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乐死的看法

第一篇：关于安乐死的看法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我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当今社会，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存在两大派对峙，一方认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另一方认为安乐死在目前不应该合法化。前者的理由是对备受疾病折磨的人饱有同情心，认为安乐死更符合人道主义。后者站在同意前者的观点的基础上，考虑到使安乐死合法化会导致给“故意杀人”提供了借口和庇护。

尽管安乐死至今还没有在多数国家合法化，但人们对给予病情危重而又无法治愈的病人以死的权力和自由以摆脱残酷的病痛折磨的做法，愈来愈多地采取同情的态度，认为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①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②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

③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

④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⑤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

⑥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持否定态度的则认为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安乐死”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立法，一个前提基础必须具备，即在最后选择这种结果的时候，应该保证这些公民是因为难以摆脱疾病给身心带来的痛苦，而不是因为丧失治疗机会而产生的心理绝望使然。如果国家没有能力向百分百的患病公民提供这种救治机会与兜底的福利制度，“安乐死”的立法就缺乏足够的社会立法基础。否则，这将可能意味着一种不道德的人性灾难。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从历史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势在必行,只不过是时间与实施细则问题。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过去难以存活的不正常婴幼儿可靠先进技术存活下来，当然,其生活的质量是低下的,他们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一般说，如果发现出生不久的婴儿有严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现代医学确实无法补救，且这个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目前或今后的生活质量，在此情况下，如果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时，医生可以接受监护人的意见停止其生命的维持措施的话，我认为是剥夺了这些婴幼儿生命权。哪怕他们智力是底下的，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剥夺智力底下群体的生命。因为不可能说因为智力底下而成为了社会的负担的人就活该去死，否则将重蹈覆辙纳粹的罪过——安乐死的再次提出，并大肆宣传和广泛推行，发生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实际上，纳粹分子是在安乐死的借口下，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我认为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已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甚至无法进食，每天承受着心灵和肉体上的折磨，那么，让他安静祥和地离去又有什么不应该呢？安乐死是最大限度地展示出病痛、生病垂危、死亡这一生命过程的应有尊严。它保证了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所作出的队生命的自主和自决的权利。

如果不让安乐死合法化是因为它颠覆了一直以来的伦理，让子孙扣上不孝的罪名，那我认为这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子孙只是为了赢得一个美名，而让自己的亲人生不如死地生活着煎熬着，难道这还是一种孝道吗？所以，我认为在伦理上考虑安乐死不能合法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但安乐死的合法化确实是一个艰辛过程，因为它要尽可能地将各种情况都考虑在内，要颁布尽可能详细且严格的实施细则，否则它将成为“故意杀人”的工具。但绝对不能因为它有被“故意杀人”利用的可能就放弃安乐死合法化的进程，就像不能因为水果刀能杀人就不允许市场上销售水果刀一样。路是要走的，不能因为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就不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要披荆斩棘地前行。

安乐死合法化势在必行，不能再让它继续沉默，我们要正面它正视它，积极主动地研究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对其置之不理。

第二篇：关于安乐死的看法(英语)

20世纪是人类医学发展突飞猛进的世纪，人类战胜了如鼠疫、天花、肺结核等曾为不治之症的疾病。但新的“死亡之症”，如心脑血管病、癌症、艾滋病等，又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痛苦，攻克它们的难度也更大了。经过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对这些疾病不懈研究，有很多绝症患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治疗而延长自己的生存期[2]。

the 20th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development by leaps and bounds, human medicine human over such as plague, smallpox, tuberculosis was incurable disease.But the new “die of disease”, such as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cancer, AIDS, etc., and bring more pain to human beings, to overcome their difficulty also bigger.With the constant research of scientists and medical workers to these diseases, there are many terminally ill patients can be treated by a certain and prolong their survival [2].当然，这些患者经常都要接受复杂而痛苦的治疗，肉体和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受折磨。与此同时，高科技的医疗手段带来昂贵的不堪负担的费用，又使照顾和赡养自己的亲属心力交瘁。由于某一具体时期医疗技术的极限，治愈的希望是没有的，患者处于毫无尊严可言的苟延残喘状态。这些患者迫切希望通过无痛苦死亡，即安乐死，来结束这个状态，以使自己和亲属身心得到解脱，而现代医学也掌握了足够的方法能使病人安然死去。Of course, these patients often are complicated and painful treatment, physical and mental suffering again and again.Meanwhile, high-tech medical means to bring the cost of expensive burden, and the care and support their own relatives.Due to the limits of medical technology, a specific period cure, hope is not alive state in patients with no dignity.These patients are eager to die without pain by euthanasia, to end this state, in order to make themselves and the relative physical and mental relief, and modern medicine also mastered enough method can make the patient was dead.

第三篇：安乐死论文范文

安乐死现状和伦理争议

1.安乐死定义

安乐死出自希腊语euthanasia 为“好死之意”，现今的安乐死多指对患有不治之症、死亡已逼近、而且极为痛苦的患者停止采用人工干预的方式以缩短痛苦的死亡过程，避免死亡时的痛苦折磨，代之以相对舒适和幸福的感受，即改善死者临死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我们认为安乐死的对象应是那些，晚期肿瘤失去治愈机会者，或重要生命脏器严重衰竭，并且不可逆者，或因各种疾病至大脑功能丧失的部分植物人状态的患者等等，以上三种神智清楚，但肉体痛苦不堪的病人，将安乐死作为临终关怀的一种方式，是病人有尊严的、舒适的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尤其在人类不断认识死亡的进程中，安乐死是一种对于生与死认识的进步与发展。

2.我国的安乐死现状

在我国，现在安乐死仍然属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局面。一方面，痛苦的患者迫切的希望能够申请安乐死来解除对自身和家人之间的折磨；另一方面，安乐死一直未合法，据现行刑法解释，安乐死属故意杀人罪，在中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例中，两名参与实施安乐死的医生都被以故意杀人罪提起诉讼。

在医学伦理界，安乐死也是争论的重点，对于其是否合法，一直有两种争论。一方认为，安乐死是对人的死亡尊严的尊重，使得患者能够有尊严的离开人世，家属免于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合理分配卫生资源；而另一方认为安乐死无论是“仁慈致死”或“放弃治疗”，都是对生命神圣性的亵渎，是医生违背自己的道德的行为，会恶化医患之间的关系。

3.安乐死的伦理争议

关于安乐死的立法，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五次的尝试，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我认为从伦理的角度分析，对安乐死存有四个方面的争议，其根本在于如何在安乐死的执行过程中平衡自主、公平和有利这三个原则。

3.1 患者生死权利选择的争议

洛克在《政府论（下）》一书中指出，“生命权是表明人类生存的自然意义的权利，具有自然法的属性”，他强调了生命是神圣的，而死亡也是神圣的。在生命伦理层面，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个体的自主权利，每个人应当拥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但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安乐死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让广大民众能够接受安乐死还要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在医学伦理层面，患者拥有医疗选择权，他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治疗方式，医生应当在一

定程度上尊重患者自己的选择。王明成的想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患者的心声，对于安乐死的认定对象而言，病痛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常人难以忍受的生理折磨，作为一个已经被宣告死亡日期的患者，用庞大的金钱来维持短暂的生命，他们的生命价值无法得到提升，虽然通过医学的手段延长了生命的长度，但是无法拓宽生命的宽度，而他的病情也有可能是家庭背上严重的经济负担，生存已然不是他们最大的追求，患者背负严重的心理压力，而安乐死则可以让他们相对体面地离开。

3.2患者与家属之间的争论

现代医学强调“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人在社会之中并不是独立的个体，人的生死并不是个人的选择，将对个人背后的家庭和社会带来慎重的影响。在考虑患者的生死选择时，也应当将患者置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讨论，这也是引起争议的原因。实行安乐死，可以帮家庭节省高昂的开支，让社会的医疗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支配利用，这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理的。但是在道德层面上，让病人更快地死去，是亲属无法接受的，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故意缩短患者的生命缩短彼此相伴的时间，让亲属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思念之中；并且，对病人实行安乐死，无论家属的动机如何，它的直接结果是帮助家庭节省了巨大的经济开支，这就有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例如，一位孝顺的养女无法忍受母亲去面对病痛，助母安乐死，但她也在人们的怀疑与猜测中自责不已，最终酿成了自杀的悲剧，这样的结局并不是安乐死实施的本义，它不应当用一个人的离去带来更多的伤害，影响到更多人的生活。

3.3医生的伦理难题

“救死扶伤”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医生的天生的职责，是医德医道的根本体现，在医学生的誓言中第一句便是“性命相托”。数千年来，所有的医者都奉行着这个理念，追求“华佗再世妙手回春”的境界，所以无论在医生或者是大众的观念中，仍然认为医生只有尽可能为病人寻求、创造生的希望与光明的义务，没有主动帮助患者死亡的权利。然而，安乐死便是对于这种传统的医道观念的巨大的冲击，是用现代科技的手段用各种仪器短暂的维持病人的生命，眼睁睁的看着病人在痛苦的深渊，还是通过注射药物等手段帮助病人提早结束这类痛苦在平和之中与世长辞，如何选择也成为医生面临的道德伦理难题。

3.4安乐死标准判定的争论

什么样的人适用于安乐死？谁来判定某位病人适宜用安乐死？对于安乐死施行的标准应当是伦理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目前医学的发展仍是飞速前进的，今天的不治之症或许在将来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患者安乐死的抉择是否值得，未来患者的家属是否会追悔

莫及当时安乐死的决定。另一方面，在安乐死抉择上我们应当尊重病人还是医生的意见，患者的疾病尚可以治疗，但是患者实在无力支持高昂的治疗费用时希望选择安乐死时，医生应当何去何从，我国现在医疗资源严重分布不均衡，这种状态之下，相似的病例或许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结局，医生很难保证每个病人都得到公平的待遇。最不良的社会影响可能在于，模糊的安乐死评判标准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行非法剥夺他人性命的行为，这是不应当被允许的。

综上所述，安乐死的施行中应当遵守自主、公平、有利的原则，让病人能够自主做出选择，让每个病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让病人和家属同时获利。

4.如何面对和处理目前的困境

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极度痛苦想要施行安乐死的病人，医务工作者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因为安乐死目前尚未立法，医生没有权利去决定病人的生死，无论出于同情或任何目的为病人施行安乐死都是违法行为，都是在间接剥夺病人的生命，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这是违背我们救死扶伤的天职的。

首先，我们应当具有同理心，感受病人所处的痛苦，理解病人的心情，虽然现在我国临终关怀还未普及，对这些处于极端痛苦状态的病人尽我们所能关怀体贴，尽量让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活的有价值，活的有尊严，缓解病人身体上乃至心灵上的痛苦，使病人感受到温暖和关怀，活着的每一天就应当有其价值。

其次，应当注意病人和家属的心理上的治疗，处于危重阶段的病人和家庭，承受着来自社会、经济和病痛的多层折磨，作为医生我们应当理解并且注意开导，必要时让精神科医生介入治疗，防止不良的事件的发生。

第三，面对有些家庭条件艰苦的病人，我们应当帮其取得应有的资助，尽量保障他们得到应有的治疗。

第四篇：安乐死 辩论

正方：安乐死应当合法化

安乐死的含义：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无痛苦的死或安详的死。而在今天国外的临床实践中，安乐死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的，总体上包括5个条件： 1.必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 2.必须是“处于垂危濒死状态”

3.必须是为了解脱病人在精神和躯体上的极端痛苦 4.必须有病人的遗嘱或口头表达以及家属的要求

5.必须用人为方式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从而终止生命。我们对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支持，同样是建立在这些必备条件的基础上的。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原因：

其一，据我所知，那些身患绝症、可能随时死亡、每天接受放疗和化疗的人，他们的身心都处于极其痛苦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尽管仍对生活和生命充满渴望，但是却也对死亡充满无奈和恐惧。当医学上无法挽回他们的死亡的命运而他们又不得不遭受病痛的折磨时，他们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及结束生命的方式，让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安详、无痛的死去。这实质上是出于对病患的一种人性关怀，是设身处地的一种考虑。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躺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时，拿什么去谈什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恐怕剩下的就只有身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灵上的挣扎。对于认为“医学正在进步，实行安乐死是对生命轻易放弃和不负责任”的观点，本身就没有从患者本身出发。我们并不否认医学正在进步，但是至少在较短时间内还无法攻克癌症等不治之症的难关也无法消除病患与日俱增的痛苦，安乐死则可以在病人无法承受时提供一种解脱痛苦的方式。另外，我们不能从生命的长短和是否存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其二，当我们明知道已经无力回天时，实际上对病人在医疗上付出的费用也会给家庭和亲人造成一定的负担。尽管我们不能因此就对重症患者不闻不问，但是当病患本身已经提出要求安乐死已解决自身的痛苦时，在今天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确可以为其他更有希望治愈的患者提供更多生存的机会，也可以为自己的家庭减轻负担和压力。也许在病人离开人世时家人是痛苦的，但是看着病人痛苦的死去却也只能增加亲人的痛。从这些意义上，安乐死并非不负责任。巴金、邓颖超、王选等有识之士也都赞同安乐死的做法。

其三，如果将安乐死合法化进行立法保护，也许会出现社会上担忧的借用安乐死犯罪的状况，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状况，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严格限制安乐死药物的流入社会；规范实行安乐死的程序，在病患、家属和医院之间协调一致后再确定是否实行；经过法定部门的监督公证等。环环相扣，就可以将不法行为最大化的避免。此外，正如之前提到过的，首要前提是病人是患有不治之症且病人主动要求，这样也可防止滥用。考虑到实行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利大于弊，我们坚定地支持实行安乐死合法化。也许未来实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瓶颈，但是就像对于汽车，我们不能说因为汽车会污染环境，就把汽车从社会中淘汰、排斥汽车，因为汽车在带来种种问题时，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而安乐死，在规范使用时，带来更多的是慰藉，带走的是浮躁与苦痛。

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安乐死的地位。2001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我赞同其合法性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的本质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安乐死不具备这一点。其次，由于我国未明确规定安乐死，因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构成刑事违法性。2.安乐死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体现了对患者人权与选择权的尊重。其二，它减轻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也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社会资源。以上就是我赞同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

安乐死不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转换，而是一个死亡由“痛苦”到“安乐”的转变，它并不是倡导损害自己的身体或自杀，而是出于一种真正的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在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延续病人的生命，继续维持病人“活着”的状态，但这样的“活着”是毫无质量、毫无尊严的。对于身患绝症、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而言，运用先进医疗技术延长其“活着”的状态并非延长他的生命，而是延长了他痛苦死亡的过程。

波西﹒布里奇曼在他的《死亡日记》中写道：“一个社会让一个人自己做这件事是不人道的。或许，这是我能够对自己做这件事的最后一天了。

生命是神圣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害他人的生存权，但同时，人选择庄严的死亡方式的权利也不应该被剥夺。生命的神圣是通过生命质量和价值来体现的，一个苟延残喘地活着的人，他的生命质量是低下的，对他人和对社会只能具有很小甚至是负的价值。出于对神圣的生命的尊重，人也应该要有维护生命质量和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安乐死作为一种文明的生死观，它让人们正视死亡，维护了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

对于患者的家属而言，在求医的慢慢长路上，他们照顾一个毫无希望的病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承担相当重的精神负担；同时，当患者进入生命末期时的医药费是非常昂贵的，这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法律制度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甚至向病人隐瞒其病情，自身背负着经济和精神负担。若安乐死能得以施行，在消除病人痛苦的同时也解除了家属的负担。

对于社会而言，在当前我国医疗资源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医疗资源被用于维持已无治疗价值的病人的生命，政府也为此支付了巨额的医疗保险费。而全国还有许多地方医疗制度仍不健全，许多医疗产品的研发需要更多资金，广大农村地区缺少医务工作者和医疗器械，有希望治愈的人被迫放弃治疗，这使大量社会财富被浪费，违背了对生命同等尊重的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来，安乐死的实施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更多人受益。

当然，以上辩护是基于患者自愿接受安乐死的前提，否则，无论病人有无治愈的可能，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置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只有基于尊重生命的安乐死才符合整个人类生存质量提高和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的道德进步。

传统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执行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似乎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现代医疗水平的发展，传统的观念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救死扶伤的确是医生的职责所在，但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也是医生的职责。对于一个患有绝症并且痛苦万分的患者，道德的做法应是解除其痛苦，而非延长其生命来增加他的痛苦。死是人生必然，一些身患绝症而无法忍受病痛的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其愿望和权利，医生按其愿望和权利帮助他实施安乐死，符合人权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

此外，有反对者提出：现代医学是在不治之症不断得到救治的过程中发展的，安乐死的施行将阻碍医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合理。即便安乐死最终实现合法化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患者都会选择安乐死，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安乐死患者会愿意将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这无疑会为医学研究提供不同阶段的病理样本，促进医学发展。再者，如果为了医学的发展而剥夺患者维护生命质量的权利，这显然是不符合伦理学规范的。

反方：安乐死不应当合法化

从伦理角度讲，每个生命体都有存在的价值,不应该因为个人的意识而将其剥夺。安乐死与这一伦理是相悖的。生活的磨难我们应该勇敢地接受，人是社会型的动物，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亲朋好友的不负责。随着现代社会医学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那些所谓的绝症或许明天就能攻克，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另外，就中国现有的法律来讲，安乐死的实行很可能会触犯“故意杀人罪”。我国法律上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对象是濒临死亡的病人，虽然患者濒临死亡，但这样的病人仍然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他们的生命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安乐死故意的判断上，行为人为他人实施安乐死，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发生这样的结果，行为人的主观上属于直接故意。就这两点来判断，故意杀人罪是可以成立的。

德国格丁根大学曾经做过一份调查，他们对荷兰出现的7000起安乐死案例进行了分析。在这些案例中，41％的死亡者是由家属提出希望结束患者痛苦而实施安乐死的。而其中的11％，患者死亡之前仍然神志清醒，而且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但是没有人问他们愿意选择活着还是死去。我觉得，这差不多就是安乐死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有句俗话：“百病床前无孝子。”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子女因为某些原因，为自己病床上的父母选择安乐死。而且，安乐死的合法化一定是需要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的，这里的合格不单单是专业技术上的合格，更重要的是道德情操上的。一旦遇上一些无良医生，安乐死就成了变相的杀人工具。

1.从生命伦理上来讲，对病人自己来说，生命可贵的，是圣神的，轻易的结束生命，是逃避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在西方的基督教就明确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人都不能夺取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这是对神的不敬。而抛开宗教，生命同样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因为痛苦而结束生命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行为。另外，人不是赤裸裸的活在世界上，他带有社会性。例如，人会有着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自己的死去很可能对于家人亲人是一种莫大的伤害。而对于医生，这样一个救死扶伤的职业，在“救死”不能的情况下，如果选择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这也是与其职业道德相悖的。

2.从法律上讲，人的种种权利中，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根据现行法律，生命权的被剥夺只有在几种极特殊的情况下。否则，是要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而安乐死，恰恰是由于一个人丧失了行为能力，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来实现自己死亡的愿望。在这里，这种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间的界限难以判定。主观上，都是他人出于故意的目的，行为上，都实施了杀害他人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样的，即死亡。但是，两者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被害人的主观意志上。在当前，主观意志是一个非常难以判定的事。特别对于是一些意识不清的病人，又该如何判定他的主观意识呢？

3.安乐死还会带来一些不良的社会后果：比如，老百姓的看病难的问题、群众的医保问题远远都还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今后，是否会形成贫穷百姓因无钱看病和医治，只能被迫选择“安乐死”呢？现在很难下定论。

4.从技术上来说，在当下的医疗水平下，安乐死是否真正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在免除病人痛苦的情况下结束他的生病还有待论证。与此同时，乐死并非晚期重症病人解脱痛苦的惟一方法，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替代技术。协和医院一名麻醉科主任说过，麻醉医学技术完全可以做到使重症患者无痛或减少觉大部分的疼痛。

安乐死不同于自杀，安乐死的完成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协作。病重病危的患者如果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选择跳楼拒食等自杀的方式。而选择安乐死，则使得家人和医生的介入了自杀的过程。所以，能不能帮助他人进行安乐死等同于对于面对自杀者应不应该救助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旦家庭和医生介入了，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医生和家庭是否构成犯罪？医生在医院中面对将死之人有着救死扶伤的义务，现在不仅不履行这个义务，反而以一个终结生命的形象出现。维系家庭的纽带是亲情，但个体的经济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家庭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抛弃其中的成员，那么安乐死合法化就为这类人大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是，安乐死真的是为了结束痛苦嘛？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人一旦死去，便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这时候痛苦与欢乐又有何意义？很多的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因为被病痛折磨怕了，觉得丧失尊严了，但是安乐死并不能解决“痛”的问题。相信现代的医疗技术已经能够使得患者在失去意识的时候接受治疗，这些技术可以代替安乐死在这方面的作用。最后，安乐死可能对于有益于个别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但是于整个社会来说，医疗这方面的收益极小的。反而因此产生的社会文化成本却是极大的。

病人或者家属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的前提条件是病人得了不治之症，这就在法律上造成了一个假象。什么叫不治之症，是医学无能，所以就采取不医治的方式结束病人的生命。由此就产生了安乐死的两种方式。一是消极安乐死，即医生采取不医治的方式放任病人死亡；二是积极安乐死，即医生没有解决病人痛苦的办法所以采取一些手段让病人早死亡。这两者的先决条件都是医生没有办法医治疾病。另一方面，病人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以让自己能够早点解除痛苦，这看似是合理的。但是病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说出这样的话呢？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是否能够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进行很好的控制呢？或者说能否明白自己在讲些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验证的。

第一，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想法能同正常人的想法一样吗？第二，可能病到此种程度患者的意识根本就是不清晰的。从社会角度来讲，实施安乐死后可以节约很大的社会成本减轻社会负担；在伦理学的角度上讲，人总是会死的，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唯独法律的这道最低限的坎没有办法逾越。

还有一个方面，法律考虑的根本问题是安乐死有没有被外用的可能性。恰恰是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即荷兰和比利时，他们的安乐死被滥用的比例极高。有百分之一被滥用的可能性，法律就要采取措施杜绝这种可能性。法律的原则就是要通过制度坚决杜绝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而不是无法杜绝就消极对待。为什么刑法规定诸如追诉时效等等问题，就是为了体现我们的刑法一个坏的方面的可能性都不放过。像是荷兰这类国家，它之所以同意安乐死的合法化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这些国家的人均寿命比我国要高得多，所以对于疾病的忍耐力比较差，因此需要安乐死来减轻痛苦；二是它们是宗教国家，它们认为在宗教的总领之下安乐死被滥用的可能性很低；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此类病人急需治疗是浪费社会资源，因此不如实施安乐死来节约社会成本。因此安乐死得以合法化。但是问题同时出现，例如李利用安乐死来骗取保险金，争夺遗产等等。并且滥用安乐死的用途不完全是谋杀，还可以被医生利用来推卸医疗事故。病人病情恶化也可能是医生在治疗途中出现了医疗事故等原因，为了掩盖真相也可能采取安乐死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并且任何不治之症都是相对的。很久之前的肺结核是绝症，但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现在的肝癌、艾滋病等，他们的存活时间也越来越久。因此在医生不能够预计疾病的可控程度的时候不能够轻易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不然，我们的医生究竟是医人还是杀人呢？

而对于《长眠地中海》电影中的情况，朱老师认为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这个主角瘫痪在床几十年，他很痛苦，没有康复的希望了，但他并没有不久于人世。他的思想自由，没有抑郁症，也一直在家人的照顾和关怀下。所以当他提出希望安乐死时，这个决定是主动自愿的，朱老师认为可以予以批准。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不批准出于更多的为社会的考虑。因为一旦开了这样的口子，将给他人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不批准的原因在第三个问题中将会重点谈到。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申请的过程中设置种种的障碍，让他很难得到一个安乐死的批准。这样对于社会来说，可能相对的，影响会好些。

那么在判定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时，国家可以组织特定的委员会进行判定：患者是否还患有抑郁症，是否遭受家人嫌弃，如果周围的环境可以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他是否会打消安乐死的念头等等。

2赞同什么样的安乐死的实施方式？

朱老师认为首先当然要是自由且自愿同意的，完全由医生实施的主动安乐死或者医生协助式的自杀都可以。然后针对医生协助式的，可以进行一个安乐死非刑事化的举措会比较好。3是否赞同安乐死合法化？

朱老师表示：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是一个好的举措，好的政策。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到癌症晚期，不是怕死，而是怕疼。如果他们不久于人世，给他们一个安乐的，有尊严的死去，肯定比折腾来折腾去，两三个月的痛苦的挣扎的生活质量来得高。她当初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到各个医院询问情况，发现有的人，在她认为是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的，却也实施了安乐死。如果合法化了，就会规范化。但是随着她对生命伦理这一行研究的深入，她就发现，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病人的问题，还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制度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实施安乐死会给社会带来压力。即使社会有了全民医保制度，对于一些病重的，垂危的，没有能力医治的人，也会造成一种压力，好像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死。也会给社会造成一种感觉，好像医学上不值得医治的人，都要去安乐死。但是有的人原本就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一旦安乐死合法化，就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就造成了对价值多元化的抹杀。因此这样的在受到不正当影响下做出的抉择是不合乎伦理的，而外界，如医生、委员会等很难对其加以判断。这就是大多数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地区，医保制度已经健全的地区，仍然不愿意使安乐死合法化的主要原因。

①我们的医保制度不健全，医疗仍旧市场化，个人和家庭要负担很大一笔医疗费用，都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很大一部分人看不起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就等死，或者因病致贫，搞得倾家荡产。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导致人们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捷径。有了全额医保，例如前几年有人提出在上海地方立法，推行全额医保，就可能使安乐死可行。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躺着浪费了医疗资源，自己也很痛苦。

②另外，中国的临终关怀，或者护理机构也不健全。可能导致病患出于对亲人的考虑，不愿造成他们的复旦，而产生实行安乐死的想法。但是此时他们并不是自由且自愿的做出选择的，这就并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却可能实施了安乐死。

③即使在中国全民医保了，也还是有问题。虽然传统文化尊崇孝道，但是在中国农村，仍有许多人老无所养，受虐待的老人。如果现在就将安乐死合法化，那些老人就会很悲惨。他们自己可能会有压力觉得自己不能下地劳动了，成为子女负担了，也可能被子女逼走上一条死路。

④中国医疗机制中可能还存在腐败贪污。可能通过行贿，受贿，使人犯罪，或者使不需要安乐死的，无辜的人死掉了。

⑤更紧迫的问题是要对脑死亡的定义进行立法。4安乐死合法化之后是否会对医疗的探索造成阻碍？

朱老师认为这个不是问题。如果安乐死真正处于由于病人自愿的行为，那么也不是所有人会选择安乐死。安乐死的合法化或非刑事化，并不是安乐死的普遍化，这是两个概念。然后很多人还是愿意采取治疗，与病魔做抗争的。这只是社会支持的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抗争，一种是太累了，就想安安静静的死去了。而且在小范围的人中，特定的情况下，在非常苛刻的条件下，才可以实施安乐死的。我们可以控制一个时间范围，只有两三个月时间可以活的人可以安乐死，而还有两三年可活的人就不能实施安乐死。或者没有疼痛的也不予实施。这时，医学方面依然可以进行研究进步。5对于已经实施安乐死非刑事化的地方怎么看？

朱老师认为她没有进行过课题，然后从她目前的一些了解来看，她认为那些地方做得很好的。例如荷兰，他们又有医保，医疗护理也好。又有非常严格的标准。比如需要自己提出申请，两个以上医师进行验证，需要有一些等待期等等。

采访内容：

1.您是否支持“安乐死”？为什么？

我是支持“安乐死”的。我昨天看过一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节目，说的是浙一医院的医生陈作兵，他也是医学博士，在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时，没有让父亲化疗，而是让他安享最后的人生。肿瘤病人，到了晚期确定治不好了，再给他治疗其实是增加他的痛苦。我们医学不是包治百病的，我们要认清这个挑战，即治不好怎么办，与其花治疗在最后的六个月，为什么不花在以前呢。可以看到肿瘤病人的治疗，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治疗之后他们的生命质量会大打折扣。其实对很多绝症患者来说，他们是强烈要求“安乐死”的。我外公就是有这种情况，因为年纪很大了，在床上不能动也看不到希望，就想“安乐死”，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老人8、9十岁了，治疗只能延缓死亡而已，这种情况我觉得“安乐死”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3.“安乐死”涉及到哪些伦理上的问题？ 我觉得会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随着我们中国人受教育的提高以及医疗知识的普及，我相信“安乐死”还是会得到大家的接受。在中国，宗教因素的色彩不是很重，因为中国大多数人还是不信教的。

5.您觉得“安乐死”在未来的趋势是不是就会被逐渐认可？

我觉得不一定。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中会不一样。一个国家的理念，它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到对“安乐死”的接受。关于“安乐死”，我觉得应该可以看看我前面说的那期新闻调查栏目，看看专业人士是怎么看的。同样地，也是在浙江，一所医院里的肿瘤患者受不了治疗的痛苦，就从十几楼上跳下来，这是因为他痛苦但不能得到“安乐死”，只能跳楼。“安乐死”是有需要的，但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跟上。

6.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怎样才能判断一个人可以“安乐死”？

这个不仅仅需要医生的判断，而且还要得到本人和家属的判断。从医学上讲，能不能治疗，以我现在的水平治疗的效果有多大，可以由一组有水平的教授做出判断，确诊以后可以让病人和家属做出选择。还有一点，医生要如实地告诉病人病情，虽然告诉病人病情很残忍，但是确实有些病我们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告诉病人病情不是残忍，而是一个实话实说的过程。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病人治疗花了很多冤枉钱，治疗的效果却不好，人财两空，这也是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之一。医生应该告诉患者这个病能不能治，治疗的把握有多大，治疗的风险有多大，治了以后有哪些后果，不治有哪些后果，然后让病人和病人家属做一个判断和选择。而我们医院现在更多地是从经济收益考虑的，这是违背规律的。7.如果医生和本人都同意“安乐死”，家属不同意，那应该怎么办？

那应该尊重家属。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即使在国外，“安乐死”也需要一个专家组鉴定。

8.就目前来看，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安乐死”？

全国性的话应该是很难的，但是就地区而言，像我们上海应该还需要20几年。首先是我们中国人的健康素养，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愚昧地认为到医院就会治好病，至少能够减少他的痛苦。广州一个卫生局的副局长说过，到医院去，三分之一是治好的，三分之一是治疗后不好不坏的，还有三分之一是治疗后病情加重的。

第五篇：安乐死论文

对于人类而言，生与死的问题是一个无可回避、亘古不变的主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类对提高生命的价值和质量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生与死的态度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2000年11月25日、2001年4月10日，荷兰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以压倒多数票表决通过安乐死法案，使荷兰成为全球第一个正式在法律上将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国家。比利时紧随其后，于2002年5月通过安乐死法案。以此为标志，安乐死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由主要停留在民众吁请、学者论争发展到法律规制的新境界。而1986年，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主要当事人、陕西第三印染厂职工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因此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经高法审议后无罪释放。17年后，胃癌晚期的王明成要求安乐死，但被拒绝。他临终前表示，不能如愿很遗憾。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折磨，8月3日凌晨，他终于走完了多舛的一生。因此为了让更多类似的患者生得快乐死的安详，安乐死立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是必要的可行的。

一、安乐死概述

（一）安乐死的基本概念

1、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原意是指安逸地死去，快乐的死亡，尊严的死亡。在牛津字典中的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安乐死概念的分析层出不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安乐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由于难以忍受的痛苦，出于本人神智清醒的真诚嘱托或其近亲属的同意(病人是植物人时)，医生认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然死去的行为。[2] 另有学者主张，安乐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而无法治疗，且濒临死亡，为了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基于患者本人的请求或同意，采用适当的方法，促其提早死亡的行为。[3] 我认为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濒死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和有关部门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过程。安乐死是选择一种死亡状态，是体现了死的文明，而绝非是生与死的抉择。是死亡的优化状态，即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减轻或消除痛苦，使死亡呈安乐态。安乐死的对立面不是“痛苦地生”，而是“痛苦地死”。[4]

[1]

2、安乐死的类型

（1）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

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

主动安乐死又称“积极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或其他人在无法挽救病人生命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或加速病人的死亡进程。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加速病人死亡。被动安乐死又称“消极安乐死”，则是指对危重病人不给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国内外不少医院实际上早已实施。

（2）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

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

自愿安乐死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决定，非自愿安乐死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5]

3、安乐死成立的基本条件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安乐死具有以下特有属性：

第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是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来看患的是不治之症，而且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痛苦的死亡迫近眼前的患者。

第二、实施安乐死的首要目的是必须是减轻或解除病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如果有人为了能从一个身患不治之症，并且正在遭受着极大痛苦的患者的死亡中获取某种好处，采取措施导致患者死亡，这只能是谋杀。例如，亲属为了获得继承权、高额保险费，医生为了取得暴利等。总之，实施安乐死的动机必须是纯洁的。

第三、如果病人神志尚清楚，能表示自己的意思时，需要有本人真诚的委托或同意。[6]

第四、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是仁慈和尽可能无痛的。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

以上四大特有属性构成了安乐死成立的基本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二）安乐死的历史与现状

1、安乐死的起源与发展

安乐死的产生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在一定的意义上，他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在史前时代就有加速死亡的措施，如游牧部落在迁移时常常把病人、老人留下来让他们直接结束生命。在古希腊罗马，允许病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时有外人帮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主张立法允许安乐致死畸形儿。到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培根在其著作中把euthanasia用来指医生采取措施让病人死亡甚至加速死亡，他认为长寿是生物医学最崇高目的，安乐死也是医学技术的必要领域。比较接近现代意义的安乐死一般认为是从19世纪开始的，那时安乐死已被看做是一种减轻死者不幸的特殊医护措施，并已开始运用于临床。到了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任积极提倡安乐死。美国成立了“无痛苦致死学会”，英国建立了“自愿安乐死亡协会”，并发起和组织活动，谋求安乐死得到法律的许可。

然而，在20世纪的纳粹德国，随着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安乐死”被演化为一种种族屠杀的手段。希特勒在1938-1942年间，仅6年时间就以“安乐死”名义杀死了数百万人。安乐死由此声名狼藉，人们普遍将它视为一种纳粹主义的主张而加以反对，致使安乐死销声匿迹。二次大战后，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生活方式，渴望具有积极的生活感受和创造性的生活，同时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地扩展了生命和死亡的边界区，人们力求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生命的最后环节———死亡。所以，自20世纪60-70年代起，在工业革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中，医学革命得到复苏，关于安乐死的问题重新又成为热门话题。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有关争取安乐死的立法活动也在英美等国惹人注目地展开，尽管众多的提案一一遭到否决，但其所造成的影响遍及西方社会各个角落，主张安乐死的队伍无形中在不断扩大。一系列有关安乐死案件的发生，引发了对安乐死的广泛讨论，安乐死的问题真正成为这个时代生活中的一个热点，并以极大的吸引力，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的关注，并使安乐死的研究不断达到新的水平。[7]

2、安乐死在国外的现状

目前国外还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两个国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安乐死法。我们研究国外的现状可以从中看出安乐死立法的困难所在，从而为以后的安乐死立法开拓一条比较平坦、易行的道路。

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地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于199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在历史的车轮前进到2000年10月26日那天，瑞士苏黎士政府通过了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这一决定实际上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开亮了绿灯。半年后，也即2001年4月10日，荷兰一院（即上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这标志着荷兰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昭示着安乐死运动在一国已彻底取得了胜利。[8]继荷兰之后比利时也取得了胜利，2001年10月比利时参议院批准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帮助患绝症的病人实施安乐死。2002年5月16日，比利时正式公布了该法案，根据立法程序法案在3个月后生效。至此比利时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歌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1、赞成安乐死

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认为：人应该有尊严、有理性地选择死亡的权利，禁止安乐死，剥夺了人的这一自然权利，不具有正当性。同时，明知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既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其家属和亲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生命属于个人，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命。即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权利，人人有权去选择“体面的舒适的死亡方法”以求善终。[9]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病人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痛苦难当，希望早日摆脱痛苦，对其实施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一个无望挽救的绝症患者投入大量的医疗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应当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节省下来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死亡并非永远是人类的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和死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10]

2、反对安乐死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是违反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反自然行为，削弱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力量和勇气。同时，确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乐死很困难，安乐死有被滥用的危险。虽经病人的同意，也不能阻却其杀人的违法性。他们觉得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尽其所能，力求使病人的病情好转，而安乐死则要提前结束人的生命，不能认为是医疗行为。不可逆的诊断未必准确，不仅医学的发展可以使绝症可治，现实中更有许多病例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应该给病人以这样的机会。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更有过纳粹借安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11]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目前对安乐死还是持否定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把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这种做法过于绝对化，没有充分考虑事实的本身和具体的实际现状，现在人们安乐死的呼吁越来越多，我们应该采取折中的办法允许附有严格条件限制下的实施安乐死行为的合法化。

从伦理角度分析：

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宋功德认为，在这方面法律应该体现人性化。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使人无痛苦地死去的做法，是一个长期争论的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问题。

人道主义的N种非人道可能

安乐死的出现是从减轻病人痛苦和家属心理负担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但具体到立法上，一不小心则可能陷入N种非人道陷阱，给别有用心的人以可图之机。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二战以后，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在我国，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安乐死立法话题已摆上议案，但法律实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眼下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将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用得不好，则将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反对者们对安乐死立法忧心忡忡：

忧虑

一、安乐死的直接原因是病人无法救治并承受巨大痛苦，而且他自愿接受安乐死。可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猛，医学技术不断提高创新，谁能保证当前无法救治的顽症在一两年内不会被医学界攻克呢？如果实施安乐死合法，这是否会导致医生为摆脱一已应尽的责任而把安乐死作为借口？

近年来，欧洲爆出数起医护人员利用本职岗位变态杀人的事件，在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荡。1992年，英国女护士贝弗利·阿利特被判入狱13年，罪名是谋杀4名幼儿患者，并企图谋杀另外9人。2000年，英国“死亡医生”希普曼因谋杀15名患者被判终生监禁。此外，他在行医的20多年里，用注射过量海洛因的手法杀害至少265名患者。2001年9月，瑞士32岁男护士安德马特承认，他出于“同情”杀死了27名患者。

忧虑二、一些不孝子女为脱摆对老人的赡养义务而钻安乐死的空子，造成新的社会悲剧。

忧虑

三、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否会导致人们认知上的误解。一些病人之所以实施安乐死，是因为他们将死，生命已不再有意义，而且自认为是社会和家庭的累赘。如果带着这样的认知实施安乐死，对我们的社会伦理怀道德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

忧虑

四、当出现病人因为经济原因不愿再继续接受救治，继而请求以安乐死结束生命时会怎么样呢？这无疑于因为贫困而要自杀，这是人道还是非人道？

忧虑

五、伯尔尼大学医院的精神病专家托马斯·舒尔弗认为，那些患有绝症的病人一时头脑发热可能会做出想要自杀的决定，但这一决定其实是不理智的。如果病人出于一时激动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而非深思熟虑，那么这种死亡对他们就是不人道的，甚至是在助纣为虐。

忧虑

六、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曾指出说：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们也担心，一样一来将造成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弱势群体更弱，而强势群体更强的局面，造成更的社会不公。一

在这方面，荷兰作为全球首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在严谨立法避免掉进人道主义陷阱里，在一些方面为世界各国作了榜样。荷兰法案为医生实施安乐死规定了严格而详细的条件：首先，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接受安乐死并多次提出相关请求，医生则必须与病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判断病人的请求是否出于自愿或是否深思熟虑；其次，根据目前通行的医学经验，病人所患疾病必须是无法治愈的，而且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认为是难以忍受的。只要存在某种医疗方案可供选择，就说明存在着治愈的可能；第三，主治医生必须与另一名医生进行磋商以获取独立的意见，而另一名医生则应该就病人的病情、治疗手段以及病人是否出于自愿等情况写出书面意见；第四，医生必须按照司法部规定的“医学上合适的方式”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在安乐死实施后必须向当地政府报告。

: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个人无权安排自己的生命状态，人为地结束生命是反自然的行为。而且，轻易放弃对不治之症的尽力救治将有碍于医学的发展，因为医学就是在与各种绝症、顽症的斗争中进步和发展的。另外，人们更担心的是社会风险和道德滑坡。一旦医生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有权用医疗干预手段致人死亡，那么如何保证这种权力不被滥用呢，这某种特定情况的界定会不会被扩大？尤其在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和法制还不健全的社会，这种风险就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