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直书 教案
高二语文教案《中国文化经典研读》
总第 课时
【课题】
第三单元 直书
【教学目标】1.了解刘知几及其作品《史通》，了解他独到的史学思想。
2.掌握重点词句，翻译文章。
3.了解本文写法，可作写作借鉴。
【教学重点】通过翻译掌握全文大意 【教学难点】
【教学课时】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其人其书
刘知几(661―721)唐代著名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职，兼修国史。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 ◎
《史通》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二十卷。《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
《史通》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学、史才、史识“三长”的论点。
史学，是历史知识。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史识，是历史见解。“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
二、文本研读
直书：不隐讳事实真相，如实记载历史事实。
《史通》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有《直书》、《曲笔》篇。把《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笔法斥为“爱憎由己”。
刘知几热情赞颂了古代一些史学家为真实记载历史而“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勇敢精神，同时无情鞭挞了那些为一己私利而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人。
◇ 第一段（1）
原文：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译文：人秉受了上天赋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士人有各种各样的善行，邪和正是有区别的，曲和直是不同的。那些邪的、曲的行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行事准则；那些正直的行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德行。◇ 第一段（2）
原文：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译文：然而世人大多都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不遵循君子的脚步，而行为遵循小人的做法，为什么呢？俗话说：“正直像弓弦，死在路边；邪曲像弯钩，反而能封侯。”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身平安，也不违逆（权势）而遭受祸害。◇ 第一段（3）
原文：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译文：况且史书的要义，就是要申明勉励惩诫，树立好的风气。如果有做坏事的臣子，不孝顺父母的逆子，高二语文教案《中国文化经典研读》
淫乱的君主，如果不加隐讳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那么他们的恶行就会昭著于一个朝代，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史书记载的内容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第一段小结：提出中心论点:
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第二段（1）
原文：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译文：（直笔记史）如果在可以做的时候这样做，就会安顺；如果在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也做，就会招来祸害。像董狐记载史实的原则是不隐讳真相，赵盾因为这种记史原则而蒙受屈辱，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各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没有什么疑虑，这样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笔，享有千古不衰的名声。第二段（2）
原文：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译文：至于像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身受刑戮，被当时人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知道。第二段（3）
原文：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译文：世事就像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刚直不屈的性格，激励自己舍己尽忠的节操，（这样的要求）确实也难做到啊。第二段（4）
原文：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译文：因此张俨因愤激而努力，私下撰写保存《嘿记》的文字；孙盛心中不平，私自抄写了《晋阳秋》的原稿寄到辽东，（以保真实。）用这种办法来避祸，幸好获得两全。这足够用来证明世道多么艰辛，也了解了史书实录的难得。◎◎第二段小结
列举历代史家之例，说明:
世途多隘,直书难遇。
二、第三段（1）
原文：然则历考前史，征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译文：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实录的言语，虽然有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可是披开沙子挑选金子，有时还是能收获宝贝的。第三段（2）
原文：案金行在历，史事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
译文：考究魏晋更替，历史事件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政权交替的时候，或者司马懿在渭南和诸葛亮相持，被诸葛亮的遗计击败，或者魏帝曹髦云台发兵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刺杀。第三段（3）
原文：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译文：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说话，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凿齿，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刀刺杀魏帝曹髦的记载。历代的欺骗蒙蔽，这时才澄清。考究习凿齿的记事，大概就是近代遗留下来的直录精神吧？ 第三段（4）
原文：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译文：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都务必细究真实情况。考究当时北魏的王公贵族后裔，依然当政；北齐的将相，先人遗业仍然还在。而这两人写他们忌讳的事情，竟没有一点害怕。不畏强暴，大概就是这类人吗？ ◎◎第三段小结
评说六朝史书，列举用直书、曲笔两种不同笔法编撰史书的事例，说明直书之难。高二语文教案《中国文化经典研读》
一、第四段（1）
原文：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译文：烈士舍身求取美名，壮士看重气节，宁可做折断的兰花，破碎的玉石，也不做瓦砾而保全性命。第四段（2）
原文：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译文：像南史、董狐依仗正气真实记载，不避强暴；韦昭、崔浩尽情秉笔直书，不迎合强权。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留下芳名和功业，人们到现在还称道他们。第四段（3）
原文：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译文：和王沈写《魏书》，凭借邪曲的笔法窃取官位，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的记载来获取荣华（相比），（南、董、韦、崔的精神）直冲三光，（王沈、董统的行为）却是埋于九泉，（即使这样说）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高低之别啊。◎◎第四段小结
总结。赞扬了南、董、韦、崔的秉笔直书精神，谴责了王沈、董统“曲笔阿容”“谄言媚主”的卑劣行为。
二、写法研讨（1）探讨主旨
提出中心论点：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赞扬了正直史家的秉笔直书精神，谴责了“曲笔阿容”“谄言媚主”的卑劣史家，希望史家都能效法古代良史。
（2）从文体上说，本文是骈文。骈文的两大特点（互文和用典）在本篇表现的都很突出。用典，不仅用了很多事典，还用了很多语典。△ 语典：
“直如弦”四句（《乐府集》郭茂倩《注》云：《后汉书五行志》，顺帝之末京都童谣。）“为于可为”二句，扬雄《解嘲》中语。“刚亦不吐”（出自《诗经》）
“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出自《世说新语》）△ 事典：
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
（出自《左传》）齐史之书崔弑（出自《左传》）
用典的好处：极俭省的语言，表述极丰富的内容。
第二篇：《直书》教案
《 直 书 》 教 案
教学目标：
1、了解刘知几及其作品《史通》，了解他独到的史学思想。
2、掌握重点词句，翻译文章。
3、了解本文写法，可作写作借鉴。教学重点难点：通过翻译掌握全文大意 教学方法：讨论法 阅读法 课时安排：2课时
第一
课
时
一、其人其书
刘知几(661―721)唐代著名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职，兼修国史。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
《史通》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二十卷。《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
《史通》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
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学、史才、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史识，是历史见解。“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
二、文本研读
直书：不隐讳事实真相，如实记载历史事实。《史通》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有《直书》、《曲笔》篇。把《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笔法斥为“爱憎由己”。
刘知几热情赞颂了古代一些史学家为真实记载历史而“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勇敢精神，同时无情鞭挞了那些为一己私利而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人。
第一段（1）
原文：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译文：人秉受了上天赋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士人有各种各样的善行，邪和正是有区别的，曲和直是不同的。那些邪的、曲的行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行事准则；那些正直的行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德行。
第一段（2）
原文：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译文：然而世人大多都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不遵循君子的脚步，而行为遵循小人的做法，1
为什么呢？俗话说：“正直像弓弦，死在路边；邪曲像弯钩，反而能封侯。”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身平安，也不违逆（权势）而遭受祸害。第一段（3）
原文：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译文：况且史书的要义，就是要申明勉励惩诫，树立好的风气。如果有做坏事的臣子，不孝顺父母的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不加隐讳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那么他们的恶行就会昭著于一个朝代，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史书记载的内容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
第一段小结：
提出中心论点：
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第二段（1）
原文：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译文：（直笔记史）如果在可以做的时候这样做，就会安顺；如果在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也做，就会招来祸害。像董狐记载史实的原则是不隐讳真相，赵盾因为这种记史原则而蒙受屈辱，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各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没有什么疑虑，这样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笔，享有千古不衰的名声。第二段（2）原文：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译文：至于像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身受刑戮，被当时人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知道。
第二段（3）
原文：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
译文：世事就像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刚直不屈的性格，激励自己舍己尽忠的节操，（这样的要求）确实也难做到啊。第二段（4）
原文：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译文：因此张俨因愤激而努力，私下撰写保存《嘿记》的文字；孙盛心中不平，私自抄写了《晋阳秋》的原稿寄到辽东，（以保真实。）用这种办法来避祸，幸好获得两全。这足够用来证明世道多么艰辛，也了解了史书实录的难得。
第二段小结：
列举历代史家之例，说明：
世途多隘,直书难遇。
第二
课
时
一、第三段（1）
原文：然则历考前史，征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译文：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实录的言语，虽然有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可是披开沙子挑选金子，有时还是能收获宝贝的。第三段（2）
原文：案金行在历，史事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
译文：考究魏晋更替，历史事件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 2
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政权交替的时候，或者司马懿在渭南和诸葛亮相持，被诸葛亮的遗计击败，或者魏帝曹髦云台发兵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刺杀。第三段（3）
原文：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译文：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说话，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凿齿，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刀刺杀魏帝曹髦的记载。历代的欺骗蒙蔽，这时才澄清。考究习凿齿的记事，大概就是近代遗留下来的直录精神吧？ 第三段（4）
原文：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译文：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都务必细究真实情况。考究当时北魏的王公贵族后裔，依然当政；北齐的将相，先人遗业仍然还在。而这两人写他们忌讳的事情，竟没有一点害怕。不畏强暴，大概就是这类人吗？
第三段小结：评说六朝史书，列举用直书、曲笔两种不同笔法编撰史书的事例，说明直书之难。
第四段（1）
原文：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译文：烈士舍身求取美名，壮士看重气节，宁可做折断的兰花，破碎的玉石，也不做瓦砾而保全性命。第四段（2）
原文：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译文：像南史、董狐依仗正气真实记载，不避强暴；韦昭、崔浩尽情秉笔直书，不迎合强权。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留下芳名和功业，人们到现在还称道他们。第四段（3）
原文：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译文：和王沈写《魏书》，凭借邪曲的笔法窃取官位，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的记载来获取荣华（相比），（南、董、韦、崔的精神）直冲三光，（王沈、董统的行为）却是埋于九泉，（即使这样说）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高低之别啊。
第四段小结：
总结。赞扬了南、董、韦、崔的秉笔直书精神，谴责了王沈、董统“曲笔阿容”“谄言媚主”的卑劣行为。
二、写法研讨（1）探讨主旨
提出中心论点：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赞扬了正直史家的秉笔直书精神，谴责了“曲笔阿容”“谄言媚主”的卑劣史家，希望史家都能效法古代良史。
（2）从文体上说，本文是骈文。骈文的两大特点（互文和用典）在本篇表现的都很突出。用典，不仅用了很多事典，还用了很多语典。语典：
“直如弦”四句（《乐府集》郭茂倩《注》云：《后汉书五行志》，顺帝之末京都童谣。）“为于可为”二句，扬雄《解嘲》中语。“刚亦不吐”（出自《诗经》）
“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出自《世说新语》）事典：
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
（出自《左传》）齐史之书崔弑（出自《左传》）
用典的好处：极俭省的语言，表述极丰富的内容。
三、布置作业
做《直书》相关习题（附）全文翻译：
人遵循五常（五常即五种行为规则，又称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士人有各种行为，有的邪，有的正，有的曲，有的直。那些邪的、曲的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做法；那些正直的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做法。然而世人大多都趋于邪曲而放弃正直，不践行君子的做法，而遵行小人的行为，为什么？俗话说：“正直的像弓弦一样，往往死在路边；邪曲的像铁钩一样，反而会加官晋爵。”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己，也不违逆（权势）以防受害。更何况史书的任务，就是劝诫世人，树立风气。遇到贼臣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直白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一旦把他们的恶行记载下来，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这样说来，岂不可怕！
如果环境允许这么做就去做（直笔记史），如果环境不允许这么做却做了就会凶险。比如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写史不用隐笔，赵盾为了法度而蒙受屈辱，董狐自己没有犯错，依然果断行事，然后成就了他良直的名声，名传今古。比如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被处以刑罚，被当时任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看到。世道就是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强直的性格，和不折腰的气节，实在很难啊。因此张俨发愤，私下保存《嘿记》；孙盛心中不平，窃自撰写了《晋阳秋》寄到辽东以存其真。以此来避祸，幸好得以保全了自己。我们足以得知世道的艰辛，也了解了实录的难能可贵了。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直白的词句，虽然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而我们披沙淘金，有时就能有所收获。根据金行在历（五行、天文用语，可能代指一定时期），史官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发生矛盾的时候，比如在渭曲（今陕西大荔东南）列阵，被诸葛亮所击败，又比如高贵乡公（曹髦）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杀伤。陈寿、王隐，都笔口无言，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鉴齿（人名），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刃犯驾的说法。历朝历代的诬造，从此被澄清。考察习鉴齿的记事，不就是近代的正直之人吗？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都追求真实。根据当时（宋孝王写《风俗传》的时候）北魏的王公，祖宗产业还没有丧尽；（王劭写《齐志》的时候）北齐的将相，后代仍然还在。而这两人直书他们的避讳，没有一点害怕。刚正不阿，不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重视名声，壮士注重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像南史、董狐得仗义直书，不避讳权势；韦昭、崔浩的奋笔直书，无所取媚于人。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的而留芳余烈，人们到现在还称道。和王沈写《魏书》相比，后者通过邪曲的笔法获取高官，再和董统写《燕史》相比，后者通过取媚于权势而获取荣华，一边是上贯三光，一边是下穿九泉，也不能比喻出韦昭、崔浩和王沈、董统的高下。
第三篇：直书.教案(正式)doc
《直书》教案
教学目标：
1.了解刘知几及其作品《史通》，了解他独到的史学思想。
2.掌握重点词句，翻译文章。
3.了解本文写法，可作写作借鉴。教学重点难点：
通过翻译掌握全文大意 教学方法：
讨论法
阅读法 课时安排：
4课时 教学过程：
第 一 课 时
一、解题：
刘知几(661―721)唐代著名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职，兼修国史。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二十卷。《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
《史通》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
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学、史才、史识“三长”的论点。
史学，是历史知识。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史识，是历史见解。“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
二、文本研读
直书：不隐讳事实真相，如实记载历史事实。
《史通》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有《直书》、《曲笔》篇。把《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笔法斥为“爱憎由己”。
刘知几热情赞颂了古代一些史学家为真实记载历史而“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勇敢精神，同时无情鞭挞了那些为一己私利而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人。
◇ 第一段（1）
原文：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译文：人秉受了上天赋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士人有各种各样的善行，邪和正是有区别的，曲和直是不同的。那些邪的、曲的行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行事准则；那些正直的行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德行。◇ 第一段（2）
原文：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译文：然而世人大多都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不遵循君子的脚步，而行为遵循小人的做法，为什么呢？俗话说：“正直像弓弦，死在路边；邪曲像弯钩，反而能封侯。”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身平安，也不违逆（权势）而遭受祸害。◇ 第一段（3）
原文：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译文：况且史书的要义，就是要申明勉励惩诫，树立好的风气。如果有做坏事的臣子，不孝顺父母的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不加隐讳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那么他们的恶行就会昭著于一个朝代，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史书记载的内容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理解] 全文分为四段，主要说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自己的主张，说明直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列举历代史家的各种情况，说明直书之难。
文章从人的本性谈起，认为世人为了生存，都选择了明哲保身，“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修史却有自己的要求，要“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即史书以劝惩为目的，好事则褒之，坏事则贬之，以此来树立好的风气，惩恶扬善，使那些乱臣贼子不敢轻易做坏事。这是本篇的中心论点。在这一段中，作者引用了东汉末年流行于京都洛阳的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以此来说明行君子之德的不易。◎◎第一段小结
提出中心论点: 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第二 课 时
一、继续研读文本第二段
第二段（1）
原文：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译文：（直笔记史）如果在可以做的时候这样做，就会安顺；如果在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也做，就会招来祸害。像董狐记载史实的原则是不隐讳真相，赵盾因为这种记史原则而蒙受屈辱，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各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没有什么疑虑，这样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笔，享有千古不衰的名声。
第二段（2）
原文：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译文：至于像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身受刑戮，被当时人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知道。
第二段（3）
原文：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译文：世事就像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刚直不屈的性格，激励自己舍己尽忠的节操，（这样的要求）确实也难做到啊。
第二段（4）原文：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译文：因此张俨因愤激而努力，私下撰写保存《嘿记》的文字；孙盛心中不平，私自抄写了《晋阳秋》的原稿寄到辽东，（以保真实。）用这种办法来避祸，幸好获得两全。这足够用来证明世道多么艰辛，也了解了史书实录的难得。[理解] 在第二段里，作者列举了历代很多史家的例子。这一段里，全是正面的人物，都是秉笔直书的典型，但其命运却各有不同。其中在生前身后都独擅令名的是董狐。他受到了孔子的赞扬，而且，也显然未受到赵盾的刁难。赵盾虽然不同意董狐的记载，但除了为自己辩解，认为是自己太留恋祖国了，才给自己招来了忧愁外，并没有做别的什么举动。但是，其他的史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齐太史记载“崔杼弑其君”，结果被崔杼杀害。他的两个弟弟先后做史官，也都这样写，也同样被杀。直到他最小的一个弟弟仍坚持记载这件事，才终于没有被杀。南史氏听说几位太史都为此事被杀，便带着写好“崔杼弑其君”的简策前往，听说此事已写入史册，这才回去。司马迁记载汉朝皇帝的事情，并不因为当时是大汉天子的天下就有所隐晦，而是善恶皆书，结果《史记》被诬为“谤书”。韦昭是三国吴的史官，并不因为孙皓是皇帝，就屈从于其淫威，为孙皓的父亲孙和做纪，而是坚持认为孙和不是皇帝，只能做传。崔浩是北魏人，历仕道武帝拓跋跬、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朝，官至司徒。太武帝时奉命监修国史，成《国书》30卷。因内容详备，且据事直书，遭到一些鲜卑贵族的怨恨，于450年被灭族。这些史官，都秉笔直书，最终却都因书获罪。世事如此，所以要求史臣刚直不屈、秉笔直书，实在是太难了。于是，有人就想出变通的办法。三国时吴国张俨著《嘿记》三卷，秘藏不宣；东晋孙盛著《晋阳秋》，写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以此来逃避灾祸。上述的这些事例，都是用来说明直书之难的。
◎◎第二段小结
列举历代史家之例，说明: 世途多隘,直书难遇。
二、继续研读文本第三段
第三段（1）
原文：然则历考前史，征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译文：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实录的言语，虽然有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可是披开沙子挑选金子，有时还是能收获宝贝的。
第三段（2）
原文：案金行在历，史事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
译文：考究魏晋更替，历史事件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政权交替的时候，或者司马懿在渭南和诸葛亮相持，被诸葛亮的遗计击败，或者魏帝曹髦云台发兵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刺杀。
第三段（3）
原文：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译文：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说话，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凿齿，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刀刺杀魏帝曹髦的记载。历代的欺骗蒙蔽，这时才澄清。考究习凿齿的记事，大概就是近代遗留下来的直录精神吧？
第三段（4）
原文：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译文：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都务必细究真实情况。考究当时北魏的王公贵族后裔，依然当政；北齐的将相，先人遗业仍然还在。而这两人写他们忌讳的事情，竟没有一点害怕。不畏强暴，大概就是这类人吗？ [理解] 第三段，具体评说六朝史书，作者列举了用直书和曲笔两种不同的笔法编撰史书的具体事例来说明直书之难。六朝是我国史学的发达期，不仅史书数量空前，而且史学已经从经学的附庸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然而，史书的写法并不因史学的发展而有所改观，曲笔或隐晦事实真相的例子比比皆是。也许因为六朝时政权更迭太过频繁，史学家有些也无所适从，乱世中只能苟全性命了。对“死诸葛气走活仲达”、司马昭派成济杀死魏帝曹髦这些事情，陈寿、王隐、陆机、虞预等人都是三缄其口，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三国志》《晋史》《晋纪》《晋书》中都没有记载。到了东晋的习凿齿，才在自己的著作《汉晋春秋》中如实地记载了这些事情，使后人得见历史真相。北魏宋孝王的《风俗传》、隋王邵的《齐志》也都是秉笔直书之作。在这一段中，作者一方面用各种事例说明直书之难，另一方面也用丑行最终都会大白于天下的史实来晓谕那些用曲笔写作的史家。◎◎第三段小结
评说六朝史书，列举用直书、曲笔两种不同笔法编撰史书的事例，说明直书之难。
第 三 课 时
一、继续研读文本第四段
第四段（1）
原文：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译文：烈士舍身求取美名，壮士看重气节，宁可做折断的兰花，破碎的玉石，也不做瓦砾而保全性命。
第四段（2）
原文：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译文：像南史、董狐依仗正气真实记载，不避强暴；韦昭、崔浩尽情秉笔直书，不迎合强权。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留下芳名和功业，人们到现在还称道他们。
第四段（3）
原文：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译文：和王沈写《魏书》，凭借邪曲的笔法窃取官位，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的记载来获取荣华（相比），（南、董、韦、崔的精神）直冲三光，（王沈、董统的行为）却是埋于九泉，（即使这样说）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高低之别啊。[理解] 第四段是总结。著史不易，直书更难。晚周的南史、董狐，六朝的韦昭、崔浩都 是不避强御、秉笔直书的典型，他们的光辉事迹至今为人传诵。而王沈写《魏书》，董统写《燕史》，都是献媚统治者的伪史，其高下相差甚远。作者从传统道德人格角度赞扬了正直史家的秉笔直书精神，谴责了“曲笔阿时”“谀言媚主”的卑劣史家，并希望史家都能效法古代良史。
◎◎第四段小结
总结。赞扬了南、董、韦、崔的秉笔直书精神，谴责了王沈、董统“曲笔阿容”“谄言媚主”的卑劣行为。
二、写法研讨
（1）探讨主旨
提出中心论点：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赞扬了正直史家的秉笔直书精神，谴责了“曲笔阿容”“谄言媚主”的卑劣史家，希望史家都能效法古代良史。
（2）从文体上说，本篇是骈文。骈文的两大特点──互文和用典，在本篇表现得都很突出。尤其是用典，本篇不仅用了大量事典，还有很多语典。比如第一段的童谣出自《后汉书〃五行志》，第二段的“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出自扬雄《解嘲》，第三段的“刚亦不吐”出自《诗经〃大雅〃烝民》，第四段的“宁为兰摧玉折”出自《世说新语〃语言》，等等。用典的好处，是用极省俭的语言表述极丰富的内容。从本篇的大量用典，不难看出刘知几对前代书籍特别是史书的熟悉。可以说，正是由于博览各种史书，再加上独立思考，刘知几才最终写出了《史通》这部中国史学史的奠基之作。
刘知几的《史通》纵横捭阖，征引弘富，在我国古代史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也要看到，《史通》作为一部早期史学论著，在理论架构和逻辑论证等方面，都很不完备。以《直书》为例，作者虽然提出了“直书”这一概念，也列举了大量事例说明直书的难能可贵，但对于直书的基本内涵、原则标准、学术价值等等都未加探讨，对于直书“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社会功用也是点到为止，未作深入的分析。钱穆先生认为，《史通》只是一部议论史书的著作，称不上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著作，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语典：
“直如弦”四句（《乐府集》郭茂倩《注》云：《后汉书五行志》，顺帝之末京都童谣。）“为于可为”二句，扬雄《解嘲》中语。“刚亦不吐”（出自《诗经》）“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出自《世说新语》）△ 事典：
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出自《左传》）齐史之书崔弑（出自《左传》）
用典的好处：极俭省的语言，表述极丰富的内容。
三、布置作业
做《直书》相关习题
第 四 课 时
教学目标：处理作业 重点：词句理解
方法：学生做¬——学生议论——教师精讲、点拨 翻译：、人禀受了（上天赐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士有各种各样的善行，正和邪是有区别的，直和曲是不同的。像邪曲的行为，是人们所鄙视的，是小人的行事准则；而正直的行为，是人们所珍视的，是君子的德行。但是世人大多愿意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不践行君子的做法，而遵行小人的行为，为什么？俗话说：“正直的像弓弦一样，往往死在路边；邪曲的像铁钩一样，反而会加官晋爵。”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己，也不违逆（权势）以防受害。更何况史书的任务，就是劝诫世人，树立风气。遇到贼臣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直白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一旦把他们的恶行记载下来，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这样说来，岂不可怕！
如果环境允许这么做就去做（直笔记史），如果环境不允许这么做却做了就会凶险。比如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写史不用隐笔，赵盾为了法度而蒙受屈辱，董狐自己没有犯错，依然果断行事，然后成就了他良直的名声，名传今古。比如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被处以刑罚，被当时任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看到。世道就是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强直的性格，和不折腰的气节，实在很难啊。因此张俨发愤，私下保存《嘿记》；孙盛心中不平，窃自撰写了《晋阳秋》寄到辽东以存其真。以此来避祸，幸好得以保全了自己。我们足以得知世道的艰辛，也了解了实录的难能可贵了。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直白的词句，虽然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而我们披沙淘金，有时就能有所收获。根据金行在历（五行、天文用语，可能代指一定时期），史官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发生矛盾的时候，比如在渭曲（今陕西大荔东南）列阵，被诸葛亮所击败，又比如高贵乡公（曹髦）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杀伤。陈寿、王隐，都笔口无言，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鉴齿（人名），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刃犯驾的说法。历朝历代的诬造，从此被澄清。考察习鉴齿的记事，不就是近代的正直之人吗？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都追求真实。根据当时（宋孝王写《风俗传》的时候）北魏的王公，祖宗产业还没有丧尽；（王劭写《齐志》的时候）北齐的将相，后代仍然还在。而这两人直书他们的避讳，没有一点害怕。刚正不阿，不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重视名声，壮士注重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像南史、董狐得仗义直书，不避讳权势；韦昭、崔浩的奋笔直书，无所取媚于人。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的而留芳余烈，人们到现在还称道。和王沈写《魏书》相比，后者通过邪曲的笔法获取高官，再和董统写《燕史》相比，后者通过取媚于权势而获取荣华，一边是上贯三光，一边是下穿九泉，也不能比喻出韦昭、崔浩和王沈、董统的高下。
第四篇：直书与曲笔杂文随笔
古代史官修史，对材料处理、史事评论、人物褒贬，各有原则、体例，谓之“书法”。记录历史的时候，会用到直笔和曲笔，直笔好理解，秉笔直书，无所避忌，《左传·宣公二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春秋时期，晋灵公十分残暴，相国赵盾劝他改变作风。晋灵公竟想杀他，他只好准备出逃。赵盾的侄儿赵穿，趁晋灵公酒醉时将他杀死。太史董狐在史书上写赵盾杀其君。赵盾不服要求改写。董狐说：“你身为相国，国君被杀，你不讨贼，你就是主谋，这事我就是死也不会改”。赵盾认为他很冤枉，听了这话哑口无言，不管内心如何，表面上他没计较这件事。
齐庄公与大臣崔杼发生了争夺美女之战。崔杼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被杀。太史的二个弟弟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说“你难道不怕死吗？”太史的弟弟仍要据实直书，崔杼软下心肠，只得放了他。太史弟弟回去时，正遇到南史公执简而来，南史公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没有拦住史官之笔，崔杼叹息：为保全国家社稷担了这个名声，虽是直书，他认为后人能谅解自己的行为。
可见，礼崩乐坏的时期，不惧权势，坚持“书法”原则，往往会召来杀身之祸。唐代刘知几《史通》：“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没有史官的认真态度，后人无法了解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
历史不能直白地写，史官们只能以曲笔代替。“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醉心于权利争夺的人们，谁会在意一个学者呢？孔子怀着“礼乐仁和”的梦想，奔波多年，倦极归来，回到鲁国。相传《春秋》是孔子编撰，春秋笔法，也称春秋书法，是他的首创，现多称文章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委婉的表达倾向，也指一字置褒贬，简练而含蓄地点评人事，亦称“微言大义”。
《史记》里，这样的书法也很多，比如在《吕后本纪》里，司马迁成功刻画了吕后的形象。惠帝死后，“太后哭，泣不下”，丞相陈平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掌握南北军军权，诸吕入宫，居中用事，则“太后悦，其哭乃哀”。这些细节，传达出吕后处心积虑培植势力的心理。排除歪曲历史品德低下的人，毋庸讳言，“曲笔”做史绝对不是史学家们的初衷。
第五篇：关于直书与曲笔的一些认识
关于“直书”与“曲笔”的一些认识
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了唐朝刘知几的《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个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后世的史家更是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和认识着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
所谓直书，就是据实书写，它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不受制于权贵，但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二是写史的客观性，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不虚美，不掩恶”。而曲笔，则是指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或阿时，或媚主，或为自己掩饰，或为报复私仇。
从二者的含义可以看出，直书就是要史家秉笔直书，遵从客观事实，“仗气直书，不畏强御”，从而给后人一个真正的历史记载。对于曲笔，或是假人以美，藉为私惠；或是诬人以恶，持报己仇；或是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舞词弄札，饰非文过”。然后，史书不实，史德不存，徒留下千古遗憾。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直书和曲笔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一对存在。无论是直书其事，还是采用曲笔手法，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和理论思想渊源。不同时代，不同理念下的史学，既有秉笔直书的记载，又有曲笔回护的内容。
关于直书的记载，其一有《左传·宣公二年》所记晋国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日：“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乎！越竟乃免。”其二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崔杼弑君以说于晋：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这两段历史记载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关于直书的记载。所谓的“书法不隐”就是由此产生。但是史官要真正要做到“书法不隐”，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要准备以身殉职。尽管如此，许多优秀的史官仍然遵循这个法度，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以至于后来的司马迁、干宝、崔浩等等一大批优秀史家皆是如此。
东晋史家干宝撰《晋纪 》时，敢于据事直书，揭露历史真相。“干宝直言，受讥朝士。”虽如此，但干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他不畏强暴，敢于指斥帝王，敢于歌颂“叛逆”，敢于揭露历史的黑暗，敢于抨击统治阶级的的罪恶。他直言不讳地抨击西晋：“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明确尖锐地指出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都是一群寡廉鲜耻的市侩小人：“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愿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怕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 ,皆奔竞之士。”在魏晋之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文人学士大都或是避世不出以求自保，或是明哲保身曲笔阿时。而干宝能够直书其事，敢于揭露社会黑暗，其举可赞，其行可嘉也。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说过，一个正派的人，应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这也正是他的真实写照。在《史通》中写有：“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何谓君子之德？我认为应该是“秉笔直书、无污青史”之史德。在刘知几担任史职时期，“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龋难入”。对此等现象，他自认是“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为此，他愤愤不已，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玷污青史，“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由此可见刘知几的高风亮节和美好史德。
直书固然重要，但是直书应当适时而为，“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在中国史学史上，不乏因直书而获罪乃至丧命者。《史通·曲笔》中说的“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正是此理。有的时候，曲笔也不失为一种治史方法。
曲笔现象在史学中比比皆是。有的是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不敢秉笔直书，从而曲笔隐讳；有的是屈从个人名利，从而曲笔记事；有的是以一己之私而任情褒贬，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史学中出现曲笔的原因。
儒家思想提倡直书的同时也对曲笔网开一面。“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这一讳饰理念，也就是曲笔的体现。但是，有些人一味的追求曲笔，肆意妄为，任情褒贬，伪妄史实，虚造历史，这种行为就应当遭千古唾骂，万世遗臭。
古来曲笔者大有人在。比如陈寿、沈约等。
陈寿的《三国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国别史，它记载了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晋武帝代魏这近一百年间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但正是这部史书，因多次曲笔回护曹魏和司马氏而遭人诟议，使得后世对于陈寿及《三国志》有很多非议和批判。
最早提出陈寿《三国志》为曹魏、司马氏回护的是唐朝的刘知几。刘知几在《史通·直书》一文中说到：“按金行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虞；或发使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无言，虞预、干宝各栖毫而縻述。至习凿齿，乃申‘死葛走生仲达’之言，抽戈犯跸之言。”刘知几作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自然不会无的放矢。在《三国志》中，多次可见陈寿为曹魏和司马氏辩解的记载。我只举两例。
首先是对曹氏篡汉之事回护过甚。对于曹氏篡汉之事，司马彪在《后汉书》中记载：“献帝曹皇后，讳节，曹操之女也。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以玺绶投轩下，因涕泣横流日：‘天下不祚此玺。’”曹操之女尚且如此大怒，可见曹氏篡汉是何等不义之事，然而，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却对此大加赞扬。《三国志·文帝纪》记载：“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咨而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群凶肆逆，字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义，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而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征，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日而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而位。于戏!天之历数在而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陈寿把曹丕篡汉之事比作尧舜相禅，可见其对魏国有多么的回护。其次是为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之事回护。齐王曹芳被废以后，东海王曹霖之子高贵乡公曹髦即位。正元五年，高贵乡公被司马昭弑杀。关于高贵乡公被弑一事，陈寿在撰述《三国志·三少帝纪》时，只是说：“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又载有司马昭的奏议，把司马昭弑君之事说成是不得不为，这显而易见的是在为司马氏回护。
陈寿所处之时，统治阶级把史学作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种强有为的思想工具。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每每要求史家粉饰太平,隐恶扬善。他作为一个史家，不得不屈服于统治者的淫威之下，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虽然，陈寿在《三国志》中多次对曹魏和司马氏进行隐恶溢善，曲笔回护，但是，不可否认，陈寿所作《三国志》对于史学的发展有着很深刻的影响，为后世研究三国时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
虽然有时候用曲笔手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一味的为了一己之私而任情褒贬，肆意妄书，这就有点过于品行恶劣了。而唐朝的许敬宗就是一个典型。
许敬宗在太宗、高宗二朝历任史官，朝廷的许多著述工作，都由他主管。然而，许敬宗却不守史德，不遵循“秉笔直书”的职业道德，“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他曾经因封德彝曾揭露过他在封德彝的父亲遇害时表现得贪生怕死，因而在为德彝立传时，“盛加其罪恶”。也曾经因收了庞孝泰的贿赂，在在写史书时，把庞孝泰这个平庸无能的将领冠以“名将”头衔，称其“频破贼徒，斩获数万”。
似这等奸佞小人，只为一己私欲，不问是非曲直，肆意妄为，曲笔阿时，又何堪史官之职，岂不遗臭万年？
直书和曲笔是对立的，同时它们又是统一的。作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特殊存在，直书和曲笔受到很大的争议。但是，不管是直书还是曲笔，都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用与否，完全取决于史官自己。我们不应该一味的贬低曲笔，有时候曲笔也是一种艺术。
对于直书和曲笔，我的认识可能过于肤浅，但是，直书和曲笔的治史方法却不为我的肤浅而变得肤浅，这是一个深奥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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