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思考

第一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思考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思考

【摘要】深入领会和贯彻中央16号文件，吃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的核心内容和规律，使理论更接地气，更贴近学生实际，本文从四个角度对教学课程进行思考，以期为教师提供意见参考。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思考

中共中央16号文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提出新的改革方向，认真领会精神的基础上，着力吃透教材，使教学更具实战性，更贴进行学生的实际。笔者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结合实际教学内容，做以下思考。

一、明确时间界限，找准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

通常意义上，史学界将中国近现代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至今的历史，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划分了中国近代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间节点为现代史；1949年至今为当代史。这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书中的划分有所区别。“纲要”中体现的时间节点是始于184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近代史，之后为现代史。要在学习“纲要”的导论时，将时间点划分和基本线索厘清，以便更好地掌握学习规律。

二、避免重复教学，突出重点侧重学术性

与高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相比较，《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内容字数变少，课时压缩。要避免高中教学的图文并茂式，在把握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有所侧重，突出学术性。对于中国古代文明，中国五千年灿烂的文化，点到即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殖民侵略，要明确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历史任务。在第一章讲授过程中，要让学生明确中国落后挨打的实质，中国在受侵略中的灾难以及反抗斗争。第二三章则侧重于中国各阶级对于国家出路的问题进行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国家出路的同时，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都做出相应的努力，并取得一定的发展。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引领学生明确为什么是无产阶级来完成中国历史的改革。

要从高中的“是什么”的问题向“为什么”进行转变，强调“纲要”的学术性，侧重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要以前沿问题研究为基础和核心进行探讨。

三、要明确教学特色，区分对待该课程与其他两课之间的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目的是培养学生了解历史，热爱国家的情愫，科目内容有相互联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内容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一课存在重复性内容较多。二者起点均已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渗透的主旨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辉煌的成就。但两门课程各有侧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侧重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建设等，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则侧重于改革思想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涵盖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纲要”与“概论”在讲述同一问题时也各有侧重。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这个章目而言，“纲要”以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为核心，而“概论”以理论内涵为核心，二者相互补充，各有侧重。在学习“纲要”过程中，以规律性为学习重点，要“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概论”则是对历史的升华，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四、凝练教师的人格魅力，发挥主导作用

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处于中心环节。教师要将个人的魅力体现于教学中，唤醒学生对理论课程的喜爱。

首先，教师要坚信马列主义，才能打动学生相信。教师要将《中国近代现代史纲要》中革命先烈的精神、老前辈教师对教育事业的忠诚贯穿在教学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的一个宝就是《资本论》，三个上就是床上、车上、厕上。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一天不看《资本论》，浑身不自在。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使他的讲授理直气壮，活灵活现，深入浅出，学生乐于接受，学有所得。

第二，要跳出就理论讲理论的模式，与学生相关联，与当前重大事件相关联。教师上课要有的放矢，根据不同年代的学生思想状况进行必要的课程变革，要对学生的状况充分调研，才能深层次的解决学生思想中存在的问题，才能让这门课程更具价值。要敢于剖析历史，敢于“刺激”学生，以第一章为例，教学重点是帝国主义入侵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敢于评价帝国主义入侵的功与过，就要让学生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短暂的春天为中国的发展做了继续和储备，但进程被打算，中国沦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与学生的关注点相结合，与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

第三，要热情饱满，聚精会神，全身投入，感染学生。学生在热情饱满的教学态度感召下，会不自觉地融入到教学中来，这种政治激情的感染力能够迸发出鼓动性和震撼力，对学生心灵的冲击持久。

参考文献：

[1]李松林.“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上半月）.2007.4.[2]徐奉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回溯提升教学法探微[J].吉林教育，2007.1.[3]刘莲.王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改革[J].中国冶金教育.2011.3.

第二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案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案例

案例1：强权与生命被蹂躏的缩影

鸦片，学名罂粟，最早在唐朝中期作为药材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由于它有镇痛、止泻、催眠的功效，自明代以来，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但每箱需纳税3万美元左右。但鸦片又是一种毒品，久吸易成瘾。“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奢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至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长期吸食鸦片上瘾之人，形容枯槁，奄奄若病，“如睡魔，如死尸，倾家荡产，败德伤人”。

鸦片进入东北，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海路，由东南沿海至天津和奉天各海口。二是陆路，由天津经山海关至奉天。1832年，英船北上，闯入连云岛海口，登岸入城，这是西方殖民者首次从海路登陆，侵入我国东北，试图贩卖鸦片。1838年，英国贩卖烟土的地点主要有：锦城的天桥厂，海城的没沟营、田庄台，盖平的连云岛，金州的貔子窝，岫岩厅的大孤山等。此外，还有一些美国商船也贩卖鸦片。

早在19世纪下半期，清政府就先后颁布多条禁烟令，明令禁止在中国走私鸦片，不过鸦片走私仍蔓延到清政府“封禁”的“龙兴之地”——东北。据统计，自1839年6月-1840年5月，盛京将军耆英在奉天等地查获的烟土共2400余两，烟具180多件，缴获烟土、烟膏454两。拿获烟贩40余名，这在全国禁烟运动中也算是轰轰烈烈的一项成果。

全国禁烟运动的开展，使英国的鸦片贸易受到很大打击，英国政府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和迫使中国开放商品市场，于1840年6月正式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对辽东半岛进行了数次侵扰。清政府曾命盛京将军派兵巡查沿岸各港口，防止英军舰队北窜。同时，颁布敕谕，命令盛京将军耆英：如果英军舰队驶入盛京沿海，不要在海面上与他们交战，要根据情况堵住各登陆地点，防止英军登陆；如果他们已经登岸，就要尽全力予以剿除。

在清政府的眼里，盛京被认为是清王朝兴起的“根本重地”，能否保证盛京 1 的安全，是能否保证整个“龙兴之地”安危的关键。在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东北的局势十分关注。首先，敕谕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各备兵一千，听候调遣。根据局势派往山海关、锦州及省城的关隘要处，适当减少省内驻兵，或以换防等方式充实海防。同时，组织沿海村民，修筑土堡，放哨瞭望，一旦出现敌情，兵民配合作战。对商人、绅士、市民等捐资修建城堡的，给予奖励。其次，在旅顺口等地安置大炮，除在已有的大炮中挑选大而又准的运送盛京海岸各隘外，还采办铁料铸造新炮十余门(二千斤以上的大炮，都命名为“巩定将军”；一千斤和一千五百斤的大炮，都命名为“振武”。)，这些大炮全部安置在复州、金州等海口，防御英军入侵。另外，还制造枪支与火药，以供官兵操练和保证发射大炮之需。其三，及时给盛京将军下达作战指示，通报南方各地的战况，以作好应战准备。1841年2月5日，英船驶至山海关、秦皇岛一带，一部分英军登岸，被耆英布置的官军全部歼灭。这样的战斗虽然不多，但却给英军以一定的打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1860年春，英法联军分别占领大连湾和烟台，封锁渤海湾，为进一步进攻天津和北京做准备。

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旅大民众极大愤慨。他们纷纷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同英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金州海口的居民组织团练，坚决不给英军任何接济，对“暗向各处村屯井内下药”的奸细，严拿严办。各商铺都把货物藏起来，坚决不与英军交易。

1860年7月，英国的一艘兵舰驶入旅顺口，四艘兵舰驶入羊头洼，停泊之后，纵兵登岸，抢掠粮食，这两个地方的乡民聚集了二三千人，手举刀枪棍棒喊杀追逐，英军吓得狼狈不堪，逃回船上，掉头驶出口外，不敢停留。就连当时的盛京将军也承认：“洋人尚有畏惧百姓之心”。在人民的打击下，英军不久便撤出了旅大。

案例2日益开放的视野：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是洋务运动后期激进派的代表人物。

他早年潜心于传统的“经世之学”，后盘桓于曾国藩和李鸿章麾下，为他们筹办洋务多方赞襄策划。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台道。1888年任湖 南安察使，次年以钦差大臣(公使)的身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一，是“西学中源”思想：西学中的制作因于《考工》，测算昉于《周髀》。唐一行铜轮之转，效之为车船；无驸马火器之遗，演之为枪炮。由是智创巧述，日异月新。《墨子》一书“导西学之先者甚多”，第13卷《鲁问》、《公输》数篇，机器、船械之学之所自出也。第15卷《旗帜》一篇，西人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之所自出也。又按《墨子》所云：“近中，则所见大，景亦大；远中，则所见小，景亦小”。今之作千里镜、显微镜者，皆不出此言范围。《庄子·外物》云：“木与木相摩，则燃；金与火相守，则流”。此电学、化学之权舆也。《吕氏春秋·似顺论》云：“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为乾。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此化学之所自出也。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二，是充分肯定产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以及工业化在商业发展中所居的基础地位：“英人用机器织造洋布，一夫可抵百夫之力，故工省价廉”。“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迩者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诸国从而效之，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三，是强调文明演变的综合平衡系统性，他借用一位出使随员的笔，将西国富强之源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通民气：设议院，遇事昌言无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设法以更张之。二是保民生：人身家田产器，绝无意外之虞；告退官员，赡以半俸；老病弁兵，养之终身；老幼废疾，阵亡子息，皆设局教育之。三是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认字；稍长，教以文义；量其材质，分习算绘气化各学，或专一事一艺。四是养民耻：西国无残忍之刑，但国人皆知畏刑，是为养耻之效。五是阜民财：尽地力，讲水利、种植、气化之学；尽人力，各擅专门，通工易事，济以机器，时省工倍；尽财力，设公司银号，蜘蛛之积，入股生息，汇成大工大贾。上述内容显示，此时的薛福成，其思维视野已经超越了现代化的器物层面，而深入至作为“内在文明”的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这时，他对技术的审视也开始置于社会大背景下，从而使其技术观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性。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此五端，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也”。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四，是澄清中国能否使用机器问题。当时，中国有 3 论者认为，“中国人民之众，十倍于各国。议者谓：若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之生机，使之不能自食其力；故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当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对此，薛福成据理力争、加以驳斥：屏除机器只能导致“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中国之货，非但不能售于各国，并不能售于本国”；中国“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西人之货以自供其用”。因此，“故守不用机器、调剂贫民之说者，此中古以前闭关独治之时势，而非所施于今日也”。

讨论题：

如何评价“西学中源”思想？

洋务运动后期的激进派思想是否偏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范式？

案例3：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和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具有纲领性的文献。颁布于1853年的《天朝田亩制度》，主要内容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土地分配上,主张“耕者有其田”。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十六岁以上的男女均得一全份，十五岁以下的减其半。又规定“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以及“丰荒相通”，互相赈济。其目标是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

在副业生产和收入分配上，实施圣库制度。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其分配原则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

在军政合一、寓兵于农的军事系统中，建立了乡官制度。规定：“凡一军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谷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师帅、旅帅兼摄。当其任者掌其事，不当其事者亦赞其事。凡一军一切生死黜陟等事，军帅 详监军，监军详钦命总制，钦命总制次详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军师遵行。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其后来归从者，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

1859年颁布的《资政新篇》，由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所著，其内容分为 “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四个部分。

在“用人察失类”中，洪仁玕提出要“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他反对“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坏风气。指出：不要“甘居鞑妖之下”，要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

在“风风类”中，洪仁玕提出要除掉旧习俗，如女子缠足、养鸟斗蟀、戒箍手镯等，主张兴办医院、学馆、四民院等。他特别强调指出：“火船、火车、钟镖、电火表”等，是“有用之物”，是“正正堂堂之技”，“永古可行者也”。

在“法法类”中，洪仁玕列举的内容较广泛。兴车马之利，制造火轮车，准许专利。兴舟楫之利，制造火船气船。开银行、兴保险，并准许“富民”设立银行。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开采矿藏，“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建立邮政事业，兴邮亭，设书信馆，不仅国家设立邮亭，而且准许“富民”察明设立。建立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兴乡官，兴乡兵。准许富者雇工，但不得用奴。除九流，禁止游手好闲，人人都要劳动，包括“富贵”的人在内。在“法法类”中，洪仁玕再次强调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建议用“新闻篇或暗柜”来揭露“弄弊者”。洪仁玕主张向外国学习，与外通商，并列举了世界各国的兴衰情况，作为借鉴。

在“刑刑类”中，洪仁玕指出要“善待轻犯”，死罪用绞刑，不用斩首、分尸、点天灯等酷刑。他主张教育为先，反对“不教而杀”。在“刑刑类”中，洪仁玕提出了“与番人并雄之法”，反对“拘拘不与人交接”的做法，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交流文化，但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致妄生别议”。

讨论题：

1．《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有哪些不同点？这些不同点说明什么？ 2．《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历史局限性和意义有哪些？

案例4：洋务运动时期的变革范式——体用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体用论”。该思想出台的前提，是认可中国的“体”和西方的“用”，恰如李鸿章所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凝结着几代知识和政治精英的思想。1861年，道光进士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是“体用论”雏形。1895年，沈毓桂发表文章《救时策》，首次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术语。1898年，张之洞发表文章《劝学篇》，对“体用论”进行系统阐发，强调用洋器维护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此外，王韬和郑观应等人，也于19世纪末期对“体用论”有所表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在践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过程中所选择的应对外来冲击与挑战的文化变革与融合机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包含着对“夷”这一同一对象既“师”又“制”的矛盾。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实践中，必然导致中西的交汇和碰撞。在此进程中，中学和西学如何定位？这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要回答的。“体”与“用”的关系，还被表述为“道”与“器”、“本”与“末”、“主”与“辅”的关系。

针对“体用论”的功能与意义，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S.Alitto)于20世纪末期在其用汉语撰写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提出了“文化辩解说”，即“当一个文化单元或民族对峙于现代化时,其知识分子经常感到一种为其向现代化国家做文化引借辩解的必要„„19世纪的中国‘体’、‘用’——精髓与功用,实质与技术——之辩是用来为向西方引借辩解的最适用方式”。

甲午战败，洋务派“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的弊端暴露无遗。幻想的破灭催生了民族的觉醒，中国朝野终于“知旧法之不足恃”，从而为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现代化倡行者突破“体用论”范式提供了必要的先导。随着戊戌变法、清末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向制度现代化的转向，尤其是20世纪初“全盘西化论”的出台,“中体西用论”随之终结，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也实现了“由用到 体”、“自器及道”的转型。

讨论题：

结合案例，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进行评价。

案例5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病逝，翁同龢权利增加，康有为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分别代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均倾向维新）拟折，敦促光绪帝进行变法，两折于6月1日和8日先后呈送给光绪帝，光绪帝顺水推舟，立即将徐折送颐和园“恭呈慈览”，同时通过庆亲王奕劻要求慈禧太后给他变法的权力，并对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慈禧听到此话“怒甚”，说：“他不愿坐此位，我已早不愿他坐之。”经奕劻“力劝”，慈禧才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御史奕劻以“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复命”。光绪帝得讯后仍不放心，6月9日亲自到颐和园“请安”，当面向慈禧太后提出定国是、实行变法的要求。次日，光绪帝令翁同龢草拟诏定国是上谕呈慈禧审阅。11日光绪帝还宫，召集军机大臣会议，颁发《明定国是》诏。诏书首先指出：“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实务，多主自强变法”，但遭到所谓“老成忧国”者的阻挠，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接着宣布：“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在诏书的最后，提出要设立京师大学堂，培养人才。

《明定国是》诏书明确规定变法维新为“国是”（基本国策），标志着百日维新的开始。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

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终于见到了早就想见的康有为。在光绪帝循例问了康有为的年岁和出身后，君臣之间编就变法事宜展开了对话。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对话大致如下：

康有为：“现在列强交迫，分割在即，中国已到生死关头了。” 光绪帝：“这都是那班守旧的人造成的。”

康有为：“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就可对症下药了。既知守旧导致今日之祸，则非尽变旧法实行维新不能自强。”

光绪帝：“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近年来并非不讲求变法，但都是少变而不是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所以没有成效，就好比一座已经破败宫殿，如果只是小修小补，暴风雨一来还是要倒的，必须将它拆掉，重新设计、重新建造才行。数十年诸臣所说的变法，都是略变其一端，而未曾筹及全体，而且，所谓‘变法’，必须是从制度法 律变起，否则，只能算‘变事’，不是‘变法’。臣请皇上变法，一定要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其中应该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西方讲求300年，日本施行30年，均致富强，以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3年就可自立，以后更会蒸蒸日上。”“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

康有为：“皇上既见及此，为何迟迟不行动而坐看走向危亡呢？” 光绪帝斜视了一下帘外，叹了口气说：“有人掣肘，叫我怎么办？” 康有为：“皇上可以就现有的权力做能做到的事，虽然不能尽变，但能抓住重要的事做几件，也足以救中国。只是现今的大臣都老迈守旧，不明世界大势，要想依靠他们，就如缘木求鱼。”

康有为又转变话题说：“今日之患，在我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之故，在于八股取士。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却可以至高官。现在群臣济济，却没有能担大事者。皆由八股取士造成。”

光绪帝：“是这样，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我们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所以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召见康有为后，光绪帝大为感奋，本想给他一个较高的职衔予以重用，但是在刚毅、荣禄的阻挠下，只传旨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样的官职是没有资格见皇帝的。作为弥补，光绪帝准许康有为专折奏事。自此，康有为利用这一权力，频频上书，将他的办法主张一项项具体化，还与梁启超等人指导光绪帝推行变法。

光绪帝根据康有为和其他臣工的建议，连续发布维新诏书。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的短短103天内，光绪帝发布了184件新政上谕，平均每天1.7件，其中9月12日这一天，颁布了11件新政诏书。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的中央机构詹事府、通政司、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光禄寺等机构，地方上裁撤广东、湖北、云南巡抚。裁撤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以及其他庸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除了以上这些经过诏令颁布推行者外，在这期间，康有为还曾几度奏请“开国会，立宪法”。终因当时阻力太大，没有象其他措施一样发布诏书施行。在维 8 新派的努力下，十九世纪末中国确实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言变法，” “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活跃政治局面，大有百废俱兴之势，“中国之富强，可计日而待。”外国人也大加赞颂，“以为新中国即将出现。”

变法运动遭到了封建守旧分子等人的抵制和反对。大学士刚毅曾于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指责维新变法，表示“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大学士徐桐甚至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李鸿章、奕劻等人也相随附和。在地方上督、抚、布按等封疆大吏、地主豪绅等守旧势力，对“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多数人反对，不执行改革的各项谕旨。一是“敷衍塞责，任意迁延”。二是置若罔闻，不予理采。凡遇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廷臣以为不便者，“多依违其间，口不言而腹非。”地方上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尚真心支持新政外，无论中央与地方，“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怕；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八股考试废除后没有后续措施，导致“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对裁撤闲衙后冗员之安置事先未作妥善考虑，加之在裁撤中采取了一些强行封查的办法，使一些中下层人员顿时失业，无法度日。“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数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裁撤绿营和让旗人自谋生计，以致使这些为数众多的营兵和旗人感到恐慌，诅咒新政。

还在6月15日，慈禧强迫光绪帝下谕，免去“帝党”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驱逐回江苏原籍。剪除了维新派在朝廷上的一大支柱，切断了康、梁等人和光绪帝之间的一座桥梁，这对光绪帝和康有为是致命的一击，光绪帝吓得“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同一天，慈禧又迫使光绪帝下谕，今后凡新任二品以上大员要具折到慈禧处谢恩，把用人大权紧紧抓到她自己手里。这天，慈禧还强迫光绪帝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下谕着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不久，荣禄便由署理而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甘军（董福祥）、武毅军（聂士诚）、新建陆军（袁世凯）“三军”。这是慈禧控制军权，手握屠刀，待机而动的阴险措施。

守旧党刚毅、王文韶、裕禄等人认为，要扼杀维新变法，“必先求得慈禧之助，更须与荣禄联合。”慈禧在发动政变前，命令怀塔布、杨崇伊往天津、与直隶总督荣禄密商，预定十月间（10月19日，即农历九月初五日），慈禧偕光绪帝到天津阅兵时，荣禄将举行兵变，废弃光绪帝。维新派也知道这是“废立之举”，但毫无准备，深感大祸临头。9月18日，康有为接到光绪的密诏，“今联位几不保”，要他们“设法相救”。可康有为等人无兵无民，只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9 想把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拉过来对付荣禄，并幻想得到英、日等国的支持，以挽救败局。但是，当时由于维新派对袁世凯的两面派嘴脸，缺乏认识，甚至还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9月19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带着极端危险的侥幸心去到袁世凯的寓所。谭嗣同曾先说了几句试探的话，问袁世凯是否知道天津阅兵的密谋。接着便把来访的目的坦率地说了出来。要袁世凯带兵杀荣禄，即调一万人星夜入颐和园，捉拿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等人入刑部监狱，以救皇上，可以立下很大的功勋。并以手抚摸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你不愿救皇上，向那拉氏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狡猾的袁世凯激昂地说：“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同的‘圣主’，救护的责任是你的，也是我的。”还说：“阅兵时，如果皇上迅速跑到我袁某的军营里，杀一个荣禄就象杀条狗一样”。同时，又借口事机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谭嗣同以为策划已经成功，便满意地告辞了袁。9月20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袁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署衙门向荣禄告密。荣禄得到袁密报，立即连夜专车进京，往颐和园面告慈禧，维新派被出卖了。慈禧感到自己有被劫持危险，当即决计提前下毒手。

21日凌晨，慈禧带大批随从，自颐和园赶回皇宫，先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慈禧即以光绪帝名义下一谕旨，“言帝得病甚重”，对外则诡称光绪帝“有病不能亲政”。当时，北京谣言四起，都说光绪帝病重，按照慈禧的意旨派出心腹太监十余人昼夜“监视（光绪帝）行状，于是帝始不能自由”，成为阶下囚。

政变后第三天，慈禧开始 “临朝训政”，又恢复了她的“一统天下”。任命她的亲信戴漪、荣禄、启秀等为军机大臣。接着，她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下令屠杀维新派人士。9月28日，不经审讯，在北京菜市口杀害谭嗣同、刘光帝、林旭、杨秀深、杨锐、康广仁等六人，时号为“戊戌六君子”。那时，“天天抓人，但外间谣传还要大批杀人。”北京城内缇骑四出，风声鹤唳，可以说是“鸡飞蛋打，连根拔净，”大有将与维新有关的“帝党”分子一网打尽的趋向。

维新派首领康、梁等，在英、日等帝国主义护持下，逃往国外。慈禧“密令各省严拿治罪”。后来又派刘学询、庆宽两人以“考察商务”为名去日本，谋乘间刺死梁启超，但无隙可乘，不成而返。1900年初，慈禧又派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并令查抄康、梁两人“家产，逮捕家属，铲除坟墓，”又悬赏十万金捉拿康、梁。在英、日等国严密庇护下，终无所得。李鸿章将此情况报告慈禧，慈禧大怒，随手取玉壶砸碎，愤愤地说：“此仇必报。”

慈禧发动政变成功后，即下令推翻新政，恢复旧制。1898年9月26日，恢复了已被裁撤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等六个闲散衙门，取消士民上书的诏令，10 除已办的大学堂和中小学堂外停止开办新式学堂。10月9日，下令恢复八股取士制，设京城的农工商总局予以裁撤，还下令查禁全国所有报纸并捉拿各报主笔。11日，下令禁止成立会社。经过一番“整顿”，百日维新期间所颁行的新政，除大学堂外，尽废无余。“一切新政悉行罢免，改革之事，遂成泡影。”然而，官复原职的守旧官僚，对慈禧却感激涕零。他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而又有点害怕地说：“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至此，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就如昙花一现一般迅速地夭折了。中国又回到了死气沉沉没有生机的“尘天粪地”之中。

案例6：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死于北京的贤良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过50天，梁启超就写出一本《李鸿章传》，对李鸿章从事的洋务运动别有一番介绍和评价，值得借鉴。

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在洋务上的功绩主要在于他的认识和眼光比较敏锐，看到了时局的变化，才主张搞洋务，并具有忠君爱国思想，具体表现在：李鸿章具有世界眼光，已经看到世界大势的变化，要求改变成法。1872年，他上奏清廷，指出中国目前处在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世界各国都来要求与中国立约通商，聚集于中国。倘若再苟安下去，忘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疮痛，中国就很难再独立、富强起来。l875年。他又指出，现在东南沿海一万多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并深入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计。”而西方科技、交通发达，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更是中国数千年未遇之强敌。因此，他援引《易经》“穷则变，变则通”的古训，要求“力破成见，以求实际”。

从与西方的接触中，李鸿章深深感受到西方船坚炮利，而中国军队“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方今强邻环逼，藩属倾危，岂可稍存侥幸无事之心，顿忘厝火积薪之诫”？尤其是东邻日本明治维新后日益强大，“狡焉思呈”，一旦侵略中国，其危害“更甚于西洋诸国”。李鸿章之所以大力筹办海防，兴办北洋水师不遗余力，“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除了军事之外，李鸿章办的洋务还有商务，同样是为了独立自强。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李鸿章认为，与 其听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不如中国自行仿办，既可以“权自我操”，又可以抵制西方的经济侵略。

李鸿章重视培养人才，他指出“人才难得”，要兴办海军，必须同时培养人才；若没有人才，北洋水师就会如同“画饼”，无法实现。因此，在甲午战争前，他曾经三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并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医学堂，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如严复、刘步蟾、萨镇冰、林永升等，都为中国的海军事业做出一定贡献。

李鸿章开展的洋务活动虽然有声有色，但这场洋务运动依然失败了，并没有达到使中国独立富强的目的。梁启超指出，李鸿章所办的洋务林林总总，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军事，二为商务，因为李鸿章的眼光有限，“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

由于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上的过错也非常明显。李鸿章既不知国务，也没有真正懂得洋务。李鸿章鼠目寸光，相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办洋务只要学一点西方船、炮、铁路、机器就够了，却对“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正由于李鸿章不知国务，不了解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所以他办的洋务只是小修小补，“仅摭拾泰西皮毛”，“弥缝补苴”，当然达不到使国家富强的目的。李鸿章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力量，进行应有的工作。梁启超认为，李鸿章虽然意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局，知道不可以苟安，却私心过重，又不学无术，在行动上瞻前顾后，疑虑重重，不肯真正为洋务运动付出全部力量。李鸿章所办的商务之所以失利，是由于执行了“官督商办主义”造成的。对此，梁启超没有具体的说明。当时，清朝的国家机器已经腐朽，李鸿章办的企业动辄规定要“官督商办”，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李鸿章，梁启超有三句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正因为梁启超过于同情李鸿章之所“遇”，因而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将李鸿章描绘成一位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爱国者，对李鸿章的许多过失则所恕太多，所责却显得不够。

梁启超为什么会那样同情和宽恕李鸿章的过失？这不能不和他的阶级局限性有联系。首先，梁氏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具有软弱性，这种软弱也反映在梁氏对李鸿章的评价上。其次，梁氏本人是从封建士大夫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从小就受到很深的封建伦理的教育，因而他对李鸿章的“忠” 12 和“犬马恋主之诚”加以肯定，进而对李鸿章在办外交活动中的奉命妥协、退让给予过分的同情和宽恕。

讨论题：

1．结合本案例，分析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2．如何正确评价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功过得失？

案例7： “弱国无外交”的真实写照 ——《马关条约》和三国干涉还辽

从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宣战到平壤、黄海战役之前，由于战争胜败尚未定局，慈禧太后等人暂时不敢公开进行求和活动，列强也暂时中止了“调解”。但随日军的步步进逼和清军的接连溃败，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又急切起来。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起用中法战争期间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负责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俄两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形势危急。清政府又转请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还召集美、英、法、德、俄等国公使会谈，要求他们的政府参与干涉。由于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加之美国又想单独操纵中日和谈，所以表示愿意居间“调停”。11月6日，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美国驻日公使谭恩通知日本政府：战争要适可而止，“如果把中国打垮，英、法、俄等强国将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从而给日本带来不利。11月21日，田贝见日军攻占旅顺已成定局，便正式向总理衙门表示：愿以“传言人”身份为中日两国斡旋。由于害怕日军乘胜进犯京津，慈禧太后求和心切。她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支持奕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1895年1月14日，清政府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请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

当时，日军正进攻威海卫，日本政府不愿立即休战议和，便借口张荫桓、邵友濂“全权不足”，拒绝谈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 前往。日军占领威海卫后，气焰更加嚣张。已成惊弓之鸟的慈禧太后，决定解除对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办理交涉事宜。李鸿章深知，这次议和的最大难题是割地问题。奉召到京后，他首先拜访列强驻京公使，请求美、俄、英、法等国出面干涉，以促使日本放弃割地要求。对此，英美等国公使表示拒绝。俄国公使表面上虚与周旋，暗地里却企图乘机和日本进行分赃，并暗示日本：若能保证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渤海湾周围地区的特权，俄国将支持日本割占台湾。日本探明俄国的真实意图后，进一步坚定了割占台湾的决心。

争取外国斡旋的活动到处碰壁后，李鸿章只得不惜一切代价向日本求和。为了不承担割地的罪责，他表示只有给他割让土地的全权后才能赴日。慈禧太后称病不出，传话李鸿章，要他“一切遵上旨”。光绪皇帝既不敢与慈禧太后公开决裂，又盼望湘军能在辽东扭转败局，所以一直犹豫不决。3月初，清军在辽东全面溃败，为形势所迫，光绪皇帝终于让恭亲王奕代传他的“面谕”，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20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及美国顾问端迪臣，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等人从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横态度，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24日，在回寓所途中李鸿章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4月1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苛刻媾和条款，诸如中国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军费白银三亿两等。清政府指示李鸿章“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4月10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4月17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

《马关条约》签订后，俄英等国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充当急先锋。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动工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并策划将该路穿越中国东北北部，从而控制这一地区。1895年初，俄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新闻报》，竟鼓吹利用中日战争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清政府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政府认为，这是对俄国独霸东北的直接威胁，不能听任所为。财政大臣维特还强调说：“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求维持中国的原状”，“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1895年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那一天，俄国政府正式向法、德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

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愿意参与干涉，并借机向清政府邀功索赏。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渴望在远东地区夺取殖民地。尽管它在欧洲长期与俄、法为敌，但这次却欣然同意与俄、法两国在远东合作，其目的有二：一是借此机会与俄国接近，设法松动和离间俄、法在欧洲的同盟关系；二是把俄国的视线转移到东方，减轻其对德国东方边境的威胁；三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感激，实现从中国割占一个海军基地的夙愿。俄、法、德三国各有打算，互相利用，促成了以俄国为主轴的“三国干涉还辽”。

1895年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各奉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退出辽东半岛。三国海军也同时出现在日本海面，大有顷刻兵戎相见之势。日本政府自忖无力与三国作战，急向英美两国求援。然而，英美两国既不愿意冒此风险，也害怕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胀，都劝告日本接受三国的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向中国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作“赎辽费”。“三国干涉还辽”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

讨论题：1.以《马关条约》的内容为楔入点，分析该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2.“三国干涉还辽”说明了什么？

案例8：制度变革思想的嬗变轨迹——康有为的系列上书 1888-1898年，康有为先后给光绪皇帝上书七次，大声呼吁变法，即1888年12 月的《上清帝第一书》，1895年5月的《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三书》，1895年6月的《上清帝第四书》，1898年1月的《上清帝第五书》、《上清帝第六书》、《上清帝第七书》。从这七次上书中，可清晰地寻绎康有为制度变革思想的嬗变轨迹：《上清帝第一书》为第一阶段，是政治制度改革思想萌芽时期；《第二书》、《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为第二阶段，是他的基本政治纲领——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时期；《第六书》、《第七书》为第三阶段，是其思想渐趋保守的时期。

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康有为指出西方列强步步入侵——“比者日谋高丽，而伺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并提出了“变成法”的建议。不过，这里的“法”,指的是笼统的治国之道，并非专指政治制度。而且，这次上书的侧重点在于劝皇帝下决心“变法”，而不在于劝皇帝怎样变法。关于如何变法，康有为也没有考虑成熟，只是含糊地建议“增设训议之官，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表现出朦胧的学习西方议会制度的愿望。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越来越深重，康有为对中国和对西方的认识都加深了，逐渐形成了君主立宪的制度变革的思想。他认为，导致中国贫弱的根源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夫中国二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而此前的洋务运动，只是对原有的政治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反为攻者借口”，“非尽弃旧心，再立堂构，无以除旧弊，维新气象”。

所谓“立堂构”，就是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变革，在《第二书》、《第三书》、《第四书》中表现为设“议郎”。这是康有为提出的比较完整的仿行议会制度的方案：“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议郎”之名虽沿自汉代，但兼具咨询和立法两种职能，可以“上驳诏书，下达民词”，职权很大，已经近似于西方的“议员”。

特别是在《第五书》中，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建议光绪帝“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将国家大事交付国会讨论——“自兹国事附国会议行”，重新修订宪法：“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并改革官制，“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

不过，在《第六书》和《第七书》中，康有为提出了三条变法纲领——“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以定宪法”。第一条纲领，是将维新变法确定为国家的大政方针；第二条纲领，是为变法事业准备人才。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是第三条变法纲领——“开制度局以定宪法”。具体做法是：“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总裁„„每日值内，共同讨论”政治制度，请皇帝“亲临”，并设立法律、度支等12个局，负责施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天下通才”并非如“议郎”由各府县公举产生，而是由皇帝钦定——“妙选”；制度局则是一个推行变法的行政总机关，也只对皇帝负责，这与康有为此前多次提议开设的“议院”、“国会”不可同日而语。

康有为的《第六书》与《第五书》时间相差不到一个月，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出现很大变化，制度变革思想也由进步趋向保守。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斗争策略上的转变、光绪帝支持变法等，但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的个人际遇。

康有为素来自视甚高，很有一番政治抱负，曾多次上书光绪，希望皇帝注重选拔人才，表达了他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强烈的参政愿望，却长期郁郁不得志。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派五大臣——荣禄、翁同和、李鸿章、廖寿恒、张荫桓在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康有为意识到自己即将官运亨通，在写给胞弟康广仁的一封信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总署延见，问治天下之故，乃自有总署以来所无，举朝以为旷典„„或则加五品卿入军机，或设参议行走”。

当时，反对新政的顽固守旧势力非常强大，维新派力量弱小，变法事业举步维艰。在康有为看来，光绪是一位“大有为之君”，可以依靠光绪“以君权雷厉风行”，“拔通才以济时艰”。因此，康有为才“幡然变计”，放弃以前的立宪法、开国会等限制君权的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转而提倡依靠君权来推行变法。因此，在其发表的《答人论议院书》中，康有为宣称：“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公开放弃自己以前坚持的议院观，表明他的政治制 17 度变革思想已经出现倒退，也反映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保守性。

讨论题：

如何认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案例9：近代中国的革命元勋——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因为他曾化名中山樵，所以人们也称之为孙中山。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佃农家庭。与许多农家孩子一样，他从小就参加劳动，并喜欢听太平天国老兵讲故事。满清朝廷的腐败，人民群众英勇反抗的壮举，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印记。1879年，孙中山去檀香山读书。三年后肆业，他的英文成绩全班第一，夏威夷国王亲自为他颁奖。1883年，孙中山又到夏威夷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读预科班，半年后肄业。同年，孙中山回国，途中遇到清朝税吏勒索，使他进一步感受到清廷的腐败。1885年，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却要向法国割地赔款，使青年孙中山受到很大刺激，并立志要“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1886年秋，孙中山考进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校，次年转入香港西医学院。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经常与同学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纵论时政，称颂太平天国，被人称为“四大寇”，他也自诩为“洪秀全第二”。

1894年5月，孙中山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天津，上书朝廷重臣李鸿章，陈说救国大计，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但是，李鸿章却对此不予理会。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连吃败仗。孙中山意识到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于是前往檀香山，成立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入会誓词，提出了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随后，孙中山以行动向清廷宣战，先后发动乙未广州起义、惠州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1905年8月，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孙中山在日 本东京创建“同盟会”，并被推举为总理，他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也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这个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2月底，孙中山回国，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为临时大总统。次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被迫退位，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结束了。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革命党自身又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此后，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并亲自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准备大修铁路。今天的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建设项目，孙中山都已经想到了。

1913年春，袁世凯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公然复辟帝制，孙中山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与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开展斗争。1917年，由于段棋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发动护法战争。在西南军阀排挤下，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1918到1920年，孙中山隐居上海，撰写《建国方略》，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1919年，五四运动的胜利给孙中山以很大鼓舞。1920年，孙中山开始与苏俄接触，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武装。

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挥师北伐。可是，他一手扶植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却发动叛乱。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打击很大。经过深刻的反思，他决定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年，他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的基础。随后，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加紧改组国民党。

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通过新的党纲、党章，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这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一个新 19 阶段。

同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在北上途中，孙中山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不幸病逝。在逝世前夕，他签署了《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指出“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1929年，孙中山的遗体移葬南京紫金山。

讨论题：

1．孙中山为什么会走上革命道路？

2．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案例10：锢塞人才的牢笼——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继中国古代世卿世禄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之后的一种新的选官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设立科目进行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这一制度始创于隋朝，形成于唐朝，中经宋、辽、金、元、明各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科举制度的实质，是从读书人中选拔学而优者授予官职。相对于以前的各种选官制度而言，这种制度是较为公平和公正的，在历史上起到抑制门阀、奖拔寒庶的作用，为官僚阶层精英地位的确立和行使权力提供了合法依据。科举制度确立后，由此进入仕途的人被称为“正途”。科举制度对确立文化中国的性格特征起到重要作用，在较长时期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价值取向。在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魁奈曾说：在中华帝国，“没有任何一个都市、城镇或乡村没有教师在向青年人讲授怎样读书和写作”。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1860年来华，曾先后在上海和厦门传教，1909年他出版《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在论及中国的教育时，他说：“中国人笃信教育。不论是高官或是平民，是富人或是穷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都是绝对一致的。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家里太穷或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威慑力迫使孩子去学习的话，孩子们是必须要上学去的”。“在西方，一个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成为杰出的一员或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如国会议员，或者在某个政府部门中担任主管，而这些职 位都能使他在公众面前得以抛头露面。但在中国，这些途径狭窄得只剩下一条，即从学校教室里走出来的一条路”。为了增加科举的吸引力，历代皇帝都不断地给士人和科举中榜者以种种特殊待遇，如宋真宗就亲自作《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以劝诱才俊人士勤勉读书。

从科举制度建立伊始，儒家经典就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进入以八股作为取士主要标准的阶段，考试形式日趋呆板，考试内容流于空疏。根据《明史》卷70《选举志二》所载，应考文章略仿宋朝时的经义，但要以古人语气写作，文体用排偶，因其主干部分分为起股、中股、后股和末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有两段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为“八股文”。这种文体写起来难度较大，要模仿数千年前古人的语气和思维进行写作，即所谓“代圣贤立言”。

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评道：“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清朝乾嘉时吴江人徐灵胎写过一首《刺时文道情》：“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尾摇头，便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意，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中说：“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蜕变也是非常深刻的。蜕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讨论题：

1．结合当前我国的教育现状，分析科举制度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和启示。2．如何理解“科举制度的兴衰史对我国当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公开选拔干部考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句话？

案例11：惊天动地的壮举——张学良东北易帜

张作霖遇难后，东北就像一只换了舵手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航船，东北三省的前途和命运，都系在年轻的统治者张学良身上，当时，他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县人，1901年生，张作霖的长子。1919年7月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授予炮兵上校衔。随后晋升旅长，协助张作霖整军。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震威军第三军军长，在山海关一带作战。1925年春，率部进驻天津，升任陆军上将。1928年4月任奉军正太、京汉线总指挥与北伐军作战。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这时27岁的张学良于6月17日秘密回到沈阳，在张作相等元老辅佐下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和东北保安总司令，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集国耻与家仇于一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绝不妨碍统一，并派代表与蒋介石联络，商谈东北易帜。

张学良毅然易帜的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打乱了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日本田中义一首相密电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几度晤见张学良，提出勿与南方妥协的警告。7月19日，日方把田中的意图面告张学良，其内容有：

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

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

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表示：“东三省政治以民意为决定。如果人民主张改制，我是难以抗拒的。” 林久治郎的阴谋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冈村中将又会晤张学良，正告张学良不要易帜，否则“关东军是不会坐视不问的”。张学良迫于日本的压力，原定7月24日东三省通电易帜的日子，不得不改期进行。8月4日，张作霖的葬礼如期开始了。张学良在阵阵哀乐声中走来，他披麻戴孝，双手举着一把燃烧的香，缓缓地跪下，向父亲敬香。他站起身，一眼看见南京政府方面送来的挽联：“噩耗传来，几使山河变色；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张学良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

在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美两国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美国支持蒋介石统一东北。蒋介石和张学良分别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持，使日本 22 陷于孤立地位。8月，蒋介石命在美国访问的孙科、伍朝枢就近宣布真相，揭露日本干涉东北易帜的行为。9月，蒋介石派张群以参加阅兵典礼的名义访日，要求日本首相田中不要干涉东北易帜事。11月3日，张学良派莫德惠为特使赴东京参加日皇加冕典礼，终于促使田中对莫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而加以默许。12月29日，张学良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同时换旗。 至此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他通过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案例12：灭亡中国的霸权条约——《二十一条》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企图乘机扩张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向德国侵占下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进兵，企图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此，袁世凯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并划出战区供日本作战，听任其武装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全线。日军所经之处，“骚扰甚重”，“民不堪累”。

日军攻占青岛后，日本政府认为向中国提出扩大侵略权益要求的时机已到。于是，在1915年1月18日，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一面恫吓袁世凯说：中国革命党人与日本“政府外许多有钱有势的日本人保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的明确证明，日本政府也许不可能阻止这些人在中国煽动骚乱”；一面又引诱袁世凯说：“如果总统现在接受这些要求，日本人民将深信总统的感情是友好的，而且日本政府以后可能对袁总统提供帮助”。日置益还对外交部长曹汝霖露骨地表示：“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显然，日本是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作为交涉的引诱手段之一。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要求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 他国家；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之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

日本政府深知，这种把中国变成日本殖民地的企图，必将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所以，训令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要求：“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在袁世凯看来，在西方列强正忙于欧战之时，日本势力迅速扩张。只有取得日本的支持，才可以复辟称帝。于是，他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本以“换防”为名，增兵大连、青岛、塘沽等地。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二十一条》的绝大部分内容。

《二十一条》的谈判与签订，在全国激起强烈的愤慨和反抗。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的商民、学生及海外华侨，纷纷集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政府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反日爱国团体纷纷涌现，上海有“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救国急进会”，杭州有“爱国会”，山东有“救亡团”，江西有“妇女救国会”，广东有“中华商务救亡会”，四川有“国事研究会”等。3月间，上海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召开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大会决议提倡国货，拒用日货。各地纷起响应，迅速形成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1915年上半年，日本输华商品价值较上年下降1790万美元。在汉口，愤怒的人群涌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捣毁日本商店，使日本侵略者被迫取消原定的“庆祝会”。北京举行集会示威，每次有众多的群众参加。烟台人民“相戒不卖货物给日人”。各地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进行爱国救亡斗争。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海外华侨也发动了爱国运动，他们宣传、捐款，并抵制日货。由于全国的反日爱国运动，使得《二十一条》不能付诸实行。袁世凯对各阶层群众的爱国行动，一概污蔑为“排外之观念，为野蛮无知之举动”，并发布《大总统申令》，“严加取缔”，“严拿惩办”。

案例13：一座挖不尽的精神富矿——长征

长征是一个说不完的历史话题、一座挖不尽的精神富矿。几支万人上下、装 备简陋的部队，硬是突破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雪山沼泽的重重阻隔，超越饥寒伤病的生存极限，实现了三军大会师、战略大转移的目标。从细微处探究一下红军的战地生活，更能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长征精神的思考。

很久以前就读过一些当事人的长征日记，如今再读林伯渠、关向应、童小鹏、陈伯钧、肖锋、韦国清、李黎林、徐梦秋等人长征途中的日记，仍能从字里行间看到这些戴着眼镜的战士在枪声稀疏的片刻，匆匆忙忙写上几行字，让自己的精神舒展歇息一下。写日记成了他们的精神滋补、生活方式、心灵漫步，这是何等的豪迈、洒脱！请看陈伯钧1935年6月5日的一段日记：“越甘竹山，下小平子，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杂，烂泥殊深，攀葛附藤，举足难进„„而我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全，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这亦是我战略指导之机动与神速、战士之坚信勇猛所致。”恬淡干净的文字里，洋溢着作者身处险境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

长征将士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比写日记更具理性的有成仿吾对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诵读宣讲，徐特立对识字课本的研修普及；比写日记更显活跃的有朱德对篮球赛的组织，聂荣臻对话剧《庐山之雪》角色的演绎，邓小平对《红星报》的编辑，廖承志对木刻作品的打磨；比写日记更加浪漫的有大量的长征诗作。毛泽东诗词是其集大成者：“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寥寥数字，不仅勾勒了高天远地静穆寥阔的宏大景观，而且抒写了作者从容明朗的博大胸怀和对老区战友的牵挂伤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谋兵布阵、运筹帷幄的间隙，他的思绪不时超越战地、飞驰九霄，在历史和哲学的时空感叹民族命运、抒发悲悯情怀。

长征部队的这种文化品位、精神特质、恢宏气象在它的政策上有更系统的展示。秋毫无犯的群众政策就不必说了，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血脉相连的鱼水关系也不必说了，它的往往被人忽略的民族、宗教、工商政策却从一个方面凸显了它的高度、远见、勃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军事博物馆收藏了不少长征途中红军张贴的尊重少数民族、保护宗教信仰和寺院的布告、标语。其中的一件是经过甘肃回族聚居区时发布的“八要十不准”的内部文告：“要保护清真寺，要保护回商，要遵守回民风俗习惯。”“不准打回民土豪，不准在清真寺周围吵闹„„”红军经过贵州的茅台镇时，立刻在各酒厂门口贴上了不得干扰正常经营的布告。25 这样的军队、这样的领导、这样的政策，一开始就从根本上把自己置于一个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制高点上。正如外国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长征是一篇史诗，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仅仅用规模、装备衡量战斗力，向来都是片面的；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精神力、意志力，向来都是战斗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拥有了这种政治、文化、精神和心理优势的红军，它的发展、壮大和胜利是必然的，是谁都挡不住的。

案例14：恶魔的部队 吃人的历史——“731”的罪恶

“731”，这原本是一串极其普通的数字，但是，当我们把它与侵华日军相连之后，它就成了一把魔鬼的钥匙，这把钥匙将为我们打开一段痛苦记忆的闸门，去揭密比魔鬼还要凶残的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在兵力不足，又严重缺乏五金矿产资源的情况下，公然违背国际公法，秘密策划了细菌战的战争阴谋，并选择了“满洲”这块最新的殖民地，加快细菌战的研究，以期早日用于实战。从1936年起关东军选定在哈尔滨市东南二十公里的平房地区，正式建立秘密的细菌武器研制基地，组建了以细菌战专家、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杀人工厂，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6月改称“第731部队”，在“防疫给水”的幌子下，为细菌战做准备，专门从事致命性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使用，甚至利用活人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

731部队，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占地30多平方公里，俨然一座庞大的军用市镇，拥有庞大的军事设施，建有专用飞机场，有可容3000人住宿的建筑群，有发电厂、专用铁路线、医院、学校、大礼堂、运动场、马场、神社、多种试验室和研究室以及监狱。军事设施的周围用高墙围着，墙上架设着高压电网，墙外构筑一道防护壕，戒备森严，绝对保密，外人不准涉足。基地的周围被划为禁区，神秘莫测，飞机不准经其上空，火车在其前站就要放下窗帘，任何人不得窥视。周围几十里内村庄的居民，也在日本兵的严密检查和监视之下。人们通常把这个充满神秘、恐怖的地方叫做“六十里地国境线”。731是一个拥有3000多人的庞大机构，部队本部下设八个部。第一部主要从事鼠疫、霍乱、副伤寒、赤痢、炭疽等病毒的研究，并用活人做实验，为此特设用来关押实验者的秘密监狱。第二部主要进行有关细菌炸弹的开发和测试，并负责培育和繁殖供散布瘟疫的寄生虫，如跳蚤、田鼠等。第三部表面上主要负责医院管理和净水处理，实际上是被分配制造细菌炸弹。第四部主管生产各种细菌，负责管理生产病原菌的设备和储存与保养随时生产出来的细菌。第五部负责731部队新队员的培训，训练使用细菌武器的人员。另外还设有总务部、资材部、诊疗部，并有一个直属航空队。

731部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设备，最大的细菌生产规模。原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该部可以“每月制造300公斤鼠疫菌，500—600公斤炭疽菌，或800—900公斤的伤寒、副伤寒、赤痢菌，或1,000公斤霍乱菌。

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疯狂地进行细菌武器的制造，而且还大量地利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试验。日军利用活人试验，名目繁多，手段极其残忍。菌液注射试验，即将含有病菌的溶液注入被实验者的静脉，将被实验者关在透明的隔离室内，观察其病变的过程，他们把受细菌试验的活人称为“木头”，待被实验者被细菌吞噬死亡后，即刻将其投入炼人炉。

冻伤治疗试验：即在有低温设备的特殊实验室里，凝冻人的身体，造成人工冻伤，以研究冻伤后生理上的变化及预防和医治的方法。由于入侵苏联是日本早已既定的目标，因此日本关东军对预防冻伤的问题异常重视。冻伤试验的任务主要由731部队第一部承担。在电影《黑太阳“七三一”》中曾再现了冻伤试验过程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一位妇女在日本兵的看押下，在冰天雪地的室外裸露着小臂和双手，日本兵不断地往上浇水，并把手和手臂上冻成的冰敲掉，然后将她拉到室内，强行把冻得已经僵硬的双手放到热水中。随后，一位日本军官当着十几个日本娃娃兵的面，把手放到这位妇女的手臂上，使劲往下一撕，妇女手臂上的皮、肉全部脱落，惨白的手骨露了出来„„。另外，把健康的人和鼠疫患者关在一起，研究鼠疫的传染过程，进行人与马、猴之间的血液交换试验，人体倒悬试验，空气静脉注射试验等等也都是他们的试验项目。除室内试验外，还有在类似战斗环境下的野外活人细菌战试验，更有甚者，为了得到健康、鲜活的标本，27 竟对活人进行活体解剖。多少无辜的生灵被虐杀，多少人惨死在魔鬼的屠刀之下！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研究和对中国平民的细菌攻击惨无人道、并严重违反国际法，日军担心细菌战的事实一旦被揭露，必然涉及到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因此，当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之际，日本侵略者从1945年8月10日起就开始进行了毁灭证据和撤退人员的工作。为了毁灭罪证，杀害了作细菌试验用的“木头”约405人；同时，派工兵炸毁建筑、设施，全部731部队成员优先坐军列撤离。为彻底保守秘密，在撤退之际，石井四郎要求队员们随时带着氰化物。在长春火车站和釜山港，石井命令队员们在复员后，要严守秘密，不得相互联络，不得担任公职；此外，还用氰化物毒毙了约40名被细菌感染的队员。

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研究并揭示“731”的重重黑幕，揭露这一段魔鬼吃人的历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对于中日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所说：“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

案例15铁血将军——杨靖宇

在白山黑水的历史画卷中,有一位英雄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在东北抗联艰苦的斗争岁月中，他驰骋密林雪海，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最终孤身御敌、舍身殉国，他的英名和足迹至今仍然镌刻在辽阔的黑土地上，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铁血将军——杨靖宇。

杨靖宇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参加革命之后，在家乡河南省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从事地下工作。其间他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

九一八事变后受党组织的派遣，杨靖宇来到东北开辟新的工作，先是担任了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随后又被派往南满，负责组建了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杨靖宇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他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任东北抗 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在林海雪原的艰苦环境中与日寇血战，威震东北。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组建后，以长白山区为根据地，把东满、南满游击区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频频向敌人展开进攻，取得了很多重大战斗的胜利。抗联第一路军的英勇作战，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敌人，因而，日本侵略者把东北抗联视为“心腹之患”、“治安之癌”，急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lO月，全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为了巩固后方军事和物资供应基地，日军抽调了大量兵力向东北抗日联军展开军事进攻，进攻重点就是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

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敌人在政治经济上的封锁，以及抗联在东北孤军奋战，得不到关内军队和人民的协作与支援，杨靖宇和他的抗联一路军陷入绝境当中。为保存实力，避免同敌人正面拼消耗，杨靖宇指挥部队分路突围，并将掩护部队突围的艰巨任务留给了自己。

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杨靖宇率部不仅要与数十倍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当时日伪讨伐部队数万人，抗联部队仅几百人)，而且还要承受饥饿和严寒的考验。

1940年1月下旬，敌人从叛徒口中得到杨靖宇的行踪，部队再陷重围。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杨靖宇依然沉着坚毅，在冰天雪地中率领身边仅存的几十人顽强苦战。在最后的时刻，他首先考虑的是“多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因此他命令部下寻机突围，“逼着”几位带伤的战士安全转移，把死亡留给了自己。2月22日，被敌人连续围追堵截的杨靖宇饥寒与伤病交加，身边的战士大多壮烈牺牲，最后的两个贴身警卫聂东华、朱文范也在下山寻粮中不幸遇难。2月23日，杨靖宇只身一人来到濛江县(现靖宇县)保安村西南的三道崴子，这时，敌人又蜂拥包围上来。面对凶残的敌人，他背倚树干，双手握枪，把满腔仇恨凝聚在枪口上，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最终不幸胸部中弹，壮烈殉国，牺牲的时候年仅35岁。

日军根据连续追踪估算，杨靖宇缺粮已有半个月，完全断食也已在5天以上，能够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存活并坚持战斗，简直是一个谜。为了解开这个谜，凶狠残暴的敌人解剖了将军的胃，发现他的胃里竟没有一颗粮食，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对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战士，在困难面前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斗争精神，党中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杨靖宇及全体东北抗日联军将士的电文中指出：杨靖宇和他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

案例16：重大的战略决策——“向南防御，向北发展”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世界关注战后的中国，东北则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成为美、苏和国、共“三国四方”争夺的战略要地，更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必争之地。面对这种态势，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此，东北的归属决定着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走向。

东北地区(当时包括热河及内蒙古地区)总面积为1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9.2％，其战略地位尤为突出。第一，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当时中国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地区。据日伪1944年的调查统汁，铁矿蕴藏量为38亿吨，煤的蕴藏量228亿吨。还有各种有色金属矿以及各种非金属矿，如铜、铅、锌以及石棉、云母、芒硝、天然碱、石墨、莹石等。东北的铁路交通运输极为便利，“八·一五”前，分布在东北的铁路有1.4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1/2以上。东北地区土质肥沃，有广大的松辽平原，可耕地面积达3273公顷，已耕地面积达1800公顷。出产50种以上的农作物，年产将近2000万吨的粮谷，以大豆、高粱、谷子、苞米等种植物居多。其中大豆的产量占当时世界大豆产量60％以上。第二，东北地区是改变中国革命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包围局面的战略支撑点。它背靠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西与蒙古接壤，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邻，南与冀热辽解放区和整个华北解放区联成一片。控制东北，可以变东北为我们的战略后方。第三，东北地区是抗战胜利后最有利于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的地区。日本投降前，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其主力部队还远在大西南，与东北相隔一个辽阔的解放区，运兵到东北非常困难。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东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这是战后中共走的最高超的一步棋。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将这一战略思想和盘托出：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必须屯集至少5万军队在冀东，以备苏联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10万至15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回电表示完全赞成。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江南的新四军主力粟裕部、八路军王震部撤回江北；山东调6万兵出去，3万海运去东北，3万经陆路到冀东；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员，肖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罗荣桓调东北。会后，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正式提出了“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举国大搬兵”的格局，鲁、冀、热、察、晋、陕、绥等省大量主力部队北移东北，华北、华中地区兵力则由南方八省及时补充。

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已占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并欲继续北犯，同时，苏联承诺“将收复地方移交国民党”。鉴于这种复杂情况，党中央适时调整战略方针，作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正确决策。12月2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据此，东北局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全面展开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工作。

案例17：威武雄师——翻身农民参军参战

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使黑龙江地区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思想觉悟大大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真心拥护共产党，自觉自愿地投入到解放战争中来，并提出了“穷人翻身坐天下，自己参军来保驾”的口号。涌现出许多妻送郎、父送子、兄弟同参军的感人故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黑龙江地区各省在创建根据地开始，就动员大批贫苦农民和进步青年参军，31 同时组建地方人民武装。1946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极力扩大内战，为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急需扩充军队，黑龙江地区作为军事政治根据地，为前线提供兵员是义不容辞的责任。4月下旬，北满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省输送新兵，补充主力部队。各省积极行动起来，合江省动员新兵3600人。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委动员1500新兵奔赴前线。

1947年夏初，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先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东北战场的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重大变化。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为根本扭转东北战局，我军发起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为确保胜利，需要补充大量兵员。于是，各省迅速展开大规模的参军动员工作。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土地改革运动胜利的鼓舞下，广大劳动群众、知识青年革命热情高涨，许多共产党员、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带头参军。出身贫苦、体格健康的青壮年农民纷纷自愿报名参军，城乡各地出现参军的热潮。庆安县七区模范村新兴屯朝鲜族老人金基铉，1946年将大儿子送去参军，在战斗中光荣牺牲，1947年，老人又把小儿子送上战场，并嘱咐他：“不光为你哥哥报仇，还要为广大人民报仇”。泰来县7天时间就有450人报名参军。珠河县组建一个“赵尚志团”，半月之内有1100人参加。哈尔滨市经过半个月动员有2000多人参军，超过原计划500人。合江省仅7月上半月就有7000多人入伍，超过原计划1倍。

东北全境解放后，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黑龙江地区各省继续动员新兵。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中黑龙江地区共有41万人参军补充主力，参军人数占人口的4%，条件合格的青壮年大部分参了军。

黑龙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热烈参军上前线的同时，积极踊跃地参加战勤支前活动，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l947年1月3日，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为配合南满部队“四保临江”作战，先后三次向南跨过松花江打击敌人。靠近前线的松江、嫩江、哈尔滨等省市首先承担起了战勤服务。在“三下江南”战役中，翻身后的农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强壮劳力纷纷要求参加担架队上前线，把好车好马用于战勤。他们顶着严寒，冒着敌人的炮火，勇敢地抢运伤员，输送军需物资。仅阿城、巴彦、木兰、通河、五常5县出动民工就达3万人。哈尔滨市动员民工5500多人、大车1819辆，还出动130名医护人员到前线救治伤员。

各省组织的战勤队随军转战，有的行程数千里，有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战勤队在前线不顾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的轰炸，长途跋涉向前线输送粮食、弹药、运送伤员，有时还直接参加作战，出现了许多动人的英雄事迹。阿城县参战队一位副连长，在战场上被地雷炸伤，部队要送他回后方医院，他仍坚持留在战场。肇州县一位民工自己身上负了两处伤，还坚持把伤员背下来。北安的一位民工，为前线运送弹药8天8夜没有睡觉，直到昏倒在野外冻坏了手脚，醒来后还是坚持把弹药送到了战场。

据统计，在夏、秋、冬三季攻势中，松江省出民工130979人，担架14844副，大车21433辆，马15723匹；嫩江省出民工23688人，大车1793辆，马7323匹；合江省出民工9638人，大车734辆，马2286匹；黑龙江省出民工16629人，担架2281副，大车1212辆，马5617匹；牡丹江省出民工4730人，马8620匹。

辽沈战役开始后，合江、黑龙江、松江、嫩江省委分别发出关于加强战勤、支援前线的指示和决定。嫩江省和黑龙江省还组成支前委员会，紧急动员民工参战，并部署接收伤兵和收容俘虏的准备工作。松江省分两批出动民工1万多人、担架2000副、大车1100多辆、马2687匹。嫩江省出动两个大车队、4个担架队共8200多名民工。其中龙江县的500多民工，随军转战2000多里，参加了解放锦州、辽西、沈阳等战斗，215人立功受奖。

东北全境解放后，黑龙江地区各省有数万民工组成担架队和大车队，随军进关参加了平津战役。

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中黑龙江地区各省共动员民工130万人次，出动担架2.5万副、大车3万辆、马13万匹；哈尔滨还出动汽车司机1000多人次，医护人员2000多人次。正是这支由广大农民以及劳动群众积极参与组成的威武雄师，驰骋于东北大地，为赢得东北解放以及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伟大贡献。

讨论题：

1.结合案例，分析翻身的黑龙江地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动力是什么？

2.黑龙江地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对东北战局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影响是什么？

案例18：共和国的北大仓——黑龙江垦区的新发展

北大荒，这块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被美誉为“地球人”胸前的一枚黑宝石。经过垦区人民60多年的开发建设，北大荒已经变成了神奇、美丽、富饶的北大仓。

开发建设北大荒，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宏伟事业，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在1947年，第一批荣复军人按照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转战北大荒，创建了我国第一批机械化农场，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50年代中后期，王震将军率领10万复转官兵进军北大荒，掀开了北大荒开发史上最壮丽的一页。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先后有14万复转官兵、5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支边青年和54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北大荒。

60多年来，三代北大荒人用自已的汗水、泪水和血水，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把“北大荒”建设成了我国规模最大的国有农场群，成为全国闻名、世界知名的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后备基地。

垦区土地控制面积5.435万平方公里。2006年，农作物播种面积达3523.5万亩；粮豆总产量达113.2亿公斤，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29.9%，粮食增加量占全省的58.6%；粮食交售量201.8亿斤，粮食商品率高达89.1%，商品粮调出量占全国可调出量的四分之一，可解决京、津、沪和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一年的口粮，被誉称为国家“抓得住、调得动、能应对突发事件”的“中华大粮仓”。

1998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垦区组建北大荒集团，进入全国120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行列。在全国500家大型企业农业行业中排名第一。垦区农业装备水平在全国领先，拥有当今世界先进的农业机械。垦区初步实现农业科技现代化，科技成果转化率达67%，科技贡献率达6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垦区成为一个以粮食生产为主，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工、商、运、建、服综合经营，政、社、企一体，社会形态比较完整的经济社会区域。

昔日“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的“北大荒”变成了繁荣富庶的“北大仓”。同时也铸就了厚重的北大荒精神（即：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

大局，无私奉献），并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化既是独具特色的，又是北大荒所独有的。大农业成就的超前性，产业化建设的时代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开放性，现代农业的示范性和辐射性，犹如北国一朵绽放的奇葩，正为世人所关注。

目前，垦区与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意大利、丹麦、泰国、新加坡、荷兰、以色列、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洽谈、技术合作、考察访问等各种外事交流活动。开放的北大荒，正以崭新的风貌走向世界。

案例19：中国工人之先锋——王进喜

作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王进喜是大庆人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在大庆石油会战初期，他被誉为“铁人”。

1923年9月，王进喜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村一个贫农家庭。6岁时，给地主放牛，也曾拉着双目失明的父亲去要饭。15岁时，到玉门油矿当童工。1949年玉门解放后，王进喜到钻井队工作，先后做钻井工、司钻、钻井队长。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因病逝世。

1959年，王进喜创年钻井进尺7．1万米的全国最高纪录。其一年的钻井进尺，相当于旧中国42年钻井进尺的总和。同年，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参加了建国10周年庆典之观礼。

1960年4月2日，从玉门发出的钻机要运抵萨尔图，可当时吊车、汽车、拖拉机数量非常有限，使60多吨重的钻机设备无法卸车、搬运和安装。王进喜对大家说：“遇见困难怎么办?这就像打仗一样，不能退下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只能上，不能等；只准干，不准拖!”为此，他带领全队把钻机化整为零，采用人拉肩扛的办法把钻机和设备从火车上卸下来，运到马家窑附近的萨55井，并顺利安装。其间，王进喜从没离开车站和井场，连续苦干三天三夜。房东赵大娘看见王进喜如此拼命，便对工人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之后，会战领导小组做出决定，号召全油田职工“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会后，即掀起向“铁人”学习的高潮。

“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不仅是王进喜不止一次说过的话，而且也是他时时刻刻都在实践着的誓言。第一口井完钻后，王进喜指挥放架子时，被滚堆的钻杆砸伤了脚，当时就昏过去。当他醒来时，看见几个工人正围着他施救，而此时井架还没放下来，就说：“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了!”说完，他站起来继续指挥放架子、搬家。领导知道后，把他送进医院，他又从医院跑到第二口井(2589井)的井场，拄着双拐指挥打井。钻到约700米时，突然发生井喷。当时，井场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经过研究，决定采取用加水泥的办法提高泥浆的比重以压井喷。水泥加进泥浆池就沉底，又没有搅拌器，王进喜就扔掉拐杖，奋不顾身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后，经过全队工人的奋战，终于压住了井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

1960年4月29日，在萨尔图万人广场召开的石油会战誓师动员大会上，王进喜和其他红旗手骑马戴花绕场一周。会后，大会战正式打响，“学铁人、做铁人”活动更加轰轰烈烈。

1961年2月，王进喜担任钻井指挥部钻井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十几个钻井队。他经常身背干粮袋，骑着自己在玉门时买的摩托车，深入到各井队井场，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为基层解决生产、技术、生活和工人思想上的各种实际问题。为打出井斜不超过三度的直井，他住在井队，同钻井技术人员和钻井工人一起研究、试验，终于摸索出一套打直井的办法，钻成了最大井斜只有0．5度的笔直井。钻井二大队远离油田中心，工人生活不方便，他就起早贪晚，带领工人开荒种地、烧砖盖房，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卫生所，盖起了职工宿舍和家属住房，建起了生活服务基地。为使孩子们就近入学，还亲自当校长办起—个“苇棚小学”。

1965年，王进喜任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他说：“我当了干部，仍然是个钻工”。虽然他自己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而对职工的生活却格外关心。职工的住房、用水、交通、孩子入学、伤病医疗等，大事小事都亲自过问，帮助解决困难。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进喜被打进“牛棚”，受到残酷迫害。为确保油田生产建设不受损失，保卫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广大职工一起，同林彪、“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

王进喜经常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干好一件事情：快快地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为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在长达30多年的艰难探索中，王进喜吃大苦，耐大劳，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在去玉门参加全国石油工业现场会的归途中，他胃病发作，被送到北京治疗，经医院确诊为晚期胃癌。在病重时，他想到的不是个人和小家庭，而是大庆油田的生产建设和广大职工与家属。他嘱咐来探视的干部，回去为职工、家属和前线井队解决生活困难。此外，他还自己拿钱托人买药为职工消灭臭虫。为了解决他的困难，组织上给他一些补助，他都一笔笔记帐，临终前从枕头下取出来交给组织。

在大庆开发建设的历史上，乃至在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史上，王进喜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留给我们的“铁人精神”，将永远是鼓舞大庆职工前进的思想动力。大庆广大职工一直在向“铁人”王进喜学习，开展“学铁人、立新功”活动。党中央对王进喜给予高度评价，正如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题为《工业学大庆》的社论所言：“王进喜同志是毛主席表彰过的那种老实人，是发扬大庆油田‘三老四严’等革命作风的榜样。”

讨论题: 结合案例谈谈在新时期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把“铁人精神”发扬光大？

第三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总结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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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颖

111406112 刚刚开始上《中国近现代史》课时，我心里充满了疑惑：这段历史我们初中学过两遍，高中学过一遍，现在来到了大学，怎么还要学啊？而且内容都是雷同的，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至今，没什么翻新嘛！可是，当我真正接触到这门课的时候，我完全颠覆了自己之前的想法，没想到历史课也可以如此有趣。于是，我着迷了……

一开始，老师就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他让我们报名制作《历史上的明天》。这是以一种PPT的形式在每次正式上课前向全班的同学展示历史上的明天，内容可以介绍这一天历史上所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也可以就其中某一件事进行深入的探讨。形式多样，以小组形式参加，每组不超过三人。幸运的是，我同室友也参与到了其中。我们俩制作的是历史上的4月25日。刚开始时，虽然也找了很多资料，可是却找不到一个共同的主题，不知从何下手。后来，我们又将所有的资料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这一遍思路变得清晰了起来，最终我们以艺术为主线，选取了安徒生、张大千、中央戏剧学院这三个典型来进行介绍。因为主题是艺术，又结合当前流行潮流，我们为PPT取名为《那些年的4月25日》。整个PPT是以电影的形式做的，加入了片头和片尾，理所当然，片尾就是用与题目相关的《那些年》作为片尾曲的。当然在演讲的时候，也加入了新意，我们拉来了自己的好朋友当客串，为大家进行演讲。对于参加制作《历史上的明天》这个作品，我发现历史的内容是永远也学不完的，就算是一模一样的内容，也有我们探究不完的奥秘，值得再花双倍的时间去钻研、探索。同时，这也培养了我的创新意识。当然，在这其中团队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略的。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亲身参与了这次的活动，使得我以后每次上星期二的《中国近现代史》课之前，都对即将要上演的《历史上的明天》充满了期待。我期待别人要演讲的内容，我期待别人演讲的形式，我更期待别人所想到的种种新意……

除了《历史上的明天》，老师还会精心挑选一些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视频电影给我们观看。在这其中电影《我的1919》给我印象最深，电影《我的1919》通过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凡尔赛和约”的历史事件，生动展示出80年前中国外交风云，讴歌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蓬勃高涨的爱国激情，同时也揭示了”弱国无外交”这样一条真理。影片着重表现和描写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维护国家尊严、保卫中华民族权益。拒签“凡尔赛”条约的光辉伟绩和肖克俭为国为民请命、抗争帝国主义列强的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真实地再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

影片充分表现了作为“弱国”的中国，在列强的国际社会中讨回正义，讨回平等是何等的艰难。但是，中国终于挺起胸膛，第一次面对列强说：不！从此开始了中国上世纪新的篇章，是中国人民觉醒而奋起的出彩华章！

“弱国无外交”，又一次被提到了案上，这是饱含悲痛的五个字，这是深刻烙印在从近代开始所有中国人心上的字。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一刻不忘，世世代代都要铭记！

弱国无外交”，告诉我们国强才有说话的权利，说话才能有被听见的权利。当时的中国从官到民，从内到外，从陆征祥这样的高官到顾维钧这样的青年外交家，从肖克俭这样的热血青年到梅这样的巾帼志士，有如此众多的仁人志士，为什么中国还是如此任人宰割？就是因为当年的中国，是一个谁也可以来分一杯羹。谁也可以随意践踏一脚的国家。

那么，即使有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如何精彩地运用他特有的机智，幽默，巧取，以一块怀表怒嘲日本代表，如何以他的个人才华和人格舌战群敌；以及肖克俭如何如何奔走呼号，声嘶力竭，如何壮酬国、慷慨赴死……在世界强权政治的大环境下，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绝对优势前提下，通通都显得苍白无力了 这就让我让我联想到了：落后就要挨打。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我们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作为新时代的炎黄子孙，我们必须得铭记这一段段历史，从中明白更多的道理。

俗话说：知史可以明得失。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经验或教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为人处世是非常有意义的。学史使人明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更需要将这句话常响耳畔。须知未雨绸缪，须知居安思危，或许是卧薪尝胆。

第四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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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前后的中苏关系变化

摘要：朝鲜战争的爆发，历来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其各方发动战争、参加战争的动机，也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有观点认为，在这其中，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肯定，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绝不是表面上那么团结友好，铁板一块。中苏双方的利益冲突，多多少少都对朝鲜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同时朝鲜战争也在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中苏关系，使得中苏关系的发展轨迹变得更加非同寻常。关键词：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隐患。

学术史回顾：

要谈从朝鲜战争看中苏关系变化，首先还要从更早的时候中苏关系开始说起。沈志华先生认为，毛泽东一开始并不是苏共的坚定支持者，更没有把苏联当做真正的朋友。根据沈志华先生的看法，前前后后毛泽东与苏联的矛盾一点也不少。比如早些的西安事变，中共是希望借此机会来审判蒋介石，而苏联则坚持要留下蒋。又如之后的皖南事变，毛泽东忍无可忍，认为必须在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反攻，而苏联则立即在重庆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反来对毛泽东的意见，保护蒋介石。所以，不仅毛泽东不看中斯大林，斯大林也是不相信毛泽东的。用沈志华先生的一段话来概括，就是“斯大林从保证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战后的亚洲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苏联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尽管存在着友好和互助的一面，但大体是在一种不愉快、不和谐的状态下开始的。”①可见，中苏关系并不是一直以来都像外表上看起来那么和谐统一。

回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人们对朝鲜战争的缘由历来争论不休，史迪文·戈德温在《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缘起——60年之后的一个评述》中提到这样一种“相对客观的描述”：“朝鲜战争是在一个复杂形势下产生的一个复杂问题，不能用简单的判断来解决。从内部看，它是南北方矛盾积累并不断激发的必然结果；从外部看，战争根源在于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和冷战对峙，使朝鲜被人为地一分为二。应该说，没有朝鲜的分裂便不会有朝鲜战争，1而没有冷战对峙，朝鲜是不太可能分裂的。”②我们着眼于外部，朝鲜战争是美苏斗争的结果。“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苏联就得到消息说, 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③，这是苏联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警惕美国一切破坏中苏关系的计划，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成为苏联的重要任务。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两个月之后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铁板一块般的力量的成形，中苏之间的不信任仍然处处存在。沈志华总结道：“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的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表明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④。从何看出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毛泽东在1949年12月访苏时曾明确向斯大林表示，中国刚刚建立，需要时间来发展经理，在此期间能否维持国际局势和平？斯大林表示，只要毛泽东和金日成不打，和平维持“20年都有可能”。但是在1950年1月 ①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页。②刘金质等编：《当代中韩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③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第175页。④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第158页。第 2 页

30日，斯大林就在回复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抱怨苏联不让自己出兵南朝鲜的电报中表示，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史料显示，中国高层对此虽然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未能参与战争的详细谋划令毛泽东在后来相当愤怒”①。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出兵之前，苏联与中国仍然对战争的走向存在分歧。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毛泽东“立即向三八线推进，哪怕只有五、六个师也好。”10月2日，毛泽东回电，指出现在不是中国出兵的的有利时机，特别是如果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对抗”，将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现阶段不如“‘保持克制，暂不出兵’，2‘朝鲜在暂时失利的情况下可将斗争方式转变为游击战争’”②。在之后几天，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分析出兵与否的利害关系，毛泽东表示了对这些分析的赞同并且还表示中国可以出兵，但提出了苏联给予空军支援和武器装备贷款的条件。显然毛泽东是“完全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的③，最终中共能够达成统一意见决定出兵，绝不是像苏联那样一开始就想好将直接军事援助朝鲜的责任抛给中国那么简单直接的。

那么中苏关系的变化的明显转折点在哪里呢？我们认为，这个转折点，正是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52年对丘吉尔说，在朝鲜战争之前，中苏分裂似乎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使这个希望看来十分遥远，目前不可能实现”④。中苏关系的明显变化可以从美国的判断中察觉到。中国出兵之前，斯大林把中国看成是“半个铁托”，但在中国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让斯大林真正放下心，从此将中国视为是真正坚定且不可或缺的盟友。毕竟中国出兵，不仅仅是为朝鲜作战，为中国作战，也是在为苏联作战，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作战。自此以后，中国与苏联迎来了第一个蜜月期，关系紧密程度节节攀升，让美国不得不将分裂中苏视为“一个长远的目标，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⑤。

总而言之，中苏关系在朝鲜战争之前是保留、猜疑较多的准同盟关系，在正式成为同盟之后，也有相当一段时间的不信任，直到朝鲜战争开始，中国派兵入朝，中苏同盟关系才真正变得坚定而亲密。

一、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与相关国家的政治背景

1.朝鲜战争前的中朝关系背景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军事上有没有充分准备和必成把握的不利条件下”，坚决主张派兵赴朝鲜作战，其历史与政治背景有着巨大的作用。

首先“从历史上来讲”中国曾长期保持着对朝鲜的宗主国的地位，由于地域上的相邻，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长期有着广泛的文化与经济交流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特别是到了近代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觊觎，朝鲜常常被用作侵略中国的基地和跳板。

中国和朝鲜同时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威胁，共同的命运把它们联系起来。日俄战争，特别是1910 年日本吞并朝鲜以后，大量的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并在那里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分散在中国北方的各种朝鲜抗日力量逐步联合起来，归属到中共和八路军的领导下。⑥ ①史迪文·戈德温：《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缘起——60年之后的一个评述》，第13页。

②刘淑春：《俄刊公布斯大林就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与毛泽东、金日成的往来函电》，《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23期，第178页。

③沈志文：《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第12页。④李莉：《美国对中苏关系的认识与反应——从朝鲜战争爆发到苏共二十大》，第1页。⑤同上，第2页。

⑥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第2页。第 3 页

因此，朝鲜的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朝鲜共产主义者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就开始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一些朝鲜革命志士还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金日成本人也曾一度是中共党员。上世纪30年代还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对日作战。30年代末40年代初，又有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帮助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中国内战开始以后，朝鲜作为中共军队的战略大后方，为中共打

3败蒋介石国民党军提供了巨大帮助。①

所以，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不可能忘记朝鲜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是在另一方面，中朝关系也有着不和谐的一面。首先，金日成并不想让中国“过多干预朝鲜军事进攻计划”，所以在出兵之前并没有征求毛泽东意见。而金日成“迫于斯大林要求在5月12日秘密访问北京通报饿朝之间谈话结果”时，毛泽东有所保留，没有公开支持军事统一的计划，但是他也没有明确提出反对。但是毛泽东本人来讲，他不希望这个时候“在东北边境出现战争危机和紧张局势”。而朝鲜方面也并不希望中国过多的介入到朝鲜战争中去。

而从朝鲜方面来看，金日成既依靠中国，同时又警惕中国对朝鲜的过多干预。“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在党内的权利受到了以朴宪永为代表的“南方派”和以朴日禹、金雄和武亭为代表的“中国派”的挑战。”而且，北朝鲜军队中的大量干部和士兵都是从中国回去的，有的还曾在延安接受过革命思想的洗礼。“在这种背景之下，金日成不可能将自己完全与中国紧紧地捆在一起，给予中国政府以充分的信任。”②

由此，中朝之间的关系并非想象的那么和谐，就在这时，中苏之间的关系，推动了中国出兵的事实。

2.朝鲜战争前的中苏关系背景

在朝鲜战争前，中苏关系大体上是基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时，美国的亲共势力占了上风。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并且因此，“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表态显然刺激了莫斯科，看来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于是，在1949年时“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在谈判中被迫让步”③，同意并且最终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一同盟建立的重要基础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付美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以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而苏联与美国在亚洲的冷战中也需要“借助中国来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④这一相互需要的关系，促进了条约的建立。

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对新的条约的理解就不尽相同了。

首先，苏联的让步让中方在条约中收回了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这一点，可以说是中方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取得的一大收获。可是，却也正是这一点，让中方欠了苏联一个大大的人情。

另一方面，在斯大林心中，虽与中国结成了互助同盟关系，但是中国不像朝鲜，完全是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建立起来的。斯大林还是对毛泽东和北京政权存在有疑虑和不信任。于是，借由中方收回主权利益这一点，斯大林提出作为一定的补偿措施，朝鲜问题需要加入 ①②吴宏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第2页、第3页。③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第6页。④吴宏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第6页。第 4 页

商议的日程之中。

对比当时，中国远远不可能脱离苏联，在各方面都需要俄方对于进攻台湾提供军事、政治上的援助。于是，稳固这一条约变成了中方所需要完成的最为迫切的事。

在当时新中国立足未稳，并且共产党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的事实下，中方并不希望中国的边境上爆发战争。这一点，俄方也是十分明确地。所以，当朝鲜战争爆发时，毛泽东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袖手旁观”会受到朝鲜人民和莫斯科的指责，陷于不义之地。而且刚刚结成的中苏同盟关系就会遭到破坏。更主要的是中国还要“依靠苏联的支持来恢复经济和完成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毛泽东并不希望在中、朝、苏三国关系上看到“朝鲜的天平偏向苏联一方”，同时“尽可能地保持对朝鲜的影响”，以“减少金日成对自己的猜忌以

4及斯大林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对其本人的不信任。”①

从此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苏同盟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冷战时期的苏联，为了全面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东方大国来作为保证其远东安全的屏障”，同时也是其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在战争条件下“维持这种同盟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②。

二、中国参战前后中苏关系的具体分析

1949年的春天，有消息说美军即将从朝鲜南部撤出。而李承晚政权正在积极准备对北方的进攻。金日成此时一方面向斯大林寻求武器装备援助，一方面向毛泽东要求提供兵力支持。此时毛泽东的态度是同意让中共军队的朝鲜族军队全副武装开赴朝鲜。之所以毛同意将朝鲜族部队送往北朝鲜，是因为他支持通过武装革命来完成国家统一，并且他怀有崇高的革命道义。但是根据如下史料记载，“全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北方采取的进攻会引起美国的干预，而中共的军队主力已经南下，“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给予支持。”③可以知道，中国此时是不支持金日成开战的。

9月3日，金日成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主动进攻计划，即抢先“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从瓮津半岛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希望莫斯科批准采取这一行动。对此，苏联驻朝鲜大使和军事总顾问什特科夫表示支持。9月下旬，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请求，并给予答复，拒绝批准金日成的计划。苏联一方面认为北朝鲜政治和军事都没有做好准备，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十分忌讳美国的反应。莫斯科的意见是“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和准备全民族起义”④，同时加强军事力量，一边在南方发动进攻是实施反击。这就是说斯大林同毛泽东一样，赞同金日成实现祖国统一的主张，但反对直接使用军事进攻的手段。

1950年1月中旬,金日成通过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向斯大林再次提出了武力统一朝鲜的问题,这一次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改变。1月3 0日,斯大林回电什特科夫, 要他转告金日成说,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3月间,苏联满足了北朝鲜关于提前使用1951年贷款以及军事和技术援助的要求。4月,金日成一行访问了莫斯科。⑤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最终同意了金日成的方案。为什么苏联会在此时改变态度呢？我们分析认为，此时正值《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不久，为了弥补苏联在中国东北即将失去的权益,苏联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武力统一朝鲜。而同意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对苏联可以产生一举两得的效果。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如果成功, 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如果失败,由此而导致的中朝和中苏、苏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将迫使中国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上述地区来, 推迟解放台 ①吴宏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第7页。②刘淑春：《俄刊公布斯大林就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与毛泽东、金日成的往来函电》，第3页。③④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第2页 ⑤宋晓芹，《苏联与朝鲜战争》第2页 第 5 页

湾的行动。假如美国进攻到同时，沈志华先生也认为，苏联支持朝鲜的进攻计划是因为斯大林对局势估计过于乐观。他认为北朝鲜的实力远远大于南朝鲜,相信北朝鲜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就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从而排斥中国插手朝鲜问题。在之前，斯大林最关心的是美国的动态。而在此时,美国开始改变远东政策,从亚洲收缩兵力。1946年6月美国已经完成了从朝鲜半岛的撤军,而这“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莫斯科注意到,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的讲话中提到美国的远东防御范围时是把韩国排除在外的。金日成的作战计划中也反复说明这场战役将会迅速取得胜利，没有美国插手的时间。所以，斯大林最后同意了北朝鲜的计划。

正如前文所说，莫斯科在朝鲜战争即将爆发时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当时苏联向朝鲜军派遣了大量的军事顾问。并且，1950年，苏联支援朝鲜的军事物资就达到八亿七千万卢布。斯大林对朝鲜的战局十分关心，他希望苏联支持的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总的来说，在美军仁川登陆之前，苏联对朝鲜战争采取的是非常积极的方针，但是有一点斯大林十分明确，就是莫斯科不能公开和直接卷入这场战争。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发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在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全国重心都还集中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上，因此中国方面战争开始时的应对措施只是外交上的沟通与交涉。在美国介入后，苏联首先让驻华大使罗申几次转告中国领导人，提出与朝鲜方面尽快联系，决定是否在边境集中兵力待敌人越过三八线后进行支援等建议。

仁川登陆后，朝鲜方面战况急转直下。中国陆续发表声明，表明了己方立场。9月22日，称“居留在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9月25日，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①

中国方面表达了逐步明确的参战态度，在国际局势上缓解了盟友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压力，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重视中国方面的意见，继续扩大战果。只有态度没有行动是不够的，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苏联和中国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同盟双方开始对是否出兵进行了比较直接的电报交流，甚至周恩来和林彪亲赴苏联与斯大林面谈就出兵一事磋商。

10月2日和3日，来自毛泽东的电报被转达给斯大林。但是，同一时间，中俄方面却有两份内容关于出兵但是决定却迥异的电报。经过很多学者考证，大致确定这两封电报都出自毛泽东，只不过只有一封由苏联大使罗申被转达给斯大林，另一封没有发出去。

未发的一封对于中国立即出兵朝鲜是持支持态度的，电报的一部分是这样的：“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②，除此，电报还有提到不利情况、初步战略部署、物资援助等方面。

然而发出的一封电报对立刻出兵持暂缓态度，列举了几点不利后果，“首先，派遣几个师过去，是很难解决朝鲜问题的„„其次，这样做极有可能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对抗，其

5后果是把苏联也卷入到战争来„„”③，充分表达中国方面的谨慎态度。两封截然不同的电报表明了中国方面的立场：中国没有盲目地服从或是接受盟友苏联方面的建议，而是更多的考虑到自身利益。同盟双方还处于没有多少信任和合作，仅仅是互相试探的谨慎的同盟阶段。这一点从周恩来参加的黑海会谈也可以看出来。

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回忆说周恩来参加黑海会谈的目的就是向苏联告知中国的出兵决定，并商讨武器装备的援助问题。通过一份署名为“第4784号密码电报”的重要档案，①潘力：《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兼论冷战在亚洲的起源》，第146页。②同上，150~151页。③同上，第159页。第 6 页

可以知道在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上，双方已经商定中国军队不再开赴朝鲜作战。从原文中第一点“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界，以免陷于不利局面”①可以直接看出。当然，苏联的军事援助是中国方面对于中苏同盟的最重要最急迫最关切的问题。电报中同时也揭露了中国拒绝先出动陆军的主要原因——苏联空军援助两个月后才能出动。周恩来本人后来说到：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就是希望得到苏联的空军援助。会议的内容和立场众说纷纭，最后结果却可以确定。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这一点是得到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黑海会谈并没有达到双方开始最想要的结果，即中国出兵同时苏联出动空军进行援助，但考虑到种种复杂利益纠纷，最后双方还是达成了一致。尽管双方就这一决策达成一致，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都没有做出很大的牺牲或妥协，但对于一个战略同盟来说却并无益处，特别是朝鲜方面继仁川登陆后开始走向颓势，开始败退。

其中关于苏联对中国的空军援助问题就能够反应两个国家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的一些考量。斯大林之前曾答应过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军队。6斯大林在7月13日经罗申转给中国领导人的电报中再次明确表示：“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您已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配备1 2 4架飞机的喷气式歼击机师，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②由此可以推断，在美国军队尚未越过三八线时，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以协助，以便稳定朝鲜战局。当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出兵态度又犹豫不决，此时制胜的可能性便大大减小。又根据沈志华先生在论文《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提到，此时美国空军不断对苏联进行挑衅。这种情况下，为了极力避免与美国的冲突，斯大林自然对中国要求空军援助采取推脱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当1 3日毛泽东再次通报中国陆军可以先行出动，但要苏联保证两个月后提供空中支援时，斯大林不得不明确表示，即使将来苏联空军出动，也不会进入朝鲜上空作战。这就是说，中国军队必须孤军奋斗。

最后，当中国军队在朝鲜第一次胜利后，苏联战斗机也终于出现在鸭绿江上空。总结起来，苏联空军的援助可谓来的一波三折。根据中苏条约，早在战争之前苏联空军就已经来到中国。当北朝鲜面对美国军队节节溃败时，中国出兵便被提上日程。而苏联方面，这时并不想中国过早出兵，因为这涉及到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问题，空军援助上态度也含糊不清。到美军突破三八线时，斯大林担心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的诚意，拒绝了中国的空军援助请求。直到中国军队开向朝鲜，并取得阶段胜利后，斯大林才组建空军航空师为中国军队后方提供空中掩护。并且，从始至终，苏联空军都只在后方活动。

我们可以看见，朝鲜战争是一场以小见大的战争。苏联将朝鲜视作自己在远东的一片重要势力范围。相比于朝鲜战争的得失，苏联更注重在这个过程中与美国的全球博弈的得失。在前期，基于合理考虑，苏联和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都不支持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可是斯大林逐渐开始认为，北朝鲜有相当大的获胜把握，美国也难以借机插手朝鲜战争，他便同意了北朝鲜的军事进攻。并且决策期间并没有让中国参与其中。很显然，苏、中双方都明白这个决策的受益者无疑是苏联，中国有很大可能会成为受害者。

前期，的确，北朝鲜一路凯歌高奏。可当美军参与战争后，形势迅速逆转。但此时苏联并没有支持中国马上出兵。因为苏联不想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也对中国的诚意充满怀疑，甚至仍然想着通过秘密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此时，中国的境况十分窘迫。假设放弃北朝鲜，苏联势必让金日成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而美国则会继续大举进犯。而根据中苏友好条约，①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第10页。②同上，第12页。第 7 页

苏联将派大军援助中国。即使是以胜利告终，好不容易争取回来的东北利益又会重回到苏联手上最后，当毛泽东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挽救朝鲜及社会主义阵营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于是理所当然的，中苏的同盟关系在那时变得更为紧密了。

中苏关系的亲密有哪些具体体现呢？比如在1950年12月4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在与中国大使王稼祥谈话时就强调，中国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并建议中国军队“趁热

7打铁”①，越过三八线，继续乘胜追击。第二天，周恩来就美苏上述两项备忘录发表了题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关于台湾、澎湖列岛、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归属已经分别由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予以解决，“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声明还谴责美国不愿从日本撤军，“并且利用日本作为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基地”，以及公开武装日本和企图使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②。这些意见自然是反映了苏联的立场，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已。并且就在两国大使会谈的前一天，毛泽东就在会见金日成时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 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 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 而且拿下汉城, 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 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③毛泽东之所以和苏联方面的意见不谋而合，如此的默契绝不是凑巧，而应当是中苏两方密切交流的结果。而可想而知，中国和苏联在这次可看成天衣无缝的合作中关系又大大加深了。除此之外，《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地阐述对日媾和问题的观点和立场，而中国政府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气魄，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强大决心，还有因为身后强大的苏联大国“后盾”。

三、总结

在朝鲜战争之前，刚刚建立的中国需要长期的平稳发展，需要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是复杂的形势，不允许中国冷眼相对、袖手旁观。为了在国际范围内更富有竞争力，中国必须选择与苏联走的更近，即便这意味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前期中国与苏联的互相猜疑，互相保留，在当时看来是难以避免的，毕竟两个接壤巨人国家在都渴望成为一方强国时，是不可能毫无冲突的。苏联在朝鲜战争之前希望在让中国有一定发展的同时又控制、牵制住中国，既让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又避免其成为主要力量。中国则希望借助苏联的帮助来大力发展自身，摆脱贫困窘迫的状态。但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大家的计划。后来，中国在自身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进军朝鲜，还是让苏联十分感动的，这大大加强了中苏的同盟关系。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涨，也让中国从中收获了不少利益，在朝鲜战争后为自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不过，不得不说，当时苏联虽然与中国关系紧密，但处处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战争中还是做出了一些对中国不利的决策，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这是中苏关系在变得相当紧密之后任然存在的一些隐患。

其实中苏关系，并不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也不是一个鲜有人涉足的领域。那么，为什么我们小组仍然选择这个话题作为论文主题呢？因为我们认为，无论是当时的中苏关系，还是当今的中俄关系，都是影响到中国能否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中苏关系的分析，有利于我们以史为鉴，使得自身在今后的发展中更加顺畅。①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48），2003年7月, 第635—636页。

②世界知识出版社：《国际条约集（1950—1952）》,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年, 第354—358、360、361页。

③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一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 第135页。

第五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摘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序幕，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在此之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随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然而封建王朝的没落，共和的表象下中华民族的磨难仍在继续。袁世凯篡得大总统之位，更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意在复辟帝制。在举国上下的声讨中，复辟闹剧黯然落幕，军阀混战又带来新的战火与伤痛。

国难当头，爱国志士与热血青年无不痛彻心扉，义愤填膺。有的人一心效法西方先进的理念与制度，有的人尊古复礼、修缮己身。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则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中华民族新的希望。

关键词：建党90周年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心得体会

进入19世纪中叶，由于封建统治腐败和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民不聊生。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却没有割掉封建残余的尾巴；革命党人势力单薄，不得不依靠传统势力“结束王朝，停止战争，走向共和”。最终，袁世凯攫取了革命的果实，而后又迫害革命党人，解散国会，甚至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尽管袁世凯在举国讨伐声中黯然死去，北洋政府却已经分崩离析，中国依然贫弱不堪。更加落后的是人们的思想，张勋带领鞭子军冲进参议院，解散了参议院，复辟了帝制，皇权思想依然存在在人们的意识里。中国代表团作为战胜国满怀希望的参加巴黎和会，力争夺回山东，夺回青岛，却遭受了大国间的不平等对待！

巴黎和会上的受挫，激怒了我们的青年学子。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也因此被捕。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另一方面，党的缔造者也在不断地探索着救国的道路。李大钊和陈独秀先前在日本学习救国救亡的方法；回国后，李大钊举起了中国第一面马克思主义旗帜；陈独秀也在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后因散发宣传进步思想的传单一度被捕入狱；出狱后人坚持革命。毛泽东曾当过兵，试图用武力救国，最后怀着对北洋军阀的失望离开了部队；后来又试图出国留学，把先进的知识学回来；最终他选择了留在国内，选择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地在工人阶级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思想。周恩来在领导学生运动中遭到北洋政府的逮捕，在狱中也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出狱后又出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建立了中共旅法支部，为中国革命储备了重要的政治力量。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代表共13位代表，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了共产党的成立，并选举了中共第一届中央局成员，通过了党的纲领。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观《建党伟业》心得

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影片看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看着历史从辛亥革命推演到中共成立，十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最重要的十年。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到中共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国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清朝末年，统治腐朽，内忧外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受尽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不少仁人志士接受了先进思潮的熏陶，积极探索救国救亡的道路。光复会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著名的秋瑾烈士和徐锡麟烈士就是光复会的成员。光复会的政治纲领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这就反映出光复会宗旨的缺陷；他们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做出的贡献是值得后人肯定的，但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也导致了光复会的逐渐湮没。同盟会是清朝末年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在1912年造成大清帝国的覆亡，促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中华民国的建立；但是在辛亥革命后期，同盟会内部出现了党派分裂，斗争激烈，最终，由同盟会等革命团体重组的国民党也被袁世凯强行解散了。

这个时候的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得到启发，认识到只有联合工人阶级，发动工人运动才能救中国。他们在学生和工人群体中广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共的成立建立了思想基础。而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成为了中共成立的阶级基础。中共一大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除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斗争结束”为奋斗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和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都有其局限性，无法带领全国人民将侵略者消灭干净。比如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都以失败告终；而辛亥革命也没能赶走侵略者，让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现状，资产阶级为了巩固政权甚至要向外国侵略势力妥协。所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产物。

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解放斗争。从南昌起义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东北抗日救亡运动，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又带领人民积极探索富国强国道路，虽然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建设的越来越好，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一步步提升。2008年，我们举办了北京奥运会；2010年，我们举办了上海世博会。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们用各种方式表达了我们对党的热爱和崇敬。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会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