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地理美食经

第一篇：苏轼的地理美食经

苏轼的地理美食经

苏轼的诗词与故事已经流传了近千年，历久弥新，他在文学艺术上的修为登峰造极—他豪放飘逸的诗句,在诗词界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丰腴跌宕的书法，又在书法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唯独他在美食上的造诣，无人可与他匹敌。

苏轼家乡在线四川眉州，就是今天的眉山，天府之国的丰富物产带动了美食的发展。当时，辣椒还没有传入中国，因此那里的川菜不想今天这么辣，而是主打鲜嫩口味，尤以鱼和猪肉的菜肴闻名天下。四川人崇尚美食的传统，让苏轼有着浓厚的美食情结，伴随着他的宦游之路。

宗师常言道：知人论事。所以我就先介绍一下苏轼的官场沉浮。苏轼生逢北宋黄金时代，年纪轻轻就考中进士，但仕途一直不顺利。公元1069年，宰相王安石实行新政，而苏轼上书反对，先后被贬到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几年后，他又遭诬告，说他之中有亵渎圣上之意，于是又被贬到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做团练副使。这是一个无权又无钱的卑职，仅靠微薄的俸禄，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人。于是，苏轼在城外的东坡上开荒种地，自给自足，并自号“东坡居士”。从此，“苏东坡”渐渐成了人们对他最熟悉的称谓。

黄州虽不似汴京繁华，但紧邻长江，黄州的猪肉极便宜，当地人都不稀罕吃，但对生活贫困的苏轼来说，却是人间美味。一句话说，苏轼就是个吃货。苏东坡买来猪肉，用慢火清炖，然后加入酱油等调料，做出的肉美味无比。为此他还专门写了《猪肉赋》“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后来，这首诗传出去，人们争相效仿这道菜的做法，并给他起名“东坡肉”，如今餐馆的“东坡肉”就是有苏轼的做法改进而来的。

苏轼对于烹鱼也颇为在行，肉质鲜美的河豚更是其最爱。他曾写过《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正像诗中所写春天是河豚洄游的季节，当时长江中有很多河豚。前面提到了苏轼被贬黄州，紧临长江。苏轼吃的河豚，都是自己在江边钓的，常吃常新，尽管河豚有剧毒，若处理不慎食后当即毙命，但热爱美食的苏轼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品尝一回，吃了这么多次还安然无恙，足见他厨艺精湛，也正应了“拼死吃河豚”的谚语。

北宋的政局风云突变，新法实施不久即遭失败，曾被划为保守派的苏轼终于得以翻身，回到中央出任礼部尚书。宗师也讲过，苏轼这家伙命比较背，就像老鼠里的风箱—两头受气（大家都明白哈）。支持新法中一些合理措施，这下，有悖真正的保守派视为变法派，再遭排挤。公元1089年，苏轼上书自请外放，出任杭州知府。喜欢烹饪的人大多是勤快的，刚刚走马上任，苏轼便表现出他的勤政本色。为了解决西湖雨季泛滥的老问题，他率领民众清理淤泥，并用淤泥筑起了一条湖堤，后人称之为“苏堤”，来纪念他的勤勉。相传苏轼为犒劳清淤筑堤的军民，祭出拿手菜东坡肉，一下子博得百姓喜爱。东坡肉是苏轼食谱中的看家菜，从黄州到汴京，再到杭州，每到一处就会有一些地方性变化，尤其是到了盛产竹笋的杭州。苏轼曾写过《于潜僧绿筠轩》宁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傍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大意就是：可以吃饭没有肉，不能居所没有竹子；没有肉只会让人瘦，没有竹却会让人庸俗。人瘦了还能够增肥，人庸俗却无药可医；旁人笑我这说法，像高论还像痴话。若对着竹子还大嚼猪肉，岂不是太狂妄了？世间那有扬州太守与骑鹤化仙两者得兼之事？后来，他还把这首诗改成一首打油诗： 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

“苏家菜”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因地制宜—苏轼每到一地就会用当地特产，开发或改良新的菜品。西湖盛产大鲤鱼，苏轼用橘子皮，咸萝卜汁和黄酒与之搭配，烧出“东坡鱼”；他还另辟蹊径，将西湖生产的龙井茶引入烹饪，创出“龙井虾仁”。

此后十余年间，苏轼先后几次被内调回潮，有几次因直言上书遭外放。公元1093年，苏轼被发配到岭南荒蛮之地的惠州。这也正应了宗师讲过的一首苏轼的诗《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此诗为晚年诗篇，是他一生的写照。作者于1079年因“乌台诗案”被贬谪至黄州，于1093年被贬惠州，1097被贬儋州，放逐的生活更是辛酸苦涩，这一首自题诗，更是道尽自己坎坷一生，但是仍然表达出自己豪放的性格。嗯，言归正传，话说苏轼来到惠州，他欣喜地发现，这里荒蛮却不荒凉，气候温暖湿润，水果蔬菜品种繁多，他的口味也发生了变化，喜欢上了素食和水果。在这里，苏轼依旧躬耕不辍，栽种各种果蔬。除了自种的蔬菜，野菜也进入他的食谱，尤其是惠州丰湖边生长的藤菜，用它做的汤羹堪比西湖名菜“莼菜羹”。所以他又留下诗一首《新年五首之三》海海国空自暖, 春山无限清。冰溪结瘴雨, 雪菌到江城。更待轻雷发, 先催冻笋生。丰湖有藤菜, 似可敌莼羹。

当然，对肉的喜爱苏轼是不会舍弃的。惠州靠海，盐场众多，于是，苏轼开创了一种新的烹饪手法——盐焗，把肉用砂纸包好，埋入烧红的粗盐之中烤熟。如今，粤菜中的盐焗鸡，就是沿用此古法制作的。而东坡肉又与当地特产梅干菜结合，衍生出了“梅菜扣肉”；东坡鱼加入了惠州陈醋，变身成为“醋鱼”。

在惠州的日子里，苏轼整理了以往的诗词书稿，其中不犯很多与美食有关：《菜羹赋》《豆粥》《鲸鱼行》以及著名的《老饕赋》。他以“老饕”自嘲，“老饕”就是出自于阿长给鲁迅买的“三哼经”贪吃的怪兽饕餮，以示自己有多么好吃。当然，他更把美食当成了一种艺术，将它融入自己的诗词中，成为古典诗词中的一朵奇葩。

第二篇：苏轼胜相院经藏记

【胜相院经藏记】 元丰三年，岁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简，号曰宝月，修行如幻，三摩钵提，在蜀成都，大圣慈寺，故中和院，赐名胜相，以无量宝、黄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众香，庄严佛语及菩萨语，作大宝藏。涌起于海，有大天龙，背负而出，及诸小龙，纠结环绕。诸化菩萨，及护法神，镇守其门。天魔鬼神，各执其物，以御不祥。是诸众宝，及诸佛子，光色声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珑宛转，生出诸相，变化无穷。不假言语，自然显见，苦空无我，无量妙义。凡见闻者，随其根性，各有所得。如众饥人，入于大仓，虽未得食，已有饱意。又如病人，游于药市，闻众药香，病自衰减。更能取米，作无碍饭，恣食取饱，自然不饥。又能取药，以疗众病，众病有尽，而药无穷，须臾之间，无病可疗。以是因缘，度无量众，时见闻者，皆争舍施，富者出财，壮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爱，及诸结习，而作佛事，求脱烦恼，浊恶苦海。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周视其身，及其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如焦谷芽，如石女儿，乃至无有，毫发可舍。私自念言，我今惟有，无始已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黼黻文章，悦可耳目。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今舍此业，作宝藏偈。愿我今世，作是偈已，尽未来世，永断诸业，客尘妄想，及诸理障。一切世间，无取无舍，无憎无爱，无可无不可。时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说偈言：

我游多宝山，见山不见宝。岩谷及草木，虎豹诸龙蛇。虽知宝所在，欲取不可得。复有求宝者，自言已得宝，见宝不见山，亦未得宝故。譬如梦中人，未尝知是梦，既知是梦已，所梦即变灭。见我不见梦，因以我为觉，不知真觉者，觉梦两无有。我观大宝藏，如以蜜说甜。众生未谕故，复以甜说蜜。甜蜜更相说，千劫无穷尽。自蜜及甘蔗，查梨与橘柚，说甜而得酸，以及咸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尔默自知，不烦更相说。我今说此偈，于道亦云远，如眼根自见，是眼非我有。当有无耳人，听此非舌言，于一弹指顷，洗我千劫罪。

第三篇：关于苏轼的美食趣事（共）

关于苏轼的美食趣事

一说到苏轼的美食，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是东坡肉，对于东坡肉大家都有吃过吗，下面本网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关于苏轼的美食趣事，仅供大家参考。

1、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2、吟诗赴宴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的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的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的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的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的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的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3、东坡鱼

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在饕餮美食上也很有一手，除了广闻人知的东坡肘子外，苏学士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堪称一绝。一次，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橱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黄庭坚是中国古代四大字体蔡苏米黄宗祖之一，是苏轼挚友，两人经常以斗嘴为乐)。知道又是来蹭饭卡油，于是慌忙把鱼藏到了碗橱顶部。黄庭坚进门就道：“今天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苏者，上草下左鱼又禾。”黄庭坚又道：“那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苏轼道：“也可。”黄庭坚接着道：“那这个鱼放上边行吗?”苏轼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这次只能哑然失笑了。

4、皛饭与毳饭

苏轼复官后，曾跟黄庭坚乱侃：“我在牢里时，每天吃的是三白饭，照样很香甜，世间美味不过如此!”。黄庭坚奇问什么叫三白饭，苏轼答道：“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这就是‘三白’。”此事说过苏轼也就忘了。一日接到黄庭坚请帖，邀苏轼去他家吃皛(jiǎo)饭。苏轼欣然应约，并对夫人道：“黄庭坚乃当世学士，读书甚多，他这皛饭定是稀珍之物。但等苏轼到了地方发现桌上只有盐、萝卜、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这被黄庭坚戏弄了。又过了几天，黄庭坚也接到苏轼请帖，邀他去吃毳(cuì)饭。黄庭坚知道苏轼要报复，但又好奇，又想知道毳饭到底是什么，最终还是去了。苏轼陪着黄庭坚从早上海聊到晚上，把黄庭坚饿得前胸贴后背。实在忍不住催问毳饭呢?苏轼慢吞吞地答：“盐也毛(没，音mǎo，“没有”的意思)，萝卜也毛，饭也毛，岂不是‘毳’饭?其实你一直在享用着啊。” 黄庭坚惊愕之后，两人同时大笑。

第四篇：苏轼

说不尽的苏轼

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评论苏轼说：“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苏轼在世时已经文名满天下。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云：“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传颂。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盖当时所未有。”

苏轼死后，根据他生前“葬我嵩山下”的遗愿，葬在汝州（今河南省郏县），其地被称为“苏坟”。苏轼的弟弟苏辙与苏轼手足情深，并且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苏辙死后，苏辙之子为践苏轼和苏辙生前“夜雨对床之约”，把苏辙葬于苏轼墓旁，人称“二苏坟”。到了元代，有人又设苏洵的衣冠冢于苏轼坟和苏辙坟之旁，于是就有了“三苏坟”。苏氏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个席位，三人死后，能够在嵩山下的古柏林中“无言”地“相视”、“相伴”，后人来到“三苏坟”前，抚今追昔，大概是会有许多感慨的。

白居易《李白墓》云：“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苏轼一生经历坎坷，他和李白都可以说应了“诗人薄命”那句话，可是，他们都创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作品，后人忘不了他们的那些“惊风雨，泣鬼神”的作品，后世有无数读者在和他们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李白和苏轼都有无数的超越时空的欣赏者、对话者，有了这些数不胜数的欣赏者和对话者，他们在九泉之下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苏轼不单是一个文学家

许多人都知道苏轼的诗好，词好，文章也好，所以人们说他是一个文学家。但苏轼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他还是一个书法家和画家。

苏轼是著名的书法家，许多人都很喜欢苏轼的书法。苏轼在书法上造诣很高，他和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被称为“北宋四大家”。黄庭坚在评论苏轼的书法时说：“东坡先生常自比于颜鲁公（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以余考之，绝长捕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至于行草正书，风气皆略相似。”他又说，东坡“中岁喜学颜鲁公”，“比来苏子瞻（苏轼）独近颜（颜真卿）、杨（书法家杨凝式）风骨。”

喜欢书法自然也就会爱墨，爱砚。

《苏东坡全集》中有“砚铭”数十首，可以说，在这些“砚铭”中，苏轼对砚的无比喜爱之情已经跃然纸上了。

苏轼有《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一诗，从此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的爱墨之心和爱墨之情。从诗中的“此墨足支三十年”一句，我们得知苏轼的藏墨甚丰；诗中又说“非人磨墨墨磨人”，全诗最后以“闻君此诗当大笑，寒窗冷砚冰生水”两句作结，耐人寻味。

可以断定，苏轼在写“非人磨墨墨磨人”这句诗时，他心中一定是感慨万千的——在这句诗中实在蕴涵了太多、太多的话内之意和话外之音！

所谓“磨”，可以和可能是“消磨”，也可以和可能是“磨练”。从这句“非人磨墨墨磨人”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对于苏轼来说，练字书写，其目的和意义决不是单纯地提高书法技巧或书法技艺，而是“书法就是人生”！苏轼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几十年含辛茹苦的书法历程，也就是在“历练”和“铭记”他的人生的历程。

苏轼是一个“平生好诗仍好画”的人。黄庭坚有《题子瞻枯木》一诗。诗云：“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颜真卿）杨（书法家杨凝式）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此诗前两句是称赞苏轼的书法，后两句是称赞苏轼的绘画。

在宋代画家中，文同（字与可）善画墨竹，闻名后世。苏轼与文同是好朋友，苏轼诗文中论及文同墨竹处甚多，且多精彩之论。《北宋文化史述论》云：“文同墨竹的真迹传世者极少，<中国绘画史图录>上册收有目前大陆上硕果仅存的一种，与苏轼的一幅枯木怪石图同裱一轴。”“与它同裱的东坡之作，全幅画面只有一块磷蹭奇兀的巨石和并排而生的秃树。那秃树既不画鳞斑条纹，也不显示明暗对比，只是从平面的形状上看去像一棵树而已，充分体现了文人画不重形似的特点，而怪石与枯木的并置„„正是与墨竹一样表现知识分子苏世独立（按：疑为“遗世独立”之误印）之节操的意象组合。”不知今存的这幅苏轼“枯木图”同黄庭坚《题子瞻枯木》诗中所说的那幅“枯木图”究竟是什么关系？ 说到苏轼和文与可的友情，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苏轼诗集中有《题文与可墨竹》，此诗前有“叙”，文曰：“故人文与可，为道士王执中作墨竹，且谓执中勿使他人题字，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与可既没八年，而轼始还朝见之，乃赋一首。”苏轼在《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中称赞文与可的绘画“荒怪出象外”，造诣很高，又说：“举世知珍之，赏会独余最。”在诗的最后，苏轼说：“知音古难合，奄忽不少待。谁云死生隔，想见如龚隗。”从这首诗的记述中，我们得知，苏轼在文与可死后八年才得以完成文与可生前要苏轼为其所画墨竹题诗的愿望，虽然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二人已经死生相隔，但在苏轼写作《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时，从哲学和解释学的意义上看，他们又正在进行令后人感动的超越死生和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苏轼在写《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时，他是在与文与可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同时，他也是在呼唤后人与他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从苏轼谈人的全面发展

苏轼不但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和有一定地位的画家，而且是一个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北宋时期是一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期，在思想和学术界几乎同时涌现出了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苏氏兄弟（苏轼和苏辙）的“蜀学”，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尤其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1年）程颢、张载、苏轼、苏辙同登进士第，更可谓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苏辙在为苏轼撰写的墓志铭中简要地叙述了苏轼问学的历程：“（苏轼）初好贾谊、陆挚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由此可知，苏轼走的是一条兼学百家（包括佛学）之长的道路。

苏轼著有《毗陵易传》，集中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苏轼哲学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三教合一”的思想和观点。苏轼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功。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苏辙著有《老子解》，也力主三教（儒、释、道）合一，苏轼在《跋老子解后》说：“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南朝之刘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

苏轼不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还有宝贵的经济学思想和观点。关于苏轼的经济学思想，在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有专节论述和分析，本文就不再饶舌了。

但还有一点，却是值得特别一提的——那就是苏轼还深谙医学。传世医书中，有一本《苏沈良方》，是后人把苏轼和沈括的医学方书汇编在一起而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云：“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非他方所能及矣。”苏轼在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遇大旱饥疫，“多作饘（稠粥）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虽然我们不能由此而推断当时所用“药剂”必定是苏轼所定之方，但我们却有理由猜测当时在选定所用药剂时，苏轼应该是发挥了某种程度的作用的。由于这件事的性质，不是医生个体行医疗病，而是一件“政府”组织的“医政”活动，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这项活动中，作为深谙医学的地方行政长官，苏轼发挥了令人称赞和大得民心的“领导”和“决策”作用。

如上所述，苏轼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在书法、绘画、哲学、经济学、医学等方面都可以卓然成家，他确实是一个少见的“多面手”，是令人钦佩的“全面发展的人”。

许多人都把苏轼当作一位文学家，这个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我更愿意把苏轼看作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把他看作一个值得效法的古代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典范。

人的全面发展不但是古代先哲的理想，而且是许多现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更有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满怀景仰之情地赞赏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他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惟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就时代而言，中国的北宋时期无疑地是无法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相比的，可是，就个人而言，苏轼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与那些“巨人”相比拟的。

马克思也憧憬着人的全面发展，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心愿干事情，“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占有核心性的位置。本文由谈苏轼开始而最后“漫游”到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很显然，本文已经不可能再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讨论了。

第五篇：苏轼

苏轼经历了从仁宗到徽宗的五朝，平生足迹几乎遍及当时中国的重要州郡，而且远至西北地区、海南儋耳。象他的前辈梅尧臣一样，他把写诗当作日常的功课，一直坚持到老年。他多方面向前代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等学习，晚年更爱陶诗。比之散文和词，苏诗的题材更广阔，风格也更多样。

苏轼终身从政，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苏轼在军事上主张充实兵力，巩固边防，抵抗辽和西夏的侵扰，并认为以金帛赂虏是最下之策。在苏诗里数量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许多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苏轼的词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它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里去，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先决定于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改变和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北宋一些著名文人在政治上都有比较远大的抱负，他们不满晚唐五代以来卑靡的文风，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余波所及，不能不在词坛上起影响。在范仲淹、欧阳修的词里已有一些风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更明白反对依声填词的作法。苏轼继承他们的作风，加以恢宏变化，从而开创了词坛上一个重要流派。其次，决定于苏轼一生丰富的经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领袖地位和他在诗文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不能满足于前代词人的成就，也反对曾经风靡一时的柳永词风。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说：“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见俞文豹《吹剑录》)词在当时不是由关西大汉来唱的，这话显然是对苏轼的一种讽刺，然而它却生动地说明了柳词和苏词的不同风格。豪迈奔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是苏诗苏词浪漫主义的基调。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

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

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

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

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

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

余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河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

【题解】

《洞仙歌》，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此调欧阳修词，名《洞仙令》，潘 词，名《羽仙歌》，《宋史·乐志》名《洞中仙。始见于郭煌词。

本词是苏轼的名篇之一，作者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写作之由作者词序中已讲得十分清楚，篇中所友谊赛情景，纯由想像生发。上片记人物、环境之清凉，人物则“冰肌玉骨”，具不同凡响的神仙资质，环境则水殿、清风、暗香、月光，如置身月殿瑶台的清虚之境，无一毫尘俗气。“绣帘开”几句绘闺房情景宛然如见，“一点明月窥人”句，“一点”与“窥”字灵动奇妙，为本词增添许多情致。下片描写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留连月下纳凉所见以及因纳凉而思秋风，因思秋风而感念流光飞逝的怅惋之情，其间融入作者对人生的深深感慨，自然流丽。整首词奇逸疏隽，如空山鸣泉，清响绝伦。“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张炎《词源》卷下）。

【原词】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注释】

【注释】

1、孟昶：五代量后蜀国君，生活奢侈，爱好文学，工声曲，后兵败降宋，封秦国公。

2、花蕊夫人：陶宗仪《辍耕录》：“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之翾轻也。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

3、作一词：苏轼词序云词已失传，只记其首二句，后世所传孟昶《玉楼春》词乃“东京士人隐括东坡《洞仙歌》（沈雄《古今词话》）。赵闻礼《阳春白雪》引潘叔明云：“蜀帅谢元明因开摩诃池，得古石刻，遂见全篇（指原《洞仙歌》），词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则阙琳宫恨初远。玉阑干倚遍，怯尽朝寒；回首处，何必留连穆满。芙蓉开过也，楼阁香融，千片红英泛波面。洞房深深锁，莫放轻舟。瑶台去，甘与尘寰路断。与日俱增莫遣流红到人间，怕一似当时误他刘阮。‟”宋翔风《乐府余论》评此词为伪托。

4、冰肌玉骨：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

5、水殿：指筑于成都摩诃池上的宫殿。暗香：指梅、兰、荷、菊一类花清幽的香气。

6、素手：美人白皙的手。

7、河汉：天河，银河。

8、金波：月光。《汉书·礼乐志·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注：“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玉绳，两星名，在北斗第五星玉衡的北面。谢胱《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诗：“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

9、不道：不觉。

这首词描述了五代时后蜀国君孟昶与其妃花蕊夫人夏夜在摩河池上纳凉的情景，着意刻绘了花蕊夫人姿质与心灵的美好、高洁，表达了词人对时光流逝的深深惋惜和感叹。

上片写花蕊夫人帘内欹枕。首二句写她的绰约风姿：丽质天生，有冰之肌、玉之骨，本自清凉无汗。接下来，词人用水、风、香、月等清澈的环境要素烘托女主人公的冰清玉润，创造出境佳人美、人境双绝的意境。其后，词人借月之眼以窥美人欹枕的情景，以美人不加修饰的残妆——“钗横鬓乱”，来反衬她姿质的美好。上片所写，是从旁观者角度对女主人公所作出的观察。

下片直接描写人物自身，通过女主人公与爱侣夏夜偕行的活动，展示她美好、高洁的内心世界。“起来携素手，”写女主人公已由室内独自倚枕，起而与爱侣户外携手纳凉闲行。“庭户无声”，制造出一个夜深人静的氛围，暗寓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时见疏星渡河汉”，写二人静夜望星。以下四句写月下徘徊的情意，为纳凉人的细语温存进行气氛上的渲染。以上，作者通过写环境之静谧和斗转星移之运动，表现了时光的推移变化，为写女主人公纳凉时的思想活动作好铺垫。结尾三句是全词点睛之笔，传神地揭示出时光变换之速，表现了女主人公对时光流逝的深深婉惜。

这首词写古代帝王后妃的生活，艳羡、赞美中附着作者自身深沉的人生感慨。全词清空灵隽，语意高妙，想象奇特，波澜起伏，余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河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题解】

《洞仙歌》，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此调欧阳修词，名《洞仙令》，潘 词，名《羽仙歌》，《宋史·乐志》名《洞中仙。始见于郭煌词。

本词是苏轼的名篇之一，作者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写作之由作者词序中已讲得十分清楚，篇中所友谊赛情景，纯由想像生发。上片记人物、环境之清凉，人物则“冰肌玉骨”，具不同凡响的神仙资质，环境则水殿、清风、暗香、月光，如置身月殿瑶台的清虚之境，无一毫尘俗气。“绣帘开”几句绘闺房情景宛然如见，“一点明月窥人”句，“一点”与“窥”字灵动奇妙，为本词增添许多情致。下片描写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留连月下纳凉所见以及因纳凉而思秋风，因思秋风而感念流光飞逝的怅惋之情，其间融入作者对人生的深深感慨，自然流丽。整首词奇逸疏隽，如空山鸣泉，清响绝伦。“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张炎《词源》卷下）。【原词】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