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南山驿纪实故事

第一篇：梦断南山驿纪实故事

引子

南山驿盆地，蕴藏着丰富的煤碳资源。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这里陆续修建了四个国营煤矿。据说，最初设计年产量达到了500万吨的生产规模。这四个国营煤矿曾经对新中国的建设和振兴一方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小型煤矿的兴起犹如雨后春笋一样如火如荼。南山驿的西滩，每隔百八十米就有一个小煤矿，小煤矿最多时达到了四百多个。这些煤矿大多证照不全、管理混乱、胡挖乱采、破坏资源，致使地面沉陷、水土流失，又使煤价爆跌、煤碳滞销，国营煤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有人说，国营煤矿的职工连续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了，有些困难的临时家属，甚至靠拣菜叶子维持生计。

煤矿，自古就有透水、着火、冒顶、瓦斯和粉尘爆炸五种灾害，官方将这五种灾害称为“五毒”。加上小煤矿的危害，国营煤矿又创造性地称之为“六毒。”而当地政府又为了眼前的利益，消极对待，对国营大矿的警告和抗议，敷衍了事，甚至置之不理。有些政府官员私下在小煤矿上暗中参股，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为此，国营大矿特意成立了“小煤矿清整办公室”（简称清整办），专门负责南山驿的小煤矿清整工作，清整办主任叫刘寿。

在这风起云涌的开矿大潮中，我也有幸成为一个弄潮儿。那是宏达煤矿的矿长李锋遭遇车祸时，我赶巧从那儿经过，便及时将他送到了医院。由于当时我们不认识，李锋病愈出院后，或许是感觉我这人还不错，或许是出于知恩图报，总之，他委任我担任了宏达煤矿的副矿长。由于他有好几个经济实体，平时无暇顾及煤矿，所以，日常工作由我代理。

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一）清整办主任刘寿派人给我送来一份文件，要我签收，以示送达。内容是近期要关停一批危害大矿的小煤矿，我们宏达煤矿就在关停之列。我不想签，便将文件扔在一旁，很不客气地把来人丢在办公室，自己则走出大院，漫无目的地在便道上散步。

夏日的黄昏，残阳已经落山，几缕橘红色的霞光冲上天际，射向一抹红彤彤的火烧云。我突然想方便一下，便走向远处的一个厕坑。

还未到坑边，厕坑里突然站起一个女人。黑亮的秀发像一落瀑布，连同橘红色的连衣裙在晚风中轻轻飘扬着。

当我们四目相遇时，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杨媚和钟鑫！

我们很快从如厕的尴尬中解脱出来，原路返回。从闲聊中获悉：她在离开我们老家后，先到了兰新公司。之后来到南山驿，现任和顺煤矿的会计。我又将这些年的经历逐一告诉她。杨媚听后，说我的运气还算不错，总算有个平台了。

从谈话中还得知：她已经是名花有主，而我依然是孑然一身。

转眼就到了分路口。因为她有事，我们便匆匆别过。临别时，我们相互留了电话和呼机号。

从邂逅杨媚的那一刻开始，我便满心地欢喜。我感到自己在南山驿并不孤单，不但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还像是有个亲人在身边一样。我要感谢命运的惠顾和赏赐，是它让我在这个偏僻的异土他乡，遇到了一个我久违的人。尽管她已经婚嫁，但还是让我感到了一份意外地惊喜和不能自拔的陶醉！

（二）第二天的正午，火热的太阳晒得整个南山驿好像要冒火似地。我无所事事，脚步好像不停使唤一样，自觉不自觉地朝和顺煤矿走去。

我想去找杨媚坐一会，但没给杨媚打电话，也没呼她。到了和顺煤矿门口一打听，门卫说，杨媚在的，就是敞着门的那间。说完他用指尖指指一排临舍。

因为门开着，我便直奔杨媚的房间。不想，到门口看到的一幕，竟然吓我一跳。原来杨媚正和一个留着八字胡的男人抱在一起。那男人裸着上身，踏着拖鞋，只穿一条浅黄色的中裤。他的一只手放在杨媚的臀部，另一只手看不清在哪里。

男人发现了我，他一点也不显得不好意思，便轻轻地放开杨媚。被他撩起的裙子，瞬间落下，遮住了杨媚的后臀。杨媚转身一看是我，尴尬地走了出来。

他是谁？杨媚的身后传来那个男人很严厉的问话。

他是我同学！杨媚匆匆回答了一声，便带我走进隔壁的屋子。但我能看出，这不是杨媚的闺房，而是一个男人的住所。

不好意思，他是我丈夫，刚从兰州来。你看，我们总共见两次面，每次见面都那么尴尬。杨媚红着脸说。

既然是你丈夫，不妨叫过来一起聊聊。我一厢情愿地要求着。

算了，他这人……杨媚拒绝了我，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向我引见她的丈夫。

杨媚递给我一瓶灌装健力宝。我打开一口气喝完，手里拿着空易拉罐摆弄着，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语。

（三）下午，麻烦就来了。

我们隔壁的永胜煤矿在井下掘进中与大矿废弃的巷道打透，爆破中又引起采空区的瓦斯爆炸，烧伤大矿职工十七人，死亡三人。据说，此事惊动了国务院，是邹家华副总理亲自责成副省长郭琨专程赶到现场坐镇指挥、调查处理的。

我听到这个消息，隐隐约约地感到事态的严重和前景的不妙。

（四）清晨，南山驿的西滩，人山人海，车流如织。对永胜煤矿矿长李海生的现场收审大会就设在永胜煤矿召开。

我因为挤到不跟前，就站在远处翘首观望。只见身着橄榄绿的武警部队荷枪实弹，围成了一个大圈。高音喇叭里不断传出言辞激昂的声音，陆续有几个人分别作了讲话。最后是大矿矿长严震的讲话，他的讲话中频繁地出现了“草菅人命”四个字。

之后，我亲眼目睹李海生被押上警车带走。这件事，最终成为小煤矿遭受灭顶之灾的导火索。

（五）刘寿又派人呈文要我签字，我电话请示了一下李锋，便匆匆签了字。由于是周末，我晚上照常到舞厅去潇洒。在舞厅门口，我呼了一下杨媚，但足足等了十几分钟，她竟然没回。

我便拾阶而上，进了舞厅。落坐于一处僻静的角落，要了两瓶啤酒，自斟自饮。

这时，我看到和顺煤矿的采购小贾也在舞厅。我向他招招手，他过来了。

我又要了一个口杯，给他倒了一杯啤酒。

舞厅里播放着一曲慢四，曲名是《昨夜星辰》。女主唱以她略带忧虑的嗓音唱出：昨夜的、昨夜的星辰已坠落，消失在遥远的夜空……我颇有感触地觉得今晚的气氛和往日有所不同。宇宙灯的亮朵飞旋着掠过舞池，我在昏暗的灯光下，无意间看见杨媚也在舞池里。他的舞伴是一个白白净净的书生。他们的脚步几乎就没挪动，只是抱在一起在那里晃。

我问小贾，和杨媚跳舞的那个男人是谁？

小贾惊讶地反问一声：你不认识呀？他是杨媚的丈夫。

我惊诧了，杨媚怎么两个丈夫？

（六）第二天傍晚，我在卧室兼办公室的屋里无聊地写着一首小诗，内容酸得连我自己都觉得掉牙。这时，我听见矿门口突然来了一辆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我出了门，看见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口，周围是一团飞扬的尘土，车上没有马上下来人。等尘埃落定，从车里走出来的却是杨媚。她显然没看见我，只是向门卫打听着什么。门卫顺手一指，她扭头看见了我，便信步走来。

杨媚惊现我矿，使我受宠若惊。我不知道她此来的目的，便木然地侯在门口等她过来。

她过来就说：不知你有时间没？我请你到音乐茶座去喝杯茶吧！

（七）惠风茶园是镇上最高档的音乐茶座，环境还算优雅，大厅里飘荡着葫芦丝演奏的《梁祝》，显得非常的柔和而富有情调。

我们坐在一个临街的包厢里，外面是橘红色的霓虹灯，偶尔有三三两两的情侣相拥而过。

足足有半个小时，我们谁都没有言语。最后，还是她打破了沉寂。

你都知道了？她瞟着眼对我说。

知道什么？我有些莫名其妙。

她接着说：那个八字胡的男人是我们公司的副总，他叫贺刚。一次我喝醉了，他乘机霸占了我。但他对我一直很好，我今天的一切都是他给的。那晚和我跳舞的小白脸才是我真正的丈夫，他是个医生，名叫徐波。可他是个十足的变态狂，老是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我听后有些愠怒。她见后，表情显得有些惊讶，但更多的是后悔。

接着，她又伤感地说：时下，南山驿的煤矿就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开花，我不知这种状况还能维持多久？也许我们都要梦断南山驿……

（八）傍晚，我穿着拖鞋在矿门口乘凉。突然，听见井下一声闷响。不一会，井口慢慢涌出浓浓的黑烟，夹杂着呛人的火药味和煤腥味。我不知井下发生了什么事，便撒着拖鞋急奔绞车房打电话，但电话已经不通了。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井下还有一个班的工人。我赶紧派生产矿长和调度下井查看，但还没等他们换好衣服，井下的带班班长王十三等一干人突然出现在大门口。

我惊奇得不知所措！忙问是怎么回事！又问他们是怎么上来?他却无所谓地说，我们下井不久，就发现二中段的巷道被大矿打通了。他们强行将我们赶到他们的巷道里，在咱们的主井以下安装了炸药，说要将我们的主井放塌。我们是从乘他们的人车、从他们的巷道中上来的。我们上来多时了，他们非得在爆破之后才允许我们离开。

我一听就乱了方寸，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连给李锋都没汇报一声！

（九）我开车到镇上，匆忙采购了一批装土的编织袋，准备向井下运土、填筑巷道。突然，我的PP机响了，我一看号码是和顺煤矿的，便匆匆洗了一下手，借用老板的座机回了过去。接电话的是采购小贾，他说是杨媚呼的我。我问小贾知不知道是什么事？他停顿了一会，说杨媚出事了，刚被警察带走。

我不知道杨媚究竟怎么了，便催促民工赶快装车。就在这工夫，远处一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挚般地从北边呼啸而来，“喳”的一声，停在我身旁。

我隔窗向车里望去，我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看见杨媚坐在后座的中间，两个警察一左一右分坐在她的两边。杨媚双手带着手铐，她眼里噙着泪，默默地看着我。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连问几句：怎么了？怎么了？杨媚你究竟怎么了？

杨媚不言语，只是先向我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美丽的大眼睛显得异常得红肿。

这时，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警官替她说话了。你是钟鑫？杨媚和兰新公司副总贺刚涉嫌侵吞公款，数额巨大，今被依法逮捕。你到底是她什么人？她带上了手铐，还要求到宏达煤矿找一趟你。你和她告个别吧！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揪心地望着杨媚。警官一看我不说话，就果断地命令司机开车。

我只有眼巴巴地望着警车离我越来越远……我的耳边又响起杨媚的一句话：也许我们都要梦断南山驿！

（十）我想去看看杨媚，可连她关在哪里我都打听不到。

（十一）两天后，更大的不幸接重而至，执法组要强行关停小煤矿了。

武警部队开来了，又是荷枪实弹。他们站成一排，分列在现场维持秩序。开阔的南山驿西滩，停满了车，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刘寿十分得意地指挥着装载机，转眼将我矿的房屋夷为平地，又派人炸封了井口。天地间到处弥漫着飞扬的尘土和重型机械的喧嚣声。我望着自己苦心经营的煤矿转眼变成了一堆废墟，心里难受极了，两行眼泪突然从脸颊流下……

这次清整，不单我矿被毁，西滩所有的小煤矿，无一幸免。一夜之间，曾经热闹非凡的西滩已是万劫不复。前来这里淘金的众多弄潮儿，各个哭着鼻子住到了镇上的招待所里，包括我和李锋。我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怪谁？谁应该来对此负责？

夜深了，我依然站在招待所的屋顶，放眼西望，往日灯火通明的西滩早已是一片黑暗、鸦雀无声。南山驿，曾经孕育了我的梦想，又使我遇见了朝思暮想的人。但这个梦，又在数年之后的今天，彻底破灭了……我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而使我更加迷茫的是，我的梦又在何方？

第二篇：魂断买房路纪实故事

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城里人望房兴叹时，无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住房梦也蠢蠢欲动。他们当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拒绝蜗居，开始尝试冲刺买房梦。

进城打工12年，湖南农民夫妻魏战海和闻秀，就因为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一直梦想在大都市里拥有一个自己的“窝”。但城市高昂的房价又让他们无力承受，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对夫妻将住房梦安在了武汉远郊的鄂州。然而，就在他们节衣缩食12年，终于实现远郊买房梦时，一场灾难突然袭击了他们——妻子惨死在买房路上，房子成了丈夫永远的梦靥！这对打工夫妇的梦想,就此碎在了这条血泪斑斑的买房路上——极度节衣缩食，小心翼翼呵护买房梦。

魏战海和闻秀的梦想与数亿中国穷人的梦想一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是为了在都市买房安家，为子女寻求一个好学校。为了这个梦想，这对在武汉打工的夫妇每天清晨5点起床工作，他们带着两个孩子挤住在一间8平方米、照不进阳光的小屋里。他们很少去商场买块香皂或毛巾，也很难吃到荤菜。事实上，除了孩子们的作文本，这个家庭很少会在生活中提到“梦想”两字。但这个抽象的词其实就在很近的地方——从他们现在租住的“蜗居”到达那里不过37.8公里。在那里，他们刚买下了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并不在拥有千万人口的武汉市，而是在毗邻的鄂州市。2011年9月16日，魏战海和闻秀好不容易抽空去为他们的新家办理贷款，他们骑着一辆摩托车，经过一座豪华的购物广场时，广场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正打着出售别墅的广告。他们穿过宽阔的马路，如果一切顺利，20分钟后他们就将驶出武汉，进入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这条路通往他们的新房，他们只要上午办完贷款，就能有一个家了。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在他们沉浸在甜蜜的梦想时，一辆巨大的水泥槽罐车砰的一声撞上了他们！接着，闻秀从摩托车上飞了出去，36岁的闻秀死了，她把42岁的魏战海留在了这个世界，让这个原本帅气的男人悲痛欲绝。1997年，魏战海和邻村姑娘闻秀结婚的第二年，他们就放弃了湖南临湘老家4亩多的稻田来到武汉，后经人介绍，魏战海在武汉一所大学打杂，妻子做了教学楼的保洁工。他们的“家”从此就安在了一栋教学楼值班室里的一间配电房里。这个8平方米的空间，每月需交100多元租金，没有厕所和厨房，阳光也很难照进这个房间。这对夫妇和15岁的女儿已经在这里整整生活了8年，在他们搬到小屋一年后，儿子也降生了。

支架已经斑驳褪色的高低床占掉了小屋的很大一部分，魏战海和闻秀睡在下铺，儿子睡在上铺。今年，他们的女儿考上了一所寄宿高中，周末回来时，他们还得打地铺。这是一间小到两个人站在里面打转也困难的房屋。因此，家具的尺寸也是最小的。一张橘红色的小餐桌只有60厘米高，两个小木凳只有砖头大。但心灵手巧的闻秀，一直努力想使这个家变得体面一点。同事送的旧床单被她仔细洗好，铺在下铺，洗衣粉则装进了一支冰红茶饮料瓶里。她用了两天时间，勾出了一个花朵型的坐垫，铺在小木凳上。当然，他们还有些必要的家电—— 一台只能收看湖北经视频道的电视机、一个只放了碗剩米饭的冰箱及一台从离校毕业生那儿买回来的二手电脑……

经过学校允许，魏战海在一楼的楼梯角搭建了一个小厨房。那里只有1.5米高，只要有人走近，门口就会飞起成群的蚊子。厨房太矮了，魏战海走不进去，身高1.56米的闻秀也只能在里面弓着腰用电磁炉炒菜。每天清晨5点，闻秀就要穿上黄褐色的工作服，开始清扫5层的教学楼，然后把粗心的学生们落下的U盘、雨伞等交给值班人员。魏战海的工作则从每个夜晚开始，等待这栋楼里最后一盏灯熄灭，小心地锁上大门。第二天一早，他再打开大门迎接学生。

魏战海上过初中，闻秀只读了小学。在村里时，魏战海会插秧，也会亲手制作木柜。可是在这座大城市里，他们能用来赚钱的只有力气。闻秀在校外做小时工获得每小时8元的报酬，魏战海则总是帮人搬家、打点零工。每个月，两人各自有900元的工资，他们给7岁的儿子订了牛奶，但为了省钱，两人很少买肉，几乎顿顿吃冬瓜、白菜或萝卜。在教学楼上白班的叶师傅说，他常常看见闻秀端着一碗白水面条追着儿子跑。在同事们看来，他们努力把辛苦赚来的每一元钱都攒着。

一开始，这个最不起眼的家庭没打算告诉旁人，他们究竟为什么情愿过着如此窘迫的生活。很长时间后，这对夫妇守护着的那个小心翼翼的梦想才为人所知。但即便在贫苦的等待中，魏战海还是觉得，比起湖南老家，城市让人赚得多一点，更高兴一点，特别是，当存折上的数字一年年往上涨的时候，这样的日子就更让人看到希望。

魏战海和闻秀的秘密是被一个工友发现的。他看见最近几个月，这对平常不怎么与人交往的夫妇，总是趁着休息时间往外跑，他们的对话里也经常提到贷款和房子。有工友问他们：“你们要买房子了，是买二手房吗？”魏战海高兴地回答：“是买新房！”如今，他已经回忆不清，他们最初是从何时开始盼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这种美好的愿望在这座城市里当然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那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楼，公交车、楼房的天台、街边的灯箱和购物商场的LED大屏幕，都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挂着巨幅房地产广告。在当地的都市报上，有的地产广告占据了半个版面，画面里是一片幽静的小区和开着粉色花朵的樱树，名曰“享受生态半岛生活”。不过，武汉市郊和周边地区的房产广告，大多只能在报纸上占据一个麻将牌大小的位置。

新闻里，人们也能轻而易举地发现与房地产有关的信息，看看吧，仅仅在国庆节7天，武汉就卖出去了1200套商品房。有记者分析，武汉楼市虽然一再降温但并未进入冰冻期，至少，比北京、广州和上海等城市略显暖和。在街边的房地产中介店里，只要有人在橱窗前停留片刻，就会有人殷勤地从屋里走出递上一张名片，然后请这个潜在的客户进屋，并用一次性纸杯奉上饮水——实际上，中国大部分一二线城市的中介公司都是这般场景。

但魏战海和闻秀并不是通过中介挑到房子的，他们不敢走进这些店面。根据武汉市房管局最新发布的信息，该市9月份的商品住房成交价为6450.5元/平方米，在7个中心城区里，武昌区成交均价为11323元/平方米。这里一平方米的价钱几乎够这个家庭整整攒上一年了。但是到了北京，武昌区那笔“吓人”的均价只能买到五六环外的房子。一项统计数据显示，9月前20天，北京大户型均价达29808元/平方米，此前几个月一直稳定在3万元/平方米以上。

魏战海的亲戚闻听北京的房价，震惊地张大嘴巴说：“天哪，北京人这么有钱啊！”他并不知道，在那座城市里也有很多很多人也在为一套房子挣扎。有人在博客里感叹：我们全家即使不吃不喝奋斗两辈子，在北京也买不起一套住房。还有人经过一个别墅区时，按照自己眼下的工资计算，如果从清朝开始工作，把钱都攒下来我才买得起豪宅。

相比之下，魏战海和闻秀的梦想要现实很多，他们过去曾在武汉市郊的江夏看过房子，但5000～8000元/平方米的“高价”让他们很快放弃了。直到2008年夏，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在街边拦住他们，才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对方拿着房产广告，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妙的图景：一片以白色建筑为主体的现代化小区，煤气、水表、电表和网线样样俱全，而且距离菜市场、医院和学校只有几分钟路程。当然，那里已经不属于武汉市，而属于毗邻的鄂州市。不过，过了界碑，走几百米就到，更何况以后就要通地铁了！

第三篇：十年一觉电影梦纪实故事

我是一个心智与身体都比较晚熟的人，个性比较温和、压抑。因为晚熟，所以我很多的童心玩性、青少年的叛逆、成年对浪漫的追求，以及我的提早老化，其实是一起来的。就在自觉比较成熟时，我年轻时该发生又没发生的事，突然在我中年危机、身体状况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就这样都冲撞上来。打从《卧虎藏龙》起直到现在，我都在经历这些。

“我想当导演”

当年刚考上台南一中时，父亲就拿了份大学志愿表回来，他大概想知道我会是块什么料，好提早安排最佳师资阵容吧！我知道自己不是学理、工、医、农的料，可是文科的外交、新闻、外文、法商等科目，又觉得都没啥意思。当时我就对父亲说：“我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大家听了，一笑置之。可是我讲的是实话，当时也不知道导演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是导演把电影拍出来的。

天天补习，还是落榜。

第一年考大学，我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因为紧张，考数学时我腹痛头胀，豆大的冷汗直滴，一个字都看不清楚，复选加上倒扣，考了个0.67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放榜时，我正好独自在家，就一个人跑了出去。

他们回来一看我失踪了，急得不得了，只有弟弟李岗猜到我可能去了哪里，于是骑着脚踏车，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海边，果然看见了我的脚踏车。他走到沙滩上仍没见着老哥的踪影，心里也开始忐忑不安，直到看见我低着头走近，兄弟俩什么话也没说，默默穿过沙滩，摸黑骑着单车回家。

二度落榜在我们家犹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那天我是去海边散心，回家后，没人敢惹我，李岗则奉母命盯着我，怕我出事。放榜两天后，我准备专科考试，考得不错，进了艺专影剧科。

我学戏剧、美术，爸爸虽然答应支持我，但他内心一直很矛盾。在父亲的印象里，我的学业和小时候我们看的军中康乐队没两样，他很伤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没考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所以他一直催促我留学，希望我能够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直到现在，我格局比较大了，但心理障碍依旧存在。我一回台湾就紧张，搞戏剧，我是跑得越远能力越强，人也越开心。一临家门，紧张压力就迎面而来。

蜗居的六年

留学纽约大学期间，我拍了五部电影，二年级拍的《荫凉湖畔》曾获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及学校的奖学金。我受到了肯定，再接再励，用尽手边一切资源，筹拍了《分界线》。为了这部毕业作品，我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太太惠嘉赞助，一共花了100多万台币。

记得拍摄到最后阶段，还差8000多美金，我就从太太惠嘉的账户里直接提出来用。那时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当助教，因为要交税，所以存折放在我这里。奇怪的是，我一点愧疚感都没有。事后我跟她说起这件事，她也仅只哦地应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8个纸箱，准备回台湾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了。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捧到我没有抵抗力。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但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那段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不老又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消，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1990年暑假，老二石头（李淳）出生时是我最消沉的时候，丈母娘与岳父来美帮忙，一下飞机，惠嘉就叮嘱他们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我受不了。我每天做好饭菜给他们吃，他们就直说：“好吃，好吃。”我就是为了封他们的嘴。有一天，丈母娘忍不住很正经地提议：“李安，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

当时我有个想法：要不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或者机运未到，就连叫花子都有三年好运。要是时机来了，我抓不到的话，这辈子就很窝囊。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令父亲失望

父亲对我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我们逢年过节回家都还行磕头仪式。身为长子的父亲背负了很大的传统家族责任，而他对我这个长子又给予了最大的期望。在家里，他最钟爱的是我，打得最多的也是我。在台南一中，他是校长，我却不成材，考大学落第。我学戏剧、电影，他勉强接受，但心中老觉得闷气。当我以《喜宴》拿下金熊奖时，他还希望我改行，就像杨德昌得了奖，他的妈妈还说：“你今年几岁啦？拍了几部电影，可以找些正经事做啦！”爸爸那时也这样想，直到《理性与感性》拍完时，他还说：“小安，等你拍到五十岁，应该可以得奥斯卡，到时候就退休去教书吧！”

第四篇：梦断硅谷(读书笔记)

南京财经大学假期读书笔记

读《梦断硅谷》有感

金融1111牛冰

我们都知道，我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市场调节为主，辅之以政府的宏观调控。然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并非只有我国，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起，便开创了西方国家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的先河。在许多国家面对流动性枯竭和债务危机的威胁，政府的反应是对陷入麻烦的企业进行庞大的投资，而这样的措施又往往颇具非议。

《梦断硅谷》这本书是哈佛大学商院教授乔希·那勒关于政府创业扶持功能的论述，本书的5个主题：“

今天，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在力求通过各种各样的“布景”和直接措施，来促进创业和风险投资活动的发展；

对创新地区和行业的发展进行这类干预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的支持，因此这些措施是明智的；

但创业扶持工程是有难点的。政府不能左右一个创业市场的演化，自上而下的方式是很难成功的；

有太多太多的工程都败在一些常见的共同缺陷上，而这源于拙劣的工程设计(由于对创业工程缺乏理解)和执行；

政府必须谨慎平衡自己的角色，纪要理解起催化作用的必要性，也要认识到其在创业扶持能力上的局限性。”

首先是关于政府作用的论述，即政府究竟能否帮助企业家。认为政府在创业扶持中很难发挥任何作用的“怀疑论”认为，政府公共基金的投入在创业扶持中的角色带来了令人烦恼的问题，政府的公共投资在成熟市场还是在新兴市场上都没有消除市场的不稳定性，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得快速增长的市场变得过热了。但是我们回顾历史来看待这一问题，以硅谷为例，从硅谷早起历史来看，尽管该地区创业活跃度相比当时美国东部地区并不算什么，但是这些企业模式却成为此后数十年中其他公司竞相模仿的楷模。其次，硅谷地区先去企业早期很多都是依靠政府的军事采购合同得意建立和成长，可以看出政府对于硅谷成型发挥至关重要作用。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私人部门的贡献很重要，我们还是应该注意，“怀疑论”所描绘的那个世界过于简单、不切实际。我们看到的硅谷远远谈不上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物。相反，公共津贴，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对硅谷的成长起到了催化作用，也塑造了硅谷的关键特征。类似的，风险投资行业的先驱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的干预和有公共精神的公民打造而成的。政府干预不是唯一的力量，但却是发挥了重要的刺激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已认识到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还证明了诸如信息技术这样的领域中技术进步的积极效果，而这目前已被许多国家政府所认可。政府的公共干预可以促进创新活动，因为创新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已得到公认，其次在于创新活动与新企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发现告诉我们，旨在刺激创新和风险投资活动的政府干预可能是有意义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干预有效吗？创新活动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尤其是在创业之初风投的支持作用尤为重要，那么政府应顺势扮演催化剂的角色。在理想的条件下，政府干预可以开启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即先驱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们为后来者铺平道路。其次，在于政府所发挥的一种验证作用。如果政府的工程能够发现并支持被忽视的企业，它们就能够提供这些潜力无穷却得不到资助的企业获得成功所必须的验证作用。第三，政府对创业活动的支持可能产生知识外溢的效果，即惠及其他创业企业，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但是创业活动具有天然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这就意味着犯错是家常便饭。而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也意味着那些想中饱私囊的人可能有机会在缺乏严密监督的情况下动手脚。

我们可将政府这种刺激创业活动的措施比作摆桌子的艺术，并可将其分作三大类，前两类重在为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后一类则是包含以资金支持为目的的直接干预。即前一类干预是在刺激对于风险投资的需求，后者则是刺激对于风险投资的供给。第一类工程以提高创业气候的吸引力为目的，例如新加坡启奥生物医药园，其中有许多涉及对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基金的直接补助。政府可通过完备法律，确保尖端技术的可用，设计税收激励等。第二类工程则是提高风险投资市场的吸引力，为真正的有限合伙制开绿灯，培育本土市场，利用外国人力资本等。最后一类工程即提高风险资本的供给为目的的直接干预。

所有的这些对于政府官员来讲，直接干预所带来的挑战要较前两种要大得多。愚蠢地浪费公共资源的风险总是存在的，例如，对资本利得的税收津贴政策可能并不能激发足以弥补税收损失的经济活动，但当政府从“布景师”的角色转向由

自己直接投资时，隐患变得大了许多。本来旨在刺激创业和风险投资活动的公共工程屡屡失败，这说明这类工程存在许多缺陷。一个赤裸裸的事实是，不成功的工程要比成功的工程多得多。第一个问题是对创业和风险市场缺乏理解。这些市场很复杂，单凭良好的意愿并不足以克服根本性的缺陷。急功近利，过大或过小的规模，或者是死板的设计等，有许多设计上的拙劣决策可能毁掉整个工程。第二个危险在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官僚武断决定投资而非院子对于市场的倾听。不论这种定向化的投资源于什么初衷，它都可能成为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如果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们在得到公共资助的同时还必须融到私人部门的配比资金，那么工程会相对容易成功。通过这种方式，市场可以去鉴别哪些玩家有希望成功，哪些则是前景黯淡。

良好的设计是极端重要的，但一个工程的执行还有很多复杂的环节。有效的激励机制的设计，有助于确保得到补贴的创业者或风险投资者只能与整个社会同时获益，限制假公济私的机会主义行为。严密的评估，可以确保正确的人被吸引到政府工程里来，而且工程本身设计合理。而强烈的全球化意识，可以最大限度的促进国际经验有效吸收。

最后引用原书作者乔希·那勒的话：对创业活动的激励在政府的诸多责任中看似并不起眼，与战争或是大金融机构的稳定性这样的要务无法相提并论。当然，每年花在创业工程上的钱（无论从绝对金额上来看有多么庞大）与国防和包间支出相比也不值一提。但如果我们考虑一下那些促进或者阻碍了创业活动发展的政策有什么样的长期后果——也就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创业气候对国家繁荣的影响，情况便完全不同了。以长远眼光来看，创业政策的重要性不可小觑。

第五篇：梦断代码读后感

梦断代码读后感

210901016—黄荣 最近，软件老师推荐读一本书，梦断代码，于是，我去百度了一下这本书。

《梦断代码》作者罗森伯格对OSAF主持的Chandler项目进行田野调查，跟踪经年，试图借由Chandler的开发过程揭示软件开发中的一些根本性大问题。本书是讲一事，也是讲百千事；是写一软件，也是写百千软件；是写一群人，也是写百千万人。任何一个在软件领域稍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看完本书，必掩卷长叹：做软件难。软件乃是人类自以为最有把握，实则最难掌控的技术。

那是1975年的冬天。作者在终端机房中俯身敲击一台电传打字机，每打完一行，那笨重的机头就会摇头晃脑猛然撞回最左边，开始新的一行。我从几个小时前开始输入一行行黑代码，忘记了时间流逝，全然不知已是午夜时分。看门人已经关闭廊灯。我并没有得到许可在纽约大学物理系大楼中流连忘返、使用向高中学生免费发放的计算机账号。不过，倒也无人责难。

我读的是翻译过的，读完韩磊翻译的《梦断代码》样书，不免让人掩卷长叹！一群人们怀抱着改变世界的理想上路了，却在追寻时发现，那些近在眼前的理想之峰，变得那么的遥不可及；每当翻过一座横亘在面前的山峰时，总以为已经来到理想之峰的脚下，却发现这又是另一座需要攀越克服的阻隔之峰

软件开发过程有时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目标看是唾手可得，却又总是在你伸手摘取时，发现还有一段距离要走，问题随着开发的深入而不断涌现；这就像是坐在大象背上的训象师，用吊在大象鼻子前的香蕉，给大象耍的把戏。

是什么原因，导致软件开发有时会进入这样一个令人惋叹的黑洞？

书的作者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一个答案，但通过作者忠实记录于书的、就发生在当下不久的、这一真实案例，以及对软件开发历史和方法的部分介绍，本书应当能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和思考。

我一直认为，读书最大的功用之一，就是能激发我们的思考，是打开思维源泉的阀门；这本书很好的起到了这一作用，它让我们去思考软件开发的过程、方法、管理…，为我们思考这些提供了真实生动的案例，也对现实的工作有些指导和警示作用。

为什么好软件如此难做？这是我本人，我想也是很多人都在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虽然无人能有完全确定的答案，但通过书中的记述，和个人思考，还是可以获得一些启示：计算机严格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同人类不严密的逻辑，模糊多变的思维模式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人与机器之间沟通的障碍。

开发团队之间相互沟通协作的成本，导致产生《人月神话》作者布鲁克斯法则的悖论-往已延误的项目中补充人力，只会使其继续延误。

项目目标不明确，标靶变来变去，因此有时决定说什么，比怎么说更困难。

项目目标不切实际，从一开始就想做一个适合所有人的，能做所有事的系统，造成就如要做永动机一样的结局。

我想人们大多都知道古老圣经中巴别塔的寓言，软件工程难于成功的原因，也许就蕴藏在这寓言启示之中，本质上在于沟通的问题：

软件使用者与软件的沟通，软件需求者与开发者的沟通，程序员与程序员的沟通，程序员与

机器的沟通。

所有这些层层累叠起来，构筑了一道道通往成功彼岸的屏障。

也许有一天所有这些沟通的障碍都能被消除，人们能轻易的相互理解，软件工程的巴别塔真的就能轻易的建造起来了。

整本书以一个发生在当下的真实的故事写成，不仅仅是写给程序员的，也是写给软件产品经理和其他与软件开发相关的或对此感兴趣的人的。每一个经历过软件开发过程的人，对书中的生动描述都会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