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文学思想

第一篇：论沈从文的文学思想

论沈从文的文学思想

班级：中文小自考2003级南溪班 姓名：王炼钢

单位：南溪县南溪镇观斗小学 学号：***2 提纲：

一、人生际遇对文学思想的影响

二、超越时代的文学思想

三、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对照

1、完美理想的乡村文学

2、病态畸形的都市文学

内容提要：沈从文之所以了不起，在于他书写一个被物质文明毁灭的乡村小说新传统，在披露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黑暗，城市经济破产的严峻现实时，更以田园山水诗般的情绪赞美着湘西山村友好和谐的生活和善良的人性。沈从文便在小说中用乡村的眼光审视现代文明，这是现代小说的开始。沈从文是在乡野文化与都市文化的撞击、乡村人性与都市人性的对比中彻悟人性的。他经由“精神还乡”以企求生命的安顿，通过对“乡下人”的盛赞来张扬自然天性，以寄寓“文化重造”的理想,塑造出了两个对比的“文学世界。”

主题词： 人生际遇 超越时代 城乡对照

序言：同追求生命的独立，摆脱人身依附一样，沈从文的文学也表现出其自身的独立性。他的文学在表现各种人生形式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正如沈从文说：“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他都不能忍受。”此句话中他将文学独立性的现象归结为两个基本倾向：文学与政治结缘，从而使文学成为纯粹的政治功利的附庸品；文学与商业结缘陷入商业功利的泥淖。前者使文学成为政治的“副产物”或“点缀品”，丧失文学自身的价值，后者则放弃了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尽管“他不能思爱”，他还是用一个文化人的良知去描绘这个世界，都市的丑恶、乡村的淳美。在他作品中正是通过这种对文学与社会、人生既密切又广泛联系的深刻理解，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思想—超越现实也不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

一、人生际遇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沈从文那种超越现实不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思想，是与他复杂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的。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县，地处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所。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被歧视的历史，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使他既富于多彩的幻想，又有着在长期的历史中积淀的沉痛隐忧。沈从文出生于行伍世家，14岁高小毕业后从军，随军队辗转流徙于三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对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淳朴的乡俗民风非常熟悉，积累了他宝贵的人生经验，也形成了对民间世俗生活特殊敏感的生活情趣，这为创造的理想的“湘西世界”密不可分。以后接触了“五四”新文学，1923年只身离开湘西来到北京，同年秋报考燕京大学，未被录取。他是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和出色的才华，打进文坛，“挤”进城市的上层所谓的文明社会。但是，都市的种种不文明、丑陋、罪恶，使他感到悲凉、厌恶，对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对充神奇、美丽、善良的乡村世界的眷恋。他表现出的是一种有出色才华的自负感，却又始终有一种乡下人的自卑。

沈从文的这种自卑和自负，都表现为他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他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这种“乡下人”的角色认知，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隐秘的潜意识角落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这就自然展示他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矛盾性格。他走出湘西，或许是想离开乡村的偏僻与贫穷，或许想在外面有所作为，但深入都市之后，才惊觉自身秉性与都市人格格不入，这里的虚伪、丑恶，人心不古，使他想起生他养他的湘西山水，于是他自然就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叙述者、歌者。如他的《边城》描绘出的是一个充满美和善，人与自然的和谐，那里的风景如画，山清水秀，人人内心充满了爱。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跻身都市生活时，自觉地以“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他对城市的人内心空虚，所表现出的行为很不理解，自己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却不能融入城市生活中。所以他在很多作品，都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丑陋之处。例如他在《边城》里描绘的“湘西世界”，通过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来呈现，从而保留了那个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动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乡村人民的生活图景。尽管沈从文从厌恶都市，崇尚乡村。但他毕竟是一个社会人，而且是有深沉的文化良知和文化责任的文化人。自然也就不能对当时社会中种种丑行视而不见，见而不评。他的情感偏重于湘西，偏重美化人性，心思却又关注着现代都市，笔触所及，都市一切也就昭然。看他的《八骏图》、《都市一妇人》等一些作品里，描绘城市人的虚伪、自私、自大、庸俗。也体现他文学的批评观，在他文学思想中涂上了鲜明的一笔，沈从文不是陶渊明。

同时沈从文的作品中，还感到他对“乡下人”的认识，在他的道德形态和人格气质中，依然保留着与原始生命形式的历史连结。分别表现出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勇敢、雄强、热情、善良、纯朴、忠厚的品格和气质。在其内部，是封建文化与原始文化二者的交织，“乡下人”已经置身于逐渐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封建宗法关系——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之中。童养媳制度、雇工制、卖淫制，如同《柏子》、《萧萧》、《贵生》、《丈夫》所展示的，他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不得不接受一份悲惨的人生命运，而伴随他们的雄强、热情、善良和纯朴共生的，是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怜自己。对命运缺乏具理性的自主自为的把握。在表现“乡下人”理性蒙昧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萧萧》。“乡下人”这种精神状态，使他们与变化了的外部世界环境极端的不协调。一方面，他们人格本身的优秀部分，使他们在某些特定场合——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如同《黑夜》、《过岭者》、《早上——一堆土一个兵》等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另一方面，主体精神的蒙昧又使他们无法加入外部世界的竞争，他们的诚实、纯朴反现出“呆”相如《会明》中的老兵。

可以说在“乡下人”自在生命形式的探索上，凝聚了沈从文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与弱点的反省。他渴望着他们理性精神的苏醒，在保留自身长处的同时，以新的姿态投入新的人生竞争。《边城》与《长河》，正是沈从文从深处对民族现状进行反省以后，唱出的生命理想之歌。构建起他独特的文学思想气质——乡土气质。但又不是纯粹意义的乡土文学，其间看都市文学的构成——即我将阐述的“两个文学世界”。

二、超越时代的文学思想 ：从沈从文的文学中可以看出，他是反对将文学纳入商业的或政治的功利圈。他独具特色的创作，无疑具备较高的审美价值，但由于他的政治偏见和超功利的文艺主张，构成他自己的文学的道德理想。所以他的一部分作品对现代都市文明的非人性的弊害，保持了尖锐的批判和讽刺的立场。他又坚执地相信文学的功能不止于社会道德的展现，更在于能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他要表现一种优美、健 2

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这也就是通常说的文学的特殊功能，可以唤起人的感觉、想象，让人能重新体验、思考和发现生活。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所谓“生命的明悟”，“明白人生各种形式”，“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正是文学所要达致的最高的境界。这种比较超越现实功利的文学观，与同时代一些作家相比，他的作品常避开尖锐的社会

冲突和阶级矛盾，与时代文艺主潮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甚至有意识地淡化故事的时代背景，不能很好地挖掘社会历史根源，少了一种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以致使沈从文在当时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主流的批评家视为回避现实、置身于“乌托邦”的消极作家，这以许是他们没有真正去阅读、理解沈从文的作品，只是从他作品的文字表面去看待的原因。从表面看，沈从文的文学追求似乎不能适应那个时代的需求，或者说，在那个更需要文学担负直接干预社会的功能的时代，对于沈从文所追求和提倡的这一方面文学的功能，还没有具备能够充分接受的社会心理条件和需求。但是如果我们拉开了历史距离，从文学的多种功能的角度重新评价沈从文，会发现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观正好又发挥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及道德完善的功能。他反感于都市的污浊和“衣冠社会”人性的丑陋，才刻意描写乡村的安宁静谧纤尘不染，由衷地赞美乡村儿女善良正直、古朴天成的美好天性。使作品中的人物具有完美的品格和人性，闪现着理性主义的光彩。肤浅看是超越现实，实质是他深刻理解社会之后，以具自己深层说的对社会的期盼愿望，在作品中的反映。

三、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对照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有着作者理想的美与善完美结合的“湘西世界”和展现现代都市病态世界。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全部作品，都是都市里的田园之歌。他对乡村生命形式的探索，是以都市人生作为参照的。他对乡村世界的叙写，全部都是都市人生思考的反拨。这不仅表现为在他的全部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中，几乎都穿插着对都市文明的批判，而且，他笔下的都市人生，在整体上也与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对立。

1、完美理想的乡村文学： “湘西世界”就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这梦幻难免与现实持有距离，但作者的目的似乎是从人性道德的视角，去透视一个民族可能的生存状态及未来走向。沈从文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他在思索“湘西世界”常态的一面的同时，也在反思变动的一面。他一方面试图在文本中挽留湘西的神话，另一方面在作品中已经预见到“湘西世界”的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在暴风雨之夜猝然倒掉又重修的白塔，象征着一个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和对重造湘西未来的渴望。在这个世界里，沈从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表现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在沈从文的美学观中，“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这是一种具有泛神论色彩的美学观念。他认为：“我过于爱有生一切。„„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而美即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它就是‘可以显出那种圣境’的‘神’”。如《龙朱》、《月下小景》从现代文明之前的历史中寻绎理想的人生形式，而所赞的爱和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极致。在《边城》里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湘西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留在沈从文生命初期年轮里最深刻的印象，是湘西无水山边水畔，河街码头的杂色人事。那里男人们豪爽仗仪，热情能干，那里的女人们善良真诚，淳朴厚道。他重然诺、守信义，敢爱敢恨，又对爱情忠贞不渝。这里人性皆真、善、美，人人勤劳，为他人作奉献。这动人的故事，美好的人性，便成了沈从文永远的生命图腾。在那几乎与世隔绝的角落古风犹存，人们身上更多一些淳朴，作家也对它作了美化，用以表现对“人性”美的向往与追求。其中翠翠便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在这个理想人物的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 3

诚的一面。老船夫忠于职守，对过河人分文不收，实在难却的则买了烟茶再招待乡亲。船总顺顺虽是富人，但常常体恤穷苦人，老船夫死后，他资助并组织安排料理丧事。商客、妓女等各式人均待人以诚，表现出仁厚、纯朴的土性乡风。加上美丽的自然环境，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而且集中表现“边城”世界人性美的，是发生在这里的一个爱情悲剧，这个故事也同样建立在人性思想的基础之上。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而翠翠却是心属傩送。天保求婚未成，失望之下驾船外出而以外溺水而死。船总在大儿子死后，一时未答应傩送娶翠翠的要求，使傩送与其父发生争吵而远走他乡。这种种的“不巧”，使翠翠与傩送的爱情终成“善”的悲剧。天保与傩送，对翠翠展开自由竞争，未伤同胞之情。这对亲兄弟，虽是富家儿，却非纨挎子第，而是勤俭能干的年轻人。忽然有一天，他们发现两人同时爱上了翠翠，而成为情敌。却不想退让，但也没有采取长刀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依当时风俗。走“车路”和“马路”，在这场奇异的情感角逐中，兄弟二人都展示了坦荡磊落的情怀，正直尚义的品格。因此这二男一女双风求凰的爱情纠葛决不是世俗中庸劣庸俗的三角恋爱，而是一首充满凄美苍凉意味的田园牧歌，具有诗话化的抒情性，营造了一种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洋溢着一派湘西乡村浑朴温情发韵致。

2、病态畸形的都市文学：沈从文的作品也展现与“湘西世界”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等作品常用讥讽的调侃，刻写城市各色人等，特别是“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展现“文明”的绳索如何反过来捆绑人类自己，导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阉寺病”。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整个“乡村叙述体”即“湘西世界”的一个陪衬物或一种批判性的观照而存在的。这是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是都市上流社会沉沦的人生图景。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自杀》、《来客》、《烟斗》、《大小阮》等一系列作品中，沈从文以讽刺的笔触，抓住都市上流社会的言与行、表与里的分裂，从不同侧面揭露都市“现代文明”培育的虚伪、自私、怯懦、自大、庸俗。人的本质的失落，人性违反自然，是贯穿这些作品始终如一的线索。描写几个城市上层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尽意而穷相，以冷隽的笔调揭露了绅士淑女们的种种丑行。如《绅士的太太》里那些“绅士淑女”们玩着“爱”的游戏，在相互欺骗中进行“没有爱的接吻”，还居然混和了笑与泪；这是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是都市上流社会沉沦的人生图景。《八骏图》里的大学教授们，外表上的“老成”、“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人性有点冲突，不大自然，则以犀利的讽刺之笔画出了八位教授的精神病态。他对都市两性关系虚假性的揭示最不遗余力，这同他赞美湘西少女的纯美，乡村性爱形式的大胆、自然，民间传说中爱情悲剧的壮美，几乎是同时出现在笔端的。这是他观察不同生命形态的结果，他要由此探讨不同文化制约之下的人性的健全或病态。在他的描写中，面对性爱或隐或显的涌动，乡下人总是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拘束压制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沈从文在这里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反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倒退，反对生命的被戕害。沈从文对都市上流社会的价值估量，除了带有３０年代民主主义作家的共同倾向，即从人性角度暴露了都市社会的黑暗，还反映出沈从文独有的特点：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谬。用乡下人的淳朴去审视都市人的虚伪，他以一种旁观者清的姿态，观照出都市的病态。这沈从文的都市世界，洞悉出了时代都市的庸俗与麻醉，也反衬出他的清醒与深邃。从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丰满的沈从文。

从沈从文文学思想中“两个文学世界”对照的总体叙述结构看，的确有文化审视与 4

观照的功能，然而对一般读者而言，“湘西世界”更有特殊的审美价值，更能让人了解另一种“人生形式”，从而获得“生命的明悟”。笔者以为，要明悟这一种人生形式，又要具有文化良知和文学修养、文学悟性。因此，本文所论仅触及皮毛，但我也受益匪浅。对沈老的文学思想，博大而深邃。本文仅就三个方面浅论，虽然肤浅，却是自己的思考，其间不乏错误和幼稚。我深刻知道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仅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沈老遗世独立的超越，又喜欢他眷恋故土的情怀，也喜欢他愤世邪恶的正义与良心，更喜欢他营造的湘西世界。

文献资料：

1、《中国现代文学史》

2、《沈从文传》

3、网络查找

第二篇：论孔子的文学思想（xiexiebang推荐）

论孔子的文学思想

摘要：孔子不仅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孔子的文学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 古往今来无出其右。以往学者多是了解研究孔子政治哲学思想 , 对他的文学思想的研究有所忽略。我将从孔子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的原则与标准、文学与道德修养并重、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相协调四个方面，对孔子的文学思想进行解读，稍作介绍。

关键词：孔子；文学思想；现实主义；文学批评

一、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纵观我国二千多年的文学史长河,出现过浪漫主义等诸多流派,但现实主义却是这条长河中首尾贯通的主流.《诗经》虽在文学创作方面开了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先河, 然而一部诗集只能成为创作的楷模而已, 而为现实主义古典文论奠定基础并对些一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算是孔子的文学思想。

（一）文学具有实用性

文学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实用于政治;孔子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仅密切而且非常直接。他认为从事政务的人员必须具有相当的文学修养,就是要“诵诗三百”。不然等做了官再学习,势必走弯路。他说: “先进于礼乐, 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 》)他选用人才的态度很鲜明,宁选择先具备文学修养的常人, 也不录用做了官再学习文学的卿大夫子弟。因为没有必要的文学修养, 就不具备从政的起码的能力和资

格。其次，从政者必须把所具有的文学修养灵活地卓见成效地用于政务的处理 , 就是授之以政而达,使于四方而能专对。不然,“虽多, 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孔子聚徒讲学,也正是为了培养从政的人才。对于那些善于把文学修养运用于政务并取得政绩的学生, 孔子总给予热情的鼓励。他夸奖子贡为宗庙里 盛黍樱的瑚琏,赞扬子路“片言可以折狱”, 甚至把侄女嫁给了“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 戮”的南宫适。二是文学实用于风化;天下之所以动荡,社会之所以昏暗, 孔子认为根源在于“礼崩乐坏”, “知德者鲜矣”。(《论语、卫 灵公 》)他充分认识到文学在改革世风中所具有的巨大作用。他说: “博学于文 , 约之以孔 , 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 》)不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 言行便不切仁义之道 , 世风便恶浊不堪。孔子的这一认识 , 早已为古今史实所证明。只有能动地发挥文学的“兴”“观”“群”“怨”的积极功用, 社会的风气才得以淳厚, 人民的精神才归于文明。三是文学实用于教育;孔子兴办教育, 意在培养以仁义治国的人才, 不断扩大宣传和推行“忠恕”之道的队伍。由于认识到文学对培养人才具有重要作用 , 所以除了直接向学生教授政治之外 , 孔子把文学作为重要课程。

(二)文学具有现实性

《论语、述而》云:“子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主张以“仁”治天下, 反对依恃暴力。认为以力治国,百姓慑于严刑峻法,仅能短期内不犯法,却没有廉耻之心;而以“德”、“礼”治国, 百姓便“有耻且格”了。文学必须紧紧围绕现实社会中各类重大问题进行反映。脱离

现实是文学所不取的。子贡曾讲 : “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 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治长》)从子贡一番话,可以看出两个问题: 第一, 孔子种文学必须 现实的正确观点,对他的学生具有直接的影响和启发;第二, 抽象论人性,易于脱离现实社会的实质性问题, 而天道遥远, 也不切人世, 故孔子都不发空论。不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 , 生活便得不到真实的反映,文学的实用价值也就不复存在。在文学反映生活的问题上, 孔子主张求实、求直,反对虚假和伪作。

二、文学批评的原则与标准

（一）思无邪

孔子在《为政》篇中说 :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 思无邪。“思无邪三字,原出《诗·鲁烦·驹》最后一章。“思”字为句首语气词 ,无实意。原诗句“无邪”只是描写牧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态。孔子借用此句为评诗标准, 是按当时流行的“断章取义”的方式, 完全改变诗句的原意, 按自己的思想来评价整部《诗经的内容，赋予“思无邪”以新意, 即思想纯正。这是孔子重视文艺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的思想的体现。但孔子用“思无邪”概括全部《诗经 》的内容,却存在着严重问题。《诗经》内容广泛 , 既有歌功颂德的“ 美” 诗 , 这类诗确 实真正符合“无邪” 的标准;也有不少深刻揭露现实 , 充满急切反抗呼声的“刺”诗, 如《 伐 檀 》、《硕 鼠》等;还有不少描写男女关系的爱情诗, 这类诗显然不符合礼教 , 应该说是“邪” 诗 , 怎么能叫“无邪”呢?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汉儒们的办法是把爱

情诗统统歪曲为政治诗。因而, 把所有《诗经》里的诗都说成是无邪的,是对《诗经》中许多优秀诗歌内容的曲解, 通过曲解把《诗经》作为宣扬礼教的工具。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 “思无邪”被正统的封建主义者发展为严格地维护封建礼教道德的诗歌准则, 明确要求诗歌 “发乎情, 止乎礼义 ”, 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十分深刻 , 其中重视文艺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但以封建礼教束缚创作,则是消极有害的。

（二）尽善尽美的批评标准

美是指艺术形式既乐之文, 善是指政治内容既乐之情。孔子已 懂得对文艺作品的评价要从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衡量，要求文艺作品达到完善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这是一种全面的文艺观点，也是文艺批评的一大进步。但是, 孔子仅仅确立了文质并重的原则，而对文艺的审美理论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的思想材料, 以致后来格守儒家观点的文论家往往满足于政治教化的空谈，而忽略艺术规律的探讨。

（三）孔子论诗很重视中和之美

他说：“《关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安国注说 :“乐不至淫, 哀不至伤, 言其和也。”孔子认为,《关唯》是一首写男女情爱的诗,写哀伤则宿痛反侧,写欢乐则琴瑟钟鼓,极尽哀乐之种种情状,而又符合儒家的礼义道德,没有涉于淫荡、伤害和正 之弊。这不单是对一首诗的评价, 也反映了孔子的一个重要文艺思想 , 即在艺术理论上他主张中和之美。中和之美的文艺批评原则是孔子哲学上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保守观点在文艺上的反映。孔子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鼓吹文艺要“事父”、“事君”,为统治者服务。他承认诗歌有兴观群怨的作用,又要掩盖诗歌中反映阶级压迫的事实。他承认爱情诗的价值,又高喊不能涉于淫荡。总之, 孔子要把文艺纳入他规定的道德标准,于是便倡导诗教, 提出中和之美的批评鉴赏原则, 使文艺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的批评原则,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它承认文学要反映人们的哀乐,承认文艺对社会的作用,以及对统治阶级的批评。

三、文学与道德修养并重

“仁”是道德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孔子一切学说的重要出发点，因此，孔子在文学思想中强调文学与道德修养并重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对于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孔子在论语中是这样阐述的，“有德者 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可见，孔子将道德置于与文学同等的位置，而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主要是为宣传自己的“仁政”思想服务的。另外,孔子也认为，文学与道德修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的。在《礼 记·孔子闲居》中，孔子说到，“志之所致，诗亦至焉； 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文学的创作必须把道德始终放在第一位。

四、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相协调

在孔子的文学思想里，一直十分强调诗乐的和谐美。他认为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在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文质彬彬 说”。“文质彬彬”一词主要用于形容人的精神品

格，“文”主要是指人的外貌，而“质”主要是指人的品质、内在的修养等，即外貌的修饰必须要与人的内在的品格相统一。在这里，孔子引申为，在文学的创作上必须达到文学创作内容与文学形式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孔子并不是将内容与形式放在同等的位置，在孔子的文学思想里，他认为内容应该重于形式，即内容决定形式。从根本上来说,他更加强调“质”的重 要作用，而“文”应该随着“质”的变化而变化,与“质”相统一。

孔子文学思想从古至今影响都非常深远,可谓是源远流长。他将文学中的精华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使人们取用不尽。他在论述文学作品时,始终坚持现实主义,重视中和之美,追求尽善尽美的批评标准,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进一步把感性的、外在的审美情趣内化，把感性与理性交融在一起。虽然有些文学思想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积极的影响,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参考文献:

[1]于新秋.关于孔子文学思想的几点思考[J].黑龙江技师学,2010（4）

[2]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3]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赵玉敏.孔子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张卫霞.孔子文论思想主要内容论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2)

[6]赵盛德.试论孔子的文学理论[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2(2)

第三篇：沈从文论徐志摩的诗

论徐志摩的诗 沈从文

一九二三年顷，中国新文学运动，有了新的展开，结束了初期文学运动关于枝节的纷争。创作的道德问题，诗歌的分行，用字，以及所含教训问题，都得到了一时休息。凡为与过去一时代文学而战的事情，渐趋于冷静，作家与读者的兴味，转移到作品质量上面后，国内刊物风起，皆有沉默向前之势。创造社以感情的结合，作冤屈的申诉，特张一军，对由文学革命而衍化产生的文学研究会取对立姿势，《小说月报》与《创造》，乃支配了国内一般青年人文学兴味。以彻头彻尾浪漫主义倾向相号召的创造社同人，对文学研究会作猛烈攻击，在批评方面，所熟习的名字，是成仿吾。在创作方面，张资平贡献给读者的是若干恋爱故事。郁达夫用一种崭新的形式，将作品注入颓废的病的情感，嵌进每一个年青人心中后，使年青人皆感到一种同情的动摇。在诗，则有郭沫若，以英雄的、夸张情绪，华美的辞藻，写成了他的《女神》。

在北方，由胡适之陈独秀等所领导的思想与文学革命运动，呈了分歧，《向导》与《努力》，各异其趣，且因时代略呈向前跃进样子，文学运动在昨日所引起的纠纷，已得到了解决，新的文学由新的兴味所拥护，渐脱离理论，接近实际，独向新的标准努力。文学估价又因为有创造社的另一运动，提出较宽泛的要求后，注意的中心，便归到《小说月报》与《创造》月季刊方面了。另外，由于每日的刊行，以及历史原因，且所在地方又为北京，由孙伏园所主编的《晨报副刊》，其影响所及，似较之两定期刊物为大。

这时的诗歌，在北方，刘复、俞平伯、康白情诸人还守着五四文学运动胡适之等所提出的诗歌各条件。使诗歌离开韵律离开词藻，以散文新形式为译作试验，是周作人。以小诗捕捉一个印象，说明一个观念，以小诗抒情，以小诗显出聪明睿智对于人生的解释，同时因作品中不缺少女性的优美，细腻，明慧，以及对自然的爱好，冰心女士的小诗，为人所注意，鉴赏，模仿，呈前此未有的情形。由于《小说月报》的介绍，朱自清与徐玉诺，各以较新组织较新要求写作的诗歌，也常常见到。王统照，则在其自编的《文学周刊》（附于《晨报副刊》），有他的对人生与爱，作一朦胧体念朦胧说明的诗歌。创造社除郭沫若外，有邓均吾的诗，为人所知。另外较为人注意的，是天津的文学社同人，与上海的浅草社同人，在诗歌方面，焦菊隐、林如稷，是两个不甚陌生的名字。

文学运动已告了一个结束，照着当时的要求，新的胜利是已如一般所期望，为诸人所得到了的。另一时，为海派文学所醉心的青年，已经成为新的鉴赏者与同情者了。为了新的风格新的表现，渐为年青人所习惯，由《尝试集》所引起的争论，从新的作品上再无从发生。基于新的要求，徐志摩，以他特殊风格的新诗与散文，发表于《小说月报》。同时，使散文与诗，由一个新的手段作成一种结合，也是这个人。（使诗还元朴素，为胡适。从还元的诗抽除关于成立诗的韵节，成完全如散文的作品为周作人。）使散文具诗的精灵，融化美与丑劣句子，使想象徘徊于星光与污泥之间，同时，属于诗所专有，而又为当时新诗所缺乏的音乐韵律的流动，加入于散文内，徐志摩的试验，由新月印行之散文集《巴黎的鳞爪》，以及北新印行之《落叶》，实有惊人的成就。作者唯一创作集轮盘，其文字风格，便具一种诗的气分。文字中糅合有诗的灵魂，华丽与流畅，在中国，作者散文所达到的高点，一般作者中，是还无一个人能与并肩的。

作者在散文方面，给读者保留的印象，是华丽与奢侈的眩目。在诗歌，则加上了韵的和谐与完整。

在《志摩的诗》一集中，代表到作者作品所显示的特殊的一面，如《灰色的人生》中下面的一列诗句：

我想——我想开放我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

我想拉破我的袍服，我的整齐的袍服，露出我的胸膛，肚腹，肋骨与筋络；

我想放散我一头的长发„„

我要调谐我的嗓音，傲慢的，粗暴的，唱一阕荒唐的，摧残的，弥满的歌调；

„„„„

我一把揪住了西北风，问他要落叶的颜色，我一把„„„„

来，我邀你到海边去，听风涛震撼太空的声调；

„„„„

来，我邀你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

„„和着深秋的风声与雨声——合唱“灰色的人生”！

又如《毒药》，写着那样粗犷的言语——

今天不是我的歌唱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毒恶的，因为这世界是毒恶的。

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绝灭了光彩。我的声调是坟堆的夜鹃，因为„„

„„„„

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荇似的，五具残缺的尸体，他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间无尽的海澜里流去；

这海是不安静的海，„„在每个浪头的小白帽上分明的写着人欲与兽性。

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

„„„„

一种奢侈的想象，挖掘出心的深处的苦闷，一种恣纵的、热情的，力的奔驰，作者的诗，最先与读者的友谊，是成立于这样篇章中的。这些诗并不完全说明到作者诗歌成就的高点。这类诗只显示作者的一面，是青年的血，如何为百事所燃烧。不安定的灵魂，在寻觅中，追究中，失望中，如何起着吓人的翻腾。爱情，道德，人生，各样名词以及属于这类名词的虚伪与实质，为初入世的眼所见到，为初入世的灵魂所感触，如何使作者激动。作者这类诗，只说明了一个现象，便是新的一切，使诗人如何惊讶愤怒的姿态。与这诗同类的还有一首,《白旗》，那激动的热情，疯狂的叫号，略与前者不同。这里若以一个诗的最高目的，是“以温柔悦耳的音节，优美繁丽的文字，作为真理的启示与爱情的低诉”，作者这类诗，并不是完全无疵的好诗。另外有一个《无题》，则由苦闷昏瞀回复了清明的理性，如暴风雨的过去，太空明朗的月色，虫声与水声的合奏，以一种勇敢的说明，作为鞭策与鼓励，使自己向那最高峰走去。这里最高峰，作者所指的意义，是应当从第二个集子找寻那说明的。凡是《志摩的诗》一集中，所表现作者的欲望焦躁，以及意识的恐怖，畏葸，苦痛，在作者次一集中，有说明那“跋涉的酬劳”自白存在。

在《志摩的诗》中另外一倾向上，如《雪花的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飏，飞飏，飞飏，——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麓，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飏，飞飏，飞飏，——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飏，飞飏，飞飏，——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藉我的身轻，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这里是作者为爱所煎熬，略返凝静，所作的低诉柔软的调子中交织着热情，得到一种近于神奇的完美。

使一个爱欲的幻想，容纳到柔和轻盈的节奏中，写成了这样优美的诗，是同时一般诗人所没有的。在同样风格中，带着一点儿虚弱，一点儿忧郁，一点病，有《在那山道旁》一诗。使作者的笔，转入到一个纯诗人的视觉触觉所领会到的自然方面去，以一种丰富的想象，为一片光色，一朵野花，一株野草，付以诗人所予的生命，如《石虎胡同七号》，如《残诗》，如《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皆显示到作者性灵的光辉。正以排列组织的最高手段，琐碎与反复，乃完全成为必须的旋律，也是作者这一类散文的诗歌。在《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一诗中，则作者的文字，简直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了。

“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作者文字的光芒，正如《在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一诗中所说及。以生命的洪流，作无往不及的悬注，文字游泳在星光里，永远流动不息，与一切音籁的综合，乃成为自然的音乐。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青天，白水，一声佛号，一声钟，冲突与和谐，庄严与悲惨，作者是无不以一颗青春的心，去鉴赏，感受而加以微带矜持的注意去说明的。

作者以珠玉的散文，为爱欲，以及为基于爱欲启示于诗人的火焰热情，在《翡冷翠的一夜》一诗中，写得最好。作者在平时，是以所谓“善于写作情诗”而为人所知的，从《翡冷翠的一夜》中看去，以“热情的贪婪”称呼作者，并不为过甚其词。《再休怪我脸沉》这首诗，便代表了作者整个时创作重心。同时，在这诗上，也可看到作者所长，是以爱情为题，所有联想如何展开，如光明中的羽翅飞向一切人间。在这诗中以及翡冷翠的一夜其他篇章中，是一种热情在恣肆中的喘息。是一种豪放的呐喊，为爱的喜悦而起的呐喊。是清歌，歌唱一切爱的完美。作者由于生活一面的完全，使炽热的心，到另一时，失去了纷乱的机会，反回沉静以后，便只能在那较沉静生活中，为所经验的人生，作若干素描，因此作者第二个集子中，有极多诗所描画的却只是爱情的一点感想。俨然一个自然诗人的感情，去对于所已习惯认识分明的爱，作虔诚的歌唱，是第二个集子中的特点。因为缺少使作者焦躁的种种，忧郁气分在作者第二个集子中也没有了。

因此有人评这集子为“情欲的诗歌”，具“烂熟颓废气息”。然而作者使方向转到爱情以外，如《西伯利亚》一诗，那种融合纤细与粗犷成一片锦绣的组织，仍然是极好的诗。又如《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那种和谐，那种离去爱情的琐碎与亵渎，但孤独的抑郁的抽出乡情系恋的丝，从容的又复略近于女性的明朗抒情调子，美丽而庄严，是较之作者先一时期所提及《在那山道旁》一类诗有更多动人处的。

在作者第二集子中，为人所爱读，同时也为作者所深喜的，是一首名为《海韵》的长歌。

“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留恋

这黄昏的海边？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回家我不回，我爱这晚风吹”——

在沙滩上，在暮霭里，有一个散发的女郎，——

徘徊，徘徊。

“女郎，散发的女郎，你为什么彷徨

在这冷清的海上？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你听我唱歌，大海，我唱，你来和。”——

在星光下，在凉风里，轻荡着少女的清音——

高吟，低哦。

“女郎，胆大的女郎！

那天边扯起了黑幕，这顷刻有恶**，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你看我凌空舞，学一个海鸥没海波。”——

在夜色里，在沙滩上，急旋着一个苗条的身影，——

婆娑，婆娑。

“听呀，那大海的震怒，女郎回家吧，女郎！

看呀，那猛兽似的海波，女郎，你回家吧，女郎！”

“阿不，海波他不来吞我，我爱这大海的颠簸！”

在潮里，在波光里，啊，一个慌张的少女在海沫里，磋跎，磋跎。

“女郎，在哪里，女郎？

在哪里，你嘹亮的歌声？

在哪里，你窈窕的身影？

在哪里，啊，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没了星辉，这海边再没有光芒；

海潮吞没了沙滩，沙滩上再不见那女郎，再不见女郎！

以这类诗歌，使作者作品，带着淡淡的哀戚，搀入读者的灵魂，除《海韵》以外，尚有一风格略有不同名为《苏苏》的一诗。

苏苏是一个痴心的女子，象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

象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

来一阵暴风雨，摧残了她的身世。

这荒草地里有她的墓碑，淹没在蔓草里，她的伤悲；

淹没在蔓草里，她的伤悲——

啊，这荒土里化生了血染的蔷薇！

那蔷薇是痴心女的灵魂，在清早上受清露的滋润，到黄昏时有晚风来温存，更有那长夜的慰安，看星斗纵横。

„„„„

关于这一类诗，朱湘《草莽集》中有相似篇章。在朱湘作《志摩的诗评》时，对于这类诗是加以赞美的。如《大帅》、《人变兽》、《叫化活该》、《太平景象》、《盖上几张油纸》等等以社会平民生活的印象，作一度素描，或由对话的言语中，浮绘人生可悲悯的平凡的一面，在风格上，闻一多《死水》集中，常有极相近处。在这一方面，若诚如作者在第二个集子所自引的诗句那样：

“我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我只要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

则作者那样对另一种做人的描写，是较之对“自然”与“爱情”的认识，为稍稍疏远了一点的。作者只愿“安分”做人，这安分，便是一种奢侈，与作者凝眸所见到的“人”是两样的。作者所要求的是心上波涛静止于爱的抚慰中。作者自己虽极自谦卑似的说自己不能成为诗人，引用着熟人的一句话在那序上，但作者，却正因为到底是一个诗人，把人生的另一面，平凡中所隐藏的严肃，与苦闷，与愤怒，有了隔膜，不及一个曾经生活到那现在一般生活中的人了。钱杏邨在他一篇评论文章上面，曾代表了另一意见，由作品追寻思想，为《志摩的诗》作者画了一个肖像。但由作者作品中的名为《自剖》中几段文字，追寻一切，疏忽了其他各方面，那画像却是不甚确切的。

作者所长是使一切诗的形式，使一切不习惯的诗的形式，嵌入自己作品，皆能在试验中契合无间。如《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如《客中》，如《决断》，如《苏苏》，如《西伯利亚》，如《翡冷翠的一夜》，都差不多在一种崭新的组织下，给读者以极大的感兴。

作者的小品，如一粒珠子，一片云，也各有他那完全的生命。如《沙扬娜拉》一首：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读者的“甜蜜的忧愁”，是读过这类诗时就可以得到的。如《在那山道旁》、《落叶小唱》，也使人有同类感觉。有人曾评作者的诗，说是多成就于音乐方面。与作者同时其他作者，如朱湘，如闻一多，用韵，节奏，皆不甚相远，然诸人诗中却缺少这微带病态的忧郁气分，读者从《志摩的诗》所得到的“甜蜜的忧愁”，是无从由朱湘闻一多作品中得到的。

因为那所歌颂人类的爱，人生的爱，到近来，作者是在静止中凝眸，重新有所见，有所感，作者近日的诗，似乎取了新的形式，正有所写作，从近日出版之《新月》月刊所载小诗可以明白。

使作者诗歌与朱湘、闻一多等诗歌，给读者留下一个极深印象，且使诗的地位由忽视中转到它应有位置上去，为人所尊重，是作者在民十五年时代编辑《晨报副刊》时所发起之诗会与《诗刊》。在这周刊上，以及诗会的座中，有闻一多、朱湘、饶子离、刘梦苇、于赓虞、蹇先艾、朱大诸人及其作品，刘梦苇于十六年死去。于赓虞，由于生活所影响，对于诗的态度不同，以绝望的，厌世的，烦乱的，病废的情感，使诗的外形成为划一的整齐，使诗的内含又浸在萧森鬼气里去。对生存的厌倦，在任何诗篇上皆不使这态度转成欢悦。且同时，表现近代人为现世所烦闷的种种，感到文字的不足，却使一切古典的文字，以及过去的东方人的惊讶与叹息与愤怒的符号，一律复活于诗歌中，也是于先生的诗。朱湘有一个《草莽集》，《草莽集》中所代表的“静”，是无人作品可及的。闻一多有《死水》集，刘梦苇有《白鹤集》，„„

诗会中作者作品，是以各样不同姿态表现的，与《志摩的诗》完全相似，在当时并无一个人。在较新作者中，有邵洵美。邵洵美在那名为《花一般罪恶》的小小集子里，所表现的是一个近代人对爱欲微带夸张神情的颂歌。以一种几乎是野蛮的，直感的单纯，同时又是最近代的颓废，成为诗的每一章的骨骸与灵魂，是邵洵美诗歌的特质。然而那充实一首诗外观的肌肉，使诗带着诱人的芬芳的词藻，使诗生着翅膀从容飞入每一个读者心中去的韵律，邵洵美所做到的，去《翡冷翠的一夜》集中的完全，距离是很远很远的。

作者的诗歌，凡带着被抑制的欲望，作爱情的低诉，如《雪花快乐》，在韵节中，较之以散文写作具复杂情感的如《翡冷翠的一夜》诸诗，易于为读者领会。

第四篇：汪曾祺的文学思想

浅析汪曾祺的语言观

2010级汉教四班 舒伟重 20100511560

摘要：汪曾祺是新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的语言风格别具特色，对当代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性情和文学涵养，以及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形成了他特有的语言观。本文将简单的探讨一下汪曾祺别具特色的语言观，为大家展示一位语言大师的无与伦比的语言魅力。

关键词：汪曾祺 语言 文学 本位 性情

认识汪曾祺，是被他的一篇小说《受戒》所折服。自然、清新、朴实的语言风格，没有多余的修饰，却蕴含着深深地文化含蕴，读来意味无穷。而这样的语言就是来自他自身的性情，乐观、童心未泯、有涵养，在我看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语言表现一个人的真性情，它不只是载体, 而是本体，它包含着深深的文化内涵，需要不断斟酌与创新。

一、语言是性情的体现

一个人的风格和他的气质是有关系的。任何真正的艺术，无不体现着艺术家的真性情，汪曾祺十分赞同这个观点。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这个人在逆境中还能感受生活的快乐”。他喜欢写诗和作画，他迷恋着民间的自由自在，品味着民间的乡俗小曲和人生艺术。他写小说也不是谋求什么功利，表现着明显的自娱色

彩。有人说这是他的“士大夫气”。实际上，他是一个在多下玩耍的珐子，遇见只小狗他要逗一逗，碰上个石子他要蹋一脚，捡一根草棍也要玩弄半天，这便是他的小说的结构，这便是他的小说为什么像散文的原因。因此，他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热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交流，溶为一体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民族永不衰老。”也就只有这样的性情，才能写出如此有特色的文章，这是人们喜欢它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此深深地包含着自己的真性情。

“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汪曾祺的语言表现为少浮词、不渲染，质朴、自然的艺术特色，在他的小说中，几乎很少有夸张、对偶、隐喻等，这使得他的语言读起来，犹如清水出芙蓉般的清新、单纯、平淡，细细读来，韵味十足。《受戒》的开头这样写道：“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打谷场。三面都是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这与现实在是平淡自然，高山就是高的山，大树就是大的柳树，完全没有多余的修饰，却犹如简单的几笔线条的勾勒，显得别有一番韵味。

二、语言的本体观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是汪曾祺谈文学语言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篇。他说:“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这里，“重视语言”是指中国作家已开始从重视文学的思想转向对语言的关注；“语言的重要性”,根据他后面的解释,指语言不是文学的形式，只承担载体的功能，而是文学的本体。他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说,“语言不只是载体, 而是本体”(《思想·语言·结构》)，他多次提到语言的本体地位,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选择了传统与创新的融合, 认为语言在文学中承担着“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功能，其中“本体”功能是文学语言的根本功能。这是他对文学语言的根本看法。

传统语言学认为, 语言是表现思想、传达感情的工具。在这种语言观的影响下,文学语言就自然成为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成为一种“装载”作家精神的载体。汪曾祺对文学语言的看法独特，新颖。他一直反对“语言”的“工具论”,认为“语言不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小说里的思想和语言》)这种语言本体的观念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风格。

三、语言的文化内涵

汪曾祺曾做了一篇《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世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因此语言不是外在的东西。语言和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分离。“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这

里所指的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我们的语言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别人完全没有讲过的„„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汪曾祺十分注重语言的文化内涵，所以它的每篇小说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化积淀。

如他的小说《受戒》的结尾处的写景“芦花才吐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只一只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仅从字面把每句拆开看，只是一句句普通的话，但把它们放在一起，顿时韵味十足，意味深远。不禁让人想到明子和小英子朦朦胧胧、青涩纯洁的初恋以及他们未来的美好未来。在这些简简单单的句子背后，都透露着汪曾祺身后的文化含蕴。

在汪曾祺看来，文化不是通过语言而表现的, 语言就是文化。因此表现什么文化就用什么语言，汪曾祺看到了语言与描写对象的关系, 如他在评价林斤澜的作品时说, “《矮凳桥》 则基本上用的是温州方言。这是很自然的事, 因为他写的是温州的事。„„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一个作家对传统文化和某一特定地区的文化了解得愈深切, 他的语言便愈有特点。”(《林斤澜的矮凳桥》)其实, 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之所以独特, 就在于他对特定文化的深切了解, 脱离文化, 语言就成了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语言与作者的关系, 认为语言是作家的脸面,是作者文化修养的直接体现，“作

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探索一个作家的气质、他的思想, 必须由语言入手, 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自报家门》)作者的文化修养在语言中暴露无遗。

四、语言需斟酌与创新

汪曾祺在《“揉面”——谈语言》一文，将语言比喻成“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劲道，有劲儿„„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鸡鸭名家》中汪曾祺写炕房师傅余老五在抗机房里工作：“„„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湿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缠绵的含情怀春似的异样感觉：余老五身上也有着一种‘母性’。他正验着一个一个生命正在完成。”

在仔细的斟酌中，汪曾祺还提倡着创新。他鼓励“自铸新词”，但又说“语言的独创，不是去杜撰一些‘谁都听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语言要斟酌，要创新，但不能太玄，人物对话要与人物贴近，应该“普普通通，家长里短，有一点人物性格，神态，不能有多少深文大义”叙述、描写的语言也同样要和所写的人物“靠”。汪曾祺说：“小说里所描写的景物，„„得和所写的人物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就是说，小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渗透了人物。写景，就是写人。”（《揉面——谈语言》）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汪曾祺 文论卷，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五篇：论沈从文《边城》的民俗特点

论沈从文《边城》的民俗特点

白 李 东

[内容摘要]：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最突出的特色是其所表现出的浓郁的地方和民俗风情。作者怀着对故土的无限眷恋和热爱，用他那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怀，清丽流畅的文字，精心描绘出一幅千里沅水及各支流两岸灵秀的风光和边城人民独特世态人情的画轴。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质朴、憨厚人性美的赞美和追求。

[关键词]：民俗风情 地方特色 婚恋方式 古朴浓郁 淳厚质朴

沈从文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的作品特别注重表现人性美。中篇小说《边城》就是他表现人性美的典范之作。作品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通过湘西儿女翠翠、天保和傩送之间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边城》最突出的成就在于沈从文用他那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怀、清丽流畅的文字，精心描绘出湘西的灵秀风光和边城独特的世态人情的画卷，特别是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浓郁的民俗特色，大大地增加了小说的风采和艺术魅力。小说中，倾注了作家的整个身心，他不仅为“乡土文学”增添了风采，更为现代文学宝库注入了新的内容。

（一）形成沈从文《边城》别具一格的民族化特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沈从文颇富传奇色彩的经历，使他对故乡—湘西有着深切的了解和浓烈的感情，使他进一步认识了湘西地区民俗特殊性。十四岁独立生活以后，他在沅水流域漂流闯荡，当过土著军队中的司书，警察所的办事员，出版社的校对„„。正是由于这种颇富传奇色彩的经历，使他对下层社会及民众有着透彻的了解和认识，他以“乡巴佬”的执著，将湘西沅水的神韵融化在了他的血液中，形成了他特有的性格及爱憎方式和哀乐方式。也正是这种“乡巴佬”的纯情，才使他写出了像《边城》这样充满民俗味的作品来。其次，湘西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孕育了她独特的民俗风情，为《边城》的产生提供了丰润的土壤。湘西，西南闭锁、边远的一隅，是“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的地方”。[1]（P4）他既是历代统治者文治武功的结果，又是保留楚文化的区域。惶惑不安的苗蛮民族不惜以血的代价在这个封闭、落后的边陲极地生存着，创造着。苍老的苗民们过着苍老的生活，沅水流域便是他们活动、演练的舞台，他们不是用文字记载着楚文化的历史，而是用民俗加人情在延续着楚文化。这些都为楚文化余绪哺育大的沈从文提供了大量的有血有肉的楚文化因子，他拥抱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村落与山野。因此可以说，是湘西这片神奇奇特的土地孕育了沈从文和他的小说《边城》，而湘西独具风韵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世态人性在《边城》中又得以充分的体现。

（二）小说《边城》以特有的湘西民族风情，表明了作家对民族意识和人物心态的深刻关注，在小说中，沈从文以一种热忱的和抨击的态度对民族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又多与民俗中的陋俗相连）“作了一种善意的记录”，同时“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2]这是他的《边城》中民俗特色的风格之一。

《边城》对民族意识和人物心态的深刻关注，大都熔铸在了民俗描写之中，小说中，没有浓烈的“火药味”，没有刀光剑影，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更没有游离于作品之外政治说教，而恰恰在这种看似轻松，充满诗意的民俗风情的笔调中，作者给我们拉开了边城人生活的帷幕。边城的“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的每个人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小城中生活的，各人自然也一定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人事爱增必然的期待”。老船夫五十年来任劳任怨，为小城的人们尽职尽责地把船渡来渡去，仿佛不能同这一份生活分开；翠翠总是在爷爷的面前撒娇，她在一天天成长着，在原本没有希望的日子里傻傻地幻想着，期待着；水手们在每个静寂的日子里在沅水上熟练地撑着船来来回回，可他们却无法驾驶自己的命运之船，生活对他们最有意义的就是在小城里买卖船只，买卖媳妇；淳朴重义的妓女白天一边做鞋子或绣花抱肚，一边看过往的行人，消磨长日。夜里，她们接待商人或水手，切切实实地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没有人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责与轻视；大方洒脱的顺顺父子三人喜欢交朋结友，慷慨而能济人之急。他们与生活抗争着，希望永远作生活的强者，可她们终究无法超越“自然”和“人事”，把握自己的命运。边城人就是这样，在每一个静寂的日子里生存着，抗争着，创造着。他们无法预料明天将发生什么，更无法把握明天，只是各自在分定的一份日子里，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作者对所有的故事的描写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非常沉重，包含着作者对边城人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因为在边城，美丽与落后并存，淳朴和愚昧同在。边城人整体的意识和人们的心态在小说细腻的描写中表现的细致入微。边城人独特的衣食住行习俗、生产交易习俗、婚丧礼仪习俗、民众传统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等民俗特色，在边城的这种洋溢着诗情画意和浓厚的地方特色特殊环境中得以表现，社会背景与矛盾被诗化了、淡化了。优美的边城风景画和迷人的边城民俗画，散发着清新的气息，与作品中人物的生活、行为方式、人物独具的风采，浑然交融。

（三）作品通过翠翠、天保和傩送之间苦涩而美丽的爱情故事，再现了边城人独特的婚恋方式，这是沈从文《边城》的又一民俗特色。湘西，原是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以后，湘西人仍停留在原始或半原始的落后状态，当然这里的风俗习惯也就滞留在原始的落后状态，作为民俗现象之一的婚俗就不能不浸染上这历史的痕迹。《边城》中翠翠的母亲与父亲不顾世俗，大胆地追求爱情，一个违背了军人的责任，一个怀了羞愧，两人终因不能容于世俗而双双殉情，留下了一段凄惨而美丽的故事。作为新一代的翠翠，她总是那么害羞，爷爷一提起这方面的事，她总是脸红，假装生气。她心中却被爱情的火煎熬着，不敢面对自己的感情。当傩送来过渡时，假装生气。她却不敢见他，采取了逃避的方式，躲到树林子里去了。她只能一个人偷偷地幻想着，在夜里做着大胆的梦，将自己的渴望驰骋于梦中。傩送同样表现出了他性格的懦弱。他虽然敢追求翠翠，敢在夜里为翠翠唱情歌来表明自己的情意，可当哥哥天保因翠翠而死后，他心中虽然仍深爱着翠翠，可他却没有勇气冲破世俗的羁绊，驾驭起承载他与翠翠幸福的船，他也采取了逃避的方式而下江去了。他们为人们留下了又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追溯两代人爱情悲剧的根源，我们不难发现，其根本原因是社会原因，即边城原始的、保守的婚恋习俗，其直接原因是人物本身的思想弱点。这种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在边城这样独特的社会背景中，无论是像翠翠的母亲和父亲那样大胆追求，还是像翠翠、天保和傩送那样姑息逃避，边城人的婚恋永远都无法摆脱社会习俗的影响。即使与世俗妥协，他们的爱情故事也只能以另一种悲剧方式来演绎。此外，边城人对爱情的表白方式也独具特色，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走车路，就是让父母做主请媒人正正经经地说，很显然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另一种是走水路，就是男方为女方唱三年零六个月的歌，“在日头下唱热情的歌，在月光下唱温柔的歌，像只杜鹃一样一直唱到吐血喉咙烂”。[3](P26)傩送也曾这样为翠翠唱歌表明自己的心意，想用歌声打动翠翠。这种求爱的方式令人感动，它体现了一种古朴的美。但如果深究这种求爱的方式的起源，就会发现它类似于鸟类用呼唤的方式求爱。由此可见，边城的民俗是优美的，又是野蛮的。正是由于受边城的原始的、半原始的民俗的影响，这里的婚恋方式才显得独具特色。

（四）《边城》的民俗特色还表现在在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待中，对一种淳厚的“爱”与“美”的人性及人生的讴歌中，折射出一种古朴的民俗美，特别是作者所描绘的边城人唱山歌和端午节赛龙船的风俗画，更是令人心驰神往。

沈从文是一位来自民间的作家，他的小说带有湘西边地人民特有的淳厚质朴的品格，带有那地方特有的气息、色彩和声响，他的根是深深扎在民间的，也是扎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文化传统中的，他常以一种眷恋和颂扬的心态来讴歌湘西人民的民俗美。因为任何一个热爱人民，来自民间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都不会不接触民俗，所以当他进行艺术创作时，很自然地在笔端就溶进了对湘西语言民俗、民间游艺形式、岁时节令、婚姻民俗等的描写。沈从文的家乡流传着许多民歌，并盛行唱山歌的风俗，在他的《边城》中真切地表现了这一民俗事象。小说中老船夫便“提到本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边地”。小说中翠翠在祖父进城，自已在渡口守船时所唱的那首充满稚气的民歌更是令人难忘：“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名称钏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4](P4)这首不完整的民歌，恰恰在无所谓、不完整中给人一种“残缺美”，这种无意识的轻歌曼叹，唱出了翠翠面对贫富差别的现实不满，唱出了她的忧郁和愤恨。还有傩送给翠翠唱的情歌，那么健康，那么优美、动人，表达了他真挚、炽热的感情，作品中溶入这些民歌后，使得作者要极力渲染的那种边地人民的心灵美、人情美、民俗美更加浓郁了。

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这些节日中，最易显示出各民族的民俗特征。沈从文的《边城》也没有放过对这一民俗的描写，而是极力描摹，使其成为这篇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小说中，作者较为细腻地描绘了边城端午节赛龙舟的民俗，从赛龙舟时人们的装束、打扮到龙舟的形状，及其龙舟竞发的场面，都刻画的细致入微。那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色的龙舟，头上和腰间缠着红布的青年浆手，那起劲的鼓声，离弦而发的长龙，还有两岸无数观战的人的呐喊助威，那红火的近似疯狂的抢鸭子的场面，甚至还没有尽兴的赛手们在月光下玩上个半夜的情景，这些酣畅淋漓的场面描写，古老而健康的风土人情，正反映了边城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5](P125)沅水一带特有的地方风情，边城人民粗犷放达的性格和心理，都在这龙舟竞赛的民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渲泄。

以上我用艰涩的笔，对沈从文《边城》的民俗特色进行了表面、肤浅的分析，尽管它是如此的稚嫩、纤弱，但这表明了我对《边城》的热爱和倾注。他小说中的民俗特色，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边城下层人民的悲苦与期望，这些民俗的描写与渲染，是作者的情思所致，是与作品的整体有机结合的，它是一种气氛，一种氛围浸润中的环境，人物便是在这种已经情绪化了的环境中生息、活动、创造、哀怨、抗争。沈从文的《边城》之所以为人们所喜受，正是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正是因为这些民俗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说的风采和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散文精编·前言[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6.[2]沈从文.沈从文散文精编〈湘西·引子〉[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6.[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十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4.[4]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5]钱谷融.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选读〈边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