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疆文化体制改革案例研究[精选]
新疆艺术剧院体制改革探索与实践
[内容摘要]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要全面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要不断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把握形势,立足新疆文化发展的现状,顺应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步伐,把坚持正确导向、维护文化安全与注重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积极主动地开展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新疆艺术剧院乘着国家、自治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春风,积极进行体制改革的探索,逐步成为新疆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文化体制改革的领头羊。
关键词: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艺术剧院 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一直是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仅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需要,也是保障人民文化利益的需要。文化体制改革,是指人们在文化行业和文化领域按照某种价值观有计划地改变与原有技术环境相配备的旧的制度安排,建立与现有技术环境相配备的新的制度体系,通过建立新的行为规则确立起新的利益关系、新的激励方式和新的组合方式。
在整个文化体制改革中,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则被认为是重点,也是难点。2009年7月,中宣部、文化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以转企改制为中心环节,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的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的指导思想,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举措,确立了改革的目标。2011年,中宣部、文化部又下发了《关于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通知》。同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强调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重要意义,深入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深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全面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工作。
一、从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寻找新疆文化体制改革的契合点
(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之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过去30多年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从酝酿准备、稳步推进到快速发展的几个时期,宏观来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2年),第二阶段(1992年—2002年),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第一阶段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第二阶段对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第三阶段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任务和实施重点更加明确。
(二)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之路
在整个文化体制改革中,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被认为是重点,也是难点。国有文艺院团的体制改革大致也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全国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09年7月,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中宣部、文化部下发《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改革逐步向纵深拓展;2011年5月,中宣部、文化部下发《关于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
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在2012年上半年之前完成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任务,改革进入攻坚克难、全面推进新阶段。
最新统计显示,全国文化系统承担改革任务的2102家国有文艺院团中,已有2061家完成改革任务,完成率超过98%。在已完成改革任务的院团中,转企改制院团1249家,占比61%;撤销院团435家,占比21%;划转院团377家,占比18%。杂技、话剧、歌舞类院团基本实现全行业转企改制。这样的改革成绩为我国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占全国陆地面积约六分之一,居住着47个民族,民族风情浓郁,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素有“歌舞之乡”的美誉,文化市场前景广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把握形势,立足新疆文化发展的现状,顺应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步伐,把坚持正确导向、维护文化安全与注重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积极主动地开展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意见》下发的次月,新疆就根据民族地区实际出发,探索性地提出了符合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思路,整合各方资源,成立了新疆艺术剧院。
二、新疆艺术剧院的成立
2009年8月30日,根据《意见》,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从新疆的实际出发,将新疆歌舞团、新疆歌剧院、新疆话剧团、新疆民乐团、新疆管弦乐团、新疆人民剧场等长期以来为自治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民族团结等做出突出贡献的六家单位整合为新的新疆艺术剧院,全力打造新疆文化艺术表演团体的航空母舰。
新疆艺术剧院目前属于自治区文化厅管理的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副厅级),由维吾尔族、汉、哈萨克、回等13个民族组成多民族职工队伍,编制总额500人。主要职责是创作、演出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歌舞剧(节)目、汉语话剧、少数民族题材话剧、新歌剧(节)目,开发、推广舞台艺术产品、继承和发展各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促进自治区文化艺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新疆艺术剧院集办公、排练、录音、演出于一体,占地172亩,绿化面积150亩,建筑面积34000平方米,有合成演出剧场、多功能学术交流厅、高空杂技排练厅、舞蹈(声乐、器乐)排练厅、声(器)乐演员练身房、琴房、作品观摩赏析教室、舞台舞美库房以及制作间等设施。
剧院内设“六部”,下设“一场五团”。“六部”是综合部、艺术创作研究部、演出推广营销部、舞台美术部、影视制作部、物业管理部。“一场五团”是新疆艺术剧院人民剧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新疆艺术剧院管弦乐团(新疆爱乐乐团)、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新疆民乐团)。
新疆艺术剧院的成立对于深化新疆国有文艺演出院团的改制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它改变了以往单一剧团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按照整合资源、调整布局、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要求大力推进演艺资源的重组,提高演艺事业的整体发展质量和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个艺术表演团体优势资源,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演艺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演艺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虽然新疆艺术剧院依然是事业单位,没有完成改企,但是按照新疆的实际情况,它的成立本身就已经是一次飞跃,这一结构调整的举措不仅让新疆演出院团的资源得到整合发展,更是为以后的深化改革和转企做了良好的铺垫。
三、新疆艺术剧院体制改革探索与实践的成就
近年来,新疆舞台艺术的创作和生产驶上了快车道。新疆艺术剧院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贴近新疆政治需要、社会需要、经济需要,紧紧围绕新疆大局,依靠政府强力推动,依托市场,不断推出优秀剧目,不仅提升了新疆舞台艺术创作的整体水平,丰富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在高质量完成政治性演出、公益性演出的同时在市场运作上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扩大了自身影响力。
(一)演出市场进一步拓展,演出收益有所改观
在立足现有资源、想法设法开拓市场的同时,新疆艺术剧院院抓住文化部对口援疆会议的契机,积极与文化部演出司、保利、中演集团和有关省市对接,相互依托走市场。2010至2012年,剧院歌舞团组团赴内蒙古、北京、深圳、广州、湖北、浙江、安徽、山东、河南等地进行60多场演出;歌剧团筹备维语小品晚会,赴南北疆8地州、22县市进行了40多场演出;民族乐团组织了赴南疆地区巡演,完成了赴阿勒泰、伊犁等地的20多场演出;人民剧场平均每年放映场次23907场,观众人次602510人,票房年收入突破1300万元;管弦乐团举办了多场主题音乐会,如“爱之乐”室内音乐会,“柏林之声”
交响音乐会,“五大节日”音乐会(元旦、端午、中秋、国庆、新年),上座率高达95%,票房收入十分可观。艺术剧院按照“一团一品”的原则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在兼顾公益性的同时不断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增加经济效益。
(二)内部运行机制改革迈出关键步伐
剧院整合后人、财、物都便于管理,利于调配。在财务管理上采取歌舞团、管弦乐团、民族乐团院集中管理分立帐户,话剧团和人民剧场自主管理定期查帐的办法,这样统分结合,既便于统一管理,集中利用全院资金拓展市场,发展业务,又给各单位留有了自主运用资金的余地,使财务管理制度得以很好的落实。在人才管理上,剧院成立了艺术创作研究部、舞台美术部和演出推广部等业务部门,使艺术创作和编导人才、舞台美术设计制作人才、演出市场营销人才相对集中,便于互相学习、密切配合,发挥了资源整合的力量,提高了创作演出的质量,增强了市场营销的力量。在后勤管理上,既有统一管理,又有自主管理,从而保障了重点剧目的排练演出,提高了小型剧目协调保障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三)改变招聘机制,业务能力至上
2013年,艺术剧院部分团体在招聘上打破了等编制,等职位空缺的惯例,开始实行部分聘任制,如艺术剧院管弦乐团,不再论资排辈,不管年龄,学历和背景,只要演奏人员的业务能力和表演能力强,管弦乐团都是给其机会留在乐团学习和工作。只要业务能力突出就有机会坐在更前面演奏,坐席的顺序不再是不可变的,技艺落后就要“让
位”、“退后”,大大减少了乐队成员的惰性,调动了整个乐团的积极性。
此外,新疆艺术剧院剧院已经建成的培训部和招待所已经外包出去,将现有的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增加了盈利渠道。
四、新疆艺术剧院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新疆艺术剧院自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和内地已经成功转企的国有文艺演出院团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剧院各部门的潜力和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比如演出市场经营部目前还是剧院相对弱小的部门,而它的职责意义却是重大的,如何壮大该部门,调动积极性,挖掘潜力,充分发挥该部门的联络协调、宣传策划、市场营销、加强对国外输出经营性演出产品的作用是剧院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同时,“一场六团”之间的联系和配合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如何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更好地体现出来也是关键问题。
虽然新疆艺术剧院已经是新疆文艺演出院团的领头羊,但是相比内地发达城市而言,人才总量相对不足,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集行政管理、专业技术、市场营销等知识和能力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极其匮乏。同时,剧院文化培训和进修机会也相对较少,很多高端文化艺术人才不愿意留下来,选择了工作环境相对更好的其他城市,文化艺术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新疆艺术剧院虽然有了很多的成功经验,但是想要创作更多的文艺精品,还是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如何拓展融资渠道成为摆在剧院
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此外,尚未开发的闲置土地如何尽快合理使用,争取为剧院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和创作资金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几点对策
新疆艺术剧院作为新疆文化体制改革的领头羊,应当坚定改革的信念,继续创新和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加大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开发旅游演艺市场、创作更多优秀的经营性文化产品等。同时也要提高文化服务意识,更好的与市场接轨,提高文化竞争力,参与国内国际的竞争。
大力推行聘任制、年薪制,对贡献突出、能力优秀的人员给予不同级别的“优秀表现奖励”和“长期服务奖励”,不断增强艺术剧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改革创新,让艺术剧院的文艺创作生产能力不断提升,舞台艺术产品品种和数量不断丰富,演出场次和质量不断提高,从而使新疆优秀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进一步弘扬,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新疆艺术剧院要继续创新和完善管理方法,寻找一个更适合自身实际运作的管理体制机制。作为差额事业单位,为了更好的完成事业任务和产业任务,可以尝试采取“留住核心、其他外包”的理念。可以将创作、编排、表演等核心业务保留,将宣传、包装、广告、物业的等外包,这样既能解决编制少的问题又可以减轻内部人员的工作压力,专心创作大众喜闻乐见又有市场收益的精品节目。
新疆艺术剧院作为国有文艺院团,肩负着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
业探索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配合自治区政府做好公益性演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文化市场,积极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进行商业性演出,努力生产和经营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提供良好的文化服务。剧院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是同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加快推进新疆艺术剧院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艺术剧院文化生产力,必须以加强艺术剧院人才队伍建设为前提和基础。众所周知,人是生产力中最核心最本质的要素,推进文化产业升级、推进文化事业发展,没有人才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离开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新疆艺术剧院体制改革将成为无本之木,实现新疆文化繁荣发展也会成为空谈。新疆艺术剧院要建立健全文化人才培训机制,制定实施各类人才培训计划。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施高端紧缺文化人才培养计划,搭建文化人才终身学习的平台。同时,完善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机制,深化职称评审改革,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华创造有利制度环境。
积极开发旅游演艺市场。首先可以以旅游地山水实景为依托打造实景演艺产品。新疆地貌资源丰富,既有高山绿水又有沙漠戈壁,天山天池、喀纳斯、伊犁草原等等都能成为演艺产品所依托的实景。新疆艺术剧院除了开发室内演艺精品外,还可以效仿广西桂林实景山水歌舞剧《印象·刘三姐》和北京紫禁城太庙实景歌剧《图兰朵》,与旅游、园林等相关单位合作,开发实景演艺产品。其次,新疆艺术剧院可以与旅游局或实力较雄厚的旅游集团等合作,让游客来新疆游山
玩水的同时,也能走进新疆艺术剧院人民剧场看场剧院自己创作的话剧《大巴扎》,或者看场音乐杂技《你好,阿凡提》,不仅可以给剧院带来经济效益,也能起到很好的社会效益。再次是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复合型旅游演艺项目。新疆艺术剧院可以与其他单位合作成立项目小组,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复合型演艺项目。
新疆艺术剧院在推动新疆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上成绩显著,但是在推动新疆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上还处在探索阶段,经营性文化产品的比重还十分小。然而,优秀的文化产品不仅需要群众评价、专家评价,更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优秀文化产品可以激活剧院各类文化资源和人才,增强剧院的文化创新能力,极大丰富文化供给,满足人民的多样性文化需求。
另外,增强文化产品营销策划意识、吸纳民间资金、加大对外输出文化产品也是新疆艺术剧院要深入解决的重要方面。
作为新疆演艺院团改革的先行者,新疆艺术剧院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的勇气值得我们肯定,其探索与实践的经验也值得我们交流和分享。相信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新疆的文化体制改革必然会有新的突破与进展,新疆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必然能迎来新的春天,新疆艺术剧院必然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叶朗.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李康化.文化市场营销学,太原:书海出版社,2006 [3] 2010年乌鲁木齐年鉴[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 [4] 陈庚.国外经验与深化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基本策略,学习与实践,2011(10)[5] 傅才武 陈庚.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一个宏观分析框架,福建论坛,2009(2)
注释:
① 双管编制:交响乐队以木管乐器作为判定编制的标志。如果常用的每一种木管乐器都用上两件,即构成“双管”编制的乐队;如果用上三件,即构成“三管”编制的乐队;如果用上四件,即构成“四管”编制的乐队。为了使各组乐器之间数量的比例合理,随着木管乐器的增减,弦乐器及其它乐器的数量也要随之变化,以保持声部音响的平衡。双管编制具体为:两把长笛、两把双簧管、两把单簧管、两把大管、四把圆号、两把小号、三把长号、一把大号、第一小提琴14把、第二小提琴12把、中提琴10把、大提琴8把、倍大提琴6把。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Xinjiang Art Theater System Reform Abstract: deepen cultural restructuring,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socialist culture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undertakings, must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operating.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to grasp the situation, based on the status of the Xinji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adapt to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f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to give correct guidance to the maintenance of cultural safety with a focus 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mbine, actively carry out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exploration practice.Xinjiang Art Theater riding on the national, the regional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spring, actively System Reform in gradually become the leader of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of state-owned art performance troupes in Xinjiang.Key words: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Art theatr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第二篇: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动人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业振兴、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
可见,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过程中,必须明确进行与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的法律问题研究的意义;必须深入了解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突出的法律问题;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的解决办法。本文即从以上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法律工作者文化管理工作者有所启发。
一、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进行法律问题研究的意义
1.是依法治国的需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文化体制改革同样要遵循依法治国的方针。
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是人民共同的愿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大计。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实施,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文革期间,把一些文化问题当作政治问题,背离、抛弃了“双百方针”,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受到极大危害。在文艺思想上,一些学术问题被冠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进行批判;大批文化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大批代表中国悠久文化的珍贵文物、字画、藏书等受到毁灭性破坏。所有这一切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和进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依法办事。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及其以后的修改、完善才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回到法制轨道。文化领域才逐渐走出阴影。
2.现实发展的需要。文化体制改革涵养面很广,特别是随着我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国内外形式的不断变化,在文化领域,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除了传统的出版发行,图书影视等之外,互联网,3G通信及日益走进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婚庆、礼仪、KTV娱乐等领域的法律问题日益突出。对这些新出现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能对我国的立法、执法提供必要的参考,从而使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向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1.无法可依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国家已经制定了有关文化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文化行政规章400余件,其中包括《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自然遗产保护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法律。此外,各地方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根据各自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大
量的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可以说,在调整人们社会文化关系和文化事业管理的一些重要方面,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是,绝大多数文化领域还缺少法律规范,这些缺项主要是由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来填补的。这种状况与民主政治的要求相悖。而且,行政机关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简略,缺乏公开性、民主性,某些带有部门利益色彩,致使规章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
比如备受关注的电影电视方面。现实的问题是,我国的观众不爱看国产的影视,因为其题材单一,旋律意味过于浓厚,相对于新时代,新思潮显得过于保守,难得出现一些震撼人心灵的佳作。电视剧更是内容陈旧,历史题材为主,戏说,穿越、翻拍成风,现实题材基本都是婚恋家庭之类,缺少对火热的、尖锐的现实生活的创作。究其原因,就国为是我们电影电视方面没有规范的法律。因为没有规范的法律,所以电视剧无论是投资,创作还是引进、发行、放映,往往因涉及类似现实生活的某部门,某件事,就会有人对号入座,或说这里“不符合工作程序”,那里“没开常委会怎么就抓人”,“经济案件检察院未经有关主管部门就移交”„„导致几乎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个部门一封函件”决定作品命运。无论是创作队伍还是普通群众都在呼吁加快电影电视立法,让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全面协调发展,同时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一个人”说了算,“一个部门一封函件”决定作品命运无法可循的现象,确实阻碍着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影响着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做强、做大。我们高兴地看到,国家立法机关密切在关注着此方面的立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已于2011年12月5日发布。并相信对电视等方面的立法也会随之提上工作日程。
又比如关于互联网方面的立法,2000年9月20日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但现这个规定已经不太适应现实要求了。特别是网络舆论及网络侵权方面。一些单位和个从利用权力和金钱恶意主导舆论,利用第三方软件发布不良信息等,现行法律对这些新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使用等方面进行法律规范尤为重要。
另外还有关于道德层面的见义勇为方面。网上广为流传的见义勇为反被诬事例很多,如何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对于见义勇为的立法问题一直在讨论。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12年立法计划中,《上海市见义勇为保护和奖励条例(暂定名)》已经纳入立法预备项目。又因为作家群体、科技工作者、网络文学写手、音乐歌手、从软件作者、影视制作人等均面临着因版权保护不力所带来的生存压力。所以现行的《著作权法》也必须加以修改。
网吧、电子游戏厅、娱乐场所、商业演艺、艺术品经营、个人出版印刷等方面,目前都是以行政管理办法的方式进行规范,这些方面的立法同样对规范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有重要意义。
总之,我国现有文化立法层次较低,盲点较多,疏漏较大,而且结构不完善,缺乏严密性,文化立法滞后于实践。与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立法相比,我国文化立法总体比较迟缓。因此,只有加快文化方面的立法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2.执法不畅
目前,文化领域的决策执法和监督体制没有完全理顺,重管理轻保障问题突出,加之现有文化市场管理与执法涉及多个政府部门,联动机制不健全,人为造成部门分割和行政壁垒,难以实现管理与执法分离。文化政策法律法规“政出多门”,给实际操作造成困难。
造成文化执法不畅的原因有以下一些:
一是文化执法小队伍不足。文化市场涵盖面非常广,包括音像、影视、演艺、出版、图书、游戏、动漫、网吧、会展、文物和艺术品交易、文化创意等十几个类别,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据有关统计数据反映,至2009年底全国经营性文化单位达到29.2万家,从业人员1532万人,文化产业增加值8400多亿元,占GDP总量的2.5%左右。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未纳入法人登记的文化经营个体户和外来流动经营户。而文化市场管理执法队伍却小得可怜。面对数量庞大,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执法管理人员只能是疲于奔命,日常管理很难步入正轨。
二是文化执法软手段过软。这些年国家为规范文化市场经营行为陆续出台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传统工艺美术管理条例》、《文物保护法》等十几部法规及其实施细则,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都制订了明确硬性的处罚办法,但在具体操作实施中却没有过硬的手段。许多经营业主都不大把文化市场执法人员放在眼里,认为一不能捉他,二不能关他,三不能打他,充其量就是动动嘴皮子,耍耍笔头子,罚点小票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网上调侃几个部门执法手段不同之处是: “公安靠手铐、税务靠发票、工商靠执照、文化靠说教”。这反映了文化市场执法的无力与无奈。
三是文化执法部门多头。每一文化产业门类都有其适用的管理法规,但对经营违规的同一件事实,因部门管理多头而都可以处罚。如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文化市场执法人员可以依据法规处罚,而公安部门也可按照违反身份证验证管理的规定予以处罚,工商部门还可以按照超对象经营予以处罚。同样,对同一安全通道不畅的问题,公安、消防、文化执法人员都可以按各自职责予以处罚。而且处罚的轻重程度都可以不一样,致使乱象丛生。遇难题则互相推倭,如文化市场无证经营的问题,工商、公安说文化市场管理执法以文化部门为主,文化部门则说文化部门只管理有证经营单位,取缔无证经营是工商、公安部门的事等等。
四是部分相关从业人员素质跟不上时代。现今社会,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是以大量应用新技术为前提的。但新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也可以用于违规违法经营。激光照排、胶印技术的应用,使出版物的生产周期更短、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也使盗印、非法出版更为容易;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经营领域和经营业态,也使有害信息传播更快、更广、影响更大;自动化生产、仿真技术,使侵权、盗版、造假大量产生,甚至家用电脑都可以复制光盘、软件,一条非法光盘生产线每天的产量数以万计,对正版市场的冲击巨大。而这一切又因部分相关从业人员素质跟不上时代,甚至社会责任感缺失,唯利是图而变得更为严重。
三、对策与建议
1.加快文化立法。
近年来文化立法有不小的进展,但缺乏对于文化产业的整体立法。为了促进文化立法能够快速而有效,可以由文化主管部门牵头,文化产业内的知名人士,尤其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民意代表组织,法律界人士参与,先期以课题的形式对相关文化领域内的立法工作进行研究、探索,列出难点,提出业内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提交给相关立法机构参考,以推动文化立法的高效、准确。云南省颁布的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传统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
条例》、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制订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可以预见的是,地方文化立法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和有益经验对化解文化立法难点将有所裨益。
不容忽视的是,文化立法涉及到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一个不断积淀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应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现实生活急需规范的,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图书馆法文化事业促进法等,可以先出台,其他社会普遍关注的文化管理方面的立法,可先作调研,适时出台。
2.进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
一是文化市场走综合执法之路,一统形式不可逆转。在相关文化领域内实行综合执法,统一行使文化、新闻出版、广电、文物、版权等部门的执法职能。综合执法机构可取以上各部门之执法职能作为政府组成系列,单独设置。一些地方的试点实践证明,在文化领域内实行综合执法,不但有效解决了当前普遍存在的机构膨胀、职权交叉、多头执法、效率低下、干扰执法和执法扰民等问题,而且充分考虑到了文化市场的特殊属性和执法的专业性,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节约了执法成本,减少了相互之间的牵制和矛盾。有利于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符合精简、统一、效能原则的有效改革措施。
二是确立文化市场稽查权的独立执法地位,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稽查队伍。为确保文化市场管理法规的有效实施,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执法队伍,加强执法力度。作为一个特殊的市场形态,文化市场的管理工作有其特殊性,这就决定了文化市场执法工作要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文化稽查队是具有特殊作用的执法队伍,从执法检查、立案取证、处罚决定到处罚的执行,形成一个整体并用法律予以确认。
三是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稽查工作制度,以促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执法。已公布的《文化部文化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与之相配套的文化市场专用执法文书,在具体执法活动中有效保证了执法行为的公正和严肃性,推进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并为相应的监督提供强有力的依据。所以,严格规范文化市场执法文书,按程序执法,是文化市场法制化管理的需要。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业振兴、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深入研究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充公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篇:文化体制改革
一,文化体制改革简况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最富纲领性的指示。
福建要建设文化大都市,必须加快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这虽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诸多配套条件,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互衔接,统筹安排。但是,非搞不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文化系统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文化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文化系统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阐明了深化文化系统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结合文化建设实际,明确了文化系统体制改革的方针、原则和目标要求,对进一步推进文化系统体制改革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意见》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切实贯彻“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工作方针,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紧紧围绕加强公共文化服务、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等关键环节,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理清思路,明确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文化系统体制改革。要坚持“两手抓,两加强”,创新体制,转换机制,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全面发展。
二,主要问题:
文化体制改革如今在全国搞得轰轰轰烈烈,但实际改革中也存在了很多问题和矛盾。加之文化体制改革起步较晚,改革的思想理论和工作准备不足,因而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条块分割的传统文化体制的弊端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作用主要是。特别是:有些地方只是把机构和人员整合在一起,没有真正地达到资源共享,并且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开展工作也有诸多不便。一些基层有抵触情绪,认为改不改都一样,而有些参改单位的工作人员精神恍惚,不知自己明天命运将会如何?文化体制改革是直接市场化吗?还是要更严格的监管? 1.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仍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就文化领域而言,民营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有文化经济的平稳增长存在着明显的落差,说明国有文化单位的体制改革还比较滞后。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缺乏动力,配套政策不完善,改革难度大。文化制度改革是否流于形式 ?
2.文化市场体系改革和发育相对迟缓、对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日益凸显
目前,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有所改观,但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与全国统一的产品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尚未全面接轨,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这也是我国文化市场上缺乏战略投资者,国有文化产业集团难以通过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平台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经营,迅速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
3.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界定不够清晰,传媒行业的深化改革和体制安排面临困惑集中表现为传媒文化产业集团“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在财务管理、对外融资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难点,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战略与其事业性质的体制特征存在着内在矛盾,如果不加调整,其改革目标存在着落空的可能。是不是把文化事业单位推向市场,鼓励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进入文化领域。企业体制改革,广大职工都下了岗,文化体制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现在职工很茫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情绪极不稳定
4.国家文化宏观管理和监管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这方面的改革涉及到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事关系等诸多方面,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对文化市场微观主体经营活动干预过多的问题仍较普遍;政府职能方面的“缺位”和“越位”并存,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职能交叉、行政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依然突出。从而,不仅导致了市场微观主体的交易成本过高,而且依靠以专项资金为主要手段和行政推进为主要方式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府文化主管部门配置资源的传统体制,存在着管办不分、资助覆盖面窄、监管缺失等弊端,抑制了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要发展模式的市场微观主体的内生增长动力,影响我国文化竞争力的提高。
5.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体制改革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目前,文化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如何管理,已有2006年7月财政部发布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加以规范,而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的管理、监督和运营体制如何改革,还存在着不同看法和做法。福建设立了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办公室,浙江、江苏则由省国资委统一行使这方面的职能;重庆设立了国有文化传媒控股公司,负责运营市属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我国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具有巨大的运营和增值潜力,但由于体制安排不尽合理,这种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6.文艺院团体制仍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的保障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二是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三是一些院团面向市场的意识和能力还不强;四是演艺市场体系尚不健全;五是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这些问题,是改革发展中必须面对的困难,我们必须按照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和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部署,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实践当中逐一解决。把基层演出团体都推向市场,地方党委政府搞节庆活动、主题活动、“三下乡”惠民活动,如何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政府订单采购是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7.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保证公民和媒体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的言论自由,否则永远是一潭死水!文化艺术作品要来源于大众,服务大众,让大众吐弃的“金钱文化”必然导致社会的畸形。新闻改革的方向是不是 能够保证公民和媒体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的言论自由。
7.文化体制改革中,某些文化企业盲目追求市场效益最大化,忽视意识形态属性,导致经济效益愈发背离社会效益。
其他领域的改革实践证明,在社会事业中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容易造成公益性质降低、贫富差距拉大等不良后果。这启示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的方向不能变,坚持正确的导向不能变,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动摇。具体说,就是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8.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观念因素和瓶颈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体制性障碍主要表现为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相混淆,把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既造成一些国有文化单位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以致效率低下、生存艰难、越来越边缘化,也造成市场主体的缺失、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的短缺。在思想文化领域一些制约发展的观念性因素仍旧存在,文化生产力的解放首先需要思想观念的解放。同时,在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富有效率的微观运行机制上,如何加强宏观管理与增强微观活力的有机结合还存在一些瓶颈问题。以前,在行政管理上存在上面是“三国演义”、下面是“八国联军”的尴尬,现在通过改革,各地市成立了新的文广新局,而上面的管理体制变革不大,特别是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应用生成诸多新的文化业态,出现了产业融合的趋势,为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和强化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文化管理行业壁垒有待进一步破除。因此,在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要统筹协调体制改革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相关利益冲突错综复杂,改革愈发艰难,为推动改革可以将科技作为文化发展的支点,通过技术升级抵消改革成本,最终实现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的综合平衡与稳步前进。其中,文化大部制的构架可能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
9.改革中出现了为改革而改革的倾向。
必须明确改革的目的是加快文化的发展,激活文化的活力,促进文化的繁荣。实践证明发展是硬道理在文化体制改革中仍旧适用,必须用发展的思维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用发展的成果检验改革的成效,以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就当前改革现状而言,存在诸如繁荣文化事业和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结合得不够紧、城乡文化统筹还不到位、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和创新发展现代文化相脱节等问题。其中,在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尤其要统筹协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既要坚持文化传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又要基于本土的民族文化立场与国际文化相交流,使传统文化以现代形态走向世界。
10.文化面向市场已成为改革的共识,但各地在文化如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在文化作用凸显,文化日益成为发达国家争夺的“焦点”的语境下,文化不单纯是娱乐和观念的传播,而是成为创造财富与价值的方式和渠道。因此,文化体制改革要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相结合,与提升旅游附加值相结合,与提升区域文化形象相结合。当下,注意力成为稀缺的资源,只有那些有特色有趣味的文化才能吸引眼球。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大行其道,日益成为世界诸强倚重的力量。就现实境遇而言,在欠发达地区旅游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利用文化来发展旅游产业、提升旅游业的附加值已成为世界旅游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和主潮流。因此,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促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因为地域、行业和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在理解改革的迫切性时,出现了某些激进甚至极端化的做法。
三,主要原因:
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又一次涉及全局性的深刻变革。其深刻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于它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必须相互衔接、同步推进。而且,由于文化产品所具有的“内容意义”和意识形态特性,以及文化艺术生产的不确定性、其成果难以量化评价的模糊性、投资和消费的审美偏好等,使之在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的过程中,既有利用市场机制发现价格、放大文化的财富效应,以及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运营效率的一致性,同时也存在着市场经济的商业价值追求的趋利性与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与人民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等。由此可见,文化建设如何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需要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借鉴国际经验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能做出符合国情的制度安排.意见和建议:
四,几点建议: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坚定理想信念。要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要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强对青少年的德育培养,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当前,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轰轰烈烈的改革中出现了一系列难以破解的难题,如何探寻破解难题的思路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
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文化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时明确指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如何控制文化体制改革的节奏,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克服改革步骤上出现的偏颇,成为我们要着力思考的问题。文化体制改革既涉及经济基础又关乎上层建筑,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项思想性、政策性很强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偏激冒进,要统筹考虑。要想有效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科学谋划改革的全过程,准确把握改革的节奏,既要积极推进,又要稳步实施。要在实践中克服那种“稳妥推进改革就是不改革”的错误认识,力争做到科学改革、有效率地改革,以确保改革的成效。
1.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要把握好正确方向。
把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结合起来。正确认识文化属性。文化的内涵是价值观,是精神,是审美,而文化的存在方式,一是各种类型的文化产品,二是各种形式的文化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文化产品还是文化服务,在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也具有商品、产业和经济的属性,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其价值。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给错误的观点、反动的意识形态提供传播的空间。另一方面,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划定红线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鼓励健康文化,允许通俗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在文化建设、创造和生产中,尊重市场规律,注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文化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和产业,我们既不能将整个文化都交给市场,搞所谓“文化产业化”、“文化市场化”,同时也要加强对文化产业的监管,制定规则,确保其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导向。
必须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厘清“两个属性”的关系。文化具有产业属性,同时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既不能用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排斥它的产业属性,阻碍文化产品走向市场;也不能因为文化的产业属性而忽视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使改革走向歧途。二是必须坚持“两个效益”的统一。文化创造财富,自然会产生经济效益。但文化产品是特殊商品,必须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三是把握好“两个格局”的和谐共存。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中,要确保国有文化资本的主导地位,通过鼓励、引导非公有资本进入政策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加强文化市场监管,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在加快建立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中,要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渗透,在发展中保护民族文化,以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
2.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要把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与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结合起来。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在改革中贯彻“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社会效益。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则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改革中贯彻“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着力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同时我们必须明确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文化就具有教化的功能,从文化发展的本源来看,文化还具有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功能,二者辩证统一。如果我们只强调文化的教化功能,而忽略满足群众需求的功能,就会导致我们高居于群众之上,只考虑希望群众受到什么教育,脱离群众的现实需求。文化的教化作用发挥的前提是要为群众所接受,如果某一种文化形式不能让群众普遍接受,何谈教化作用?只有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让更多的老百姓看到、听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做到入耳、入心、入脑,老百姓才有可能接受。因此:
第一,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要坚持政府主导,主要由政府重点扶持,但同时要深化内部改革,重点改革人事、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增强发展活力,提高服务质量。第二,要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需要置换职工身份、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处置不良资产等,政府须为此筹集改革成本,安排专项资金。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但政府要通过招标、采购、奖励、补助等形式给予引导和扶持。比如,政府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第三,公益性文化事业主要由政府主办,但也要鼓励社会参与,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如开办私立图书馆、博物馆等,但政府必须加强监管。一些公益性的文化产品可以向社会公开招标采购,或以冠名的方式鼓励社会认购。一些剧院、剧场等国有文化设施,也可以探索国有民营的新路子,委托专业公司或民营企业管理,以提高其效率。第四,必须明确国家支持不是国家包揽。文化发展,需要国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但必须改进投入方式,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五,在思想观念上须明确事业和产业不是相互对立的。事业和产业是文化发展的双轮,相互促进,不能顾此失彼,必须把两者共同抓好。
3.把握关键环节,深入推进改革。
要按照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的要求,贯彻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积极推进管办分离,努力实现从办向管、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管直属单位向管全社会的转变,更好地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第二,改进管理方式。实现由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多种管理手段的转变。充分发挥政策法规的调控作用,努力实现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按照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要求,探索建立新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探索建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提高文化市场执法能力。第三,创新管理载体。发挥文化领域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作用,以及群众文化组织在提供文化服务、活跃文化市场、规范行业行为中的功能。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一是用市场手段搞活文化生产。二是用市场手段盘活文化资产。三是用市场手段搞活文化融资。四是用市场手段激活文化人才的创意灵感。
4.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与促进文化发展结合起来。
推动文化大发展要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全面繁荣文化事业和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紧密结合。二是重视城市文化建设和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紧密结合。三是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和加快发展现代文化紧密结合。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进程中,既要扶持体现地区特色的传统文化产业,又要运用新技术,发展新型的现代文化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特别注意确保公益性文化机构保持“公益性”,不能搞商业经营,不能只为少数人或特定群体服务,损害多数人的文化权益。对待发展文化产业问题,一定要从传统思维中解放出来,从转变政府职能的角度来认识,政府不能直接办企业,政府的职能是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做好政策引导,搞好市场监管,不能越俎代庖。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的方向不能变,坚持正确的导向不能变,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动摇。具体说,就是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当前在振兴文化产业中,要特别注意政府不能越位,不能只以GDP增加值为标准,不能把文化园区、产业基地搞成房地产项目,不能搞重复建设。同时,在发展途径上把握好“三个促进”:一是通过深化改革促发展。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促进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通过不断创新促发展。着力培育一批有自主创新能力、有知名品牌的文化企业,使之成为文化创新的主体,以提高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三是通过围绕主业促发展。要按照“以事业引导产业,以产业促进事业”和“文化走向产业、产业围绕本业、本业突出文化”的思路,利用文化战线自身的优势,通过实施资本运作,把文化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5.把推动改革的积极态度与稳妥的操作结合起来。
文化体制改革的有效推进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转变观念。要想推进改革更新观念是关键。二是要试点先行,通过建立改革试验区,由点到面,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铺开。三是要稳步推进。在具体实践中,要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充分考虑不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充分考虑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充分考虑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性质和功能。尊重艺术规律,不搞长官意志文化跃进。政府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是一种必然。政府的职责主要体现在:确定文化发展战略与方向、制定和颁布文化政策法规、制订文化发展预算、管理文化发展基金和专项资金;运用行政、法律等手段对文化市场实施监管,引导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保持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指导群众文化活动、搞好文化保护、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举办重大节庆活动;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开展文化艺术教育、提供各种文化服务。
在管理文化事务上,要遵循两个规律,一个是市场规律,一个是文化规律或艺术规律。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文化有自身的独特规律,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需要千锤百炼,一件流传百世的精品力作需要时间打磨。在文化工作中,切不可揠苗助长,搞长官意志,搞文化跃进。
不能为吸引眼球而向世人展示文化糟粕。
五。深化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
要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继续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取得进展。推进国有院团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是,所有文艺院团都要面向市场、服务群众,体制机制全面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演艺生产力。
(1)对国家兴办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群众艺术馆、美术馆等,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要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基本要求推进改革。进一步完善投入政策,逐步增加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投入,改善投入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继续深化单位内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确定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功能定位,明确服务目标、任务和责任,制定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标准体系,建立健全以群 众满意度为重要标准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考评机制。保留事业体制院团中的公益性院团要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积极推进内部机制的改革,逐步建立起“责任明确、行为规范、富有效率、服务优良的运行机制”。具有经营能力的事业院团要按照“政府扶持、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方针,实行企业化管理,逐步提高推广普及和引导潮流的能力。对于从事的艺术品种具有大众消费特征,有较强市场需求的,可以先行转企改制。国家兴办的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艺术表演团体,承担重要艺术创作、研究和艺术教育等公益性任务的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学校等单位,继续实行事业体制,由国家重点扶持,并按照“政府扶持,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制定深化改革的措施。
(2)对国家兴办的演出公司、电影公司、中介机构等,福建要落实好政策保障,逐步向企业体制过渡。要认真落实改革中涉及职工利益的有关政策,切实做好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衔接。加快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造、支持和引导非公有资本发展文化产业、健全完善文化市场体系、支持民办文化事业发展、转变政府职能以及落实和完善相关政策、加强对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等方面做出规定。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的国有院团,要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方针,加快转企改制步伐,逐步成为自主经营、富有活力的文化市场主体;已转制的院团,要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要通过兼并重组,积极培育扶持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演艺企业集团,使之成为演艺市场的主导力量和演艺产业的战略投资者。(3)对性质相近、种类相同、布局重叠的院团,福建要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进行合并、重组,从而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尽快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同时,可以与相关的演艺产业,如剧场、票务、广告、演出中介等机构和企业进行联合,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战略联盟,为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打造现代演艺产业创造条件,努力在演艺领域发挥保护、传承、普及和引领的作用。文化市场执法人员安置问题,原执法人员不符合参公条件不能进入市执法大队,由政府妥善安置。协商原执法人员安置办法,并拿出了多种方案供两区选择执行。同时,经市编办支持,原文化市场执法人员按照原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性质由所在区政府在同类型单位妥善安置,并认可编制。
六。突破创新,大力培育文化市场主体。福建要按照中央和省上改革精神,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在人员安置、统筹社保等方面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政策保证。2004年至2011年7月,先后完成了市新华书店、市电影公司、剧院、歌舞剧院、版社和区县剧团、电影公司的转企改制工作,全市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壮大。为了推动改制后文化企业的发展、培养龙头文化企业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有文化企业集团。按照“资源优化、主业突出、彰显品牌、稳妥有序”的原则,必须对文化企业进行整合重组,实现优势文化资源与资本战略平台的有效对接,为福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培育良好的市场主体。与此同时要统筹协调完成县区文化体制改革任务。
七.职能整合,实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文化主管部门要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
文化主管部门曾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既主管又主办,“裁判员”、“运动员”二合一。当前,要彻底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依法管理,是文化体制改革必然 合并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和广播电视局,成立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统一履行原文化局、新闻出版(版权)局、广播电视局的职能,基本实现了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成立市文化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建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建立起市、区(县)两级统一高效的执法网络,实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重心”下移。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有线电视台推行“网台分离”,成立有线电视宽带网络公司,实现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成功“联姻”; 福建必须对各地的原文化局、广电局、新闻出版局实行机构合并和职能整合,成立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同时整合原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及“扫黄打非”等行政执法力量,成立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加强组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理顺文化市场执法运行体制。实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文化领域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八.精心谋划积极稳妥推进新闻媒体改革
在近年来改革探索的基础上,福建要将“两台一报”的改革列入福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行安排部署,电视台实现转企改制,引进外购节目。人民广播电台的制播分离节目要占全台节目播出总量的50%。比如福建日报社将报社原有的报刊发行中心从事业单位中剥离出来,由广告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独立法人网络有限公司,公司的成立为福建日报社报纸发行进一步走向市场、参与竞争奠定基础。尽快建立文化发展新闻发布制度
九.夯实基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为日益完善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尽快出台《关于福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建成完善福建博物院、三坊七巷,遗址公园等一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尽快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千场戏剧下乡巡演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形成市、区(县)、乡(镇)三级群众文化工作格局。同时加大对基层文艺演出团体的扶持引导,培养一批扎根基层、服务基层的文艺“轻骑兵”。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通过政府采购、项目投入等方式,为基层群众提供文化产品,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对于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来讲,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一个都不能少。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体现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和便利性,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以搞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的名义,推卸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责。
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系统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注重培育文化市场新主体,着力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努力把福建建设成为文化要素集聚、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的文化大都市。福建市已经完成电影、出版、发行、印刷、电视剧制作、广播电视内容制作等全行业国有单位的转企改制,为“十二五”时期加快文化发展奠定了新基础。《关于加快推进福建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文化产业的全面腾飞提供了制度平台。研制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开展试评估工作。培育文化市场的新主体,推动新华发行集团早日上市,争取广播电视内容制作企业早日上市。
重视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趋势,着力布局推进新兴文化产业发展,针对重大项目建立推进机制,明确领导责任,汇集各个部门力量,协同推进发展。建立扶持动漫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要成立有线电视整体转换工作领导机制,文化及创意产业发展工作领导机制和电子书产业发展工作领导机制,以及三网融合推进工作促进福建文化新兴产业文化及创意产业发展三网融合全面提速
十一。为突破文化产业的投融资瓶颈,制定和完善文化领域的地方立法,建设文化大都市。
福建要建立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担保资金,福建文化产权交易所(版权交易中心),文化产业投资私募基文化要素集聚、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的文化大都市。同时,建设文化大都市,制定和完善文化领域的地方立法,把文化工作纳入法制化建设轨道,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文化法制环境,提高文化建设水平,实现文化市场的规范化、法制化管理。不能将整个文化都交给市场,搞所谓“文化产业化”
制定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08-2015》要确 定未来福建重点发展出版物流、新闻传媒文化旅游休闲、信息网络、创意设计、演艺娱乐和体育健身等七大产业,明确福建文化发展定位、思路、目标和措施。在配套政策方面,尽快出台《关于加快福建现代文化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及实施细则,从规划、用地、税收、财政奖励等方面扶持文化产业发展,放宽文化投资领域和条件,建立政府主导、多元投入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公共财政不断加大文化建设投入,积极采取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以奖代补等办法,探索有偿使用、投资参股和融资担保等形式,放大财政资金的投入效应,逐步形成有利于文化创新的优良环境。
第四篇: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在这场变革中,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产业的振兴,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力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落实和保障。我们要正确、全面地理解新形势下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我体会主要应把握以下五点:
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促进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需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培育大批合格文化市场主体,构建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扩大内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显著增强经济发展中文化含量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经济与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我们必须加大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力度,激发文化发展创新的活力,为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提高文化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只有实现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才能为我们在文化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我们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大力推进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利用先进技术培育、发展和传播先进文化。
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的迫切需要。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必须加大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力度,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大力推动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为民营出版企业“正名”
“这次(对民营出版)无论定性定位都定得很高,相当于政府承认了民营出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北京报道
“ ‘指导意见’意味着民营出版力量已经逐渐被政府重视。”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下简称 “非公委”)主任薛野对《望东方周刊》说。
他说的“指导意见”,就是新闻出版总署4月7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5薛野介绍,近年来各级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都组织过多次针对民营出版业的调研。“去年春天出版署图书司还跟我们联系,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以前官员也避讳,小心翼翼给我们命名,‘工作室’、‘策划人’、‘文化公司’,等等,现在全国性的会上都可以讨论民营出版了。”
逐渐松动的空气令民营出版行业对此次“指导意见”的出台更加期待。“但文件出来一看,既没提出版登记制,也没提试点。”薛野说,他同意媒体对此次指导意见的评价:“小步慢进”。接着他又说,“但我觉得阿姆斯特朗的话在这里也适用,这既是一小步,又是一大步。”
薛野说,“这次(对民营出版)无论定性定位都定得很高,相当于政府承认了民营出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首先带来一种安全感”
“指导意见”出台后,几乎所有民营出版界人士都埋头琢磨其中每一个与自己相关的字眼。
在这份共计25条的意见中,第14条与民营出版相关,其首句的表述是“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
“将民营定义为‘新兴出版生产力’,是‘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民营出版一个正名。”北京弘文馆出版策划有限公司总编杨文轩说。
“有许多有意思的提法,比如定义为‘非国有出版工作室’,‘非国有’与‘国有’相对应,既包括境内私人资本,也包括港台以及外国资本,还包括混合经济成分资本。‘出版’二字则突破了以前的‘文化工作室’、‘策划公司’等回避‘ 出版’字样的状况,从某种意义承认了非国有资本出版地位;‘工作室’三个字则在范畴上有所限定。事实上,许多非国有出版机构都成立了公司,有些发行码洋已经过亿。所以我的评价是,‘指导意见’是有突破意义的,但也是谨慎的,政策制定者出于对新闻出版改革整体上的把握,有松有紧。”杨文轩向本刊记者谈他的解读心得。
长期以来,民营出版一直处于灰色地带,“既不能说合法,也不是非法。”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漆峻泓感慨道,“这次意见首先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感,这是基本需求。”
“安全感”是几乎所有被访者都会提到的词汇。
“我们这一行很容易赚到小钱,因为门槛低,又多是现金交易。任何一个行业一旦有了积累都会考虑长远发展,但是民营书商存在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产生非常大的企业?”毕业于中科大计算机系的漆峻泓对《望东方周刊》说,“因为大家都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要做好随时跑路的准备。”
弘文馆和磨铁文化都是致力于社科文艺方面的民营出版机构,前者曾推出畅销书《致加西亚的信》、《人生若只如初见》等,后者则有卖得火爆的《明朝那些事儿》、《诛仙》系列。
“目前中国图书市场的畅销书,有百分之七八十来自民营。”薛野介绍道,如2008年的畅销书《求医不如求己》、《藏地密码》、《杜拉拉升职记》都出自民间策划,“民营出版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中最活跃的力量,政府若要实现出版产业的振兴,必然要基于这样的认识。这次定性,无论从产业还是意识形态角度都是一种政治进步。”
“地下”—“边缘”—“依附”
“名分”有了,薛野所期望的“相应的公共政策”却没有同时出台。
“指导意见”只是指出:“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按照积极引导,择优整合,加强管理,规范运作的原则,将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引导和规范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经营行为。”
“多种形式”存在哪些可能性?怎么实行“引导和规范”?民营出版人士们仍不甚明了。
“大家都在努力解读,也有很多困惑,现在都在等更细致的指导方案出来。”漆峻泓认为,从目前的文件来看,“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民营出版业的困难存在于许多具体环节。比如,不放开书号管理,民营公司没有出版权,只能向国有出版社购买书号。“目前一个书号平均价格是1.5万,我们去年做了将近600种图书,光书号一项就要近1000万的成本。”漆峻泓说。
此外,民营出版机构无法享受国有出版社享有的税务减免、银行信贷支持、土地资产、库存图书5年以上可报销等政策优惠。
“这样长的一份‘指导意见’里,涉及非公有出版部分的只有几百字,十分明显,民营依然是附属的,是补充地位。”杨文轩说。
1998年入行的杨文轩,经历过民营出版的多个时期。早先还属于“不法书商”的“地下经济”时代,与国有出版社合作出版被管制,参加订货会时,经常会遭遇突然查抄;2000年以后,进入“边缘经济”时代,虽未得到政策上的许可和承认,但实际经营活动也未受到太多干预。
“边缘状态也有好处,就是没人管你。买卖书号遇到问题,被查处的也是出版社,一些不规范的书商有侵权等行为也是出版社当被告。新闻出版部门无法将这些机构纳入管理范畴。”杨文轩说,但一些想做强做大的民营出版公司,因为始终处于法律和政策的边缘,在心理上一直有不安全感。
“指导意见”的出台,使非国有出版机构浮出水面,杨文轩对此表示十分乐观。他将现在及未来较长时间可能存在的状态定义为“依附经济”状态。
“出版业的发展,要么完全市场化,让民间资本以合法身份进入,要么大力扶植大型国有出版机构做大做强,但从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安全考虑,以国有出版集团发展为主体,民营作为补充,是一种无从选择下的最优选择。”他说。
接不接国有出版集团的绣球
“我们一直在讨论,这几句话是递进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到底是鼓励国有并购民营,还是只是选择之一?”漆峻泓说,“我个人更愿意理解为这是选择之一。”
他所说的“这几句话”是指“指导意见”中的“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开展国有民营联合运作的试点工作,逐步做到在特定的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上,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在图书策
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搭建发展平台。”
政府正式鼓励“国有民营联合运作”还是第一次。对此,民营出版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出版人认为这是国有机构对民营的“招安”,是拿钱换自由;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国有出版机构每况愈下,政府希望民间注入资金和活力“拯救”国有出版业。
漆峻泓的磨铁公司2008年初获得国内私募股权基金5000万人民币的融资,是国内第一家获得融资的民营出版公司。“成为国内第一家民营出版的上市公司是我们的梦想”。因此,漆峻泓说暂时不愿选择与国有出版机构合作。
“就目前的文件来说,只要合作,你就要接受国有主导的条件,丧失自己企业发展的独立性。磨铁在第一轮融资后,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中。如果在企业的价值没有被充分释放的前提下,仓促选择(与国有出版机构)合作,不等于自己贱卖吗?我的投资人也不答应啊。”
在他看来,与国有机构合作需要更多成本和冒更大风险,“比如关系成本投入,最大的风险是,一旦他们的领导换人怎么办?”
“国有担心民营拿了钱,又不把最好的资源放到合作后的新公司;民营又担心国有控股会掌握话语权,受到过多限制,以及国有传统的官僚化体制会降低对市场敏感反应的效率。”薛野说,国有与民营之间的互相猜疑、资产评估的不确定等因素,成为并购中的难题。
然而“国有民营联合运作”事实上早已开始。
“几乎每家一线的民营公司都被国有出版集团抛过绣球。”杨文轩说。与国有机构合作,一方面可以获得身份上的安全感,同时可以借助国有资本力量进行资本运作,这两点诱惑力不小。
近年来,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与“金牌策划组合”金丽红、黎波组建北京新世纪文化公司,北京出版集团与民营的北京时代新经典共同投资组建十月文化有限公司,辽宁出版集团与著名策划人路金波组建辽宁万榕书业发展公司??
“我一直鼓吹与国有合作这条道路。”杨文轩说。2008年弘文馆就曾与中信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等国有出版机构洽谈过合作意向。杨文轩认为在国家整个产业发展战略中,国有出版集团将利用多项有利条件取得快速成长,譬如通过融资上市获得巨大的资本,出版业将进入资源整合时代。“靠现在这样,在一个混乱的市场里,凭借个人一点聪明才智,挖掘几本畅销书,肯定是行不通了。策划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当然,这种合作也会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在政策无法完全对民营开放的前提下,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你想在出版领域有所作为,就必须走这条路。”杨文轩说,“许多民营出版人已经超越原始积累期,都怀有自己的出版理想。譬如我自己,对于出版产业充满了想象力,希望能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施展身手。所以发展平台比保持独立运作对我更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a.口头传统和表述; b.表演艺术; 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
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如发明于宋代的“青州白丸子”被誉为中医药发展的活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物质文化遗产
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
转变政府职能,发展文化事业
但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束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发展公共文化的着力点——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得到重视。各级财政对农村和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拨付专项资金,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重大文化惠民项目。
第五篇:文化体制改革
1、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它包括几个重要方面:所有制格局、文化市场开放、重塑文化市场主体、优化文化资源配置、行政职能分开。
2、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是: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要内容,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形成以名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
3、2011年4月30日至5月1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会议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深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国家“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部署,牢牢把握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着力破解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转变文化发展方式,为“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开好头、起好步,努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4、为了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机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文化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结合当前经济疲软的新形势和文化领域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2011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充分肯定了发展文化产业的重大意义,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5、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我们要正确全面地理解新形势下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主要应把握以下五点:
一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促进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需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机构和产业机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培育大批合格文化市场主体,构建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扩大内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显著增强经济中文化含量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经济与文化越来越融入一体。我们必须加大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力度,激发文化发展创新的活力,为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四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提高文化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只有实现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才能为我们在文化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我们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大力推进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利用先进技术培育、发展和传播先进文化。
五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的迫切需要。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必须加大文化体制改革的力度,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大力推动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6、为什么既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又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一是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先进的、将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振兴文化产业,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二是文化由经济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总体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只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三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四是文化对人具有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只有把社会效益放在发展文化产业的首要位置,才能创造出真正优秀的文化,才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