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春节的历史人物故事

第一篇：有关春节的历史人物故事

春节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新年”。下面是关于与春节有关人物故事内容，欢迎阅读！

与春节有关人物故事

春节与舜有关

春节象征团结、兴旺，对未来寄托新希望佳节。据记载，中国人民过春节已有4千多年历史，它是由虞舜兴起。公元前两千多年一天，舜即天子位，带领着部下人员，祭拜天地。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岁首，算是正月初一。据说这就是农历新年由来，后来叫春节。春节过去也叫元旦。春节所在这一月叫元月。

春节与汉武帝有关

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始，以夏年（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即“年”），年节日期由此固定下来，延续至今。年节古称“元旦”。

拓展：与春节有关故事

一、熬年守岁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们叫“年”。它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年”活动规律，它是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地方尝一次口鲜，而且出没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它们便返回山林中去。算准“年”肆虐日期，百姓们便把这可怕一夜视为关口来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一整套过年关办法：每到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把宅院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神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就逐渐形成除夕熬年守岁习惯。

二、万年创建历法说

相传，在古时候，有个名叫万年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就有想把节令定准打算。但是苦于找不到计算时间方法，一天，他上山砍柴累，坐在树阴下休息，树影移动启发他，他设计一个测日影计天时晷仪，测定一天时间，后来，山崖上滴泉启发他灵感，他又动手做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四季就轮回一次，天时长短就重复一遍。

当时国君叫祖乙，也常为天气风云不测感到苦恼。万年知道后，就带着日晷和漏壶去见皇上，对祖乙讲清日月运行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感到有道理。于是把万年留下，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并希望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黎民百姓造福。

有一次，祖乙去解万年测试历法进展情况。当他登上日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石壁上刻着一首诗：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据说这就是春节来历。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准确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奉给继任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纪念德高望重万年。

三、贴春联和门神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世界，当中有座山，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时候，夜晚出去游荡鬼魂必赶回鬼域。鬼域大门坐落在桃树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伤天害理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天下鬼都畏惧神荼、郁垒。于是民间就用桃木刻成他们模样，放在自家门口，以避邪防害。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

到宋代，人们便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红纸上写对联，新春之际贴在门窗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美好心愿。为祈求一家福寿康宁，一些地方人们还保留着贴门神习惯。据说，大门上贴上两位门神，一切妖魔鬼怪都会望而生畏。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象征，古人认为，相貌出奇人往往具有神奇禀性和不凡本领。他们心地正直善良，捉鬼擒魔是他们天性和责任，人们所仰慕捉鬼天师钟馗，即是此种奇形怪相。所以民间门神永远都怒目圆睁，相貌狰狞，手里拿着各种传统武器，随时准备同敢于上门来鬼魅战斗。由于我国民居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唐朝以后，除以往神荼、郁垒二将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相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有鬼魅搔扰。其后，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四、桃符传说

宋代王安石在《元日》这首诗中写道：“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形容初日光亮。诗中“桃”和“符”是互文，意即总把新桃符换下旧桃符—除旧布新。关于桃符有个美丽传说。很久以前，东海度朔山风景秀丽，山上有一片桃林，其中有一株桃树巨大无比，枝繁叶茂，曲蟠三千里，结桃子又大又甜，人吃这树上桃子能变成神仙。一个漆黑夜晚，有青面獠牙、红发绿眼鬼怪想偷吃仙桃。桃林主人神荼、郁垒二兄弟用桃枝打败鬼怪，并用草绳捆着喂看山老虎。从此，两兄弟大名令鬼怪为之惧怕，他们死后变为专门惩治恶鬼神仙。后世人们用一寸宽、七八寸长桃木板画上神荼、郁垒两神仙像挂在自家门两侧，以驱鬼祛邪，这种桃木板被称作“桃符”。随着时代变化，桃符本身也在变化，以后人们又将两个神仙名字写在桃符上，代替画像，再后来，又发展到“题桃符”，即将字数相等、结构对称、意思相应短诗题写在桃符上，这就是春联前身。

第二篇：历史人物责任故事

历史人物责任故事

一、戚继光（1528--1587）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民族英雄。一次，倭寇800人进掠龙山所，戚继光等即率10倍于敌的明军前往阻击。倭寇分3路冲杀，1万多明军竟不堪一击，阵渐大乱，纷纷溃退。戚继光看到形势危急，纵身跳上一块高石，连发3箭，3个倭寇头目应声而倒，倭寇群龙无首，仓皇退逃。又过了几年，数千名倭寇在台州登陆。戚继光率军出击，连续9次挫败倭寇的进犯，救出数千名被掳难民。史称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在蓟州镇守16年，边备修饬，外敌不敢轻易进犯。

二、林则徐(1785—1850年)，汉族福建福州人。早年家境贫寒，在为官40年中，他廉洁奉公。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

三、黄继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士兵。1952年10月19日在朝鲜上甘岭地区597.9高地阵亡。

在一次战斗中，黄继光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进攻部队受到机枪巢火力压制的时候负责爆破任务，他投掷了一枚手雷但是未能完成任务。最终他用身体挡住了机枪枪口使得后续部队能够攻下高地。黄继光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另一特级英雄是杨根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政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四、钱学森，著名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的“导弹之父”。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准备回国，但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但钱学森还是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中国。并为祖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苦农家。

1956年夏天，他小学毕业后在乡政府当了通信员，不久调到望城县委当公务员，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并于1957年加入共青团。1958年春，雷锋到团山湖农场，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学会了开拖拉机。同年9月，雷锋响应支援鞍钢的号召，到鞍山做了一名推土机手。翌年8月，他又来到条件艰苦的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基础建设，曾带领伙伴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当时的《辽阳日报》报道了这一事迹。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期间，他曾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次被评为标兵，18次被评为红旗手，并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二七班 范沐妍

第三篇：三顾茅庐历史人物、故事简介

汉末，黄巾事起，天下大乱，曹操坐据朝廷，孙权拥兵东吴，汉宗室豫州牧刘备听徐庶和司马徽说诸葛亮很有学识，又有才能，就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到襄阳古隆中（今襄樊市西）去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恰巧诸葛亮这天出去了，刘备只得失望地回去。不久，刘备又和关羽、张飞冒着大风雪第二次去请。不料诸葛亮又出外闲游去了。张飞本不愿意再来，见诸葛亮不在家，就催着要回去。刘备只好留下一封信，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和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挽救国家危险局面的意思。过了一段时间，刘备吃了三天素之后，准备再去请诸葛亮。关羽说诸葛亮也许是徒有虚名，未必有真才实学，不用去了，张飞却主张由他一个人去叫，如他不来，就用绳子把他捆来。刘备把张飞责备了一顿，张飞答应不再无礼后又和他俩第三次请诸葛亮。当他们到诸葛亮家前，已经是中午，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等了2个时辰一直站到诸葛亮醒来，才彼此坐下谈话。

诸葛亮见到刘备有志替国家做事，而且诚恳地请他帮助，就出来全力帮助刘备建立蜀汉皇朝。《三国演义》把刘备三次亲自请诸葛亮的这件事情，叫做“三顾茅庐”。

第四篇：历史人物的故事

历史人物的故事

不耻下问

释义：不以向学问或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为耻辱。

春秋时期，卫国有个人叫孔圉，勤奋好学，而且很谦虚。他死了以后，卫国的国君为了表彰他，并让后人学习他的好学精神，就赐给他一个“文”的称号，所以，后来人们就尊称他为“孔文子”。

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也是卫国人。他认为孔圉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称他为“孔文子”，似乎是有点评价过高了。他想来想去，觉得不能理解，就去向孔子请教。

子贡说：“那个孔文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要赐给他„文‟的称号？”

孔子回答说：“孔圉聪明好学，勇于向地位和学识不如自己的人虚心请教，而不会感到丢脸，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要赐给他„文‟的称号。” 子贡听孔子这样一说，猛然省悟，顿时感到心悦诚服。

凿壁偷光

匡衡，字稚圭，西汉东海（汉郡名，今江苏省邳县以东至海，连山东省滋阳县以东至海地区）人。他出身农家，祖父、父亲世代都是农民。传到匡衡，却喜欢读书。他年轻时家里贫穷，白天给人做雇工来维持生计，晚上才有时间读书。可是家里穷得连灯烛也点不起。邻家灯烛明峦，却又照不过来。匡衡就想出个法子，在贴着邻家的墙上凿穿一个孔洞，“偷”它一点光亮，让邻家的灯光照射过来。他就捧着书本，在洞前映着光来读书。

匡衡家穷买不起书。同乡有个富翁家中藏书很丰富。匡衡就去他家做工，却不收分文工钱。富翁感到很奇怪，问匡衡为什么？匡衡说：“我不想要工钱，只希望您能把家中的书都借给我读，我可就很心满意足了。”富翁听了，被他那种勤奋好学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匡衡就有了极好的读书机会。史书上说，匡衡精力充沛，超越常人，富翁家的丰富的藏书，加上匡衡本人的勤奋努力，终于把他造就成为一位知识学问渊博的学者。当时的读书人中甚至流传着这么几句口碑：“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没有人能解说《诗经》，匡衡恰好来了；匡衡给大家解说了《诗经》的疑义，大家开心得都笑起来）。”可见他声誉很高。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跟他学习。

汉元帝的时候，张衡受推荐被朝廷任命为郎中，再升为博士，给事中。这时先后发生了日蚀和地震，汉元帝心中惶恐，怕是上天降下的灾殃警兆，就向大臣们咨询政治的得失。匡衡上奏，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天象只是一种大然的阴阳变化，祸福全在于人的作为，人类社会的风气，更在于朝廷的教化倡导和影响。因而皇上应当裁减宫廷的费用，亲近忠臣正人，疏远佞臣小人，选拔贤材，开放方路接纳忠谏，等等。汉远帝很赞赏匡衡的见识，提升他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汉元帝庞爱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超过了皇后和太子。匡衡对此提出了恳切的规劝，透彻地剖析“正家而天下定”的道理，要防止招致国家的祸乱。匡衡在朝廷中参议大政，引经据典，阐明法理道义，很受赞赏，由此升任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后来又升来丞相，封为乐安侯。

汉元帝时，宦官中书令石显专权，排挤陷害贤良。匡衡也害怕他，不敢指摘。汉元帝去世之后，汉成帝即位，匡衡和御史大夫甄谭联手弹劾石显，揭露他和党羽的种种罪恶。石显和爪牙都受到应有的惩办。但朝中大臣也有人认为，匡衡身为辅政大臣，早年不及时参奏揭发，却阿谀曲从，没有尽到责任，对他提出弹劾。匡衡也自感惭愧，一再请求辞职，后来终于因多占封地的事被罢了官。

后人根据匡衡的故事，概括出一句成语“凿壁偷光”，形容勤奋好学。

悬梁刺股

东汉时候，有个人名叫孙敬，是著名的政治家。他年轻时勤奋好学，经常关起门，独自一人不停地读书。每天从早到晚读书，常常是废寝忘食。读书时间长，劳累了，还不休息。时间久了，疲倦得直打瞌睡。他怕影响自己的读书学习，就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古时候，男子的头发很长。他就找一根绳子，一头牢牢的绑在房梁上。当他读书疲劳时打盹了，头一低，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会把头皮扯痛了，马上就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习。

这就时孙敬悬梁的故事。

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名叫苏秦，也是出名的政治家。在年轻时，由于学问不多不深，曾到好多地方做事，都不受重视。回家后，家人对他也很冷淡，瞧不起他。这对他的刺激很大。所以，他下定决心，发奋读书。他常常读书到深夜，很疲倦，常打盹，直想睡觉。他也想出了一个方法，准备一把锥子，一打瞌睡，就用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猛然间感到疼痛，使自己清醒起来，再坚持读书。这就使苏秦“刺股”的故事。

囊萤映雪

“囊萤映雪”这则成语的囊萤是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映雪是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后用“囊萤映雪”比喻家境贫苦，刻苦读书。“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车胤（yin）传》，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晋代时，车胤从小好学不倦，但因家境贫困，父亲无法为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维持温饱，没有多余的钱买灯油供他晚上读书。为此，他只能利用这个时间背诵诗文。“夏天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院子里背一篇文章，忽然见许多萤火虫在低空中飞舞。一闪一闪的光点，在黑暗中显得有些耀眼。他想，如果把许多萤火虫集中在一起，不就成为一盏灯了吗：于是，他去找了一只白绢口袋，随即抓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里面，再扎住袋口，把它吊起来。虽然不怎么明亮，但可勉强用来看书了。从此，只要有萤火虫，他就去抓一把来当作灯用。由于他勤学苦练，后来终于做了职位很高的官。“同朝代的孙康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没钱买灯油，晚上不能看书，只能早早睡觉。他觉得让时间这样白白跑掉，非常可惜。“一天半夜，他从睡梦中醒来，把头侧向窗户时，发现窗缝里透进一丝光亮。原来，那是大雪映出来的，可以利用它来看书。于是他倦意顿失，立即穿好衣服，取出书籍，来到屋外。宽阔的大地上映出的雪光，比屋里要亮多了。孙康不顾寒冷，立即看起书来，手脚冻僵了，就起身跑一跑，同时搓搓手指。此后，每逢有雪的晚上，他就不放过这个好机会，孜孜不倦地读书。这种苦学的精神，促使他的学识突飞猛进，成为饱学之士。后来，他也当了高官。

刘绮燃荻读书。梁代时彭城人刘绮，“早孤家贫，灯烛难办，常买荻折之，燃荻为灯”，发奋读书。

望梅止渴

有一年夏天，曹操率领部队去讨伐张绣，天气热得出奇，骄阳似火，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部队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走，两边密密的树木和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山石，让人透不过气来。到了中午时分，士兵的衣服都湿透了，行军的速度也慢下来，有几个体弱的士兵竟晕倒在路边。

曹操看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担心贻误战机，心里很是着急。可是，眼下几万人马连水都喝不上，又怎么能加快速度呢？他立刻叫来向导，悄悄问他：“这附近可有水源？”向导摇摇头说：“泉水在山谷的那一边，要绕道过去还有很远的路程。”曹操想了一下说，“不行，时间来不及。”他看了看前边的树林，沉思了一会儿，对向导说：“你什么也别说，我来想办法。”他知道此刻即使下命令要求部队加快速度也无济于事。脑筋一转，办法来了，他一夹马肚子，快速赶到队伍前面，用马鞭指着前方说：“士兵们，我知道前面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的梅子又大又好吃，我们快点赶路，绕过这个山丘就到梅林了！”士兵们一听，仿佛已经吃到嘴里，精神大振，步伐不由得加快了许多。比喻用空想安慰自己或他人。

一饭千金

韩信小时家中贫寒，父母双亡。他虽然用功读书、拼命习武，然而，挣钱的本事却一个也不会。迫不得已，他只好到别人家吃“白食”。为此常遭别人冷眼。韩信咽不下这口气，就来到淮水边垂钓，用鱼换饭吃，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淮水边上有个老奶奶为人家漂洗纱絮，人称“漂母”。她见韩信挨饿挺可怜，就把自己带的饭分一半给他吃。天天如此，从未间断，韩信发誓要报答漂母之恩。韩信被封为“淮阴侯”后对漂母分食之恩始终没忘，派人四处寻找，最后以千金相赠。这就是“一饭千金”成语的来历。

四面楚歌、破釜沉舟——项羽 刮目相看——吕蒙

三顾茅庐、鞠躬尽瘁——诸葛亮 一鼓作气——曹刿

投笔从戎—— 班超 负荆请罪——廉颇

完璧归赵——蔺相如 凿壁借光—— 匡衡

指鹿为马—— 赵高 纸上谈兵——赵括

精忠报国—— 岳飞 闻鸡起舞——祖逖

入木三分——王羲之 卧薪尝胆——勾践

乐不思蜀——刘禅 图穷匕见——荆轲

胯下之辱——韩信 煮豆燃萁——曹植

一字千金——吕不韦 入木三分——王羲之

刮目相看——吕蒙 卧薪尝胆——勾践

第五篇：简评历史人物故事

简评历史人物故事：

古人爱做翻案文章，象现代人爱写或读穿越小说，其出发点都是探讨或辨析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翻案文章的题材涵盖诗文策论，形式颇多。诗中最有名的当属杜牧同学的“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仅获得成语“卷土重来”的创始权专利，还顺道收获了包括著名的王安石同学在内贡献的的一大票跟帖以及鲜花或板砖。文章中以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为最佳，篇章简短而义气恣睢，深得纵横家之精髓。其中的结句“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几乎就是“竖子成名，遂使世无英雄”的另一种说法。另外苏轼的《留侯论》及欧阳修的《纵囚论》也都是翻案文章中的一时杰作。

有偏激者认为，诗至唐末已做尽，宋一降不过拾人牙髓，文至宋末亦穷，其后皆腐儒尔。不过袁同学的这篇鬼故事倒是做翻案文章的一个奇特的全新方式。明目张胆的玩穿越（当时的说法叫转世轮回），无需论据，直指结论，手法相当彪悍。

具体到这件翻案本身，到底谁是杀义帝的凶手？稍稍推理一下也很有趣。现阶段基本结论以项羽为主，这其中不乏成王败寇的因素。毕竟史家落笔时不得不看胜利者的颜色。假设是项羽，其杀人动机依史书所载，不过一为宿怨，当年主持刘项分兵，约定“入关中者王”时有意无意偏袒刘邦，二为现状，当时项羽几乎拥天下权，不想有一个“皇阿爸”。所以阴令英布等三王杀之。但这两条细细分析起来，皆站不住脚。

对于第一条，依项羽的性格，记仇是有的，暴虐也是有的，使小手段占点小便宜也是有的（在可以自圆其说的前提下），但阴毒二字绝不沾边，属于典型的好面子，守诺轻信，吃硬不吃软的主。有很浓的六国贵族子弟的气质（与之相比，起于市井的刘邦，就是一个典型的无赖子了，无论在生活作风还是在政治上）。例如象刘邦这样的大敌，鸿门宴上一旦服软，即无条件放还，章邯童鞋，与项羽有杀叔之仇，战败后被赵高挤兑的无路可去，项羽也大度纳降，何况一位乖乖的听项羽吩咐去自己的封国的虚位义帝，绝无不放过的理由。且史上记载为项羽操刀的英布，杀怀王后的同一年，项羽“北击齐。征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往，使将将数千人行。项王由怨也。”，假如英布真的可以让项羽托以杀怀王这样的见不得人的活，则这种类似于四大铁中“一起下过乡、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中的“一起嫖过娼”的哥们关系，该是极亲密的，不可能前几个月还毫无怨言的帮老大干脏活，几月不到，对老大吩咐的一点累活就轻易推诿了。

对于第二条，是典型的现代思维带入症。以今人之好为古人之好。一个关键问题是：项先生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很多同学会说，当然是行始皇帝之事。毕竟当年就说过“彼可取而代之”嘛。大错！让我们从项先生的视野看，之前的漫漫历史中至少周代的八百年可都是诸侯分封制，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统治体系可供参考，而秦代大一统的郡县制尝试却不过实行二代就人死国灭。再考虑项先生楚国贵族的身世背景，尊王攘夷，分封诸侯，继五霸之业当然是第一选择了。所谓的“彼可取而代之”，不过一时的年少轻狂罢了。既如此，一个类似于周天子的的角色就必不可少，能是谁呢？当然就是楚怀王了。也就是说楚怀王在项羽拟实行的政治架构里，是有一席之地的，至少是国家名誉主席或类似于幕府时期的日本天皇的位置，这样，项羽又何必杀怀王呢？

既然项羽的嫌疑逐步解脱，我们的目光就不得不转向刘邦同学了。可是史书留给我们的资料太少了，虽然从直接受益者的角度看，刘邦童鞋很难脱嫌疑，尤其是有陈平这样的天纵奇才为其谋主的情况下。但不得不承认，直接证据是没有的，除非像袁先生这样直接起死人于地下。不过我查了一下文中提到的陈平的“六出奇计”，依据《史记》的《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所出六计均获得增邑之赏，应该都是相当影响时局的。但史书中对六计只记载了五项，即1.施反间而除范增，2.金蝉脱壳 脱险荥阳，3.追穷寇而灭楚垓下，4.请君入瓮，擒韩信于云梦，5.借力阏氏 解围白登。

杀义帝而嫁祸项羽是否是未记载的第六计，真的未可知呢。

转贴：项羽放弑义帝考异 作者：顾向东

楚汉相争，波谲云诡。二千年来史家、学者常以义帝之死为解析这一历史现象的楔子。其说有两个层次，一乃项羽使人弑义帝，二乃项羽弑义帝是霸楚败亡的开端。宋代李涂《文章精义》就以为项氏“立义帝以后，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一日衰飒一日”，其事是项纪的大纲领，所谓“此篇中纪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中以义帝为关炤。羽未弑义帝以前，由裨将，而次将，而上将，而诸侯上将军，至分封则为西楚霸王。始以八千而西，俄而二万，俄而六七万，至新丰鸿门则四十万，其兴也勃焉。及弑帝则日衰矣„„至垓下，所谓四十万者，忽为八百余，二百余，二十八骑，至无一人还，其亡也忽焉。一牧羊儿耳，所系如此，可见名义在人心，不可没也。”（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一）

这种看似剔肉见筋的见解很大程度上只反映了宋以后书生的惯性思维方式，它基于宋明时期理学心学藩盛，宋（金）元清三朝异族军事蹂躏、文化清洗相互激荡而在知识分子中形成的浓烈异常的“统属”认知，并无贴切的历史根据，如《史记》“项羽纪”载楚汉相争之初，刘邦以替义帝发丧为名，率五诸侯五十六万卒缟素伐楚，项羽仅以三万人破汉军，“汉卒十万余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而“高帝纪”载汉王与韩信、彭越期会击楚而韩、彭不至，“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困守，从《秦楚之际月表》查察，此时距义帝死三年余而距项羽乌江自刎仅二、三个月，哪里有关炤的影子。项刘兴衰的分水岭当是被刘邦称为“连百万众，战必胜，功必克”的韩信始登台拜将，义帝的影响是后人（尤其书生）千年附会，如《淮南子·谬称训》所论“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顾颉刚先生《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便考证“纣七十恶”是从东周至西汉陆续添载的）。项羽的败因在相当长的历史背景中都只能是合某一时代政治的解说，而杀故主失民心然后败亡的说法更是经典的儒家命题。苏轼《范增论》“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为增计者，能诛羽则杀之，不能则去之”，洪迈《容斋随笔》“范增人杰”条下以为“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其触动处莫不于此。

但项羽弑义帝作为史实来讨论，却疑窦丛丛。《史记》以史家身份叙说“项羽放弑义帝”主要见于三处，一是《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之元年十月“项羽灭义帝”。《史记》诸表散佚窜夺较多，多楮先生（少孙）等人补缀，这种表述不是太史公习语，不能体现史迁笔法，可存而不论。另两说分见英布传和项羽纪。其中在历史上影响最深的是《黥布列传》的说法：

汉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已记及“今郴州有义帝冢及祠。”唐代胡曾诗云：“义帝南迁路入郴，国亡身死万山深。不知埋恨穷泉后，几度西陵片月沉”，可见至唐时义帝没于郴县已成定论。

考之《史记》行文，项羽授命英布弑义帝这一结论颇多疑点。

《黥布列传》述英布起家至封九江王的经历甚简，事多见于项纪，本传集中铺叙的是背楚背汉两次转折。背楚一例又侧重陈说汉谋士随何策反英布的说辞，其中有关涉义帝之死的表述，称“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这一陈说应该可以作出两种推断，一是随何清楚义帝非英布所弑，否则在如此敏感时刻敏感场合，最为忌惮的义帝之死是理当极力回避 的话题；二是随何说辞本无记载，上面的言语是太史公所托，那么司马迁以为义帝之死非英布所为也应可以成为合理的结论。而“英布列传赞”总括其生平，有英布为项羽坑杀助虐之评，无一字关乎义帝之死，也可资证。如若不然，则只能理解为英布和刘邦于杀义帝一事上有某种令人惊心的默契，以至可以公开谈论而没有忌惮。

《史记》载义帝之死还有另一说，《项羽本纪》“汉之元年四月”：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衡山王吴芮，原秦朝鄱令，反秦后号番君，因率百越佐诸侯，从项羽入关而封）临江王（临江王共敖，义帝柱国，即令尹，以击秦有功封）击杀之江中。

《高祖本纪》也有近似的表述：项羽出关，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群臣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英布杀义帝说的畅行极可能俑始于《汉书》，班固记载义帝之死袭陈英布追杀之说，分见“高帝纪”（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项籍传”（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英布传”（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尊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布击之。布使将追杀之郴），并无衡山、临江事。众所周知，史、汉两书，唐前士子学者多崇班抑迁，班、马所述不同，极可能称引班《书》所录，何况《史记》同一事而异说，使人莫衷一是。班固纂写《汉书》时整一《史记》材料，使之有序，自范晔以来已成公论，但“义帝之死”一事删汰临江、衡山事，显见有“史”外的考虑。楚汉相争期间衡山王吴芮从汉，徙为长沙王，《史记》“高祖纪”载其事，出刘邦口，所谓“皇帝曰”：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其理由直如儿戏。而《汉兴以来诸侯》称“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惟独长沙异姓”，且吴芮的长沙国传五世，只因为无嗣，封国才除。这在嫉贤害能自私无赖的刘邦治下，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中间不知有多少“不足为世人道”的事端。若衡山（长沙）王弑义帝，尴尬的怕不是项氏而应该是刘邦。临江王共敖，义帝柱国重臣，若杀义帝，牵连到项羽也十分勉强，何况“高祖纪”载天下大定，诸侯皆臣属汉后，临江王共欢（敖薨后，子欢继立）犹“为项羽叛汉”，项汉之间，项即是楚，太史公笔下“为项羽”云云，岂是信其轻易弑楚帝之人？因此，《汉书》采《史记》中英布弑帝一说，多不是出于事据，《汉书·司马迁列传》称《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一心为刘汉隐恶讳丑的班固最后指认英布弑帝，一者可能是英布一生反秦叛楚叛汉，弑义帝一事“莫须有之”，可以“想当然耳”；一者可能是英布在三人中与项羽关系最为特殊，如果出于这一考虑，那便有栽赃的险心了。若是秉史直笔，刘邦或许应该从这一事件的隐身处浮上前台，惜班书不肯着一笔。

《史记》虽随写随编，节次也有错杂，但以史迁的才力，记载义帝之死这样的大事断不至于如所见的这般混乱矛盾，其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司马迁有充足的理由或证据判定义帝之死非项羽指使，而记载却只能这样不得不尔。《太史公自序》“述往事，思来者，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之说或许正是这种种曲笔的自诉。因为只有刻意设疑，扭曲的文字历史才有辨明的时候，若只述一说，时日略长，存于民间的真相传述、知情者的陈说固已湮灭无踪，于当朝不利的档案史料更无幸存之理，天网恢恢，真相原本比大多数东西更易错漏而湮灭销亡。至班固《汉书》在义帝死因上只备一种说法传世并且大流行，千多年来疑案几乎一直在作为定论流播。司马迁深忧之事成为现实，更可见太史公当时如此行文“述事”的必要和远见。而历史学上也确实有学者因此启疑，故尔不时地透出些有趣的声音来。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一”载：“二年。冬，十月，项王密使九江、衡山、临江王击义帝，杀之江中”，命分属不同的三诸侯杀当时的天下共主，用一“密”字，《通鉴》对此事的怀疑是一目了然的，何况衡山临江九江三王杀帝自《史记》纠合，而“汉二年十月”采《汉书》，较《史记》常规的“汉之元年八月或十月”说有整年的差误，距《月表》英 3 布归汉仅两个月时间，时英布因为伐齐王事（汉之元年）与项羽抵牾日久。智者于狐疑或不便正说处，理当如夫子所说“付之阙如”，或“存而不论”。

《史记》迄于汉武太初间“获麟事”，一如孔子述《春秋》束笔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事”，《太史公自序》更明言意在绍承夫子，以《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自寄，却于义帝之死一事上树嫌疑兴是非，那种种不得不尔的历史依据应该是剖解这一谜团的钥匙。

《史记》以史家身份载项羽使人杀义帝的上述文字，常用“阴令”的修辞，以申明那几种说法并无直接证据。而直诉项羽弑义帝的，不见于“项纪”，却出自《高祖本纪》，汉王出关，“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三老”是掌管一乡教化的乡绅名称，董公遮道说汉王，其中有关义帝怎样死在《史记》里并无记载，而刘邦因之袒而大哭，因之发丧发使，因之讨楚，所谓“项羽放杀义帝”原出自刘邦发使讨楚的言辞。至其受困广武间，以项羽十罪的说辞应付项羽的“独身挑战”，其中罪九称“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十称“为人臣而弑其主”。刘邦这前后两次指称，使“义帝之死”一事终汉一朝，不可能有贰说。而史迁又深信其事之伪妄无赖，这应该是《史记》记此事多兴事端的原因，因为非如此不能于日后重评斯狱。“述往事，思来者”云云，正说的是《史记》中的这一类情形。班固在这一事件上整齐事端，不仅入宝山空回，且披金沥沙，不能说没有为汉张目的隐衷。其记“董公说汉”一节较《史记》详尽，可见踪迹：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所谓“明其为贼，敌乃可服”，是出于兵争的需要，原无半点公义之心，《通鉴》记此事从《汉书》，却在其后立续一事：使者至赵，陈馀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馀；馀乃遣兵助汉。

司马光对董公与刘邦间的这一折演出没有一字评价，但在史、汉写法以外着意以“诓赵（陈馀）”为映衬，其态度已煞是鲜明。所以王夫之《读通鉴论》直陈“高帝无哀义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逢场作戏的拙劣表演令尊刘贬项者都难以卒目，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所称“抑亦班氏父子所谓慎敷其事，整齐其文者，乃其所以不逮太史公者与”，是从辨析班马的史才上着手，不知不觉中疏漏了两者史心的同异。《史记·游侠列传序》述“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是太史公愤激之言，至班固却居之不疑；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胠箧》）的反语班氏也以正理看了。儒学政教化后对思考力的钳制有这样的功效，实在可怕，尤为可怕的是它的禁窒连绵一二千年。李渔论朱熹去汉千年而畏汉朝，私高帝之甚，是因为刘邦得天下以“正”，哭义帝而伐楚，是欺天下人以“方”，这种思维方式着实令人毛骨悚然。章学诚《文史通义》谈“史德”以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有所具者事，所凭者文，而其所贵者义的说法。若认为“义”之一字是指天下公义千载公理，《史记》可以肩担良史之谓。《淮阴侯列传》叙韩信谋反，用的是记本事处时见其行文矛盾，而于行文其它处提供暗证，至满清乾嘉间，虽无一丝考古新料，学者从史迁行文间已考订韩信谋反的诬妄，千年沉冤得雪也是假史公幽微笔法。而“项羽弑帝”一事行文的神气与之酷肖，试分言之。由项羽一方论，并无杀义帝的现实要求。东坡《范增论》以为项羽矫杀卿子冠军宋义后，怀王与项羽已成水火，王夫之《读通鉴论》以为若项氏成功而怀王固不能有楚，而乘项梁之死兴夺项之计，项羽与怀王不能并世立，都是成见在先而忽视了司马迁的笔意。项羽灭秦后犹以怀王为国主，使人报怀王，怀王答：“如约”，双方并无仇雠间的狐疑，而项羽欲自王，则先尊怀王为义帝。帝、王之分，《史记》“秦本纪”载赵高杀二世后立子婴为秦王、去帝号的说白已很清楚的表明，帝乃“君天下”者。由此可见项羽虽然怨怀王，不用其命，但乃视其为天下之主，他自己并无君临天下的意愿，不过行东周故事，为诸侯伯（霸王）便满足了，少年时观始皇游会稽，声言“彼可取而代也”，现在功业已成却居西楚为王，徙义帝江南，双方已无实质性冲突存在。怀王在一日，项羽便可按自己的意愿“主伯”天下一日，这应该接近项羽的理想了。“项纪”渲染项羽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心理实是为之注脚。在太史公的笔下，项羽也没有杀义帝的心理倾向和人格因素。《史记》多处称述项羽的柔仁，高起、王陵答刘邦问有“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句（“高帝纪”），陈平有“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句（“陈平世家”），韩信有“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句（“韩信传”），项羽的暴戾，集中体现在灭秦进程中坑秦２０万降卒，但秦与项氏有数世家仇国恨，其祖项燕，季父项梁都死于秦，称不共戴天不为过。即使这一性格，在太史公笔下更多的是刚毅的正面表现，《史记》“巨鹿之战”一节的着笔，虚字绵连动词果决，区区６０字凸现项羽淋漓酣畅的豪气：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至乌江路断，太史公犹为项氏增色：“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临死，寄乌骓于乌江亭长，赠“（带汉军前来指认的）故人”吕马童以自己的首级，太史公如此地浓妆重彩、雕砌项羽的不世英雄气象和重故交旧情的性格，正信他断无龌龊小人常揣“秘计”算计别人的可能。而封刘邦为汉王事，其笔法笔意莫不伸张“项羽弑帝”这一汉说的无稽：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史记集解》苏林曰：“讲，和也”，《史记索隐》服虔云：“解，折伏也”，《说文解字》：“讲，和解也”，面对“拒关”“逃宴”的刘邦，项羽、范增明知其有不测动机和业有事实还封其为王，只因恶负约之名，担心诸侯背叛，况当初范增说项氏立熊心为怀王，《史记集解》应劭对此有精当的分析“以祖谥为号者，顺民望”。既不杀当杀的刘邦，断不起弑不该杀的义帝之心。顾炎武《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称“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这当是一例。项羽败，楚地尽降汉，而义帝最初封予项羽的鲁地“独不下”，司马迁书“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若是项羽杀的义帝，这岂是太史公的笔法。因此，“项纪赞”评项羽一生有两失，前者称“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过在争楚地而弃关中霸业，放义帝江南有之，杀之则无；后者称其“自衿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正是叹刘邦公然以这种见不得人的丑行诡计得意于世，叹惜项羽全不解行兵用政的“诡道”（古道）而欲力征天下，清代过珙评述这一节文字时以为“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太史公一生主见。文虽抑扬相半，然意思但是惜其不悟，非罪羽也。看其名曰‘本纪’，冠于汉首，视羽为何许人哉”（《古文评注全集》）卷四），明钟惺有类似说法，并认为司马迁这一篇文字是深惜项羽不成帝业，这断不是太史公对阴谋篡弑之人的情感。《史记》下笔的难处是为当朝人事叙传，特别是关涉到汉家帝王的内容，这从后代“起居录”“国朝小史”之类文字的庸碌上可以想见。但史公断不愿依顺权势弯曲逆折事实，因此笔端常出歧途，如注力于一些看似不关全局的琐屑刻画，从情理分析常无历史（事实）依据，细加推敲便有迷途灯炬的妙处。如“淮阴传”起笔便写韩信布衣时“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后亭长妻不给韩信准备饭食事，至韩信为王，召亭长赐百钱并对他说：“公，小人也，为德不卒。”以韩信的遭遇，这一相隔多年的细节决无史料可采，史迁如此添笔，亭长所指不言而喻，因为“为德不卒”正是刘邦施于韩信一生的最好简括，如此才能读出其“事”在传中意义来。不能替韩信蒙冤秉笔直书，只能如此别开生门。一个杰出作家的笔法总有踪迹可求、规律可循，“《项羽本纪》赞”劈空也是突兀之语“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项羽一生千头万绪，却闲闲地说“闻其重瞳子”，而托言周生，说舜也是重瞳子，凭此生出项羽是舜的后裔的推测，考《王帝本纪》，舜父瞽叟、异母弟象屡次谋害舜，而舜“事瞽叟爱弟弥谨”，及舜 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项羽是否舜裔本无特别的意义，但究其着眼点，未必不可以借“淮阴传”读法，作项羽、怀王、刘邦三者关系的索影。清代林云铭以为“暴”是残虐之意（“暴”在此当解作迅速，快），于是闭门造车：“其引舜目重瞳，亦非闲话，乃借一至仁之主与至暴者相形耳”（《古文析义》卷八），如此南辕北辙的读法正说明太史公受误解之剧而后人受习惯思维影响之深，汉末王允斥《史记》为“谤书”，倒是史公知音了。梳理《史记》，可以断言项羽与义帝之死没有直接关系。至于义帝真实死因，由于不外两种可能，不妨稍作推测。一是义帝直系臣僚所为。《史记》载项羽徙义帝长沙，而义帝群臣渐渐背叛他，其臣下有力者欲弑帝而自王是乱世常情。与义帝属地相壤的九江、临江、衡山三王中一二或受项命或自己出兵平叛，因刘邦指项羽弑帝，史实遂湮没不闻。有《通史》称义帝死于属下，惜无考据。

二是义帝之死与刘邦有某种关系。此说看似惊世骇俗，但《史记》不乏蛛丝马迹。如上述，长沙王（原衡山王吴芮）事的蹊跷，而《史记》载英布叛楚事也见十分的可疑。《黥布列传》述汉之三年随何说反英布，多以淮南称之，所谓“使淮南”，“淮南王曰”，只有随何在英布尚狐疑而诓楚使者英布已归汉时方称“九江王”，而汉四年七月，刘邦方正式立布为淮南王，顾炎武《日知录》摘录此例为笔误，怕疏忽了司马迁“补敝起废”的史心。而刘邦于汉之二年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三月方有董公遮道说义帝死事，似有未卜先知之能，否则为“天下共主”的义帝在，焉有汉社稷之说，该不是英布早受刘邦教唆，夺相邻的义帝地，杀之郴州，又狐疑于汉的反间，怕项羽以伐齐之名召而惩诫，拥兵自保。刘邦早知义帝之死，以为出关极好时机，以子房之谋深，陈平之计诡，怎不如一乡绅，但须发自他人之口以掩耳目罢了。这种种乖怪情形不能不令人生疑，以至明冯梦龙就已借神鬼异端来揭刘邦痛处：

董公此说，乃刘、项曲直分判处。随何招九江，郦生下全齐，其陈说皆本此，许庸斋谓沛公激发天下大机括。子房号为帝师，亦未有此大计。国朝卢廷选进士为楚臬，暴卒，良久甦，自言为项羽讼高帝事。高帝自遣九江王布弑义帝，而佯委罪羽，缟素发丧以欺天下后世。卢在汉即九江王也。事甚怪。（《智囊全集·见大》董公”条评）

诿过于人，原是刘汉长处，于拒关不纳诸侯，刻印封六国后人等荒唐事上刘邦都借人塞责，汉七年击匈奴，刘邦辱械劝阻用兵的刘敬，至白登被围七日，赦敬时却道“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其刻薄寡恩，更是世无其俦，为逃命推堕儿女孝惠、鲁元车下三次，为避战，扬言分食生父太公的肉羹，定天下后谱十八异姓王，侯百十，且与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即使到黄河细如长带，泰山小似磨石，诸侯功臣的封国也永远安宁，并且世代相传），而百年后只余五侯。况《史记》录刘邦于汉十二年封秦汉间帝王守冢事：“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厘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独漏过最不该漏过的楚义帝，岂非亏心太甚之故？因此，无论事理情理，义帝之死于项羽断不如死于刘邦可信。

义帝之死或许如郴州义帝陵前华表联语称“楼头有伴应归鹤，原上无人更牧羊”，于现实并无多大影响，但太史公叙此事婉曲艰辛的良苦用心，于当下读书的、提笔作文的理应有所警示，时世总如罗网，笔下却是方寸真境地，不可不三复斯言慎而重之。

2014年5月4日星期日下午下载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