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第一篇：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作者：李零

什么叫“七十年代”？

生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秋天落了，明年会长出来。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古人说“百年期颐”。其实人，没几个能活到一百岁。现在有种说法，谁都知道，人活十年算一张，一辈子顶多十张，花一张少一张。过去，十块是大票子，现在不行，一百块一张，花得嗖嗖的。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吧，我这么估量。近百年，多少英雄，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死在半道上了，就像不曾着床的精子。他们，二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来去匆匆。活，活得短促；死，死得干脆。哪像现在。现在活得长，其实是借药力或其他什么把时间抻长了。最后多出几张又怎么样？出入医院，辗转病榻，想起来就犯怵。

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年；八十年代，是一九八一到一九九○年。但我的感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到****年是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旋。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等他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是这样吗？人会发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永不衰老，富余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惜春阴，怕花开早”。珍惜生命，才会怀旧。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是冷战下的蛋。冷战才是大环境。

冷战的意思是什么？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

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同样没多少。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我姐姐有苏联朋友，送过很多礼物，叫奥莉亚。后来，两边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

无知者无畏。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是中苏交恶，跟美国建交。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闭，根本不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现在，大家笑朝鲜，真是好了疮疤忘了伤。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小孩不知道倒也罢了，大人也一般傻。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

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当时的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报道。“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户。

我读野书，感受世界冲突，主要在这一段。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一九四八年生。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出。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门一开，风就扑面吹来。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人。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对比，舆论一边倒。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怀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活。

受苦的人多了，别把自个儿说得那么惨。

废物点心

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划，着了，点完就扔。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小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达之子，一九六五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一九六五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到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是另一段。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当时我这么想。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一九六七年，还有一九六八年的上半年。云水洞、沟崖、潭柘寺，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我是谁？黑帮子弟，打“文革”头一天就是（七九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全是白掐。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好像挺高兴。

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过几天，我也要走。

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扭。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搭配，注意比例。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其中。有人说我别有用心，他才是（他在热恋）。

想去的人太多。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我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大哭，骂世界不公平。其实，他比我先出来。

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光明大队，第六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女生一地儿，根本不在一块儿。木生更是远在最北头的狼山公社，路很远。

有一次，我去看木生，在两狼山下。我们在饲养院的热炕上聊了个通宵。聊什么？我回忆，有三条。

第一，我说，“文革”和四清有关，四清和七千人大会有关，七千人大会和大跃进、三年困难有关，农村是个大问题。康生抓赵建民，说你们就是要开九大，通过投票，让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这是道破天机。问题的根子是大跃进。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要为彭德怀平反。四清，也是清算大跃进。毛主席咽不下这口气。“五七道路”，“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是要重建他的乌托邦，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当年邹伏婴（也是一发小，现在在木生手下）的爸爸（邹鲁风，人大和北大的副校长）是怎么死的？木生，你还记得吗？两校调查团调查什么地方？不正是五八年放卫星最欢的地方吗？事实证明，这些地方后来正是饿死人最多，干部欺压群众最厉害，因而也最四不清的地方。刘要翻案，毛也要翻案，当然不可开交。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化，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尽是偷东西的。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肚子气。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大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压力。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问题是，你是这么表现一下然后离开，还是永远在这儿待下去。我的看法是，越是大喊扎根儿的，越是为了拔根儿，拔不了才扎，不管愿意不愿意。比如农民，他不扎怎么办。北京宣武区的孩子，胡同的孩子，穷人的孩子，不扎怎么办。我们点上闹分裂，有一争论。有人说，插队好比过河，有人踩着石头过河，有人是被踩的石头，重在表现。我说，不愿意当石头的才当石头。表现好就走，并不是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

我胆小，这种反动话，只敢在底下说，绝不敢声张。木生胆大，什么都敢说。我万万没有料到，我一走，他就写了文章，把这些想法全都捅出去了。那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几乎传遍所有知青点。

文章到处挨骂，人人都说大毒草。知青点的大字报，批判题目，经常是“老贫农怒斥张木生”。冬天回北京，大家都在吵。骆小海、孔丹、李晓东、徐浩渊（都是红卫兵时代的活跃人物），很多人都来找他。我吓坏了，劝木生藏起来，凡是认识点的人，一定要叮嘱，赶紧销毁，千万别再传。木生也同意。可问题是，覆水难收，这哪儿来得及。

更糟糕的是，有人设局，引他出笼，在黄以平家辩论。辩论双方，正方是张木生，反方是一○一中学的任公伟（该校的四三派领袖）。他有一拨人。

他们到处借录音机，幸好没借到。那天，骆小海、韩军去了，去是看热闹。他俩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元老，没错。但一○一那拨人把张木生想象成老兵，却是十足的误会。他们以为，中国的未来，是干部子弟与非干部子弟决战，两军对垒，没有中间派。我和木生，专门反对血统论，冤枉。但那个年代，血统是划分立场的关键。中学生，这个问题最突出。

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搅局。我想制止木生，制止不住，只好破口大骂，骂任公伟没安好心，会才散了。

当时我想，完了完了，杀身之祸，一个劲儿埋怨木生，几乎跟他掰了。

后来，我听说，那次辩论，一○一的人整了材料，上报江青、周恩来，材料被扣下。

后来，我听说，耀邦读过木生的文章，很欣赏。他是因祸得福，反而调进北京，成了农村问题的专家。他说，任公伟向他道过歉。

我逃出考古所，就是木生去调。他们的调令很管用。

记得我去农经所（社科院的农经所），陈一谘（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头）送我一盒墨。他给社科院打电话，嗓门很大：李零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前几年，他玩纯学术，脱离实际，现在，在党的改革精神的感召下，他终于归队了„„

木生赶牛

木生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俩发小，太熟悉。你别看他现在是个领导同志，看病拿红本，小时候淘着呢。

这里讲个他赶牛的故事。我在内蒙，跟马牛羊鸡犬豕接触最多。这种知识很宝贵，我叫“畜牲人类学”。畜牲被人养，它怎么孝敬人，人怎么奴役它，奴役怎么引起反抗，反抗为什么失败，这是门大学问。

比如猪和鸡，献肉献蛋，都是卖身不卖力，对吃特专注，记吃不记打。

猪会拱门，呼哧呼哧，登堂入室，直接上家里找吃的。鸡还会上炕，站我头上拉屎。我生病在炕，门是破门，它们敢这么欺负我，我对它们不客气，随手抄起一只鞋，有个倒霉鬼扑棱两下，当场毙命。志敏回来，熬了鸡汤——那是老乡的鸡。

狗最忠诚，只听主人话，跟奴隶似的，人最喜欢，逮谁不顺眼，就骂谁是狗，他的意思是贱，根本不管狗的感受——反正它也听不懂。

马，老是一惊一炸，我就怕他尥蹶子。

还有牛，什么叫牛脾气，我深有体会。

牛很老实，但脾气很倔，力气很大。老实人发脾气，那才不得了。

我记得，队里阉牛，脖子上架根大杠子，四个大后生两边固定，提心吊胆。我呢，“甘居牛后”，两只手紧紧扽着牛尾巴，比牛更紧张。

手术开始。它稍一抖动，我们就东倒西歪，摔倒在地下。多少次折腾，才把丫骟了。牛蛋，个儿很大，热腾腾，被老韩拿去下酒。我很好奇，不知什么味儿，没敢开口。记得有回，爬两狼山，有一地儿绝险，两腿打战。

他们那边挺荒凉，却是长城所在。

临走，木生说，我也进城，套个车送你。奇怪的是，他手里拿个蝇拂，好像老道。我纳闷儿，赶车不用鞭子，这算什么家伙？

上路，老牛拉破车，很慢。我说，为啥不用驴。

木生说，我有诀窍，你信不信，说快就快。

他把蝇拂的把儿倒过来，噌的一杵。果然，牛蹬蹬往前窜。我没看清部位，他说是牛屄。

但过一会儿，速度又恢复如前。木生说，没事，再来一下。牛又开始狂奔。

如是反复多次，木生很得意。

终于，“咚”的一声，老牛也会尥蹶子，重重踹在车帮上。

它竟掉头狂奔，往回跑。

我们傻了眼。

地下沙龙

冬天，大批知青返城，不管是买票还是扒车。北京有很多沙龙。所谓沙龙，只是一帮如饥似渴的孩子凑一块儿，传阅图书，看画（主要是俄国绘画），听唱片（老戏和外国音乐，连日伪的都有），交换消息（小道消息）。高兴了，大家还一块儿做饭或下饭馆，酒酣耳热，抵掌而谈。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吃饭最明显。

当时的我们，都是“时间富翁”，不但时间富余，还不吝时间，走路、骑车，一嘣子出去几十里上百里，一点不嫌累，一点不嫌远。那时，串门经常是挨家串，串哪家是哪家，闲聊神侃时间晚了，干脆睡人家。最近，我读《顾颉刚日记》，发现他老人家也这么串，家里常有客人留宿。可见，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电视、录像机，那时还不普及。当时还没有这类叫人失魂落魄挨家傻坐只听不说干瞪眼的法宝。聊天是主要的精神享受。

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漂亮女孩，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当时的我们，让现在人一说，什么娱乐都没有，忒无聊。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们有不少可玩的东西，别看不起眼儿，其乐无穷，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简陋是简陋，乐子一点不少。要说缺什么，我看是外国电影。

我记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不乏外国影片，除了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甚至美国的片子都有。后来，越来越贫乏。大量的资料片，特别是法国、意大利的风格片，有人临时配音发套票的那种，我们是“文革”后才大饱眼福。

那些个冬天，太值得怀念了。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很暖和。强烈对比下的温暖，让人“心眼里头热乎乎”。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

沙龙都是地下。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八十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

除了聊天，读书最重要，这是最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的手段。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为了找乐子。这种读书境界，后来找不到。

当时，书不好找，大家都是逮什么读什么。但我居然读了不少书。从北京到内蒙，从内蒙到山西，我一直带着书。我还记得，我跟我表哥，翻山越岭，从权店往回担书，是个大雪天。我的书架就是由许多书箱组成。

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文革”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灰皮书、黄皮书，各种古书和文学名著，都是我所热衷。过去，西方的东西有条线，十九世纪以后是列入内部读物，前面要加批判性的说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种。“反动”的东西，只供领导看，这是特权。我们是占老干部的光。北京老干部多，换外地，不可能。这种故事，没有普遍性，外地同龄人，听了就生气。

书，都是不胫而走。中学时代，我家有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很多人不知道。好像刘静子（插友，后来是女作家）还是张小康（插友，后来是爱尔兰大使），她们跟我借，不知传哪儿去了。我经常上她们点，都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我回山西后，她俩给我来封信，说你丫有什么革命实践，也敢怀疑毛主席。

我们的启蒙是在这一段。

没电话，怎么约会

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

现在，当然很简单，打个电话就得了，当年不行。

我记得，电话普及是九十年代。这以前，电话是个稀罕玩意儿，家里装电话，都是单位装的，只有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才有。我们家，“文革”一开始就割走了。大家都没电话。就算哪家儿有，别人没有也是白搭，你给谁打，谁都没法接。所以事情就怪了，大家是怎么往起凑，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特别奇怪的是，有时人还不老少，住的很远，说到就都到了。回忆，痛苦地回忆，就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传呼呗。我觉得，这是记忆有误。他是把后来到处都有传呼的那阵儿提前，安错了历史位置。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一步。还有人说，咱们那阵儿，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就串门，串门都是直扑人家的门，没人打招呼。这话没错。我还记得，早年学英语，说西方礼仪，学生见教授，一定要打电话，提前约会，当时我特不理解，觉得外国人怎么这么事儿。直扑当然太有可能，我承认，但总不不能回回都这么扑吧？我半信半疑。

总之，大家相信，所有聚会，都是就近串联，不管是腿儿着走，还是骑车溜，一传十十传百，总能把消息传到。再不行了，写封信，一两天也到了。还有人说，没准上回见面，就把下回的事定下来了。

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起来？

想不到，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完全属于史前时代。

人，真是健忘呀！

诗人郭路生

郭路生是个人物。今天，已经没多少人知道郭路生了，别说八○后或七○后，六○后都没有多少人。但我知道他，北岛知道他，我们那一代的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是我们那一代的著名诗人，括号，地下诗人。

大概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吧，我见过路生。他是跟马雅（马洪的女儿）一块儿来的，在花园村木生他爸家。怎么来的，不记得了。

那阵儿，我一直住木生他爸家。木生他爸被机关专政，关起来了，罪名是和早年顾顺章叛变的事有什么瓜葛，他妈住人大，不来。家里没大人，特自由。我们天天下挂面，就朝鲜咸菜，看书讨论，直到深夜。

有一天，我回趟家，回来发现，他家被封了。我和刘靳延一块儿上的楼，被人盘问。靳延家也是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跟木生他爸一个单位，他特紧张，问他家在哪儿，满口编瞎话。

我到木生他妈家，工宣队在开批判会，木生哭了，他妈骂他，叫他不许哭。

他爸自杀了。

花园村，我忘不了。

郭路生很腼腆，一点儿都不牛，不但不牛，还一点儿都不扭捏，特大方。他说，我给你们背首我自个儿写的诗吧，说着就开口朗诵，声音不大，口气透着深情。

他念了两首诗，一首我忘了，另一首没错，肯定是《相信未来》： „„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马雅介绍说，他爱上个姑娘，谁谁的女儿（甭提了），死去活来，撕心裂肺，这是写作背景。

很多年后，在考古所（社科院考古所），路生来了，跟刘新光（刘靳延的姐姐，我的同事）来的，问我还认得他吗，他说他离婚了，精神不太好，在什么单位看大门。

然后，很久都没见过面。

相信未来

又是很多年后，黄元（北大校长的孩子，见面那阵儿，好像是一生意人）来了，说是想学古文字。当年，我们这帮附庸风雅的人，曾上他家玩，看画，听钢琴——北京的小圈子里风传，就他弹得好。

他和静子约好，一起吃饭，然后去看路生。

路生特意跑到车站来接我们，等了很久。他说，抱歉，我急着出来，没带假牙，形象很糟糕。他家住楼房，就一间，跟好几家合住一个单元，共用厨房洗手间。

进门，好像时光倒转，屋里的一切都让你想到过去。家具全是老式，“文革”前后才有的样式。靠窗，一张桌子，很小，是他写作的地方，桌上没有电脑。右边有个冰箱，大概只有半米高，是宾馆客房放冷饮的那种。左边有个衣橱。再过来，是一张双人床。我记得，屋里好像没有电视。房间太小，什么也摆不下。

天太热，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只有扇子。我问，你怎么消暑。他说，天一黑，我和我爱人就熄灯，静静躺在床上，这样就不热了。

他为我们朗诵，依旧深情。我给他鼓掌。

他说，他每天都写诗，刚才念的是新作。

又是很多年后，路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上庄买了套简易的公寓，农村盖的楼房，要我一定去看他。那边有古建，和曹雪芹有关，他补充说。我参观了他的新居，比从前好。还看了他说的古建，破破烂烂。我们在镇上的一家小馆吃饭，他坚持要由他买单。

他说，他一直在读我送他的书——他记错了，那肯定是他自己买的。我很惭愧，不便说。

他说，他还记得花园村，记得张木生，有时，记忆力又很惊人。

他说，我们要互相加油，看谁更努力，很认真，很诚恳。他说，他几乎天天猫在家里，偶尔参加一点诗界的活动，到外面走走，感觉很好，这些年，大家都对他太好，包括年轻人。

我看，他一直生活在过去。但他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未来。

看到他，我就想起了过去。

过去好，是感觉好，唐兄说的没错。

四五事件

一月九号，广播响起哀乐，一个声音宣告说，八号九点五十七分，周恩来逝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眼泪止不住，哗哗往外流。我不是哭他，而是哭这个国家。

一月十一号，十里长街送行，我没参加。我受不了那种气氛，周围人哭，你也会哭。四三、四四，广场人很多，花圈很多，大家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看诗，议论纷纷。诗多为仿毛打油体，半文不白，跟我读过的天地会诗歌相仿，水平不怎么样，但都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诗歌，可以反映民气。

我有点想不到，广场是这样。气氛热闹，并不怎么悲伤。

四五下午，我在场。我的印象，广场人多是看热闹的居多。我开始理解古代的民变。群众自发，是不约而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有个广场，让他们聚起来，后果可想而知。当初修天安门广场，就是为了群众集会，地方早就预备好了。古代就怕这个，所以不修广场，也不许扎堆儿。

事情一开头，群众预感不祥，不祥还是潜在的。大家没想作乱，只是好奇，想去可能出事的地点看看——看看会不会出什么乱子，看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乱子。这种能量聚变的过程，有人叫“广场效应”。我也是去看看，还以为和前两天一样。

那天，天很冷，人还穿大衣，完全是冬天的温度。

先头，大家还是聚在纪念碑周围。

有人说，花圈被人搬走了。搬哪儿去了？谣言四起，大家乱猜。

有人说，在中山公园。轰，我被人流裹挟，往前冲。呼啦啦冲进去又呼啦啦冲出来，好像也就一眨眼的功夫。那可是不小的一圈。我们如一阵旋风，转眼又回到原地。这是朝北跑。

有人说，不，在人大会堂。轰，大家又一窝蜂冲上人大会堂的台阶，一边冲，一边有人劝，千万不要被坏人利用。大家又回到原地。这是往西跑。

最后，又有人说，花圈是藏在历博南侧的小楼，公安部的小楼。轰，大家又朝东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这座小楼。

我看见，历博门口的马路上，一辆汽车被点燃，还有自行车，黑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轮胎味儿。

广场上，有一幕，我印象最深。

有个大胡子老外，大概是记者，离得老远，站在纪念碑的碑座下。他举起相机，想拍下这壮观的场面。内外有别。当时说起来，这还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打”（可能是便衣喊的），老外的鞋、帽、照相机就飞上了天。本来，这人离我老远，根本够不着。但人潮汹涌，真是像海浪。一个浪头打来，我就和他撞了个满怀。他不会汉语，只会嘟囔一个词。“毛主席”、“毛主席”，他绝望地喊叫，希望这个咒语可以救他的命。但转眼之间，他又被另一个浪头卷走了。

小楼，有解放军围守，他们手挽手。群众发起冲击，一波又一波。石块如雨，砸碎的玻璃哗哗往下掉。有个战士的头被砸破，鲜血往下淌。群众把他拖出，一边包扎一边说，别打别打，他是人民子弟兵，不能打。

解放军还是个神圣的字眼。

围观的人，有冲在前面的，有躲在在后面的，全都议论纷纷。我过去听了一阵儿，谣言夹着揣测。有的说，肯定要镇压。有的说，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绝不会镇压人民。

大家都一惊一炸。

僵持中，从历博深处跑出来一拨解放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排着队，双拳握于腰间，夸夸夸，一溜小跑，赶来支援。大家看不见队尾，以为后面止不定有多少人，源源不断。

“机关枪”，有人喊。哗拉一下，人潮倒退，全往广场跑。跑到半道，定睛一看，人数有限，哪有什么机关枪。

大家又聚到小楼周围。僵持终于被打破。有人冲上楼，我纳闷儿，怎么全是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好像没发现什么花圈，光是往下扔东西，扔下的东西，无非是桌椅板凳、书报纸张，其中有《毛选》和《语录》，我看得很清楚。

然后，他们点火。火舌从窗口冒出，朝上卷。窗户四周是石头墙，烧不着。我心想，谁叫你们把可烧的东西全扔下来，没燃料了吧。说话间，没注意，天已经黑下来。

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唰的一下，全都亮了。灯柱上的扩音器传出吴德的声音，声音略有时间差，此起彼伏，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好像空谷回音。他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劝大家马上离开。

人，渐渐散去。楼下的解放军开始灭火。我发现，刚才放火的那帮孩子，正跟解放军叔叔抢水龙头，双方的手攥在一起，他们一块儿灭火。

„„

后来，过了多久，我记不清了，再去广场，往东南一瞥，这座小楼没了，神秘地从视线中消失，好像害怕大家再想起这个清明，想起这把火。但我还记着，记着这最后一幕。

当天夜里，我写了首词，记录我的感受。

在我心中，“文革”已经结束了。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检讨：

本文经木生审阅，有些记忆不太准确。

（一）“木生赶牛”，据他回忆，“牛屄”有误，“咱们赶的是被骟过的公牛，贫下中农教给我们，老牛皮糙肉厚，就是鞭子打，走长途，它顶多扭扭屁股，还是那么慢。骟牛生殖器两侧的肉最嫩，一捅就会加速度”。伯乐相马，不辨牝牡骊黄。我怎么跟他一样，把性别都搞错了。

（二）“两狼山下竟夕谈”，据他回忆，不止一次，我说的那次是他搬到五星公社团结大队之后，在这之前，我们在小召和狼山也谈过，而且谈得更多。他说，他那篇文章是在五星公社团结大队写的，“但一开始并不是文章，而是写给天津知青孙家正的一封信。她看后曾带来一个人到团结大队找我长谈（那个人是谁我记不住了），并抄了我与陆翀兄妹长谈的记录。后来的手抄本就是这样散发出去的”。

（本文已收入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简体字版即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繁体字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二篇：我心中的楷模——李林森

我心中的楷模——李林森

近日我读完李林森的先进事迹，掩卷沉思，感触颇多。可以说，这名基层组织部长的英年早逝给我深深的触动，同时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这正是我们当代党员有需要的，我们缅怀李林森，最好的方式就是继承和发扬他优良作风。

一、要学习李林森同志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李林森同志无论是在乡镇党委书记还是组织部长岗位上，始终坚持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真心实意服务党员、干部、人才，尽其所能为群众排忧解难、做好事、办实事，立足岗位模范践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洪灾中，郑家容经营的药店价值20多万元的药品被洪水冲走，成了一无所有的特困户。绝望中，郑家容几次喝农药欲“一死了之”，他及时赶到使她脱险，组织干部到她家清理淤泥、清洗修理药柜等，又协调信用社贷款6万元，使药店在洪灾后不到半个月就恢复了营业。在他的资助下，熊静顺利地上了大学。

他一个布包装衣被，一个纸箱装书，这就是他在五宝镇任职期间来时去后的全部家当；无私资助贫困女孩上学，帮助老党员搭建新房，频繁把身上的钱全部掏给困难群，自己病了却没钱看病。他的正气不得不让人所折服。他心里装的是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病魔来临，他与死神抗争、与时间赛跑：宁可耽误治疗也不肯耽误了工作；重病缠身仍不忘群众疾苦；病危前夕，他还躺在家里病床上开会，一边咳血一边部署工作。自己债台高筑还救济困难群众，他的无私无畏

精神不得不让人感动。李林森用他生命给共产党员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无疑是我们当代共产党员可亲可敬的楷模。

二、要学习李林森同志坚持原则、公道正派的职业操守。

李林森同志担任组织部长期间，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坚决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在任期间也没用手中权力为妹妹解决工作问题。面对大妹妹想由临时工转正时，他细口婆心地教导家人。他的正气不得不让人所折服。充分展示了一名基层组织部长公道正派、甘为人梯的高贵品德。

三、要学习李林森同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奉献精神。

李林森同志生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始终积极主动、忘我投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特别是患病后，他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同病魔抗争，坚守工作岗位，视工作如生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燃尽生命之火，充分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和组工干部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崇高形象。

他燃尽生命写忠诚，巴山渠水为之垂泪；他呕心沥血铸党魂，迎得万民口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就是我们时代的脊梁，是我心中的楷模！他对党忠诚、对事业负责、为民服务、淡泊名利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的感人事迹、高尚形象和崇高精神，将不断激励我们前进！

第三篇：《我心中的党》李乙乐征文

我心中的党 河包镇中心小学校 三年级三班：李乙乐 指导老师：张瑛

外婆是个电视迷，尤其喜欢那些打得个噼里啪啦响抗战电影。在我很小的时候，《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这些有趣的电影，就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个时候党在我心中，就是由一串串故事和一个个英雄组成的。

每次看电视时，盯着电视看不出个所以然的我总是要问这问那：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是，如果谁是共产党员，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他一定是好人。每当看到电影上，被俘的共产党员被残忍的敌人拷打得遍体鳞伤仍什么都不说的时候；每当看到有人喊出“共产党员，跟我冲！”年小不懂事的我就会激动不已，甚至会和他们一起喊“冲啊！”那时，我的理想，是长大以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都是那么的坚强,那么的不怕牺牲。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真英雄。

渐渐地，我长大了。基本上能区分电视里所谓的共产党、国民党、日本鬼子，能模糊的知道共产党是好人、是让我们今天过上幸福生活的人......这个时候，党在我心中，已不仅仅是一个个英雄和一串串故事，而是 “坚强” “伟大”“勇敢”！那时，我常常会思考这些英雄和故事背后的道理。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难道他们不怕疼、不怕死吗？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争先恐后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是什么，有那么神奇的力量？

为什么，当初我们党领导的军队穿着草鞋、吃着小米却能走向胜利？ 我思索着，探寻着。我知道，我的爸爸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身边的很多老师也是共产党员，慢慢地，在书中、在老师的讲解中、在一部部抗战电视中，我似懂非懂的明白了，什么是党？党在哪里？党就在一个个共产党员的身上。王进喜、陈双田、钱学森、雷锋„„他们无私奉献，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你瞧，现在，几乎到处都能看见高楼大厦，到处都有汽车在疾驰，我们不用再为吃穿担忧，为住行发愁，我们无忧无虑，可是英雄们却一个个离开了我们，但他们无怨无悔，心甘情愿。

现在的我，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我要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以优异的成绩，为党争光，为党添彩。

第四篇：我心中的好老师李晓云

我心中的好老师李晓云

人们都说老师是一个火种，点燃了我们的心灵之火；老师是石阶，承受着我们一步一步踏实地向上攀登。老师像一支蜡烛，虽然细弱，但是有一分热，发出一分光，照亮别人，却耗尽了自己。老师的爱，比太阳更温暖，比春风更加和煦，比清泉更加甘甜。我心中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复合材料系硕士生导师李晓云，一名优秀共产党员。

李老师非常和蔼。上课时，李老师用一张微笑的面孔和我们说话，下课时，同学们总喜欢和老师说说笑笑，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从本科时起，我渐渐地熟悉了这位老师，她的印象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深。

我感触最深的是李老师对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和执着的敬业精神。她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以此为荣，同时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李老师真正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鞠躬尽瘁，诲人不倦。她教学态度认真，对课堂教学、答疑辅导、习题课及批改作业、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对主讲多年的5门本科生课程和1门研究生课程，授课多年，内容虽已滚瓜烂熟，但仍认真备课，不断充实新的内容，探索新的教学方法。精心组织教案和素材。她总是把最新的科技成果与专业课的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并配合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启发引导学生的创新开拓意识，使我们不但专业基础扎实，而且知识面宽厚、视野开阔。李老师的教学方法深受同学喜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李老师不但注重教好书，更注重育人。她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言传身教，为人师表，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影响，更注意用生动的事实来鼓舞我们。在课堂的讲授、实验以及课余的交谈中，她除了为我们传授知识外，更多的是与学生谈理想、谈追求、谈未来，引导和教育我们热爱祖国、热爱专业，树立起高标准的职业理想。同时还以亲身经历，以及身边的优秀学生来鼓舞我们、激励我们。李老师对学习好的同学加以表扬和鼓励，帮助他们确定更高的人生追求和目标；对学习较差或学习不够认真的同学，则加以教育和督促，对他们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帮助，耐心做好思想工作，加强辅导，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有效地教育了学生树立起发奋学习、刻苦钻研、学好知识、报效祖国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李老师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艰巨的科研工作，无论业务工作多么繁重，她总是要抽时间和同学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他反复向同学们强调，在做学问的同时，首先必须学会做人，做德才兼备的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帮助我们端正动机，坚定信念，找出差距，明确目标。在学校保先教育期间，李老师积极的组织参与各类活动。

学校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在“做合格党员，让师生满意”活动中，李老师切合实际地组织开展了与研究生交流座谈这一主题实践活动，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座谈会气氛十分热烈活跃，李老师和其他老师一起为我们解答了很多实际问题。包括：如何开展科学研究，怎样才能多出科研成果；

对导师有哪些希望和要求；怎样做学问，如何做人；材料专业研究生的就业形势如何；应该怎么积极准备为将来的就业打好基础；研究生应该着重培养哪些品质和能力；理工科学生应如何拓展知识面，应该多读些什么书籍。

李老师热情、耐心细致地回答了学生们的种种提问，并介绍了自己的奋斗历程，同时对研究生们提出了希望要求：希望我们能够珍惜美好时光，努力学习，在努力掌握好本专业业务知识的同时，不断拓展知识面，提高实验动手能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争取在读研期间中取得好成绩。通过这次主题实践活动，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了李老师及其他党员教师希望学生成才的殷切的希望。

多年来，不管教学工作多么忙碌，李晓云老师也没有荒废科研，她坚持以研究促教学，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科学研究事业中去。李晓云老师长期从事微波及电子陶瓷、结构陶瓷的研究与开发和材料热性能测试工作。目前主要研究项目：①国家经贸委项目2项：《新型高导热氮陶瓷的研制》、《超宽频耐高温柔软微波吸收体》；②江苏省科委攻关招标项目一项：《高韧性陶瓷基复合材料成型技术研究与应用》。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碳化硅基微波衰减材料》通过国家经贸委鉴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长寿命PTC热风发热器及其发热元件》、《低电阻、高耐压PTC热敏陶瓷》2项通过省级鉴定，国内先进水平。发表论文16篇。“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获南京工业大学一类优秀课程；获2000南京工业大学“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奖。

李老师的无私情怀和奉献精神，犹如一股清凉的小溪流入我的心

田，让心灵在燥热的夏天接受了一场春雨的洗礼。她不记功名利禄，默默工作在科研教学一线，刻苦钻研，敢于创新。几十年如一日的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奋斗和无私奉献。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舍己为人，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高贵品质；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学者风范„ 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我们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刻苦学习、勇于进取、奋发向上，以优异 的成绩来回报母校，在服务社会、奉献祖国中成长成材。

材研第四支部 孔祥蓉

第五篇：我心中的合格共产党员发言稿--李学初

我心中的合格共产党员发言稿

侏儒山中学 李学初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新时代的起跑线上，必须与时俱进，以身作则，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亮出共产党员无私奋进奉献的本色。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多想、多做、多谈教育方面的事情。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富于多变的特殊时代，我们必须不断地加强学习，借鉴先进，吸取新信息，从思想上、知识上全副武装自己，不断充实理论及经验储备，才不至于落伍;才能不辜负党的重托、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群众的期待，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现代创新型人才。党员教师要进一步加强自我修养。信念要更强，困难时我们在最前面;心胸要更宽，一心为公;眼光要放长远。我作为教育战线的一名普通党员，如何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体现党员的先进性，如何在教书育人中争当带头人?我谈几点体会

1.坚定信念，提高政治素质。今天的教育，是为了培养未来社会的人才，因此，教育必须超越时代的发展，具有前瞻性。处在这样一个“今天”的党员教师，首先必须讲政治，因为教师的信念，教师的思想政治修养与理论修养，对学生人生道路的选择，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都起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因而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决扞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组织上、思想上、行为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一个坚定、清醒、有作为的共产党的人民教师。

2.立足岗位，树立奉献理念。党员是否先进，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党员教师的先锋形象能否体现，不仅在于要有先进的理念为人民教育服务的观点，更要有为人民教育服务的本领和无私奉献的具体行为。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我们就要无愧于“教师”这个称号。就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努力做到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热爱学生、为人师表、遵纪守法、安心乐教，以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宗旨，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用文明的语言、文雅的举止、务实的作风、耐心负责的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来展现我们人民教师高尚的品格和人格特征，对每一位学生负责，对每一位家长负责，对全社会负责。通过学习，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观念：党和人民交给你一个岗位，不是用它来行使权力的，而是用它来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要做到无私奉献，要善于从本职岗位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把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在实事中，渗透在教学的细节中。要以科学的态度，奉献的精神，在平凡岗位上体现共产党人的本色，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智慧和力量、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到一心一意教书育人上来。

3.心系学生，加强师德修养。做教师很辛苦，但也很幸福，因为教师是在为祖国、为党的事业培养接班人，教师将从学生的成长中得到收获。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党的最高准则。我们的学校是属于党的学校，我们的学生是属于人民的学生，关爱我们的学校，关爱我们的学生，密切学校与学生的和谐联系，是我们教师实践“党员先进性教育”具体体现。作为一名党员教师，要牢固树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教育理念，把一颗忠心献给学校，一颗爱心献给学生，一颗痴心献给教育，一颗信心留给自己。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将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学校、学生服务的积极态度，始终把党的教育事业、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以是否符合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和行动的最高衡量标准。

4.刻苦钻研，提升教学水平。俗话说得好，“根深才能叶茂”、“水厚方能负大舟”，教师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教学是一门艺术，我们教师要更加注重教学理论的学习，不断地钻研教材，认真备课、认真授课。在教学进程中不断总结，不断改进教学方法，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思想和教学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学习吸收别人的经验，将别人好的经验，合理地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去。同时，要努力学习电脑技术，大量引用电化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优化课堂结构，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使自己不断地向“博学多才”这一目标靠拢，成为“学习型”、“研究型”教师，使自己成为学生佩服的教师，使自己的教学理念永远处于教学改革的前沿。

5.为人师表，树立良好形象。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自身良好形象是党员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标志。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崇高事业”，站在三尺讲台，面对几十双眼睛，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神圣的职责：以德立教，执教为民;育人为本，传承文明;为人师表，廉洁公正;爱岗敬业，开拓创新;为国家的富强，为民族的复兴，无私奉献，奋斗终身!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名利观、权力观、亲情观，在工作上高标准要求，生活上以下限为尺度，不争名于朝，不争利于市，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困，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全心全意为民谋利，从而将自己的道德修养化为做人之道，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踏上三尺讲台，也就意味着踏上了艰巨而漫长的育人之旅，我们要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为学生树立了一座无言的丰碑。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先进性的内涵也在不断深化。我们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以发展创新的眼光，不断塑造自己的灵魂，把先进性的要求落实到每一天，每一刻，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做到天天有进步，时时有提高，时刻听从党、学校的召唤，做好一名“人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