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苏东坡传》有感
《苏东坡传》有感
苏东坡,又名苏轼,苏子瞻。著名的诗人,画家,书法家。
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家,一生是极其坎坷的。24岁时考取功名,先后在凤翔,杭州,徐州等地任职。他心系民众,所到之处,皆建树颇丰。他生性耿直,遇到不平事,总要说一说,“如蝇在喉,不吐不快”.作为一方父母官,视黎民百姓之幸福为己任,遭遇不良政法,势必提出异议。终究惹得小人嫉恨,遭遇陷害。他爱诗作诗,因此闻名,却也因此得祸。朝中奸臣无法找到苏东坡任职期间有何错处,只能在其诗中“挖掘”忤逆之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后被发配至黄州。
在皇帝驾崩之后,由皇太后摄政,被昭回京都,予以重用,一路直升至宰相。可他不是政治家,却身在政治漩涡中心,面对长久以来的清议弹劾,觉得无比烦累,自愿请辞至地方。又到杭州,他称之为“第二故乡”,开始大刀阔斧,建医院,修苏堤,清理河道。
看到终日不停的暴雨,他建议提前预备粮食,以防灾荒,然而,这又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建议没能被采纳,反倒为自己埋下祸根。灾难终究如期而至,许多地区,人民死亡半数。“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这位大诗人,除了感叹“呜呼,天下苍生,奈何!奈何!”,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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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去世之后,一个18岁的昏庸皇帝执政,一些被打压的奸佞小人,死灰复燃,重新回到朝野,开始大幅度的报复,多数忠臣都被归为“元祐派”,被降职贬谪,连一些死去的老臣都不放过,削官降爵,打压其后代。章惇甚至奏请皇帝给司马光挖棺鞭尸,并毁其《资治通鉴》。幸而,此次皇帝觉得太为过分,并未听信谗言。
当然,苏轼兄弟难免其黑手。苏东坡先被贬谪至广东惠州,发现他在广东生活甚好,又被流放至海南。海南当时还处于境外,苏东坡是唯一被发配境外的官员。那时的他已60多岁,海南气候闷热潮湿,缺衣少食,生活十分艰难。
苏东坡一生漂泊,有时舟车劳顿几个月,刚刚到一个新城市,还未休整踏实,又接到新的任命,匆忙上路,赶往下一发配地。好在他的才气人品,极为世人钦佩敬仰,所到之处,总有一些良善之士接济,总有一些文人知己陪伴,所以他并不孤寂,生活再困苦,也能把酒言欢,日子再艰难,也能吟诗高歌。
终于这位昏庸的哲宗皇帝只活到24岁,之后由其母亲皇太后摄政几个月,那些元祐老臣得以赦免,苏东坡才有机会返回本土。然而,在北返途中染上疾病,刚刚返回常州后,就结束了他颠沛流离,却也丰富多彩的一生。
苏东坡的一生多数时间都在朝为官,虽然他具备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但却不是政治家,因为他无心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他没有权倾天下的利欲熏心。他只是个一心为民的父母官,时时刻刻只想为民谋利,为民除害。他只是渴望自由的诗人,是心胸豁达的仙野道人,是童叟无欺的邻家老翁。他亦是百折不挠的斗士,刚正不阿的英雄。他是那个时代的伟人,亦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说到苏东坡,必绕不开王安石。小时教科书中提及王安石,只记得“政治家,王安石变法,青苗法”这些只言片语的概念,未曾想,他的影响如此“深远”.王安石是个怪人,不修边幅,生活自理能力差,但在政见上却极其自我。有人评价他坦率真诚,洁身自好,只是刚愎自用。为推行新政,凡是反对者,全部被撤职贬谪。他自身并没有想要权倾一方的功利之心,只是为了疆域辽阔的强国之梦,付出再多代价在所不惜。
王安石变法的影响主要在两方面,其一,由于青苗法贷款利息太高,各项苛捐杂税压力太重,致使民不聊生。有家不敢回,有谷不敢收,甚至出现横尸遍野之惨状。王安石死后多年,民众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遇歉年,忍饥挨饿;一是遇丰年,锒铛入狱。”其二,推行新政之时,多数人持反对意见,贤臣遭遇罢免之时,王安石启用了许多小人。小人一旦当权,后果十分严重。虽一度被打压,但“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在哲宗皇帝年间,先后被他们诬陷惩办官吏830人,辐射范围之广,其可耻可恨程度,令人发指。至徽宗年间,王安石新政仍在推行,罢黜流放的贤良忠臣,老的老,死的死,皇帝昏庸,小人当道,民间疾苦,无人体恤,直至最终,宋朝走向灭亡。王安石算不算是宋朝的罪人?
想来,苏东坡与王安石都是闻名于世,但他们于国,于民,于历史的意义,却是截然不同。
《苏东坡传》是十分丰厚的一本书。作者林语堂对相关资料考证详尽细致,这不只是关于苏东坡个人的传记,也是宋朝后期历史的综合呈现。与苏东坡相关的人物关系,社会背景描述细致入微,分析透彻深刻。而且,作者语言精炼优美,尤其许多景物描写,绘声绘色,仿佛身临其境,令人神往,读来真是一大享受。
第二篇:读《苏东坡传》有感
“众说纷纭皆无惧,好自为之独自清。”这大概可以概括苏家老大的一生吧。轻轻合上这本书,一句话突然从脑中闪现,挥之不去——东坡之后再无东坡。也许吧,看过这些古代文学家的传记,可能是因我读得不精,但真的只有他的诗词、事件在我脑海中余音绕梁、经久不散。
苏东坡富有才华,尤其在作词写诗方面。往大里讲,突破了词为“艳科”,拿不上大雅之堂的传统格局;往小里说,既可抒发“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婉约,还可以爆发“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放。
也许你不知道,苏东坡还是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作品有“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贴》;又是一名坚持己见的政客、一位发明了东坡肘子的“苏大厨”、一位瑜伽修炼者、一位好丈夫……
在经历了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心中抑郁悲愤,但当他注视格外皎洁的玉盘良久后,积攒已久的不满与无奈竟烟消云散,转变为一种骄傲,将夜景临摹得那样惟妙惟肖,到底是一汪清泉还是寺庙庭院,也令人分不明了。另外也不在意他人的讽刺,“莫听穿林打叶声”,那其实就是对身边纷扰话语的一种暗喻;写给他人的信中也到处透露着豁达,他曾对弟弟子由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可见即使得不到重用,为乐观的生活点燃的火焰也从未熄灭,且光芒四射。从中,我读出了一个真诚待人、豁达乐观的苏东坡。
苏东坡不藏着掖着,不矫揉造作。他的诗词散文,不管是否为即兴之作,大部分都是自然流露,顺应天性,从不刻意有所追求。他即使会因事而怒,但不太会因事恨人,就算是对某个人的'讽刺也是句句在实,少有污蔑和欺骗。他的诗句“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未尝不可体现。然而也正因为这份直白,他一直被挟在政治那黑色、不见底的漩涡之中,被贬数次。他呢,却自然而然地,在流放期间研其欲思之方,行其欲做之事,发其欲言之语,将那些营营苟苟的政治勾当远远撇开,自顾自地过上那身着竹杖芒鞋,“江海寄余生”的逍遥自在生活。
有些时候正直与真诚是挂钩的。他颇具对事不对人的处事原则。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宋哲宗命令苏轼代拟敕书。按说,被政敌打压数年之久,反攻的时刻终于来之不易地出现,本该拼尽全力偿还这几年的苦痛,令他也感受体味……但苏轼是苏轼,丝毫不以政见不同或是坑害过他公报私仇,反倒客观地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宿敌,说他本意是好的,所提出的政策在理论上行得通,本可以惠及民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少了些在现实中的实践。
苏东坡在天赋、真诚、乐观方面已然成为了代名词,但在慨叹“东坡之后再无东坡”的同时,我又不禁在想,是否某个时刻,会突然冒出来个“张东坡”、“王东坡”,将其代替?当然,这个念头,只是瞬间,然后我便摇头将其否定了。
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前有苏东坡,后怎可能再有来者!
第三篇:《苏东坡传》读后有感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东坡传》读后有感
林语堂著,张振玉译的《苏东坡传》展现了北宋的一大文豪“东坡居士”苏轼的曲折的一生,展现了一个天才的成长历程,更为读者展现了一位参透世事奥秘的传奇人物的心路历程,给读者面对困难和逆境带来了深刻的启示,为读者领略生命的本质与奥秘提供了思考方式,此外,由于林语堂先生是用英文写的《苏东坡传》,我想,这本书定能帮助国外的读者不仅更好地了解苏轼,而且更好地了解中国式智慧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苏轼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词人,散文家。他既有“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的大气磅礴的作品,又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柔和清新的笔墨,既有和僧人道士同游的欢快与放浪,又有做一方之父母官是为人民担忧的辛苦,此外还有“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率意洒脱之笔。苏东坡用一只生花妙笔描绘着自己的色彩斑斓的一生。
作为一名政客,他仕途不顺,但在被贬谪之际仍能淡然处之,为民谋利。在王安石强力推行变法时,他看到了变法的必要性及变法的合理性,但是他也看到了变法急于求成和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的弊端,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操之过急,更像是一次革命,强度过于激烈,必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拼死抵抗,而且变法在某些情况下并没有切合农村与农民的实际情况,而且由于王安石的过于自信及用人不当,变法是极难成功的。苏轼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当时变法一派的势力如日中天,他被认为是变法的反对者,名列“元祐党人碑”之首,后世永不得被朝廷录用。后来变法失败,守旧一派上台执政,废除一切新法,这种行为显然是十分愚蠢并且对国家有害的,所以为了大宋王朝的吏治民生,苏东坡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力陈新法之尚存可取之处,又为守旧党人所不容,仕途依旧坎坷,令人唏嘘不已。但是苏东坡就是苏东坡,而非寻常之人,他在杭州之时就修建湖堤,造福一方百姓,被贬于琼州之时,教书育人,大力发展当地的教育,使琼州的文化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可谓“功莫大焉”,也体现了他的务实与爱民如子。
苏东坡并没有局限于文学,他是一个兴趣广泛,在很多方面都有突出成就的人。比如他在佛理,道法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在《赤壁赋》中其“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观点包含佛教的世界观;在绘画方面,他也绝非等闲之辈,开创了文人画的先河;他也曾致力于在杭州和广州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他也曾与百姓共同劳动,一起耕耘,留下了“东坡肉”的美谈(也可以说是美食);在医学方面,他还研究草药,成为公认的权威······
林语堂先生似乎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的性格缺陷,及极狭小的心胸,我认为很有道理。正是因为他的性格上过于执拗,在他当权之时,几乎所有的事物都由他一人的意愿决定,正所谓“兼听则明”,而这位“拗相公”几乎不听,可以想象一下他的消息是有多么的闭塞,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忠正贤良和仗义执言的大臣都一个一个离他而去,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才不副位的爱对他俯首帖耳的小人,而有才华有思想的士大夫基本上都没有和他站在一起,一方面是因为“拗相公”的脾气和胸怀,另一方面是因为利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利益决定选边站的位置,反对派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王安石的新法严重触犯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才拼死抵抗的。而王安石并不仅仅是因为受到神宗皇帝的青睐就能够变法的,本质上变法是皇帝的工具,用以集中权力的工具,因为在他之前的皇帝给他留下了一大批能臣,比如韩琦,范仲淹之流,这些大臣有的是三朝元老,位高权重,可想而知当时刚刚即位的神宗皇帝难免会有权倾于下的担忧,正如他的祖先宋太祖曾经“杯酒释兵权”,神宗皇帝选择了在自己为太子之时就跟随自己的王安石,对当时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王安石委以重任,让他全力变法,其实在皇帝的眼中,王安石使他的一个有力的身边,替他驯服老臣,神宗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坚持推行新法20多年,瞅着机会,差点灭掉虎踞在赵宋王朝西北部的西夏,而他的权力,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变法,来自于王安石,王安石虽然性格执拗,毕竟在神宗身边那么多年,神宗的意思还是应该了然于胸的,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有他的戏。然而当时的苏轼年轻气盛又身在庐山之中,可能更多地是仗义执言据理力争,真是“拗相公”遇上了“拗相公”,“针尖对麦芒”,而王安石后面有皇帝,于是东坡就被贬了。好在随着时光的流逝,东坡也越来越豁达开朗,最后到了接近仙人的地步,也许王安石的存在是他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真所谓“福祸相依”.
第四篇: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有感
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有感
最近在读林语堂《苏东坡传》,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读的感受。
苏东坡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地位恐怕也只有李杜能与之匹敌,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读过这本书后,对苏轼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本书没有史实记载的东坡传记那样文字严肃,林语堂笔下的东坡传文字亲切,字里行间充满对苏轼的喜爱之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褒贬鲜明,读起来轻松、更有趣味性。读完之后,瞬间觉得苏轼确实可以称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苏东坡之伟大,首先在于他无与伦比的才华,天地万物,世间百态,了然于胸,下笔入神。从才华来看,他是一代文豪,他一生著作颇丰,著七百多少诗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广为人传,那种天马行空,绝非常人可有。当然苏东坡的才华远非吟诗作对,他也是位博学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琴棋书画,儒释道百家,工程农学,医学炼丹,可谓无所不精,就连小烹,亦有独到深刻见解,如他在黄州时独创的东坡肉、东坡鱼、东坡汤,都让后人津津乐道。《苏东坡传》中还记载,他从儋州返回大陆期间,正逢夏季,非常之热。他得了痢疾。他以为自己喝冷水过多,觉得特别软弱无力。就自己买了一服药黄香来吃,顿时觉得好得多了。中医认为黄香是很有力的补药,能补血、补内脏各经,很多现代的中国人天天论碗喝黄香汤,确有益处。纵观《苏东坡传》,他堪称百科全书,万能全才,无不让人佩服。
苏东坡的伟大、令人敬畏的还有他的正直,他敢于挑战权贵,勇于唱反调,忧国忧民,为民请命。他任徐州太守,杭州知州,被贬惠州之时,兴修水利工程,大力发展农业,著名的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他所修建,“苏堤春晓”已成为西湖十景之一,这也是得到后世人民爱戴尊敬的原因。
苏东坡的伟大还体现在他的乐观豁达之上。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指出,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秉性难改的乐天派。苏东坡的乐天,源于他的生性豁达,纵然一生命运多难,也不悲观。苏诗极少有那些婉转哀愁,情愫万千的作品,读他的诗词让人能振奋。在厄难面前,苏东坡凭借其乐观天性,直面悲困,苦中作乐,倒也乐得其所。
苏轼的一生都卷在政治旋涡中,人生转折点“乌台诗案”,让他他遭到贬官、逮捕,一辈子几乎没能在一个地方住上三年,恰如风中飞蓬,东飘西荡,正如他自己曾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就是这样的坎坷人生,他也能苦中作乐。下面是《东坡传》里面的几个小故事。
苏轼初贬黄州之时,虽居住在这个贫苦小镇上,却能苦中作乐。他居住的房子非常简陋,夏天对着大太阳,别的旅客一旦看见,就会黯然失望,他却对其情有独钟,他向别人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景色并不见得是可夸耀的,景色之美只是因为观赏风景的人有一颗善于寻找美得心。
宋哲宗八年十月,苏轼再次被贬谪到惠州。赶路时值深秋,苏轼看见驿站边的树木依然翠绿欲滴,便问迎接他的小吏是何树,小吏回答是荔枝树,苏学士大喜道:“有荔枝吃便可安居岭南”,在别人眼中的岭南烟瘴之地在苏轼眼中却是洞天福地,他到此如游鱼得水,大饱口福的同时心满意足地赋诗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做岭南人。在惠州,他失去了红颜知己朝云,但天生乐观的苏东坡依然乐观,对生活依然充满情趣,写下了悠悠然的诗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到时任宰相的政敌章惇耳里:好个苏东坡,你的贬谪生活也太闲适滋润了。便下令再将其贬至更为偏僻荒凉的海南儋县。
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苏轼已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章惇,决心又还了阳。”感觉苏东坡就是“老小孩”,充满童趣。这种处世态度,是我应该学习追求的方向。
林语堂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塑造了一个丰富的苏东坡,值得一读。
第五篇:读《苏东坡传》有感
读《苏东坡传》有感
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
苏东坡在中国历史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是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章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是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
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当然更难以琢磨,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就是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好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归根结底来说,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与读者的快乐上,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直不怕试验,真金不怕火炼。苏东坡写信给谢氏师时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
可是,使作品经久而不失其魔力的“真纯”又为何物?苏东坡对写作与风格所表示的意见,最为清楚。他说作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击风捕影,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达于能达则文不可盛用矣。杨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在此为风格做解释,苏东坡很巧妙地描写了他自己的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云流水”,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地表达出来,表达得够好,过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并不是在文外附着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现精妙而能得心应手,则文章的简介、自然、轻灵、飘逸,也就是上好风格的秘诀。文章有此等特性,文章便不至于索然无味,而我们也就不怕没有好文章读了。
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中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章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者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在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位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放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力辩文章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在世的最后一年,他有时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买祸。他在给刘沔的回信中说:“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皮而不得者。然幼子过文更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百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具,未易鄙弃也。”作者自由创作时,能自得其乐,读者阅读时,也觉愉悦欢喜,文学存在人间,也就太有道理了。苏东坡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触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来,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他曾对神恳求,与妖魔争辩,而且有时他居然获胜。他想摄取宇宙的奥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
倘若不嫌“民主”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诗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穷困的人。他也喜欢官宦的荣耀,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没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与掣时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殍。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然。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牌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东坡是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世间偶然呈现,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