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历史小论文

第一篇：辛亥革命历史小论文

广义上的辛亥革命指以孙中山为首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一系列的努力。狭义上的辛亥革命指1911年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历史小论文

1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也为本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1、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他们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之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实力。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贷款，而铁路、矿山的权利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2、清末“新政”及其破产。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4年4月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使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失败

一九一一年清政府“铁路国有”的政策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一九一二年三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响

1、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影响

辛亥革命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期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是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观念。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制帝的复辟，如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但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做了思想的准备。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自古以来，皇帝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到，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的呢？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悟，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2、辛亥革命在经济上的影响

在经济上，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腾飞，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向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以申民志，而扶国宗”。进一步“民生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之后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

在思想文化，辛亥革命也开创了一代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始吹拂古老的中国大地，砸碎了“忠君尽道”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枷索，人们开始用新的道德观念和新的价值观念思考问题认识社会，封建道德日益为人们所遗弃。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吏不再性跪拜之礼；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称取代“老爷”等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等。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为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的崛起奠定了思想根基。辛亥革命它播撒了民主主义的种子，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不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封建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偏激思想，对文化的发展有些不良影响。

不过，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不是一次彻底的革命，后期军阀割据，相互混战，没有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和平的社会。

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它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软弱的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却始终鼓舞着中国人民在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上继续前进。

辛亥革命历史小论文

2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失败的，也有人认为是成功的，我赞成第二种观点。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变革。它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一场成功的革命。

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它以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民主派领导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之前的中国人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而结束，而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制度遭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程度的复辟，同时在此期间颁布的《临时约法》，也因袁世凯称帝而中止，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体。诚然在民国初年民主共和制没有真正贯彻实施，但它彻底击碎了帝制的政治价值观，动摇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使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致使 “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也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的信仰。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吴玉章曾说过：“从前皇帝自称为天子，如果有人说皇帝是强盗，可以打倒，别人一定把他看作疯子。孙中山就曾经是一个被人家看作是疯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拥护别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作疯子。”周**同志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否，不言而喻了吧。

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所以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首先我认为评价重大历史事件的成败不能把眼光停留在一时的得失上，而应该站在整个历史发展的高度去评价。我认为国民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自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那天起，孙中山领导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从未停止斗争，曾先后发动了护法战争，第二次革命，虽未能如愿，但从中吸取了教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孙中山等民主党派深深地认识到要取得一场革命的胜利，一方面，需要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建立自己的队伍。因此，后来孙中山先生创建了黄埔军校，组建了队伍，进行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国共联手发动了北伐战争，取得了北伐战争胜利，推翻了北洋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一切不正好应证了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嘱吗？

从辛亥革命的发生到国民革命的胜利，期间出现了多次失利，这正好表明了革命并非一帆风顺，具有艰巨性和曲折性。纵观古今中外历史，这样的历史事件屡见不鲜。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640年爆发至1688年“光荣革命”的胜利，才完成革命的任务，经过了近半个世纪，期间，出现了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和查理二世的复辟，难道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吗？

其次，我也承认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但我不同意辛亥革命是失败。我认为要真正彻底完成这样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并非经过一场革命就可以达到目的的，它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何况封建制度在中国建立了两千余年，根深蒂固呢。如果据此定论亥革命失败的。那么，1861年俄国农奴制的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失败的。因为它们都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你同意吗？如果据此定论辛亥是失败的，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任务没有完成，如香港、澳门没收回；封建残余依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人”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完全实行。也没有真正完全实现民主化，只能说民主意识不断地增强了。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并非某些人认为是失败，相反是成功的。

辛亥革命历史小论文

3中国历史悠久，发生的事情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的数不清。其中最亮最亮的一颗就是辛亥革命。

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而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是个具有阶段性成就的革命，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基础。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辛亥革命又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然后，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

最后，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当我们在美丽的公园里嘻戏、玩耍的时候，多曾想起过那发生在几千年前的事情，又多曾想起过那为了建设新中国而牺牲的那些勇士们。虽然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尽，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先烈们的革命事迹。是他们为革命献身，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年代。

第二篇：辛亥革命历史遗迹观后感心得

参观辛亥革命纪念馆心得

今年是辛亥革命成功100周年，到明年就是整整一世纪了。在这个物质生活盖度发达的社会里，还有多少人会在闲暇时刻去瞻仰那座红楼，去体会当时兵荒马乱的纷争与血色，英雄的豪气呢？100年前的历史硝烟战火在我参观纪念馆的此刻浮现在我脑海中。站在纪念馆的门口的时候，我的心情也微微舒展，检票口的人群排起长龙，人群中的话不多，好像在衬托这座遗迹的肃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当我看到红楼主楼上那“鄂军都督府”几个浮雕的文字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的首先就是这句话。

在组长的带领下，我们先后前往军政府会堂、黎元洪起居室和会客室、孙中山驻鄂会客室、黄兴召开军事会议的会议室和宋教仁起草《中会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的军政府秘书处等当时的办公室导游告诉我们，这些办公室之间彼此相通，体现了当时革命时的崇尚自由与开放公正的精神，而充满这些房间的革命的热血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而后我们进入偏楼参观，这里陈列了与辛亥革命有关的数千件文物与历史照片。大家无声地听着导游的讲解，若有所思地细细观察者每一件陈列品，时而驻足，时而低声交流。那些保存下来的信笺与手卷，那些志士烈士的画像，更是触发了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思考着我们对于这个民族的意义与作用，也思考着这个民族的辛酸历程带给我们的启迪与警示，提醒着我们作为新一辈的青年人时刻保持对于国际时局与国内态势的清醒。

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夭折了，但革命火种没有熄灭。８年后，五四运动爆发；１０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进入崭新的阶段；３８年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历史新纪元。

时间让辛亥革命成为了不朽的历史，多少的忠魂埋骨中华这块火热的大地上。江水浩荡，青山峥立，承前启后，扬帆激行，在前辈伟大革命精神鼓舞与指引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将为民族的繁荣复兴而更加努力拼搏，奋斗不懈。

历史岁月中褪去，却留下痕迹，供人缅怀。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我们年青一代的榜样，每念“心怀救国之志，弃医从文，革旧中国之命，倡民主共和之风。虽势单力孤，豺狼之士耽之，然越挫越奋，始终如一，至死之时仍为国之大计奔波于四海”，便顿时热血沸腾，激动不已。让我们肩负的振兴民族的重任，怀着先生的伟大愿望，穿越风雨开创中华复兴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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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风雨如

文章提要：

一、理论宣传的重要性

二、群众斗争的自发性

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四、新旧军队的动摇性

五、改良主义的危害性

六、地主阶级的狡猾性

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纪念辛亥革命，我们应当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呢？最近，我读了几本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心有所得，写出以下几点粗浅的分析和认识。

一、理论宣传的重要性

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之前，革命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开展了理论宣传、舆论准备工作，没有一个例外。辛亥革命亦是如此。

1903年，在日本的留学生陈天华写了两本通俗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这两本小册子在国内散播很广，影响很大。他说：列强“把我们十八省都画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倘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抗，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抗么？”

也是在1903年，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他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与此同时，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著名文章。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所以他断定革命一定会造成混乱，不会有好结果。为驳斥这种论点，章太炎的文章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由于《苏报》发表了《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抨击皇帝和清政府，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清政府便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太炎、邹容逮捕。1904年5月，他们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年。1905年，邹容被折磨致死。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也是清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其机关刊物是《民报》，《民报》发刊词为孙中山所撰，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报》驳斥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反对土地国有等主张，一时成为革命斗争的号角。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所做的多年的艰苦的理论宣传、舆论准备工作，就不会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

二、群众斗争的自发性

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屈膝投降，不仅引起了革命的人的不满，也引起了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强烈不满。农民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也是无组织、无纪律、无纲领的。这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求全责备。但是，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正是这些农民的反抗斗争，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一书中写道：

在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中，有两种斗争居于突出地位：一是饥饿的群众起来抢米抗漕；另一种是群众起来反抗清朝官方的所谓“新政”。这些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着清朝统治者。有些地方的群众在进行这些斗争的同时，也打击洋人的势力。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群众以低级的、自发的形式把反封建的斗争和反帝的斗争结合了起来。（第752页）

当时在各地办的“新政”，包括办学堂、办警察、修铁路，以至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所有这些“新政”都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反抗，因为群众所看到的是横征暴敛的加强，他们根据经验也绝不相信这个只知卖国的政府会做出对人民有利的好事来。（第755页）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从这种斗争中看出群众的力量。孙中山在1907年发动钦州防城的起义时，对于当地农民反抗糖捐的自发斗争置之不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事实上，这种到处蜂起的、自发的群众斗争，主要是农民群众的斗争，使清朝统治的基础发生严重的动摇，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客观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依靠这种力量才能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一举而推翻清朝统治。他们不能自觉地组织和动员这种力量，又是他们虽然推翻清朝统治但并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根本原因。（第758页）

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角色。他们的革命力量虽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力量，各省的“光复”不会这样迅速地实现。同时，因为这种力量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各省在宣布共和胜利声中，革命的果实都落到善于随机应变的旧势力的手中。（第856-857页）

辛亥革命18年后，37岁的郭沫若在日本完成《反正前后》一书。书中在回忆当时成都的情形之后，对上述问题做了比较清醒的分析：

但是，朋友，你们且莫忙单作为滑稽的现象，而以一笑付之。我有意把这些滑稽的现象写出来，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会乃至同志军的军事行动的本质。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辈所代表的立宪论者，也不是董修武辈所代表的革命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这种人民大众的威力，我们不要把它轻视了。就是他们，在竹竿头上绑的菜刀，手里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为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动力吗？

要记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这后于一九○五年的俄罗斯第一次的革命仅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第二次革命也仅仅六年。革命的性质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完全两样！我想，假使中国有好的领导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众从那时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国主义者对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前驱吗？

以上史实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次社会大变革的前夜，都会出现自发性的群众斗争。虽然这种斗争是盲目的，甚至是野蛮的，但是它又是合理的、正义的。因为这种反抗压迫的斗争，归根到底是被统治阶级逼出来的，这与《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们被逼上梁山是同一个道理。第二，当统治阶级处于末路的时候，它的任何“新政”都是对付群众斗争的骗局，都是为了苟延残喘，也都瞒不过群众的眼睛。第三，资产阶级革命家，由于他们的阶级和世界观的局限，不能正确认识、对待和引导群众的自发斗争，使自己处于孤立状态，使革命归于失败，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为什么在武昌爆发呢？武昌起义者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夺取了政权呢？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是由失去了领导的革命士兵们打响的，仅仅经过一夜的战斗，到了10月11日早晨，武昌的政权就掌握在革命士兵们的手中了。当时，同盟会的领袖们或在国外，或在上海、香港等地。发动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些带头人都不在现场。孙中山曾说，他在辛亥革命前经历过“十次革命之失败”，也就是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实际上不止十次）。他刻意组织、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起义一次也没有成功，而不是由他组织、领导的武昌起义却在一夜之间成功了。从这些现象上看，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确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任何偶然性的事物之中都包含着必然性。恩格斯说：“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所以，我们不能把武昌起义看作一种纯粹的偶然现象。

武昌起义的成功，是武昌的革命士兵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个成功绝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是多年间全国各地无数次的由无数革命党人和农民群众抛头颅、洒热血的自觉斗争或自发斗争失败之后结出的胜利果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说，武昌起义前的种种斗争都是星星之火的话；那么，到了1911年，星星之火就形成了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这是历史的必然。

当全国都布满了干柴的时候，干柴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燃烧是一种偶然；但是，只要有干柴的地方，迟早要燃烧，这是一种必然。当火山进入苏醒期的时候，火山在什么时候喷发是一种偶然；但是，只要火山矗立着，它迟早要喷发，这是一种必然。事实上，当荡涤留在旧世界上的污泥浊水的怒潮已经隆隆可闻的时候，它从哪一条洪堤上倾泻下来，已经不再重要了。

四、新旧军队的动摇性

在辛亥革命中，发生了多起新旧军队的反戈事件。特别是新军的士兵们，纷纷倒向革命，调转枪口，指向反对阵营。

参加武昌起义的士兵，就是清王朝军事改革的产物——新军。武昌起义12天后，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新军起义。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上海，稍晚一点还有四川等地的新军起义。此外，清王朝的海军也倒戈到了革命方面。

而一向被视为可靠的旧军（巡防营），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陕西的旧军，几乎全数参加了起义。长沙城外的新军武装进城，守城的巡防营士兵不发一枪阻拦。贵州省城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巡抚衙门的卫队拒绝向起义者开枪。

这说明，当一个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当它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具有讽刺性的是，清王朝苦心经营出来的新军，竟然成为埋葬它自己的一把铁锹。

五、改良主义的危害性

1905年同盟会成立，在日本出版机关刊物《民报》，比较有系统地宣传革命的主张。康梁的保皇党则随着清朝朝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而起劲地鼓吹君主立宪。这样，在1906年到1907年间，一方面以《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展开了一场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辩论。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耐人寻味的是，在国内，主张改良的报刊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而革命派只能秘密传布他们的出版物。由此可见，改良派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的。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写道：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力量推翻清朝统治，也正是打击站在它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同盟会的成员们都对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的事实感到愤慨，热烈地企望革命能使得中国获得独立。有些同盟会员明确指出，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称清朝为“洋人的朝廷”的陈天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又例如在《民报》上撰文的汪东认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第710页）

为了担心会遭到清政府的禁止，梁启超在宣言书中特别声明：“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这种跪在专制统治者面前乞求立宪的丑态，足以说明梁启超同样是迫切企待从清朝的立宪中找寻政治出路。（第719页）

立宪派使自己站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派的猛烈的攻击。清朝政府已经极端腐朽，并且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已经成为中国前进中必须扫除的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也就充分暴露了立宪派的立场的反动性。（第723页）

立宪派提出来这些说法，没有把革命派吓倒。革命派用朴素的逻辑，根据驳不倒的事实回答了这些说法。“内乱”难道是革命造成而不是清朝的统治造成的吗？难道不正是腐朽而恶劣的清政府造成了到处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的情势吗？（第727页）

从孙中山、黄兴到秋瑾、徐锡麟，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把革命看做是和武装斗争不可分的。他们蔑视清朝的所谓立宪，也绝不相信那种认为“政治革命”可以用劝告、请求的方法来进行的说法。他们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优良传统。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组织和进行武装斗争，这问题是他们所没有解决的。（第746页）

从以上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实际上还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民族矛盾呢，还是阶级矛盾？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水平，自然还没有达到从本质上区分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高度，他们也不明白“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但是，他们从斗争的实践中已经朴素地意识到：既然清王朝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就必须把解决清王朝的问题放在首位。

吴玉章在他所著《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一书中，在回忆革命派与改良派在1906年的一场斗争之后，写道：

但是，康梁等人并不甘心于失败。当清朝政府假意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他们欣喜若狂，积极组织立宪政党，准备回国去做清朝的立宪功臣。于是，革命派与立宪派（改良派）的斗争便由以理论为主而转为以行动为主了。（第87-88页）

事实正像他所说的，当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就从笔墨之争变为兵戎相见了。例如：湖北的汤化龙排挤年轻革命军人，阴谋窃取军政府的权力；贵州宪政会引进滇军唐继尧部，摧毁由自治学社掌握的军政府；山西谘议局长梁善济于附从革命后，又在清军攻太原时充当内应；张謇以章太炎倡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为口实，诱使革命党人解散同盟会；在建都问题上，改良派群起责难孙中山，迎合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愿望，实际上对袁世凯的窃国行为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对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危害作用加以分析。

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迷惑性。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同改良派的笔战中取得了优势，使改良派威风扫地。但是，那都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广大底层民众知之甚少。辛亥革命的狂飙给改良派以一种机遇，使他们处于一种很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没有当权，很容易把自己说成是赞成革命的；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很容易拉拢一般年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条件迷惑民众，从而在革命中或先发制人，充当革命的领导者；或后发制人，从革命派的手中攫取革命果实；甚或充当杀戮革命派的刽子手。

第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依附性。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时刻没有忘记争夺领导权。他们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他们是凭据自己力量做的吗？不是的。改良派身后站着封建地主阶级，他们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用来篡夺革命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改良派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它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决裂时，就只能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些最反动的势力，充当他们的鹰犬。

值得一提的是：在领导权问题上，从辛亥革命的开始到结束，从革命的中心到各个省份，反而是革命派颇为被动和狼狈。他们既得不到上层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支持，又不愿意到下层发动农民阶级，身旁还有改良派的掣肘……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回味的。

第三，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摇摆性。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的《前言》中，作者对清末谴责小说作家的政治思想做了这样的分析：

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是充满了黑暗和丑恶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丑恶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们恋恋不能舍去的东西；而唯一能够从根铲除一切黑暗和丑恶的，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对人民力量，却比对于任何黑暗和丑恶更为害怕。

这里所说的，是清末谴责小说作家的思想局限。同时，它也是自古以来一切摇摆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局限。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时而热情，时而消沉；时而激烈，时而绝望；时而首鼠两端，时而见风使舵……不就是摇摆性的体现吗？但是，所谓摇摆，只是暂时的，他们归根到底是必须选择的——或者光明，或者黑暗；或者人民，或者人民的反面。

列宁说：“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第479页。）这是改良主义的本质。正是这个本质，决定了改良主义者，包括辛亥革命中的改良主义者的历史命运。

总之，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是极为不光彩的。他们的种种劣行，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辛亥革命的失败，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改良派，但是，形象地说，他们在革命中确乎起到了一种“绊马腿儿”、“别象眼”、“防火墙”、“落井下石”的危害作用。

六、地主阶级的狡猾性

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把这种政治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

辛亥革命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这引起了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极度恐慌，因为那个制度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他们必须站出来捍卫这个制度，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充分暴露了狡猾性、欺诈性、残暴性等等恶劣的阶级本性。当革命浪潮猛烈袭来的时候，他们就后退一步，保存实力，让资产阶级改良派暂时站到一线，充当他们的盾牌。当资产阶级改良派筋疲力尽地排挤了革命派，企图或已经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就以逸待劳地一脚把改良派踢开。当改良派也抵挡不住革命浪潮，就要失守阵地的时候，他们就拔出剑来，赤裸裸地杀向革命派……总之，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中，封建地主阶级始终玩阴谋，耍手段，从而使自己占据着有利的阵地，在战斗中得心应手。

代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同资产阶级革命派作战的领军人物是封建军阀袁世凯。袁世凯的家族是几代的大地主，他在河南就有四万亩左右的土地。他对待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了又打又拉的策略。可以收买的，他就收买，汪精卫等若干老同盟会的人不就是被他收买的吗？收买不了的，他就使用暗杀手段，宋教仁不就是死在他的手下吗？连孙中山这样身经百战的政治家，都曾一度踏入袁世凯的陷阱。

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够老道的了，他的身后还站着老谋深算的封建地主阶级，而封建地主阶级的身后又站着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列强。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是在同三种政治势力进行斗争。加之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被篡夺以及袁世凯上台后所表演的种种丑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　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帝制），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是成功了。但是，它并没有结束中国的封建统治，“皇帝”的名称变为“总统”，形式变了，内容并没有变，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毛泽东指出：

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青年运动的方向》）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辛亥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封建力量的强大，革命果实被封建军阀篡夺，失败的外部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的控制，对军阀袁世凯的支持，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表现妥协和寄予幻想；它没有形成坚强统一的政党，组织松散，派系复杂；它没有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主要是依靠少数人的孤军奋战……

鲁迅　先生在他的几篇小说中，以艺术的形式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不准阿Q革命，不正撩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身上的致命伤吗？《药》是写辛亥革命之前，通过华老栓给儿子买人血馒头的故事，展示了底层群众同革命和革命烈士之间的巨大隔膜。《**》是写辛亥革命之后，通过仇视革命的赵七爷和不习惯于革命的九斤老太等人物形象，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有时，我竟这样想：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不读那些高头讲章，但是，不可不读先生的这些文章。

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反帝反封建彻底胜利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结论。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辛亥革命前后那些热血如歌的烈士们：林觉民、秋瑾、徐锡麟、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还有像陈天华、姚洪业、任鸿年那样的悲壮青年。此刻，他们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我的眼睛湿润了……烈士们的鲜血不能白流啊！烈士们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革命事业，不能付诸东流啊！

——谨以此文献给辛亥革命烈士的在天之灵！

作者附识：

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写这篇文章前，虽然做了一些资料准备工作，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才发现自己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尤其在引用史料、使用术语时，常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但是，我还是写了下去。——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为了巩固对烈士们的记忆，为了回顾历史，为了今天。文章是在较短时间中写成的，加之上述原因，一定会有不正确或不准确的地方，恳切希望网友们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第四篇：学习革命历史

敬爱的党组织：

古朴的街道，绵延曲折;古朴的建筑，静静矗立。历史的韵味，弥漫在空气中，荡漾在心头。脚步踏在青石板的道路上，坚实的声音，敲打在历史的尘封上，仿佛历史的闸门缓缓打开，那些尘封的故事就沿着这条道路娓娓道来。

青砖灰瓦的建筑，承载的不仅是一代一代的百姓生活，还是一圈一圈的历史年轮。也许住在这栋房子里的早已不是当年见证这段历史的人，也或许是不知道已经是第几代子孙了，可是唯一不变的是这位自从矗立在这里就见证历史变迁的建筑还在这里，它们眼见着中华民族的屈辱悲惨，它们眼见着中华儿女的不屈抗争，它们眼见着炎黄子孙的奋发图强，它们眼见着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日新月异，今天它们又眼见着我们重又走进这条街道，重又体味历史的回忆，它们用自己无言的方式向我们讲述它们眼见的百年历史，向我们倾诉民族的伟大顽强。

看着依然古朴的建筑，走在仍旧坚实街道上，突然领会到，其实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不就想这些古朴的建筑一样，自从1921年建党以来，就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就见证了我们民族的屈辱和悲惨，就把领导我们的民族同胞为争取民族的独立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从此走上了坚实的抗争道路。

这条道路的曲折和蜿蜒也超出了每个共产党人的想象，遇到的艰难困苦也使我们的党经历了屡屡的挫折，然而这些所有的困难都没有击退我们党前进的脚步，都没有压垮我们党坚强的脊梁，并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抗争道路，雪洗了百年的民族耻辱，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看着眼前的这些古朴的建筑，虽然历经沧桑，可是却仍不失勃勃生机，外体还残损着斑驳的历史痕迹，可是内部却是心事宜居的格局，就像我们的党虽然历经历史的风雨的洗礼，却仍旧保持着时代的先进性，仍然不忘时时刻刻的增强自己的内部建设，时刻走在时代的前列，时时引领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向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稳步前进。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五篇：洪湖革命历史

洪湖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1925年5月，娄敏修由党组织派遣，来到新堤以教书为职业，动员本地知识青年组织了“青年互助社”，后又组织了以工农子弟为主的“青年笃行会”，经常向他们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还在附近的江峰小学组织“青年读书会”。同年10月，新堤共产党小组在西堤街郑道巷“恒大花行”郑崇实家中正式成立。1925年7月，在新堤党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同时，党派刘啸梅同志来到汊河口发展党的组织，8月，在汊河口石杨湾建立了洪湖地区第一个党支部。

戴家场暴动 1927年9月2日，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熊传藻、赵文允等返回新堤和峰口，恢复党组织。3日，中共鄂中南区特委在新堤成立。同时，中共沔阳县委在白庙“来议寺”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全县划为四个暴动区。10日，在邓赤中、刘镜珊、刘绍南、赵文允、彭国材等指挥下，举行了戴家场暴动，歼灭了涂老五团防武装，打响了鄂中地区秋收起义的第一枪。随后，洪湖沿岸的农民、渔民纷纷揭竿而起，先后举行了大小近80余次武装暴动，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湖霸。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成立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鄂西特委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将监沔游击队和江石游击队合编为鄂西游击大队。8日，各地游击队会师洪湖三屋墩，正式组成洪湖游击总队。1929年12月间，鄂西特委在石首袁家铺召开了中共鄂西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特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将洪湖游击总队升编为“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12月20日，该师在峰口成立。党中央为加强湘鄂西红军的领导力量，先后派许光达、王一鸣、孙德清、邝继勋等人来到洪湖。1930年2月5日，红独一师的第一、二两纵队在监利汪家桥胜利会师后，鄂西特委及时召开军事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宣布红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孙德清，政治委员周逸群，副军长段德昌，参谋长许光达。全军约六、七千人。

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湘鄂西省委员会成立 随着洪湖苏区革命斗争的大发展，红四军和红六军于1930年7月4日胜利会师，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后为邓中夏）任总政委。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苏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1年3月25日，中共湘鄂西特委、苏维埃机关和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夏曦等转移至瞿家湾。27日，中共湘鄂西分局在瞿家湾成立，夏曦任书记。6月中旬，在瞿家湾相继成立了中共湘鄂西省临时委员会、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和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7月，湘鄂西省共青团、总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反帝大同盟、济难会等群众性的革命团体，先后在瞿家湾成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机关报《红旗日报》和《布尔什维克周刊》、省苏维埃机关报《工农日报》、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洪湖日报》、军委主办的《红星报》、省共青团主办的《列宁青年》等，相继在瞿家湾出版发行。12月11日，在瞿家湾正式成立了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月

22日至29日，在瞿家湾召开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湘鄂西省委员会。

“新升隆”轮遇难 1938年10月23日，《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留守人员，乘“新升隆”轮船撤往重庆，途中停靠燕子窝，遭日机轰炸，25人殉难。25日，周恩来由武汉抵燕子窝，处理遇难人员后事；26日凌晨，到江边祭奠殉难烈士。

一二八师抗日 在抗击日军侵略洪湖的斗争中，国民革命军独立一二八师在师长王劲哉的率领下，于1940年至1943年转战在江汉平原一带，谱写了许多悲壮感人的抗日战歌。王劲哉是一位捍卫民族尊严的爱国抗日将领。1943年2月，日军侵华总司令部集中8万兵力，分七路围攻一二八师。一二八师进行了27天的顽强抵抗，但未能顶住日军的进攻，王劲哉被俘，全师覆没。

新堤和平解放 1948年初，刘邓大军南下，开辟了洪湖解放区。国民党沔阳县政府仓皇从沔城迁到新堤，一小撮反动派企图负隅顽抗。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覆灭。新堤已是四面楚歌。为了避免损失，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我襄南地委城区部同新堤地下党紧密配合，积极开展统战、策反工作，新堤市区各界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日高。新任县长刘鲲生审时度势，萌发了弃暗投明的念头，于是委派当时的沔阳二中（即今洪湖一中）校长吴全权等3人，携带其亲笔信前往解放区联系和平解放新堤事宜。5月18日上午，刘鲲生召开会议，宣布和平起义。19日，解放军进入新堤，新堤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