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主要人物传记杂文随笔

第一篇：西汉主要人物传记杂文随笔

一、刘邦与项羽

项羽的叔父项梁带领项羽等人起兵造反。

有一次，项梁和项羽见到皇帝，项羽对项梁说，你可以“取而代之”。吓得叔父赶紧用手捂住了项羽的嘴。

这次叔侄两个举旗反秦，看来是真的要“取而代之”了。一路打濮阳，夺定陶。章邯得到援兵之后趁势打击项梁，项梁在定陶被章邯战亡。

巨鹿之战续写着“取而代之”的传奇故事。宋义为巨鹿之战的大将。

但宋义延误军机，虐待士兵，吃喝玩乐，被项羽杀死。项羽从此做了起义军大将。以五万兵力破釜沉舟，只让士兵带三天粮食，速战速决，战败章邯的二十万大军。

章邯既要面对项羽的军事压力，又有秦二世的猜疑，最后投降了项羽。这就是成就项羽为西楚霸王事业的著名巨鹿之战。因此项羽成了反秦起义兵的总首领。

正当项羽及各路诸侯与秦主力奋力厮杀之时，刘邦转兵向西拿下了关中。

原来有约在先，谁得了关中谁为王。这下可急坏了项羽。于是项羽发兵幽谷关（潼关）。

幽谷关刘邦紧闭城门，便有了著名的鸿门宴。楚怀王用计令项羽、刘邦相争。项羽过于自信，先挥军直捣秦军主力战最强大将章邯，然后再计划进攻咸阳。刘邦却暗兵西转，直赴咸阳，子樱出降。

项羽预备摆设鸿门宴，在宴中击杀刘邦。鸿门宴，项羽、刘邦双雄对决，这场盛宴决定了日后谁是最终的王者。

亚父范增做好了杀人准备。无奈刘邦对项羽好言相劝，项羽缺乏的是政治战略，被刘邦蒙蔽后丧失了杀掉刘邦的机会。

但后来项羽的大军还是进了关中。

关中地区物产丰富，有关中大平原，丰沛的泾河渭河之水，粮食充足。而且有四塞做保险，易守难攻。

这四个关口分别是幽谷关（即潼关），大散关，武关和萧关。有泾河渭河以及山西的黄河蒲津渡口做屏障。陕西四面环山，华山，秦岭和陇山萧山等。地势非常有优势。

然而，项羽却把秦都烧毁。并且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乎？”。

项羽选择了做霸王没有称帝，选择了徐州而舍去了长安咸阳为都。衣锦还乡回徐州，荣归故里见江东父老，这个衣锦还乡就是从项羽的时候传给后人并沿袭至今的。

韩生劝说项羽无效，骂他“沐猴而冠”，被项羽知道了，便杀了韩生。

项羽做了霸王，封赏了十八路诸侯。封刘邦为汉王，在丞相张良的努力下，通过项伯得到了汉中。

章邯为雍王，管理秦地，司马欣为塞王，也是陕西甘肃一带，董翳为翟王，管理着三秦大地。魏王豹为西魏王，申阳为河南王，司马卬殷王，赵王歇为代王，山西大同一带。张耳为常山王石家庄一带，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江西一带，吴芮为衡山王，共敖为临江王，韩广为辽东王，臧荼为燕王北京保定一带。田市为胶东王青岛临淄淄博一带，田都为齐王济南一带，田安为济北王等十八个诸侯王。

刘邦封了巴蜀，这里曾是冲军法配之地，无人愿往，项羽故意把它分给了刘邦。在张良的努力下又得了汉中。项羽的这次封侯，为日后的乌江自刎留下了伏笔隐患。

汉军多山东人，来到巴蜀和汉中，许多军兵逃跑。但刘邦卧薪尝胆，背信弃义，联合韩信，彭越等人，许下若言，天下合作共同治理。于是韩信等人奋力拼杀。并按照刘邦手下的谋士们设计的计谋行事，诈降，攻打项羽粮仓，韩信占领河北分散项羽力量，韩信调兵遣将设下十面埋伏等展开战斗，历时五年最终让项羽进入绝境。

项羽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都说性格决定一个人的成败。项羽的失败也与他这样的性格有关。

那么，项父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项羽讲义气，太自信，刚愎自用，有勇无谋，缺乏政治谋略，许多事做了才想，甚至做了也不想，与范增比较，缺少厚黑学，所以在刘邦和张良用计挑唆二人后，项羽与范增分道扬镳。

楚霸王手下除了范增没有几个谋士。说明他这个人一贯是自作主张，不喜欢听别人的话。许多时候许多大事都不与人商议，也没有什么人参与，狂傲的性格最后让他成为孤家寡人。

项羽的叔父项伯跟随他的时间最长，但没能对项羽起到大的作用。项伯与张良私交甚好，关键时刻还给项羽起了坏作用。

任何人都不能触及项羽的尊严，容人之量不如刘邦。包括杀韩生，乌江自刎，他都听不进别人劝说，也就没有了渡江图谋东山再起的机会。

在韩信跟随项羽的时候，仅让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将军韩信做了一个保镖，韩信即使对项羽提供好的建议，项羽也不会重视一个保镖的意见。韩信的才能得不到发挥离开了项羽。这对项羽成就帝王之业是巨大损失。不善用人是他不能成就帝王之业的最大短板。

但是，即使如此项羽的人性应该比刘邦要好。

反观刘邦这人的胸量，要大的多。比如刘邦在彭城战败，逃跑的时候遇到了失散多年儿女。马车跑得慢，刘邦怕追兵赶上，便把儿女几次踢下马车，几次被车夫拾起。刘邦一怒之下要杀车夫。在车夫劝说下勉强留下，后来这对儿女成了太子和公主。车夫提拔为交通部长。

有人说，刘邦乃大风起兮云飞扬的主儿，太精辟了。刘邦这斯，夜黑杀人，日风放火。人性差，一痞子，人品不及项羽。

再如，某日刘邦正在与戚夫人亲热，正好被一大臣请示工作时看到，很难为情，大臣转身就走。刘邦追了过来，按下大臣的脖子，大臣不敢抵抗，只好弯下腰。此时刘邦抬腿跨过大臣的脑袋，戏娱了一番后问大臣“我是一个怎样的君王？”大臣回答“你就是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君”。

刘邦听后没有不悦，反而哈哈大笑，放走了大臣。

如果是项羽，他绝对不会那样戏弄大臣。因为刘邦相当于如今的国家最高领导，大臣也相当于一个副总理，这么高级别的人物，怎么能做如此轻飘的事儿呢？项羽肯定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大臣对项羽说了那样的话，肯定不像刘邦把他放走而是杀死。这就是刘邦和项羽两个人的性格差别。性格决定胜败，刘邦这样的痞子性格却反而能成事，项羽这样一向规矩严谨的正人君子却最终失败。

刘邦有权谋，会用人。刘邦手下文有张良萧何陈平，武有韩信樊哙等不计其数的人才。

你看刘邦与戚夫人，也远没有项羽与虞姬那么高雅悲壮。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项羽的时候数十次都有写他怒，大怒，一生中没有见到过项羽笑。唯一的一次大笑就是那个船夫亭长劝说项羽渡江以谋东山再起。项羽大笑刎颈自杀。可见项羽的性格是一个，常不开朗的人。

他是不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倘如是今天，我要是遇到项羽，就让他服用艾斯西肽普兰试试。自杀倾向是抑郁症的一个表现。

在项羽经历过大大小小七十余场战争中，有三场战争必须需要说，那就是巨鹿之战，彭城之战和荥阳之战。

荥阳之战历时两年有余，史记有“拔荥阳”“烧纪信”“烹周苛”“诛枞松”“围成皋”“拔成皋"等诸多过程的记载，可谓几进几出，几失几得，反反复复。史记中对比于刘邦的记载是这样的：“汉王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汉王独与数十骑遁”“汉王逃”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战争的艰难。项羽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虽多取胜，但最终还是走向了绝境。

这三场战争决定着项羽的生死命运。项羽为人比刘邦更要光明磊落。一生基本只靠勇猛顽强奋力拼杀，很少动心机，从不耍阴谋诡计。是一条刚正的汉子与英雄。

项羽与虞姬的爱情也和商纣王与妲己不同，也和唐明皇与贵妃不同，项羽不是沉迷于酒色的人。

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故事在司马迁史记中提到的内容很少。而民间流传的这旷世之爱却成了固化的版本，说书唱戏的内容都几近相同。

和歌的唱词项王悲歌慷慨“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等所有人皆都泣哭。

那么，作为跟随项羽数年的女人，也是项王最爱的女人不是不知道项王仅用五万兵力，在巨鹿之战中打败秦朝。又用三万兵在彭城之战中大胜刘邦五十六万大军。而今，虞姬为何不在逆境之时鼓励自己的丈夫背水一战，绝处逢生反而是刎颈殉情，这样岂不丧失了项王的斗志？事实也证明，项羽是有机会突破乌江另起炉灶，东山再起，报仇雪恨的。

结果二人双双自绝，以情而止了锦绣江山。难道真的是虞姬所说的“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真的没了出路？而项王也是天之亡我，不愿渡河，即使不说事业，也可惜了那仅三十一岁的年纪。

有关项羽和楚汉战争的成语很多，如拔山扛鼎，才敌万人，取而代之，披坚执锐，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亘古未有，衣锦还乡，妇人之仁，付之一炬，一决雌雄，楚河汉界，单枪匹马，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霸王别姬，卷土重来，江东父老，作壁上观，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项庄舞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意在沛公，沐猴而冠，儒子可教等等。鸿门宴也是一个三字成语，它可以写成鸿门之宴四字成语。表示难喝之酒，难赴之宴。而鸿门之宴的鸿门是一个地名，在西安潼关东面不远的陕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鸿门堡村。

二、刘邦与韩信、萧何

韩信出身贫寒，少时游手好闲。长得身高马大，却没有谋生本领，因此常遭人轻蔑。不会经商，不能种田，谋一小职，也不有作为，常被人说他靠撮来之食养活。

韩信时常佩戴刀剑，一日遭一屠夫戏笑。屠夫说，你虽然身高马大，佩戴刀剑，但你胆小如鼠。你敢用剑杀死我吗？你若没胆量杀我，你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韩信思量良久之后，选择了从这个人的胯下穿身而过。如此便留下了他人的笑柄。但也作为美德传世了忍辱负重的美名。为后人提供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最得力之素材。就连韩信这样的人都能忍受他人的胯下之辱，我们拿什么与盖世无双的韩信可比。有什么样的委屈不能包容？

韩信早期追随项梁，项梁敗后改随项羽，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作用得不到发挥的韩信投靠了刘邦。刘邦安排他做中郎，负责接待宾朋的工作，其实也就是现在的办公室职员。

萧何多次与韩信交谈，了解了韩信的能力与抱负。答应在汉王面前举荐。时间过去了许久，也没看到刘邦启用他的迹象。

刘邦封汉王，不少山东兵走到新郑的时候就开始逃散。韩信也随着逃跑人员跑了。

萧何知道后，月下骑追。有人看到萧何出走，误认为萧何也跑了，便报告了刘邦，说是萧何逃跑，刘邦大骂。过了两天之后，萧何又回来了，刘邦大喜。于是，萧何讲明原委。萧何说，大王如果只想做一个汉王，我追与不追回韩信到也就无所谓了，如果大王想做天下，那没有韩信，你是万万达不到目的的。在萧何力荐之下，刘邦举行仪式，封韩信为大将军。

韩信拜将后，刘邦问韩信有何定国安邦的良策。韩信问：“同您东向而争天下的不是项羽吗?那大王自己估计一下，论兵力的英勇、强悍、精良，同项羽比谁高谁下？”刘邦沉默良久，认为不如项王。韩信赞同地说：“不仅大王，就连我也觉得您不如项王。可是我曾经事奉过项王，请让我谈谈项王的为人。项王一声怒喝，千人会吓得胆战腿软，可是他不能放手任用贤将，这只算匹夫之勇。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语言温和，人有疾病，同情落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可是等到部下有功应当封爵时，他把官印的棱角都磨光滑了也舍不得给人家，这是妇人之仁。

项王虽然独霸天下而使诸侯称臣，可是却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又违背义帝的约定，把自己的亲信和偏爱的人封为王，诸侯对此忿忿不平。诸侯见项王驱逐义帝于江南，凡是项羽军队经过的地方，无不遭蹂躏残害，所以天下人怨恨他，百姓只是在他的淫威下勉强屈服。名义上虽为天下的领袖，实质上已失去民心，所以他的强大会很快变衰弱！

在这种情况下大王如能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武勇之人，何愁敌人不被诛灭！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功臣，何愁他们不臣服！率领英勇的一心想打回老家去的士兵，何愁敌人不被打散！

三秦封王的章邯、董翳、司马欣本为秦将，率领秦国弟子已有数年，战死和逃亡的人不计其数，欺骗他们的部下和将领投降项羽。项羽坑杀秦朝降兵二十余万人，只有章邯、董翳、司马欣免死，秦地的人们无不痛骂他们。

您入关中，秋毫不犯，废除秦苛酷刑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百姓无不拥戴你在关中为王。根据当初诸侯的约定，大王理当在关中称王。可大王失掉应有的封爵而被安排在汉中做王，秦地百姓无不怨恨项王。如今大王起兵向东，攻三秦的属地，只要号令一声即可收服。

刘邦听后大喜，自以为得信晚。对韩信言听计从，部署诸将准备出击。韩信的这番议论，实际上为刘邦制定了东征以夺天下的方略。

汉元年十一月，汉王乘项羽进攻齐地田荣之机，袭占关中(指函谷关以西地区)。

东向与项羽争天下，楚汉战争爆发。韩信为大将，曹参、樊哙为先锋，利用秦岭栈道，趁三秦王松懈麻痹之机，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派樊哙、周勃率军万余大张声势地抢修栈道，吸引三秦王的注意力。自己则亲率军队潜出故道，翻越秦岭，袭击陈仓。

第二篇：西汉文学研究

西汉文学研究

摘要：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而这一时期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由于“不遇”文士身份的不同，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遇”之情绪也有差别。西汉“士不遇”文学主题的突出，既与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从而引起的士的地位变化有关，也与士人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意识和中国文学中的“风雅”精神有关。

关键词：西汉；士不遇；主题；风雅

“士不遇”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比较常见的一大主题。自从屈原《离骚》、宋玉《九辩》以来，在绵延的文学历史长河中，此类作品可以说是代不乏作，历久不衰，并且涉及到诸如赋、散文、诗歌、词乃至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统观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西汉时期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特别多，十分引人注目。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盛之世，却产生了如此多的“士不遇”作品，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下面我们试就这一问题加以简要分析和探讨。

一、西汉“士不遇”主题文学作品鸟瞰

西汉时期，去战国未远，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终自沉汨罗江以明志的悲剧性命运，很容易引起西汉士人的同情与联想，因而汉代的“士不遇”文学作品往往是从吊屈原开始的。贾谊的《吊屈原赋》是汉代最早的凭吊屈原的文学作品。贾谊少年得志，受到文帝的赏识，擢为太中大夫，但因受到灌婴、周勃等人的谄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路过湘江时，很自然地想到了与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屈原，便创作了此赋。在赋中，贾谊对屈原的遭遇扼腕叹息，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圣贤逆曳兮，方正倒植。”“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极其强烈地抒发了志士不遇的悲愤，谴责了黑白颠倒、小人得志、俊才遭弃的社会现实。这篇赋名为吊屈原，实则自吊。在贾谊《吊屈原赋》的影响下，西汉文人纷纷以凭吊屈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士不遇”的情怀或对“士不遇”这种社会现实的认识与理解，如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以及扬雄的《反离骚》等等。东方朔在《七谏》中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对于屈原选择以死来抗争的方式并不认同。篇中曾提到“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经浊世而不得志兮，愿侧身岩穴而托”，这就表明东方朔思想中有着较为浓重的归隐意识。无独有偶，扬雄《反离骚》篇末云：“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溷渔父之餔歠兮，洁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遗。”同样对屈原自杀明志的行为颇有微词。在汉初，黄老思想大盛，即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思想并未销声匿迹，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汉士人。因此西汉士人除了受到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思想影响之外，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还有一些作品，是通过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现“士不遇”这一主题的，作者的愤懑之情充斥其间，使作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这类作品的肇始。此赋大约作于作者晚年居家之时，赋中的“不出户庭，庶无过矣”正是其待家避罪的心灵写照。汉武帝时，董仲舒与公孙弘同治《公羊春秋》，公孙弘的学问不如董仲舒，但由于善于奉承，而至公卿之位。董仲舒心里不服，认为他是阿谀得宠，公孙弘怀恨在心，建议汉武帝使其相胶西王，妄图借胶西王之手加害董仲舒。虽然胶西王善待董仲舒，但董仲舒恐时久获罪，便称病辞官，居家至死。董仲舒在此赋的开始，“首先高扬了‘士’之独立存在的价值”[1]，认为“士”之所以“不遇”，是因为既“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又不“屈意从人”，此后对黑白混淆、世道幽昧的社会现实作了批判。鲁迅先生曾评价此赋说：“虽为纯粹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狭之意尽矣。”[2]在中国文学史上，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第一次以“士不遇”为题目，并把它作为独立的重要主题来论述的文学作品，尽管其文学价值不算很高，但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篇赋的直接影响下，司马迁创作了《悲士不遇赋》。这篇赋并“没有对‘个人’的不遇表示什么悲切的看法，只是对‘士不遇’类于概念化的表述”[3]。而司马迁直接表达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气与不遇情怀的则是其《报任安书》。在这封给任安的信中，司马迁声泪俱下地叙述了自己忠而获罪以至遭宫刑的悲惨遭遇，以及无法“推贤进士”以尽职责的尴尬处境。

此外，汉代还有一些“士不遇”主题作品是通过主客对答的方式来表现的，如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等。《答客难》中，客人向东方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之流，凭借自己的纵横之术而践将相之位，而东方先生学富五车，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东方朔以时迁事异来回答：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为了生存与壮大而礼贤下士；现如今，“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由以上观之，在西汉盛世的文学作品中，抒发怀才不遇之感与不平之气并非个别现象，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这充分说明悲士不遇已成为西汉文士对自身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的否定性情感体验。反映了‘盛世’对人的压抑情况。”[3]

二、汉代“不遇”文士的身份探析

东汉班固曾在《两都赋序》中说：

故言语侍从之士，若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文选》卷一）

由此可见，在班固看来，西汉擅长文章的作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侍从之士，另一类是公卿大夫。这两类人都创作过“士不遇”的作品，而这一文学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西汉以经术取士，很多通一经或数经的士人地位显赫。“如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为汉武丞相。倪宽为廷尉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遂见重。以议封禅贡谀，为汉武御史大夫。张汤为廷尉，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武帝又使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断于外，不报，天子皆以为是。”[5]精通经学者，都被统治者视为栋梁之材，并给予一定的职位以尽其材，但宦海**险恶，总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重用。这些未得到重用的公卿大夫所写的这类“士不遇”作品，有着浓烈的愤懑之气。像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主要宣泄的就是那种无法施展自我才华的抑郁不平之气和对于小人得志的愤慨。因为他们有经天纬地之材，也有大施宏图的心志，但总是受到别人的排挤与陷害，于是只能“不平则鸣”，通过文章来宣泄自己的不平之气。然而对于东方朔、王褒等这些侍从之士来说，他们在统治者眼中只是视如俳倡。他们被“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在皇帝身边，只供“诙啁而已”。时人称东方朔“口谐倡辩”、“应谐以优”（《汉书》卷65《东方朔传》）。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緤黩贵幸”，自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汉书》卷51《枚皋传》）；又《汉书》卷64上《严助传》称“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在汉代帝王中，大约数汉宣帝对辞赋的评价最高。他不仅视辞赋为娱乐的工具，还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既有“仁义讽谕”的作用，又能帮助人增长有关“鸟兽虫鱼”等博物的知识（《汉书·王褒传》）。尽管如此，当有人批评汉宣帝爱好辞赋时，汉宣帝称赋家“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实质上他看待赋家依然等同倡优。因而西汉那些不通经术的文学之士，在政治上毫无前途可言，根本没有一展“治平”宏图的机会，而他们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这些人所创作的“士不遇”作品，抒发的是“时不我遇”的无奈之情，而不是遭受别人排挤与陷害的愤懑之情。

三、“士不遇”文学主题凸显的文化成因 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在文学领域“士不遇”主题却如此明显，这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它既与封建专制制度确立、皇权膨胀从而引起的士的地位变化有关，也与文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大多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有关。

西周时期，“士”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中最低的一个等级。进入战国以后，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局中，西周以来严格的等级制度逐渐被打破。作为介于贵族与庶人之间的士阶层，便成了庶人上升与贵族下降的中间地带，因而士集团不断扩大。并且在等级制度崩坏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士人所拥有的知识与职守分离，从而使士阶层从统治集团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智能阶层。士阶层作为智能阶层崛起之后，便形成了与以各国诸侯为代表的权势阶层相对立的政治局面。智能阶层代表着道统，而权势阶层把持着政统。智能阶层以自己的思想为思想，以自己的立场为立场，从“道”不从君，自觉地把道统凌驾于政统之上；而权势阶层也需要道统的支持来加强其权力的合法性。因此，“战国时期的知识阶层自重有加，争取和王侯之间保持一种师友而不是君臣的关系”。如从《史记·魏世家》所记载的田子方与文候太子击的对话，就可以见出当时主与客是一种比较民主的关系。太子击在朝歌遇到魏文候的老师，引车回避并下车拜见，而田子方却不以适当的礼节应对。太子感到不高兴，便问：“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答道：“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履然，奈何其同之哉？”类似的例子在战国时期可以说不胜枚举，如《淮南子·修务训》、《吕氏春秋·期贤》中记载的魏文候过段干木闾，未尝不轼，以及《战国策·齐策四》所记载的齐宣王与颜斶的辩论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战国士人在直面世君时，有相当的主体性，敢于与其争辩。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一国不能实现时，士人便另投他国。“合则留，不合则去”，“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此时的士人不存在遇不遇的问题，此处不遇可以遇于彼处。当然，士人这种主体选择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士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依靠某一位“知己明君”。因而，“先秦的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和现实政权已有相当的依附性，正是这种依附性，对他们的人格气质、文化心理及精神生产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7]。由于这种依附性，孟子理想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士人对政权的依附性逐渐增强，甚至产生了某种奴性。

士阶层的黄金时代——战国逝去之后，随着秦汉中央专制制度的建立，皇权的膨胀，士人阶层所受到的束缚日益加重，尽管在汉初的一段时间内，诸侯王拥城自治，罗致人才，形成了士人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文士司马相如、枚皋等都有客游诸侯国的经历。汉景帝削平七国之乱后，藩国势力大大削弱，尤其是汉武帝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中央专制，大一统形态逐步强化。汉武帝也注意招徕各诸侯国的士人为己所用，司马相如等人逐渐聚集到皇帝身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士人无论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还是为实现对现实的干预，只能入仕为中央朝廷服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而先秦士人已具有的对王权的依附性，在此时空前加强。原来的主客或师友关系变为纯粹的君臣关系，皇帝高高在上，而臣下只能匍匐在君威之下，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力。司马迁只因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便不得不面临遭受宫刑的惩罚。在这种情势下，汉代士人对专制政治普遍感到一种压力，汉文帝时贾山《至言》中说：“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断者；万钧之所在，无不靡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君对臣“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惶恐隐忍，便成为西汉士人普遍的情感心理状态。西汉文士对战国士人优游于诸侯之间，甚至弄诸侯于股掌之上的风采，何其钦佩与羡慕。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于是对比之下西汉士人心里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并且汉代的士人与先秦诸子一样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精神，梦想位至将相之尊，然而西汉士人若想实现自己的价值，途径只有一条即得到皇帝的赏识。但要得到皇帝的赏识何其难，皇帝也是一个凡人，他对周围人事的看法受到种种的局限，况且还有官僚重臣的弄权，就像贾谊被周勃等人谄害一样。所以西汉的士人要想“遇”，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不容易的。战国时代一去不复返，士人又在现实中常常遭到种种不平，他们便通过文学创作来宣泄这种对美好时代逝去的失望与自己

[6]的牢愁。这样，西汉时期的“士不遇”文学作品便应运而生。

“士不遇”文学主题，战国时屈原的《离骚》、宋玉的《九辩》已肇其端。但到了西汉文士手中，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才蔚为大观。其实西汉的“士不遇”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继承了《诗经》的“风雅”精神，因为西汉的文士有关注现实的热情与强烈的政治意识，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来抒愤，也委婉曲折地批判现实的不公正。西汉的“士不遇”作品同汉乐主悲一样，弥漫着一股感伤的情绪，对后世的“士不遇”主题文学有着不小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入仕参政几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而由于时代环境、用人制度以及个人才能等诸多因素，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是众多士人的共同遭际。在“不遇”感的驱使之下，他们发愤以抒情，不断创作出“士不遇”主题的文学作品，乃至形成了中国古代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学传统。

参考文献：

[1]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A]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池万兴．从西汉“士不遇”赋看西汉文士的“不遇”现象[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5，（4）． [5]钱穆．秦汉史．北京：三联书店，2004．

[6]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万光治．汉赋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89．

第三篇：晚安杂文随笔

武汉久违的连夜雨 让我回归于幼年时的习惯

随手翻起一本搁置很久的书 慢慢翻看

脱离电子产物的时光 原来也过的飞快

我愿意与自己对话 以各种方式

看过去的划线与注解 “嘲笑”当时自己的心境

当时的感受开始慢慢浸透此刻的灵魂

突然想起在很久以前的多个夜晚

下雨时钟爱起身拉开窗帘 看透彻夜空的闪电

听雨声敲击在屋檐的滴答声 以静默 陪伴

书籍就像一面镜子 它一直在那 投射出不同时期的自己 传达的价值观不@知不觉在变 当时觉得晦涩难懂的文字 在阅历不断加深时慢慢显化真意 又或者是当下的真意 热爱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当感觉快要迷失方向的时候就要开始快点与自己对话了习惯在晚睡的夜里提醒我 不要丢失童真 即使看的透彻也要继续往前走 每一个人都在往前 马不停蹄 像大家都渴望找到灵魂伴侣一样 即使不知道它是否存在 也仍然积极寻找 这可以看作一种勃勃的生命力量 有所追求的好事 脱下外表光鲜的皮 是否还能够认清二十多岁的自己的内心呢？被越来越多的事物所束缚 每天又有太多人来动摇自己的世界观 要怎么使它健全且不动摇 很难但需要坚持做到。

越来越少的软件可以单纯的书写，或许不久要回归带着墨香的笔记本了把，打下这段文字时窗外有撕裂的哭声与雨声相承，听不出来男女，不知道什么情况，持续了好久打断思路，准备去冲一杯速溶咖啡就睡了。

第四篇：一条路杂文随笔

公司“退城进园”搬迁到了离市区几十公里以外的新园区，虽然大家对搬迁工作早就有了准备，但正式确定了搬迁日期，又适逢年关，各项事务冗杂，不免显得紧张忙碌。

市区到新园区有班车往返，单程大约一个小时。

每天早上，闹铃要较之前提前一个钟点，才不致贻误班车，谁愿意将暖被里的酣梦截短一个钟头呢？除非他是个傻子!

哪家公司会录用傻子呢？

清早从家里出门到班车站点，有两条路线选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以脚力来计，大致相同。

更愿意走东面，迎着晨曦。

天还没有大亮，沿街的门面大多没有开张，早点铺已开始营业。虽是一条小街，吃食却颇为丰盛，当地特色的道和顺的大包子、老东门糁汤、谢家馅饼；外埠的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南京灌汤包亦是顾客盈盈。我习惯自己在家里做早点，所以从未进去过哪一家买过什么，但那热气腾腾的香味与店家一大早热气腾腾的勤勉总是让我感到亲近与踏实。

大悲庵颇有些历史，那灰墙朱门锁着我无尽的好奇，却从未踏进去看过。逢初一、十五，庵门早开，一清瘦尼姑在阶下清扫，看上去年龄不大，薄唇抿着并无表情，一位年长的尼姑整理着安放在庵门外的香火摊，香烛火纸一应俱全供香客选购，回转身又将一侧的一副一米多高的金属支架往前挪了挪，近前看时，上面红纸黄字“外香莫入”赫赫醒目。安放妥当，那老尼便满意的坐在摊位后面，像守护她的信仰一样守护着她的生意。

会通桥下的河水早已冰消雪融，翠碧的绿波映出岸边萌动的春柳。每天和榆叶梅打着招呼，花苞却紧敛一如美人不说话，才仅仅隔了一个周末呢，再去看时，枝头繁花已烂漫到难管难收。

河边的小公园简静安适，虽有不少早起晨练的人，却并不喧闹，连那太极音乐都极轻缓柔和。不知何处来的一泓泉水，由假山处汩汩流着，激荡出碎玉般的声响。三足亭对着有两丛绿竹，在这轻寒料峭的春晨，那扑人眉宇的浓翠赶走了因早起而滞缠的一点儿困意，生命原是如此清朗，于无声处，那苍郁似暗含了动人心魄的力量，使懦者立弱者强的的力量

惊蛰过了，白昼渐长。倘若不加班而又没有塞车，回家总不致太晚。

小街比早上要热闹的多。日杂店里灯火通明，那些杯盘碗盏在灯光的映照下像重新刷了一层釉色，光洁照人；竹编的笸筐紧致细密，又轻巧又扎实；胖墩墩的钢筋锅，似乎在盘算，揽一怀暄软的大白馒头该是多么可喜……陶瓷的砂锅、香椿木的擀面杖、石雕的蒜臼子......都是过日子所需，价钱也都不贵，却自有俗世的清洁朴实。

花鸟鱼虫市场就要准备打烊了。店家招呼着最后一批顾客，马上就收摊了，价钱好商量，四条锦鲤个头可真是不小呢，收50块钱再送一包鱼食儿，着实够划算，买卖双方都喜笑和气约定下次再来；隔壁关在大铁笼子里的哈士奇可不知为了什么不满意，蹙着眉仰着脖子高声叫嚷；猫儿要柔顺的多，间或优雅地坐直了身子，不屑的四下望望，又蜷缩了身子，不声不响；花店的门虚掩着，营业已移到了室内，玻璃窗里的绿叶红花热情的招邀，我闻到了晚香玉的味道……

这世上有没有完全相仿的两条路呢?我不知道，但一生中走过的每一条路都给我好奇，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鲜激起我的探索，在这普通的街，我只是尚葆有热情来爱这当下的一切。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人的一生何尝不是一条路呢，或长或短或曲或直，一马平川要过跌宕坎坷也要过，一路风霜磨砺了耿耿之心，不妥协、不怯惧，顺天应时是对岁月的步步礼让。

每天，都含着笑意，在因缘的变化中顺应、无憾、欢欣，相信在每条路上，都能遇到最好的自己。

第五篇：存在杂文随笔

我不存在于此。

不，不是说没有存在，而是存在不在此地的意思。

通常的，我们会认为，存在即身体的存在。只要身体在这，你就依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种，是认为，存在不单指肉体，还指人所留下的“痕迹”。例如文字、事业、别人的脑海等等。

但是我、我找不到我的存在。

我能感受到它依旧“存在”着，但是、找不到。

我的存在，不曾于此处停留。不曾与我所知道的地方停留。

我所知道的，是另一个“人”的存在。

情感、朋友、亲人……

那是另一个“人”的世界，另一个“人”的存在。

我的存在似乎在更下面、更深处的地方，在那片黑暗里蜷缩着。

我知道找到它的方法。

对啊，我知道。

我知道的。

毕竟我的存在是在……

啊呀，不可说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