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瓶梅》第二十六回有感

第一篇：读《金瓶梅》第二十六回有感

读《金瓶梅》第二十六回有感

原创： 闲妍梦语

《金瓶梅》第二十六回叫做“来旺儿递解徐州 宋蕙莲含羞自缢”,故事内容不在这里赘述，感兴趣的百度即可。我只说这一回中，宋蕙莲骂西门庆的话，很有意思。她说西门庆：“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

我把句话，送给“感谢贫穷”的媒体以及帮闲的看客们。

河北贫困女孩王心仪以707分的成绩考入北大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她说“感谢贫穷”激励她改变。我看过这篇文章，确实有很多“感谢贫穷”的文句，但也有不小的篇幅描写她贫穷的生活，以及贫穷带给这个家庭的痛苦。

但是媒体和帮闲的看客们，既看不见女孩贫穷的生活，也看不见贫穷带给女孩的痛苦，他们只看到“感谢贫穷”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贫穷，不是什么好事，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去“扶贫”,扶了中国扶外国，更把“富强”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位，这说明国家也不想要贫穷。既然不是好事，就没有必要渲染，更没必要“感谢”.而且当事人说什么，只是她个人感受，“感谢”也罢，“不感谢”也罢，都是王心仪的私人想法，旁人无权替代，更无权要求。

中文博大精深，同样一个词，不同的语境，意思也不同。一个人急难之中得到帮助，他对恩人的感谢和王心仪对贫穷的“感谢”显然不同，就算没有读过书，只要是中国人，就明白这其中的分别。读王心仪的文章，她所说的“感谢贫穷”不过是面对无法改变的生活，无奈之下的自我宽慰和自我激励罢了。苦吃也吃了，罪受也受了，因贫失去的亲人也救不活了，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改变命运，她还能说什么？就像一个人失恋后，痛定思痛，重新振作，最后觅得佳偶，皆大欢喜。回首前任，也会说“感谢当年不娶或者不嫁之恩”,释怀而已，并不是通常意义的谢意。况且，“我从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摩国人”,天下寒门多了，寒门状元也不少，却单单一篇“感谢贫穷”的脱颖而出，如果你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一边是北大录取通知书，一边是“政治任务”,你又会怎么说？所以我说媒体，不仅“逼死人看出殡”,还可以把“丧事”办成“喜事”.媒体的无耻少不了帮闲的滥情，不少帮闲客说，我就很感激当年吃过的苦，受过的穷，要不是这些穷苦的鞭策，我也下定不了决心改变生活。

听上去还挺正能量。

可惜你们谢错了对象，让你改变的，不是穷苦，而是你的决心和行动。如果你自己不努力，穷死也没有用；如果你像美国总统一样又有钱，又有势，还努力，那你改变的就不是自己的人生，而是这个世界的格局了。况且你下的决心，付诸的行动，不就是想改变贫穷，不要再过苦日子吗？这行动本身就是对贫穷的否定。嘴上说“感谢”,身体却远离，你的身体很诚实。

又有人说（帮闲的总是有很多话）贫穷是生活状态，失恋是感情挫折，而灾难是意外伤害，不能等同。是的，它们的形式完全不同，但本质都一样，都是苦难，都会给人带来痛苦的体验，也都是我们不想要的，只要是苦难，就没有什么好感谢的，更不值得感动。

对于苦难的感谢和感动，不是真愚蠢，就是真无耻。

写到这里，真心希望王心仪进入北大后，拓宽眼界，发现让自己贫穷的原因，并且为改变贫富不均尽一份自己的责任，因为你感谢了贫穷，贫穷也不会让你富裕，但是改变它，你才会真正富裕。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王心仪就只是一杆枪，一杆面对经济下行、用完就扔掉的枪，因为从媒体迫不及待的“感谢”中，我嗅到了一股贫穷的味道，或许不久的将来，不少人要脱富致贫了，如此这般渲染，不过是提前铺垫而已。

说到经济不好，就想起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罪魁祸首”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挑起中美贸易战，搞得某些国家鸡飞狗跳，还为自己拉了不少选票，信心满满准备冲连任，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还如此努力拼搏，他倒是一点都不穷。

第二篇：读《金瓶梅》有感

读《金瓶梅》有感

（一）未名凡生

传统观念给我们的是，《金瓶梅》是部黄书，禁书。但是倘若把金瓶梅当做单纯的黄书来看，你又会觉得很“水”，跟《白洁》没法比，还不如《废都》。记得读大学时在图书馆找过这本书来读，读一二页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放弃了。近日高晓松讲《金瓶梅》，观看了两期觉得有必要通读一遍，就寻来一读。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其实读金瓶梅也有类似几种境界划分，“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由自忖，要是我读《金瓶梅》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读来回味，才觉得这四种心态都有才是真的。开始觉得，心生怜悯应该是很难的、很高的一种境界吧，毕竟是在读“黄书”“禁书”，但是读到第六十二回，李瓶儿病死那段，自会不由自主潸然泪下，让人发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之感慨。《金瓶梅》通篇白描，没有任务心理描写，却把繁杂的人物塑造的活灵活现。每个人物似乎都是一个复杂体、多面体，哪怕是大恶人，也有令人起敬的一面。就拿潘金莲来说，也是有骨气的，一生争强好胜，极力维护尊严，只是命运不济，别人都有貂皮就她没有，家里当铺客人当的貂皮给她她竟不穿。《红楼梦》像是一部偶像剧，人物都不食人间烟火；《水浒传》里的人物虽比《红楼梦》更具烟火气，但是人物与《金瓶梅》比起来还是显得简单了些。好的文学应该是好人也有阴暗面，坏人也是有底限。尤其是《金瓶梅》对坏人底限写的比较好。兰陵笑笑生对全书人物不置褒贬，每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每个人都有好的地方，也有贪婪的地方，有自私的一面，也有同情过别人帮助过别人的一面，所以读到金瓶梅后二十回，对坏人的命运竟也多是心怀喟叹。

此书书名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位物名字各取一字来命名，自从吴道士的卦词开始，一直在猜测庞春梅的结局，读完还是倍感意外。前八十二回，春梅做丫鬟时也算是对主子兢兢业业，算不上坏人，嫁给了周守备后怎么就突然欲火焚身了呢？尤其是后三回，有点变态式癫狂淫乱。带着疑惑搜了几篇相关文章读了，虽然作者写春梅之死有点草草，还是有内在逻辑的。金瓶梅开篇对酒色财气做了一一批判，尤其是对“财色”笔墨浓重，但一直没明白“气”是什么。小说的前半部着重写了其他人的“财色”，同事写了春梅的“气”，尚气使性、高傲逞强、泼辣好斗。左下角“阅读原文”中附上研究春梅的论文一篇，在此我就不赘述了。

毛主席说过，省委书记以上的官员都应该读一读《金瓶梅》，因为它写的才是明末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生活。金瓶梅故事设定发生在宋朝，但是作者成书于明末。每个伟大作者的作品都无法摆脱其所处时代的地域的烙印。贾平凹、陈忠实、曹乃谦有陕西的烙印、迟子建有东北的烙印、池莉有武汉的烙印，有人问马尔克斯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奇幻的作品，那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就是一个军阀混战、政权迭代的奇幻时代。《金瓶梅》中不厌其烦的请客吃饭，夜夜笙歌，和现在人的生活又有何区别？一周七天恨不得天天有场，顿顿有酒，就差端茶唱曲儿的了。武大郎死后围观的群众和王六儿与小叔子通奸围观的群众不正是现在的路人和键盘侠吗？有句话讽刺的好“路人都不上网，网民都不上街”。

通篇读来，除了里面的诗词比较糙，一些段落略显冗杂外，整个故事还是挺顺畅，节奏也很好。而且由于读《红楼梦》在先，所以不时会拿红楼梦来比较，觉得有相仿之处。难怪高晓松说《金瓶梅》热血焚鲜肉，《红楼梦》冷月葬诗魂，曹老爷子也一定读过这部奇书。奇书值得一读。

读《金瓶梅》有感

（二）撰 文：彭 曦 醇

题记

整整三年了，從第一次熬夜閱讀張評本開始，幾乎每年我都會將《金瓶梅》這部曾經很不名譽的小說，拿出來讀上一遍到三遍。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跟人談及此書，盡管，《金瓶梅》是部寫得比較不錯的世界文學名著，但它無疑又是諸多存世文學名著中最容易被誤解的一部。下文是作者本人人的讀後感，希望得到諸位的指正

一、由高尚的歌頌到世俗的暴露

吾國素有“文以載道”的傳統。所謂文以載道，就是一個作家進行創作，必須要於作品中體現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要歌頌並推崇人性與現實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即使涉及到了現實生活中的壞人、醜事，也應該貫穿以惡有惡報、邪不壓正的主軸。

按照此論來考察明清小說，我們很容易相信四大奇書中有三部是偉大的。因為，透過《三國》、《水滸》、《西遊》這三部奇書中的相關描寫，我們看到，作者通過作品所要強調、所表述的，都是形而上的、為現世所普遍認同東西，甚至不免帶有對某種道德觀念的詮釋，也符合國人的審美標準。

《水滸傳》中的英雄好漢們便以不接近女色為高，因為傳統觀念將美女看作禍水；儒家講建功立業，所以好漢們將上梁山當作權宜、不得已之計，上山的目的正是為了更好的出山，出山後為國盡忠盡命，在所不辭；《西遊記》講西天取經、降妖伏魔，看起來是荒誕無稽，但卻於行文中透露出了心眼，降妖取經是假，宣揚修行人生、為理想不惜一切而奮鬥是真，總而言之，是以大無畏之出世之心，做成佛利眾生之入世之事；《三國》看起來是歷史故事，其實卻是對忠君正統觀念的宣揚，漢朝天子聖神不可侵犯，哪怕是昏庸如漢靈帝，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就是罪大惡極的行為，劉備本是一街頭賣鞋出身的、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卻因為有皇室的血統，始終與曹操鬥爭，表面上志在匡扶漢室，就被美化成了仁德的君王。

不過，《金瓶梅》的出現，則顯然打破了傳統，甚至讓人咋一看有點費解，覺得無聊，換句話說，那是“人皆好之，人皆惡之”。

這一方面是因為，晚明社會人欲橫流，人們普遍以縱情於聲色貨利、發財作樂為高。和同期其他文人創作的追求一樣，笑笑生所追求的也是一個世俗化，越俗越好。不過，世俗化的極端則是庸俗、媚俗、低俗，這也是晚明文學作品中所存在著的通病。在笑笑生看來，所謂的道德理想、宗教哲學，比起那聲色貨利、世俗人情來，是如此的軟弱無力，也正因此，關於典型人物西門慶及金瓶梅等的享樂生活、縱情聲色、變態發跡的描寫，他才會在書中多以露骨的形式加以呈現，其態度也是崇揚、欣羨與厭惡、批判兼而有之。只是，人之所以為人而非禽獸，主要還是有三個方面的追求，一是對於物質生活的追求，吃得飽、穿得暖、玩得樂，二是對於精神生活的追求，笑得好、敬得虔、拜得高，三是對於理想人格、道德完善的追求，即修齊治平。

可是，以笑笑生為代表的晚明文人，他們過於強調自身的解放，卻將對於道德的完善、帝國的責任丟一邊去了，不僅如此，還將那些所謂的幸事直呈於作之品中，豈不知，這一下便觸犯了國人的禁忌和道德的底線。因此，《金瓶梅》理所當然的成了禁書，是修身養性的反面文章，晚明文人的生活方式，於是成了腐朽消沈的代名詞。

另一方面，也是最為主要的，在於作者對世情之惡、人之陰暗面、社會之黑暗面暴露之深刻，且又並沒有對此完全流露出絲毫的愛憎褒貶，這與我們的傳統審美觀、與儒家文以載道的思想大相徑庭，有關誤解自然隨即而來，說作者缺乏鮮明的愛憎、作品審美無能、自然主義與客觀創作、美醜不分。也正因此，有些專家們便認為，《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審美無能，全書中有的只是黑暗與腐朽，不見理想與詩意化的光照，而且他寫來是為了欣賞，並不是譴責暴露的。那麽《金瓶梅》是部什麽類型的小說呢？答曰：自然主義的、壞人心術的第三流小說，它只寫黑暗，暴露群醜，缺乏對於人性的信任，消極傾向大於積極傾向。

應該指出，認為《金瓶梅》是三流作品並不符合實際，畢竟，寫美的東西未必見美，況且本來，也不是每人都有曹雪芹的實力，可寫醜的東西也未必見醜，美與醜只是相對而言的。

我個人始終有個看法，《金瓶梅》全書之所以充滿了假惡醜，主要還是跟小說的審美情趣與之前的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關。之前的長篇小說歌頌美好，《金瓶梅》卻是暴露黑暗，之前的長篇小說忽略或很少表現人性，《金瓶梅》卻揭示出了正常人性的被扭曲與異化，試圖探討人性回歸這一高深的命題。可是，這對於熟讀了那些充滿詩意、理想化作品的我們而言，一時能接受麽？正因此，書中的主要人物才既無真正意義上的惡人，也無真正意義上的好人，其所要反映與突出的，自然也是社會與人之陰暗面。不能不說，這同樣是驚世駭俗的，盡管，這容易讓人感到失望，有極端、狹隘化的傾向，但妳卻也不能因此說，笑笑生所寫的那些是不真實的存在、在現實中已經完全消失了。

毛主席有句話說得好，“《金瓶梅》之所以沒有傳開，不僅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還是它寫得沒有半點希望，《紅樓夢》就不一樣，它是寫到點理想的嘛”，真個是一針見血。作家蔣方舟說：“《金瓶梅》所寫涉及到了現實社會中的灰暗地帶，即便偉大如《紅樓夢》，於此也有所不及”，如此也可謂切合實際。

應該承認，充滿理想、詩意化的作品，其中的正面人物確實對人有很強的感召力，但是，整體上審醜見美的文學名著《金瓶梅》，笑笑生所塑造的西門慶這類反面角色，()又何嘗不是給人以警示與啟迪呢？鄭振鐸先生曾說：《金瓶梅》中的社會是並不曾僵死的。這話於今看來，或許值得商榷，但我們不應忘記，這個社會本來就是復雜的，《西遊記》中的極樂世界，尚且存在人情帳的問題，唐僧師徒歷經千辛萬苦到了西天佛國，如來的兩位大弟子卻向他們公然索賄，而且還有理有據，更何況人間乎？清河縣乎？東平府乎？

二、中國式的悲憫

哈佛大學田曉菲教授曾指出：《金瓶梅》充滿了神性，特別是繡像（崇禎）本的改定者，他就是位菩薩，他要我們去寬恕他的作品中所寫人物之惡，學會慈悲與寬容。此觀點一出，有些讀者和論者便認為，這也太過隨意了。

不過相對來講，我個人還是比較認同田教授的觀點，何以如此呢？因為人之詭異在於，往往傾向於原諒那些原罪大的人，卻拒絕給予原罪小的人以半絲寬恕與諒解。

托爾斯泰不僅說：人要學會愛人，愛一切人，且在他的《戰爭與和平》中，所體現出的便是如此思想。偉大的佛陀，以慈悲為懷，他因覺得這個世上的眾生可憐，便想到了要給他（她）們找解脫之路，竟而有了佛教的出現。於《金瓶梅》一書中，蘭陵笑笑生雖然寫盡了西門慶、金瓶梅等人的罪惡，但在他看來，西門慶之流所以為惡，主要還是由於四貪所致，於是，他讓作孽的西門慶、潘金蓮們一個個不得好死，死後又讓他（她）們在普凈和尚的點化下，一個個托生去了。從他（她）們各人死亡的年齡來看，作者還是對他（她）們持有點同情態度的。

如何擺正人在自然與天理之間的位置，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個道德完善、有大智慧的人，而不是庸碌無為、於聲色貨利中走向墮落的人，這說來容易做來難。倘若生活之於人而言，只剩下了欲望，那還有什麽意思？

應該說，《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可憐的，他（她）們長期沈溺於形而下之中卻無法自拔，且所作的一切罪惡，又無一樁不是源於人性的弱點。能夠寬恕、諒解於那些眾生所犯之源於人性弱點之小罪惡，便是真正意義上的悲憫。

我在此，打心眼裏佩服蘭陵笑笑生的筆力，他一邊淋漓盡致的揭示出了醜的本質，一邊又對他筆下那些醜陋的人物，給予了一定程度上的悲憫與同情，用蔣方舟的話說，大概只有佛祖才會達到如此境界與程度。在現實中，我們經常看到這個世界上，聰敏伶俐的人不少，看透世事的人也不少，但聰明伶俐的人往往又是如此的狷介有余，寬厚不足，而在看透之後，還能有寬厚心腸，那可真是少之又少。如果拋卻一切成見，我相信笑笑生應該算是這樣的人，在他的笑中，既有對於人生豁達、辛酸的笑，也有對於現實無奈、嘲諷、苦悶的笑。

走進南京雞鳴寺，有副對聯顯得特別惹人註目：問菩薩為何倒坐，嘆眾生不肯回頭。只是，西門慶、金瓶梅們是一百個菩薩勸不轉，在他（她）們看來，人生在世也不過幾十年，還是風流一日是一日、且樂高歌入醉鄉吧。在充滿了對於金錢、權力極度崇拜的末代風氣下，西門慶、金瓶梅們只手遮天、淫亂無度，到幾時才是個頭呢？在這裏，我再一次發現了笑笑生的偉大，他通過揭示一群醉生夢死、腐化墮落之徒，個個走向自己為自己所挖掘的墳墓之必然，真誠的想告訴人們：天道循環、縱欲果惡，所以，廿公才說：中間處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

在不少讀者看來，悲憫一詞或許更切合於《紅樓夢》，可我在此要援引潘知常教授的觀點，《紅樓夢》中的愛是“博愛”，帶有鮮明的近代人文主義理想化色彩，是愛的《聖經》，而《金瓶梅》卻是中國式的悲憫。

三、在巨大爭議中存在有人或許會認為，將《金瓶梅》看作是部偉大、悲憫的小說，那是有點拔高的離譜了，但這不是問題，在我們看來，沒有審美觀念、相關知識的更新，過分的強調泛道德、理想化，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才是誤解《金瓶梅》這部天下第一奇書的根源所在。面對著如此一部才子傑作，是否可以站在多個不同的角度去看問題呢？

也有人認為，《金瓶梅》的作者缺乏自我反省，他不如屈原、陶淵明，他是與世俗同流合汙。這也許是有點道理的，不過，書中人物無力自省，卻不代表作者無力自省。很顯然易見的是，笑笑生厭惡那種極端混亂的生活，但他卻將之給如實寫了出來，他倒是希望復歸傳統、挽救業以崩潰的封建秩序和道德思維，但是，封建社會發展到了晚明時期，早已行將就木、問題百出。

明之亡，實亡於萬歷。成書於萬歷年間的《金瓶梅》，以北宋末年作為歷史背景，難道這還看不出他的一大創作動機麽？難道這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淫穢小說，所能達到的高度麽？頗得勸懲之法，暴露的目的是為了改良，“曲盡人間醜態、寫淫與諷政統一”，一部《金瓶梅》的主體精神如此。

換言之，笑笑生希望美好於市井社會中出現，但他不知道如何實現，結果是我們某些專家所說的，過多的渲染了社會中的陰暗面，看不見理想與光明，依我說，他是看不到未來，只看到了晚明社會的“當下”市井。

當然，跟《金瓶梅》有關的最大之爭議，主要還是由於這部名著中寫到了露骨的性心理與性行為，竟而產生出了是淫書還是名著的問題。毋庸置疑，這些描寫雖然大多數是構成小說文本的重要主成部分，但它畢竟屬於通部小說的糟粕，會對於一般讀者，特別是廣大青少年人群，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甚至於是消極毒害。因此，當一方說它是淫書時，另一方就會指出它的藝術成就，從而認為它是部名著，而當一方說它是名著，另一方又會指出書中那些放肆性描寫的存在，是它只能被看作是淫書、奇書，而不是文學名著、偉大作品的根源。

評定一部文學作品是否是名著，顯然不能以其中是否含有少年人不宜的文字作為取舍淮則，《白鹿原》中也有性描寫，但這並不影響它作為人們喜歡讀的文學經典而存在。我們不能因為某些人閱讀《金瓶梅》出了問題，便將責任推到《金瓶梅》的文本描寫和它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的身上，這裏牽涉到了一個讀者接受的問題，還是因人而異吧。同时，需要指出的一點，是笑笑生並不缺乏對於讀者的倫理責任，因為，他所采用的敘事策略與作品最終的旨歸大體上是一致的，即都指向了對於縱欲妄為的否定。只是，我們的某些評論家熱衷於本本主義，不能很好的聯系作品的描寫實際，沒有註意到作者所采用的基於情色的敘事策略。

《金瓶梅》確實少兒不宜，作為一個成年人，特別是文史研究者、一般文學愛好者，在讀它時，只要牢記讀後生歡喜、效法心者是畜生、小人，也就可以了。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更喜欢读《紅樓夢》，因为《紅樓夢》寫出了理想的诗意化，通部小說所達到的境界，是此前的四大奇書和之後的小說所無法企及的，它永遠是值得我們為之自豪的中國最偉大小說。

当然，我也愿意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去理性看待《金瓶梅》，尽管《金瓶梅》的境界不高，但它寫世俗，实现了写作题材的突破和文学审美的二次更新，堪稱是俗文化的集大成。《紅樓夢》與《金瓶梅》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兩個典範、兩座高峰，《紅樓夢》的创作继承、发展了《金瓶梅》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信乎！

也許，妳並不認同我的讀書心得，或許還會由此再罵上句“妳小子思想不健康”。不過，這點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自打《金瓶梅》於四百多年前問世後，中國的長篇小說從此多出了四個品種：艷情、才子佳人、譴責、世情。

參考資料：

黃霖：《金瓶梅講演錄》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臺灣三民書局;

王汝梅：《王汝梅解讀金瓶梅》時代文藝出版社

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新著》復旦大學出版社

潘知常：《金瓶梅——裸體的中國》新浪博客

作者：彭曦醇

丙申年八月初五日

改定於淮安家中

第三篇：闲读《金瓶梅》之一

～-7-12　字数：2388

帮闲的底色——常峙节

我一直以为自己不耐读《金瓶梅》，还是忍不住地去翻，总有一种苦闷的灰色的感觉。人像被关进潮湿阴暗的小屋，小屋外的世界灰蒙凄惨一片，没有一丝的阳光。读《金瓶梅》绝对不像读红楼梦那一副悱恻婉转心肠，哀叹之余我们被深深感动。从前对张爱玲的观点：“人不只是喜欢刺激的东西，像喜欢《红》比《金》的多”很是赞同，然而现在有了不同的观点。也许是生活苦难历经多了，描写下层市民现实生活的底蕴更触动我的心吧。我本身就是生活在下层生活中的一个平凡的人，对于小人物的生命的挣扎，有一点身同感受的无奈。胡兰成这样问过张爱玲，看到《金瓶梅》里淫秽的地方是否觉得刺激，她却竟没有。记得我最初接触《金瓶梅》，是上初一的时候。一次去我同学家玩，在她父亲高大的书橱里，我信手就翻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那时我沉浸在唐诗宋词里，对古典小说也有点“爱屋及乌”。书借来后看得入迷，尤其读到李瓶之死，呜呜咽咽地边读边哭，恨不得走进书中，帮李瓶去跟狠心的潘金莲大闹一番，心里也怨极了李瓶的软弱。人性生就的软弱是无法更改的，像《红楼梦》里的迎春，虽然观之温柔可亲，可生活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善良而善待其身的，却往往得到相反的结果。远方亲戚好奇翻过我的书皮，大吃一惊，她想不到小小年龄的我会明目张胆地看这淫书。那种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就是看到一个脖子上按着两颗人头，也不过如此罢了。我究竟没有看完罢。只记得西门死后，我大大出了一口气。故事的情节在当时也很模糊，只是大人既然不让看，就有大人的理由，不让看也就不看了。如今说起这样的话题，亦是见怪不怪，只是丝毫不记得当初看这书时，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后来看到张爱玲告诉水晶，说洁本《金瓶梅》还是不错的，才明白自己读的兴许就是洁本《金瓶梅》。事过境迁，如今再读此书，心境便大大不同。刚刚在给母亲熬药，右手搅着药锅，左手随手翻阅着《金瓶梅下》。感慨的时候，想到自小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有点阶级观点不坚决，不像别人那样爱恨分明。小的时候在老家看电影，看到穷人受苦就哭，后来看到地主的稻子被解放军减去稻穗，地主疼的晕了过去，观众拍手叫好，我的眼泪却抑制不住地哭了好久，家人都笑我糊涂，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软弱而糊涂的人。常峙节在《金瓶梅》里着墨不多，不过是西门凑数的结拜兄弟。由于作者高巧的文字功力，寥寥数笔，给人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常峙节跟着应伯爵一样是西门庆的酒肉朋友，常就没有应在西门庆面前有体面。在帮闲帮里，应伯爵站了大部分的戏，他与西门庆的相厚，更是他善于帮闲的功劳，与其他人自不相同。穷人向富人做朋友，要付出好多代价的，代价不是物质可以衡量的。不但常在结拜兄弟中排行老七，更是因为奉承的本身还没有学到家。伯爵为了迎合西门的高兴，说了个笑话：有一财主撒屁，帮闲说“不臭”财主慌道：“屁不臭不好，快请医人。帮闲道，我再闻闻。假意儿把鼻一嗅，口一咂道：回味略有些臭，还不妨”。众人都笑了，只有常峙节接口道：“你自得罪哥哥，怎地把我的本色也说出来。”不知怎的，读到这里总觉得心中郁闷、惊讶、刺心，堂堂七尺男儿为了别人指缝间的一点钱财，值得这样牺牲自己的尊严么？在我重读到第五十六回：西门庆捐金助朋友，常峙节得钞傲妻儿，我的观点就变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历经一些人事沧桑变幻，看到周围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也深深体会财字的厉害之处。因贫穷交不起房租，房东给老婆气受，老婆就给常峙节气受。费劲心思的常峙节在应伯爵的乱哄下向西门庆借了银子。常峙节袖着银子欢喜地回家，听到浑家正破口大骂。常峙节只是不开口，任老婆骂完了，轻轻把袖里银子摸将出来，用手摇着只对着银子施礼喊孔方兄，有了你，我再不受这小淫妇的气了。他老婆闻的钱声喜的抢近前来，发髻上淡薄的银簪子也激动的轻轻颤抖么？几句我的哥，我的哥，不加掩饰的喜悦喊了数声，声音从千古的空间传到今天，世人仍为之落泪。人活着就这样难么？要是从前，我会很不耐地笑着摇摇头，现在只觉得万分凄凉。常峙节并没有因为老婆的态度而计较，他欢欢喜喜去上街为他浑家买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几百年前的风沙还在那一片青砖红瓦上飘落吧，会记得几百年前一个身穿长衫的男人，肩上抗着沉掂掂的衣服，手中拿着为老婆解馋的新鲜的羊肉。无论帮闲的底色是怎样的隐晦，在当时的常峙节也是可亲可近的。古代的女人仅是男人的衣服，三从四德的根深蒂固，女人要与跟定男人相守到老，安于贫富。常峙节没有做薄情人，设身处地地为女人着想，并暗自琢磨若要西门庆知道休了女人，定来断他的不是。常峙节隔着闪光的金银看西门庆，总是会被金银财宝光环遮住了眼的。就像现代人，谁又不是隔着财字的光环来看待人情的呢。一个人的坏，坏到像西门如此罢了，只是他对死后李瓶的那份情分，让我多少有点犹豫。只为这点，西门庆还算有点人情味吧？这样说，也许招来一些人的恼怒的。若不是贫穷的折磨，常峙节不会落到帮闲到没有尊严的地步吧。常峙节是个不彻底的人，他没有断然的好与坏的区分。只拿他对女人这份体贴和着想，已经是真实的有血肉的男人了。戏曲《王宝钏》里，像在寒窖里寂寞了十八年的宝钏，即使落个空名又有什么呢。薛平贵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把妻子冷落成故事的背景，还被世人称颂多少年。丰富的物质无法拯救女人的情感，讨了皇后头衔的宝钏，究竟承受不了黄金的重量。她可以在贫穷里挣扎十八年，在荣华富贵里却抵挡不了几十天。人对财富的观点，是多么的截然不同。不知道现实还有多少人为五斗米折腰，即使是有失尊严也是可原谅的。人总有许多不得已的，无法改变的地方，无论怎么样还是先活下去是最为重要的吧？帮闲的底色，要先活下去。人既然帮不了别人的苦难，更没有资格去责怪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人。隔着千年的时光我们回头看，他们卑微地憨笑着，都活得好好的嘛。

第四篇：读《金瓶梅》大哭的,张爱玲

读《金瓶梅》大哭的，张爱玲

【孤图导读】张爱玲，海上传奇。一生许多沉默，只一次例外。去世前两年，张爱玲写了生前最后一本书《对照记》，少有地贴出五十四张家族老照片，张爱玲以书“藉此保存”一切。张爱玲说：他们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时再死一次。

1971年，一次对张爱玲的夜访，拜访者纪录下一个撕去一层面幕的，张爱玲。

张爱玲画像蝉——夜访张爱玲

这次她竟然意外破例，邀约我到她住的公寓去，自是令人兴奋的消息。我拨了电话号码，她很爽快地来接听，并且决定了约见的时间是周末晚上7点半。就这样，我见到了张爱玲。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见到张爱玲，诸天都要起各种震动。雪莱在诗篇里常常说：tear a veil（撕去一层面幕）。”然而在撕去一层面幕后，我得到的感觉是：这不是我想像中的张爱玲！我很直接地告诉她自己这种感觉，重复了两三遍。她笑容满面地回答，是这样的，仿佛没有一点不应该。1950年，张爱玲在台湾她当然很痩——这瘦很多人写过，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她的脸庞却很大，保持了胡兰成所写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满溢着颤抖的灵魂，像是《魂归离恨天》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这自然是她自己的句子了。她微扬着脸，穿着高领圈青莲色旗袍，斜着身子坐在沙发上，逸兴遄飞，笑容可掬。头发是“五凤翻飞”式的，像是雪莱《西风歌》里，迎着天籁怒张着黑发的女神。

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便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

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水，急遽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她早已预备好一份礼物，因为知道我去年订婚了，特地去购买了一瓶8盎司重的CHANEL NO.5牌香水，送给我的未婚妻。这使我非常惶愧，因为来得匆忙，没有特别预备什么东西送给她。然后她又站起身来，问我要不要喝点酒，是喜欢Vermouth，还是Bourbon，因为一个人家里，总得预备一点酒，她说。我回说不会喝酒，她便去开了一罐可口可乐。她扎煞着手，吃力地揭开罐头盖口的时候，使我非常担心，深怕她一不小心，把手划破了，像她在《流言》里写的那样。

此外，她又开了一罐糖腌蕃石榴，知道我在南洋呆过，可能喜欢热带风味的水果。我不能想像她会知道得我那样清楚，因为一直有个错觉，觉得自己在她眼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谈话进人正题后，她首先告诉我，她还有一个笔名，叫梁京。梁山伯的梁，京城的京。因为从前我在这里问过她，弄错了，以为叫萧亮。

以梁京为笔名，发表《十八春》《半生缘》在初次问世的时候，便是用这个笔名发表的。当年，《十八春》（《半生缘》的前身）在上海《亦报》连载，引起一阵轰动。她说，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女子，从报社里探悉了她的地址，曾经寻到她居住的公寓里来，倚门大哭。这使她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姑住在一起，姑姑下楼去，好不容易将那女子劝走了。还有周作人也曾经在散文里，引用过曼桢的名字。谈话的锋头一转，她问起我南洋的事来，问起猎头族的生活情形。她对于这一种原始民族的风习，非常有兴趣。她听我谈起住在“长屋”的达雅人，竹编的地板，从裂缝里望得见下面凹坑里堆积的垃圾、人屎及动物遗粪，以及甘榜里逐水而居的马来人……神情专注，像是稚拙的小孩。她说喜欢阅读一些记录性的书籍，用英文说，便是Documentaries，像是史前时代的人类史。举例来说，她看过Mary Renaul写的《the King Must Die》，看得津津有味。她当然也喜欢看章回小说，尤其是张恨水的9本书，一看神经便松懈下来，有一种的感觉。我告诉她最近看了《歇浦潮》，叫好不迭。很少碰到这样好的小说。她说听到你这样说，高兴极了，因为一直没有人提过这本书，应该有人提一提。同时我又指出，《怨女》里“圆光”一段，似是直接从《歇浦潮》里剪下来的，她立刻承认有这样一回事，并没有因此不悦。不过，当我说起《歇》书里“圆光”那一段，比《怨女》写得还要好，因为前者包括了一个女人的心理惊悟，而后者只是一场过场戏时，她却不以为然，她说，“圆光”在《怨女》里，不是主戏，如果添上心理描写，便轻重倒置了，而且和整个小说的主题也不配。这话我当然以为是。

童年张爱玲和弟弟她说她看《歇浦潮》是在童年。“圆光”这一段，似是顺着下意识滑进《怨女》书中去的，因为写《怨女》时，手边并没有《歇浦潮》作参考。她还记得书中写得最好的是贾少奶、贾琢渠、倪俊人的姨太太无双，这和我的看法一致。我还说，我还喜欢作者塑造的吴四奶奶、君如玉、贾宝玉、玉玲珑、媚月阁以及钱如海的太太薛氏、开变相“堂子”的白大块头等人，她听了莞尔一笑。真的，《歇浦潮》是中国“自然主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

我说，可惜作者的“视景”不深，没有如《红楼》那样悲天悯人，也不像《海上花》的温柔敦厚。所以作者所看到的，只是人性狭溢的一面，也就是性恶的一面，使人觉得这本书太过cynical了，不能称做伟大。她说，真髙兴你看到这些，真应该写下来，比你写我更要好，更值得做。我说《歇》书的海上说梦人已经等了40年，让他再等几年不迟。倒是写关于您的小说评介，因为是一鼓作气写下来的，迟了也许不行，她听了又是盈盈一笑。

这时她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替自己泡了一杯“即兴”咖啡。她不时用茶匙搅动着，搅得很细。她喝咖啡不搁糖，只放牛奶。然后又替我端了一杯来。她说一向喜欢喝茶，不过在美国买不到好茶叶，只有改喝咖啡。我问起为什么不请朋友从香港或者台湾寄点茶叶过来。她连忙说，我顶怕麻烦人家，因为大家都忙，我什么事都图个简单。说罢，她端起杯子来啜饮了一口。她喝咖啡的姿态，充分说明了所受的教养，很像亨利·詹姆斯一本名叫《波司登人》的小说的封面，那戴着半截手套的贵妇，一手端茶碟，一手侧倾茶杯，杯底向着人，极其优雅。顺便问起她起居饮食的情形，她微扬着脸说：大概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时才休息。这习惯养成很久了——的确是作家的习惯。她是和月亮同进退的人，难怪看见月亮的次数较常人为多，所以她小说里有关月亮的意象，特别的多，也特别的玲珑。至于食物，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 Muffin(一种类似烧饼的食品），以前喜欢吃鱼，因为怕血管硬化，遵医嘱连鱼也不吃了。我猜她大概喜食零食，将一天需要的消耗量，一点一点分开来吃，因为零食一道，也很会饱人的。她说她有患一种High cholesterol病的可能性，还有一种“感冒”旧病，发起来可躺在床上，几天不吃饭，因为吃了都吐了出来。但是口渴却很难耐。说着，一杯咖啡已经饮完，她又去替自己斟了一杯来。她说她一喝起咖啡来，便喝个不停。

香港大学，张爱玲学生记录从《歇浦潮》，很自然地，谈到了《海上花》这本说部。我说《海上花》文笔虽然干净利落，可惜太过隐晦，很多地方交代不够明白。她认为是，譬如诗婢苏冠香便是一例。她又用手比划着说：“像《红楼》有头没有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她说时双手比成一个圆圈），都算是缺点。”她说话时运用的词汇很特别，像她形容30年代的小说，老喜欢“拖一条光明的尾巴。”又单用“戏肉”二字，来形容小说中的精彩部分，都使我感到新奇而怔忡。我又批评《海上花》的对话全部用苏白，也不是很写实的，谁敢保证书中人，个个都只会说苏州话呢？她颇不以为然，因为作者韩邦庆只会说苏白，不会道京腔，而且他在模拟苏白时，经过一番“再创造”，并不容易。我又说《海上花》如果用《歇浦潮》的方式写出来，可能会更成功。但是，她连忙接口说，《歇》书写成的时候，都快民国十年了，而《海上花》却是满清末年的作品。接着，我又批评作者写陶玉甫、李漱芳的恋爱，太过“温情理想化”，再插上妹妹李沅芳，整天歪缠着“姊夫”陶玉甫，看来非常的“假”，令人不耐烦。因为，沅芳虽是清倌人，却是在“堂子”里长大的，耳濡目染，不可能天真成那样，最后连姊姊的死都弄不明白，以为她是去做客，过几天还会回来的。她却认为：就李漱芳母女开堂子的作风来看，可能会产生出沅芳这样的雏妓来。这也是《海上花》的主旨之一，是描绘形形色色的妓女，并不仅限于暴露人性的黑暗面，像《歇浦潮》那样。我又说，根据自己的看法，仿佛李漱芳一半是她妹妹气死的，因为眼看着沅芳和玉甫亲热，心里气不过，嘴上又说不出来，积郁成疾，这自然是“弗洛伊德”派的看法。她听到这里，始先微微一惊，然后突然大笑起来，一面笑，一面说，这话让志清（夏先生）听见了，一定会诧异。这使我感到非常怔忡，事后仔细一想：大概她认为我这个人固执得可以，看小说从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出发，不太从容，显得霸道。这也许因为《海上花》一书，我没有她看得那样仔细透彻。谈起她自己的作品，她说早年的东西，都不大记得了，《半生缘》最近重印过一次，记忆还算新；《倾城之恋》难为你看得这样仔细，不过当年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觉察到“神话结构”这一点。她停了停又说，仿佛每个人身上都带有mythical elements似的。我说她每篇小说的意象，怎么安排得这样好？和整个故事的结构、人物都有关系，有时是嘲弄，有时是一种暗示性的“道德批判”，用英文来说，非五四以来的大家我看过一些，很少有人能够将意象的功效，发挥得像她这样活泼的。多半只限于“装饰”一途。好像连钱钟书也不例外。像《第一炉香》里，薇龙的姑妈梁太太一出场的时候，面纱上爬着一粒绿宝石蜘蛛，后来薇龙进入宅第后，“一抬头望见钢琴上面，有一棵仙人掌，……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唁子。”还有园游会过后，薇龙陪同姑妈一同进餐，因为彼此找到了新的男朋友，心里欢喜，嘴里说不出来，两人同时割切着冷牛舌——这牛舌头是个dumb brute，像唐人绝句里的“鹦鹉前头不敢言”，产生了极深的嘲弄意趣，真难为她设想得这样周到！她听到这里，说，你看得真仔细！要不是你这样一说，我完全记不起来了。她顿了一顿又说，我的作品要是能出个有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听到这里，我非常感动。

海上传奇，张爱玲我又问她，在写《第一炉香》时，有没有考虑到意象的这层功用呢？这话她没有作正面答复，只说，当时我只感到故事的成份不够，想用来加强故事的力量。我又侃侃直讲下去，像《阿小悲秋》，那苏州娘姨看来像一个“大地之母”，因为自始至终，她都在那里替主人洗衣服、整理房间，仿佛有“洁癖”似的。故事结尾时，她发现“楼下一地的菱角花生壳，柿子核与皮”，还忿忿不平地想着：“天下就有这么些人会作脏，好在不在她范围之内。”写得真是好！她听到这里，爽朗地又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听来有点腻搭搭的，发痴嘀嗒，是十岁左右小女孩的那种笑声，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经活过了半个世纪。从笑声里，我觉察到她是非常偏爱《阿小悲秋》的。随即谈到了《红玫瑰与白玫瑰》。她说《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也就是她所谓的documentaries，我说这篇故事充满了嘲弄和讽刺，像红玫瑰表面上像个“坏”女人，其实很忠厚，作者对她非常同情；而佟振保却是个道道地地的伪君子，作者暗中对他下了一道“道德制裁”。她说道德制裁不至于。佟振保是个保守性的人物。他深爱着红玫瑰，但他不敢同她结婚，在现实与利害的双重压力下，娶了白玫瑰一其实他根本用不着这样瞻顾的，结果害了三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她很抱歉地说，写完了这篇故事，觉得很对不住佟振保和白玫瑰，这两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见过。我想她言外之意是说她对于佟和白玫瑰二人的要求，太过严苟了，不够宽厚。不知怎么，又谈到了《半生缘》。我说世钧和曼桢恋爱这件事，叔惠像是完全蒙在鼓里，似乎与实情不符。因为，据我所知，男人在爱情方面，嘴最敞了，对于好朋友的罗曼司，多半很清楚，而且好奇心重，不致于像叔惠那样，对曼桢漠不关心。她说30年代的男性，一切都学西方，连恋爱的方式也一律模仿，所以叔惠才显得那样潇洒。这一点我们争持甚久，她也相当执拗，结论是她对于现代的许多事情，太过隔膜了。不过当我谈到阿宝这个角色，塑造得不够逼真时，她一口承当下来。因为，我说，当曼骑装病，设计骗取曼桢到她家中时，阿宝表演得太过“逼真”了，简直是个演员，不像庸人;尽管事前她是知情的，曼璐也不可能像导演那样，将她排练得那样好，而且，事实上也决不可能。这一点她完全承认，因为迁就故事，权且将阿宝“利用”一下。张爱玲《秧歌》同时，我又告诉她，不太满意《秧歌》的结局。因为动作太多了，近乎闹剧化，冲淡了故事的“抒情”主调。她听到这里，连忙说，这些都该写下来，写批评如果净说好的，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结果人家失去对你的信赖。接着，她主动告诉我：《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不过，我说仍然喜欢戈珊这个角色。她说戈珊是有这样一个人的，虽然也是听人说起，自己并没有见过。谈到这里，她已经喝完第四杯咖啡了。张爱玲公民入籍证

话题转到五四以来的作家。她说非常喜欢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这样好的一个文体家。我说沈的短篇不错，有些地方，简直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听着笑了起来。但是，我认为沈的长篇《长河》并不成功，看来不像小说。她说没有看过。至于老舍的《骆蛇祥子》，我说早年读的时候，非常钟意，她却不以为然，她认为还是老舍的短篇精彩。钱钟书呢？她只看过《围城》，没有碰过他的短篇。所以，当我提到《半生缘》有些地方，跟钱的一篇《纪念》，甚为类似时，她认为只是“偶合”。

我又说《围城》当然写得很好，可惜太过“俊俏”了，用英文说，便是too cute，看第二遍时，便不喜欢了。她听到这里，又笑了起来。看来她赞成我的看法，我接着还告诉她，还喜欢吴祖缃这个名字她听着陌生，她说在大陆上，只知道有个剧作家，叫吴祖光的，非常有名，这人后来被“斗”掉了。谈到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台湾作家，她看过朱西宁的《铁浆》，我说《铁浆》写得很好，她说，“嗳”。还有康芸薇的《新婚之夜》，她叫得出名字来，认为写得很coloful。康的其它的一些作品，她说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手边经常收到两份台湾出版的杂志：《幼狮文艺》和《皇冠》。她说看《幼狮文学》，喜欢看翻译小说，她清晰地说出刘慕沙，朱西宁太太的名字。她又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害。我说故世的夏济安先生，也提过这一点，曾经在一篇英文文章里，说台湾作家，不是隐士，是“声名狼藉的朝夕聚会的社交家。”……

然后她告诉我，平常喜欢看通俗英文小说，哑谜立即打破了。她看了不少James Jones的小说，对于作者和女经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非常感兴趣。因为女经纪人是有夫之妇。她和丈夫两人，协助Jones成名，不遗余力，丈夫一点都不妒忌，甚至Jones把他跟女经纪人之间的一些艳秘，写进小说里去，丈夫也不介意。这使我立即联想起：早年上海的百万富翁哈同，跟太太罗迦陵和亲密“战友”姬觉弥之间的关系，也很能引人入胜。作家有时往往“小”题“大”做，见人所未见，是《红楼梦》里说的“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张爱玲似也不例外。

初中时期张爱玲和姑姑阅读对于她来说，已成为第二生命，仿佛活在空气里一样，她说。她引用业已逝世的丈夫Rehyer的话说，Ferd常说我专看“垃圾”！说完又笑了起来，像是非常的应该。此所以她对于张恨水，嗜之若命了。关于《红楼》，她说一俟工作在6月份结束后，便准备用英文写一篇考证，同时接下去，把英译《海上花》的工作做完。像《红楼梦》，她认为不止写了十年，因为曹雪芹拆开了重订，又再拆阅。她用手不断比划着对我说。她说曹大概死于四十七八岁，所以《红楼》没完。……

从《红楼》移花接木，接枝到《金瓶梅》上。我说读《金瓶梅》，总觉得面对着一个纸糊的世界，样式看来假得很。她听了颇感诧异，好像一个人怎么能够欣赏《红楼梦》和《歇浦潮》，惟独走不进《金瓶梅》的世界里去？我说像吴月娘这种缺乏酸素的女人，实在少见。她认为好便好在这里，吴月娘对于潘金莲、李瓶儿等姨娘的态度，表面上似乎毫不嫉忌，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传统，不得不如此。但是，月娘有时说起话来，也会酸溜溜的，这使得吴月娘充满了“暧昧性”，所以是更近乎人性的。她接着又指出，每当她读到宋蕙莲以及李瓶儿临终两段，都要大哭一场。

但是，我坚持说，《金瓶梅》写得甚为粗糙，而且写来写去，无非是西门庆如何又娶了个姨太太，成了固定公式，看多了会令人起腻。她说西洋故事里，不也有唐璜吗？我又接下去说，很多人看《金瓶梅》，无非垂涎其中猥秽的部分罢了。她说看过“洁”本，仍然觉得很好。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使我听了，不胜黯然。不过，一个作家实在无法顾忌这些，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rn（顽强〉的;她又补充一句，像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色彩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黯淡破败的。而且，她用手比划着，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玉石倶焚的感慨。她随即问起我写东西时的情形来。我说自己创作的时候，很慢很苦，弄到最后，厌烦到了极点，甚至想将它扔掉。当然登出来以后，又不一样，因为换了一副面貌了。她笑了起来说，她不是这样的，她写作的时候，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她用嘹亮铿锵的音调，说出“狂喜”两个字。我想她的作品，为何这样感动人，大概和“狂喜”有极深极密的关系罢！

张爱玲画像她说写过一部英文小说，兜来兜去找不到买主，预备将它翻出来;不过有些地方还得改。另外用中文写的军阀时代的长篇，写了一半搁下来了，也想把它赶完。还有两个短篇，极待整理出来。她要想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不过她不大喜欢谈尚未完成的东西。又譬如美国人的事情，我也想写的，她说。“哦？”我有点不敢相信。但随即想起她的《第二炉香》，人物完全是香港一地的英国人，便不再淹异了。不过，我写的东西，总得酝酿上一二十年，她又说。我问是不是要写这么久呢？她说不，是指要隔这么久才写得出来。从她的三层楼公寓辞别出来，已经凌晨2时半了。这次会面，足足谈了7小时。然而仍有很多话，觉得没有说出来。是她说的，像这样的谈话，十年大概只能一次！又说朋友间会面，有时终身只得一次。那么，我应当感到十分满意了。张爱玲《怨女》走向清空明亮的柏克莱街头，手里捧着她亲笔题赠的《怨女》英文本，和CHANEL NO.5香水，刹时间，它们幻化成为珍贵的历史性的“南朝金粉”和“北地胭脂”〈《怨女》英文名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如今是“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的时候。又想起《第二炉香》里，描写一个人极大的快乐，“在他烧热的耳朵里，正像夏天正午的蝉声，‘……吱……吱……吱’一阵阵清烈的歌声，细，细得要断了；然而震得人发聋。”是的，蝉声是会震得人发聋的。这不正是张爱玲的写照么？夜访张爱玲补遗

书桌：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惟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而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想起自己见识过的留美学人或者作家的书房，千篇一律一张四四方方大书桌，四围矗立着高髙低低的书架，堆满了书，中、西文并列。只有张女士的书房例外，看不到书架和书桌。不过，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西洋称之为night talbe的小桌子，立在床头。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怨女》。本文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为张爱玲补妆》这次拜访发生于1971年6月，张爱玲时年51岁

第五篇：读《给教师的建议》第二十五节有感

读《给教师的建议》第二十五节

想克服负担过重的现象，就得使学生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有感

阳谷县第三职业高级中学李恒柱

1、观点：只有让学生不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而留下许多自由支配时间，他才能够顺利地学习。

因为如果不给学生留下自由支配的时间，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一是大脑长期地处于紧张的状态，容易疲劳。大脑疲劳后效率降低，即便花较多的时间来学习效果也很差。二是由于长期的做同一种事容易造成人对该事的厌烦感觉。我们现在由于长时间地让学生学习造成学生厌学情绪严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三是长时间地学习，学生缺少思考、消化吸收所学知识的时间，使学习的知识不易掌握，易造成学生学习负担过重。

学生有了自由活动时间，能够使他顺利地学习，不让他经常感到有学业落后的威胁，同时也是丰富学生智力生活的首要条件。

2、自由时间从哪里来？

一是来自课堂。这有赖于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有效配合。首先教师地对教材熟悉；有合理地教法：什么该教，什么不该教；有效地掌控课堂等。其次有赖于学生，看学生对所学知识是能运的还是被动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处于僵化的还是活跃的。总之一句话：看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是爱学不爱学、会学不会学。如果教师与学生配合默契，就可以节省教学时间，从而在课堂上为学生盈利自由时间。

二是来自作息制度。我们现在的作息制度根本就没有给学留下自

由时间。我们现在的课程表往往是上午全部是课，下午上两节或三节课，课后马上是自习。这样的作息制度把学习变成是一种让学生无法胜任的、使人精疲力竭的劳动，它归根结底将会摧残学生的体力和智力，使学生对知识产生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使一个人只有学习而没有智力生活。

合理的作息制度应该是下半天的时间留给学生作为自由活动时间。这个时间并不是让学生无所事事，而是让他扩充知识和转化知识。这一段时间学生的主要活动是读课外书（这里的阅读是学生出于自己的爱好、出于求知愿望的阅读，而不是出于背诵和记忆要求的阅读。也就是说学生此时的阅读心情是放松的、愉悦的。）、参加小组活动，在野外活动（我们这里可以是室外活动或是校外活动等。）观察自然界的现象和人们的劳动。通过这样的活动，一是扩充学生的知识，也就是说这些知识是课堂上学不到的，但这是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是学生应该知道的，而且对学生的学习也是有帮助的。二是转化知识，即在课堂上学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中去，达到真正掌握知识之目的。三是通过这些活动，解放了大脑，让原来由于长时间的学习而变得疲劳的大脑恢复活力，为下一步更好地利用大脑创造条件。

除了安排下半天的自由活动时间之外，在课程表的安排上也要把不同特点的课程合理地穿插进行，这样可以在使用大脑的过程中尽量使大脑不至于过于疲劳而提高学习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