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第一篇：浅谈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浅谈 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摘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是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但两者有很大的差异。电影与小说虽有相似点但又有不同之处，首先，电影改变了小说的主旨；其次影片与小说相比多了些人性，没让《活着》走极端；再次，影片中不仅增强了幽默感而且升华了主题；最后，在拍摄的时候没有张艺谋导演没有跳过历史，运用了反讽手法真实的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Abstract: The article made a comparison between Yu Hua’s novel “still living ”and Zhang Yimou’s movie of the same name.The two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The film had the same place but it also had some different places.Firstly , the film

changed

the

theme

of

the

novel.Secondly ,compared with the novel the film had increased some humanity.Thirdly ,the film was not only increase the humor but also

sublimated the theme.Finally ,when take the film director didn’t jump the history.On the contrary ,he used the mock methods to

reflect that era ,which

brought many pains to people.关键词：《活着》；余华小说；张艺谋电影；改编；审美视角

一、小说与电影两种“活着”的审美视角

张艺谋导演改编余华小说《活着》再一次给人们带来了视觉和心灵的震撼。通过影片和文本之间的对读我们可以发现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与余华的小说文本《活着》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他对小说的改编也做了不少变动，而且削弱了小说对受难本质承受的程度。

1．从忍耐到苟且的生存方式

《活着》的基本主题是为“活着”而“活着”受难式主题。在遭受生活的苦难时，福贵没有反抗只是默默的忍受，小说的主题是生命的受难本质。在与苦难命运的滑行过程中，死亡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年轻的时候因为赌博，福贵不但把自己富足的家弄的倾家荡产，而且还活活的把爹给气死了。福贵从这件事上获得了一种极度的精神震撼和道德警醒，从而使自己慢慢地改变了玩世不恭的个性，意识到生命存在的责任和意义。特别是当他被抓去当壮丁经历死里逃生之后，更加深刻体会到活着的艰辛和对家人的思念。可是苦难却并没有因为他的改变放慢脚步，相反变得变本加厉；首先是儿子有庆被车撞死，原本幸福的家庭瞬间瓦解。接着是女儿凤霞的意外的死亡，妻子病逝，然后是女婿二喜被砸死和唯一疼爱的外孙也离他而去。面对亲人相继被死神夺去了生命，福贵的韧性就犹如系千钧于一发，柔韧而不断，他比别人更有死的理由，然而他却活着！因为在一切都被剥离殆尽后，空余活下去的诉求之时，方显出“活着”的缄默和超然的力量。“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本身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①在命运面前，任你怎么愤怒和反抗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宽

容、容纳和接受。福贵的生存愿望是能够平平安安的活下去，因此他很少与别人发生冲突，除了年轻的时候嚣张一点，他几乎都是安安分分的老实的农民。而福贵 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忍耐生活带给他的不公正和灾难。面对自己亲人相继离去，虽然对他的伤害很大，但这更加深了他对苦难生活的承受能力与忍耐意志。福贵就是“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坚强的活着。”而电影却挣脱了小说的羁绊，把镜头更切近国人的存在感：“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就是褒义的“苟且”，一种在现实的打压下得过且过、苟延残喘的生存意识。电影中福贵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那些所谓的理想抱负早已灰飞烟灭，都抛之脑后了，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的活着。电影淡化了小说对忍耐的渲染，相反更显现出人物的苟延残喘的活着。当福贵从战场回来时，家里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母亲已经离开人世，女儿成了哑巴。虽然家中一贫如洗，却因为家庭的温暖而倍感欣慰。所有的这些亲情间的温暖，使得福贵更重视家庭珍惜家人，不断地激发了他对活着的渴望。也正是因为经历过的苦难，使得福贵越来越苟且的活着。福贵在战场上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当他看到成千伤兵全部被冻死时而感慨道：“可得好好活着”；在枪毙龙二时犹如惊弓之鸟，以为打中了自己，慌乱中抱着柱子尿了裤子；当他得知祖房被焚，为了明哲保生，反而一口咬定烧的是“反革命的木头”五十年代大跃进运动中，有庆为了教训欺负姐姐的孩子，将一碗装满辣椒酱的面条倒在那小孩头上。被其家长斥为“搞破坏，破坏大食堂，就是破坏大跃进。”当时这样荒唐的罪名是被人们认可的。面对工友的责骂和被指责道是“破坏大跃

进时”，吓得福贵呵斥有庆道歉并因此打了倔强的孩子。当个人生存被压缩到极小空间时，福贵在残酷现实面前只能逆来顺受，忍辱求生，并在夹缝中残存着几分欢乐。

2．从残酷到温情不让活着走极端

小说给我们描述的是福贵一家三代在长达40年的生活中相继死去，只剩下福贵一个人。我们读到的《活着》除了苦难还是苦难，而且更令我们惊讶的是余华对苦难的叙述竟是如此的冷静，他选择的是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来写出整个故事。就如他在日文版自序中写到：“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的福贵虽然经历苦难，但是他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②他让所有的人物、场景、世事沧桑的人间图自我呈现出来，对此他没有做任何的删补和评论。相反，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则倾注了他本人所有喜怒哀乐，有欢笑有悲伤，有重逢有离别，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该煽情的地方就煽情”。电影与小说相比多了些人情味，比如电影《活着》在结尾处，福贵还拥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家庭。而小说《活着》给我们展示的却是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一家人老老小小全都死光了，只剩下福贵一个人和一头老黄牛对话，这是很令人诧异的。小说所要表现的是异态的生活，而且具有偶然性和戏剧性。而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所描述的是大众化的，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所以他没有让电影

走极端，相反给福贵留下了中国人所谓的“根”。中国人最怕的就是断子绝孙，如果在一部电影中死那么多人，反复的渲染悲伤情绪，不仅是拍电影的忌讳而且观众也很难接受。因此到了张艺谋手里，电影的整个色调虽是阴暗的，但小说的那份沉重却被稀释了。影片中人物命运没有原来那么悲惨，戏剧化成分也有所降低。生者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张艺谋稀释了小说对残忍的迷恋和过分的戏剧化。首先影片减少了富贵父亲死的悲剧性，福贵的父亲是在一气之下干净利落的死去而不是在贫穷和悲伤的折磨下死去。其次，删掉了迫于生活的无奈，为了儿子上学而卖掉凤霞的这一悲惨情节。再者，影片中没有向人们展示文革期间的文攻武斗的血腥场面，就连村长惨遭毒打也未曾提及。最后，影片中的有庆是死于意外，而不是被残忍的抽血死去的。电影只截止于凤霞的死，而电影的末尾就是个温馨的长镜头，表现出了活着的福贵、妻子、女婿及外孙的生活画面。这四口之家围桌吃饭的镜头长达2分钟，其时间几乎同现实时间等同，显现着生命的平凡延展和不灭希望。福贵与妻子、女婿和外孙一同生活的片尾镜头，就孕育着生之希望。福贵曾对儿子和外孙都讲过，小鸡养大后就变成了鹅，鹅长大变成羊，羊又变成牛„„文革时对儿子说“牛以后，就是社会主义了”，呈现出政治浪漫主义在老百姓心中的幻想，并将其化成能活得更好的现实动力；而文革后又对外孙说牛以后“日子就越来越好了”，使得乐观明朗的情绪上升。

3． 电影《活着》的幽默感增强和主题的升华

张艺谋导演改编的电影《活着》与小说相比多了一些幽默，而小说一

直都处于一种叙说的状态中，以一种近乎冷淡的态度叙述人物的生死。而电影却在一个悲剧故事中穿插了幽默，使得悲喜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境界。张艺谋导演利用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富有幽默的语言进入到电影中，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时候不仅会为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哭泣，而且也会生活中发生的趣事笑一笑，从而让影片更好看些。《活着》中那些带有幽默的语言和动作大多数集中在福贵、镇长和二喜的身上，导演之所以这样设计的好处在于，让他们的生活能够笑笑，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活下去，而且活的好一点，导演在拍电影的时候调入“明亮的色调”，比如幽默的语言的添加使电影增彩不少。电影中有 一个片段是有庆报复欺负姐姐的小孩，在大食堂用辣椒酱的面条，不动声色地从后面倒在那孩子头上；还有福贵在大炼钢广场上为大家唱戏，有庆为替姐姐出头，不但没得到父亲的支持，相反却被父亲打了一顿，有庆一直也因为这件事情生父亲的气，于是就与母亲合谋“惩罚”他，端了一碗酸辣汤给他喝，结果喷在了屏幕上，让他唱不成戏，福贵父子追逐的身影和人群笑声形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当然，这种喜剧氛围并未脱离悲剧的原调，是一种“苦中作乐。他在戏中增添了皮影戏只不过是想让这部戏拍的好看一点，热闹一点以减少观众对死亡的恐惧感，同时皮影戏也能够让福贵从那苍茫的唱腔中释放出他内心被压抑的情感，以减轻他的精神负担，让他更能从容面对生活带来的苦难。福贵在赌场唱的那段戏让人开怀大笑，这也符合张艺谋对“好看”电影的审美追求。总之，电影比小说多了些人性化，从而能更好的体现出小说的人文精神。福贵一家在影片中的悲惨遭遇只是层面上的故事，影片的主旨是在演绎人在世与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境况，再去展现张艺谋宿命论的人生观。贯穿整部电影的皮影戏就是这一主旨的重要依据。把皮影戏引入电影中是张艺谋匠心独运的尝试。皮影戏使活着的故事演化成三层，福贵一家的故事，皮影戏的故事，以及人类的故事。人在世上的双重角色在他和玩偶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现实。一方面，人是玩偶的操纵者；另一方面，人却如同玩偶被一种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操控。福贵一家人在电影中的悲惨命运具有浓烈的宿命色彩；更为人如同玩偶这一比喻增加了不可或缺的脚注皮影戏绝不是有些人想象的所谓的玩噱头，皮影戏是《活着》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但增添了观众视觉的享受，更是把电影的主题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境地。

4．反讽的艺术手法成为了亮色基调

再者就是，电影很好的运用了反讽手法，《活着》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40年代到70年代，这中间有30年的跨度。其中影片中涉及到土地改革，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人物的命运也与政治背景有直接的关系。余华的《活着》就整个故事的结构来说也覆盖了近百年的历史，而且中国的历史的每一个重要片段，如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大炼钢，三年自然灾害，文革„„都在福贵的家庭中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但是在余华的笔下这些历史却显得很平淡，而福贵家中发生的一些

悲剧似乎只是无意中碰到的灾难，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悲壮并不冲突。这也就说明，余华的叙述的叙事目标并不是强化历史的悲剧性而关注于人物“活着”的受难方式和过程。相反在电影中张艺谋导演并没有跳跃这段历史而是很真诚的面对历史，演绎出了历史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与悲剧。其中电影中最后一场高潮戏是医院里革命小将夺权，老的大夫都被冠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二喜为确保妻子能够顺利生产，于是从牛棚里将王大夫带到医院来，并一脸正派的对红卫兵解释的话，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而颇为讽刺的是当红卫兵们没有处理过紧急情况而求助于王大夫时，他却因为饥饿吃了所有馒头而噎晕过去，导致凤霞悲惨地死在母亲的怀抱里。表面看来这是一出怪诞奇异的喜剧，但却深层蕴涵了“反讽”意味。医院的那场戏虽然很荒诞但是却来源于生活。张艺谋的电影里，时代的烙印被人为的扩大而 加深，反映那个时代带给人们的荒谬与痛苦。这种荒谬感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里被人为的放大。比如在影片中，二喜带着工友们去给福贵家粉刷墙壁，一个路人跑来对福贵夫妇说：“福贵不好了，你们家出事了，我看见一帮造反派正抄你们家呢。③ ” 生活化的动作、语言变成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冷嘲热讽，在影片里并不少见，就连二喜与凤霞的婚姻也变成了政治婚姻，他们在毛主席的头像前举行的婚礼，让人忍俊不禁，二喜和村长的一番话也使人感到啼笑皆非。大炼钢时期，炼钢的场面热闹非凡，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积极参与热情高涨，信心十足地超过英美。这与实际情况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二、改编的电影《活着》是回归还是创新？

电影《活着》是回归还是创新，关于这一问题争议很大。人们似乎对什么是回归后什么是创新，已经有了一个既定的看法。但是电影的形式和方法就那么多，无所谓新旧。电影《活着》是第五代导演拍摄的一部通俗剧，电影中少了造势和渲染，打破了观众对电影的一种定式欣赏。《活着》是老老实实地，实实在在地以一颗普通老百姓的心去展示小人物的心态，这不仅让外国观众欣赏到了东方的人文色彩，而且与他们直接沟通，因为《活着》里普通人物的生活和感情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在欣赏上是不会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和道德观所影响的。同时也改变了外国观众欣赏中国电影的习惯，让他们真正喜欢上中国的故事，真正喜欢上中国的普通人，真正喜欢中国人的感情，而不是纯粹的喜欢中国电影中的那些神秘画面，那些离奇的风土民俗，那些炫耀的色彩。电影《活着》打破了余华那种以旁观者的态度向人们展示出福贵的悲惨命运，影片中导演赋予了丰富的情感，添加了许多人情味和幽默感，削减了小说的残忍和冷漠，让人们在遇到挫折和困难是能够勇敢坚强的活下去。注释：

① 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② 余华：《活着·日文版自序》，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③ 张艺谋：《活着》，主演葛优（饰福贵）巩俐（饰家珍），1995年

参考文献: ① 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

② 李尔葳：《张艺谋说》，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 ③ 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 ④ 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

第二篇：重读余华小说《活着》有感

忍受·活着·苦难

——重读余华小说《活着》有感

曾经的大学现代文学老师对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余华非常推崇，为了通过这位余华崇拜者老师的课程，我读了不少余华的作品。现在看来，颇有点儿拍马屁的意味。

马屁虽然拍了，但一直都不太喜欢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在我看来，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暴力与残杀为特征，用冷酷的笔调构建了一个个充斥着血腥的世界——他总是用一种残酷的描写来揭示人类生存中的某种真实。这种血淋淋的真实，莫名让人觉得害怕。

所以通过那位老师的课程后，很多作品都被我选择性地遗忘。

唯独没有忘记的，则是《活着》。这是我阅读过的余华文字中，少有地注入温情、流露出一种悲悯情怀的作品。

忙里偷闲，再次捧起《活着》，重新感受到的是作品中那深切的人文关怀，重新感悟到的是作品带给人生命的感悟和心灵的抚慰。

《活着》讲述了“我”在农村收集歌谣的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耕田的老农民福贵在“茂盛的树下”给“我”讲述关于他自己的心酸故事——展示了他屡遭磨难而始终乐观生活、超然面世的生活经历。

主人公取名福贵，但事实上却是既无福又无贵，大吉大利的名字和他心酸坎坷的身世相对照，“福贵”二字所蕴涵的全是难言的苦难。

作家将小说的背景设置反应真实的生存境地：“做了手脚”、“挖了个坑让往里面跳”的赌场；枪林弹雨、随时都会丧命的战场；荒谬之极的大跃进炼钢时代；天天都会饿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饥荒时期；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文革期间„„小说的主人公徐福贵及其周围的亲人，就在这变幻不定的社会生存环境中活着——哪怕被人做了手脚一夜之间输得倾家荡产；哪怕糊里糊涂被抓了壮丁拖上了战场；一声令下砸锅炼钢，人人都会照办，解散食堂全村买锅，人人还是照办；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饿死人，只知道要活着；他们不知道城里的造反派为什么要铺天盖地贴大字报，那些都是离他们很遥远的事情，他们只知道“天天都在死人”的城里去不得„„他们既没有抗争，也没有挣扎，他们只是被动且无奈地活着。他们不是生活的主人，而只是被生活牵着鼻子、被生活卷着往前走的人，是被命运俘虏的人，他们没有任何承担命运变幻无常的能力。

而徐福贵活着，好像就是为了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在不同的生存状态下死去。在关于死亡的戏剧上演之前，他夜以继日地吃喝嫖赌，最终在一夜之间输光家产，由阔少爷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而他的父亲，在亲手处理掉所有的田产以后，死于由老宅迁到茅屋的当天。徐福贵沦为佃农，佃种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五亩田地。经历了从山峰跌落谷底般的人生重挫，福贵终于洗心革面，开始老老实实地在田地里讨生活，勤勤恳恳做起农活，也学会了关心妻子，疼爱儿女。

但人生的苦难却由此真正开始，他为生病中的娘到城里买药时被抓去做壮丁，在经历了两年的血雨腥风，使他饱尝生命死亡之苦后，福贵终于死里逃生，回到了家里。此时他却发现女儿凤霞在他被抓去做壮丁的日子里，因为一次高烧永远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在其后的日子中，厄运的阴影一直追随他的脚步，残酷地夺走每一个与他有关系的人的生命：活泼健壮的儿子突然死于一次医疗献血；本已嫁为人妇，有了一个幸福归宿的女儿，却在难产中死去；善良贤慧的妻子家珍被软骨病折磨多年，并最终被夺去了生命；老实能干的女婿死于工地的一次飞来横祸；聪明可爱的外孙则是吃豆子撑死的。

一切就像一个巨大的诅咒，一个荒谬的宿命。福贵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外孙都走了，故事的终了只剩下福贵自己与一头也叫做福贵的老牛度过残年。在受到各种不同却又相同的极端苦难打击后，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年仅7 岁的外孙，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活着。他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地死去了，而他却没有这种“幸运”，他只能活着，因为这是他的命运！在一头牛犁完所有它该犁的地之前，在一个人挑足他应挑的担子之前，上天是不会让他的生命提前逃离的。

那么历经如此惨烈的人生苦难后，福贵为什么能坚持“活着”而没有崩溃呢？作为生命个体，直面苦难的勇敢和坚忍是需要内在精神来支持的，因为人需要一种精神的支柱，那是活着的希望。福贵的家业败落后，福贵的娘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她对活着的最大愿望就是快乐而已。我想这也是福贵顽强活着的原因，这是福贵娘给他的信念——“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福贵对儿子有庆说：“鸡会变成鹅，鹅会变成羊，羊会变成牛。”土地改革运动中，福贵因为败家，因祸得福，躲过一劫，惊魂未定的家珍对福贵说：“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福贵对家珍说：“你说得对，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这对苦命夫妻，活着的唯一希望就是一双新鞋、一家人的团聚。其实，他们对活着的种种希望，仅仅是活着本身，就如同土地上有庄稼，天空中有云朵一样。他们没有更远的打算，更高的欲求，活着本身，就是活下去的理由。

虽然命运一次一次残忍地剥夺了福贵周围亲人活着的权利，但面对亲人一个个悲惨地离去，福贵却说：“我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丧亲之痛使他磨练出忍耐，也因为这忍耐而包容一切加之于他身上的苦难，不会去抗争，他会平静地接纳一切，对他而言，亲人一个个走完了“活着”的路，他已经了无牵挂，知足自慰，可以安心地随时等待死亡的降临了。所以，他才会用一种惊人的乐观来看待这个苦难的世界，也仿佛有着那头牛一样的超然。我们才会在小说的末尾，看到这样一幅苍凉而令人感动的画面：夕阳西下，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老人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这是苦难过后的回味，是一种能直面人生厄运的乐观心境。

虽然小说中对生命之苦的渲染会让人读来心酸，可由于小说主人公福贵那种坚忍的精神，超脱的境界，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宽容、宁静与平和，它让我们知道了人是怎样活着的，活着的责任与意义是什么，给所有活着的人以一剂心灵的慰藉，送来一抹人间的温情。

第三篇：余华小说《活着》的象征意味

马 健

内容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语言简单直白、单纯质朴，由此却衍生出多重的象征意味。作品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抗争不止，在命运承受中包含着对生命执着追求的精神，以及儒道释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关键词：《活着》 象征 民族意识

小说《活着》是20世纪文坛颇有影响的作家余华的代表作品。余华评价这部小说时称：“我感到我写下了高尚的作品。”这部作品运用简洁、朴素的语言，讲述了福贵命运多舛的一生，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体现了作者对人生中关于生命意义,生存本质真谛的寻求与感悟，揭示了中国文化下的民族意识与生存哲学。一.平实中的深邃意味

《活着》中余华摒弃了先锋小说典雅诡秘、艰深难懂的语言，以简单直白、单纯质朴的语言取而代之，是余华重建日常语言秩序的界碑。作家运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文字，让读者去感受、猜测和想象潜藏在“冰山”下的巨大部分。

作品中，作者叙述故事通过简洁的人物对话和细节行动，将人物的内心情感隐藏在文字的意象之下，让读者自己通过文字语言去慢慢体悟人物内心。句式上多用短句，不论人物对话还是其他语言，都很短促，从而通俗易懂。如写有庆死的时候，对抽血、报丧、打医生，见到春生等情节没有大段的描写，而是用简朴的语言，平静的叙述。通过简短的对话快节奏地展现一个个尖锐冲突的场景。福贵的语言完全符合农民本色，是一种简单质朴的语言，同时质朴中见真理，如“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比喻的运用又是质朴语言的一大特色，比如“我知道他不会和我拼命了，可他说的话就像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脖子，脖子掉不下来，倒是疼得死去活来。” 小说运用独特的民间话语，彰显出浓郁的民间意味。福贵一家的名字，“福贵、家珍、有庆、凤霞、二喜”，无不寄托着作者对这些人美好的人生希望，然而，除福贵苦难地活着外，其他人无一不悲惨死去，这是反讽性叙述。小说中还运用了大量的民间歌谣。老年福贵在劳作中以粗哑的嗓音唱着“皇帝叫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这出现于采风者“我”与福贵初次见面时，是福贵所经受的苦难的自我嘲弄。小说中福贵的自我复述简洁明了，充满感情。一个历经世间沧桑的老人回忆苦难的往事，已超然世外，所以复述又是真诚、准确的。这种叙事方式洋溢着作者的悲悯情怀，使读者情不自禁地被感动。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说：“一切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的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1]《活着》这部作品不着意地追求多重的象征意味，却能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多重的意义。

余华的作品善于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寻找世界和人生的奥秘，发现真正支配生活的力量，重复中透出简洁，由此衍生出象征意义。《活着》是一部具有现代寓意特点的小说，具有象征意义。作品的开头，作者写“我”是一个乡下采风的文人，与老年福贵相遇，从而引出老人一生的故事，这被赋予了象征，“用‘叙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识世界态度，来表现原先难以表达的对时代真相的认识。这种民间立场的出现并没有削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深刻性，只要表达得更加含蓄更加宽阔„„”[2]余华从民间视点叙述了福贵经历的各个时代主流，从中表现了普通百姓对待苦难的命运和生存困境的忍耐。福贵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具有宏观的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是那个时代生活的缩影，福贵生活中突然的，无来由的，接踵而至的死亡和悲剧不是现实，是隐喻，是象征。他的人生体验几乎包括世间所有的苦难和不幸。

《活着》中的某些事物也构成了象征意象。如与福贵相依为伴的牛，那是一头已经干了很多活，受了很多罪的老牛。终日劳作的牛，意味着坚韧、忍耐和持久。这头默默的老牛，是福贵精神状态的对应物，不仅是福贵忍受苦难的象征，也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的象征。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象征着福贵承受无尽的痛苦和不幸的人生之路。小说中自然环境的描写也具有象征意义。“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降临。”用黑夜的来到象征从“活着”走向“死亡”的必然客观规律，大地的召唤是死亡的召唤，是一切生命的归宿，一种自然的回归。二.民族意识与生存哲学

作家深受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优秀的作品往往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活着》这部作品具有中国的民族文化蕴涵以及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余华曾提到《活着》这部小说，“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3]余华叙述的社会时期是现代中国最极端的生活时空，寄托了作者对中国几千年来农民生存命运、生存方式的思考。中国农民具有朴素的根深蒂固的土地之恋，依靠土地才一代代地繁衍生存下来。他们的希望就是安分地自给自足地在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上生活，然而几千年中国经历了无数的社会**，农民作为社会中最弱小的群体，只能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地活着。忍耐、顺从的观点思想早已深入骨髓，这使他们成为各种社会战乱的受害者。小说中福贵他们虽然在土地上辛苦劳作，却始终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摆脱不了苦难的阴影。他们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等，却不争不抗，忍耐顺从的生活着，这些正是作者对中国农民生存方式的同情和怜悯。

福贵的形象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顽强不屈的民族性格的体现，闪烁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之光。福贵一生可谓历经生活的艰辛，大约人从出生那一刻起生命就不完全属于自己，活着就是承受更多的苦难。不管怎样，每个人总在为活着而努力。但“人活得高兴，穷也不怕”，有人在，“鸡会变成鹅，鹅会变成羊，羊会变成牛”的人生信条，激励着福贵努力地同苦难作斗争，坚强地活着。福贵饱尝了人生的辛酸与痛苦，最后孑然一身时，老年福贵终日在田地里，赶着那头名为“福贵”的老牛，在嗔怪“福贵”犁田偷懒时，嘴里也喊着“家珍”、“有庆”、“凤霞”、“苦根”死去亲人的名字，好像他们都是正在埋头苦干的牛。此时的福贵已超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懂得感激、珍惜，好好地对待生命，好好地享受生活。福贵自信、宽容、坚韧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抗争不止，在命运承受中包含着对生命执着的精神的表现。

《活着》这部小说，是余华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和感悟，包含着对人生的思考和探索，是一部形象的生命哲学，是中华民族生存哲学的体现。中国儒家思想注重礼、义、孝、忠、信，小说中亲情、爱情、友情等人间真情的叙述，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如父亲在福贵输光家产后“竟也没打他”，只是安慰他：“从前，我们徐家的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透露着父子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福贵与家珍在艰辛生活中相濡以沫，共同承受贫困、坎坷与不幸。当福贵得知有庆是为在战场上共患难的春生的妻子而抽血过多死亡时，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春生，你欠我一条命，你下辈子再还给我。”这是福贵对春生友情的维护与忠诚。这些真情使艰辛的生活中充满了温情，是对人性善的展示，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小说中也寄寓了道家思想。道家讲“清静无为”，凡事顺其自然，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依自然而行，人的生死是一种不可违背的自然的客观规律。“人生如游”，死亡是生命中不可抗逆的正常部分，让人以达观的态度而对人生。福贵对人生、对死亡的乐观豁达的态度，是对道家思想的哲学阐释。老年福贵经历一次又一次亲人的死亡，忍受着生活的苦难，并没有跌入悲伤绝望的深渊，而是以超越绝望的平静，超越苦难的达观悠然自然地生活着。佛教宣扬“苦海无边”，让人忍受人生的一切。余华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4]小说中的“忍受”精神显然受佛教的影响，它肯定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去除了佛教中对人生的消极态度。福贵坚韧地忍受生命中的苦难，也享受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第四篇：余华小说《活着》读后感：命运

余华小说《活着》读后感：命运

余华小说《活着》读后感：命运

几易居住的地方，《活着》这本书始终带在我身边。至于原因，我想一本书之于一个人的意义，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的。

《活着》是一部小说，有十二万多字。书名叫做《活着》可它却实实在在地写着关于死亡的故事。主人公徐福贵，年轻时的他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在赌场上心旌摇动体味快感——然而这一切都在一场彻底的赌注中，如海市蜃楼般轰然倒塌了，徐福贵在一夜之间由阔少爷变成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而他的父亲，在亲手处理掉所有的田产之后，也死于由老宅迁到茅屋的当天。这次家庭的重

大变故就成了福贵人生的一次分水岭。之前的他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心灵荒芜、对家人也是冷酷无情。而经历重重苦难后的他开始关心女儿凤霞，也开始关心妻子家珍因辛劳而倍受损坏的身体。甚至也开始自食其力挑起生活重担。

然而命运的捉弄并没有因为他从迷途走上正路而就此打住。厄运的阴影一直追随他的脚步，残暴地夺走他至亲的生命，毫不同情。此后的日子里，他唯一的儿子在给县长女人生产时输血，因血被抽空而死；妻子家珍的了软骨病再无奈的凄然中死去；女儿凤霞生产时大出血惨死；女婿二喜被被水泥板压死；剩下唯一的亲人苦根因饿后贪食，竟被撑死；他先后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妻子、女儿，外孙。最后陪在年迈的福贵身边的，是一头同样叫做福贵的老黄牛。然而这是他的命运，我想一个人在挑足他应挑的担子之前，上天是不会让他的生命提前逃离的。

这是一种极致的人生经历，因为我

们无法想象命运会对一个人如此残忍。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命运是多么的难以捉摸，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伸出无形的手将你我抛入深渊。当然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当好运光顾，我们常常手舞足蹈，顾盼生辉。当厄运降临，我们用血泪控诉，我们撕心裂肺的尖叫，我们愤怒地咒骂命运。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完全听命于命运的人，或者你只是一个爱思考的人，你肯定追问过一个人究竟和自己的命运可以怎样的相处。比如《活着》当中福贵在一连串的厄运降临，儿子、妻子、女儿甚至外孙在他生命中相继离开他却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着一切，以致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最终，福贵真是达到了与孤单的生活相依为命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忍耐”二字，它是一种柔韧的品质，时刻保卫着内心免遭苦难这种生活暴力的破坏。《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这话也可以理解

为，恒久的忍耐可以产生爱（当然也产生勇气），福贵就是这样的人，苦难加上忍耐，塑造了他宽广、坚韧、温婉的性格，他的生存，对福贵而言，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活着》的最后，也让我们相信了福贵与那头老牛相依为命，是幸福的，那是经过漫长的苦难之后换来的片刻的宁静。你也许会问，小说《活着》传达的对命运的忍耐是不是屈从命运，任由命运摆布。其实不是，很多时候，厄运之手并不强大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奋起抗争，扼住命运的咽喉，可是有的时候命运不只是只跟我们开玩笑，他面目狰狞强大到无可抗拒，比如说死亡，比如说福贵所面对的。这时我们需要的就是心灵的忍耐，就像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量，它没有断，因为忍耐绝望时不存在的。所以活着的意义在于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死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所以福贵在命运一次次

地致命打几下坚韧地活着，最后走向了平静地幸福。

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有许多人在悲观厌世中抱怨着命运，也折磨着自己。他们终究没有走出自己铸造的牢笼，和命运相互仇视了一生。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我和我的职业，在今后几十年的人生里，我要与教师这个职业相守，这何尝不是一种命运，起初我是抱怨的，我无法想象几十年周而复始，庸庸碌碌的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内容，其中的琐碎和无聊会把人生的美好怎样的消磨殆尽。大概很多人应该都有和我一样的想法。那么我就这样在抱怨中和我的命运仇视一生吗？

和自己的命运做朋友，用智慧和坚忍享受命运的安排，我想这也是小说《活着》想告诉我们的吧。我也相信当一个人想通了自己和命运的关系时，他的真正人生也就开始了！

第五篇：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摘要：同样是关于死亡和活着的主题，电影改编和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话语结构各有其独特之处，改编在叙事结构和具体操作方式上都不同于小说。张艺谋对《活着》的改编是比较成功的，他在基本保留了原著的主旨的同时，也以电影的展现方式赋予了《活着》更多层的意蕴，虽然在表现深层次的东西上没有达到文本的效果，但也可称为成功的改编。

关键词：《活着》 改编 对比

《活着》是余华写的一部关于死亡的小说，余华的作品往往充盈着阴郁的气氛，暴力和死亡在他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活着》虽然也是在写死亡，但是字里行间却透露着含而不露的温情和幽默。电影《活着》是张艺谋根据该小说改编而成，在主题的选择上变动不大，都是通过主人公福贵经历的半生浮沉表现人对生存的坚持。电影与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结构，虽然它们在终极目的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叙事节奏上有很大的差别。小说通过文本与读者交流，旨在关注实物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而电影就要丰富些，通过光影声色与观众直接接触。电影《活着》是张艺谋早期的作品，虽然后来因某些原因被禁播，但作为一个电影艺术作品还是受到很多的肯定和褒奖。作为小说的《活着》和作为电影的《活着》，孰好孰坏，我们是无从定论的，因为我们至今还不能为这两种不同的话语找到一个课供衡量比较的标准。在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分析一下电影改编的得失之处，既是改编难免在某些方面与原著进行对比。

首先，从故事的讲述方式来看。原著中的讲述方式明显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我”作为一个民间歌谣的采集者在乡间遇到“名叫福贵的老人”，通过交谈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的主题是通过福贵的自述来讲的，表现福贵对生活和命运的理解和近乎达观的超脱，故事在第一人称“我”的主观性表达下显得更加的感人和充满温情。小说以福贵一生为主线讲述了他从父母、妻子、儿女齐全的地主家少爷到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的死去，临老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凄凉悲苦而又充满温情的故事。生活对福贵是残酷的，但是他对活着却是坚持的，这种坚持最后几乎成为一种本能的习惯和意愿。福贵是孤独的也是幸运的。他有过懂事的子女；有过对自己不离不弃，在艰难的日子里死去还仍然希望“下辈子，我们还在一起”的妻子家珍；就是在福贵本以为“往后的日子就之梦我一个人过了”的时候，他买了一头待宰的老牛相依为命，“在晒场上，福贵的泪水和老牛的泪水交织在一起，孤独的人终于有了可以倾诉的朋友”小说虽然笼罩着死亡的阴霾，但是在这些情节的处理上我们仍然感动于贫困夫妻的相濡以沫，感动于如老牛般经历了各种苦难的福贵对生的坚持。我们再来看电影的叙事结构。电影《活着》由两条线索贯穿：明线即时间，暗线是皮影戏。从时间线来看，电影分为四个部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以后，这其中建立了解放战争、大炼钢运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皮影戏来看，从福贵在茶馆赌博时以把玩的态度登台唱皮影戏、家产被输光后借皮影到在外乡卖唱时被国军抓壮丁，从国军逃出来后成为共军战俘再唱皮影戏再到大炼钢时期重拾皮影戏，文革时皮影被烧，最后装皮影的盒子被用来装小鸡。皮影戏陪伴和影响了主人公福贵的大半辈子，我们甚至能从皮影戏的唱词中听出福贵命运的沉浮：电影开头，福贵是一个终日泡在赌场的纨绔子弟，完全不曾意料到将要发生的一切。当日赌输后，他登台一唱“奴和潘郎宵宿久，象牙床上任你游”从这一句唱词我们可以看出福贵浪荡不羁，完全一个无所事事的败家子的形象。家产全部输给龙二后，福贵为求生计低头向龙二借钱，而龙二借机将皮影借他谋生。这对福贵而言是一种嘲讽和侮辱，但是福贵仍然是接受了，找了几个人组团到处唱皮影戏为生。我们来听这个阶段福贵的唱词：“文仲心里好悲伤，可恨老贼姜飞雄”，这无疑也是福贵此时心境的一个体现。在经历国军中如牛马般的壮丁生活后，终于在共军部队里得到了生存的保障，这时候福贵这样唱道：“广成子拾起翻天印，宝印起处疼煞人。急忙我把二将换，速速逃往黄花山”，此时的福贵是感到一种死里逃生的欣慰之感。解放战争结束后福贵回到家乡，因为给解放军唱过戏皮影戏成为了福贵一家人的保命符，大炼钢运动时期被保存下来福贵再度开唱：“赤精子使起阴阳镜，宝镜照得月难唤，吩咐一声莫怠慢”，这表现了福贵当时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直到他儿子有庆被皮影戏幕布般的白布盖着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抬到他的面前，皮影戏不再唱了，文革时期果断的烧掉，装皮影的箱子多年后被搬出来做了新生小鸡的房子。福贵的一生就在皮影戏的见证下起起伏伏，最终还是走向了新生迎接着新的生活新的希望。

在余华的小说中历史对于福贵的生活而言，只是一道远远的几乎不发生任何关系的背景而存在的，而在电影中却得到了凸显。电影中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表述是停留在就事论事之上的，剧中人的命运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甚至福贵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环境直接相关的。而原著是旨在描摹和揭露人的生活和生命的状态，表达在苦难中坚持活着的主题。首先我们来看小说和电影对福贵的儿子有庆之死的处理：小说中有庆死于为校长亲戚献血，因抽血过多而死。这种死的处理是戏剧和滑稽的，悲惨的同时又会扯起读者嘴角一丝干笑，作者的意图在于福贵丧子之痛，这死虽是人为的原因，但似乎却是命运的安排。电影中有庆的死可以说是死于大炼钢运动人们无节制的激情。小小年纪的有庆因睡眠不足在被学校叫去炼钢在院墙休息时睡着了，被同样困乏的区长开车撞到院墙而死。这一死的处理虽然同样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但却将矛头指向了历史背景，甚至指向了作为革命干部的区长春生。当然春生也是无辜的受害者，甚至在文革时期遭到了厄运。其次，我们再来看福贵的女儿凤霞之死：虽然电影中凤霞的死和小说中一样都是死于生产，但是小说中凤霞的死是死于难产，如同有庆的死一样作者意在将其处理为命运的苦难；而在电影中凤霞是死于产后血崩，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学术权威”运动将医院里面真正有能力的医生关起来让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接生，医生王斌虽然也被带到了现场，但是因为被抓后一个星期没有吃饭饥饿的状态下一口气吃了福贵买的七个馒头而被撑的不能动弹，凤霞产后大出血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在慌乱中死去。凤霞的死将矛头指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王斌被七个馒头噎住的镜头极具讽刺意味，凤霞留下的孩子也被取名叫馒头，这不仅是提醒人们记住凤霞的死和馒头的出生，更是提醒人们铭记那段错误的历史。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电影里面的一个小细节：福贵最后一次送有庆去学校炼钢时，有庆趴在福贵背上与福贵的对话：“小鸡长大后变成什么？”，“小鸡长大就变成鹅”，“鹅长大呢？”，“鹅长大就变成羊”，“养长大就是共产主义了，到了共产主义每个人就都有肉吃了„„”这段对话表现了福贵当时对共产主义极大的热情和憧憬。但是经历有庆因大炼钢运动而死、凤霞因文化大革命而死，他的一双儿女都死于对共产主义急功近利的盲目追赶之中。最后当他的外孙馒头再问了有庆当年同样的问题时，福贵的回答不一样了：小鸡长大还是变成鹅，鹅长大还是变成羊，但是样长大后不再是共产主义了而是变成了飞机。这时的福贵经历了生活的种种变故，经历了社会的动荡沉浮，他明白了共产主义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到来的，但是他仍然额米有放弃活着的希望，飞机这一意象的选择象征了福贵对未来生活美好的向往。我们可以这一推测，这一情节的加入，恰是体现了导演和编者对历史的反思，与原著相比多了一层内涵的理解。

小说与电影改编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值得我们去注意。小说中福贵的故事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悲剧故事。而电影中福贵的故事却是一个历经困难但是苦尽甘来的喜剧故事。这以取名明显的体现在两种话语结构对故事结局的处理上：小说中福贵的妻子、儿女、甚至唯一的外孙都一个一个的死去，独留他坚持的活着，他对活的坚持不是亡命之徒的苟延残喘。他对死是达观和超脱的，福贵在他的枕头下留了十块钱，全村的人都知道这钱是留给死后埋他的那个人的。福贵经历了命运的种种酷男女，他不惧死也不畏生，小说结尾福贵与老牛的相伴他的经历和他的孤独给我们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在电影的结局中福贵有家珍患难与共的陪伴，有馒头和二喜承欢膝下，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结局可以说是迎合了中国观众的心理，中国人自古以和为贵，大团圆的结局就是和的一种表现。而且电影也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大团圆的结局更能达到使人放松和接受的效果。但是这样一个温馨、皆大欢喜的结局却没有原著那么彻底和深刻，减少了对生与死意味深长的思考，故事也就成为一个普通的故事。电影艺术有很多独特的魅力是小说所不能企及的，因为电影是中集体创作，具有整体的艺术效果。构成这个整体的部分，以硬件分有摄影器材、剧本、编剧、导演、演员等等；以软件分的话有编剧导演演员等人对剧本的把握，导演的技术水平，演员的演技等等。这里我们试从视听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下电影《活着》中对光影声色的处理和运用。从视觉看，在电影《活着》之中，中国的民间艺术皮影戏被引入，承担了视觉符号这一角色。皮影戏本身也是一种独特的绕有韵味的民间艺术形式——光影下，纷繁灵巧的皮影人物频繁动作，配以高亢苍凉的秦腔和铿锵紧凑的鼓点，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把“皮影戏”运用在电影《活着》中，极大地增加了电影的观赏性和视觉美感。在光色搭配上，色调的恰到好处的运用，整个影片都呈现稳定的色彩基调。张艺谋特别注重的色彩美学的表现，当然在《活着》里也不例外。同时在光线变幻上极具戏剧的表现力，游刃有余又不动声色的穿插了时空的转换。比如说福贵回家的那一段，他在光线变换中就那样走过了漫漫长途，走到了想念的妻子和儿女身边。在景别选择上，战争场面使用的大全景镜头，展示了场景史诗般的气魄，表达了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而使用最多的应是人物脸部的特写，刻画强调人物细腻心理，增强影片的感染力。在造型构图上，很多地方都做的很好，比如巩俐回娘家时渐渐远去的车和那个孤零零的月亮构成的哀伤而凄美的景象。在美工、道具上，影片跨度时间中国历史上比较动荡的30年，涉及的场景和时代背景纷繁复杂，但是在影片中都处理的很好，无论是40年代的赌场，大跃进时期的炼钢处，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贴满大字报的医院，都做到了妥贴与自然，无造作虚假的痕迹。再来看听觉方面，最大的特色是民俗音乐的运用。无论是咿咿呀呀的二胡，哀伤绵延的笛音，还是磅礴高亢的秦腔唱腔，都达到了渲染气氛和反映环境，刻画人物心理，照应影片主题的作用。使整部影片既具有独特的风情和韵味，又具有其特定的情感基调和艺术触感。在配乐（背景音乐）方面，赵季平那具备典型西北风味的配乐，苍凉浑厚哀婉凄切的音律，使影片饱含感情，顺应情节的发展，也调动观众的情绪。同时在音响和音效方面也做的很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且节奏与音乐相得益彰，动静结合，使影片紧凑而生动。本片在听觉背景方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与政治相关的两个片段：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都有一个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它的时代背景，即过渡时利用当时实新的革命歌曲过渡（比如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好”），同时，几乎在整个过程中，在背景中都有广播的声音一直在讲述那时的相关政策。这不得不说是导演独具匠心的一个运用，片中广播的声音并不是与镜头画面是同步对应关系，但是它却是向观众解释说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将事件放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中进行，既让观众理解影片的意图，又可以让人们知道更多的背景知识，扩大影片的内涵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