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序原文及翻译

第一篇：说文解字序原文及翻译

《说文解字序》，又作《说文解字叙》。下面请看小编特地为大家收集的说文解字序原文及翻译！

说文解字序原文及翻译

原文

古者包羲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法象，现象）于地，视鸟兽之文（文,错画也。象交文。今字作纹）与地（一说为“舆地”，即“与”之繁体“與”通“舆”，“ 与地”即“舆地”。“舆地”，以车喻地，即大地之意）之宜（通“仪”，仪象，或法度），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示也；《康熙字典》：又布也；留传，留传后世）宪象（观测推算天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众多）业其繁，饰（假托、掩饰）伪（作伪、虚假）（饰伪，即巧饰伪诈）萌生。黄帝之史（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háng,兽迹也）之迹，知分理（即文理）之可相别异也（悟出纹理有别而鸟兽可辨），初造书契（即文字）。“百工以乂（yì，治理），万品以察（分辨、明察），盖取诸夬（guài，《說文》分決也，即断决、分辨）”；“夬扬（扬：传播）于王庭”（这句意思是：万物分辨明晰了，然后在王者朝廷上予以传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说的是文字是在国王朝廷宣明教化的工具），君子（王臣百官）所以施禄及下（下层庶民），居德（蓄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孳乳：繁殖,泛指派生）而浸（一作寖，渐也）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如：《說文》从隨也。一曰若也，同也）也。以迄五帝（指黄帝、帝颛顼(zhuānxù)高阳、帝喾(kù)高辛、帝尧、帝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武）之世，改易（改变）殊体（不同的形体）。封于泰山者七有二代，靡（无）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官名）教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先以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jiéqū，弯曲），日月是也。三日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喻也）相成，江河是也。四日会意。会意者，比（比合、组合）类（字类、字群）合谊（义之本字，义乃谊之假借字），以见指撝（指向）（二句言组合字群而会合其义，以表现所指向之物事也。），武信是也，五日转注。转注者，建类（造字类）一首（统一其部首），同意相受（加也），考老是也。六日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谓与仓颉之古文稍有不同）。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厥，其也，指示代词；厥意，文字构成之义）可得而说（说明）（这几句意思是：直到孔子编写六经，左丘明写春秋传，都用古文，字的意义还能够说明）。其后诸侯力政（政，即征。力政：以武力相征伐），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讨厌礼乐妨害自己），而皆去（废弃）其典籍（典章书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始天下，丞相李斯乃奏（上奏）同（同

一、统一）之，罢（删除）其不与秦文合作（相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采用）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或者有很大的简化改变），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指焚书坑儒），涤除（废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以求简便），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的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刻于符信之体），四曰虫书（象鸟虫之形，书写旙信之体。旙信，即旗帜之类），五曰摹印（规摹印章之体），六曰署书（题署之体），七曰殳书（殳，兵器；殳书，刻于兵器之体），八曰隶书。（注：自刻符以下《汉书艺文志》谓之六技，其中除隶书外，大约都是大篆、小篆之艺术体）。

汉兴有草书（段玉裁曰：“按草书之称起于草稿……其各字不相连绵者曰章草，晋以下相连绵者曰今草。”草书之特征有二：—简化，二连绵）。尉律（廷尉之法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讽，背文也；籀，紬绎理解之意。讽籀者谓讽诵理解也。有人说：籀书九千文，是用籀文所写之文长达九千字，也通）；又以八体试之（试用秦之八体使之书写之）。郡移太史并课（并试），最者（成绩最优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以法纠有罪也）之（这两句意思是：吏民上书，书写如不合规格者，即举而纠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文字之学谓之小学者）不修，莫达（明白）其说（文字构形之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谓李斯所作仓颉篇之说解。读，即说解）者，张敞从受之（从之受业）；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馀人令说文字未央廷（未央宫）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采，采取，采取会议讲学讨论之结果）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亡新，指王莽。摄，摄政，指王莽代汉自立），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大司空，官名。甄丰，人名）之部。自以为应制作（谓应王莽之命而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壁中书，以古文出于壁中故谓之璧中书。晋人谓之蝌蚪文，则以周时古文头粗尾细，有似蝌蚪之故），鲁恭王坏孔子屋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不可之意）版复见远流（此言虽不可再见远古文字之流变，然其构字之详尚可说明），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大加非议），以为好奇者也，故诡（变也）更正文，乡（向，先前）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常行，通行之书，即指隶书），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言依秦隶书之形体牵强解字释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曲也，误也）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诃之假借字，斥责也）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翫（wàn，玩弄）其所习（指隶书），蔽（不明之意）所希（稀）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谓构字之条例），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通达）圣人之微恉（恉，意也）。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言学童承师之教告，而俗儒鄙夫因后世有“君命曰诏”之义，因说“仓颉篇”为古帝所作），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古代的记载）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xié，同邪，不正也）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经传子史）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博，广也；通人，学识渊博的专家），至于小大，信而有证（信、可信也。证、证据也）。稽撰（稽，稽考；譔，诠釋）其说，将以理（解释）群类（字类），解廖误，晓学者，达神恉（深奥之旨，此谓文字结构之神妙意义）。分别部居（部类），不相杂厕（置也，放置）。万物咸覩（睹），靡不（无不）兼载（尽记也）。厥（其也，代词）宜不昭（昭，明也），爰明以谕（谕，告也）。其称（称，举也，犹今言征引，引证）《易》，孟氏，《书》；《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阙，即缺；阙如，即阙略不言之意）也。

译文：

古代庖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上则观察星象于天，下则观察现象于地，又看到乌兽的纹理和地理的形状，近则取法于身，远则取象于物，于是开始作了八卦，用它来表示法定的图象。至神农时代，用结绳的办法记录事物，诸事繁杂，饰伪的事情不断发生。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乌兽足迹，知道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始创造了文字。“百官以乂，万民以察，大概取象于分别，”“分别了，扬于王庭，”这就是说，文字是在王者朝廷里宣教明化的，是百官用以对下布施教化，增修德行，明白禁忌的。仓颉在开始创造文字的时候，大抵是依照事物的形象画出它们的图形，所以叫做“文”。后来形旁声旁相互结合就叫做“字”。“文”是表示事物的本然现象，“字”就是由文孳生出来而逐渐增多的。写在竹帛上的叫做“书”，“书”就是“如”的意思。到了五帝三王的时代，文字逐渐改变成不同形体。在泰山祭天地的有很多朝代，使用的文字竟然没有相同的呢。

周朝的制度，儿童八岁入小学，保氏先用“六书”来教育王室的子弟。第一种叫做指事。所谓指事，就是一见就可以认识，细致观察就可以了解它的意义，＝＝(上下)二字就是这样。第二种叫做象形。所谓象形，就是画成那个东西，随着它的形体而曲折，日、月二字就是这样。第三种叫做形声。所谓形声，就是根据事物造字，再取一个近似的声符配合而成，江、河二字就是这样。第四种叫做会意。所谓会意，就是组合两个以上的字，表示一个新的意义，武、信二字就是这样。第五种叫做转注。所谓转注，就是说造这种文字要统一部首，用一个同义的字展转注释，老考的关系就是这样。第六种叫做假借。所谓假借就是本来没有这个字，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示这个概念，令、长二字就是这样。到周宣王的时候，太史官名叫籀的作大篆十五篇，跟古文稍有不同。直到孔子编写六经，左丘明写春秋传，都用古文，字的意义还能够说明。此后，各国诸侯互相征伐，不服从周天子，他们讨厌礼乐妨害自己，于是都废弃旧时的典章书籍。当时天下分为七国，各国田亩划分的制度不同，车路轨道的宽窄不同，法律制度不同，衣冠形式不同，语言的声音不同，文字的形体也不同。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丞相李斯就上书建议把这些混乱现象统—起来，废除那些跟秦朝文字不同的书写形式。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都是取史籀大篆，或者稍微进行一些改变或简化，这就是所说的小篆。这个时候，秦王朝烧毁了经书，废除了过去的典籍，大量发动隶卒，兴起役戍，行政事务，监狱案件一天天繁杂起来，开始产生隶书，以求简便，于是古文使从此不用了。自此以后秦国文字有八种体式：一叫大篆，二叫小篆，三叫刻符，四叫虫书，五叫摹印，六叫署书，七叫殳书，八叫隶书。汉朝初年，出现了草书。廷尉的法律规定：学童十七岁以上才得应考，能讽诵理解九千宇的文章才能允当史官；同时也要考秦代八体的写法。地方送到朝廷去会试，成绩最好的录取为尚书史。书写有不正确的就检举处分他。现在虽然还有廷尉的法令，可是不考试了，小学也不讲求，一般人早就不懂得文字的道理了。孝宣皇帝的时候，召集了精通《仓颉篇》的人，派张敞跟他学习；此外，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够讲授文字的知识。孝平皇帝的时候，征聘爰礼等百多人，在未央宫中讲述文字，封爰礼作小学博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集他们所讲的编成《训纂篇》。合计《仓颉篇》到《训纂篇》共十四篇，合计五千三百四十字，各书所记载的文字大致都保存着。到王莽摄政的时候，派大司空甄丰等人校正文字。甄丰自以为奉命而作，对古文有些改定。当时有六书：第—种叫做古文，就是从孔壁中得到的文字。第二种叫做奇字，就是古文的异体。第三种叫做篆书，就是小篆。第四种叫做左书，就是秦时的隶书，秦始皇命令下杜人程邈所作的。第五种叫做缪篆，是用来摹刻印章的字体。第六种叫做鸟虫书，是用来写在旗帜或符节上的。

壁中书，就是指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住宅而得到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有北平侯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各地又往往在地里挖掘出钟鼎彝器，上面的铭文就是前代的古文，它们的字体都相类似。虽然不能从这些材料看出文字的流变，但是造字详情还是可以大致说明的。然而当时的一些人对于这些古文，大加非议，认为这是好奇立异，故意变更正规文字，向着孔壁凭空虚构一些难以认识的东西，淆乱通行的文字来炫耀自己。太学的学生都争着解说文字，阐明经义，妄称秦朝的隶书就是仓颉时代的文字。他们说，文字是世代相传的，怎么会改变呢？竞歪曲地说：“马头人”是“長”字，“人持十”是“斗”字，“虫”字是弯曲“中”字而成的。掌管法律的人说明法律，甚至根据隶书的字形判决案件，把“苛人受钱”的“苛”字说成“止句”，类似这种情况还很多。这些都同孔于壁中的古文不合，也不合于大篆。可是庸夫俗子玩弄他们的所学，不明了他们所少见的东西，没有看到宏通的学者，也没有明白文字的条例，把旧艺当作怪异，把野言当成宝贝，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是非常奥妙的东西，认为自己透彻地领会了圣人的深意。他们又看到仓颉篇中有“幼子承诏”这句话，就说仓颉篇是古代帝王所作的，这里面还记载着神仙的法术哩！这样迷误不明，难道不是悖乱吗！

《尚书》说：“余想观看古人之象”，这就是说，必须遵守古代的记载，不应穿凿附会。孔子说：“我还看到过古史上的阙文，现在没有了啊！”这就是批评不懂不问，各逞己见，是非无定，巧言邪说，使天下学者疑惑的那些人。文字是经艺的基础，也是政治的基础，前人用它，将文化传给后人，后人用它认识古代文化。所以说：“基本建立了，其它事物才能产生”，“知道天下的深奥道理就不可错乱。”我现在编次小篆和古文籀文，广泛地采取通人的意见，至于各种解释，都是可信而有证据的。稽考诠释那些解说，目的在于拿它解释文字，剖析错误，告诉读者通达文字构造的深意。分别部类排列，不使杂乱。在这里，万事万物都可以看到，没有什么遗漏。那些意义不明的就清楚地加以说明。书中所引《周易》是孟氏本；《尚书》是孔氏本；《诗经》是毛氏本；《礼经》、《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都是古文经。至于那些还不清楚的，只好阙而不解了。

第二篇：说文解字序

《说文解字序》中关于文字起源的论述

我将在下文里总结，并结合地下出土资料发现，评述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有关中国文字起源和发展的观点。

首先，许慎在序中讲文字的起源归结为一下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庖犧氏作八卦。

《说文序》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许慎将此列为文字起源的第一阶段。在此前，虽在《淮南子》《易》《尚书序》中均对庖犧作八卦有提及，但并没有将其与文字的起源联系在一起。

那么许慎的说法是否可靠呢？

八卦与文字的相关性首先在于，它们都是一种表达意义的书面符号系统。八卦演变下去，如在西汉《焦氏易林》中，演变出4096卦，其实便可看作为4096个“文字”。

在传世铭文材料中见于昭王时安州六器之一的中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后在安阳四盘磨卜骨，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卜骨、岐山凤雏西周遗址卜骨上发现一种“奇文”，加上其他青铜鼎上的文字，共计有32个。

张政良认为这些文字是八卦系统的卦象。

八卦的用途远不止占卜，这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它还可用作族徽。族徽是象形的，它还不是成熟的文字，但是无疑对象形字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一种表示数字（指事符号）的八卦。

所以说，许慎把八卦与纳入文字萌芽范围的叙述并不是无稽之谈。他早已意识到八卦是一套表意符号。

2、第二阶段：神农结绳。

《说文序》云：“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 这里许慎的说法也许是受到《老子》《庄子》中关于此的记述。关于结绳，我们找不到直接相关的考古遗存，但是人类学资料和其他考古证据表明，在文字出现之前，结绳是人们用来记录的普遍方法。如云南景颇族出行并配长刀，就利用刀柄上的穗子打结，以计算日程。

新石器时期以来的陶器刻画资料上出现的许多的文字都有着结绳的痕迹，如金文中的“卖”字。

3、第三阶段：仓颉造字。

“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明）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此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君守》里有“仓颉作书，后稷作稼。”《荀子》《韩非子》也有记载。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仓颉“生而见鸟迹，知着书”。

所谓“初造书契”有两种解释：一是书、契分开，即仓颉创造了文字和契刻两种记事方法。二是连读，即仓颉创造了“书契”这种方法。青海柳弯原始社会



墓地出土的马场类型陶器上，发现了一批刻画符号。大多是用作记事、记数和通讯的，可视为“书”“契”并存的证据。

一些汉代简牍上的文字，其中有一块上书：“二日令口口守卒口十四木”。说文《周儒》和汉儒介绍的古代“书契”是真实的。

4、第四阶段：三王五帝阶段。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关于这一说的记载十分丰富，但是没有具体的考古史料来支持。许慎之所以这样提出是根据历史进化观点而言的。他意识到从黄帝初造书契到周宣王大篆、左氏古文，中间必定有一个过程，就是三王五帝的过程。但由于没有丰富的史料支持，他只能笼统地说“改易殊体”。

因此他的某些假设可能和事实相符合，但是不能避免因缺乏史料而造成的失误。

许慎在序中的态度还是比较严谨的，对于无法确定的东西他并没有赘述。这里许慎主要是吸收、整理了前人对于文字起源的很多看法，也包含一些自己的见解，但又受到了时代的局限，毕竟当时的考古资料很单薄。

其实真正的文字起源，我认为应当还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创造的，因而仓颉造字等说法比较荒谬，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的，但是由某一人将这些文字统筹、收集起来，形成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应当是可靠的，只是这个人是不是仓颉，尚无法确定。

尽管关于文字起源中的人物、故事并不一定真实存在，但依据在上文中我所列举的资料看，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汉字的发展的确经历了这些阶段。基本上除却最后三王五帝的阶段，尚无确切资料可考外，其他情况我们都找得到资料来支持。八卦、结绳、书契，本就是人们用以互相传达意图的，许慎对于这些过程的总结应是可靠的。

《说文解字序》一步步地进行论述，使得我们对于文字的历史一目明了，最主要的是他认为语言文字是发展的，变化的。关于《说文解字》的写作目的。许慎说得很明白：“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





第三篇：东阳马生序原文及翻译

东阳马生序这篇文章意在勉励当时的太学生要刻苦读书，看看下面的相关文章的翻译吧！

东阳马生序原文及翻译

原文：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辩，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

译文：

我小时候就爱好读书。（因为）家里贫穷，（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书来看，就常常向藏书的人家去借，亲手自己用笔抄写，计算着约定的日期按期归还。天非常寒冷的时候，砚池里的墨汁结成坚硬的冰，手指（冻得）不能弯曲和伸直，也不敢放松抄书。抄写完毕，跑着赶快还书，不敢稍微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人家都愿意把书借给我，我也因此能够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成年以后，我更加仰慕圣贤的学说，又担心没有学问渊博的老师可以相互交往（请教），曾经跑到百里以外，拿着经书向同乡有名望的前辈请教。前辈德高望重，向他请教的学生挤满了他的屋子，他从来没有把言辞放委婉些，把脸色放温和些。我站着陪伴在他旁边，提出疑难，询问道理，弯下身子侧着耳朵向他请教；有时遇到他大声斥责，（我的）表情更加恭顺，礼节更加周到，不敢说一句话来辩解；等到他高兴了，就又向他请教。所以我虽然愚笨，但最终还是能够获得知识。当我跟老师学习的时候，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走在深山大谷里，深冬季节，刮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几尺深的积雪，脚上的皮肤因寒冷干燥而开裂却不知道。到了学舍，四肢冻僵得不能动弹，服侍的人用热水浇洗（我的手脚），用被子给我盖上，很久才暖和过来。住在旅馆里，主人每天（只给我）两顿饭吃，没有新鲜肥美味道好的食物可以享受。同屋住的同学，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红缨珠宝装饰的帽子，腰上挂着白玉环，左边佩着刀，右边挂着香袋，（浑身）光彩照人好像神仙一样；我却穿着破旧的衣服，生活在他们当中，一点也没有羡慕的意思，因为心中有足以快乐的事，不觉得吃的穿的比不上其他的人了。我求学时的勤恳和艰辛大概就是这样。现在我虽年纪老，而且没有什么成就，但所幸还得以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中，承受着天子的恩宠荣耀，追随在公卿之后，每天陪侍着皇上，听候询问，天底下也不适当地称颂自己的姓名，更何况才能超过我的人呢？现在学生们在太学中学习，朝廷每天供给膳食，父母每年都赠给冬天的皮衣和夏天的葛衣，没有冻饿的忧虑了；坐在大厦之下诵读经书，没有奔走的劳苦了；有司业和博士当他们的老师，没有询问而不告诉，求教而无所收获的了；凡是所应该具备的书籍，都集中在这里，不必再像我这样用手抄录，从别人处借来然后才能看到了。他们中如果学业有所不精通，品德有所未养成的，如果不是天赋、资质低下，就是用心不如我这样专一，难道可以说是别人的过错吗！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中已学习二年了，同辈人很称赞他的德行。我到京师朝见皇帝时，马生以同乡晚辈的身份拜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作为礼物，文辞很顺畅通达，同他论辩，言语温和而态度谦恭。他自己说少年时对于学习很用心、刻苦，这可以称作善于学习者吧！他将要回家拜见父母双亲，我特地将自己治学的艰难告诉他。如果说我勉励同乡努力学习，则是我的志意；如果诋毁我夸耀自己遭遇之好而在同乡前骄傲，难道是了解我吗！

第四篇：章太炎：说文解字序讲稿

王乘六 等记录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

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说文》九千字，小篆杂以古籀。何以偏主小篆，不专以古籀为主？盖古文笔画淆乱，不能尽以六书解说，而籀文十五篇，已亡其六也。居今而言，八卦与文字未必有关，其所以首举八卦者，大抵初造之文，有若干字取诸卦象。三（坤三断）为水，益字从之。三（离中断）为火，古之火字作口。三（乾三连）为气，天积气也。气作口，义与天同。三（坤三断）为州，汉人书坤作川，地之大者，无逾九州，故州字重川而书作州（篆文）。其余震、兑、艮、巽，不与初文有关。盖造字时去取各有宜耳。

勤按，蕲春黄侃先生曰：八卦为有限之符号，文字则为无限之符号，以八卦为文字起原，似也。至于结绳之用，较之八卦，又稍灵活，究不足以应变，能应变者，端推文字。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段氏曰，其同綦，犹极也。繁，古作緐。）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段氏曰，分理犹文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段氏曰，乂，治也。）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明］忌也。（段氏曰，能文者则禄加之，律己则贵德不贵文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後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段注，如其事物之状。）以讫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契”者，刻画作凭信也。古人造字，本以记姓名，立券契。尔时人事简单，人我所需，惟此而已。《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之言：“书足以记姓名而已。”语本非谬。其后人事愈繁，文字之用乃广，行文立言，皆后起之事也。仓颉初造之文，为独体象形与独体指事。指事者，象形之广义也。若两文合而成字者，非会意，即形声，仓颉时尚未有此。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者，“字”，叔重训乳，乳即产生之意。《易·屯》：“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此字之本义也。文本无多，两文相合，孳乳日益，遂名曰字。或谓字之一言，春秋时尚无其称。《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仪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名者，今所谓字也。或曰书，或曰文，于古未有言字者，称字殆自秦始。此语不然。古人幼名冠字，字之云者，谓由名孳生之别名耳。秦以前人，已有名复有字，何得谓为始于秦哉？古文变化綦多，“封于泰山”二语，本诸《管

子》、《韩诗外传》，事证不详，理或然耳。

勤按，蕲春黄侃先生曰：文字之生，必以寖渐，约定俗成，众所公仞（古认字），然后行之而无阂。窃意邃古之初，已有文字，时代緜邈，屡经变更，壤地亻瓜离（勤按，亻瓜，左右结构，音夸，不正也），复难齐一。至黄帝代炎，如一方夏，史官制定文字，亦如周之有史籀、秦之有李斯。然则仓颉作书云者，宜同鲧作城郭之例，非必前之所无，忽然剙造，乃名为作也。荀子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今本此说，以为文字远起于古初，而仓颉仍无嫌于作字。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託事，令、长是也。

小学者，儿童识字之学也。六书者，古人造字之法也。宇宙万汇，有可以指其事而为文者，上、下之类是也。有可以象其形而为文者，日、月之类是也。然象形、指事，可施于名物者多，可施于动作者少，于是乃有形声、会意之例。止戈为武，止戈者止人之戈也，语本楚庄王谓禁暴戢兵方谓之武。然此恐是一时美谈，未合初义。《书·牧誓》：“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今“步伐”二字，人人沿用，窃意“武”之云者，会步伐之意而已。止者步省，戈者伐省，军令森严，步伐整齐，此所谓武矣。叔重袭楚庄王之意，沿用古训，不取异说，故云然耳。人言为信，《三体石经》信作（千言，左右结构），从千不从人。千人之言必可信，十口相传谓之古，意义正同。千之古音如人，则信、（千言）二字皆会意而兼形声矣。转注、假借，异说最多。余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者，兼以音义言之，考之与老，义既匪二，音复相近，此所谓转注也。未造字时，先有语言，方音有殊，名义则一，其音或双声相转，或叠韵相移，则为更制一字，字形虽异而音义大同，虽二字，实本一字，此转注之义也。“本无其字，依声託事”者，谓造长短之长，不造长幼之长；造命令之令，不造县令之令。县令发令于众，长者长于幼小，号令之令，长人之长，即托于命令、长短之字以行也。自段氏以同声通用释假借，其义乃泛。信如其说，古人制拼音之字足矣，何必如此繁琐哉？且文字之用，本以治万民察百官，广同音通用之道，势必纠错纷纭，不可究诘，百官乃不得治，万民乃不得察，适足增治丝之棼耳。揆其初意，盖以经典相承，文有音讹，不敢指斥其非，故造同音通用之说饰之。自汉以来久有此说，而不可以解六书之假借。余谓假借云者，意相引申，音相切合，义虽稍变，不为更制一字，如令、长之类，托其事于命令之令、长短之长，引申其义，不别为一字，然后文字不至过繁。此与转注之例，相为正负，乃文字繁省之大法也。

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

可得而说。

造文字者仓颉也，正文字者史籀也。史籀大篆十五篇，至叔重时，仅存九篇。古文沿袭多讹乱，不尽可以六书解。籀文则字字可以六书解。（今《三体石经》之古文，为叔重书所不收者，亦有可以六书解者，然不甚多。若大篆几无字不可以六书解。）盖文字沿用既久，势必日趋谬误。是正文字者，后有李斯，前有史籀。古文笔画既少，结体亦不方正。大篆改之，为之增加笔画，笔画重叠，则不易混淆，此史籀之苦心，《石鼓文》在，可证也。孔子、左氏，后于史籀，史籀为王朝太史，是正文字之后，后人应奉为准则。而复沿用古文者，六经中易、书、礼、诗，诗除国风外，均史籀前书，流行民间，为日已久，史籀不及改也。又封建时政治不能统一，史籀之力，仅及王畿千里，故其文不甚行于关东。且作书者畏大篆之繁重，故依古文以省时间耳。叔重尊壁中书，故曰其意可得而说，实不可尽说也。

其後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滌除旧典，大發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

此绝矣。

七国文字，与春秋不同，然无特异之名，今亦不可知。（《凡将》、《训纂》，或有七国时字。）文字异形，淆惑自生。秦既并天下，同文之举，自不容缓。李斯等所作《仓颉篇》，今所谓小篆也。小篆之前，秦所用皆大篆。秦本周地，史籀造大篆，不行于关东，而行于关内。秦器《（弔皿，上下结构）和钟》，文字方正，略同大篆，可证也。其后秦尊视大篆，依倚以成小篆。所谓“省改”者，以大篆太繁，故略有省改耳。秦以法治，事须明白，古文易乱，不得不废。废古文，以其背法治，焚诗书，以其易立异，意正同也。然仍有用古文者，秦碑“及”作“乁”，二十六年，二十作“廿”，皆古文也。《峄山碑》，“口，戈十，上下结构”从十不从甲（篆文）。十，甲（篆文）古文也。可知秦亦有时用古文。盖碑版美观，用意不同耳。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

隶书。

张怀瓘《书断》，引《吕氏春秋》“仓颉作大篆”，今《吕氏春秋》无此语，或古文亦称大篆，事未可知。刻符文字，今于汉铜虎符见之，字体并无稍异。虫书即所谓鸟篆，摹印者，刻玺之文。宋人摹秦玺文，见薛尚功《钟鼎款识》，字体甚奇，书于旗帜者亦然。盖摹印与虫书互相混用也。署书所以题榜，殳书所以书觚，汉瓦当文，随圆势而结体，亦其意也。刻符殳书，字体不变。虫书摹印，加以花纹，为之不易，故别立门目耳。秦隶今难见，即西汉人隶书亦难见。汉碑八分有波磔。东汉初年石刻，笔势似篆，全无波磔。与夫秦权秦量所刻，笔势似篆而笔画减省者，殆皆所谓秦隶矣。

汉兴，有草书。

草书之原甚早，不始于汉。《论语·宪问》：“裨谌草创之。”《史记·屈原列传》：“屈平属草稿未定。”疑古人已有，惟不立专名耳。“二十”并作“廿”，笔画连缀；“旅”古文本作“口”，而“口”又变作“口”，亦取其本不连

者而连之，是皆草书之滥觞也。

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尉律”者，廷尉所守之法律也。“讽籀书九千字”，孙渊如谓籀书有九千字，许书九千字皆籀文，然《仓颉篇》小篆仅三千字，焉得籀文有九千字哉？段氏训籀为读，义亦未谛。《说文》：“讽，诵也。”讽籀书九千字者，取九千字之成文，以籀文书之，令受试学童，读而诵之耳。尉律虽定于萧何，本多捃摭秦法。秦作小篆以前，籀文盛行，及后焚书，而官书固在，故令学童诵之以观其习识籀文与否。逮及汉初，去秦未远，故犹以此为考试之标准也。《汉书·艺文志》，但言讽书而无籀字，盖时至汉季已渐变旧制矣。

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徵礼等百馀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

制作，颇改定古文。

孝宣去李斯作《仓颉篇》时，未及二百年，失其传授，已不能读，可知识字须有传授矣。汉初，六国遗老尚存，通古文者犹多。秦焚书时，高祖已四十馀岁，应识古文。娄敬、陆贾、叔孙通辈，亦皆生焚书之前，其所证引，皆系古文。且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皆用古文，欲传其学，非识其字不可，故汉初人识古文者犹多。《汉书》：“《左氏》多古字古言。贾谊为作训诂，谊之学，受之张苍。”然其在汉京之日，不过一年，如字字须苍亲授，恐《左传》十八万字，非一年之功所能为力，是知谊本自识古文，苍所教者，大义而已。又《史记·封禅书》：“上有古铜器，李少君以为齐桓公器，按之果然。”又《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可知当时识古文者尚众。宣帝时，故老云亡，书亦渐改为汉隶，故识古文者绝少，乃并《仓颉篇》而不能读。小学日衰，于是张敞、扬雄之伦，始以识字著矣。

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奇字为秦八体所无。莽时刘棻从扬雄学奇字，不知扬何所受？今许书载四奇字：口，无篆文（无）、口，涿篆文（涿）、口，仓篆文（仓）、口，人篆文（人）是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燿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諠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啚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埶（艺）［势］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祕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

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叔重依壁中书录古文，其所不录而存于今《三体石经》尚多。叔重说解文字，一以六书为准。古文淆乱，实有不能下笔者，故不能尽录也。又古文一字数体，故钟鼎与《三体石经》，往往歧异，云“皆自相似”者，亦概略之辞。钟鼎刻画，义取美观，字体正否，在所不计，亦如李斯作小篆，而所书碑石往往自乱其例。史籀作大篆，而自书《石鼓文》，亦不尽合六书。良以石刻本是美术，故不求字字审正尔。叔重考正文字，主于绳纠愆谬，故吐词不得不严。其实可免纠弹者，唯籀文而已。壁中经实亦有误，以尊古故。不得不为掩饰，鼎彜愈可知已。“常行”者谓隶书，“诸生”者谓太学诸生。“斗”，汉隶作“什”，故曰“人持十为斗”。“苛”读如“诃”，故曰“苛之字止句也”。东汉诸儒，如此说解者多，具于纬书中。此段言东汉时人尊信隶书反对古文之状，然亦非时人之有意为是也。东汉人疏于史学，以汉律为皋陶作（见《论衡》），以《仓颉篇》为仓颉作，此类甚众。其信隶书为仓颉时书，亦无足怪，如无许书，妄说不知何底。许之功顾不伟哉！勤按，蕲春黄侃先生曰：六书条例，为中国一切字所因循，不仅施于古文籀篆而已。汉世俗书渐众，故其释字形，亦不本于古。自许君所举诸生廷尉谬说之外，如以货泉为白水真人，以卯金刀为劉，以日月为易，以千里草为董，以乙力土为地，以白下羊为皋，皆其类也。以造字正义衡之，固为谬妄，察其离析之法，亦自合于解字之理，是诸字者，亦此曹意中之会意字也。自是以后，文武为斌，不可为叵，樊然淆乱，日

有所增，而皆不能违六书之例。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

“阙文”者，别国之赴告，音义不明，不能强解，故阙之也。孔子晚年，见史官强不知之字以为知，故叹伤之。自古文字变更，本难全识，虽圣如孔子，亦未必尽识古文。不知不问，任用己私，妄加断议，此乃无根之谈，学者所宜屏绝。自许书之后，有《字林》，有《玉篇》，有《类篇》，承学之士，依以为准，不敢妄说。宋人侈谈钟鼎，即有“不知不问，任用己私”之病。夫钟鼎在汉时，去古未远，犹可什识七八。其入土至北宋而出者，相距约一千二三百年，以一千二三百年不传之学，而宋人忽妄云识之，乌可信哉！是故钟鼎释文，从来无一可据者。余谓今日观钟鼎款识者，当如外国人听中国戏，取其节奏之美而已，不复知为何语也。若外人强欲解释中土戏曲，虽十人十异，必无一人能得其真意者。何者？其语不经传授，则解之为妄也。薛尚功以钟鼎作法帖，认为美术之一，此最为有识者；若其解说文字，亦与外国人强解中国戏曲等耳！近代人又好谈甲骨，甲骨真伪更不可知，即以为真，从而释之，其弊与侈谈钟鼎何异？观叔重言“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则知宋以来之穿凿者，皆无当于文字之学也。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譔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叔重之学，受之贾逵，逵之前尚有杜林诸人，由此远溯，更有张敞，以逮汉初诸公，以故九千字之说解，非叔重妄断。文字之学，非传授不可知，不用传授，人逞己私，则适为淆乱耳。叔重之书，异于是也。“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者，所以正《仓颉》、《凡将》之杂乱也。

向来谓《说文》以小篆为本。咸同间，郑子尹以为《说文》所录皆古籀，以篆文之笔势，写古籀之字体。其说之谬，与孙渊如等。所以不取古籀为本者：一，古文行于人间者，广狭不能定，多寡不可知，未可据以为本；二，古文笔画紊乱，不可绳以六书；三，籀文虽可以六书解析，字亦有定，然文阙六篇，故亦未可据以为本也。然第一字亦非定用小篆，如古文籀文均有，则第一字即古文籀文矣。要之，《说文》录字兼采古籀小篆，并及汉世新造之字。如“鄯”字霍光所造，定非小篆。又如“汉”之古文今本作“氵或大（左右结构，或上大下）”，以汉为大国，恐亦汉人所造，非真古文，不然则是转写乱之也。

许书无一字无来历，所谓“博采通人”，通人亦有传授，非自造也。然其间亦有难信者，如糞之上从米（米字头向右加一撇），官溥以为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此说不知何据。米本辨字（勤按，悉字即从米），古人或借作大小便之便尔。以故通人中亦有不可信者，惟大致不谬耳。《史籀篇》、《仓颉篇》四字为句。《凡将》、《急就》或七字，或三字。后之《千字文》，亦成句协韵。小学教学僮，本当如此，皆取其易于上口也。许书“分别部居”，与诸书不同，盖以辨六书，明构造，体例不得不异。今人通称研究许书者曰小学家，而大学学生，尽有不通小学者，岂徒大学生，即昔之翰苑侍从，不通小学者亦甚多。盖古时小学，教人识字，以当时之文字为本。今小篆变而为楷书，古之小学，反须大学研究，亦无足怪。且许氏书本与小学不同，其书可观不可读，《史籀》、《仓颉》外别树一帜。故论小学之正，仍以《史籀》、《仓颉篇》为合。唯解明古书，非《说文》不可。其书至今不废。而《史籀》、《仓颉》，不存于今者，人谓《急就》以写章草，许书以刻印章，故皆得保存，恐亦未然。《仓颉篇》亦可刻印，何以被废哉？许书所以不废者，人之求智，不肯自域，识字之后，进而明其构造，不得不求之于

此，此所以传习至今也。

今人反对许书者，多以钟鼎、骨甲为辞，不知叔重去古籀通行之时，仅二三百年，师师传授，信而有征。而钟鼎文字，近代最先讲解者为欧阳永叔之《集古录》，欧阳于篆书未能精理，杨南仲、章友直、刘原父助之成书。杨识小篆，《嘉祐石经》，即其手书，然许书以外之古字，断断不能尽识。章亦略明小学，许书之外，究亦无从知也。刘于文字之学本疏。以此言之，《集古录》之所释其字未见《说文》者，皆不可据。其后吕大临《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王俅《啸堂集古录》，皆宋人集录钟鼎完具之书，然其解释文字，大抵望气而知，如今人看油画然，笔画多少，不暇问也。清人略变其法，往往以六书分析，要亦无所依据。夫字必先识音、义而后可解以六书；非先讲六书构造，然后识其音、义也。许书次第，先释字义，次言从某从某，明构造须在识字义后。如不识字义，先以六书解之，以此作彼，何尝不可？且如“元”训“始”也，从一从兀声，今若未识其字，改云：从二从人，与仁同意，亦何不可？就使竟以“元”为“仁”字，亦何不可哉！“患”从串声，董仲舒《春秋繁露》，谓“一中为忠，二中为患”，仲舒不识“串”字，以为“二中”。凡先言六书构造而后定其字义者，皆此类也。故凭六书以识字，或为甲，或为乙，人各不同，病如摸象。此讲钟鼎者所以自宋至今二三十家无一同也。求学之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得强不知以为知。如学外国语然，设无传授，何从而知之乎！金石刻画，本美术之事，笔画不必审正。上述史籀、李斯事，义已明矣。以故钟鼎自钟鼎，许书自许书，不得因许有征引，强以相盖。又岂得信今人之妄谈，而遽生诋

议哉！

按，本文转录自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说文原序以蓝色字体标明。个别篆书不能显示，用红框标出，亦不妨好学之士深求也。

第五篇：送东阳马生序原文及翻译

送东阳马生序原文及翻译

余幼时即嗜（shì）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fú）之怠（dài）。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jiǎ)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guàn），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qū）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chì）咄（duō），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sì）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当余之从师也，负箧（qiè）曳(yè)屣(xǐ)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jūn）裂而不知。至舍（shè），四支僵劲（jìng，多音字）不能动，媵（yìng）人持汤沃灌，以衾(qīn)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sì），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shè）生皆被（pī)绮(qǐ)绣，戴朱缨(yīng)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xiù)，烨(yè)然若神人；余则缊（yùn）袍敝（bì）衣处（chǔ）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lǐn)稍（shao）之供（gōng），父母岁有裘葛之遗(wèi)，无冻馁(něi)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yè）余，撰（zhuàn）长书以为贽（zhì），辞甚畅达，与之论辨，言和（huó）

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选自《文宪集》 译文：

我年幼时就爱学习。因为家中贫穷，无法买书来看，常向藏书的人家求借，亲手抄录，约定日期送还。天气酷寒时，砚池中的水冻成了坚冰，手指不能屈伸，我仍不懈怠。抄写完后，赶快送还人家，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人们大多肯将书借给我，我因而得以看遍许多书籍。到了成年时，愈加仰慕圣贤的学说，又担心不能与学识渊博的老师和名人交游，曾往百里之外，手拿着经书向同乡前辈求教。前辈道德高，名望大，门人学生挤满了他的房间，他的言辞和态度从未稍有委婉。我站着陪侍在他左右，提出疑难，询问道理，低身侧耳向他请教；有时遭到他的训斥，表情更为恭敬，礼貌更为周到，不敢答覆一句话；等到他高兴时，就又向他请教。所以我虽然愚钝，最终还是得到不少教益。

当我寻师时，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行走在深山大谷之中，严冬寒风凛冽，大雪深达几尺，脚和皮肤受冻裂开都不知道。到学舍后，四肢冻僵了不能动弹，仆人给我灌下热水，用被子围盖身上，过了很久才暖和过来。住旅馆主人处，每天吃两顿饭，没有新鲜肥嫩的美味享受。同学舍的求学者都穿着锦绣衣服，戴着穿有珠穗、饰有珍宝的帽子，腰间挂着白玉环，左边佩戴着刀，右边备有香囊，光彩鲜明，如同神人；我则穿着破旧的衣袍处于他们之间，毫无羡慕的

念头。因为心中有足以使自己高兴的事，并不觉得吃穿的享受不如人家。我的勤劳和艰辛就是这样。现在我虽已年老，没有什么成就，但所幸还得以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中，承受着天子的恩宠荣耀，追随在公卿之后，每天陪侍着皇上，听候询问，天底下也不适当地称颂自己的姓名，更何况才能超过我的人呢？ 现在学生们在太学中学习，朝廷每天供给膳食，父母每年都赠给冬天的皮衣和夏天的葛衣，没有冻饿的忧虑了；坐在大厦之下诵读经书，没有奔走的劳苦了；有司业和博士当他们的老师，没有询问而不告诉，求教而无所收获的了；凡是所应该具备的书籍，都集中在这里，不必再像我这样用手抄录，从别人处借来然后才能看到了。他们中如果学业有所不精通，品德有所未养成的，如果不是天赋、资质低下，就是用心不如我这样专一，难道可以说是别人的过错吗！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中已学习二年了，同辈人很称赞他的德行。我到京师朝见皇帝时，马生以同乡晚辈的身份拜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作为礼物，文辞很顺畅通达，同他论辩，言语温和而态度谦恭。他自己说少年时对于学习很用心、刻苦，这可以称作善于学习者吧！他将要回家拜见父母双亲，我特地将自己治学的艰难告诉他。如果说我勉励同乡努力学习，则是我的志意；如果诋毁我夸耀自己遭遇之好而在同乡前骄傲，难道是了解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