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小时候的故事

第一篇：聂耳小时候的故事

导语：聂守信年轻的时候，对音乐特别敏感。大家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他嘴里唱出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分享的聂耳小时候的故事，欢迎借鉴！

聂耳，云南玉溪人。自幼喜爱民间音乐，会演奏多种民间乐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翌年考进“明月歌舞团”，向黎锦辉学习作曲。1932年退出，去北平与李元庆等开展革命音乐活动。后发起组织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并在联华影业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为左翼进步电影、话剧、舞台剧作曲。1933年在创作上初试锋芒，创作了《开矿歌》、《卖报歌》，使人耳目一新。1934年是他的“音乐年”《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新女性》、《码头工人歌》、《前进歌》、《打长江》等歌曲以及《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都是这一年完成的。他从事音乐创作的时间只有两年左右，却为八部电影、三出话剧、一出舞台剧写了20首主题歌或插曲，加上其他歌曲15首和根据民间音乐整理改编的民族器乐合奏4首、口琴曲2首，共创作了41首音乐作品。

学校乐团里的小指挥家

1912年，聂耳出生在昆明。他的父亲聂鸿仪是玉溪颇有名气的中医师，于光绪末年带着妻子彭寂宽到昆明悬壶行医。在聂耳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聂耳原名聂守信，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聂耳自幼生性活泼，除了在校认真读书外，对音乐、戏剧、文学、美术和体育都有着广泛的爱好。

由于聂耳自小受到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的熏陶，10岁时，他就跟邻居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陆续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弹月琴。聂耳所在的小学曾组织过一个学生乐团，聂耳在乐团里不仅会演奏各种乐器，还担任指挥。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成长

聂耳上中学时，正是我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期，中共云南地下党在学校开展工作，传播革命思想。他从15岁时便开始读马克思的论着，还在日记里写了不少读书笔记。昆明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3月28日，聂耳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员赵琼仙老师英勇就义壮烈牺牲的情景。同年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省委负责人李国柱的领导下，参加了印刷散发传单、到监狱里探望革命志士等活动，使他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成长。

1928年冬，在同学们的鼓动下，聂耳瞒着家里报考了驻湖南的滇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学生军。1929年遇上军队整编遣散，于5月6日重又回到昆明继续进省师攻读。

聂耳从小是在苦水里泡大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他从小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使他在斗争中茁壮成长。

情系故乡玉溪山水

聂耳虽然出生在昆明，却是在玉溪县长大的，老家住在州城北门街3号。在学校的课外活动中，聂耳还参加了玉溪青年改进会（后改为玉溪青年学术研究会），他对自己的故乡玉溪，充满着深厚的感情。

1920年冬天，聂耳初小毕业。当时，母亲彭寂宽得了一场重病后，外公外婆十分想念她，多次从峨山县来信，催她回家一趟。恰逢假期，彭寂宽就领着聂耳和他的二哥、三哥一起回外婆家探亲。

聂耳的外公叫彭寿山，是傣族，原籍为元江县人。从小流浪到峨山县帮地主家放马，长大后在峨山结婚，住在峨山县城大塘子边上，靠做糯米白酒为生。慈祥宽厚的老人，见到女儿带着3个外孙回家来，非常高兴。

聂耳跟母亲回外婆家探亲，有几件事使聂耳终生难忘：

一是坐船经过水连天天连水的“五百里滇池”，使他大开了眼界，看到了祖国秀美的江山。

二是吃到外公亲手做的甜白酒。这是聂耳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甜最香的糯米白酒。

三是他头一次知道外公是“摆衣族”，母亲告诉他回昆明后不许对任何人讲，因为少数民族在当时是没有人看得起的。

同时，聂耳也看到了峨山县城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旧草房，还有些和自己一样大的彝族小娃娃光着屁股，没有裤子穿。所有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民族压迫的种子，对他后来的音乐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那一次，他们全家在峨山住了一个多星期就返回昆明了。

1927年农历六月二十二至七月初十，聂耳又一次与母亲回玉溪探亲。当时，聂耳已初中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一则是想回老家寻找职业，二则是利用假期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这次，聂耳在玉溪还写了日记19篇。这些日记，记下了他在老家时的所见、所闻。

1928年2月，聂耳第3次回故乡探亲，这次又写了两篇日记。这两次回家，聂耳还抽空去看了彝族火把节，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使他流连忘返。

1930年2月22日，是农历正月大年初四。玉溪县学生为唤醒民众，在玉溪青年学术研究会的统一组织之下，回到故乡举办文艺宣传晚会。此时的聂耳，已经长成一个18岁的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这是他第4次回故乡。

演出地址选在玉溪乡村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即现在的玉溪军分区后院。据当天晚上与聂耳同台演出的玉溪县立女子小学学生杨溶波回忆，聂耳参加演出的文艺节目有《高矮人讲话》、《卖花姑娘》、《外国女郎舞》、话剧《春闺怨》等。他曾经三次扮演女角出场，还在换幕时出来吹奏过笛子，表演过口技，这些别开生面的演出，给玉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0年6月19日，毕业分配的前夕，聂耳在昆明给二哥的信中说：“前几天玉溪教育局长上省的时候，和我谈了好几次，他约我毕业后到本地服务，不是任县督学便是到县中学教书，我已经答应了。现在正式聘函还没有来，不过，多半会是这样。”如果毕业时不发生被叛徒出卖，上了黑名单的事情，聂耳很可能是回玉溪来当人民教师了，而不会去上海当店员。

1932年7月15日，聂耳在上海《电影艺术》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和“人道”导演者对话》时，他开始用笔名为“浣玉”，意为一个纯洁的玉溪人。在百代电影公司工作时，他创作的一首歌曲《一个女明星》，就是用玉溪花灯曲调《玉娥郎》为基调谱写成的。所有这些情结，都生动地说明，玉溪，永远在聂耳的心中。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哺育了他的成长，艰苦的环境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

第二篇：聂耳的故事

音乐家聂耳的故事

聂耳（原名聂守信）汉族，云南玉溪人，中国音乐家，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1935年所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早年英逝于异国的英灵。

音乐家贝多芬的故事

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是欧洲音乐史上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他1770年出生在德国的波恩，在贝多芬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非常高，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莫扎特式的音乐神童。在贝多芬才4岁的时候，父亲便把一堆的曲谱放在贝多芬面前让他弹奏，有时候贝多芬把小手都练肿了还是不敢休息。

一天，教堂的钟声都已经敲了12下了，贝多芬还在练习，他必须等到父亲回来检查他的曲子才能睡觉，母亲看着眼睛眯成一条缝的贝多芬，垂怜的对他说：“孩子，都12点了，先去睡觉吧。”

“不行，爸爸等会回来看见我没有练琴，会打我的。”

妈妈对这个酒徒的丈夫也没有办法，只好抱着贝多芬在琴边流泪，很快，贝多芬在母亲的怀抱睡着了，妈妈便把他抱上了床。

当钟声再次敲响的时候，贝多芬的酒徒父亲回来了，“那个小兔崽子呢，怎么不练琴了？”

“你不看看都几点了，还让孩子练琴，你要把他弄死才肯罢休啊？”

“对，你说的对”贝多芬父亲一边说着，一边来到贝多芬床边，把贝多芬提了起来，母亲怎么拦也拦不住。

贝多芬迷迷糊糊的在琴上一边弹，一边闭着眼睛，尽管如此，贝多芬的琴声还是十分流畅自然。

“行，这还有点莫扎特的样子。”父亲在一边高兴的说。

一晃几年过去了，贝多芬从4岁长到了8岁，经过4年的刻苦练习，他的钢琴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的酒徒父亲也感到满意，于是便让他在音乐院举行了一次独奏音乐会，这次演出非常成功，父亲享受到了儿子成功的喜悦。

17岁的时候，贝多芬来到维也纳，他以非常崇敬的心情拜见了莫扎特，莫扎特给了他一个很难的曲子让他即兴演奏，贝多芬的演奏得到了莫扎特的肯定，他说：“你们要注意这个孩子，他将来会惊动全世界的。”由于自己的刻苦努力，他终于在维也纳艺术舞台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经常以钢琴家的身份登台演出，而且演奏的都是自己的作品，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正当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他的耳朵患上疾病，后来彻底聋了，这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是个残酷的打击，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打垮贝多芬，他还是靠顽强的毅力创造了大量优秀作品，在他的《命运交响曲》里，我们都能听到他和命运做斗争的声音。

1807年，贝多芬正住在维也纳李希诺夫斯基公爵家中。一天，公爵家里来了一大批客人，他们都是当时拿破仑派驻占领维也纳的法国军官。公爵想请客人们听音乐，就派人去请贝多芬，但未向贝多芬说明情况。贝多芬不明就里，带着自己新写完的《热情奏鸣曲》兴致勃勃地赶来。进客厅一看，竟是一帮占领军，贝多芬当即就拒绝了公爵的要求。公爵恼羞成怒，竟然板起面孔对贝多芬下了演奏的命令。贝多芬为李希诺夫斯基的无耻卖国行径愤怒到极点，他不顾夜中的滂沱大雨拿起乐谱忿然离去，并把公爵以前送他的一尊胸像摔了个粉碎。第二天，公爵接到了这样一封信：“公爵！您之所以成为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则全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还有的是，而我贝多芬却永远只有一个！”

第三篇：聂耳的故事

聂耳的故事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他的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第四篇：聂耳的故事

【聂耳的故事一】

聂耳的故事

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里境况困难。聂耳该上三年级了，学校立刻就要开学，但是哪有钱交学费买书呢？妈妈悄悄把聂耳爸爸在世时最喜爱的八音钟卖了，学费有了着落。可书费呢？开学那天，小聂耳拉住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有书了。他从书包里拿出两个订得整整齐齐的本子。妈妈翻开本子一看就呆住了，聂耳用香烟盒纸工工整整地抄了两本，一本国语，一本算术。贫寒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家有一位邻居姓邱，是位木匠，闲暇时喜爱拿一枝短笛坐在门口吹，那美妙的旋律时而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悠扬舒缓，时而像森林里的小鸟一样活泼跳跃。年幼的聂守信陶醉不已，忍不住跑到邱木匠家，跟他学习吹笛子。聂守信很聪明，学得很快，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哥哥也跟着一齐学。之后，他们用压岁钱买了一枝竹笛和一把二胡。从此他的家就乐声不断，常引得路人停下脚步聆听。之后，聂守信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在学校，他是学生音乐团出色的小指挥，在他家居住的胡同，他又是街坊儿童小乐团的热心组织者。中学毕业后，聂守信被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录取。一天，他亲眼看见***当局杀害了三位革命者，还割下他们的头，挖出他们的心，暴尸示众。聂守信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开始思考民族

演许幸之被那激昂有力的旋律深深打动，但是他觉得结尾不够有力，歌曲原来的结尾是前进！前进！前进！在他的推荐下，聂耳把它改成前进！前进！前进进！变得更有气势了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名字由来

聂守信年轻的时候，对音乐个性敏感。大家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他嘴里唱出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一次联欢会上，聂守信不但能表演舞蹈，模仿各种人说话，而且还能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大伙儿都被逗得大笑起来。总经理给聂守信送礼物，并称他为聂耳博士。聂守信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聂的繁体字聂）连成一串，不像一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改名为聂耳。梦见龙卷风

热爱音乐

聂耳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着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创作国歌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能够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齐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刻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聂耳的故事三】

聂耳的故事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必须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最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期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正因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正因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正因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忙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必须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齐。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但是。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之后的着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之后说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之后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第五篇：关于聂耳故事

聂耳（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国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聂耳故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聂耳的故事一

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里境况困难。聂耳该上三年级了，学校立刻就要开学，但是哪有钱交学费买书呢？妈妈悄悄把聂耳爸爸在世时最喜爱的八音钟卖了，学费有了着落。可书费呢？开学那天，小聂耳拉住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有书了。”他从书包里拿出两个订得整整齐齐的本子。妈妈翻开本子一看就呆住了，聂耳用香烟盒纸工工整整地抄了两本，一本国语，一本算术。贫寒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家有一位邻居姓邱，是位木匠，闲暇时喜爱拿一枝短笛坐在门口吹，那美妙的旋律时而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悠扬舒缓，时而像森林里的小鸟一样活泼跳跃。年幼的聂守信陶醉不已，忍不住跑到邱木匠家，跟他学习吹笛子。

聂守信很聪明，学得很快，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哥哥也跟着一齐学。之后，他们用压岁钱买了一枝竹笛和一把二胡。从此他的家就乐声不断，常引得路人停下脚步聆听。之后，聂守信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在学校，他是学生音乐团出色的小指挥，在他家居住的胡同，他又是街坊儿童小乐团的热心组织者。中学毕业后，聂守信被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录取。一天，他亲眼看见***当局杀害了三位革命者，还割下他们的头，挖出他们的心，暴尸示众。聂守信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开始思考民族的命运，并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他被当局列入黑名单，无奈离开家乡去了上海。这一年，他刚18岁。初到上海，他在一家云南人开的商号里当伙计。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了“明月歌剧社“招收学员的广告，想到自己从邱木匠那里受到启蒙至今，一向没有机会投身艺术，便立刻跑去报名。主考人是音乐家黎锦晖，他见这个年轻人身上洋溢着奋发向上的热情，又有音乐基础，立即录取了他。

在歌剧社，聂守信很快就成了首席小提琴手，由于他的耳朵个性敏锐，大家就叫他“耳朵先生”，之后，他干脆改名叫聂耳。“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难，歌剧社的节目仍然是风花雪月，聂耳认为年轻人不应沉迷于靡靡之音，离开了歌剧社。不久，他结识了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他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一首又一首明快有力的歌曲从他心中涌出，冲击着中国人麻木怯懦的心灵。1935年，由田汉和夏衍等人创作的电影《风云儿女》需要一首主题歌，田汉写好了歌词，负责谱曲的聂耳看到歌词后激动不已，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忘我地投入了创作，时而在钢琴上弹奏，时而用手在桌子上打拍子，时而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楼下的房东太太差点把他撵出去。谱好之后，导演许幸之被那激昂有力的旋律深深打动，但是他觉得结尾不够有力，歌曲原来的结尾是“前进！前进！前进！”在他的推荐下，聂耳把它改成“前进！前进！前进进！”变得更有气势了——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的故事二

名字由来

聂守信年轻的时候，对音乐个性敏感。大家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他嘴里唱出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一次联欢会上，聂守信不但能表演舞蹈，模仿各种人说话，而且还能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大伙儿都被逗得大笑起来。总经理给聂守信送礼物，并称他为“聂耳博士”。聂守信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聂”的繁体字“聂”）连成一串，不像一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改名为聂耳。梦见龙卷风

热爱音乐

聂耳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着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创作国歌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能够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政府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齐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刻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聂耳的故事三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必须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最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期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正因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正因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正因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忙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必须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齐。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x、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但是。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之后的着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之后说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之后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