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半月评论第13—24期

第一篇：2010年半月评论第13—24期

《半月谈》【半月评论】2010年第1—24期全年合订本目录

第13期：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1 第14期：民生拉动转型..............................................2 第15期：让中国社会健康走出转型期..................................3 第16期：舟曲不倒..................................................4 第17期：转型，是一种生长..........................................6 第18期：共同建设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7 第19期：“傻好人”不孤单...........................................8 第20期：“十二五”，改革再攻坚......................................9 第21期：更好生活的新期待.........................................10 第22期：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11 第23期：换一个视角看物价.........................................12 第24期：城市化，不得强制.........................................13

第13期：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

低俗化的电视相亲节目**在“宁愿坐在宝马车中哭泣”拜金话语的热议中刚刚过去，炫富式的“全球私人甄选佳丽”又在风水大师坐镇，数千名单身女竞相参加海选中拉开帷幕„„这样的故事还会一再上演，我们只是在大众的道德叩问中撩开了又一层社会面纱而已。

记得哲学大师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人心灵充满日新月异、与日俱增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当我们仰望星空，令我们景仰和敬畏的那一道天际线在哪里呢？

什么时候，我们对金钱崇拜，对财富炫耀，从抑制、批判、抵抗，演变成麻木、默然、包容，进而转换为今天的附和、向往、张扬？什么时候，我们在多元化、世俗化、市场化的现代话语中，将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日常化、合理化、漂白化？诚然，“随着时代的变更，观念也在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应该是文明的进步，而非道德的蜕化。诚然，“勇敢地表达对金钱的宠爱，是一种进步”，但这是社会环境的宽容，而绝非意味生活品质的提升。诚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本性”，但拜金从来就不等同于美好。诚然，“生活的选择是个体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掩盖不了群体的主体意识的失落。有学者坦言：“这是一种典型的感情、婚姻和良心的现金交易，家庭已不是温馨的港湾，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这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金钱崇拜和家庭婚姻关系的异化。”这种公然的拜金、分明的异化，正肆意侵蚀着社会良知，扭曲着主流价值，伤害着世道人心。

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商品的交换价值，侵袭着心灵世界，物化着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负和梦想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着财富分配的失衡、生存环境的劣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主流价值的凝聚力正被弱化。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纵容拜金主义现象的理由。

一双“看得见的手”终于强势干预：政府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亮出了红牌。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社会遏制拜金主义现象唯一的依赖。

更需要的，是道德的自我救赎。

社会良知，公民责任，生命伦理，是每一个人应当坚守的道德底线，应当完善的生活方式。无数的平凡人物，草根英雄，在生活的艰难困苦和社会的边缘挤压中，捍卫着做人的良知和尊严，守护着自己的一片精神家园。

那些特别年轻的富豪群体，在短暂的时光里创造着中国财富积累的奇迹，也在人生的起飞中感受了心理和精神的晕眩。今天怎么学会做富人？看一看身边的陈光标们，富而思仁，扶贫济困，回馈社会。当然，不是要大家只是去走慈善一途，富豪们的钱包也未必都愿随身携带。但是，学着去融入社会，贴近民众，开拓胸襟，提升品行，于个人事业的拓展也当大有裨益。那些一心要走生活捷径、放弃自我实现的女大学

生们，人生的前途是什么？听一听华中科大校长“根叔”的叮嘱吧：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被就业”、“被坚强”，那就挺直你们的脊梁，挺起你们的胸膛，自己去就业，坚强而勇敢地到社会中去闯荡。

价值的社会引领，同样不可或缺。

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理当倡导健康、良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一夜暴富的神话故事，挥金如土的眼球效应，官员明星的傍款现象„„在对现实社会的误导中，对广大观众的戕害中，恣意张扬拜金，何谈社会责任？财富，代表着成功，意味着高贵，象征着品位„„在这样的评价谱系中，何谈劳动者的地位和尊严？

有“破”就当有“立”。价值“立”在何处？传统文化的振兴，现代文明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还依然在途中。

如何加快构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去填空、去置换、去引领？如何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践行让每一个人都有幸福、都有尊严的国家哲学？

公平的制度建设，则更具根本意义。

我们必须直面拜金主义现象背后日益显现的社会动因：房奴，孩奴，蜗居，蚁族，这是值得关注的年轻一代的生存；踏实劳动，为什么脱贫致富那么难？艰苦奋斗，为什么改变命运那么难？这是值得深思的底层民众的诘问。还有，劳动与资本，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城市与乡村，教育格局的二元结构；二代与二代，就业岗位的阶层世袭；权贵与平民，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这是亟待求解的转型社会的难题。当下最根本的，是公民的权利平等，是社会的规则公正，是发展的机会公平。最紧迫的，是消解社会结构出现的板结现象，为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拓开更加开放的通道，为风险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更为坚实的地基。

我们的心灵就如一座座城市。城市的空间已经被日益高耸的混凝土森林所包围，所裹挟，所遮蔽。怎样去解放生命的本真，在拜金的抵抗中，在精神的超拔中，去还原那一道道深远、壮丽的天际线呢？

第14期：民生拉动转型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转型时代。

如何加快推进转型？人们寄望的，或是自主创新，或是市场机制，或是产业政策。我更看重的，还是靠民生拉动。

民生是转型不可偏离的导向。

转型的核心价值，在于转变长期以来以产值论英雄、以数字拼政绩的发展观，从单一经济增长的攀比中跳脱出来，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分配公平型社会的建设中，坚守以人为本，追求民生进步，保障每一个人的体面劳动，维护每一个群体的权利尊严，创造全社会成员的幸福生活。

为什么30年中国的高速增长被世界誉为“经济奇迹”，我们的居民收入还是偏低水平？国内的消费需求还是底气不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劳动力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22年，从1983年的56.3%减少至2005年的36.7%。中国制造的红利更多地在倾斜的劳资关系中为资本所挤占，在失衡的全球分工中为海外所汲取，在肆意的腐败蔓延中为权贵所掠夺。转型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指向，就在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加强涵养消费能力，保障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在陕北神木，当地领导的执政理念很简洁：“天大地大，民生最大”。从12年免费教育，到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养，城乡统筹全民免费医疗，神木正是在民生导向的生动诠释中，在人力资本的精心培育中，积蓄着经济转型的更为深厚的能量。

民生，也是转型生生不息的动力。

珠三角、长三角职工日益强烈的维权诉求，正在生成一种倒逼中国制造转型的强大力量。一些企业，资本以无情地剥夺员工体面劳动和起码尊严的代价获取剩余价值，换取畸形的市场竞争优势。广大员工在粗暴的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中，在贪婪的劳动薪酬、业余时间和人性空间的挤压中，在严酷的生存底线、心理底线和伦理底线的冲击中，被当成流水线上永动的机器。从深圳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到南海本田的停工行动，劳资矛盾在凸显，权利意识在觉醒，社会警钟在敲响：传统的以牺牲广大劳动者利益来换取

经济发展的“低端制造”模式已经行之不远。我们面临的抉择，不是去争论、担忧“机器替代劳动”“企业转移海外”和“弱化比较优势”的问题，而应是丢掉幻想，乘势而上，去着力于自主创新，塑造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延伸高效产业链，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中国创造”引领“中国制造”，以“内需驱动”替代“出口导向”。

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需求来自城镇化。先行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有力推手，正在推涌劳动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向着人口城市化进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试点地区的城乡一体，正在创造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重庆拍马当先，勇于闯关，要让300万农民式变成市民，跟进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再加上由此带来的农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资源在城乡间流动，再次释放“制度红利”，拉动经济跃升新的台阶。后危机时代，我们将城市化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引擎，正是看中城市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力、对居民消费的释放力。但是，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依然拒绝在城市社会之外、体制之外和发展之外，这城市的新的能量在哪里？这引擎的新的动力在哪里？

民生优先的转型路径，也给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开辟了崭新的视野和宏大的新局。新疆的跨越发展正从民生破题，更加强调民生和社会发展正成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起跳点和主旋律。

民生，还是转型蓬勃新生的增长点和闪光点。水污染，铅中毒，灰雾笼罩在座座城市„„这样的情景在我们身边一再上映。人们呼唤着蔚蓝的天空，清澄的江河，呼唤着低碳生活，绿色消费。于是，发展绿色能源，培育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一种选择，一种取向。启动低碳产业，建设低碳城市，已经成为一种竞争，一种潮流。笔者多次走进南昌，感触尤深。“亲水”“亲鸟”“亲绿”，从单纯注重外观效果的“园林化”阶段，到更加关注美化与净化结合的“森林化”格局，还有光伏产业、LED产业、服务外包产业的全面振兴，既增加了城市碳汇，又重塑了城市形象。

动漫，网游，视听传媒娱乐业„„新兴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大众消费时代到来，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被释放出来，正深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推动中国人的消费升级，也激发了新的经济活力，孕育了新的发展模式，生成着创造财富的新的泉源。

生命健康，休闲生活，老龄社会„„民生领域的拓展，正在为经济转型打开一扇扇机会之窗，孕育着一个个服务产业茁壮和生长，敝开着民众充分就业更加广阔的空间。

消费结构的优化，消费品质的提升，正引领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猛崛起。

以消费促进经济平衡，以民生统领发展转型，以幸福引领社会进步，这是科学发展的契机，也是科学发展的价值。

第15期：让中国社会健康走出转型期

社会问题增多和社会矛盾凸显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探究这些问题的原因时，很多人却两手一摊，“没办法，谁让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呢”。果真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许多问题和矛盾是发生在社会转型期这一阶段中，但不能说就是社会转型期所导致的。一些人把问题推给了转型期，说轻了是走入认识误区，说重了恐怕是逃避责任。由此，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尤为重要。

从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确实是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也呈现出与此前此后迥异的一些特点：

――经济发展转型。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城市化进入快速扩张轨道，市场化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而且，伴随着经济量的增长，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上好学校、去好医院、住自有的大房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形态的变化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社会群体的逐渐分化，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是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与群体之间的价值追求与行为模式差异很大。

――思想行为模式转型。社会公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意识呈现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对政治文明、公平正义等“身外之物”开始越来越关注并要求迫切。

这只是我们在几个方面的简单列举。而且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不平衡，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但这一阶段仍然在持续，这些特点将更加鲜明，也更加深刻。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就社会来说这些特点是进步不是退步，是发展不是停滞，是好事不是坏事。工业化、城市化将会使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民众消费的升级又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使得社会更加富有活力、富有弹性，文化、思想的繁荣，行为、活动的活跃则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所有这一切，都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可能。所以，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黄金发展期”。

那么，为什么“黄金发展期”又会变成了“矛盾凸显期”呢？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确实矛盾凸显、问题多多，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用回避，也回避不了。

我们说，在转型期矛盾和问题固然不可避免，但又必须明确，许多矛盾和问题并不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而是应对社会转型方法不当所致。虽然看起来是社会生病了，病灶却在人的身上，是我们一些肩负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的人一些老作为、不作为与乱作为所导致的。

先看“老作为”。社会变化了，面临的问题变化了，可是我们一些同志应对问题的方法还是老方法、观念还是老观念，结果行动滞后于社会诉求而引发矛盾。比如，经济建设已然有了相当规模，我们一些同志还是只管经济建设不关心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怎么能走平稳，怎么能不摔跟头；又比如，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诉求的多元，给政府治理、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简单抽象地要求“讲团结”、“高度一致”很不现实，可我们一些同志还是要求社会是“清一色”，不能尊重民愿、不能倾听民情、不能反映民意。出了问题老想捂盖子，但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这盖子怎么能捂得住呢？

次看“不作为”。我们一些同志面对社会新变化的要求反应迟钝、不敏感，不能及时积极应对，甚至还借口实行市场经济，以让市场去发挥功能为幌子，只当甩手掌柜，该搞教育不去投入，该搞医疗不去建设，该提供就业不去落实，该搞社会保障舍不得掏钱，结果是问题越积越多，矛盾愈演愈烈。

再看“乱作为”。社会转型意味着从旧的社会状态转向新的社会状态，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转型期，一些既有的制度规矩不管用了，新的制度规矩又没有及时跟上；一些旧的价值评判不管用了，新的价值评判又没有形成，于是会出现暂时的制度空白期与价值紊乱期。我们的一些同志就利用这一空白期，抢黄灯、打擦边球来谋求个体和小圈子的最大利益。老百姓不是要买房子吗，既然需求刚性，我就来“经营城市”，让城市的地价越来越值钱。为了能让土地卖高价，不惜与开发商互相结盟，运用公共权力，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征强拆。这种乱作为所导致的矛盾与冲突在当前社会问题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从大趋势上讲，社会转型是走向进步，但也有滑向失控的可能。那么如何才能让社会健康度过转型期呢？在这一方面，各级政府与政府官员责无旁贷。

首先，加强公共服务的力度、加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强化公共服务的意识。不能整天只管招商引资不计其他，更不能为了有钱自己赤膊上阵亲自去搞经济项目。

其次，确立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完善制度框架，做到依法行政。在社会转型期行为容易失范、制度容易失范的客观背景下，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更应该成为维护制度、信守规则的表率，要去践履比社会公众要求更高的价值规范与行为规范而不是相反。

第16期：舟曲不倒

突如其来的灾难，再一次降临。

甘肃省舟曲县，这个曾经的“陇上桃花源”，被呼啸而来的泥石流瞬间击毁。1000多条生命逝去，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整座城市浸泡在洪水与泥浆中。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抗击灾害斗争中，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人性之光在灾区闪耀，全世界的人们为之动容。

只要有一线希望，绝不轻言放弃——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坚定承诺，鼓舞着所有的救援力量快些，再快些。工具不够，就上双手，哪怕十指已是鲜血淋漓；80余栋楼房，逐个拉网式搜索，不放过一个角落；昼夜不休地轮流作业，不放弃一丝生命信号。

这里有人！再加把劲！——昼夜奋战，只为废墟中那一声求生的呼唤。分秒必争，废墟上不断创造生命的奇迹。

痛失女儿的冯青林拼了命救着别人。他坚信，多救一人就对女儿多一分交代。妻儿罹难的杨曙光说，他们埋得太深了，我救不了他们，但要为还有生还希望的人尽一分力。结婚不久的王伟说，希望善行感动上天，保佑妻子和尚未降生的宝宝在那个世界里平安。

医疗帐篷里，医护人员加班加点，累得快挺不住了，心里还惦记着上午刚送来的小男孩的伤势；天水机场上．120急救车闪烁着顶灯，焦急地等待着转运伤员；残垣断壁旁，军医许宏冰紧紧握着藏族老阿妈的手，静静陪伴着失去儿子的老母亲„„

是的，舟曲遭受了罕见的灾难，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悲伤。但是当我们看到上面的一幕幕，心中总有一股暖流涌起，有一种力量充溢。坚强、勇敢、无私的人民是打不垮的。

我们坚信：舟曲不倒！

各级干部、广大党员组织必须撤离的群众转移疏散，紧张有序的部署“决不让群众二次受灾、二次受损、二次受难”。

父老乡亲们自发行动起来，背起水箱、小型发电机、电缆、通讯塔架，穿过洪水和泥石，行走在县城内外。这条由肩膀扛起的生命线，让数万名受灾群众吃住有了保障。

安置点上的老乡已吃上了新鲜蔬菜。明年6月，他们就能住进安稳结实的新房。18万册教科书正在加紧赶印，送往灾区。秋季开学，孩子们就可以手捧新课本走进学堂。灾后重建工作已全面启动。伴随着初升的太阳，临时搭建的帐篷内又传来一个新生儿的啼哭声„„

无论是竭尽全力救人还是让遇难者有尊严地安息，无论让灾区民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地方住，还是加快步伐，有条不紊地进行灾区重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对生命的呵护和尊重。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家尊重生命、善待生命，不仅唤起了国人抗击灾害、重建家园的决心和信心，还势必激发出国人的向心力和创造力，从而投入到整个国家的建设当中。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灾难程度不同，相同的是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民族精神又一次得到彰显和光大。

对生命的尊重还体现在避免和减少灾难发生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快速发展，但由于对城乡建设、农村居民点建房和工程建设的地质勘察和评估重视不够，埋下了大量地质灾害隐患。还有很多地方劈山修路、切坡建房、造库蓄水，但工程措施不到位，也埋下一些地质灾害隐患。尤其是我国人多地少，山区占70%，一些山区县城、乡镇和村庄就建在滑坡体或泥石流冲洪积扇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难以搬迁，潜在大量地质灾害隐患，一旦成灾极易造成重大损失。

面对如此之境，如何避免下一个“舟曲”，如何未雨绸缪，值得考量。

地质灾害的发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正是其必然性，为防灾减灾提供了重要依据。四川一些地方近来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危害严重，但由于政府高度重视，准备充分，预警和组织群众转移及时，有效减少了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

随着人们防灾意识增强和政府信息服务工作加强，灾害预警已经成为各地的一项基础工作。但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言，仅有预警远远不够，还必须切实做好排除险情的各项工作。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各地在这方面的工作明显加强，浙江省各级政府依靠群众努力构筑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山东省则对灾害重点防范区编制治理方案、灾情预案和抢险演练。这些做法都值得提倡。

灾害预防直接关系到群众安危，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在极端天气多、灾害隐患多的时候，各级政府都要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切实做好防灾减灾的各项工作。

人们看到，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我们的救灾应急机制更加健全，抢险救援更为有效。频繁的自然灾害让我们屡遭创伤和苦难，更让我们收获了战胜灾害的勇气和信心。

一次又一次灾难的考验，百折不挠的国家正在奋力崛起。一次又一次心灵的洗礼，坚强不屈的民族正在砥砺前行。

多难兴邦。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进步中获得补偿。创造奇迹的中国人民，必将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希望制度救灾、制度赈灾的力量更为强大，我们也呼唤公众防灾、减灾的意识不断增强：把堤坝建设得更牢固，把家园建设得更安全，把城市规划得更科学，把山川治理得更秀丽„„

第17期：转型，是一种生长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迎来一个崭新的转型时代。这转型的内涵是什么？

看经济模式，是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拉动；看城市成长，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提升；看产业发展，是从要素依赖走向创新驱动。

这转型的动力在哪里？

压力就是动力。压力来自“三个倒逼”：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倒逼，美欧经济正在经历一次“再工业化”的旅程，给中国制造平添了更大的压力；中国经济要素红利流失的倒逼，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等基本要素的优势已见明显弱化，高端的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尚远远不足；社会公平诉求、民生权利保障的倒逼，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催生着全新的发展需求。

这转型的道路怎么走？

实践的探索不断，但转型的盲区也不少。不少地方的官员，做工作报告，写转型文章，订发展规划，都少不了一些热词汇、新概念、大目标，互相攀比着几年建成一个“未来之城”，几年再造一个“创意新都”。基础差点的，连转型的字面意思都没吃透，就忙着喊口号，贴标签，什么都往这个筐里装，装得越多越好；条件好一些的．则跟着忙乎弯道超车，腾笼换鸟，结果呢？倒是弯道熄火的不少，鸟去笼空的也有；一些领跑在前的，由于心大切，步太急，发展思路不清晰，核心技术不掌控，国际市场不认识，就竞相增加风电装机容量，抢着上马光伏电池产业，纷纷推出创意产业园区，很快便出现了新一轮产业同质化竞争现象，浪费着资源，过剩了产能，锁定在低端。有业内专家感叹：再大的产业，再多的资源，再好的前景，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这转型是什么？不是运动，而是生长。生长是有根的，根在何处？

根在资源的优势。发展转型是共同的，产业升级是共同的，创新驱动是共同的。但是，毕竟每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不一，资源禀赋不一，人文背景不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为什么非要同刮一阵风、同挤一条道呢？苏南无锡立足人文环境和经济成长优势，走“和而不同”的转型路径，引进海归博士施正荣，强势开拓太阳能电力新能源，推动中国光伏产业进入世界最先进者行列；搬来领军人物刘海涛，定位“智慧产业”的发展，抢先进入世界“感知城市”的第一方阵。转型转出了差异化、特色化，也转出了新的增长极、新的竞争力。

根在市场的活力。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找其中的奥妙，政府强势主导有目共睹。但是，转型的深入，恰恰要以政府职能的深刻转换为前提，以市场功能的充分释放为动力，更多地依靠企业家的变革精神，依靠劳动者的素质优化，依靠市场化的倒逼机制。政府自应有所作为，但应着力于产业政策的引导、市场制度的建设和高端要素的供给，顺势而为，市场主导。一边举着转型的旗帜，一边还是传统的路数，停留于强力干预和行政问责，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或是南辕北辙。

根在产业的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绝非意味着摒弃传统产业；大力倡扬中国创造，绝非意味着逾越中国制造。传统产业、中国制造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引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立身之本；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就业压力沉重，绝不能轻言弃守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尤其是传统的中小企业，是激发经济活力、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还当为它们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创造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要深深植根于既有的产业基础，并以中国创造去提升、改造、拓展中国制造。产业转型，更多地要注重提升附加值，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拉长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研发、设计和品牌、物流的两端延伸；占领制高点，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中实现转型升级。

根在体系的支撑。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制度改革的跟进，需要人力资本的开发，需要创新能力的培育，这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想一想近年来社会舆论对新一轮改革再出发的期盼，多么急切！然而回望现实，在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坐大的境地中改革进展又何其艰难？想一想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情景，为了抢占市场先机，为了分享政策优惠，多有企业投机取巧，“拿来”几个国外的零部件，移花接木，拼拼凑凑，就敢堂皇贴出“自主创新”的标签，这跟转型需求相去又何其遥远？

根深树盛叶茂。看一看浙江这块土地上的创造吧！“安吉道路”：放弃了近300亿元的高消耗、高污染类投资项目，换来了青山绿水，换来了全县白茶、笋竹、旅游等生态产业的一片兴旺景象；“新昌道路”：一个资源贫乏的山区小县，坚持实施“人才战略”，竟然培育出了一批在国内甚至全球细分市场上的“隐形冠军”；“义鸟道路”：嫁接文化创意企业，给小商品市场带来了一场产业革命，终于走出产品档次偏低、缺乏核心技术和企业原创薄弱的困境„„果真是万千气象，遍地英雄。

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定性；少一些乱折腾，多一些创造力；少一些应景赶潮，多一些敢闯敢试。如此，方能走上转型的正道，方能期望转型的成功。

第18期：共同建设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

当今时代，被称为网络时代或信息时代。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前与网民的在线交流，各地基层政府开通的论坛、信箱等，无一不激发了公众积极参与的巨大热情。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印记与特点。网络问政，为什么会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呢？因为这一举措体现了执政党对网络在现代社会具有的进步功能的信任与运用．反映了社会对通过网络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认同与期待。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能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对于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社会已然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以网络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不仅使得转型社会本已有的社会状态更加放大、更加凸显，甚至信息化本身就会改变既有的很多社会模式与社会行为。

在传统社会，信息的传递，从高到低层层逐级传达。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地区的那些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之间的交流相对比较少，社会活跃程度没有充分发育。仅从信息占有决定决策质量来看，这就使得执政者在正常情形下做出的决策确实要优于其他群体。而且执政者也比较容易出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即使有一到两个地区或群体有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但由于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络，也无关大局，影响不了既定政策；即使社会上出现了突发事件，也比较容易封锁消息，把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慢慢寻找对策。

但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这种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已经很难再奏效了。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步，把整个地球缩小成了一个“地球村”。在网络中，空间消失了，边界不复存在了，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是最高决策者还是社会普通群众，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中。信息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也能迅即地传播。

这样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开放的社会状态，任何执政者都应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其决策结果必然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现在的情形是，执政者对某一项社会政策的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与社会大众所拥有的相差无几，甚至出于体制的或机构的原因，其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有效性不见得比普通大众快多少、好多少、真多少和高多少，如果仍然停留于过去的理念模式，满足于过去的方式方法，不仅不可能执好政，还会引发严重的问题。这些年来，某些地方在应对一些突发性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被动与无奈，就给我们在信息时代执政上了很深刻的一课。这也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重视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缘由。

更进一步看，互联网络正逐渐成为社会大众有效政治参与，消解僵化体制、对抗不良权力行为的锐利武器。

在传统的社会，某一社会个体即使有很好的想法、有极其迫切的要求，但其诉求与想法如何表达出来为社会、为大众、为政治组织所知道、所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想方设法表达出来了，由于传播手段的制约，也很有可能只是为少数人、小范围所了解，很难在较大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但在以网络普及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只要他愿意，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他的要求、传播他的理念、贡献他的意见，并且通过网络寻找志同道合的赞同者与支持者，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形成看似虚拟但又能实实在在在政治发展中起作用的组织与团体，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行为产生影响。

这一变化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但对现实政治运行来说则是极具挑战性的。如果对此不能有积极有效的回应，会使本来没有事的地方发生事情，会使小问题衍生成大问题，更不用说现

在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和各种矛盾的凸显期。

也正因为如此，执政者对网络的重视并不仅仅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深刻的认识与清醒的自觉。因为对于执政党来说，面对互联网络汹涌澎湃的态势，不能不闻不问做泥胎，也不能掩耳盗铃做鸵鸟。

有的人以为马克思主义与网络相距较远，或者说网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说过，科学发展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不会拒绝网络这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发明。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要勇于学习各种新的信息技术，善于用新的信息技术来为政党更好地执政服务，让信息技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利器，而不是相反。

第19期：“傻好人”不孤单

两三年前热播的电视剧《士兵突击》引发了一场有关“聪明人”和“傻子”的争论。剧中人物许三多是一个十足的“傻子”，从小被人欺负，反应迟钝，屡出洋相，没有特长，更没有远大抱负。但是正因为从小被欺负，所以跑步（逃跑）的速度特别快；正因为反应迟钝，他看书是一本不落地从书架上的A看到Z；正因为害怕出洋相，他战战兢兢，做每一件事都是那么刻苦和卖命；正因为没有特长，他拼命做好每一个细节；正因为没有远大抱负，他只一丝不苟做最简单的事情。当一些聪明人反被聪明误时，他已长成“参天大树”，无人能超越，无人不感慨。

热剧虽已退温，但“傻子”留给我们的沉思仍在发酵。如果说许三多只是一个剧中“傻子”，还很虚无缥缈的话，那么鞍钢矿业公司管理员郭明义则是现实中的“傻子”，“傻”得实实在在、确确凿凿。郭明义的“傻”，“傻”在他总是抢着干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傻”在把自己一半以上的工资都用来做慈善事业，“傻”在20年献出了10倍于一名成人身上的血量，“傻”在利益诱惑面前，他不为所动，始终坚守自己的准则。

郭明又是一个好人，更是一个“傻好人”。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在与利益的博弈中，道德似乎渐渐拜了下风，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却大行其道。“做好人难”一次次拷问社会的道德良心。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够有勇气像郭明义那样，“傻”得如此洒脱、如此坦然、如此无畏？

热心青年把路边被撞倒的老人送进医院，却被老人家属诬为肇事者；见义勇为者只身与歹徒搏斗，而周围众人却袖手旁观。好人难做，“傻好人”更难做。在利益争夺白热化的浊流中，一些人为一己之利，可以夫妻异梦、兄弟相残、父子反目。有些时候，行道德之举的成本往往高于做不道德之事的成本，为不德之事的收益往往高于成道德之义的收益。面对此种境况，有凡人甘愿自动放弃自己利益的一亩二分地？面对亲朋好友的嘲讽、曲解，多少行义者敢于直面孤独的人生？面对公众的漠视和“集体失语”，见义勇为者哪能不心寒？面对道德惩罚的缺失，褒奖制度的不健全，好人的合法权益又由谁来保障？

而郭明义的义举如一股道德的清风，让处于利益争斗的众人倍感震撼，让腰缠万贯却吝于慈善者相形见绌，让有志于做“傻好人”却无实际行动者坚定信心。观有德者之所为，今天下无德者思矣；观“傻好人”之所为，今天下“不傻”者愧矣。

“傻好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若道德境界可分为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和自私自利的话，“傻好人”大公无私、不求回报，斯为道德之最高境界。

“傻好人”是一种不朽的道德精神。郭明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雷锋精神，其精神承自雷锋，传至众人． “傻好人”是一种可贵的道德品质。郭明义的“傻好”是润物无声的好，不张扬，不做作，不虚妄，不浮躁，真真切切，扎扎实实，让受助者倍感温暖。

“傻好人”是一种持久的道德习惯。16年帮困助学、20年无偿献血、30年奉献不绝，持久的修为成就“傻好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高度。

“傻好人”不孤单。孤单，对于浮躁者是一种惩罚，对于有德者是一种修炼。郭明义化孤单为动力，化不解为鞭策，把枯燥做成有趣，把平凡做成伟大。郭明义不孤单，他的事迹触动、感动、带动着一群求真、求美、求善之人，他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爱心联队”薪火相传，已成燎原之势。

“傻好人”是一个群体。郭明义不能孤单也不会孤单，“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深山里的坚守者残疾

医生黄世和，38年如一日，拖着病残的双腿奔走大山深处，不仅治病救人，还为闭塞的父老乡亲送去丰富的信息；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大别山“师魂”汪金权放弃名牌中学职位，扎根山沟沟从教22载，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并从微薄收入中拿出10多万元，资助200多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他们都具有大爱情怀，淡泊名利，甘守清贫，看起来都是“傻子”，但正是这些“傻好人”，铸就了民族的脊梁，树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道德标杆。

时代需要“傻好人”，时代呼唤“傻好人”。“傻好人”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持之以恒的修为，以澄清心灵，提升境界，更在于这种大爱强大的凝聚力、穿透力、辐射力。它以高尚的境界感染人，以不朽的精神触动人，以可贵的品质修炼人，以持久的习惯塑造人，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公民道德建设中，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巨大力量。

第20期：“十二五”，改革再攻坚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如此定位即将开始的下一个五年：“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这意味着，今后五年仍将成为“改革年”，并且是“改革攻坚之年”、“全面改革之年”。

中央的这一高调宣示，与胡锦涛、温家宝等此前关于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一脉相承，客观上式对近几年围绕改革问题所产生的诸多争论的回应，也指明了改革的着力点和方向，有助于纠正那些对改革的偏颇甚至错误的认识，从而在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改革共识。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社会30多年来得以飞速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改革开放。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遭遇了某种“瓶颈”，一股怀疑、动摇乃至否定改革的情绪有所蔓延。

改革在认知上的这种分歧以及实践中的胶着，恰恰反映了中国改革大业的艰巨和复杂。实际上，剖析改革进程中引发人们疑虑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它们并非改革本身造成的，相反，正是改革不够彻底或者出现偏差所致。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到位，尚未建立起完备、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是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不相匹配，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掣肘因素。

中央高层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体认，五中全会表示将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在内的全方位改革，可谓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全会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市场以及社会事业体制等六大改革重点，更是体现了对“十二五”期间改革路径的精准把握。

人们在解决温饱滞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拉长。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当务之急。从经济体制改革进发，于社会体制改革突破，向政治体制改革深入。社会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十六大以来，中央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重要战略思想。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并强调了四个“更加注重”。这些执政理念和执政目标，顺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因应了内外部环境的最新变化，呼应了广大民众的诉求和愿望；而这些理念和目标的实现，无一不有赖于改革的全面、纵深推进，特别是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革大方向，这一点丝毫不能摇摆。当

前，决定改革整体成效的核心问题，则是要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毋庸讳言，虽然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十分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厘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垄断了对土地、信贷、能源资源等重要稀缺品的配置权力，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受到较多行政干预，资本、资源的价格总体偏低。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关乎民生的问题上，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则是由于有些政府部门将本该由其承担的责任推向了市场，导致公共服务产品过度商品化，甚至以“公司化”的面目直接投身市场，从中牟取利益。

校正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使政府切实转变为更多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基本服务和保障的公共政府，仍是当下改革攻坚的重中之重。政府改革在改革的全局当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活而全盘活的作用。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财税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五中全会论及“十二五”改革时，使用了“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这样罕见的词汇，凸显了改革的紧迫与难度。毫无疑问，和决心、勇气一样重要的，还有驾驭改革的智慧。

第21期：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中国社会从进入新世纪实现总体小康到“十一五”完美收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已经过半，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期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有的期待已经成为了现实，新的期待又不断地涌现与提出。我们要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努力在“十二五”的发展中去顺应、实现人民群众的这些新期待。

具体来说，“十二五”期间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集中体现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改革深化三个方面。

——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快速发展”到“又快又好”，再到“又好又快”，到“十二五”我们又改为了“平稳较快”。这种变化其实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

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协调发展，速度质量效益要协调，消费投资出口要协调，一、二、三产业要协调，经济社会文化要协调，城乡区域要协调等等。又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创新发展，中国社会不能满足于做世界工厂，在低端产业打工，而要通过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赚到产业微笑曲线高端的钱，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再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要下大力气培育低能耗、低排放的新兴产业，下大决心淘汰高能耗高排放落后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让“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成为绿色的工业化。还比如，“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共享发展，要更加注重发展的实际效能，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的发展不仅要把高楼大厦盖起来，还要让人民群众能住进去；不仅一部分有钱有地位的人能住进来，广大群众也同样能住进来，并且住得很好。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在“十二五”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四更加一促进”正是对人民群众科学发展新期待的积极回应。

——社会必须是和谐社会。

由于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局限，这些年来，我们客观上重视效率多了一些，关注公平稍弱一些。以至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尽管已经总体上小康了，但这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有差距的小康。

邓小平曾经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面不可能是无差别的，我们要保护在改革发展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财富及其财富的拥有者，要继续支持并保护靠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的群体，绝对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没有条件地进行“劫富济贫”；但以广大的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如果不能和没有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就谈不上社会和谐进步。我们不能让社会

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让一些利益群体超常规地获得利益，而另一些群众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相应的社会发展进步水平。人民群众对此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意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和谐就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得各个社会阶层与群体都能享有自己可得到的和应该得到的权益与利益，都能在和谐社会的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和恰当位置，整个社会不仅有高的效率，更有相应的公平正义，这样才能实现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改革必须是全面改革。

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碰到的障碍，出现的阻力，尽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细究其根底，无一不是不适宜、不合理、不科学的制度体制在作怪。这些体制机制制约着人民群众迈向全面小康的步伐，深化改革、全面改革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比如，农民工为中国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自主择业的大学生创业者为城市带来勃勃生机，可是他们很难分享城市的福利，因为他们没有户口本。传统的户籍制度把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之外的同时，也损害了城市发展的活力、潜力与竞争力。又比如，由于缺乏制度体制对经济主体自主平等经营权利的保障，民营企业家不把脑筋用在企业经营、产品研发上，而是“不找市场找市长”。

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主体是发展，着力点却在改革上，发展要靠改革发力。人民群众希望通过改革一系列与转变发展方式不相适应的制度体制，改革一系列阻碍科学发展的制度体制，为过上更加富裕、更加和谐、更加文明、更加有尊严的生活保驾护航。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22期：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意义重大而深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体制的不适应性凸显。一方面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不适应人民群众急剧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不适应公共服务公平性和均等化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还停留在传统层面，不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社会服务业发展滞后，不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为此我们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体制改革方面看，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制度供给不均的问题。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局限，做出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使全体国民的机会均等，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二是公共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其中公共财政资金配置最为关键。要尽快实现城乡居民人均财政性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文化体育、公共安全、公共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支出的均等化。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体制性问题。需要同时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动手，其中初次分配尤为关键。要用3年~5年的时间，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初步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有效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到2020年，要使收入分配关系基本理顺，覆盖城乡的普惠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健全，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发展社会服务业，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我们要尽快放宽对社会发展领域的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形成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社会服务业发展新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需求。对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举办的社会服务机构，给予与公共事业机构相同的“国民待遇”，在设立条件、资质认定、登记管理、税收政策、土地政策、信贷政策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一视同仁，同等对待。对举办社会养老、社会救济、社会互助、慈善捐助、就业培训、扶贫等方面的社会服务

机构，要实行特殊的扶持政策及税收减免。

要围绕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这个目的，按照不同类型公共产品的特点，加快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创新。对于属于公益性范围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可采取两种改革路径：一种是必须由政府直接举办，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强化成本核算和绩效管理，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另一种是政府不再具体承办，采取出资方向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即“养事不养人”“花钱买服务”，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参与，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对于经营性公共服务项目，则需要纳入社会服务业范畴，加快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步伐，放开市场准入门槛，让社会服务提供者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城乡户籍改革方面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要充分考虑城市的综合承受能力，给地方比较充分的自主权。要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按照常驻地原则，解决好流动人口的就业、医疗卫生、子女就学、计划生育、政治参与和权益保护等问题。推进城乡基层自治，重点加强城乡社区基础服务设施建设。特别要大力发展非营利性的社会服务组织。要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提高政府处理危机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重点是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等。完善社会矛盾预测预警机制，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依法认真解决土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等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须深化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是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公益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也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承载者。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主要从事公益服务、主要承担行政职能和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三个类别，同时改革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等方面制度和完善相关财政政策。通过改革，要建立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提高事业单位的效率与活力，促进社会事业更快更好发展。

第23期：换一个视角看物价

物价问题，从年初热到岁末，牵连着民生苦辣酸甜，也催生出政府强力调控。

怎样去认识新一轮涨价的深层原因？怎样去把握市场消费的演变趋势？怎样去抉择政府调控的科学思路？我们需打开新的视角，或许会有新的启示。

观察新一轮物价上涨，从应对金融危机看，这是刺激性政策带来流动性的泛滥；从全球贸易体系看，这是国外大宗商品涨价的输入性传导；从市场调节周期看，这是结构性过剩与短缺的波动；从自然灾害发生看，这是供求关系的暂时性失衡„„

我们何妨转换一下视角，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背景去审视、去把握？ 就以首当其冲的农产品价格调控为例，我们来解析一下——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以“中国制造”的奇迹般崛起为荣光。殊不知，我们所打造的“投资洼地”，我们所张扬的“比较优势”，都是以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以增长潜力的过度透支为代价的。如今，日益激化的征地冲突、资源抢夺、环保事件和劳资矛盾，正使中国经济经历难以承受的发展之痛，转型期的要素市场化已是势所必然。于是，我们看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释放，看到了城市农民工收入上涨的传导，看到了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幕后推手。

另外，经济增长的刺激，财政利益的膨胀，政府政绩的竞争，正在加速乡村城市化的进程。特区扩容，二城现象，都市热潮，圈县运动，撤村并居，占补平衡，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扩张中，农地红线被轮番冲击，城郊菜地被楼群逼退，土地流转被一再加速，农业种植成本日益显现。

还有，农业资本化也在演进之中。资本的力量，在给农业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在逐步地发现土地的价值，改变产业的运行，加快结构的调整，重构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在全球化、能源化、金融化的进程中，资本也在悄悄改变着农产品既有的价值形态和单纯的消费属性，创造更为多样的介入市场炒作逐利的机会和空间。

要素市场化，乡村城市化，农业资本化，将中国农业带入一个高成本时代，也为转型期物价温和上涨

生成着深层的助力。

借助新的视角，使我们看到这一轮物价上涨中增添了一些“非常规”、“不可逆”、“超预期”因素，也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新的启示。

我们需要调控市场物价上涨，同时也亟应提高民众收入水平。尽管这一轮物价上涨尚属温和，但为什么社会反应如此强烈？就是因为百姓收入水平偏低。政府应该从这里去强化调控的着力点。从国富转向民富，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均等公平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弱势群体生活救助和价格补贴机制，应是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发展的转型基点。这里，需要警惕借物价上涨抑制收入提高的倾向。一味靠降低生活水平、抑制消费需求来平衡供求关系稳定市场物价的思路，我们在改革前已经领受了太多的教训。在经济转型亟须启动内需之时，在生产要素价格开始“补涨”之际，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需要关心城市居民消费，同时也亟应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多少年来，有一个现象，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社会总是很快形成热点；而当市场“价贱伤农”时，舆论往往表现出令人困惑的沉默和低调。这一现象的背后，还是长期的“城市倾斜”思维。再看这一轮调控，一些城市紧急出台政府限价令，集中抛售国家储备粮，菜价应声而落，粮价顿现颓势。城市居民高兴，地方政府轻松。但是，那些菜农粮农呢？民生并无城乡区域之别。在主要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被低估的情况下，广大乡村的民生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政府行政干预的应急之举终非长远之计。我们实行了减负农业、免税农业，还应为发展补贴农业、市场农业增加更多的投入、创造更好的环境。

我们需要遏制流通环节暴利，同时也亟应推进流通体制创新。大量市场游资在房地产“吸金”能力减缓的背景下，利用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盲区，瞄准一些易炒作的小品种趁机推波助澜，获取一时暴利，政府自应严加整肃。但是，媒体跟踪当下涨价的大宗蔬菜，虽然依然是“种菜的不如卖菜的”，但无论批发零售，也多在为成本挤压利润叫苦不迭。更重要的是，流通体制改革应有新的突破。一些城市推出的“农超对接”，建立直通车制度，固然可喜，也应推广。但我认为，更具深广意义的，应是放开、鼓励、扶持农民，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壮大起来，直接进入流通，进入市场。农民参与产业链条的延伸，可以合理分享更多的利益，避免单纯依赖生产环节的价格涨落。消费者也因为中间环节的减少，炒家机会的压缩，得到更为廉价的农产品供给。看一看海峡对岸的台湾农民，正是由于农会发挥了强大的共同经营的功能，才摆脱了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历史宿命，创造了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家庭小农经营制度，奠定了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基础。这应成为各地政府的借鉴。

从新的转型期视角看过去，显然，对于这一轮物价上涨，我们不可一味地局限于以往的认识，不可轻松地满足于一时价格回落的形势，不可盲目地沉湎于行政干预、强势打压的思路，还得有更科学的应对，有更长远的考量。

第24期：城市化，不得强制

尊重民众的自主权，解放民众的创造力，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这是30多年中国高速发展的启示，也是新时期政府科学施政的常识。

如今，这启示却被不少官员弃置脑后，这常识却在许多地方遭遇挑战：被上楼，被流转，被城市化。农民渴望经济发展，因为他们要抛弃贫穷、苦难，奔向温饱、小康；农民期盼新村建设，因为他们也有幸福的梦想，也要温暖的家园；农民向往现代城市，因为它代表的是别一样人生，是另一种命运，仅仅打开了一条门缝，他们就挤进一亿多人。

但是，不少地方在城市化进程中雷霆般的逼进、行政性的强拆，却让农民倍感惶惑、无奈和痛苦。因为，他们真切感受到的，往往是被剥夺，是被侵害，是被折腾。

而且，更令这些农民无法承受的是，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恰恰又都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名义下发生、进行的。

我们得问一问：官员们究竟是如何去让农民自愿？

农民从城市化大跃进中被灌输的、被鼓动的，是现代化的发展潮流，是新生活的美妙图景。这些大道

理、硬道理虽然离农民远了些，他们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不容置疑、无可争辩的正当性、先进性；拆迁上楼、置换进城中，政府抓住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更易看重眼前利益的心理，推出种种优惠政策，许下条条郑重承诺，尽管这些“优惠”“承诺”往往是“羊身羊毛”，是“纸上富贵”，他们还是把握到丝丝缕缕的关怀和隐隐约约的希望；但最后不少农民看到的、得到的，并非如原来那般想象，户籍进城中不平等的置换公然侵害着他们的财产权益，撤村并居中要挟强逼现象一再上演，或住户被立即停水停电、强行清场，或家属被威胁停发工资、开除公职，甚至招致不明身份的人黑夜打砸、白日行凶，最后导致世代家园瞬间彻底铲除，积年投资顿成一地废墟。

我们得听一听：农民们是否懂得自己应该怎样自愿？

许多地方，在政府的封闭操作中，在开发商的强势挤压中，农民没有知情的权利，甚至无法获得应有的通知公告、书面协议；农民没有自主的空间，缺乏基本的选择权和拒绝权；农民没有平等的地位，尽管中央政府明确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强拆强建，但由于村级组织的日益行政化，村民结构的日益原子化，农民很难充分认识到自己深层的利益，很难有效凝聚起自己的共识，很难拥有组织化、渠道化、平台化的利益表达和权利抗争。

我们得想一想：中国农民自愿的城市化应当如何去走？

前提是去现实中探问：当今中国，谁在城市化？谁的城市化？谁要城市化？显然，我们更多地看到：这是政府主导甚至是行政强制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参与者、推动者？显然，这是政府加强土地财政、资本豪取超额利润的城市化，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它的受益者、沐浴者？显然，这是权利、资本和媒体竭力鼓呼的城市化，农民也要城市化，但同时他们也要问，这城市化能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农民们最本真的诘问，也是城市化最核心的价值。况且，城市化也绝不是农民唯一性的期望。我们不可错失城市化的历史机遇，同样不可误导城市化的前行路径，不可泛化城市化的发展边际。应当明白，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许许多多的乡村的前途不是城市，是新乡村，许许多多的乡村文明的前途不是城市文明，是新乡村文明。

诚然，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但是，城市化不是搞运动，不是闹革命，不是大跃进。它是一种生长，一个进程，一种文明。

我们在深刻认识全球化视野中城市化的巨大空间，在精心计算亿万农民成为新市民之后消费增长的无穷潜力，在充分论证后危机时代城市化拉动内需撬动转型的强大功能。但是，我们想过没有：以土地换社保，实质是以自有财产换公共福利，以宅基地换住房，实质是自由建房权利的让渡，这些操作对农民是否公平？占补平衡、撤村并居，腾退出的土地，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仍属农民集体所有，但在实际运行中其收益有多少为农民分享？会不会出现大量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农民？我们想过没有：农民“被城市化”之后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景况如何？一旦失地进城又无退路，他们的补偿是否能够支持其生存、发展？依靠单纯的社保能否拥有体面、尊严的生活？我们想过没有：“被上楼”农户的水电气生活成本高、纯农区生产不方便、子女成家分居无住房，他们的生存资源如何切实保障？他们的乡土生活方式如何得到尊重？

还有，我们想过没有：农民心中的城市化究竟是什么色彩？什么模样？

没有选择的自愿是不真实的。没有权利的选择是不公平的。没有保障的权利是不牢靠的。我们在高扬以人为本，可是，如果没有制度变革的跟进，这核心价值如何践行？我们在打造法治政府，可是，如果没有法治文明的信仰，这政府转型如何到位？我们在传递“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可是，如果没有符合国情、没有农民自愿，只是经济驱动型的城市化，这世博口号如何接续？

城市化的历程，自应坚定前行；强制性的逼进，则当断然打住。

第二篇：2010半月谈1-8期半月评论01

《半月谈》2010年第1期 【半月评论】拒绝“城市二元化

城市化，在当下中国人的脑海中，有着特别丰富的想象。

它是引领现代化巨轮远航的飘扬的旗帜，它是撬动全球化大国崛起的神奇的支点，它是普通中国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一个璀璨的梦想。

在中国应对后危机时代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际，城市化又被赋予特殊的使命。

可是，当我们激情澎湃地去鼓呼、去追赶、去推进的时候，有没有思索过、诘问过：城市化的真谛、城市化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城市化、为谁的城市化?

聆听各级政府宏大叙事中的城市化构想，投身今日中国呼啸前进的城市化浪潮，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应当警惕的，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指数，而是城市化的内质和价值。

许多地方正铺开改天换地的“新造城运动”。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县城城区化，由此引发了紧锣密鼓的“圈地运动”，更有暗潮汹涌的“圈县运动”。可是，如果脱离制造业服务业的支撑，仅仅靠爆炒房市股市做大资产泡沫就能举托新城崛起?在城市空心化的格局中，新市民生存发展、就业谋生的机会在哪里?

许多地方正热衷经济增长的“新城市拉动”。意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进城打工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消费升级，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创新。可是，在城市GDP化的偏向中，百姓消费的基础是什么?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建制的扩大、土地的圈占和人口的膨胀，城市功能的开发，公共空间的拓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福利的普及与提高，如何及时跟进?

许多地方正推进城市经营的“新地标活动”。政府一味追求“现代城市形象”：更高的楼房，更豪华的商务区，更宏大的花园广场，更具动感的都是韵律……令人目眩的种种商业地标、产业地标、文化地标，往往变成造价惊人的工程，变成财富和技术的炫耀。可是，在城市化泡沫化的幻象中，普通人的地位和尊严如何提升?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新的发展，人的创造力量的解放和财富源泉的涌流；是一种新的生活，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一种新的文明，人的道德精神的进步和人文价值的升华。

城市化的灵魂应是以人为本。践行以人为本的重心在哪里?在于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于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我们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开掘“管理者的财源”、打造“投资者的乐园”，更当努力建设“劳动者的家园”。

看一看身边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应当警惕：不少城市借助于区区一纸户口登记的户籍改革，借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便拥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失地农民。当城市化难以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时，“失地”和“变市民”更可能换来的仅仅是无业市民的身份。

还有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者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们亦当清醒：交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机动车对路道资源的一再扩张，是自行车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挤占、被压缩，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断然取缔。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是一个恰逢低碳社会到来、无法重复美国消费故事的国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还难以进入“有车一族”，他们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他们行走的路权如何保障?

房地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热，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房价对普通百姓的重压和裹挟。有业内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当时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既解决百姓住房，又拉动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有钱人买了多套经济适用房，有的城市还没有廉租房的政策。后来，国家下达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结果也基本踩空，从而造成民生住房体系的严重缺位。于是，我们在一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围墙，成了贫富的“楚河汉界”。

还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和地产与名校牟利的“勾兑”，文化设施建设中竞相攀比的豪华和风格样式的崇洋，道路环境整治中对马路摊点的清理和对“美丽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剧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艰辛。

当我们还在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艰难求解之时，一个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图像又已隐约浮现。

这里，有城市的财力问题，有发展的阶段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径选择。

人民城市，应当人民做主，人民创建，人民共享。

《半月谈》2010年第2期 【半月评论】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坚持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党中央前不久颁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专门就扩大干部提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民主程序是干部工作的生命，缺失民主程序的干部选拔工作不仅是没有群众基础，而且贻害无穷。任何事物在发展进程中，都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近年来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随之却出现了一些“拉票”现象。“拉票”行为破坏了干部选拔工作的正常秩序和民主的真实性，影响极坏。因此，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这个毒瘤，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干部工作的重点。

所谓“拉票”就是在干部推荐过程中，打招呼或者暗示具有推荐资格的一些同志投票推荐自己，从而使自己达到升迁的目的。这种靠“拉”，不靠“干”的行为，不符合党的干部任用工作原则。如果纵容这种行为，就会形成一种误导：“干得好”不如“拉得好”。有些人平时不是把心思用在干好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关系上。整天吃吃喝喝，工作上马马虎虎，关系方面却是左右逢源。随着打击和查处“拉票”行为力度的加大，“拉票”行为从原来的赤裸裸地进行，转变成了悄悄地进行。拉票者把工夫用在了“诗外”，用在了平时。

变换花样的“拉票”行为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是在日常工作中送人情。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公权私用，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做老好人，搭顺水人情。甚至，明明是正常的工作，也要暗示对方对自己心存感激，让对方背上人情债。这种人对上如此，对同级、下级也是如此。可

以想象，以这样的态度和工作出发点，能不耽误工作和事业！当然，在这种人看来，耽误工作和事业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的选票不能丢！他们认为，坚持原则，不光得罪人，还丢了选票，没有群众基础，你干得再好也是白搭。更何况，评价有些工作好与不好没有硬性指标，对这种人来说，上下拥护，大家“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依靠手下亲信帮忙。手下培植几个信得过的人，平时在有意无意间帮自己鼓与呼，往自己脸上烫金。这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有一条共同的“利益链”。这些“抬轿子”的人，一般都是领导干部的亲信，都是靠依附某位领导受提拔重用的，平时领导信任，关键时刻为领导挺身而出。这些亲信们时时处处维护领导权威，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方方面面搞好关系。这种行为看起来是无可厚非，实际上在拿组织原则做交易，他们是在用公权为上司争取“票仓”。

三是在亲朋好友中搞感情投资。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对权力起到了约束和反制作用。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有些人为了职务升迁，总往领导家里跑。如今，情况有点变化，他们的亲朋好友们平时也会主动“出访”，走家串户送出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事实上，对于这种感情投资，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去的人家，一定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手中有选举权的人，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自然不会享受到如此待遇。

四是“大款朋友们”出面保驾护航。这些年，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屡禁不止。在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往往是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出了事，自己也被牵扯出来。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往往神通广大，凭借手头阔绰，他们结交了方方面面的“朋友”，结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到了关键时刻，没有这些大款摆不平的事。领导干部平时结交大款朋友，认真经营关系，关键时刻大款们会异常活跃，到处游说，为他们的领导朋友卖力地争取每一张选票。

上述种种行为，比干部自己直接“拉票”危害更大，这些手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必须加大力度予以根治。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要防止简单的以票取人。首先，要认真分析、比对，把干部平时的表现和考核获得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科学论证，防止工作简单化、公式化和理想化。其次，要早预防，要建立起防止和杜绝“拉票”行为的相关工作机制，让那些“拉票”者无可乘之机，无可钻之空，无生存的土壤。第三，要加大查处力度，要有钢性的措施，对“拉票”行为决不手软。

铲除毒瘤要下猛药。要从舆论上形成声势，在举措上形成机制，让“拉票”行为无处藏身，没有市场，没有机会。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让被查实的“拉票”者受到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半月谈2010年第3期【半月评论】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

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

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

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他们如同隐士，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户籍在乡村，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海选”，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从而能够理性、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

第三篇：半月谈2012年第1期 半月评论

半月谈2012年第1期 半月评论

心态也是一种力量

我们经历了“更复杂”的2011，又迎来了“更严峻”的2012。

我们是否还能保留一份清醒的定力，还能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

弃浮躁焦虑而理性把握形势，弃投机泡沫而回归实体兴业，弃路径依赖而强力推进转型。这应是我们的正确抉择。

毋庸置疑，经济增速正呈明显的放缓之势。这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我们是否已经告别两位数的增长时代？社会争议着，怀疑着，甚至悲观着、背后，有一种浮躁和焦虑在。

我们已经习惯了跨越发展，习惯了一枝独秀。现左怎么看这放缓之势？

增长是硬指标，发展是硬道理。所以，2012年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

只是，我们应当清醒，市场自有其规则，经济自有其周期，我们可以去利用规则，去调控周期，但不能去扭曲、篡改规则，无法去熨平、消灭周期。当出口面临世界经济增长下行，金融市场风险增多，保护主义倾向突出，国际贸易增速回落，我们不能抱有奢望；当投资规模一再扩大，所占GDP比重超过50%，我们实难重复4万亿带动18万亿的投资故事。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中速成长的大趋势中，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政府干预和拉抬速度，只会导致投资效益下降，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压力升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更加严重，从而收获倍加苦涩的发展主义之果。

其实，经济增长的放缓也是宏观调控取向中的适度调整，也是发展方式转型中的自然回落。把通货膨胀降下来，把资产泡沫挤出去，恰恰是为更健康的成长清除隐患，开辟道路。

而且，我们有信心，“稳中求进”的增长，9%或8%的速度，放在国际背景中去看，仍然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

比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更要紧的，是保障和激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创造和尊重经济自我调节的能力，积蓄和催生发展方式转换的推力。比稳定出口稳定投资更要紧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拉动消费，这是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这就需要我们把发展的注意力更多地聚焦于收入分配改革，聚焦于社会民生建设。

我们还当看到，产业“空心化”现象日渐蔓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向资本家靠拢，逃离实业投机暴富扭曲着创业兴业的社会心态。

实体经济的健康和繁荣，始终是国民财富和国家强盛的根基。我们不是不要发展虚拟经济，但是，首先要夯实实体经济这一基础，必须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应当紧紧围绕壮大实体经济来发展虚拟经济。

看一看楼市：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开发商牟取暴利的契合中，房价被一再推高，终于积聚起风险重重的市场泡沫。看一看股市：上市公司圈钱无度，不知回报股民，恶化股市生态，挑战监管制度，导致市场炒作风气盛行；创业板时闻高管纷纷闪电辞职疯狂套现，演绎转瞬间千万富翁的“造富”神话。看一看钱市：击鼓传花的炒作游戏和食利人群的急剧膨胀，先后衍生出一个个民间借贷的危机。不知何时，我们的心底都多了一个气泡，都想把它尽快吹大，不惧吹暴。财富路径的扭曲，加剧贫富分化，污染社会风气，戕害创业精神，将使得经济与社会变得愈益脆弱起来。

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让市场和政策、改革和调控更多地向中小企业着力，向民营经济着力，向新兴产业着力，真正为实体经济拓展发展环境、未来市场和利润空间，让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专注于实业，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财富，吸纳就业，造福社会，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更广阔的前途还在于创新，在于转型。

可是，历经30多年发展，路径依赖已经成了不少地方政府领导的心理定势，经济形势越是严峻，这一心态越是强烈。

资源约束愈来愈紧，不少地方恨不得一个早上把它全部开发成一个个闪着金光的数字。可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又靠什么来发展呢？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当年的“宁可毒死，不可穷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权益的扩大，这样的口号还能再喊下去吗？招工难度愈来愈大，为了保住劳动力廉价优势，一些地方政府想尽办法限制职校生外地就业，组织实习生无偿打工，甚至直接补贴企业主用工成本……释放比较优势，依靠要素驱动，这条路子已经越走越窄。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城市已铿锵明志：壮士断腕，义无返顾，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回望改革之初，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依，没有事先的蓝图设定，我们正是凭借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才创造了高速增长奇迹。如今，积累更丰富了，实力更雄厚了，一些地方怎么反倒背起了包袱，束手束脚，患得患失，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风险？打破路径依赖，需要直面深层矛盾，承受转型阵痛。经济增速放缓，恰恰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得契杌，这“机会之窗”不可能永远向着我们敞开。我们错过了，耽误了，流失了，那就是危险降临的时刻。

心态紊乱失衡的深层，是制度激励的倾斜，是社会价值的误导，是利益关系的纠结。如何在改革的勇敢前行中，在文化的整合创新中，在社会的公正追求中，保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份定力，一份锐气，一份智慧，是在更严峻的2012年里一道更沉实的日常课题。

半月谈2011年第24期半月评论：超越感动

一个个朴素的故事，抒写看美丽人生的传奇，我们被久久地感动；一颗颗平凡的良心，映照看人间美德的光彩，社会在热情地歌颂；一波波深刻的反思，表达着道德失落的焦虑，媒体正急切地寻找。

然而，当感动的潮水漫上堤坝，当歌颂的激情澎湃而过，当寻找的脚步来来去去，我们是否已经从中积淀了更为丰厚、更具活力的道德资源，是否已经从中开辟出更为清晰、更其宽阔的进步路径，是否已经从中深化出更加大众化、生活化、日常化的核心价值？

生活就是选择。道德是人的生存的一种方式，是人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的价值诉求，是人把握社会、把握世界的一种实践力量。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状态、生活方式，就在于我们的公民素养、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

面对社会风气的变化和伦理底线的下滑，我们心情沉痛地去感叹、愤懑；面对道德尺度的紊乱和价值取向的模糊，我们理直气壮地去质疑、批判；面对生活秩序的失范和世道人心的冷漠，我们满怀希望地去等待、寻找。但是，假如当这一切过后，还是习见的庸常和喧哗，甚至或心甘情愿或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追逐其中乐此不疲，那么，谁来填补价值的虚空，谁来祛除心灵的魔障？唯一能救赎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是道德建设的主体。

礼失求诸野，礼失求诸己，寻找平凡的良心，征集善良的感动，已经成为媒体争相展开的系列主题活动、是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会有这一份良知，都会有这一份感动正如无数网民所言：不是生活中没有善良，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只是，一双双眼睛敏锐地发现了别人生活中的善良，却常常遮蔽、忽略了自我内心中的尘垢

我们在赞美美德人物的同时，不能让渡自己道德的选择，回避自己道德的担当。

当下最紧要的，是从一点点平凡的闪光中，从一次次虔诚的感动中，唤醒我们内心的道德自觉和伦理自信，凝结共同的道德文明和价值信仰，提升民间的道德力量和公民素质。

平凡的良心感动着社会，社会也为之献上美丽的光环、动听的赞颂和真诚的祝福，还有政府有力的号召、组织隆重的表彰和媒体连翩的传扬。

其实，这些普通的人物，原本并非为着这响亮的掌声和颂歌，并未奢求这热烈的倡扬和感动，他们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去展示自己的本真：他们只是顺应人性的自然，去实践自己的良知。他们以平民的思维和逻辑，诠释朴素的生活真谛，演绎简洁的人生故事，生发淳厚的草根精神。他们心头那一份绵绵的热，那一缕亮亮的光，柔和地温暖着世道人心，照亮了身边世界。

他们感谢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但并不需要泡沫化的浮云，当然也不认同种种习惯性的质疑。拾荒老人陈贤妹（就是扶起小悦悦的第19位路人）的事迹报道后，网上和身边都有人质疑其救人举动是为了出名为了贪钱。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老人的眼圈马上就红了：“我不偷不抢，我只是救个小孩子！”这类质疑，往往掩饰着我们内心的怯懦和自私，伤害着社会道德的发育和生长，在“平凡的善”的烛照中，暴露出我们灵魂深处隐藏的“平庸的恶”。

这些普通人物，自有其更欣慰的关切，被感动的我们，也应有更合适的表达。生活不待见旁观者，美德也不需要高高在上的评判者。我们最应表达的当是尊重，自省，当是自觉地融入他们的行列，努力地跟进他们的脚步。

道德伦理的勃兴，是当下文化建设的重心。但仅有一己的感动是单薄的，仅靠舆论的动员也是不够的。还当超越民间的道德力量，提供制度伦理的支撑。我们不能期望单纯的道德自律都能独善其身，期望一味的道德教化便将改变一切，我们也难以离开制度的正当来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离开环境的熏陶来要求普遍的道德自觉。道德需要规则的呵护，善行需要法治的激励，文化价值建设需要强力推进社会改革，创造更为适宜的制度伦理环境。它的行为导向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和秩序保障功能、伦理关怀功能，才是更有力量的呵护和激励。

扬善必须抑恶，扶正自应祛邪，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当然不应让横行一方为非作歹的黑恶势力逍遥法外，不应为毒害健康牟取暴利的无良企业提供庇护．不应对权钱勾结贪婪攫取的腐败现象麻木不仁，不应让肆意侵夺他人权益的缺德行为无所制约。当劣币驱逐良币，当种种难见阳光的潜规则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现甚至大行其道，我们还能期望“平凡的感动”持续多久？还能期望“美德的践行”行走多远？

一个普通公民最基本的义务权利、人格尊严，一个健全社会最核心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当是个人道德意志强化的支撑、公共生活秩序形成的基础和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主题。

当我们从眼前的感动升华为信念的坚守，落实为道德的践行，推进向制度的建设，社会的道德进步就将拓开更为宏大的价值视野，汇入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由此．我们就可以真正走出循环往复的圆圈，超越停留于感动和歌颂、止步于期盼和寻找层面的局限，从而让“生活引领生活，平凡提升平凡，希望点燃希望”这条社会价值建设的民间路径，更多阳光，更加宽广 半月谈2011年第23期半月评论：文化工作者应加强自身素养

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繁荣昌盛，奏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旋律，文化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文化工作者要成为优秀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必须加强自身素养，做职业道德和人格操守的示范者。

古人云：“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文化工作者是文化的享有者，更是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工作方向。文化工作者的自身素养是人品、人格的底蕴，也是其文化工作品质、水准和风格的重要基础与来源。

文以载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代又一代文化工作者秉持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命运，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转向，并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发展，为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建设和发展中，始终与庸俗、落后的文化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文化工作者之所以作风浮躁、追逐名利，文化领域之所以“三俗”之风有所抬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文化工作者放松了对自身素养的提升，社会责任感弱化，职业道德失范；文化虚无主义之所以还有市场，是一些社会成员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在文化上的突出反映。

文化工作者必须适应其社会角色和时代需要，加强自身素养。

优秀的文化工作者首先要有群众观点，要有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贴近实际的实践素养，以及建立在这一素养基础上的思想理论素养。这是解决文化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文化发展源于人民群众不断深化的gkz6.net伟大实践，否则文化工作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为了人民、属于人民，那些不反映乃至扭曲人民群众的意志、心声的所谓文化，当然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更不会被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传之久远。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工作者是维系者和守望者，承担着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培养和修炼这方面的素养，需要文化工作者走出象牙塔，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去，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拜人民群众为师。植根于人民、植根于实践、植根于生活，文化工作者发展和创造文化的动力与源泉才会永不枯竭。

优秀的文化工作者还必须是职业道德和人格操守的示范者。文化工作者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职业道德和人格操守状况如何是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准的重要尺度，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和社会价值取向的走势，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败。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工作者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其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二，必须坚持德艺双馨，严谨笃学，潜心钻研，淡泊名利，自尊自律，承担起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历史责任，以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促进社会风气健康发展；其三，文化工作者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交流、取长补短，摈弃“文人相轻”“门户之见”，共同营造风清气正、和谐奋进的良好氛围。

优秀的文化工作者还应该具备崇尚科学的素养。文化工作是思想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工作门类，科学性是其根基所在。无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都是以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内涵与形式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文化形态。

当今时代，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发展日益广泛而精细，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越来越扎实的科学基础。文化工作者作为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对于复杂多样的文化社会现象和问题，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不以科学的精神探究，不以科学的认识回答，是难以启迪人们的思想、弘扬人间正气、塑造美好心灵的。从事文化工作，应从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汲取营养，积累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惟有如此，才能不断创造出以科学为基础的优秀文化。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同时也向文化工作者提出了加强自身素养的要求。文化工作者适应社会角色和时代需要的综合素养的培养、修炼和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脚踏实地、专心致志，人人都可以有所获得；只要笃定志向、坚定信念、不懈追求，最终必将有所成就。随着广大文化工作者不断加强自身素养，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一定会展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风貌和更加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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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半月谈2014年第2期半月评论

半月谈2014年第2期半月评论：乡村文明的明天是什么

中国乡村正经历一场传统向现代的深刻转型。

“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在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中开始了加速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的构思，在更为宏大的空间中加快二元体制的变革；“美丽乡村”的指向，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统筹中兴起又一波乡村文明建设的潮头。

乡村文明的明天是什么？我们还当有更深层的叩问，和更长远的追寻。首先，我们应当跳出城市与乡村“两极化解读”的话语陷阱。

城市文明是先进的，是一个现代性的符号；乡村文明是落后的，是一个过去时的遗迹。这一两极化解读，已深深嵌入社会意识的思维框架，而它又全然是一个被集体误读被舆论因袭的错误认知。由此，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型，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似乎就是用城市形态改造乡村形态，用城市文明覆盖乡村文明。其实，这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历史沉淀，是长期城市倾斜政策的路径锁定，是单线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思维的必然结果。

乡村与城市，本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空间和文明形态，自有其不同的运行路径和发展规律。推进城乡一体，建设美丽乡村，不是追求城乡一样，不是让乡村全然变成城市，而是要尊重不同的文明，顺应不同的规律，走出一条生态、生产与生活契合，自然、文化与历史和谐的城乡差别化互动型协调发展道路。从文明的演进看，我们不可以割断历史；从社会的变迁看，我们也不可能消灭乡村。令人警醒的是，正是两极化解读的错误认知，已经造成了一些地方将农村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农村城市化的实践误区。

本来，中国的城市化跃进已经显露其种种弊端：政府强势主导，投资强力驱动，热衷跑马圈地，盲目贪大求洋，结果千城一面。如今，当乡村发展执意从这一城市建设模式中寻求灵感和摹本时，其种种弊端便肆意地向乡村污染、扩散。-1-

于是，我们看到，当初的“新农村建设”，在不少地方止于单一地改善村容村貌的新村庄建设，流行为涂脂抹粉的政绩展示；后来的“新型社区化”，有不少官员盲目照搬城镇小区建设模式，以大拆大建开路，撤村并居驱赶农民上楼，演变成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当下的“美丽乡村”建设，能否摆脱路径依赖，充分尊重乡村文化特色，尊重村落布局特点，尊重发展阶段特性，激发那种“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栖居诗意？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城市本质的回归。乡村，让城市更向往。这是乡村魅力的解放。

乡村的魅力在自然生态。人们在与乡土的厮守和融入中，感受着土地的博大与包容，体验着生活的质朴和厚重。上海作家王安忆有一篇纪念陕北作家路遥的文章，忘不了其中的一个细节：“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那是在人生的峰回路转之中，一枝永远可以湿润我们心灵的桃花。

乡村的魅力在历史记忆。千百年来形成的村落空间，建筑风格，镌刻着一圈圈生命的年轮，印载着一个个家族的谱系。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是我们生长的摇篮，也是我们立人的基石。

乡村的魅力也在文化认同。礼失求诸野。“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乡土人情，村规民约，生活智慧，草根信仰，传递着乡土的道德规范和交往规则，馈赠给我们宝贵的价值资源和心理归依。

“美丽乡村”的建设，就是让乡村更像乡村，让文明照耀文明，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焕发其独特、永恒的魅力。

当然，文明的进步需要回望，也需要前瞻；需要汲取，也需要创造。

市场经济的侵蚀，核心人群的外流，发展主义的泛滥，还有人口和资源日益严重的危机，村庄边缘化、空心化日益加剧的趋势，都给乡村文明的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记得住乡愁，不是一味地沉湎于牧歌式的怀旧和幻灭性的伤逝。“美丽乡村”建设的旨归，绝非去孤独地株守每一个空心化的村庄，也不是简单地还原每一份从前的模样，而是要从乡土文化中汲取传统营养，从城市文明中吸纳现代元素，塑造崭新的村庄形态。

“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涵，自然有村落民居的科学规划，也当有乡土文明的开发传承，还得从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农民最迫切的需求切入，努力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可以是政策指引的政府领建，也可以是资本下乡的村企共建，但都应是尊重农民意愿尊重乡土传统尊重自然生态的自主性建设。

乡村文明的明天是什么？

不是现代的城市文明，也不是传统的农耕文明，而是在汲取和创造中的新乡村文明。

第五篇：《半月谈》2011年第9期【半月评论】

《半月谈》2011年第9期【半月评论】

建设善于管理的社会

当今社会，稍微年长些的人，都是唱着《社会主义好》这首歌长大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二是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好，社会管理也要好。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的积累和增值为特征，并且被“资本”异化了的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善于管理资本，而且善于管理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也亟待加强和改进。

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我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辩驳的优越性。然而，发展会打破旧的平衡„，产生新的矛盾；车跑快了难免颠簸，树长大了就要招风。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在我国相对短的时间里都集中表现出来了。

这倒也好，“长痛不如短痛”。但是，不管长痛短痛，处理不好也会“痛”出毛病来。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国民收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提升时期，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人们心理容易失衡的“阵痛期”。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管理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加快发展、更好发展来解决。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把一个快速奔跑了30年的巨大经济体送上更加科学的发展轨道，无疑需要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更为深刻广泛的变革。“十二五”期间，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面临的任务很重。走过这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我们的社会实现了全面小康、建设得更加和谐、管理得更有活力，《社会主义好》就会在世界上唱得更响。社会问题大都有个累积一突发一扩展一变异一沉淀的过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深入到具体问题中去探索规律，总结经验改进方法。

首先是社会问题的累积，量的累积需要一个过程，这就需要找准社会矛盾容易累积的部位，对症下药，早期化解。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要高度关注、有效化解这一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要风险评估先行，防范、化解联动，建设、调解并进，发展、稳定统筹。

偶然的小事，星点的火花，或因互不相让迅速升级，或因处置不当激化矛盾，或因当报不报、当断不断贻误时机，小事变成大事，大事酿成乱子。针对突发事件，要加强危机管理，建立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结构完整、功能全面、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其次是社会问题的扩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总会受到大家关注，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被高度关注，一旦有事，容易蔓延。信息社会中的大众传播手段特别是互联网，更加速了这一扩展进程。如果说经济管理要注意管好流动性，社会管理就要注意管好扩展性。对互联网，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监督、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

社会问题的变异和转化，情况就更加复杂。有些社会问题因矛盾性质发生转化．是非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有些社会问题处理不当，非对抗性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一旦发生转化，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最后，社会问题的处理要避免表面化，避免处理不当沉淀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中去。这就要坚持不懈地做好疏导和化解工作，加强思想教育、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矛盾宜疏不宜堵。

当然，总结经验勿忘基本经验，改进方法不丢基本方法。也就是说，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定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始终：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一定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贯彻始终：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一定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贯彻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