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追寻周恩来青年时代
追寻周恩来青年时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资料图:1917年的周恩来
周恩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杰出的外交活动家。
191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并组织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
1920年赴欧洲,在法国、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学生与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领导工作,对早期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少年老成
周恩来(1898——1976),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他的祖父是绍兴读书人,绍兴师爷名声在外,淮安周家就是由绍兴迁徙而来的。周恩来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
周恩来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去世。因为他生前不事生产,到了周父这一辈,只能靠房产和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日见拮据。父母为第一个儿子取乳名为“大鸾”,大鸾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只要大鸾现身,天下便会安宁。在周恩来不满一周岁时,叔父病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叔父如果没有子嗣就死去是无颜见祖先的,牌位也不能上祭坛。为了“冲喜消灾”,周恩来被过继给叔父。
周恩来从4岁开始跟随叔母识字和背诵唐诗,5岁入私塾读书。叔母出身于书香门第,擅诗文书画,略懂医理。她常给大鸾讲神话故事和一些唱词。6岁那年,周恩来一家搬到外祖父家居住,大家庭里难免有磕磕碰碰,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周恩来的生母凭借自己的精明能干,总能公道地解决纠纷。周恩来常跟随生母去排除纠纷,耳闻目睹了母亲的办事公道,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在私塾一边念书,一边大量地读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肆意徜徉。“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正当他有意识地孜孜不倦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养料时,两个母亲相继去世,父亲和伯父长年在外谋生,一位叔父偏瘫,一位叔父早逝,身为长子长孙的周恩来不得不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他用稚嫩的双肩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养活自己和年幼的弟弟,他强装笑脸靠典当借债主持家事,养成了少年老成的稳重性格。
1910年春,12岁的周恩来随伯父到东北求学,转入新建的奉天第六高等小学堂。这正是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时期,周恩来告别了私塾生活,进入新式小学堂,对一切都充满好奇。那些新鲜有趣的课程,诸如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和体操,真正激活了少年渴望窥探世界的心。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国内时局风云变幻,也处在破旧立新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在老师的影响下坚持读书看报,及时了解国家大事。“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
辛亥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带头剪去辫子,并接触进步书籍,他读光复会领袖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无论是章太炎难懂的古体文,还是梁启超的近体文,周恩来都认真阅读。虽然进步刊物的思想侧重各有不同,但朴素爱国的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周恩来的眼界随着阅读拓宽,思想得到升华,对事物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所以,当其他同学还从未想过为什么要念书时,周恩来已经明确地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由于伯父工作调动,周恩来于1913年随之迁往天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中学。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由严修创办,张伯苓担任校长。周恩来的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周恩来十分珍惜学习机会,他为自己制订了五个“不虚度”的要求: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周恩来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他的作文曾被评为全校第一名,得到”用笔遒劲,布局绵密“的评语。
因为“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的便利条件,周恩来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取“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他主编《敬业》会刊、《校风》周刊,发表小说和时事评论性文章。周恩来活跃在校园内外,他参加新剧团,扮演女角登台演出,参加学校演讲会、江浙同学会并分别当选为副会长和会长。1915年,周恩来参加了反袁运动,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他组织同学演讲、募捐,在“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的情况下,青年周恩来已经显示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认为自己应该继续深造,他筹划考官费留学生。既是官费,求学费用可暂不考虑。然而伯父早已无力负担南开学费,又去哪里筹措远渡重洋的旅费呢?幸好爱交朋友的周恩来为人诚信可靠,一些友人愿意向他提供路费。“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临别时刻,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早在国内,周恩来就了解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增。初到日本的的周恩来想要实地了解日本的发展情况,以证明“中国是否可以走日本的社会模式”的问题。周恩来看到日本灯红酒绿的的城市风光,也更多地看到无业大军呆滞的目光。他渐渐否定了“强权”救国的想法。周恩来不喜欢条条框框的东西,枯燥的日语学习是件令人头疼的事,周恩来在沮丧中猛然发现一直未受自己重视的《新青年》上竟然登载着一篇篇充满激情和正义的文章,它们犹如排山倒海般震荡着他,新思想、新文化令他豁然开朗。周恩来手不释卷,“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它特别钟爱。正当周恩来准备应考之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他在报纸上看到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逐渐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先后阅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深深吸引着周恩来。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倾斜。他再也无心念书,决定回国。
刚刚回国,中国爱国学生发起了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由北京迅速扩展至全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天津学生组织的示威游行。为把运动引向深入,他搬进南开校园,和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同吃同住,团结一致,还以南开校友身份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建立起天津学联自己的舆论宣传阵地。周恩来在报上发表文章随时报导运动形势,他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
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富有感召力的文章深得学生喜爱,学联会长马峻称赞说:你的社论真鼓舞人心,这比只站在人群前面大喊一阵有用得多。
为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到北京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反动军阀强行逮捕了天津学生代表,激起更大规模的学生反抗。经过露宿请愿,代表终于被释放。在胜利返津途中,周恩来、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学生提议组成一个更加严密独立的团体——觉悟社,以便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周恩来在正式成立会上提议出版不定期小册子《觉悟》,起草了《觉悟宣言》。周恩来是觉悟社的中坚力量。“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周恩来自己曾说,“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党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
为寻求救国真理,国内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像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再次踏出国门。赴法之前,周恩来已和国内报纸签定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到法国后,周恩来可以一面读书、一面实地考察、用心写文章。这段时期,周恩来认真辨析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后,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光荣地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随后,周恩来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了节省费用,团结进步青年,他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周恩来以卓越的宣传才能担负起宣传工作。周恩来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宣传工作、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共产党的路线方针。“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后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书记。
为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1923年,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代理部长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欧洲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国内国共合作的先兆,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服从组织安排,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众多的领导干部。
1924年,周恩来奉调回国,当时国民党已经改组。鉴于周恩来旅法期间的卓越表现,他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教官,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有全新的办校体制,它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然而,很长时间内,由于工作不到位,政治部形同虚设。周恩来到职后,首先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他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了政治教育计划并加授课程。他还注重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在军校内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周恩来提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加强了大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周恩来一手开创了中国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
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的。任职期间,国民党一个月发给他几百银元的工资,除了留几十块钱维持生活,周恩来把其余的全部交了党费,不留余财。周恩来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紧密联系群众,经常与学员们促膝谈心。他用公开讲演,个别谈话等方式,在朝夕相处中“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后来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1925年,周恩来作为政治部的领导人,参与率领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东征军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爱民歌》唱道:“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东征顺利,实不能略去周恩来政治工作的成绩。时隔不久,蒋介石以海军要叛乱为借口,阴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周恩来遂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
由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中表现出突出的政治工作才能和军事才能,中共中央调他到上海,进入中央工作。1927年3月,周恩来奉命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1927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周恩来由此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第二篇:青年时代的抉择演讲稿
做好选择正当时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做好选择正当时”,没错,是“选择”而不是“抉择”,对于老师给的主题“青年时代的抉择”,我思前想后觉得“抉择”这个词对于卡尔·马克思也许是恰如其分的,但对于你我中的大多数也许有点消受不起,在座的都清楚,抉择比起选择有更强的情感背景,更危急的形势,更迫切的需求,比如常常看到的“生死抉择”之类,正如《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这部电视连续剧中所展现的,马克思在大学时代违背父亲的意愿选择哲学研究,不顾各方的反对娶燕妮为妻,后来因为自己的尖锐言论导致在巴黎、布鲁塞尔的逃亡生涯以致最终放弃德国国籍,似乎他的每一次选择都在与自己的过去说“不”,革命者的风貌展露无遗,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马克思早早就将全人类尤其是无产者的幸福系于一身,在一次次经受苦难时,他这样告诉自己:“如果人仅仅为自己劳动,也许他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智者,卓越的诗人,但是他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完善和真正伟大的人。”他正是靠着这样伟大的信念挺过一次次危难,走出一条真正意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这种精神正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
当前的我们正处在人这一生中最美也是最关键的时候,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又是历史上最复杂,变化最快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就犹如撑了一叶扁舟行进在激流惊湍中,两岸的风景美不胜收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多少人因为流连于岸边的风景急着靠岸却被大浪打翻葬身鱼腹成了失败者,多少人成功踏上河岸却发现舟已漂远再也追不上,成了享乐者,又有多少人不满足于已有的收获一次次惊险靠岸数次险些丧命成为冒险家,只有很少的人能坚定自己的航向,不忘记自己起航时的初心,最终来到开阔的下游乃至无边的海洋成就人生的大成。不同的结果起因于航途中的不同选择,毋庸置疑马克思属于最后一类人,也如愿成就了一代伟人,也许大家会说我可没打算做什么伟人,理想也远没有为了全人类的幸福那么伟大,只想做一个享乐者或者冒险家,这一点无可非议,然而即便如此,马克思的故事依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这就是树立理想脚踏实地的精神,大家都知道,人一旦有了理想和信念,很多眼前的坎儿、困难、挫折就会变得轻描淡写,同样的磨难,在有梦者和无梦者眼里就完全不同,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其实不是这样,走唯物主义的道路并不代表没有了“心”,“心”的力量同样要考虑,所以才会出现“无产阶级者的共产主义信仰”这类貌似不合理其实实事求是的字眼,这也恰恰证明了理想与信念对于成就事业的重要性。我常常问自己,现在的我是否对自己的目标已有了清晰的认识,是否准备好为了这个目标放弃一切,每天叫醒自己的是梦想还是闹钟,抑或还在徘徊迷茫中惶惶度日,用各种物质娱乐腐蚀自己的灵魂,甚至有一天发现自己连开始的惶恐都不复存在,做什么事都那样心安理得,对于不同的选择我没有资格告诫,更没有能力预测未来,我只是觉得是时候做出选择了,正所谓“做好选择正当时!”
第三篇:写给逝去的青年时代
写给逝去的青年时代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月是把杀猪刀。”我惊奇地发现把伟大领袖的诗句与网络上的流行用语联系起来居然是如此的通顺,似乎还挺押韵。据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不过至今似乎还挺安全,全球除了偶有地区发生一些小的不能再小的地震之外,大家过得还是很悠闲。又到了每年的“五四”节,按照联合国的说法,15-24岁的是青年;国家统计局认为是15-34岁;共青团定义成15-28岁,折中来算,加之今年又是共青团成立90周年,按照28岁的底线,今年好像是鄙人最后一个青年节了。既然是最后的,自然是珍贵的,写一点东西,发发感慨,以为纪念。
今天是共青团成立90周年,“中国共青团是伴随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诞生而诞生的,团中央机关旧址与党的诞生地都位于上海。统计显示,中国已有超过7800万名共青团员。”共青团发展的真是不错,不过我突然间想到另外两个团组织:一个是1947年被国民党并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个是1945年被打掉的“希特勒青年团”,要是能存在到现在,想必也都发展的不错。
话说回来,到目前为止,青年节稀里糊涂地也过了那么多次,按年龄算,最早的一次也在本世纪内,不过肯定是没印象了。我们常说人生入戏,一幕一幕,一出一出,开始的时候平淡无奇,一般印象都不深刻,到了快结束了,收尾了,那就是高潮了,欢喜团圆、慷慨激昂、生离死别、成王败寇、死去活来,圆满的大结局固然是好的,但总免不了曲终人散的伤感。但青年节这个东西(事实上不是个东西)以后没得过似乎也没有什么坏处。不像儿童节,过完了,6月1号就没假放了,也没好吃的东西了,孩子们永远是现实的,对她们来说这两者还很是重要的。
如果说真要有什么要感慨的话,那也只有时间了。十几年的光阴确实不算短,刚跨入21世纪的那个零点,我似乎是在做数学题,那正是初三的岁月,课业负担还是很重的,十几年了,不能说沧海桑田,起码也充充实实地过了高中三年,可惜的是没谈过恋爱;浑浑噩噩地过了大学四年,可惜谈了恋爱没成功;普普通通地工作到现在,可惜目前还是光棍,令人愉悦的忧伤。开个玩笑,28岁了,真TM的。
28岁这一年,毛泽东正在赶往上海参加一大;28岁这一年,周恩来正在领导上海60万工人大罢工,两年前他成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28岁这一年,汪兆铭结识了袁世凯,一年前他刚刚刺杀了摄政王,并且赢得了一个美丽女子的倾慕与芳心;28岁这一年,鲁迅结束了长达七年之久的留日生涯,回到故乡;28岁这一年,梁漱溟已经在北大的课堂上教了3年书;28岁这一年,费孝通在英国伦敦大学开始撰写他的代表作《江村经济》……28岁这一年,李政道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3年后他获得诺贝尔奖;28岁这一年,比尔盖兹的微软已经成为业界营业额最高的公司;28岁这一年,史蒂芬·乔布刚刚离开苹果,并开始电脑动画的创作;28岁这一年,杨致远的雅虎股票正式上市,一周之后的市值为8.5亿美元;28岁这一年,丁磊的网易已经运营了2年;28岁这一年,马化腾正式推出他的腾讯QQ,这只鸭子在今后十几年中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28岁这一年,雷锋已经去世6年了,他至今仍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完美的道德模范……
你可以不厌其烦地罗列那些在28岁就已经或是快要获得成功的人物,那映衬你此刻内心的不安,是表达一种懊悔之情或是邪恶的嫉妒,还是兼而有之?回想逝去的青年时代,一切似乎都是那样的模糊不堪,当你试图寻找一个词亦或是一段语句,可以总结这段既平淡无奇却又充满无数不确定的、乏善可陈却又看似美好的时光时,感到的尽是自己的语言贫乏,一种空虚与无助,如喷薄的泉水从心底涌出,似乎要将人包围,将人吞噬。
昨日看到微博上白岩松谈了当下社会需要新的构建,他说了三点“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我本以为捍卫常识是第一位的,现在看来寻找一个不坏的信仰似乎更重要些。当你发誓不能碌碌无为,不能虚度年华时;当你立志要建功立业,要封妻荫子时;当你试图从书中寻找答案,寻找一种适合你的追求,寻找你期望获得的哲学时,你会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的变幻莫测,一切又都是那么的不可靠。你面临的是普遍的焦虑感,技术革命、信息化浪潮和民主化的冲击,旧的信仰早已被严重摧毁,而新的信仰尚未形成,你将举足无措。当你抬头仰望天空,心中出现的将不再是康德希望的道德准则,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你什么也抓不住;低下头去,脚下的土壤已经松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你不知道能踩住什么。你只能长叹: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
21世纪的前十年,是80后开始融入社会的十年,我们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试验场。Harold Rosenberg曾言“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他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我们不仅要维持“中国速度”,更要推广“中国模式”,我们不仅要忍受“中国模式”带来的负担与幻灭,更要为“中国速度”带来的副产品和发展垃圾买单,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当你立志要不再世俗,不再犬儒之时,当你想遵守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准则(爱、同情、正直、公正、善良)哪怕实事求是之时,你居然发现这似乎比登上火星还缺乏可能。我总以为一个人不该为自己活着,或者说不能单单为自己活着,就像肯尼迪在就职演讲时说的那样“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是的,我们都是想做一些事情的,而事实上呢,天涯上曾有这样一句话,说的是当代青年两大憾事,一恨报国无门,二恨A片有码。毕竟无码的毛片还是很多的,不过报国的门路在哪里?只有天知道。
啰啰嗦嗦写了上面一大堆,回看一下,又不知道都写了什么,满口荒唐言是肯定的,不过没有辛酸泪,还是快乐一点好,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我是不希望下地狱的,也不希望死于荒野,毕竟还没有活够。
最后用两句话做为结束吧:
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王小波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瞿秋白 补充一句,鄙人的本家秋白先生28岁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了,他被后世称为“永久的青年”。
是为纪念。
第四篇:霍达自青年时代步入文坛
霍达自青年时代步入文坛,1980年创作了历史剧本《公子扶苏》(又名《秦皇父子),首创性地塑造了千古一帝秦始皇及其长子扶苏的艺术形象,作品一发表便受到文学界、电影界、史学界的重视,被誉为近年来历史题材创作中“难能可贵”的一部剧作,新华社为此播发了《女作家创作〈公子扶苏〉剧本》,引起国内外各方面的关注,此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这一时期,霍达先后创作了影视剧本《我不是猎人》、《鹊桥仙》、《飘然太白》、《江州司马》、《鞘中之剑》,中短篇小说《追日者》、《保姆》、《猫婆》、《不要忘记她》、《芸芸众生》、《魂归何处》,报告文学《万家忧乐》、《国殇》、《小巷匹夫》等一批体裁不同、风格迥异的作品,显示了她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屡获好评,并连连获奖。1987年,她创作了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在《长篇小说》杂志分两期发表,1988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作品一问世便引起强烈反响,好评如潮,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回族人民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力作。1990年,《穆斯林的葬礼》获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奖、北京市建国40周年优秀文学奖,1991年获中国最高奖——茅盾文学奖。1988年对霍达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不仅在这一年正式出版了代表作《穆斯林的葬礼》,而且她的中篇小说《红尘》和报告文学《万家忧乐》同时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报告文学《国殇》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报告文学《小巷匹夫》获火凤凰报告文学奖;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她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行参政议政之职。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主旨的《万家忧乐》还在1988年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2年获全国保护消费者杯个人最高奖,2001年获“3·15”金质奖章。
第五篇:《追寻》演讲稿
尊进的各位领导、老师们: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追寻
追寻是一种动力,激励着我勇敢地前进;追寻是一种理想,引领着我默默地前行;追寻是一种信念,坚定着我那份无悔的忠贞。
刚接触到教导处这个岗位的一段时间里,我满怀的工作热情、泼辣的工作作风在繁琐的事务及各方面的压力面前,却显得那么脆弱、无力,我迷茫了、彷徨了、甚至退缩了,但抱怨是弱者的象征,真正的强者思想是积极的。命运把你仍到天空,你就做鹰;把你扔到草原,你就做狼;把你扔到山林,你就做虎;把你扔到大海,你就做鲨。现代教育家魏书生曾说过“多改变自己,少埋怨环境”、“选择积极角色进入生活”,“多抢挑重担,少推卸责任”、“提高笑对人生的能力”„„这些话犹如一泓清泉,流入我久旱的心田,为我注满追寻的动力。在这几年教导处工作的历练中,2009年秋天,由于学校教师紧缺,我在负责教导处工作的同时,还担任了六年级的语文教学任务。每天早上伴着晨曦,夜晚伴着星辰,往返于家校之间,虽然觉得很累,但更多的是追求心灵上的踏实。11月份,为了备战河南省教育厅组织的“我为祖国站讲台”师德演讲比赛,多少个夜晚都是那篇演讲稿陪着我进入了梦乡,在此,请允许我对给予我帮助和鼓励的领导、老师们深深地鞠上一躬;第二学期,在上好课,做好分内工作的同时,我又负责排练文艺节目迎接区教育局举办的六一儿童节会演。节目需要太极扇的表演,我必须先学会再教给学生。由于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学,只有晚上跟着电脑“见招拆招”。
金庸老先生武侠小说中的“见招拆招”有克敌制胜的效果,我却是“见一招、拆开分解一招、内化学习一招”。记得那天晚上已经十一点多了,我正对着镜子练习得起劲儿,可能爱人被我吵醒了,说了一句话,气得我哭笑不得,他说:“大半夜的跳舞,一会儿张国荣就来给你伴唱了!人家是‘夜半歌声’,你是‘夜半舞蹈’!”
忙碌起来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跑服装,跑音乐,跑化妆,跑道具,抠动作、抠细节、抠表情,最主要还要抠经费呀!《少年中国》这个原创舞蹈节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的工作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去年7月,被评为“爱岗敬业标兵”,9月,被评为区“优秀教师”。我——知足!
教导处是学校教学工作的枢纽,工作繁杂、琐碎。假期里,教导处要组织老师们到新华书店拉新书;每年8月中下旬就要开始新一年级的新生招生工作;开学前,排课表、分发课表,新生分班,办理转学生手续,发新书,调配新教材,为农民工子女开通绿色通道;开学后,制定计划、整理学籍、记录考勤、临时安排调课、听课教研、课题研究、教学常规检查、家长会、毕业生工作、期末考务工作,等等等等,在座的曾经的教导主任和现在正坚守这个岗位的兄弟姐妹们,千头万绪的工作,我们本着一颗热诚的心,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的难道不是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为的难道不是那执着、不懈的追求?为的难道不是追寻那份无悔的忠贞吗?
我是有着田园般温馨育人环境的新荷人!我们是有着创新、求实、诚信、奉献的卫滨人!我们是有着对生命的那份纯真不懈追寻的教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