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

第一篇：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

《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作者：希望家乡能变得更好

2015年02月26日 09:57 | 作者:彭德倩| 来源：解放日报

原标题：“情更怯”，只因乡愁难抹去 ——访《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作者

王磊光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这个春节，很多人读了《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

其中对农村青年婚姻经济压力、亲情疏淡的描写，以及“知识的无力感”，引来褒贬不一：“感同身受”、“真够酸的”、“想说很多又说不出”„„饱受热议之际，文章作者、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磊光，正在大别山区王家 的家里安心过年。

近年，为何情更怯？许多人读完后依然想追问，昨天中午记者连线王磊光寻求答案。

“新的还没完善起来”

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原本是一篇发言稿，原标题就是《近年情更怯》。2月1日，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我们的城市”论坛上，王磊光受邀做了15分钟演讲，讲完后，在一旁的师兄告诉他，有个女听众哭了，一直在擦眼泪。“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与那天的女听众一样，许多人读到文章后被这样的文字和内容打动。王磊光觉得，那是因为记录的东西引起了人心中的共鸣，“中国说到底还是乡土社会，即使城市越来越多，即使许多农民变成了市民，或者来到城市学习、工作，乡土情结依然在，我想，说‘感同身受’的人，或许与我有着类似的见闻和感触”。

自从开始文化研究领域的学习，受导师王晓明教授的影响，他习惯于用笔随时记录，这篇引起热议的文章，包含着几年的积累。“这几年，村里的自然环境不断改善，但我对家乡确实有一点失望”，王磊光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变，乡村旧的文化、社会秩序似乎已经被破坏了，与此同时，新的秩序还没来得及完善。

“无法理性言说”的乡愁

近年情更怯，究竟怯什么？电话那头，王磊光沉默了很久，“我无法用理性来言说、表达”。

“过年了，在外的人，能回来的都回来了，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状况„„”他说，每一年回乡，眼看着家里的长辈一年比一年衰老，是一种怕。更令他难受的，是看到村里孤寡老人、女儿远嫁或子女打工的老者无助的样子、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样子，那是另一种怕。“平时看不到这些、听不到这些，还可以不想，可回来了，这些就会毫无阻挡地出现在面前，躲不了也逃不开。这时候，心里就难受得很”。他很想呼吁，中国已经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农村许多地方，进一步完善老人保障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文章见诸媒体的第一天，王磊光就看到许多由此引发的尖锐讨论，而此后就再没关注过爆发式增长的争鸣，“有些我觉得是断章取义，曲解了本意，有点委屈，但我也没有办法，不想回应什么，因为不管写什么，传播后都会有各种声音出现”。

“希望家乡能变得更好”

腊月十八乘上绿皮车回到大别山中的家，骑着摩托车去镇上采买年货，四处走亲戚拜年，王磊光的这个新年，与过去一样，又不一样。除夕开始，他就不断接到朋友、以前当老师时学生的电话，他才知道自己的文章在网上、在微信中火了，而身边的长辈子侄，至今无人知晓。

这几天，有媒体因为版权原因删除了文章链接，朋友专门打电话来问，“怎么点不开了？”而他对农村社会的一些“白描”，更令友人为他担忧，被“父母官”看到了，要紧吗？

“我不担心”，王磊光觉得，自己记录的并不是个例。对于引发的“爆红”和争议，他也并不在意。在王磊光看来，自己只是记录了一部分人同样看到、听到、想到的事。至于“出名”，只不过是因为“撞进了一次媒体事件”。

电话那头，这位“80后”博士生的声音始终有些颤抖，甚至采访一开始，他还提出，怕自己太紧张，能不能用书面形式。面对网上“不认同家乡”的质疑，他有些难过，“怎么会？我的根在这里。将所有这些付诸文字，只是希望家乡能变得更好，我也相信，这个期待一定会实现”。周林理解的乡愁很朴实，就是思念家乡、思念家人。“形象一点，再过几天，我就又要离家去温州了，这几天心里都挺难受的，有一千个一万个舍不得，家里有父母有儿子，有重重的牵挂；然后，每到下半年要回家过年，数着回家的日子，觉得过得特别慢，难熬得很，这就是我的乡愁，我想家想父母。”

武汉大学文学院风景史研究专家张箭飞教授表示，在中国３０多年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时空如同蒙太奇一样快速切换，变化比很多国家几百年都剧烈。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乡愁，一个王家塆是载不动的。

中国农村也是千差万别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在最近这２０年里，农村几乎是“自由生长”，发展差距也日益拉大。城镇化的进程中，人、财、物等资源外流，农村相对于城市，衰落是必然趋势。这样一个现象和问题，不同的人、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解读，有文学的描述，有社会学的观察，有经济学的考量等等，这也是“乡愁热”“乡村热”的原因之一。农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是社会高速发展必经的阵痛。贺雪峰认为，政府在农村基层应当担负起维护底线生存条件的角色，比如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改善、农村文化生活秩序的重建等。“给农民生活以希望和意义，政府必须作为，也可以作为。”

对话王磊光：“返乡日记”里还有没说完的话

我要评论2015年03月01日 16:39:03 来源：新华网 我有话要说(1人参与)新华网武汉３月１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黄艳）在王磊光家的堂屋里，记者与这位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一年级的学生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提及网络上对他文章的争议，他仍然坚持自己所见所写、所听所闻都是最真实的乡村原貌。只不过也认为文章里面写到的并非他家乡的全貌。

记者：关于春节返乡笔记在网络上走红，你怎么看？ 王磊光：文章走红在意料之外，主要是因为媒体的传播，还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回家的交通记忆、农村人际关系的淡薄、金钱主义对农村的影响等等，在很多人那里是有共鸣的。这本是我参加一个论坛的演讲提纲，不是专门为媒体写的文章，如果专门为媒体写稿，我不会这么写，我会尽量呈现一个全面的家乡。

记者：有观点认为你的文章对农村透露出一股哀思，很悲观，问题很多，很迷茫，并未反映真实的农村，你认可这种评价吗？

王磊光：我不认可这种评价，我所写的东西就是我真实见到的、听到的我的家乡，我生活的村子。我当时参加论坛有一个想法，我很关注中国今天的农村，我希望在那个平台上能够讲述一些农村现在面临的问题，引起更多人来关注当下的乡村，所以哀伤的一面、问题的一面多一些。

记者：直观地看，你觉得大雾山村有哪些变化？

王磊光：最大的变化是自然风景变美了，但是环境变差了。简单说，大量人口外出打工，减轻了环境承载压力，让自然环境得以休养生息。当然，休养生息的另一个结果是大量的耕地撂荒，不仅是山上的旱地，连山下条件很好的水浇地也全部撂荒。在你们来的村子公路两 2 边，全部是抛荒的土地，这对农业来说也是一种浪费。

远处看得见的山水变美了，但是村庄周围、村子里面的环境却变差了。现代都市生活进农村，也带来了白色垃圾进农村，但是农村的环卫系统并未建立，这些白色垃圾，只能依靠村民自行处理。个别的会处理，而大多数都不会处理，于是成了美丽乡村里刺目的痛。回到之前的问题，基层组织的弱化，让农村得到的公共服务少之又少。大雾山村应该说情况算比较好的，没有到垃圾围村的地步，但是处处见垃圾还是不争的事实。

记者：如果全面地看待你的家乡，你会怎么评价它？

王磊光：我们村子的变化是很大的，最明显的就是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前去县城的道路全是泥巴路，现在修成了水泥路，还有各种政策、信息更加畅通了。但是问题是不能忽视的，比如我关注的传统文化的断裂。

基层组织的弱化，带来了农民组织力量的下降，能凝聚人心、增进交流的集体文化活动基本上消失了，一家一户的农民成了“原子化”的存在，精神生活无所依托，所以物质生活上去了，也伴生着麻将、赌博等风气的出现。

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说，那就是农村养老问题。年轻人外出打工，失去生产生活能力的老人越来越多，传统社会的家族式互助模式的消失，让农村发生了很多惨剧。我们村子里就有这样的事情，儿子参加了传销，父亲也跟着进去了，结果老母亲跳塘自尽了。农村如果不重新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模式，老无所依的惨剧还会接着出现。现在很多村子的小学都废弃了，为什么不能利用起来建成乡村养老院呢？这个问题我会继续关注，希望农村养老问题能够尽快破题解决。

记者：你理想的乡村是什么样？ 王磊光：我关注农村传统文化的重建，不过研究和思考还不深，但是我认为理想的农村，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民仍然是一个共同体，有文化、有传统。因为农村不可能成为陌生人社会，就算将来亲缘关系、血缘关系淡化了，但是相对固定的居住生活环境，仍然会形成熟人社会，要重建起农村文化，要先重建起农民的共同体，能够有股力量或者机制把农民组织起来，互助生产以及相互“娱乐”。

解剖乡土中国的一个样本，才发现多了物质，少了精神。自给自足、守望相助的乡村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农民不再种地，而是在城市讨生活，中国农村的凋零已是不争的事实。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小山村?

第二篇：博士生返乡笔记爆红

博士生返乡笔记爆红 “知识的无力感”引发争论

2015-02-26 05:13:48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作者王磊光）

核心提示|春节期间，一个上海大学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微信朋友圈及微博等社交媒体疯传。截至昨晚9点30分，该文在微信公众号“市政厅”上阅读量已高达58375次。近似“疯狂”的转发量让作者王磊光感到不安和不理解，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媒体事件，自己不过是“不小心卷入了其中”。

“知识的无力感”引发争论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80后博士生王磊光，如今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上学。在这篇笔记中，他描述了自己返乡的见闻：交通没有以前那么拥挤，但家乡人与人之间联系渐渐疏远，而农村里年轻人的婚姻受到了物质的压迫，知识的无力感也十分强烈。

此文在春节期间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并收获诸多回应，有肯定的声音，也有争议之声。随之，一篇署名为“古鱼”的《又一篇博士生返乡笔记：从一而终的稳定生活更可怕》也在网上发布，以另一位来自乡村的文科博士生视角看乡村。古鱼对农村大学生“近年情更怯”的现象表示不认同，在他看来读大学的观念应该改一改：“无论乡村还是城市，读书不会无用，读过大学的人相对而言会有更高的成长空间，以后贡献越大，拿钱也就越多，而不是一毕业就能兑现很多钱或一毕业就加入体制内获得某种‘人上人’的身份优越感。”

对于返乡笔记引发的争议，王磊光回应道，自己从未说过读书无用，只是强调知识的无力感，“本来读书出来是应该有所为的，但是回到家乡却不能做什么。”

这篇笔记实际上是一篇演讲稿

除夕之际，王磊光不断接到朋友的电话，他才知道自己的返乡笔记在这个春节火了。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也感到不安。事实上，这篇文章是王磊光应邀为“我们的城市论坛”所写的一篇演讲稿。

王磊光这篇笔记也获得了自己的导师—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主任王晓明的称赞：“分析得很真切。”博导王晓明表示，读了返乡笔记最后一部分“知识的无力感”，也同样感到心情沉重：“从现代早期到上世纪90年代，从农村出来到城市求学的人，总体上是能够以自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让其他没有这个机会的人信任‘求学是人生正道’的，有这个信任在，城市里的进步力量反哺乡村的可能就存在。但现在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像上世纪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的上海：出租车司机每月赚1400元，当得知我一个大学副教授每月才600元的时候，很同情地看着我：‘算了，下海吧！"

“突然出名”？感觉很不真实

王磊光觉得，自己这篇文章没什么了不起，也不是他理想之作，这种“突然的出名”让他感觉很不真实。

他知道，不管自己说什么，都会有各种评论出现。对于自己的文章引发的有关农村大学生出路问题的讨论，王磊光表示，“我所说的，是80后大学生出路难的问题，这里有一个背景，即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毕业生相比，当时他们大学毕业之后是能够改变自己甚至家庭的命运，而如今的80后大学生承载着家庭的希望，但绝大部分人的出路是艰难的。”如今，媒体陆续找到他，但王磊光希望人们不要关注他本人，而去关注现实的中国。Y

据南方都市报

返乡笔记经典段落

“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青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网友感慨

Be-cause我是巨蟹座：博士生返乡笔记说出了人生，说出了落叶归根，回忆起来自己的满是伤感！

Amo：回家发现，大家都盖上了2层楼房，基本上都空着，平常也没人住。村子里空了好多房子，过年了，都在家打麻将，串门少了，来来去去都是给红包„„

明少oo：这篇文章看得我有点担忧，有点惭愧，因为它说出了真实状况，句句到心里！

第三篇：博士生返乡笔记爆红“知识的无力感”观点引论争

博士生返乡笔记爆红 “知识的无力感”观点引论争

2015年02月25日 03:20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王磊光 6509人参与 5725评论

春节期间，一个上海大学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微信朋友圈及微博等社交媒体疯传，截至昨晚9点，该文在微信公众号“市政厅”上阅读量已超过4.6万多次。”

对于返乡笔记引发的争议，王磊光回应道，自己从未说过读书无用，只是强调知识的无力感。

王磊光

原标题：博士生返乡笔记爆红 作者回应争议

南都讯春节期间，一个上海大学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微信朋友圈及微博等社交媒体疯传，截至昨晚9点，该文在微信公众号“市政厅”上阅读量已超过4.6万多次。近似“疯狂”的转发量让作者王磊光感到不安和不理解，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媒体事件，自己不过是“不小心卷入了其中”。

作者否认美化绿皮火车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80后博士生王磊光，如今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上学。他平时喜好文学，对乡土问题比较关心，本科毕业后曾在某中学担任语文老师，随后继续考研深造。在这篇笔记中，他描述了自己返乡的见闻：交通没有以前那么拥挤，但家乡人与人之间联系渐渐疏远，而农村里年轻人的婚姻受到了物质的压迫，知识的无力感也十分强烈。

没想到，就是这些在他眼里看似普通的乡村生活见闻，却触动了一大批读者，在春节返乡之际引发了人们对乡土的思考。许多网友都用“感同身受”四字评价，但也人指出返乡笔记有“美化”嫌疑，网友“Walter”评论道：“什么素质，绿皮火车脏乱差，打牌外放音乐严重影响他人，居然还好意思美化„„”

对此，王磊光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读出了美化，我身边的朋友都为我担心，觉得我将家乡不光彩的一面说出来了。至于我提到慢车及其生活状况，从来都没有赞美———我讲述记忆中的交通时，已经说到了慢车上的那种糟糕的情况。我这里提到慢车，目的在于说明它在当下存在的必要性；同时，指出慢车上的那种人与人的联系，是人间应该有的自然联系。”

“知识的无力感”观点引发论争

此文也让中国农村的现状，在春节期间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并收获诸多回应，有肯定的声音，也有争议之声。前日，一篇署名为“古鱼”的《又一篇博士生返乡笔记：从一而终的稳定生活更可怕》在澎湃新闻发布，以另一位来自乡村的文科博士生视角看乡村。古鱼对农村大学生“近年情更怯”的现象表示不认同，在他看来读大学的观念应该改一改：“无论乡村还是城市，读书不会无用，因为知识是有用的，读过大学的人相对而言会有更高的成长空间，以后贡献越大，拿钱也就越多，而不是一毕业就能兑现很多钱或一毕业就加入体制内获得某种‘人上人’的身份优越感。”

对于返乡笔记引发的争议，王磊光回应道，自己从未说过读书无用，只是强调知识的无力感。“本来读书出来是应该有所为的，但是回到家乡却不能做什么。”

这篇笔记其实是应邀写的演讲稿

除夕之际，王磊光不断接到朋友、以前学生的电话，他才知道自己的返乡笔记在这个春节火了。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感到不安，也不能理解：“我很少去看别人的评论，因为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媒体事件。”

事实上，这是王磊光应邀为2014年2月举办的“我们的城市论坛”所写的一篇演讲稿。他反问南都记者：“你有没有发现这篇文章就像一个提纲？很多内容和细节没有展开。”春节前，上大现代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罗小茗告诉他，媒体有意发表其返乡手记，王磊光答应发表。当时的题目仅是《近年情更怯》，最终见报标题为《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因此，他把返乡手记爆红的原因归于媒体的传播。

王磊光这篇笔记也获得了自己的导师———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主任王晓明的称赞：“分析很真切，文化研究的视野开始有点形成了，好！”博导王晓明表示，读了返乡手记最后一部分“知识的无力感”，也同样感到心情沉重：“从现代早期到上世纪90年代，从农村出来到城市求学的人，总体上是能够以自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让其他没有这个机会的人信任‘求学是人生正道’的，有这个信任在，城市里的进步力量反哺乡村的可能就存在。但现在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像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的上海：出租车司机每月赚1400元，当得知我一个大学副教授每月才600元的时候，很同情地看着我：‘算了，下海吧！’”

“突然出名”让他感觉很不真实

王磊光觉得，自己这篇文章没什么了不起，也不是他理想之作，这种“突然的出名”让他感觉很不真实。网友们不断在网上评论博士生返乡手记，王磊光在手记发布的第一天看了看评论之后，便很少关注。他知道，不管自己说什么，都会有各种评论出现。

更何况，真正生活在文中所述乡村的人们并不知晓博士生返乡手记的走红，王磊光也从来没有向生活其中的长辈们提及文章的事情。“他们都是很本分的人，如果看到我将身边的事情写了出来，一定会为我担心。

对于自己的文章引发的有关农村大学生出路问题的讨论，王磊光则表示，“我所说的，是80后大学生出路难的问题，这里有一个背景，即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毕业生相比，当时他们大学毕业之后是能够改变自己甚至家庭的命运，而如今的80后大学生承载着家庭的希望，但绝大部分人的出路是艰难的。”如今，媒体陆续找到他，但王磊光希望人们不要关注他本人，而去关注现实的中国。

采写：南都记者刘素楠 [返乡笔记经典段落]

“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青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王磊

第四篇：《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

《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 编者按：中国大地上一年之间城乡之间互动最深刻的几天，无疑就是春节。对许多人而言，过年是对家乡的一次检视，故乡人的变化，两地之间的差距，总是让人生发感喟。这就是中国城镇化的现实状况。（摘）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部的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妻子 房子 车子

（1）妻子。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农村的男青年来说的。在今天的社会，农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妇越来越难。一来，这是由中国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而且，农村稍微长得好看点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在农村的女孩子越来越少。二来，农村青年讨媳妇，要具备的物质条件很高，现在普遍的一个情况是：彩礼六到八万，房子两套：在老家一栋楼，在县城一套房。这个压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讨老婆的压力小。

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只要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这在乡村已成了一门生意，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男方至少要给媒人五百块，最终结婚时，还要给上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

传统的农村婚姻，从相亲到定亲到结婚，要三四年时间，男女双方有一个了解和熟悉的过程。现在却不同，年里看对的，过了年，马上定亲，然后女青年跟着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过去，女方怀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听过一个搞量化统计的学者对农民工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农村孩子结婚越来越迟。但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女孩子难找，男孩子一到二十岁，父母就张罗着给儿子物色对象，物色好对象之后，既怕女孩子变心，又考虑要到城市讨生活的现实情况，就催着孩子赶快结婚。可以想象：在现代社会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样的婚姻会出现多少问题！事实上，农村离婚的情况，也是与日俱增的。

（2）房子。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农村人娶老婆要房子两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其实县城的那套房，平时都空着，只是过年时回来住，但对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过年时，有的也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父母住不惯，在县城过了大年，初一就赶回来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没有。

但是，为了添置这两套房，将来给儿子娶媳妇，很多家庭是举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给大家看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写的一则笔记，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问题，但还有其他的含义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则笔记

跟大哥、细哥到二郎庙水库捕鱼。（细哥承包的这座小水库只有三十亩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纯净，可直接饮用，鱼放在里面长得非常慢，一年下来甚至还要瘦。每年腊月底或者年初，细哥就要从外面进鱼秧，虽说是鱼秧，其实有三斤多一条——这种鱼是在平原地带的池塘里用饲料喂养的，进价是两块多，但是鱼在纯净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卖到五块多一斤。）

一个拉砖的师傅把车停在坝上。我们问他，从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钱。他骂了一句话粗话，然后说：“两百块，划不来！”又说，就是这样的生意，也越来越少了。山里的楼房基本都做完了，没有做的也都在县城里买了房。大哥说：“在县城买房又么样，到时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司机说：“只要是人，总有个生存的法子。”又来了一个人，是细哥的同学，他的摩托车上带着老婆和还在读初中的儿子。得知他在这山里做了楼房，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细哥问：“你要买那么多房做么事！”他叹了一口气：“我们这时代不叫人过的时代！没办法！”“做了一栋楼，买了一套房，还叫没办法！明年还去打工吗？”“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这座水库上头的两个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这里做了一栋楼，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其间来了一人，开小车，戴墨镜，手腕上戴着很粗的黄金链子。老远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网的细哥，问有鱼没有。细哥正划着独木船，一只手划，一只手下网，笑着答：“你又不买，问着做么事！”同我们说话时，他的墨镜始终没有摘下来，神气得不得了。墨镜又对细哥喊：“别扑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帮不了你。”说完就独自哈哈地笑。他同我们说起晚上要陪开挖机的斗地主。说是挖山种天麻，规模很大，已经买了十五万斤树。从言谈中得知，他平时在县城住。细哥的同学也说，他准备将家里几面山的树都卖了——分田到户后交了几十年的税，没有沾过任何光。后来听细哥讲，墨镜小学没读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讨债，拿斧头砍人，就这样起家的。

一会儿又来了母女三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她们是来买鱼的。跟墨镜是亲戚。墨镜却不认识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呀！”墨镜说，“在哪里打工？”她说在温州。“属什么？”“属鸡。（刚满20）” 墨镜说：“还没有说人家吧？我帮你介绍个。”女孩的母亲说：“她回来这几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来介绍。”“某某某正为儿子找媳妇急得哼，我把你说到他家。”（说，替人说亲的意思）女孩母亲连忙说：“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县城里。”墨镜说：“他家在县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气不好，但你们又不跟她过，你们到县里住，做点小生意。他家也有钱，你叫他们现在拿个四五十万，轻而易举就拿出来了。”墨镜走的时候，表示过两天，要带那男孩上门相亲。（2013年腊月25）

（3）车子。近些年来，对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一种东西的渴求，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那就是车子。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万，八万，二十万，各种档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认识车子的牌子，不知道车子的价位，只知道这些车叫“小车”。不管什么小车，关键是要有！

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的情况是：物价飞涨。

知识的无力感

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众所周知，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无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仅仅只有一个成员务工，通常不足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说，他们的辛劳和泪水还是得到了适当的回报。

倒是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在第一类家庭中，这些老人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有人会问：国家不是有低保吗？是的，他们中的确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乡，低保的额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为他们处在农村的最底层，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低保名额通常被身强体壮者拿走。甚至，有些村干部为了堵住所谓“刁民”的嘴，不让他们到镇上或县里反映村里的问题，就把这些人变成低保户，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有钱人吃低保”，早已成为农村公认的一桩怪事。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家家户户给这些孤寡老人送点东西。

这里所谓第二类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这些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教育收费的最高峰，没有哪一坎能够躲过。并且，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大人内外应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又面临结婚、买房等种种压力。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你要问我过年在家乡看什么，其实我没看什么，因为一大半时间是呆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

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小结

说了上面这些，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作者：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王磊光 校编：李朋

第五篇：返乡笔记：一个农村儿媳妇的农村图景

黄灯

现实所有的触角都 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互相之间都很信任。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款项，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地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乖僻，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

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身，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身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身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分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的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19岁那年就结婚，20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24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

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对比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

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若不是亲眼所见，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上。

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这些亲人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 你撤退，我掩护 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

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

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2015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