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梦者余莹纪实故事

第一篇：搜梦者余莹纪实故事

台东知本县的一座大山里，一位卖茶叶蛋的商贩帮询问梦想的余莹总结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梦想：有宽大的房子和富足的生活，有幸福的家庭。

“总有一些不一样的梦想吧。”余莹并不完全赞同。

他想了想，补充道，“再不就是环游世界。”

台东是余莹环游世界的其中一站。她2011年1月26日出发，途经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4月回到中国大陆；同年10月再出发，走过挪威、奥地利、捷克、波兰、德国、法国、葡萄牙、英国、美国、墨西哥、古巴和泰国。在2012年2月降落北京，完成了两个阶段。

她的梦想是知道世界上其他人的梦想是什么。简单地说，她绕着地球跑了17815公里，就是为了听各种各样的人讲自己的故事：我想做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快乐吗？

在跨越一年的时间里，百十来个人跟她讲自己的梦想，其中有挪威的公主、波兰的财政部长，有世界岛屿经纪人（“岛主”）、有身体残障的励志演说家，有大山里卖茶叶蛋的，也有奢华商场里的巧克力师。

“总的说来，(我觉得)中国当下的价值观特别单一。”余莹说。“我就是要寻找不一样的价值观。”

生命的动机

1983年出生的余莹在驴友圈里有些名气，是从2009年澳大利亚昆士兰旅游局全球海选看护大堡礁使者的活动开始的。作为一次成功的营销，昆士兰旅游局将这份看护者的工作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丰厚的薪水、轻松的任务、美景加免费旅游的待遇，引得全球3万多人报名，竞争激烈程度连中国的公务员考试都无法望其项背。

余莹进了全球前50，但最终没能更进一步，也就没能以竞争者的身份踏上大堡礁。她写信给昆士兰旅游局，说自己在比赛中收获很多，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去看看大堡礁长什么样子。“如果你们有一天想请中国的旅行作者的话，请你们想到我。”余莹不怯地提出自己的请求。

几个月后，2009年底，她收到昆士兰旅游局的回信，邀请她上岛。

那次旅行改变了余莹。她从空中俯瞰，“看到整个世界是无边的，一个地球的弧形，整个海洋上全是珊瑚礁。那个刺激，就是我觉得全身发麻。”她看到海底世界，意识到自己曾经习以为常的世界太小了。

“虽然以前也知道人类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当你在城市里的时候，你习惯性地就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主宰。”

余莹一直是个外向型的生活态度。她5年前申请了法国大使馆的项目，去巴黎做中文助教，虽然不会法语，但靠着出色的行动力，她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在法国两个月一次的双周长假里，她去各个周边国家“乱窜”，每次邻居看见她，不是正在前往机场或车站的路上，就是刚“采风”回来。

终于有一天，这位在巴黎生活了五六年的喀麦隆邻居问余莹：“你真的是中国人吗？”

即使经历还算丰富，在真切地掉入一个开阔到无边的世界时，余莹还是措手不及。

“我们一直自以为是的价值观太可笑了。”她想。当地人日常的表情也触动了她。

“(岛上)不管做什么工作的人都特别开心，与在北京看到的特别不一样。”

在岛上，她碰到了曾经的竞争对手、大堡礁看护者比赛的最终优胜者，英国人Ben。

“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动机(动力)是什么？”英国人问她。

余莹一时无以作答。

Ben原本的职业规划是工程师，原本要前往伦敦，过白领生活。

“从周一到周五，沮丧着脸，紧绷着神经，周五、周六晚上去酒吧喝得烂醉，而只有喝得烂醉时才会放声大笑，紧接着周六周日宿醉不醒，浪费两日时光，日子周而复始。”这是Ben对自己伦敦生活的“憧憬”。

直到一天，他的两个朋友在旅行中意外去世。他决定不再浪费生命。

“我做一切的动机来源于此。”英国人告诉中国姑娘。他探索非洲，登山、跑马拉松、做慈善筹款，赢得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这个中国姑娘开始了自己的思考：我想做什么？结论是，她想了解世界上其他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世界拼图

不走出去，所有对于世界的理解就都是抽象的。对于真实自主存在的人，“抽象的”世界基本相当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

“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正上过历史与地理课，为何我却感觉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是从第一次踏上巴黎的飞机时才产生？像一路捡拾路边碎片一样让一个无形的世界在大脑里开始产生一些最基本的形状。每走过一个城市，所谓的世界和地球就显得更真实一些。”

余莹着手做计划，找每一个可能合作的人洽谈，她需要有赞助商，也需要有媒体平台。她一路尽量使用沙发客接待来降低成本，同时也可以增加跟当地人的接触，了解当地文化。在长达一年的准备期里，在被打击和被鼓励的双重情绪中，余莹出发了。

在香港，她碰到航海者翁以煊。翁先生告诉她，在许多国家，年轻人可以通过劳动在私人船只上换取食物和住宿，得以在海面上航行。航海文化是一种很重要的世界观教育，但是在中国还不成气候。他的梦想便是希望将航海文化更多地介绍给中国的年轻人。

在日本，她碰到30岁“大男孩”Toshi，他在一场对抗癌症的手术后放下一切，远走，在意大利撒丁留了下来。

“我希望能够在撒丁组织一次日本音乐家的演出，并且希望能够做音乐，并在撒丁开始一份新的事业。”这是他现在的梦想。

她还采访到了心仪已久的旅行作家石田裕辅，交换彼此做沙发客时听说的故事。

“我听说过一对怀孕的夫妻出门当沙发客，结果孩子却提前出生，就直接在沙发主人家把孩子生下来了。”石田四十多岁了，但心态不老。

“你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搜梦者发问了。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写小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自己的故事，但是我已越发感到自己的经历已不再能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石田回答。

在挪威，余莹去“觐见”事先约好的该国公主，“她就像一个普通的白领”，在门口等候客人。

公主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而她的梦想就是通过开办学校，让人们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守护天使，并与其交流。

每个人的故事和梦想都对余莹这个故事的挖掘和记录者产生大大小小的冲击，有时也会有分歧。

比如尼克·胡哲，“他所谓的梦想是没有梦想的。”

这个“海豹人”(即患有“海豹肢症”之人，四肢天生极小，近似于无)尼克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使者，使命是传递上帝的声音。他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上帝选择了他，让他给别人带来希望。

“但我觉得世界上像他这样的人不止他一个，为什么只有你成为了你呢？所以你才是自己的上帝。”余莹跟那位励志演讲家辩论，并不一定要得到一个确定的共识。余莹希望透过她的采访和展示，让大众听到“不同的声音”。

“听不听我的不重要，至少不同的价值观不要只听到一种声音。”余莹会时不时地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

自己的梦想

出发去欧洲前，余莹觉得自己很多事情没有准备好，但时间已到。她在半夜的机场抱着好友痛哭后上了飞机。前10天压力是很大，大到坐到电脑前写不出一个字儿。她发觉自己的状态不对。

“我已经活在梦想里了，现在我是在做我梦想要做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最初预想的东西，为什么我不快乐？”那是她第一次这么严肃地“思考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她的结论是：“我们一直试图活在别人的期望里边”，因此不快乐。

好胜心和超出别人期望带来的满足，很容易就消失了。

“一瞬间的，过了之后你就会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大的期许，就像一块石头压在你身上，你永远都搬不开。”

她劝服自己放下活在别人期望里的习惯，不管是好的期望，还是坏的。

在美国时的一个沙发客主人介绍给她一位截肢了的小姑娘蕾西——她今年要参加伦敦奥运会的短跑比赛。蕾西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她在截掉腿后向爸妈宣布自己要参加学校运动队的拉拉队——要知道，那是所有美国在校女孩的梦想。蕾西还跟爸爸打赌跳撑竿跳，后者不相信她能跳过2英尺，但她第一跳成绩为6英尺。

蕾西告诉余莹：永远不要听那些跟你讲不行的人的。

“人要顺应自然顺应内心。我有时候有一种感觉，这个事要是做对了你内心会有感觉，错了，内心也会不舒服。”

这趟探讨世界与梦想的宏大的旅行，最终，改变了她自己。

第二篇：且看矫情者表演纪实故事

说人是精灵，这是一点不错的。人的智慧可以改变世界，也能统治万物，不管如何庞大、威武、凶猛的生命，都可以被人玩于股掌间，譬如大象、犀牛、野马之流，再譬如老虎、雄狮之类。这并不是说人类太可怕，而是人类太强大。如果人类不强大，那么世界就会永远处在洪荒时代。其实，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可怕。但非常有趣的是，人要征服人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由此需要穷尽聪明、才智和其他的诸多本领，而且，这还不一定达到预期效果，因为人在展示自己的某种能量时，实际上就是表演。这说明人有表演的天才，也说明人人都能表演，至少也有表演的欲望。于是，问题就复杂起来了，你想用表演征服我，我也想用表演征服你，来来往往间，就有了很多挣扎、很多纠结、很多残酷。

那么，人是用什么来表演的呢？无非有三种。一是“想”。这一点很复杂，难度亦大，属于形而上之类。如哲学家、学者、作家等可归于这一范畴，因为他们用“思想”在表演，并企图由此而影响他人；二是“说”。这类人不一定修养深厚，但却善于表达，用表达来煽情，用表达来蛊惑，从而达到征服别人之目的。如巧舌如簧、口若悬河等成语，就是为他们量体裁衣而准备的。不过，这也算得上人的才情之一种；三是“做”。如果说第一类人用的表演道具是“思想”，第二类人用的则是“声音”，而第三类人用的就是“肢体”了。其实，肢体也是一种语言，不过它传递信息不是用嘴唇，而是用表情和姿态。如此“肢体语言”用得好，也可以起到妙趣横生、妙不可言的效果，如漂亮女子的回眸一笑，再如血性男子的振臂一举，都是一种“妙”的浸润。倘若用得糟糕，那就是矫揉造作，平添人的捧腹之乐，也平添人的喷鼻之疼。有时，我们会觉得这类人很滑稽，甚至很无聊，但是，他们也不会因此就销声匿迹，逃离人群而去，因为这也算是人表演的道具与方法之一种。只是问题在于，虽然很多人觉得如此表演低劣而庸俗，但又不得不去面对和忍受。这与人的包容无关，却与“存在”有关。因为有太多的这类人，总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他不逃，你如何能躲呢？

我们权且把这类人称之为“矫情者”。此刻，我们也不妨来欣赏一番他们的表演。

说一女幼师上课前对孩子们说，今天我们学画画，画一个苹果。我先画出示范图，你们再跟着学。说罢，便在黑板上画了。之后转过身来问孩子们：这是什么呀？孩子们异口同声答：屁股。女幼师愣了愣，眼泪便出来了，冲出了教室，直奔院长室。院长见状，便问怎么了？女幼师一脸委屈作答：孩子们侮辱我，这课没法上了。院长也生气，决定去教育一番孩子们。来到教室，看了看黑板上的图案后问：老师画一个屁股有什么错吗，你们为什么要侮辱老师？呜呼，女幼师明明把苹果画成了屁股，却非要孩子们把屁股当做苹果，如此，足见女幼师是何等的矫情和自恋！那么，这位女幼师的表演意欲如何？不过是借矫情粉饰自己的平庸和过错而已。不愿向集体投诚，这是矫情者的典型症状之一。

又说两个年轻男女恋爱，男孩是富二代，但长得相貌平平；女孩是平民之女，却长得楚楚动人。也就是说男孩要的是美女，因为有钱做后盾；女孩要的是金钱，因为有相貌做资本。这本可以是一拍即合的事情，却被女孩的一句表白搅乱了局。初次见面，那女孩羞色满满地说：你真帅，长得像黄晓明，我不爱都难。那男孩乍一听，心里好生舒坦，但回家一想，便直觉得邪乎，因为从小到大还不曾有人说过他帅，包括父母在内。因此，他揣摩女孩说了假话，而爱说假话的女孩他认为是危险的女孩，于是便毅然决然地与她分了手。女孩想不明白，他不是喜欢漂亮吗？难道我不漂亮？其实，她应该换一种方式向自己提问：我不是喜欢金钱吗？我为什么不去褒奖他的富足？这也是一种矫情，她借矫情在掩饰自己的另一目的。旁顾而言其他，这就是矫情者又一典型症状。

第三篇：演讲辞余盼莹

竞选工程分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的演讲辞 同学们：你们好！

今天，我走上演讲台的唯一目的就是竞选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我相信，拼着我的热情，勇气和才干，这次的演讲必定给我带来下次的就职演说。

我叫余盼莹，来自建筑工程专业二班。

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是以身作则，具有较强的责任心，认真工作的岗位，不求回报和服务为快乐之本的协会，就好比军队中的将军，决定着战事的成败。

我相信我的能力，可以胜任此工作：

（一）、拥有较强的信心和责任心。

（二）、拥有一颗真诚为大家服务心，使被服务者 心情愉快，服务者的工作得到认可。

（三）、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较好的完成服 务工作。

（四）、善于交流，倾听他人的诉说，帮组他人打 开心结，心情变得舒畅，是服务者得道，备服务者减少心里的负担。

如果大家信任我，我走马上任后，将全力以赴为大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及时开会并把开会内容通知给大家，绝不延长本协会开会时间。

（二）、协会内部的重大决议广泛征求众青志的意见。经商讨决定有关事议，让协会成为民主协会，更好的服务于公众。

（三）、每个月都会带领协会成员去做公益服务，每学期进行两次本协会自发的娱乐活动。

（四）、建立周刊日，进行对青年志愿者思想服务意识，口语等方面的培训。

（五）、如果大家对我个人或我的工作有异议，及时提出我一定改正。

给我一个舞台，我会还大家一份精彩。

谢谢大家！

11建工2班

余盼莹

第四篇：梦断南山驿纪实故事

引子

南山驿盆地，蕴藏着丰富的煤碳资源。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这里陆续修建了四个国营煤矿。据说，最初设计年产量达到了500万吨的生产规模。这四个国营煤矿曾经对新中国的建设和振兴一方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小型煤矿的兴起犹如雨后春笋一样如火如荼。南山驿的西滩，每隔百八十米就有一个小煤矿，小煤矿最多时达到了四百多个。这些煤矿大多证照不全、管理混乱、胡挖乱采、破坏资源，致使地面沉陷、水土流失，又使煤价爆跌、煤碳滞销，国营煤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有人说，国营煤矿的职工连续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了，有些困难的临时家属，甚至靠拣菜叶子维持生计。

煤矿，自古就有透水、着火、冒顶、瓦斯和粉尘爆炸五种灾害，官方将这五种灾害称为“五毒”。加上小煤矿的危害，国营煤矿又创造性地称之为“六毒。”而当地政府又为了眼前的利益，消极对待，对国营大矿的警告和抗议，敷衍了事，甚至置之不理。有些政府官员私下在小煤矿上暗中参股，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为此，国营大矿特意成立了“小煤矿清整办公室”（简称清整办），专门负责南山驿的小煤矿清整工作，清整办主任叫刘寿。

在这风起云涌的开矿大潮中，我也有幸成为一个弄潮儿。那是宏达煤矿的矿长李锋遭遇车祸时，我赶巧从那儿经过，便及时将他送到了医院。由于当时我们不认识，李锋病愈出院后，或许是感觉我这人还不错，或许是出于知恩图报，总之，他委任我担任了宏达煤矿的副矿长。由于他有好几个经济实体，平时无暇顾及煤矿，所以，日常工作由我代理。

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一）清整办主任刘寿派人给我送来一份文件，要我签收，以示送达。内容是近期要关停一批危害大矿的小煤矿，我们宏达煤矿就在关停之列。我不想签，便将文件扔在一旁，很不客气地把来人丢在办公室，自己则走出大院，漫无目的地在便道上散步。

夏日的黄昏，残阳已经落山，几缕橘红色的霞光冲上天际，射向一抹红彤彤的火烧云。我突然想方便一下，便走向远处的一个厕坑。

还未到坑边，厕坑里突然站起一个女人。黑亮的秀发像一落瀑布，连同橘红色的连衣裙在晚风中轻轻飘扬着。

当我们四目相遇时，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杨媚和钟鑫！

我们很快从如厕的尴尬中解脱出来，原路返回。从闲聊中获悉：她在离开我们老家后，先到了兰新公司。之后来到南山驿，现任和顺煤矿的会计。我又将这些年的经历逐一告诉她。杨媚听后，说我的运气还算不错，总算有个平台了。

从谈话中还得知：她已经是名花有主，而我依然是孑然一身。

转眼就到了分路口。因为她有事，我们便匆匆别过。临别时，我们相互留了电话和呼机号。

从邂逅杨媚的那一刻开始，我便满心地欢喜。我感到自己在南山驿并不孤单，不但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还像是有个亲人在身边一样。我要感谢命运的惠顾和赏赐，是它让我在这个偏僻的异土他乡，遇到了一个我久违的人。尽管她已经婚嫁，但还是让我感到了一份意外地惊喜和不能自拔的陶醉！

（二）第二天的正午，火热的太阳晒得整个南山驿好像要冒火似地。我无所事事，脚步好像不停使唤一样，自觉不自觉地朝和顺煤矿走去。

我想去找杨媚坐一会，但没给杨媚打电话，也没呼她。到了和顺煤矿门口一打听，门卫说，杨媚在的，就是敞着门的那间。说完他用指尖指指一排临舍。

因为门开着，我便直奔杨媚的房间。不想，到门口看到的一幕，竟然吓我一跳。原来杨媚正和一个留着八字胡的男人抱在一起。那男人裸着上身，踏着拖鞋，只穿一条浅黄色的中裤。他的一只手放在杨媚的臀部，另一只手看不清在哪里。

男人发现了我，他一点也不显得不好意思，便轻轻地放开杨媚。被他撩起的裙子，瞬间落下，遮住了杨媚的后臀。杨媚转身一看是我，尴尬地走了出来。

他是谁？杨媚的身后传来那个男人很严厉的问话。

他是我同学！杨媚匆匆回答了一声，便带我走进隔壁的屋子。但我能看出，这不是杨媚的闺房，而是一个男人的住所。

不好意思，他是我丈夫，刚从兰州来。你看，我们总共见两次面，每次见面都那么尴尬。杨媚红着脸说。

既然是你丈夫，不妨叫过来一起聊聊。我一厢情愿地要求着。

算了，他这人……杨媚拒绝了我，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向我引见她的丈夫。

杨媚递给我一瓶灌装健力宝。我打开一口气喝完，手里拿着空易拉罐摆弄着，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语。

（三）下午，麻烦就来了。

我们隔壁的永胜煤矿在井下掘进中与大矿废弃的巷道打透，爆破中又引起采空区的瓦斯爆炸，烧伤大矿职工十七人，死亡三人。据说，此事惊动了国务院，是邹家华副总理亲自责成副省长郭琨专程赶到现场坐镇指挥、调查处理的。

我听到这个消息，隐隐约约地感到事态的严重和前景的不妙。

（四）清晨，南山驿的西滩，人山人海，车流如织。对永胜煤矿矿长李海生的现场收审大会就设在永胜煤矿召开。

我因为挤到不跟前，就站在远处翘首观望。只见身着橄榄绿的武警部队荷枪实弹，围成了一个大圈。高音喇叭里不断传出言辞激昂的声音，陆续有几个人分别作了讲话。最后是大矿矿长严震的讲话，他的讲话中频繁地出现了“草菅人命”四个字。

之后，我亲眼目睹李海生被押上警车带走。这件事，最终成为小煤矿遭受灭顶之灾的导火索。

（五）刘寿又派人呈文要我签字，我电话请示了一下李锋，便匆匆签了字。由于是周末，我晚上照常到舞厅去潇洒。在舞厅门口，我呼了一下杨媚，但足足等了十几分钟，她竟然没回。

我便拾阶而上，进了舞厅。落坐于一处僻静的角落，要了两瓶啤酒，自斟自饮。

这时，我看到和顺煤矿的采购小贾也在舞厅。我向他招招手，他过来了。

我又要了一个口杯，给他倒了一杯啤酒。

舞厅里播放着一曲慢四，曲名是《昨夜星辰》。女主唱以她略带忧虑的嗓音唱出：昨夜的、昨夜的星辰已坠落，消失在遥远的夜空……我颇有感触地觉得今晚的气氛和往日有所不同。宇宙灯的亮朵飞旋着掠过舞池，我在昏暗的灯光下，无意间看见杨媚也在舞池里。他的舞伴是一个白白净净的书生。他们的脚步几乎就没挪动，只是抱在一起在那里晃。

我问小贾，和杨媚跳舞的那个男人是谁？

小贾惊讶地反问一声：你不认识呀？他是杨媚的丈夫。

我惊诧了，杨媚怎么两个丈夫？

（六）第二天傍晚，我在卧室兼办公室的屋里无聊地写着一首小诗，内容酸得连我自己都觉得掉牙。这时，我听见矿门口突然来了一辆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我出了门，看见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口，周围是一团飞扬的尘土，车上没有马上下来人。等尘埃落定，从车里走出来的却是杨媚。她显然没看见我，只是向门卫打听着什么。门卫顺手一指，她扭头看见了我，便信步走来。

杨媚惊现我矿，使我受宠若惊。我不知道她此来的目的，便木然地侯在门口等她过来。

她过来就说：不知你有时间没？我请你到音乐茶座去喝杯茶吧！

（七）惠风茶园是镇上最高档的音乐茶座，环境还算优雅，大厅里飘荡着葫芦丝演奏的《梁祝》，显得非常的柔和而富有情调。

我们坐在一个临街的包厢里，外面是橘红色的霓虹灯，偶尔有三三两两的情侣相拥而过。

足足有半个小时，我们谁都没有言语。最后，还是她打破了沉寂。

你都知道了？她瞟着眼对我说。

知道什么？我有些莫名其妙。

她接着说：那个八字胡的男人是我们公司的副总，他叫贺刚。一次我喝醉了，他乘机霸占了我。但他对我一直很好，我今天的一切都是他给的。那晚和我跳舞的小白脸才是我真正的丈夫，他是个医生，名叫徐波。可他是个十足的变态狂，老是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我听后有些愠怒。她见后，表情显得有些惊讶，但更多的是后悔。

接着，她又伤感地说：时下，南山驿的煤矿就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开花，我不知这种状况还能维持多久？也许我们都要梦断南山驿……

（八）傍晚，我穿着拖鞋在矿门口乘凉。突然，听见井下一声闷响。不一会，井口慢慢涌出浓浓的黑烟，夹杂着呛人的火药味和煤腥味。我不知井下发生了什么事，便撒着拖鞋急奔绞车房打电话，但电话已经不通了。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井下还有一个班的工人。我赶紧派生产矿长和调度下井查看，但还没等他们换好衣服，井下的带班班长王十三等一干人突然出现在大门口。

我惊奇得不知所措！忙问是怎么回事！又问他们是怎么上来?他却无所谓地说，我们下井不久，就发现二中段的巷道被大矿打通了。他们强行将我们赶到他们的巷道里，在咱们的主井以下安装了炸药，说要将我们的主井放塌。我们是从乘他们的人车、从他们的巷道中上来的。我们上来多时了，他们非得在爆破之后才允许我们离开。

我一听就乱了方寸，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连给李锋都没汇报一声！

（九）我开车到镇上，匆忙采购了一批装土的编织袋，准备向井下运土、填筑巷道。突然，我的PP机响了，我一看号码是和顺煤矿的，便匆匆洗了一下手，借用老板的座机回了过去。接电话的是采购小贾，他说是杨媚呼的我。我问小贾知不知道是什么事？他停顿了一会，说杨媚出事了，刚被警察带走。

我不知道杨媚究竟怎么了，便催促民工赶快装车。就在这工夫，远处一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挚般地从北边呼啸而来，“喳”的一声，停在我身旁。

我隔窗向车里望去，我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看见杨媚坐在后座的中间，两个警察一左一右分坐在她的两边。杨媚双手带着手铐，她眼里噙着泪，默默地看着我。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连问几句：怎么了？怎么了？杨媚你究竟怎么了？

杨媚不言语，只是先向我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美丽的大眼睛显得异常得红肿。

这时，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警官替她说话了。你是钟鑫？杨媚和兰新公司副总贺刚涉嫌侵吞公款，数额巨大，今被依法逮捕。你到底是她什么人？她带上了手铐，还要求到宏达煤矿找一趟你。你和她告个别吧！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揪心地望着杨媚。警官一看我不说话，就果断地命令司机开车。

我只有眼巴巴地望着警车离我越来越远……我的耳边又响起杨媚的一句话：也许我们都要梦断南山驿！

（十）我想去看看杨媚，可连她关在哪里我都打听不到。

（十一）两天后，更大的不幸接重而至，执法组要强行关停小煤矿了。

武警部队开来了，又是荷枪实弹。他们站成一排，分列在现场维持秩序。开阔的南山驿西滩，停满了车，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刘寿十分得意地指挥着装载机，转眼将我矿的房屋夷为平地，又派人炸封了井口。天地间到处弥漫着飞扬的尘土和重型机械的喧嚣声。我望着自己苦心经营的煤矿转眼变成了一堆废墟，心里难受极了，两行眼泪突然从脸颊流下……

这次清整，不单我矿被毁，西滩所有的小煤矿，无一幸免。一夜之间，曾经热闹非凡的西滩已是万劫不复。前来这里淘金的众多弄潮儿，各个哭着鼻子住到了镇上的招待所里，包括我和李锋。我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怪谁？谁应该来对此负责？

夜深了，我依然站在招待所的屋顶，放眼西望，往日灯火通明的西滩早已是一片黑暗、鸦雀无声。南山驿，曾经孕育了我的梦想，又使我遇见了朝思暮想的人。但这个梦，又在数年之后的今天，彻底破灭了……我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而使我更加迷茫的是，我的梦又在何方？

第五篇：十年一觉电影梦纪实故事

我是一个心智与身体都比较晚熟的人，个性比较温和、压抑。因为晚熟，所以我很多的童心玩性、青少年的叛逆、成年对浪漫的追求，以及我的提早老化，其实是一起来的。就在自觉比较成熟时，我年轻时该发生又没发生的事，突然在我中年危机、身体状况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就这样都冲撞上来。打从《卧虎藏龙》起直到现在，我都在经历这些。

“我想当导演”

当年刚考上台南一中时，父亲就拿了份大学志愿表回来，他大概想知道我会是块什么料，好提早安排最佳师资阵容吧！我知道自己不是学理、工、医、农的料，可是文科的外交、新闻、外文、法商等科目，又觉得都没啥意思。当时我就对父亲说：“我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大家听了，一笑置之。可是我讲的是实话，当时也不知道导演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是导演把电影拍出来的。

天天补习，还是落榜。

第一年考大学，我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因为紧张，考数学时我腹痛头胀，豆大的冷汗直滴，一个字都看不清楚，复选加上倒扣，考了个0.67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放榜时，我正好独自在家，就一个人跑了出去。

他们回来一看我失踪了，急得不得了，只有弟弟李岗猜到我可能去了哪里，于是骑着脚踏车，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海边，果然看见了我的脚踏车。他走到沙滩上仍没见着老哥的踪影，心里也开始忐忑不安，直到看见我低着头走近，兄弟俩什么话也没说，默默穿过沙滩，摸黑骑着单车回家。

二度落榜在我们家犹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那天我是去海边散心，回家后，没人敢惹我，李岗则奉母命盯着我，怕我出事。放榜两天后，我准备专科考试，考得不错，进了艺专影剧科。

我学戏剧、美术，爸爸虽然答应支持我，但他内心一直很矛盾。在父亲的印象里，我的学业和小时候我们看的军中康乐队没两样，他很伤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没考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所以他一直催促我留学，希望我能够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直到现在，我格局比较大了，但心理障碍依旧存在。我一回台湾就紧张，搞戏剧，我是跑得越远能力越强，人也越开心。一临家门，紧张压力就迎面而来。

蜗居的六年

留学纽约大学期间，我拍了五部电影，二年级拍的《荫凉湖畔》曾获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及学校的奖学金。我受到了肯定，再接再励，用尽手边一切资源，筹拍了《分界线》。为了这部毕业作品，我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太太惠嘉赞助，一共花了100多万台币。

记得拍摄到最后阶段，还差8000多美金，我就从太太惠嘉的账户里直接提出来用。那时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当助教，因为要交税，所以存折放在我这里。奇怪的是，我一点愧疚感都没有。事后我跟她说起这件事，她也仅只哦地应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8个纸箱，准备回台湾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了。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捧到我没有抵抗力。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但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那段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不老又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消，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1990年暑假，老二石头（李淳）出生时是我最消沉的时候，丈母娘与岳父来美帮忙，一下飞机，惠嘉就叮嘱他们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我受不了。我每天做好饭菜给他们吃，他们就直说：“好吃，好吃。”我就是为了封他们的嘴。有一天，丈母娘忍不住很正经地提议：“李安，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

当时我有个想法：要不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或者机运未到，就连叫花子都有三年好运。要是时机来了，我抓不到的话，这辈子就很窝囊。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令父亲失望

父亲对我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我们逢年过节回家都还行磕头仪式。身为长子的父亲背负了很大的传统家族责任，而他对我这个长子又给予了最大的期望。在家里，他最钟爱的是我，打得最多的也是我。在台南一中，他是校长，我却不成材，考大学落第。我学戏剧、电影，他勉强接受，但心中老觉得闷气。当我以《喜宴》拿下金熊奖时，他还希望我改行，就像杨德昌得了奖，他的妈妈还说：“你今年几岁啦？拍了几部电影，可以找些正经事做啦！”爸爸那时也这样想，直到《理性与感性》拍完时，他还说：“小安，等你拍到五十岁，应该可以得奥斯卡，到时候就退休去教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