版了杨慧林等人的《圣人、圣言——神人诠释学》，黄小寒的《“自然之书”解读——神学诠释学》等。

近十多年来，后现代主义成为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重点，出版了不少论著，如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中国后现代话语》，冯俊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讲演录》，陈嘉明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张之沧的《后现代理念与社会》，黄作的《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等，此外，对其他流派也进行研究，如尚杰、杨大春合编的《当代法国哲学评论》，尚杰的《德里达》、《解构的文本：读书札记》和《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杨大春的《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和《梅洛——庞蒂》等等。最近还成立了“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80年代起，开始大量翻译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还出版了不少论著，如江天骥的《法兰克福学派》，徐崇温的《法兰克福学派述评》，欧力同和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李忠尚的《“新马克思主义”析要》，欧阳谦的《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王元明的《弗洛姆人道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等。在台湾也出版了许多论著，如洪镰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集》，《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和《人的解放——21世纪马克思学说新探》，高宣扬的《新马克思主义引论》，姜新立的《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理论结构群》，史文鸣的《马库色——马库色及其批判理论》，罗晓南的《哈伯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冯沪祥的《超越新马克思主义》等等。

最后，还应介绍关于苏联、俄罗斯哲学的研究状况。前面谈到，1950年代苏联哲学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翻译出版了大批苏联哲学著作。1960年代，对日丹诺夫等人的“左”倾观点有所批判。80年代开始从新的视角研究苏联哲学，成立了“苏联东欧哲学专业委员会”(苏联解体后改名为“俄罗斯哲学专业委员会”)，召开过多次专题讨论会，出版了一些有关的论著，如王永江的《日丹诺夫对哲学的干扰和影响》，王荫庭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贾泽林等人编写的《苏联哲学纪事》(1953—1976)和《苏联当代哲学》，贾泽林的论文《改革中的苏联哲学》、《苏联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以及《‘批判’—‘批判地分析’—‘建设性批判’：苏联哲学界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态度的演变》，安启念的《苏联哲学70年》和《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等等。近年来对俄罗斯的宗教哲学也出版了一些论著和译著。

以上简略地列出近三十年我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在西方哲学领域内出版的部分重要的或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由于本文篇幅有限和掌握资料不全，既没有涉及旅居欧美等地华裔哲学家的论著，也没有对所刊出的论著的内容、作者的观点以及这些论著由以形成的社会背景或思想背景进行任何评述或分析。按照本文的标题，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应当做的。但要完成这些工作，势必大大扩充篇幅，而这又是这篇短文做不到的。本文由于作者见闻有限和资料不全，肯定有许多重大遗漏，敬请读者和有关学者鉴谅。

根据以上考察可以对今后二三十年西方哲学研究的趋向作一粗略的展望。鉴于最近已有《西方哲学史》和《西方哲学通史》这两套各有10卷的论著问世，可能今后这方面的研究重点会转向对个别的时代、哲学家、哲学概念或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主要源泉，一直受到国内哲学界的重视，目前又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师的论著全集，为这方面的研究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条件。中世纪哲学研究过去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目前不少学者对基督教及其哲学思想感兴趣，估计这方面的研究会取得较大进展。近代哲学包括范围广阔，国内哲学界对经验论和理性论作了大量研究，今后将分别对一些哲学家或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影响较大，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目前又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著作的新译本出版，对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估计今后较长时期内将继续成为一个研究焦点。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在欧洲大陆仍以德、法哲学为主流，目前现象学和法国哲学这两个专业委员会学术活动频繁，加以《德意志文化丛书》、《法兰西文化丛书》以及《法国哲学与文化著译丛书》等著作的出版，预示无论现象学、存在主义这些较早的哲学思潮，还是解释学、后现代主义这些较晚的哲学思潮，都将在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内继续成为研究重点。

对英美哲学的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以分析哲学为重点，因为尽管它的影响较前有所减轻，但目前仍在英美哲学界处于主导地位。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有以下几个重点：一是将深入研究以蒯因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和以罗萨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化这两种趋势,今后的发展及其对分析哲学主体的影响；二是要对语言哲学中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变、从逻辑分析到概念分析的转变，以及从以形式语言为对象到以自然语言为对象的转变等等现象进行专题研究；三是要追踪考察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所产生的大量的科学哲学新问题；四是对分析哲学家近年来逐渐把注意力转向道德、政治、社会领域内的现实问题所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评论，以资借鉴。以上展望只是个人管见，仅供参考。

第四篇：语文教学改革与素质教育论文

【论文关键词】情商智商素质教育愉快教学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是指包括传统智力因素发展之上的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它在语文教学活动中的实施，体现为提倡传统教育观念的转变，情商的培养，以及教学方法的改进与创新。

21世纪是一个人才竞争的知识经济时代，它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教学已不适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实施素质教育已成为教学改革的主旋律。近年来，对素质教育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归其根本，主要有以下要义:即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这是实施素质教育的着眼点;从教育的责任来看，它在于促进人类的发展，这种发展在素质教育中并不只是指智力的发展，更包括非智力因素的发展。语文教育有其特殊性，对培养上述非智力因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传统语文教育侧重于被确认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培养，而对非智力因素—价值观念、道德人格发展等方面缺乏正确的认识，缺乏有益的探索尝试。那么，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如何实施素质教育呢?根本的要求是语文教育工作者要转变教育观念，搞好教学方法的改进与创新。

1.转变观念，培养情商。

素质教育着眼于提高学生的素养和品质，它强调的是知识的内化和人的潜能的发展，强调的是学生的身心和谐而全面的发展。这与传统教育并不悖离。传统教育提倡“教书育人”，但教也罢，育也罢，终归它不是灌输。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引发，是对受教育者诸多心理因素、身心潜能的一种诱导。受教者主体的发展是在认识和实践中完成的。这并不象人们一般所认识的那样:学生的求知与发展通过老师的教育就完成了。它绝不像用口袋装东西，倒进去就有了。要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是个复杂的认识和实践过程。所以在语文教学中，教师与学生都是主体，施教的重点应放在尊重与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倡导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上。由此看来，对学生情感智商的培养是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彼得.沙洛维(Peter.Salovey)和约翰.梅耶(D.Mayer)首次提出“情感智商”这一术语。他们认为“情商”是指“个体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情绪和情感，并识别、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随后的专家学者在研究中认为，情商影响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情感弱智会导致心理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从而影响智力的正常发挥，给一个人的事业前途造成不利影响。可见，在传统的智力因素外，还有一种智力因素在影响着人生的成败，即情商。在现实生活中，智商对个人事业成功和发展所处的首要决定地位，已逐渐被情商取代。所有伟大的成就—无论牛顿还是爱因斯坦不能纯粹视为伟大思想的成果，因为缺乏具有动力的情绪及实有预感的直觉、感觉，是根本无法造就这一切的。同样对于学生而言，如果不具备学习的内驱力，教师不设法唤醒他体内的心理特质，教师的施教只能是劳而无功或事倍功半。

蔡元培先生说:“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要有良好的人，必先要有良好的教育。”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发展，因此，塑造健康丰满的人性与人格，如稳定的情绪，不折不挠的精神，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谐良好的人际沟通，则成为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的首要任务。它不仅能帮助学生逐渐建立人格力量，拥有健康人生，更重要的是它能循序渐进地提高整个社会、民族的人格素质，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与素质教育中提倡的人的全面发展、终身教育、教育整体观是步调一致的。从学校教育看，智商与情商并不抵触，且存在一种相关性。这就是学生中高分高德，而低分违纪现象的最好注解。

“情商”培养可尝试由以下手段进行:

1.1教师观念的转变。培养“情商”就要使教育的观念、目标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学校从为学生升学和就业作准备，转向为学生的人生各方面作准备，即从过去单纯的智能准备转向全面的素质品格的准备。

1.2实施有利于培养“情商”的做法。①学生素质品格的发展要从情感意志认知和结合上考虑。②学校、社区、家庭密切配合，发挥更大的系统功能。学校为社区的进步、家庭的幸福服务，社区和家庭参与学校的教育改革工作、儿童教育工作。这样使儿童的情商发展处于正常诱导监控之下，有利于其心理健康发展。③形成学生—教师—家长的伙伴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营造一个适宜学生发展的宽松、民主、平等的和谐气氛，是培养创造思维的模范。④学校活动要密切结合社会生活。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工作，这有利于培养发展学生的社会情感、行为及多种良好品格。⑤重视学生获得亲身体验，并对此进行积极反思。这是学生把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态度、价值、情感等心理品格的必经环节。

2.改进教法，力求创新。

素质教育在教学中的具体体现在于教学方法的改进与创新。具体的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把握课堂教学目标的全面性。教学目标指预期的教学效果，一般分为实质性目标和发展性目标两种。前者规定了学生应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技巧;后者包括发展学生的体力和心理素质及能力两个方面。语文素质教育在课堂教学目标的确定上应体现这两种目标的统一。实质性目标是基础，发展性目标是核心。然而，不少语文教师在教学目标的确定上往往进入以下几种误区:

2.1.1重实质性目标，轻发展性目标。如一位教师为《背影》确定的教学目标是①掌握瞒姗、著等字的读音;②掌握狼藉、触目伤怀等词的意义;③掌握祸不单行、勾留等词的用法;④理解叙事散文的特点和描写人物的特征。很显然，这些目标皆是知识性、技能性的，学生心智的培养未确定。

2.1.2重个性心理品质的培养，轻社会性品质的培养。社会性品质就是与人合作、给人关怀、以集体利益评价判断事物等人的群体倾向。当今世界面临共同的问题越来越多，这就需要合作、理解。因此，语文素质教育在教学目标确定上不但要发展学生个性心理品质，而且要培养其社会性心理品质，使个性与社会性协调发展。

2.1.3重认知层面，轻情意层面，尤其忽视审美力的培养。在语文学科中，蕴含着大量的审美因素，无论什么体裁的作品，一般都具有自然美、艺术美、人性美三个方面的美育内容，但在众多的课堂教学目标中未能体现审美目标。面对如此现状，要保证语文素质教育的质量，首先必须把握好课堂教学目标的全面性，即既要有实质性目标，又要有发展性目标，二者缺一不可。2.2坚持课堂教学内容的渗透性。应试教育的教学内容的组织往往是“胸中有书”，但“目中无人”。素质教育在研究学生心理发展特点的基础上优化教材结构，重视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在这方面，笔者以为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2.2.1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加强横向联系。"I日”知识是获得“新”知识的基础和起点，“新”知识是“旧”知识的引申和发展。语文教师处理教材时，如果注意由旧知引入新知，由熟引入生，就能加深学生对旧知识的理解和巩固，就能加强教材的系统性，减轻学生在学习中的负担。如教学《硕鼠》中“莫我肯顾”一句时，可联系初中学过的“时人莫之许也”(《隆中对》)、“城中皆不之觉”(《夜袭蔡州》、“吾子未之思也”(《卖柑者言》)等旧句，让学生比较这些句式，从而可获得如下认识:这些句子都有否定词(莫、不、未)，宾语由代词(我、之)充当，都放在动词前，只是“莫我肯顾”这个句子的主语承上省略。在这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找出古汉语中宾语前置的规律之一: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时，宾语前置。这样，学生不仅能正确理解这句的含义，而且掌握了规律，以后再遇到这种句子就能够独立分析了。

2.2.2处理好教材的知识结构与学生心理结构的关系，确定教学的“序”。学生要系统掌握语文知识，就必须依照语文学科的逻辑系统，掌握其基本结构。因为基本结构是以简约的形式来反映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的，它有利于学生迅速有效地掌握学科的基本内容，有利于知识的迁移。然而，语文的知识结构只是为学生学习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基础，要让它为学生所掌握，还必须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认识发展规律相结合，以学生易懂的形式表现出来，才具有现实性。所以，语文教师在组织阅读教学内容时，要把以书本知识形态体现的教材内容转化为适合学生学习的内容，就要充分考虑他所面对的学生的特点和水平，把教材的逻辑体系同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结合起来，确定教学的“序”，这样方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2.2.3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语文素质教育以完善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学习方法、语文知识、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与技能、学习方法、思维模式、自主能力为根本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因此，语文素质教育的课堂教学就不能完全是“教”与“教的内容”，还应当有“学’，有学生自主的学习活动，这就要有“学的内容”。教师在组织阅读和写作教学时，应处理好教材和学材的关系，并逐步向学材倾斜，教法中融进学法指导，这样，“教是为了不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全面提高其语文素质。

2.3注重课堂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中学语文课堂教学应有法，而又无定法。所谓“有法”，即既讲究教学方法，又要遵循教学的规律性;所谓“无定法”，即指具体的教法是不能也不应固定下来的。“有法”与“无定法”是辩证的统一。前者主要说的是同一的起支配作用的法则，是不变的，后者主要说的是反映同一的起支配作用的法则的种种形式，是多变的。多变基于不变，不变要求多变。只有多变，才能给不变以活力;只有不变，才能给多变以准绳。实践证明，教学“无定法”教法须因文因班因“我”而异，以求多样性。

因文而异，即不同文体的课文应采用不同的教法，同一文体的不同课文也应采用不同的教法。小说的教法自然有异于议论文的教法，说明文的教法也自然有异于诗歌或戏剧的教法。如教《拿来主义》，因文章含意深刻，不易读懂，可抓住文中的四个概念首先让学生注释，然后提出若干个小题要求学生作答，突出破立结合的方法。教《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其脉络清楚，容易浅尝辄止，可抓住文中的六个“但是气设疑深入，突出辩证分析问题的方法。教《崇高的理想》，因其篇幅较长，结构复杂，可抓住文中的“理想”二字，用列提纲的方式理清全文思路，突出阶梯分析的方法。课文本非“千人一面”，教法当然应针对其不同特点相应而变。

因班而异，即不同年级的学生应采用不同的教法，因为不同年级的学生，文化基础、接受能力、心理特征、审美趣味、学习习惯都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年级的不同班级的学生，其教法也不会完全一样。如在传统篇目《药》的教学中，由于班级、学风、时间、要求的不一样，每次教法亦不同。或串讲法，抓住课文的第三部分，“中间开花”，贯通前后。因为这部分是课文的关键部分，不仅明暗二线在此交织汇合，而且众多人物也几乎在此全部出场。或设疑法，在学生好似“无疑”时设计如“华老栓讲话不多，一共只讲了24个字，为什么?茶馆议‘药’时，他为何又一言不发?”等若干问题，与学生阅读课文漫谈讨论。或分析法，着重分析华老栓、康大叔、夏瑜三个人物的不同描写方法及其相应的语言，从而把握三个人物的性格特征，领会课文的社会意义。或练讲法，可设计四道读写题，①夏瑜在狱中(改写);②华老栓买“药”(缩写);③两位母亲的可悲处(述评);④康大叔其人(改写)。指导学生在读、议的基础上，写成四篇短文，然后挑选几位同学当堂宣读，随即对照课文评析。

因“我”而异，即考虑教师本身的教学风格和特长，相应地采用最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威力的教法。因工作需要，笔者曾组织同行搞过因“我”而变的试验，针对《鸿门宴》，挑选了各有特长、各具风格的几位同志，并按自己的特长、风格设计其教法:或“自读—自查—自议—自诵”，或“自读—讨论一一练习”，或“设疑—解疑—总结”或“阅读—翻译—讲析—诵读”，或“读—编(若干幅连环画面解说文字)—议”等。实践告诉我们，选用的教法如能同自己的特长、风格适应，自己的特长和风格就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选用的教法也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产生效益。

总之，要提高语文素质教育的课堂教学效益，教学方法应提倡科学化，不能搞程式化，因为程式化决不是科学化，教学不同于生产，教学方法自然也不同于生产方法，不必强求固定，也很难求得固定。随着语文教改的不断深入，已试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不下百种，这多样性的教法必然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使语文素质教育落在实处。

第五篇：小学语文教学改革论文

小学语文应该怎么做改革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小学语文教学改革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摘 要】小学语文是一门以语言为基础的学科，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学生语文水平如何，常常是素质水平的体现，它在小学生全面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新课改非常重视小学语文教学，要求小学语文教学除了训练小学生汉语的听、说、读、写能力，还要培养小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当前小学语文教学存在一些问题影响新课改的进行。好的课堂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因此，课堂教学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本文以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就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现状，以及如何创新与突破原有的纲领，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提出一系列的看法与策略方针。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教学纲领

一、语文能力的理解，要感性，要情意味

我国小学语文教育，是最基础的教育，它不仅仅要培养学生们，正确地运用文字以及掌握文字，而且还要通过文字这个工具，为后续的学习与各项门科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一直以来，我国小学语文的阅读教程在整体上，却存在着只注重理解认识，却忽略了语言方面的真实情感，只重视语句与段落之间的分析，却忽略了整体章篇的综合感性理解，实际反映出了以学科知识为主体，而非以学生思想的发展为主体的课程观。

笔者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注重情感体验，是我们课程知识以及阅读的最基本要求，这一要求不断遵循着语文课程学习的规律，因为从古至今，语文教学都是文学性非常强的科目，绝大多数的文章都包含了浓厚与丰富的感情色彩。如果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只注重知识的传播，却忽略了学生们思想真实的体验，那么教学流程中阅读的功能就会减小，学生们阅读的效果同时也会大打折扣。因为，一篇文章如果没有受到感情的熏陶，学生们就不会对文章中，所描摹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以及语言动作等等，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注重学生们的作文，以及作文的点评

小学作文，是学生们语言文字的表达，课堂中知识累积水平的体现，然而却不是衡量学生们反应快与慢的标准。因为作文是要经过细致的思维观察，以及思想表达密切综合的，它需要真实的情感，有结构中心，有重点与条理的。学生们能否写好作文，与今后各项科目知识的学习，有着很大的联系。

特别是传统作文的教学，它有一个通病，不但影响了孩子们写作的兴趣。而且还让孩子们的文言水平得不到提高。那就是老师们只重视让学生们对范文内容的理解，从而忽略了范文中作者所想表达的真实情境。一如很多语文老师他们大部分的教学方法，都还在“穿新鞋，走旧路”，即便老式落伍的教学方案早已更新了，他们却仍然按照范文里的时代背景，文章分析，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作者生平简介和写作特点六大板块进行公式化地讲解，而且还周而复始，篇篇如此，这让绝大部分的学生，觉得整个课堂死气沉沉，抽象又乏味，便也让学生们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讨厌作文，越来越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也将本来丰富多彩的作文课，变得更加枯燥无趣，变得像老师只是在敷衍任务的“涂鸦课”。

不仅如此，大多数小学教师在为学生们命作文题的时候，根本就未考虑过学生们的心理状态与感情世界，以公式化的教程，课本上的死知识，为学生们出些根本就没兴趣以及根本就不想理解的作文题。这样一来，便让学生们无从下笔，更加丧失信心，由于作文题目大多数都是统一化的老套，外加不够新颖，也导致了部分学生出现了抄袭的现象。

笔者认为，老师们应该为学生们的作文课，不断创造情境，或者将作文课延伸到课堂外，如校外风景区，爬山，郊游等等，这样不仅可以活跃整个作文课堂的气氛，还能引起学生们浓厚的兴趣与激情，让学生们在良好的环境中，展开丰富的联想，从而发挥让人意想不到的创作水平，这为培养学生们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很大的帮助，并增加了学生们写作的兴趣与欲望，从中来慢慢喜欢作文，爱上作文课，这与老师正确的教学方式，完全分不开的，如若老师们还沉淀在以前的旧方案上，不去利用良好的环境与情境烘托，为学生们创建真实的气氛，来鼓动与激发学生们作文的兴趣，是难以唤醒学生们写作上的激情，是难以展开学生们智慧的翅膀，从而也将埋没了更多的人才。

再来，学生们作文的好与坏，进步与退后，与老师的评价也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老师们的评价对学生们的心灵成长，非常之重要。评价得恰当得体，不但可以激励学生们乐于作文，爱上作文，还能发挥学生们潜意识的创作才华。如果评价不当，将会让学生们失去写作的激情，还会让学生们的内心得到难以言说的自卑。所以，笔者认为，老师们不能对学生们的作文，千篇一律地老套点评，应该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给予不同要求以及不同语言的评价，对于本身作文基础好的优秀学生，可以适当对他们的要求加大一些，根据不同情况的学生，用着不同教学的方法辅导了。

三、使用精妙的教学导语让学生感受情趣美

开头非常重要，富有经验的教师很重视导语的设计。他们善于抓住学生的兴趣点，“投石激浪”，往往瞬间就可勃发学生热情，引人入胜。精妙的导语能够调节学生的心理，激发学生强烈的兴趣，引导学生进入五彩缤纷的语文课堂。导语主要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文体来设计。它可以是一段风趣生动的语言，可以是一幅优美宜人的画面，可以是一段轻松明快的音乐，可以是一个蕴含哲理的问题，也可以是一次小小的活动。利用导语巧设悬念，为学生进一步体验教材中的人物美起到一个铺垫作用，它强烈的吸引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审美教学活动。心理学研究表明：愉悦的情绪对学习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它能引起和保持学习的兴趣，给大脑带来明晰的状态。因此，适当得体的导语不仅能消除学生的疲劳，集中学生的精力，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且能给学生一种和谐愉悦的心理体验，感受愉悦美。

四、加强学生们的朗读训练

朗读训练，在我国小学语文的教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可以让学生们能正确地运用与理解祖国的语言文字，让学生们具备初步的听，说，读，写的能力，从中让学生们在无形之中，进行了思想品德的教育，并发挥了学生们的智慧与思维能力，也为培养学生们今后良好的学习习惯与风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我们大多数的教学中，依然还存在着只重视写，却忽略了其他多元化的训练。特别是学生朗读的训练，是最容易被忽视。其中，就有一部分的老师们，在学生们的早读训练中，从不关注，特别是那几十分钟，学生们集体朗读的时候，老师们经常不在身边监督，而是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这样的话，便可让各别学生们没有自律性，夹在全班同学的声音中，混水摸鱼，将书本放下或者将嘴巴闭上，思想开小差，直到老师回来后，才会装模作样地重新张开嘴巴，跟着集体一起朗读。笔者认为，学生们在朗读训练的时候，若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老师最好不要离开教师，将朗读监督的工作和监考一样做到位，杜绝个别学生的懒惰行为，影响到更多优秀的学生，从而导致坏风气的悄然上升。所以只有将朗读的训练加强，监督工作加强，才能为学生们的脑海灌输更多的知识。

不仅如此，长期又反复的朗读，可以让学生们增强语言的感官，读得通顺与流畅的同时，从中就会提高了学生们组词与造句的训练，久而久之，就可增加学生们朗读的兴趣。而且，学生们朗读的章篇，都是文体质量很高的名言名篇，这为学生们学习各种语言的文体，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所以学生们的朗读训练一定要加强，老师们可以在学生们朗读训练中的听，说，读与写四个环节中下功夫。

参考文献：

[1]李辉武.关于新课标下小学语文课改教学分析.《语文学刊》，2014年3期

[2]尤红艳.论小学语文教学实践的改革.《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