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乐死的研究综述

第一篇：关于安乐死的研究综述

关于安乐死的伦理问题浅议

【摘要】

安乐死的本质含义应该是重病患者在不可逆地趋向死亡的过程中，无论在肉体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上。都能安乐地去死，医学手段只能使人的肉体由痛苦状态转向安乐状态，而社会科学可使人的精神由痛苦状态转向安乐状态。本文从伦理价值及中国现状对安乐死的可行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

安乐死； 伦理；立法

“安乐死”，即安乐地死亡。其本质是重病患者在不可挽回地趋向死亡的过程中。无论在肉体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上，都能安乐地去死。其所要解决的矛盾。就是要使不可逆转地趋向死亡的患者从痛苦状态向安乐状态转化。使不但生要生得好，而且死要死得好 实施安乐死，“也就是要把人类的解放和自由推进到死亡过程这一领域，克服对待死亡上的愚昧观念和愚昧行为，以‘科学的死’，代替‘愚昧的死’”[2]。1安乐死：世界关注的话题

随着医学的进程，人类对“安乐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l7世纪，弗兰西斯· 培根在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无痛苦致死术”。2O世纪3O年代，欧美许多国家都有人积极提倡安乐死，安乐死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甚至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只是由于德国纳粹人介入，盗用安乐死名义，屠杀了数百万无辜的人，使得安乐死声名狼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6O～7O年代以来，由于医学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发展和深化，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受到很大冲击，安乐死的实践意义日益突出，安乐死又成为许多国家的热门话题。安乐死不仅涉及伦理、哲学、医学等方面的问题，还涉及人们对人生、生活、死亡的看法和理解，而且也引发出一系列法律问题。直到现在，人们对安乐死仍褒贬不一。支持安乐死的人看重生命存在的内容、方式，重视安乐死的权利，认为安乐死一是可以减轻重危病人的痛苦，当病人感到生不如死时死亡比生存对他们更人道；二是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三是可以节省有限的医药资源，对社会也有利。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安乐死不仅与医生的职责相冲突，而且还可能被滥用，成为病人子女、配偶等亲属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或为了瓜分遗产等其他原因变相杀人的借口。但总的说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争论，赞成安乐死的人的比率越来越高。尽管如此，但是否要制定安乐死法予以保护，不少国家还是审慎的。因为，在没有法律认可的前提下，用安乐死停止人的生命，有关医生和病人家属会不会导致法律上的责任；即便承认了安乐死的合法地位，为防止滥用，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出极为严格的限制条件。2O世纪7O年代以来，安乐死先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合法化。1976年，美、英、日、荷等国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安乐死会议，并签署了关于安乐死的《东京宣言》，要求尊重“生的意志”和“尊严的死”的权利。1980年，成立了“国际死亡权利协会联合会”。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令，允许医生在严格的条件下，可以对病人实施安乐死。这是迄今为止在安乐死方面最为自由开放的举措。可见，尽管安乐死问题步履维艰，但不可否认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3]。

[1]2安乐死的面临的伦理困惑

安乐死的哲学层面的思考由来已久。在古希腊、古罗马普遍允许病人及残疾人“自由辞世”，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重视来世彼岸的幸福。到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培根在其著作中把euthanasia用来指医生采取措施任病人死亡甚至加速死亡，他认为长寿是生物医学的最崇高目的，安乐死也是医学技术的必要领域。摩鲁士在《乌托邦》中提出有组织的安乐死。休谟认为如果人类可以设法延长生命，那么同理也可以缩短生命。尼采甚至提倡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自杀。到了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人提倡安乐死，英美等国先后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无痛苦致死协会”并谋求法律认可。1938~1942年，由于纳粹的兴起，希特勒以“安乐死”名义杀死慢性病、精神病病人及异己种族达百万人，致使安乐死销声匿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人们重新提出了安乐死问题，安乐死立法运动也得以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荷兰是世界上主动安乐死得到社会承认的唯一国家，1992年2月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这为解决安乐死这一伦理学难题提供了法律依据[5, 6]。而在中国，古时候，人们就提出了这么先进的论断：“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也”。如今历史的车轮已经前进到21世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人们对安乐死的认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是该接受安乐死的时候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首先，传统伦理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好死不如赖活”，要求人们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尽可能延长生命。这些构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核心，是人道主义生命伦理规范的价值追求。然而现代人道主义原则应建立在“生命神圣论”和“生命质量论”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人类希望优化自身，不仅需要“优生”，也需要 “优死”。安乐死不是“生”向“死”的转化，而是死亡时由“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解决死亡的质量问题。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出于孝亲、亲情，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7]。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的，反之则否。如果把有限的资源花在无可挽救、苟延残喘的绝症患者身上，实际上是不但违背了社会公正与效用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医德是救死扶伤，对于垂危病人，不管其情况如何，都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职尽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人的意愿，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人们对生活数量的要求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给传统医学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英国唯物主义者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说：“医生的职责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美国一位92岁高龄的女病人需做胃溃疡手术，但病人拒绝手术，医生仍坚持手术，结果病人手术后吃尽苦头，中风而亡。实施手术的医生自责：“我战胜了胃溃疡，但打败了人道地照顾临终病人的一仗”。

[8][3][4]3安乐死的伦理价值 安乐死符合生命自主原则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生命自主(自我决定能力)意识不断加强。生命自主原则作为一条最本质、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在安乐死实践中表现为病人自身的要求、自主的决定，并成为一种实践。这一原则在现代医患关系中，突出表现为充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知情同意权。“生命自主原则，在安乐死实践中，表现为尊重不治之症病人选择尊严死亡的权利，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尊严，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病人自主权(autonomous right)是病人权利中最为基本的一种权利，是体现病人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作为临床医患关系和伦理学的一个特定概念，它是指具有行为能力并处于医疗关系中的病人在医患交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就有关自己疾病和健康问题所做出的合乎理性和自身价值观的决定，并据此采取负责的行为。尊重病人的自主权、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已成为许多医务人员的共识和医疗实践中的基本原则。知情同意作为病人自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病人做出决定的前提，没有知情同意，也就没有选择和决定的可能，也就难以自主。《执业医师法》中规定：患者对自己所患疾病的性质、严重程度、治疗情况及预后有知悉权或了解的权利。病人自主权和知情权也是体现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在安乐死的实践中，表现为尊重濒临死亡患者选择尊严死亡状态的权利。对医学上无法挽救且存在极大痛苦，自愿要求解除痛苦的病人，同样具有选择以安乐方式死亡或使自己的死亡状态安乐化的权利，这是其自主权的体现

[10, 11]

[9]。

4安乐死伦理价值的保障

主张安乐死的主要原因。法律不能将他们纳入可以允许安乐死的人群之中。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在人权保护上人人平等，不得基于任何原因(譬如贫穷)而给予任何人任何歧视。否则，在法理上就会讲不通。这个问题的解决，根本方法是靠发展生产力。其次，应当尽快制定社会医疗保障法，通过法律手段保证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强制实行、平稳运作和健康发展。这样做，有利于逐步扩大我国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受益面，扩大医疗保险基金规模[12]。在社会医疗保障法中，应明确医保基金的筹集方法、渠道、管理，基本医保的范畴与水平，对涉及特殊群体的医疗救。安乐死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探讨

在我国，安乐死以隐秘或者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且社会各界支持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种种迹象表明，在我国实施安乐死具有一定的条件和必要性。但是，我们应当明确应然与实然之间有较大的差距，对于安乐死问题，必须在条件具备达到应然程度时，才能为其立法加以规范。安乐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法律、伦理、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目前从社会宏观和微观角度来看，我国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和完备，存在亟待解决和完善的诸多问题[13]。

首先，安乐死立法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法制状况不完善首先，从我国目前的法制状况来看，我国宪法和法律均未对安乐死行为作出相应规定，实际上安乐死与我国现行法律是相悖的。首先，从宪法角度来看，我国宪法并未对公民的生命自决权作出规定。对于生存权，通过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可以看出，生存权是受宪法明确规定加以保护的权利。但是，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是否属于人的基本权利，还存在较大争议，那么将安乐死权写入宪法，从目前的法制状况来看，更是遥不可及。

其次，从刑法理论上来看，虽然安乐死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从本质上不属于犯罪行为。但是，安乐死行为从客现角度来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由此可见，我国安乐死立法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不具备相应的法制环境，且在短期内这一状况也不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其次，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社会少数群体享有公费医疗或者参加医疗保险外，占社会大多教人口的普通工人、农民，学生、退休以及无业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则处于自费或半自费医疗的状态，高昂的医疗开支使许多患者及其亲友对医院望而却步，大量的患者实际上无法得剑充分，有效的治疗与救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村的绝症患者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原因而自愿放弃治疗，这种不平衡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制度可能会成为决定人们生存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必然导致对生命权利的不公正对待。

再者，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安乐死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观念，其伦理、文化背景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它打破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要理解和接受这种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桕悖反的新观念，存在较大障碍，也面临重重阻力[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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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安乐死研究现状

安乐死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在塑造自我，优化人生的过程中，一方面追求生的优化，同时也提出了对死的优化，于是安乐死问题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对死亡进行公幵、认真、广泛、深入地讨论研究。我国对其的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近30年来，学界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也是见仁见智，不胜枚举，并伴随“安乐死”热点事件的出现而激烈非常。通过细细检索这些纷纭的讨论，我们将中国学界对于“安乐死”的研究现状总结如下：

①从观点来看，超过八成的学者对安乐死合法化持肯定或积极态度，只有少数人表示了否定或者保留意见。

②从内容来看，学界对“安乐死”的研究基本由安乐死概念界定，安乐死合法性论证以及安乐死立法建构等三部分组成。其中安乐死的概念界定分歧最大，且主要集中于安乐死适用主体，如未成年人、昏迷不醒的植物人或者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或严重残疾的新生婴儿能否适用安乐死？其次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问题，如安乐死与听任死亡、缓和医疗、辅助自杀的区分〖(1)对濒死病人, 尽一切必要的医疗救治后, 为免除濒死病人饱受痛苦煎熬, 而中断无益的或过分负担的医疗装备, 使病人顺乎自然地死亡(注意: 在此状况中, 撤除医疗设备并未导致病患死亡);(2)对临终病人采取减缓病痛的治疗方法, 如给予止痛药, 其目的在于减轻痛苦, 而非以缩短生命为意图, 只是治疗过程中不免伴随缩短生命的危险(注意: 在此状况中, 药物、治疗的给予, 其意图不是为结束病患生命)〗其它的争议如是否以精神痛苦为必要、死亡标准的界定等等，总之, “安乐死”是一个令人迷乱、模棱两可的术语, 而安乐死本身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且对于每种类型, 在伦理上的可责难性是截然不一样的。安乐死合法 性论证部分，学界主要从国内外趋势、伦理道德、法学理论三方面来论证，从国内外趋势而言，安乐死的立法实践已经在澳大利亚、荷兰、美国、日本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国内涉及安乐死的案件也日益增多，民众要求立法呼声很高。而从伦理道德来看，传统的儒家思想、宗教教义以及医德要求是否定安乐死的主要原因。法理方面，有的学者从安乐死的权利基础，如死亡权、人性尊严、生命权等角度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究，而有的学者试图从部门法角度进行论证，如安乐死的合宪性研究、安乐死的非罪化研究、安乐死作为民事权利是否可诉？等等。安乐死的立法建构方面，由于有世界范围内的较为丰富实践，除适用主体外学界分歧不是很大，特别是程序法上相对完善，成果显著，它基本由申请、审查、执行、备案等程序组成，其共同点是机构、人员的专门化和专业化以及风险监控的严格化，典型的如安乐死委员会、安乐死医师和顾问的设置、生前遗嘱和代理人的设立、独立第三方见证，冷静期的设置，“裁执分离”制度，无条件撤回制度、监控执行等等，然而由于安乐死主体界定仍存在较大争议，若申请主体得不到有效限制，则滥用的风险将非常大。③从不足上看：

1、总括：许多讨论只是在浅层次上重复言说，殊少理论创新，而且讨论虽然一直不断，可是针锋相对的争鸣几乎没有，从而不能将安乐死研究向更深更细微的层次推进。

2、关于安乐死的合法性论证，很少有人区分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形式合法性只关注所符合的法律的权威渊源，而与所符合的法律的实质内容不涉，是实证主义法学路线；实质合法性更为追究法律的 正当性与合理性，是自然法学路线）。其次，许多论证面临“二次正当性论证亏空”的问题（即“现代社会制度（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是由某种社会理论来论证的（一次正当性论证），但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某种社会理论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论证（二次正当性论证）。我们发现在安乐死的正当性论证上, 各种正当性论据纷纷粉墨登场, 可是从来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一以贯之地将安乐死论证到底。当生命素质论遭到生命神圣论的反驳时转而诉求个体自决论（心理学上，简单的说一个人可以有不受外界任何因素干扰而做出自己的选择的自由和权力）, 而个体自决论又会遭遇到社会责任论的诘问, 没有一种理论能全部覆盖安乐死问题。一种理论不能独立地支持所要论证的命题, 这反映了“一次正当性论证”的无效。其次, 悖谬的是, 竟然可以从同一论据出发推出不同的结论。如人道主义是支持安乐死的最为有力的论据之一, 但也有论者同样从人道主义出发而反对安乐死。他们认为, 杀人就是不人道, 因为它将活生生的人弄死, 尽管他们有时也承认杀人与谋杀的区别, 但他们还是坚持安乐死是杀人而不是谋杀, 因为它是故意地结束一个没有罪过的无辜生命。又如尊严论也是支持安乐死的有力根据, 可是也有人认为, 生命最后时刻的状态并不能决定人的尊严, 庄严死亡应当在庄严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诚实、体面的一生在结束时, 人们仍然会这么看待你。并非在人生最后的几星期或几天中, 人们才来合成对你的印象并永远记在心里, 他们要记住你的是此前的数十年的生涯!”由此, 尊严论据也会推出两面的结论。一种理论内部包含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 这 种自身的不协调也反映了 “一次正当性论证”的缺失。

3、国情认识不足：安乐死与一个国家的国情息息相关，许多学者研究讨论了我国的民众观念、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但并不细致，而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医疗政策、法制环境等方面却很少进行讨论和细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许多问卷调查报告，就客观性和可信度而言，存在较大的问题。这里有一段在网上和论文中被广泛传播的所谓安乐死调查的报告:“ 据调查, 我国目前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给200 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 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 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 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 91% 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 85% 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这段话中所说的调查报告, 就客观性和可信度而言, 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1.被调查者对安乐死本身不十分清楚。如前所述, 安乐死是个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语, 当一个人被问到是否赞同安乐死时, 可会能因为这个术语的动听而做肯定答复, 但当问到是否赞同“ 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 “仁慈杀死”时, 可能就犹豫不决, 要做谨慎考虑了。2.有关的调查问卷在设计上存在缺陷。许多调查问卷只给被调查者提供赞不赞成安乐死两种选择, 如果同时还提供诸如临终关怀, 在医生和群体(病友、社会团体等)的支持、帮助下与病魔抗争等其他选择, 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3.被调查者的地域有很大局限性。被调查者主要局限于上海、北京 等发达地区, 而我国幅员广阔, 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关于死亡的观念也不尽相同, 因此, 以地域性很强的群体代表全国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4.被调查者与身临其境的末期患者还是有心理差距。波斯纳举例说, 他母亲在65 岁身体健康时, 看见一位坐在轮椅上非常虚弱的老年妇女, 曾表示, 如果变成那样, 宁愿选择死亡, 可是20 年后, 她真的变成了那样, 却没有表示想死的任何愿望。而且在美国, 有调查显示: 认为可以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死去的美国人比例, 随着年龄增加而直线下降。这些都反映了旁观者与身临其境者的心理差距, 因此, 简单地询问是否赞成安乐死的调查, 其可信度不高。

第三篇：论安乐死的研究1

安乐死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安乐死制度从表面上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实质上，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或家属的沉重负担；安乐死制度的合法化是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也是对生命和死亡的再认识。安乐死制度合法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刑法现代文明的要求。

关键词：安乐死 合法化 可行性 适用对象 程序设计

一、安乐死的概述

“安乐死”源于希腊，英文是“EUTHANASIA”，因而直译就是好的死亡（更为褒义的译法是“善的死亡”），它与恶的死亡，痛苦不堪的死亡相对立，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痛到处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万人是在极度病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只能“含痛死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选择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信赖的医生。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1988年、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其一，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其 1

二，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三，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其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公正、正确分配。199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性的“安乐死”予以明文认可，也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影响，各地法院针对基于身患绝症病人的请求而实施的“安乐死”采取的处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13条“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有法院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各地处理模式的不统一显然违背了在相同的情形中，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同样对待的法治原则，有必要通过立法作出统一规定。

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安乐死的分类一向纷杂，常见的有毁灭型、杀害型、消极型、治疗型等种种安乐死之分类。在这里，主要介绍两种基本分类。一种常见的分类是将安乐死划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和不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当事人本身愿意且要求安乐死从而被实施；非自愿安乐死又可称仁慈杀死，是指当事已经失去了选择生或死的能力，但被仁慈方式处死或允许其死；不自愿安乐死是指当事不同意结束他的生命但仍被处死，这实质就是谋杀。另一种区分“安乐死”的方式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区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如当事人为某种有意的行动处死，安乐死是主动的；如果不是被杀，而是故意允许他死去，就是被安乐死。因此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又分别称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

二、安乐死的合法化的根据

无论是从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原则，还是从生命质量、生命尊严；无论是从个体自决还是从社会效果方面看，安乐死都有其存在的正当化根据。

1、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但是经济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应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结束痛苦死亡的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人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的普遍认同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2、安乐死符合人们对生命质量的追求。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无人能免。人类在这方面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安乐死其实也是对“侵权”（侵犯他人的生命权）所作出的另一种思考。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实施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剥夺，但换个角度出发，倘若一个因绝症而痛不欲生，倘若一个人因生活的磨难而生不如死，倘若一个因身心的疲惫而无法解脱时，他们选择了轻生并付诸实践。那么，法律对它作出如何的评价呢？在法理学上，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对于这个绝对权利的处分，是基于个人绝对意志的支配（包括轻生），只要这样的行为不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应该介入的。而安乐死也仅仅是借助某种手段得到的解脱。如果说，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也不应该失去选择死亡的权利吧！

3、过多无意义的治疗是社会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的浪费 虽然现代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资金来设法延长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的过程的医学干预。我们都知道，身患癌症的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作为健康人的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现在我国治疗绝症大多使用的是进口药，也仅能暂时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症状，但却无法杜绝其再生和转移，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医疗资源的重复使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在这漫漫的求医长路上，不仅仅是病人要承受着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属基于道义、碍于社

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仍寄望于医院，甚至有些家属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当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安乐死时，我们难道忍受拒绝他们吗？

不错，生命确实是宝贵的。但是生命既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有可以医治的，也有无法医治的。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道：“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显然，生存并非无条件地比死亡更有价值，不少人生前遗嘱明确表示：宁肯尊严地死去，而不愿意丧失尊严地痛苦活着。在病人确实无法医治又面临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这一意愿，我以为正是人道精神的体现。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行性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顺社会要求的。社会上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其立法工作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乐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需要的强烈表现。而我国通常认为实施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

危害性、刑事犯法性及应受到刑法处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社会危害性是三个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故一个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不具备犯罪的其余两个特征。我认为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为如果说安乐死行为是犯罪话，则根据在于说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但是我在前文已提出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人依病人承诺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调控。它不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权的基础上择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优化处置。采取这种优化处置，不但可以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严，而且对社会有益。基于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因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就当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处罚性。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是犯罪。最后，根据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安乐死——特别是采用作为方式实施的安乐死——虽然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二者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终极意义上的死亡），行为人可以采取规劝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发生，但行为人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动促使其发生，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因此，安乐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权；第二，二者主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论其杀人的动机是为情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剥夺他

人的生命，行为人都具备主观上的罪过，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的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综上所述，我认为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应当将其作为其他任何名义下的犯罪来处理。因此，除刑法理论上应对其正名以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停止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以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2、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

首先，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现阶段，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数据体现安乐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其次，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科学性原则，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方立法。安乐死合法化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特定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安乐死首先立法。

最后，安乐死合法化体现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体现了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

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还是以法理分析，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

四、建立完善的安乐死制度是实施安乐死的前提

虽然安乐死制度对那些无法治愈、痛苦万分的人而言，是一种体面的解脱，但毕竟是一种消灭人生命的行为，故为了防止安乐死制度被人利用或被滥用，制定严格、完善的安乐死制度是实施安乐死的前提。

（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确认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是个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对此都有着一定的分歧。例如对于植物人、严重缺陷新生儿等的安乐死处置，就有着不同的观点。故在对安乐死对象选择上，就有着一些不同的观点。由于我国对安乐死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各地社会文化差别较大，对安乐死接受心理程度不同，我国对安乐死对象选择上应当以现阶段生存质量差且无可能改变为限，总结起来应包括以下几类：

1、患有严重疾病，处于极度痛苦且无治愈可能的病人：（1）、晚期恶性肿瘤患者；（2）、晚期艾滋病患者；（3）、重要生命脏器严重衰竭并且不可逆转者、无法移植的；（4）、因各种疾病或伤残致使大脑功能丧失的植物人；（5）、具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6）、患有严重精神病症，本人已无正常感觉、知觉、认知等，经长期治疗不能恢复正常的可能者；以上疾病患者，生存对他们而言已经成为负担，适用安乐死对他们是一种解脱。

2、先天性智力丧失，无独立生活能力，且无恢复正常的可能者。

3、老年痴呆患者、高龄重病者和重伤残者。

（二）、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安乐死根据实施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对于主动安乐死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是身患不治之症且进入濒死阶段属临终病人的；

2、是肉体极端痛苦的；

3、三是在法定场合自己而不是委托他人能三次以上清晰准确地表达自愿安乐死且不反悔的。这几个条件有机统一，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而对于大脑功能丧失的植物人、无正常感觉知觉认知能力的高度老年痴呆病人、先天性智力丧失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傻子”、严重畸形儿或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等，他们或者没有感觉能力，或者不能开口正确作出真实意思表示，只能采用被动安乐死，它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

1、个人必须失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且无恢复的可能；

2、必须由其直系亲属申请。因为对被动实施安乐死的人而言，主要尊重的不是他们，而是对其家属利益的保护。

（三）、实施安乐死的程序设计：

实施安乐死的程序一般应包括申请、审查和执行三个方面。申请程序原则上必须由病患者本人或其直系亲属提出。申请方式可以是书面也可以是口头方式。对于那些无法表达意愿的病人可以由病人的亲友提

出，但相关组织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对其亲友的意图予以考虑。审查程序应当包括医学审查和司法审查。医学审查是首要程序，待确定后再进行司法审查。医学审查的组织者可以是医院成立的专门委员会，也可以是司法机关指定的专门机构，由他们负责对是否是不治之症、病人是否是对苦痛不堪忍受等情况进行审查。而后将相关的审查结果递交到司法机关。司法审查主要是对其适用条件予以核准和对提出安乐死的意图尤其是非本人提出的加以审查。执行程序由司法机关负责，由其指定的医院负责实施，司法机关必须派人到场监督，实施安乐死至少由两名医务人员进行，何时执行可应病人和家属的要求。执行医生在接到相关的证明材料和核准材料后由病人或家属签字后予以执行。

（四）、安乐死的警戒机制：为了防止安乐死制度被利用或滥用，还应当设立必要的警戒机制。

1、备案制度：对于任何申请安乐死的病人或家属，都必须提供全部材料给相关司法机关，由他们在实施完毕后存档备案，该档案存档期不少于20年。

2、定点制度：由司法机关指定医院负责安乐死的实施，司法机关负责对其监督。定点条件由司法机关负责制订。对于不能规范实施安乐死的医院，司法机关有权撤消其资格。

3、专家库制度：能够开展安乐死服务的人员应当是医学专家，由司法机关聘请并建立专家库。在实施安乐死时，由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负责，同一医院的专家应当回避。

4、惩戒制度：对于利用安乐死制度实施不法行为的，一旦查清应当从重处罚，可以按照故意杀人来定罪，以此来防止安乐死制度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

安乐死制度从表面上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实质上，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或家属的沉重负担；安乐死制度的合法化是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也是对生命和死亡的再认识。安乐死制度合法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刑法现代文明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陈礼国 《为“安乐死”立法》《中国青年报》 2002年5月

2、王利明 《民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1月

3、张田勘 《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 版 1998年1月

4、王晓慧 《论安乐死》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

5、王志亮《刑法分则案例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

第四篇：安乐死论文范文

安乐死现状和伦理争议

1.安乐死定义

安乐死出自希腊语euthanasia 为“好死之意”，现今的安乐死多指对患有不治之症、死亡已逼近、而且极为痛苦的患者停止采用人工干预的方式以缩短痛苦的死亡过程，避免死亡时的痛苦折磨，代之以相对舒适和幸福的感受，即改善死者临死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我们认为安乐死的对象应是那些，晚期肿瘤失去治愈机会者，或重要生命脏器严重衰竭，并且不可逆者，或因各种疾病至大脑功能丧失的部分植物人状态的患者等等，以上三种神智清楚，但肉体痛苦不堪的病人，将安乐死作为临终关怀的一种方式，是病人有尊严的、舒适的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尤其在人类不断认识死亡的进程中，安乐死是一种对于生与死认识的进步与发展。

2.我国的安乐死现状

在我国，现在安乐死仍然属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局面。一方面，痛苦的患者迫切的希望能够申请安乐死来解除对自身和家人之间的折磨；另一方面，安乐死一直未合法，据现行刑法解释，安乐死属故意杀人罪，在中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例中，两名参与实施安乐死的医生都被以故意杀人罪提起诉讼。

在医学伦理界，安乐死也是争论的重点，对于其是否合法，一直有两种争论。一方认为，安乐死是对人的死亡尊严的尊重，使得患者能够有尊严的离开人世，家属免于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合理分配卫生资源；而另一方认为安乐死无论是“仁慈致死”或“放弃治疗”，都是对生命神圣性的亵渎，是医生违背自己的道德的行为，会恶化医患之间的关系。

3.安乐死的伦理争议

关于安乐死的立法，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五次的尝试，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我认为从伦理的角度分析，对安乐死存有四个方面的争议，其根本在于如何在安乐死的执行过程中平衡自主、公平和有利这三个原则。

3.1 患者生死权利选择的争议

洛克在《政府论（下）》一书中指出，“生命权是表明人类生存的自然意义的权利，具有自然法的属性”，他强调了生命是神圣的，而死亡也是神圣的。在生命伦理层面，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个体的自主权利，每个人应当拥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但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安乐死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让广大民众能够接受安乐死还要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在医学伦理层面，患者拥有医疗选择权，他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治疗方式，医生应当在一

定程度上尊重患者自己的选择。王明成的想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患者的心声，对于安乐死的认定对象而言，病痛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常人难以忍受的生理折磨，作为一个已经被宣告死亡日期的患者，用庞大的金钱来维持短暂的生命，他们的生命价值无法得到提升，虽然通过医学的手段延长了生命的长度，但是无法拓宽生命的宽度，而他的病情也有可能是家庭背上严重的经济负担，生存已然不是他们最大的追求，患者背负严重的心理压力，而安乐死则可以让他们相对体面地离开。

3.2患者与家属之间的争论

现代医学强调“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人在社会之中并不是独立的个体，人的生死并不是个人的选择，将对个人背后的家庭和社会带来慎重的影响。在考虑患者的生死选择时，也应当将患者置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讨论，这也是引起争议的原因。实行安乐死，可以帮家庭节省高昂的开支，让社会的医疗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支配利用，这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理的。但是在道德层面上，让病人更快地死去，是亲属无法接受的，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故意缩短患者的生命缩短彼此相伴的时间，让亲属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思念之中；并且，对病人实行安乐死，无论家属的动机如何，它的直接结果是帮助家庭节省了巨大的经济开支，这就有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例如，一位孝顺的养女无法忍受母亲去面对病痛，助母安乐死，但她也在人们的怀疑与猜测中自责不已，最终酿成了自杀的悲剧，这样的结局并不是安乐死实施的本义，它不应当用一个人的离去带来更多的伤害，影响到更多人的生活。

3.3医生的伦理难题

“救死扶伤”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医生的天生的职责，是医德医道的根本体现，在医学生的誓言中第一句便是“性命相托”。数千年来，所有的医者都奉行着这个理念，追求“华佗再世妙手回春”的境界，所以无论在医生或者是大众的观念中，仍然认为医生只有尽可能为病人寻求、创造生的希望与光明的义务，没有主动帮助患者死亡的权利。然而，安乐死便是对于这种传统的医道观念的巨大的冲击，是用现代科技的手段用各种仪器短暂的维持病人的生命，眼睁睁的看着病人在痛苦的深渊，还是通过注射药物等手段帮助病人提早结束这类痛苦在平和之中与世长辞，如何选择也成为医生面临的道德伦理难题。

3.4安乐死标准判定的争论

什么样的人适用于安乐死？谁来判定某位病人适宜用安乐死？对于安乐死施行的标准应当是伦理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目前医学的发展仍是飞速前进的，今天的不治之症或许在将来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患者安乐死的抉择是否值得，未来患者的家属是否会追悔

莫及当时安乐死的决定。另一方面，在安乐死抉择上我们应当尊重病人还是医生的意见，患者的疾病尚可以治疗，但是患者实在无力支持高昂的治疗费用时希望选择安乐死时，医生应当何去何从，我国现在医疗资源严重分布不均衡，这种状态之下，相似的病例或许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结局，医生很难保证每个病人都得到公平的待遇。最不良的社会影响可能在于，模糊的安乐死评判标准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行非法剥夺他人性命的行为，这是不应当被允许的。

综上所述，安乐死的施行中应当遵守自主、公平、有利的原则，让病人能够自主做出选择，让每个病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让病人和家属同时获利。

4.如何面对和处理目前的困境

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极度痛苦想要施行安乐死的病人，医务工作者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因为安乐死目前尚未立法，医生没有权利去决定病人的生死，无论出于同情或任何目的为病人施行安乐死都是违法行为，都是在间接剥夺病人的生命，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这是违背我们救死扶伤的天职的。

首先，我们应当具有同理心，感受病人所处的痛苦，理解病人的心情，虽然现在我国临终关怀还未普及，对这些处于极端痛苦状态的病人尽我们所能关怀体贴，尽量让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活的有价值，活的有尊严，缓解病人身体上乃至心灵上的痛苦，使病人感受到温暖和关怀，活着的每一天就应当有其价值。

其次，应当注意病人和家属的心理上的治疗，处于危重阶段的病人和家庭，承受着来自社会、经济和病痛的多层折磨，作为医生我们应当理解并且注意开导，必要时让精神科医生介入治疗，防止不良的事件的发生。

第三，面对有些家庭条件艰苦的病人，我们应当帮其取得应有的资助，尽量保障他们得到应有的治疗。

第五篇：安乐死 辩论

正方：安乐死应当合法化

安乐死的含义：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无痛苦的死或安详的死。而在今天国外的临床实践中，安乐死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的，总体上包括5个条件： 1.必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 2.必须是“处于垂危濒死状态”

3.必须是为了解脱病人在精神和躯体上的极端痛苦 4.必须有病人的遗嘱或口头表达以及家属的要求

5.必须用人为方式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从而终止生命。我们对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支持，同样是建立在这些必备条件的基础上的。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原因：

其一，据我所知，那些身患绝症、可能随时死亡、每天接受放疗和化疗的人，他们的身心都处于极其痛苦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尽管仍对生活和生命充满渴望，但是却也对死亡充满无奈和恐惧。当医学上无法挽回他们的死亡的命运而他们又不得不遭受病痛的折磨时，他们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及结束生命的方式，让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安详、无痛的死去。这实质上是出于对病患的一种人性关怀，是设身处地的一种考虑。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躺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时，拿什么去谈什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恐怕剩下的就只有身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灵上的挣扎。对于认为“医学正在进步，实行安乐死是对生命轻易放弃和不负责任”的观点，本身就没有从患者本身出发。我们并不否认医学正在进步，但是至少在较短时间内还无法攻克癌症等不治之症的难关也无法消除病患与日俱增的痛苦，安乐死则可以在病人无法承受时提供一种解脱痛苦的方式。另外，我们不能从生命的长短和是否存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其二，当我们明知道已经无力回天时，实际上对病人在医疗上付出的费用也会给家庭和亲人造成一定的负担。尽管我们不能因此就对重症患者不闻不问，但是当病患本身已经提出要求安乐死已解决自身的痛苦时，在今天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确可以为其他更有希望治愈的患者提供更多生存的机会，也可以为自己的家庭减轻负担和压力。也许在病人离开人世时家人是痛苦的，但是看着病人痛苦的死去却也只能增加亲人的痛。从这些意义上，安乐死并非不负责任。巴金、邓颖超、王选等有识之士也都赞同安乐死的做法。

其三，如果将安乐死合法化进行立法保护，也许会出现社会上担忧的借用安乐死犯罪的状况，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状况，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严格限制安乐死药物的流入社会；规范实行安乐死的程序，在病患、家属和医院之间协调一致后再确定是否实行；经过法定部门的监督公证等。环环相扣，就可以将不法行为最大化的避免。此外，正如之前提到过的，首要前提是病人是患有不治之症且病人主动要求，这样也可防止滥用。考虑到实行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利大于弊，我们坚定地支持实行安乐死合法化。也许未来实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瓶颈，但是就像对于汽车，我们不能说因为汽车会污染环境，就把汽车从社会中淘汰、排斥汽车，因为汽车在带来种种问题时，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而安乐死，在规范使用时，带来更多的是慰藉，带走的是浮躁与苦痛。

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安乐死的地位。2001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我赞同其合法性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的本质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安乐死不具备这一点。其次，由于我国未明确规定安乐死，因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构成刑事违法性。2.安乐死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体现了对患者人权与选择权的尊重。其二，它减轻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也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社会资源。以上就是我赞同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

安乐死不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转换，而是一个死亡由“痛苦”到“安乐”的转变，它并不是倡导损害自己的身体或自杀，而是出于一种真正的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在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延续病人的生命，继续维持病人“活着”的状态，但这样的“活着”是毫无质量、毫无尊严的。对于身患绝症、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而言，运用先进医疗技术延长其“活着”的状态并非延长他的生命，而是延长了他痛苦死亡的过程。

波西﹒布里奇曼在他的《死亡日记》中写道：“一个社会让一个人自己做这件事是不人道的。或许，这是我能够对自己做这件事的最后一天了。

生命是神圣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害他人的生存权，但同时，人选择庄严的死亡方式的权利也不应该被剥夺。生命的神圣是通过生命质量和价值来体现的，一个苟延残喘地活着的人，他的生命质量是低下的，对他人和对社会只能具有很小甚至是负的价值。出于对神圣的生命的尊重，人也应该要有维护生命质量和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安乐死作为一种文明的生死观，它让人们正视死亡，维护了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

对于患者的家属而言，在求医的慢慢长路上，他们照顾一个毫无希望的病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承担相当重的精神负担；同时，当患者进入生命末期时的医药费是非常昂贵的，这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法律制度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甚至向病人隐瞒其病情，自身背负着经济和精神负担。若安乐死能得以施行，在消除病人痛苦的同时也解除了家属的负担。

对于社会而言，在当前我国医疗资源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医疗资源被用于维持已无治疗价值的病人的生命，政府也为此支付了巨额的医疗保险费。而全国还有许多地方医疗制度仍不健全，许多医疗产品的研发需要更多资金，广大农村地区缺少医务工作者和医疗器械，有希望治愈的人被迫放弃治疗，这使大量社会财富被浪费，违背了对生命同等尊重的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来，安乐死的实施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更多人受益。

当然，以上辩护是基于患者自愿接受安乐死的前提，否则，无论病人有无治愈的可能，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置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只有基于尊重生命的安乐死才符合整个人类生存质量提高和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的道德进步。

传统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执行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似乎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现代医疗水平的发展，传统的观念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救死扶伤的确是医生的职责所在，但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也是医生的职责。对于一个患有绝症并且痛苦万分的患者，道德的做法应是解除其痛苦，而非延长其生命来增加他的痛苦。死是人生必然，一些身患绝症而无法忍受病痛的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其愿望和权利，医生按其愿望和权利帮助他实施安乐死，符合人权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

此外，有反对者提出：现代医学是在不治之症不断得到救治的过程中发展的，安乐死的施行将阻碍医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合理。即便安乐死最终实现合法化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患者都会选择安乐死，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安乐死患者会愿意将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这无疑会为医学研究提供不同阶段的病理样本，促进医学发展。再者，如果为了医学的发展而剥夺患者维护生命质量的权利，这显然是不符合伦理学规范的。

反方：安乐死不应当合法化

从伦理角度讲，每个生命体都有存在的价值,不应该因为个人的意识而将其剥夺。安乐死与这一伦理是相悖的。生活的磨难我们应该勇敢地接受，人是社会型的动物，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亲朋好友的不负责。随着现代社会医学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那些所谓的绝症或许明天就能攻克，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另外，就中国现有的法律来讲，安乐死的实行很可能会触犯“故意杀人罪”。我国法律上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对象是濒临死亡的病人，虽然患者濒临死亡，但这样的病人仍然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他们的生命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安乐死故意的判断上，行为人为他人实施安乐死，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发生这样的结果，行为人的主观上属于直接故意。就这两点来判断，故意杀人罪是可以成立的。

德国格丁根大学曾经做过一份调查，他们对荷兰出现的7000起安乐死案例进行了分析。在这些案例中，41％的死亡者是由家属提出希望结束患者痛苦而实施安乐死的。而其中的11％，患者死亡之前仍然神志清醒，而且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但是没有人问他们愿意选择活着还是死去。我觉得，这差不多就是安乐死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有句俗话：“百病床前无孝子。”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子女因为某些原因，为自己病床上的父母选择安乐死。而且，安乐死的合法化一定是需要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的，这里的合格不单单是专业技术上的合格，更重要的是道德情操上的。一旦遇上一些无良医生，安乐死就成了变相的杀人工具。

1.从生命伦理上来讲，对病人自己来说，生命可贵的，是圣神的，轻易的结束生命，是逃避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在西方的基督教就明确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人都不能夺取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这是对神的不敬。而抛开宗教，生命同样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因为痛苦而结束生命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行为。另外，人不是赤裸裸的活在世界上，他带有社会性。例如，人会有着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自己的死去很可能对于家人亲人是一种莫大的伤害。而对于医生，这样一个救死扶伤的职业，在“救死”不能的情况下，如果选择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这也是与其职业道德相悖的。

2.从法律上讲，人的种种权利中，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根据现行法律，生命权的被剥夺只有在几种极特殊的情况下。否则，是要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而安乐死，恰恰是由于一个人丧失了行为能力，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来实现自己死亡的愿望。在这里，这种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间的界限难以判定。主观上，都是他人出于故意的目的，行为上，都实施了杀害他人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样的，即死亡。但是，两者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被害人的主观意志上。在当前，主观意志是一个非常难以判定的事。特别对于是一些意识不清的病人，又该如何判定他的主观意识呢？

3.安乐死还会带来一些不良的社会后果：比如，老百姓的看病难的问题、群众的医保问题远远都还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今后，是否会形成贫穷百姓因无钱看病和医治，只能被迫选择“安乐死”呢？现在很难下定论。

4.从技术上来说，在当下的医疗水平下，安乐死是否真正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在免除病人痛苦的情况下结束他的生病还有待论证。与此同时，乐死并非晚期重症病人解脱痛苦的惟一方法，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替代技术。协和医院一名麻醉科主任说过，麻醉医学技术完全可以做到使重症患者无痛或减少觉大部分的疼痛。

安乐死不同于自杀，安乐死的完成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协作。病重病危的患者如果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选择跳楼拒食等自杀的方式。而选择安乐死，则使得家人和医生的介入了自杀的过程。所以，能不能帮助他人进行安乐死等同于对于面对自杀者应不应该救助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旦家庭和医生介入了，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医生和家庭是否构成犯罪？医生在医院中面对将死之人有着救死扶伤的义务，现在不仅不履行这个义务，反而以一个终结生命的形象出现。维系家庭的纽带是亲情，但个体的经济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家庭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抛弃其中的成员，那么安乐死合法化就为这类人大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是，安乐死真的是为了结束痛苦嘛？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人一旦死去，便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这时候痛苦与欢乐又有何意义？很多的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因为被病痛折磨怕了，觉得丧失尊严了，但是安乐死并不能解决“痛”的问题。相信现代的医疗技术已经能够使得患者在失去意识的时候接受治疗，这些技术可以代替安乐死在这方面的作用。最后，安乐死可能对于有益于个别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但是于整个社会来说，医疗这方面的收益极小的。反而因此产生的社会文化成本却是极大的。

病人或者家属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的前提条件是病人得了不治之症，这就在法律上造成了一个假象。什么叫不治之症，是医学无能，所以就采取不医治的方式结束病人的生命。由此就产生了安乐死的两种方式。一是消极安乐死，即医生采取不医治的方式放任病人死亡；二是积极安乐死，即医生没有解决病人痛苦的办法所以采取一些手段让病人早死亡。这两者的先决条件都是医生没有办法医治疾病。另一方面，病人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以让自己能够早点解除痛苦，这看似是合理的。但是病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说出这样的话呢？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是否能够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进行很好的控制呢？或者说能否明白自己在讲些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验证的。

第一，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想法能同正常人的想法一样吗？第二，可能病到此种程度患者的意识根本就是不清晰的。从社会角度来讲，实施安乐死后可以节约很大的社会成本减轻社会负担；在伦理学的角度上讲，人总是会死的，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唯独法律的这道最低限的坎没有办法逾越。

还有一个方面，法律考虑的根本问题是安乐死有没有被外用的可能性。恰恰是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即荷兰和比利时，他们的安乐死被滥用的比例极高。有百分之一被滥用的可能性，法律就要采取措施杜绝这种可能性。法律的原则就是要通过制度坚决杜绝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而不是无法杜绝就消极对待。为什么刑法规定诸如追诉时效等等问题，就是为了体现我们的刑法一个坏的方面的可能性都不放过。像是荷兰这类国家，它之所以同意安乐死的合法化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这些国家的人均寿命比我国要高得多，所以对于疾病的忍耐力比较差，因此需要安乐死来减轻痛苦；二是它们是宗教国家，它们认为在宗教的总领之下安乐死被滥用的可能性很低；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此类病人急需治疗是浪费社会资源，因此不如实施安乐死来节约社会成本。因此安乐死得以合法化。但是问题同时出现，例如李利用安乐死来骗取保险金，争夺遗产等等。并且滥用安乐死的用途不完全是谋杀，还可以被医生利用来推卸医疗事故。病人病情恶化也可能是医生在治疗途中出现了医疗事故等原因，为了掩盖真相也可能采取安乐死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并且任何不治之症都是相对的。很久之前的肺结核是绝症，但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现在的肝癌、艾滋病等，他们的存活时间也越来越久。因此在医生不能够预计疾病的可控程度的时候不能够轻易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不然，我们的医生究竟是医人还是杀人呢？

而对于《长眠地中海》电影中的情况，朱老师认为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这个主角瘫痪在床几十年，他很痛苦，没有康复的希望了，但他并没有不久于人世。他的思想自由，没有抑郁症，也一直在家人的照顾和关怀下。所以当他提出希望安乐死时，这个决定是主动自愿的，朱老师认为可以予以批准。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不批准出于更多的为社会的考虑。因为一旦开了这样的口子，将给他人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不批准的原因在第三个问题中将会重点谈到。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申请的过程中设置种种的障碍，让他很难得到一个安乐死的批准。这样对于社会来说，可能相对的，影响会好些。

那么在判定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时，国家可以组织特定的委员会进行判定：患者是否还患有抑郁症，是否遭受家人嫌弃，如果周围的环境可以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他是否会打消安乐死的念头等等。

2赞同什么样的安乐死的实施方式？

朱老师认为首先当然要是自由且自愿同意的，完全由医生实施的主动安乐死或者医生协助式的自杀都可以。然后针对医生协助式的，可以进行一个安乐死非刑事化的举措会比较好。3是否赞同安乐死合法化？

朱老师表示：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是一个好的举措，好的政策。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到癌症晚期，不是怕死，而是怕疼。如果他们不久于人世，给他们一个安乐的，有尊严的死去，肯定比折腾来折腾去，两三个月的痛苦的挣扎的生活质量来得高。她当初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到各个医院询问情况，发现有的人，在她认为是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的，却也实施了安乐死。如果合法化了，就会规范化。但是随着她对生命伦理这一行研究的深入，她就发现，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病人的问题，还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制度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实施安乐死会给社会带来压力。即使社会有了全民医保制度，对于一些病重的，垂危的，没有能力医治的人，也会造成一种压力，好像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死。也会给社会造成一种感觉，好像医学上不值得医治的人，都要去安乐死。但是有的人原本就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一旦安乐死合法化，就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就造成了对价值多元化的抹杀。因此这样的在受到不正当影响下做出的抉择是不合乎伦理的，而外界，如医生、委员会等很难对其加以判断。这就是大多数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地区，医保制度已经健全的地区，仍然不愿意使安乐死合法化的主要原因。

①我们的医保制度不健全，医疗仍旧市场化，个人和家庭要负担很大一笔医疗费用，都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很大一部分人看不起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就等死，或者因病致贫，搞得倾家荡产。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导致人们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捷径。有了全额医保，例如前几年有人提出在上海地方立法，推行全额医保，就可能使安乐死可行。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躺着浪费了医疗资源，自己也很痛苦。

②另外，中国的临终关怀，或者护理机构也不健全。可能导致病患出于对亲人的考虑，不愿造成他们的复旦，而产生实行安乐死的想法。但是此时他们并不是自由且自愿的做出选择的，这就并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却可能实施了安乐死。

③即使在中国全民医保了，也还是有问题。虽然传统文化尊崇孝道，但是在中国农村，仍有许多人老无所养，受虐待的老人。如果现在就将安乐死合法化，那些老人就会很悲惨。他们自己可能会有压力觉得自己不能下地劳动了，成为子女负担了，也可能被子女逼走上一条死路。

④中国医疗机制中可能还存在腐败贪污。可能通过行贿，受贿，使人犯罪，或者使不需要安乐死的，无辜的人死掉了。

⑤更紧迫的问题是要对脑死亡的定义进行立法。4安乐死合法化之后是否会对医疗的探索造成阻碍？

朱老师认为这个不是问题。如果安乐死真正处于由于病人自愿的行为，那么也不是所有人会选择安乐死。安乐死的合法化或非刑事化，并不是安乐死的普遍化，这是两个概念。然后很多人还是愿意采取治疗，与病魔做抗争的。这只是社会支持的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抗争，一种是太累了，就想安安静静的死去了。而且在小范围的人中，特定的情况下，在非常苛刻的条件下，才可以实施安乐死的。我们可以控制一个时间范围，只有两三个月时间可以活的人可以安乐死，而还有两三年可活的人就不能实施安乐死。或者没有疼痛的也不予实施。这时，医学方面依然可以进行研究进步。5对于已经实施安乐死非刑事化的地方怎么看？

朱老师认为她没有进行过课题，然后从她目前的一些了解来看，她认为那些地方做得很好的。例如荷兰，他们又有医保，医疗护理也好。又有非常严格的标准。比如需要自己提出申请，两个以上医师进行验证，需要有一些等待期等等。

采访内容：

1.您是否支持“安乐死”？为什么？

我是支持“安乐死”的。我昨天看过一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节目，说的是浙一医院的医生陈作兵，他也是医学博士，在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时，没有让父亲化疗，而是让他安享最后的人生。肿瘤病人，到了晚期确定治不好了，再给他治疗其实是增加他的痛苦。我们医学不是包治百病的，我们要认清这个挑战，即治不好怎么办，与其花治疗在最后的六个月，为什么不花在以前呢。可以看到肿瘤病人的治疗，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治疗之后他们的生命质量会大打折扣。其实对很多绝症患者来说，他们是强烈要求“安乐死”的。我外公就是有这种情况，因为年纪很大了，在床上不能动也看不到希望，就想“安乐死”，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老人8、9十岁了，治疗只能延缓死亡而已，这种情况我觉得“安乐死”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3.“安乐死”涉及到哪些伦理上的问题？ 我觉得会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随着我们中国人受教育的提高以及医疗知识的普及，我相信“安乐死”还是会得到大家的接受。在中国，宗教因素的色彩不是很重，因为中国大多数人还是不信教的。

5.您觉得“安乐死”在未来的趋势是不是就会被逐渐认可？

我觉得不一定。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中会不一样。一个国家的理念，它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到对“安乐死”的接受。关于“安乐死”，我觉得应该可以看看我前面说的那期新闻调查栏目，看看专业人士是怎么看的。同样地，也是在浙江，一所医院里的肿瘤患者受不了治疗的痛苦，就从十几楼上跳下来，这是因为他痛苦但不能得到“安乐死”，只能跳楼。“安乐死”是有需要的，但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跟上。

6.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怎样才能判断一个人可以“安乐死”？

这个不仅仅需要医生的判断，而且还要得到本人和家属的判断。从医学上讲，能不能治疗，以我现在的水平治疗的效果有多大，可以由一组有水平的教授做出判断，确诊以后可以让病人和家属做出选择。还有一点，医生要如实地告诉病人病情，虽然告诉病人病情很残忍，但是确实有些病我们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告诉病人病情不是残忍，而是一个实话实说的过程。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病人治疗花了很多冤枉钱，治疗的效果却不好，人财两空，这也是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之一。医生应该告诉患者这个病能不能治，治疗的把握有多大，治疗的风险有多大，治了以后有哪些后果，不治有哪些后果，然后让病人和病人家属做一个判断和选择。而我们医院现在更多地是从经济收益考虑的，这是违背规律的。7.如果医生和本人都同意“安乐死”，家属不同意，那应该怎么办？

那应该尊重家属。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即使在国外，“安乐死”也需要一个专家组鉴定。

8.就目前来看，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安乐死”？

全国性的话应该是很难的，但是就地区而言，像我们上海应该还需要20几年。首先是我们中国人的健康素养，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愚昧地认为到医院就会治好病，至少能够减少他的痛苦。广州一个卫生局的副局长说过，到医院去，三分之一是治好的，三分之一是治疗后不好不坏的，还有三分之一是治疗后病情加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