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法论文

第一篇：人权法论文

人权法 论文

xx级xx班

xx

选择死的权利

——人权法论文

人权，指“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它主要的含义是：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乎人权的对待。人权的这种普适性和道义性，是它的两种基本特征。

按享受权利的主体分，人权包括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前者是指个人依法享有的生命、人身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自由平等权利；后者是指作为个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集体应该享有的权利，如种族平等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环境权、和平权等。按照权利的内容来划分，人权包括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两大类。前者是指一些涉及个人的生命、财产、人身自由的权利以及个人作为国家成员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后者是指个人作为社会劳动者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权利，如就业、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权利。总之，人权是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广泛、全面、有机的权利体系，是人的人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权利的总称。它既是个人的权利，也是集体的权利。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维护和保障人权是一项基本道义原则。是否合乎保障人权的要求已成为评判一个集体（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优劣的重要标准。但是，在具体实践的层面上，对于人权的具体定义，以及保障人权的具体方式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甚至引发了很严重的冲突。国际人权法算是评定是否合乎人权的一项标准。

人权法，国际人权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是指对基于保护人类固有的尊严而产生的人权形成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国际法人权法的产生是人权保护国际化的结果，而人权保护国际化主要是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后逐渐完成的，主要包括各种条约和习惯法以及各种宣言、准则和决议等。国际人权法既包括适用于整个国际社会、主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形成的普遍性国际法，也包括联合国成立后在欧洲理事会、非洲联盟、美国国家组织等区域组织框架下形成的只适用于区域范围的区域国际人权法。人权的基本内容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获助权、公正权，还发展为发展权、民族自决权。而生命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如果无法充分保障人的生命权，那么一切其它权利都是空中楼阁。无端剥夺人的生命，或者肆意对人施加恐吓、虐待和折磨，就是用一种非人权的待人方式。任由这种情况发生，个人权利就无从谈起。所以一般各国的刑法都将侵害他人生命权的罪行量刑最重。“生命权是一个人之所以被当作人类伙伴所必须享有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民法通则》里所表述的生命健康权，实际上是生命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的总称。内容是：关于人的出生的权利、关于人的死亡的权利、免于饥饿的权利、反对种族灭绝和集体屠杀的权利。我们现在讨论关于人死亡的权利。

个人认为：任何人不能剥夺其他人的生命权，既是不能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又是不能剥夺选择死亡的权利。死刑应该被替代，而安乐死的应用应遵照病人意愿。所以，我想探讨的是：给人们选择死的权利。

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与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由此可见，我国民众对安乐死之关注程度。2011年，当身患癌症晚期的王明成再次要求给自己实行“安乐死”时，但被医生拒绝。8月3日，形如枯槁的王明成在病痛中死去。于是带着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又展开了对“安乐死”这一敏感问题的争论。中国有关安乐死的民意调查资料表明，赞成安乐死的比例在逐步上升。据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对313名不同人群的调查显示，有93.6%的人赞成安乐死，其中医务人员赞成者为98.4%，法学界人士赞成者为90%，一般者占90.1 %。上海市黄浦区部分街道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了调查，有89.4%的人赞成安乐死，94.5%的人希望立法。1986年在武汉、北京等地进行的有关安乐死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赞成安乐死的人数为62%；在对黑龙江省的199人的调查中，89%的人赞成安乐死(其中19%的人年龄超过50岁)；1988年在北京进行的500例问卷调查(包括工人、军人、大学生、部分来自各地的在京学习的干部及医生)，结果表明，91.2%的人赞成安乐死，认为目前在我国可以实行安乐死的人占79.8%。这些民意调查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安乐死的基本态度，表明安乐死正逐步为我国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国外也有同样的讨论与抗争，迪亚娜普雷蒂，2001年42岁，英国贝德福德郡卢顿一名普通的妇女，1999年因患神经细胞绝症而全身瘫痪，头部以下完全没有知觉。这位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妇女从彻底瘫痪之日起就一直在争取能以“安乐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为此，她与反对“安乐死”的英国民间团体和英国司法体系奋力抗争，而且更以无比的毅力给布莱尔首相写了一封信，请求首相能修改有关禁止“安乐死”的法律。终于获得了初步的胜利——英国高院允许其“安乐死”。年，全世界第一个提倡自愿安乐死的团体在英国正式成立。

二、自50年代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尝试为安乐死立法。探索、争论了20多年后，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自然死亡法》。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

三、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了默认安乐死的法律，1999年8月10日通过的最新修正案规定，凡16岁以上的人，若患绝症到生命末期，均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安乐死，12岁至15岁的青少年，要求必须经其父母同意。现在，荷兰每年大约有25000人以安乐死的方式告别人生。在英国，近年来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据统计，50年代英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安乐死应合法化，但目前这一比例已上升到了82%。1993年2月4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了英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件，同意了一位年仅21岁患者的父母和医生的申请，停止给他输入营养液。

四、多数德国人也赞成安乐死。1994年德国一家民意测验所对1004名德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3%的人赞成安乐死，30岁以下赞成安乐死的人甚至多达88%。在德国，安乐死协会的会员1994年已达4．4万人。1999年，德国外科学会首次把在一定情况下限制和终止治疗作为医疗护理原则的一个内容。

五、1992年10月1日，丹麦实验了停止延长无药可救的病人生命的法律，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4个月内就有45000人立下遗嘱，表示愿意在必要时接受安乐死。

一、193

5六、世界首部安乐死法（正式名称为《晚期病人权利法》）是1995年5月25日在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并于1996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根据安乐死法，实施安乐死的程序十分严格：除本人申请、主治医生证明其为无药可救的晚期病人外，还需一名本地医学专家确认和一名心理医生判明患者是在神智正常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这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要有四个人的签字才合法。

那么在中国是否应该放开安乐死，使安乐死合法化呢?答案并不如上面的讨论那样乐观，并不是说支持的人多立法的压力就会减少多少。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是否可以依照法律实行安乐死，要看这个社会是否重视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因此，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保障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

在我国，立法阻碍主要有：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阻碍安乐死发展进程，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旧观念较为深厚，认为“只要还有一口气，死马也要当活马医”；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医疗技术水平还比较低，医务人员的思想业务素质也有待提高，这是进行安乐死立法的很大滞力，要判定患者是否身患绝症并且濒临死亡，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患者的真实意思难以判断；我国对安乐死的探讨相对较晚，理论基点相对薄弱，对安乐死立法的内容缺乏科学的认识与把握，这也是安乐死立法所要克服的一大难点。

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以法理分析、还是从刑法法角度分析，安乐死非罪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总有一天我们既能在法律的保障下选择生的权利，又能在法律的保护中选择死的权利。

第二篇：人权法论文

从法律角度探析女性人权的保护 ——《人权法》学习心得体会

（贵州民族学院2011级经济法专业在职研究生

张耀华）

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指出，“妇女和女童的权利是普遍人权不可剥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一级、地区一级和国际一级上确保妇女平等、充分地全面参与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根除一切基于性别的歧视是国际社会的首要目标”。当今，妇女人权作为一项特殊的人权种类，在普遍人权中具有重要地位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甚至有学者认为，妇女人权问题已不仅仅被作为一个有关妇女自身利益的特殊问题，而且被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对其保护程度的高低直接关乎人格尊严与价值、各国基本人权的实现。然而妇女生理上的差异及不同的社会分工模式决定了男女在社会生产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也形成了一套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优女劣等传统的价值判断体系，而改变这一体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本学期通过对《人权法》的学习和理解，我试图从法律的角度对妇女人权的内容界定、保护现状及完善等几个方面进行系统阐述。

一、妇女人权的内容界定

什么是妇女人权?妇女人权就是妇女作为人所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它是“普遍人权中的不可剥夺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除了具有人权的一般内容外，同时又有自己特殊的内容。概括起来看，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妇女的公民和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自由权等；二是妇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工作权、财产权、劳动保护权、同工同酬权、教育权、健康权、发展权等；三是由妇女的生理特征所产生的权利：生殖健康权、生育权等。简言之，妇女人权的内容就是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一切人权的总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妇女们喊出了“妇女权利就是人权”的口号，这一命题是对妇女人权的最简明的解释。

二、我国妇女人权的保护现状

我国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妇女权益保障和妇女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与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婚姻法》。在此之后，中国又陆续颁布了《选举法》、《刑法》、《继承法》、《义务教育法》、《母婴保健法》、《民法通则》、《劳动法》等与保障妇女人权密切相关的基本法。而1992年颁布、2005年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维护妇女权益的

[2]

[1]专门法律，更是对妇女的各项权利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在这些法律法规的指引和监督下，我国妇女的解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婚姻家庭等方面享有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促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广泛地参与了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得到世界各国的了解和支持。具体说来，我国对妇女人权的保护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3] ：

一是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及决策的程度。各级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制定参政指标、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女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保证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的管理和决策等。

二是努力保障妇女劳动就业和获得经济资源的平等权利。在就业政策上要求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同时制定和落实优惠政策，为女性就业和再就业创造条件，维护女职工的劳动权益；在农村确保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权。

三是大力促进了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国家采取了许多特殊政策保障女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使妇女受教育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四是提高妇女的卫生保健水平。各级政府把妇女健康目标纳入卫生发展规划，通过建设和完善妇幼卫生保健服务网络和生殖保健系统，使妇女的总体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五是严厉打击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各级政府针对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始终保持严打态势，多次组织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专项打击行动。总的看来，我国妇女人权的保护现状令人满意。但由于受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妇女发展和维权的物质保障还不十分充分。在农村，妇女的文盲比例还比较高，在城市，下岗女职工较多，女工再就业困难还比较大。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侵害妇女人权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暴露，家庭暴力、性骚扰等现象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妇女人权法律保护体系的完善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相关《民法通则》、《选举法》《婚姻法》、《收养法》《工会法》、《人121和计划生育法》、《土地承包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扫除文盲工作条例》、《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维护妇女人权的法律体系，这对保护我国妇女人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正如前所述，新形势下产生的新的问题还很多，还需要对这一体系进行完善：

(一)消除性别歧视。维护妇女就业权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性别歧视问题越来越突出地体现在社会各个领域。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用男士已成为各招聘单位默认的规则。这种性别歧视首先侵犯的是妇女的平等权，并进而侵犯到妇女赖以实现经济独立的就业权。虽然我国已经在各种就业政策中对这一做法予以禁止，但由于没有一定的法律做保障，收效甚微。为此，一方面国家应通过相应的制度杜绝录用过程中的各种形式或明或暗的歧视条款。立法的关键是要明确用人单位的法律义务以及违反这种义务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通过强化政府行为打破性别壁垒，建立必要的监管机构或进一步赋予已有的相关机构相应的职权，以对歧视行为进行惩戒。另一方面，在对妇女劳动禁忌作出保护性规定的同时，对男女均可胜任、而对男性无生理优势可言的工作岗位，如文秘、财会等，应作出优先女性的规定。在诸如女大学生就业难等方面，也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女大学生固然即将面临结婚、生育这些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但就业单位不能因不愿意为这部分社会再生产“买单”就简单将她们拒之门外。

(二)反对家庭暴力，维护妇女生命安全权。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身体暴力、精神暴力以及性虐待，通常包括肉体上、精神上、言语上或性的虐待和威胁。联合国关于妇女暴力特别报告中对“家庭暴力”采纳的是宽泛的定义，包括在“家庭领域犯下的、由于妇女在那一领域的角色而针对妇女的暴力或蓄意在家庭领域对妇女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暴力。”家庭暴力对妇女人权的重要方面如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权以及妇女的平等权、人格和尊严构成了严重威胁和侵犯。目前，我国对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依靠《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刑法》关于故意伤害罪、虐待罪、遗弃罪、非法拘禁罪和故意杀人等罪名的相关规定。但从司法实践看，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仅占少数，大多数家庭暴力则因伤害程度达不到《刑法》规定的最低标准，而得到制裁。2001年4月28日，我国重新修订的《婚姻法》出台，并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员”，对于实施家庭暴力的法律责任也作了相应规定。

尽管如此，对于如何在法律上界定家庭暴力尤其对轻伤害的处理仍然缺乏具体的规定。因此，我国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出台势在必行。我国也可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如加拿大，把家庭暴力列为公诉案件。在加拿大的许多省份颁布了“家庭暴力法”和“紧急情况保护令”，如妇女受到暴力威胁，随时可打电话向警察求救。在没有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警察可以破门而入并把丈夫带走，限定一段时间不准回家，以免其继续虐待妻子，直到警方认为解除暴力威胁为止。同时还可对婚姻法相关部分进行修改。受虐妇女因不堪忍受暴力行为而提出离婚，是家庭暴力的一个常见的结果，但往往由于法律救济途径狭窄而未果。因为如果女方提出离婚或者分居的请求，那么，这个女人就有可能遭到丈夫的报复，甚至直接威胁到受虐妇女的性命。此外，还有以下原因：离婚后独立生活前景未b，而且离婚诉讼本身就是一项劳 民伤财之事，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对于长期不能摆脱婚姻束缚的当事人而言必然会加深双方的敌视与伤害。因此，建议将离婚标准中的分居二年适当缩短，并在社区设立妇女避难所，则能为急于摆脱暴力环境的妇女提供紧急援助。(三)规制性骚扰，维护妇女人格尊严

近年来，性骚扰在我国成了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据人民网2002年6月7日报道，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相当多的职业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3O岁以下的未婚职业女性最为深受其害。性骚扰中5O％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14％来自同事[5]

[4]。性骚扰的危害结果往往表现为被害人情绪波动、心理加压、名誉受损、家庭出现矛盾、对社会产生不信任感及由于离职等因素造成经济上的损失。目前，性骚扰在我国的立法上还很不够。检视我国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专门意义上的性骚扰规定。在对性骚扰处理方面，我国司法界还存在法律依据不足，受理投诉后举证困难，没有专门的受理投诉机构等问题。令人欣慰的是，2002年6月25日《检察日报》报道，武汉市女教师何某诉上司“性骚扰”案有了结果。法院判定被告侵扰原告事实成立，被告侵犯了原告的人格权利，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判处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00元。但其判决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此案被害人虽然胜诉，但其所获得的并不是实质意义上对性骚扰的惩处。禁止性骚扰的立法工作依然任重道远。笔者建议目前可在有关部门法中增设性骚扰条款：如在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司法、劳动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时可规定禁止性骚扰的相关条款。等待时机成熟后，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性骚扰法》。性骚扰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直观地衡量着法律上的男女平等与现实中的男女平等的距离。要妥善处理和解决性骚扰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需要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规定，需要司法实践中切实的执行。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从而切实保护妇女人权。

参考文献

[1]鲁斌．妇女人权国际保护及其最新进展[J]．妇女研究论丛.2000.2 [2]张晓玲．妇女人权——一个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崭新概念[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1 [3]黄睛宜．保障妇女权益，促进人权全面实现[J]人权．2003.3 [4]李秀华，冯兆惠．家庭暴力与中国妇女人权的法律保障与完善[J]．河北法学.1995.5 [5]刘慧玲．增加惩处性骚扰规定，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J]．中国妇女.2004.9

第三篇：人权法：心得体会

学习《人权法》的心得体会

2010级经济法专业梅婷

听了陈老师关于人权法的讲课，使我感触颇深，使我对人权，人权法和我国人权现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通过学习我了解到所谓人权是人人享有的和与其他人共同享有的权利，是一种普世的权利。人权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它的主体必须是全体人类。正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一切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国籍、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区别，都有资格享有人权。从理论上讲，只要是人，都应该享有人权，人人如此。第二，它的内容必须体现人的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一直是人类孜孜追求的目标。从人权的角度讲，自由就是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平等就是使人享有相同的地位、权利和尊严。在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宪法中，人权的规定都是指向自由和平等的，都是对人的存在和价值的普遍肯定。简单地讲，人权是指人依其自然本性和社会本质享有或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之所以是人权，因为它代表了人类尊严，体现了正义、公平、人道、善等美好的人类精神和价值。离开了人权，人类就无法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人权是人类安全和幸福的保障，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象征。从广义上来说，所有涉及人的权利的法都是人权法；狭义的人权法主要是指涉及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可以说人权法也就是规范人权的法律规则的总称。这里的法律规则不仅包括国内法规则，还包括国际法规则，并且在国内法规则与国际法规则，应优先适用国际法规则。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权的普世性所决定的，人权是人人都享有的权利，每一个人，无论生活在哪里、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下，都应该平等地享有人权。而国际法规则所确定的人权一般是各国所普遍认可的和承认的，所以在国内法关于人权的规定与国际法规则相冲突的时候，应首先考虑适用国际法规则。

关于人权的范围则非常广泛。按享受权利的主体划分，人权包括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前者是指个人依法享有的生命、人身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自由平等权利；后者是指作为个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集体应该享有的权利，如种族平等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环境权、和平权等。按照权利的内容划分，人权包括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两大类。前者是指一些涉及个人的生命、财产、人身自由的权利以及个人作为国家成员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后者是指个人作为社会劳动者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权利，如就业、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权利。总之，人权是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广泛、全面、有机的权利体系，是人的人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权利的总称。它既是个人的权利，也是集体的权利。我们知道人权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产生了人权的思想萌芽，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产生了向往大同的人权理想，但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现代人权概念是反抗封建国家压迫、专制、特权和等级制的产物，它是由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第一次提出来的。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统治者的同意。”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中也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和轻蔑人权是公众的不幸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起草《人权宣言》的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便立法权的决议和行政权的决定能随时和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能更加受到他们的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以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为根据的那些要求能确保宪法与全体幸福之维护。可见统治者和立法者对人权的重视。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第一次把“促进对人权的尊重”确立为联合国的三项宗旨之一。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世界人权宣言》的颁布，第一次从全球性的层次确立了人权作为人类尊严之根本的崇高地位。《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标志着人权从国内法领域走向国际法领域，也标志着当代国际人权运动的开始。人权成为我们时代的观念，受到了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国家的普遍接受和承认。

众所周知，在我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也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逐渐尊重国际上的有关人权公约，自1980年起先后批准加入了17个国际人权公约和协定书。并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1991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白皮书从不同侧面向世界表明，新中国的人权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实现《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以目标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以生存权和发展权。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可见我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一定的进步，但是我们应该我们在人权方面仍然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说迁徙自由。我国1954年宪法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后来，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将城乡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这显然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1975年宪法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就一直没有恢复公民的迁徙自由权。这种二元结构的封闭式的户籍管理模式构成了世界罕见的城乡壁垒。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行，因务工经商、求职应聘等诱发的人口迁徙现象日趋突出，用传统的户籍制度钳制人口的迁徙已难以奏效。据估计，中国流动劳动力的总数至少有8000万人。尽管如此，现行户籍制度迄今依然是一项限制人口迁移为主要目的的封闭式的人口管理制度，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依然显得相当被动和滞后，与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相距甚远。我国现行《宪法》也没有把迁徙自由权纳入进去。而迁徙自由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公民迁徙自由的规定，如日本、德国、瑞典、意大利等国家都在本国宪法中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日本国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在不违反公共福祉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有居住、迁徙及选择职业的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亦在判例中确认，美国公民有移居任何一州并享受移居州公民同等待遇的权利。迁徙自由也是联合国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一，《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合法居住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迁徙自由作为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和接受，在国际上已达成共识。我国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签署就意味着承诺，承诺代表履行。因此，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写入宪法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

所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修改现行宪法，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认迁徙自由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宪政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在调整公民的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中突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为一项宪法上的权利，迁徙自由不单纯是一个能不能在迁徙地登记上户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公民的权利意识、政府的态度和观念。同时，迁徙自由也应当包括职业选择的自由，直接打破的是地域歧视和基于地域差别而形成的某些身份上的差别，由此而引发的就是消除身份歧视，比如说城市对乡村的歧视，经济发达地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歧视。相应地，可以解决与迁徙自由相关的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宪法形式规定迁徙自由，为其平等实现提供了最高的法律保障和依据。

这就是我学习人权法的一些心得体会，对于人权、人权法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我国的人权状况有了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对于迁徙自由公民的这项是基本人权，这是我们国内法规范需要完善的地方。从而正真来保障每个人的人权。

第四篇：计划人命(人权法作业)

计划人命

——对陕西安康“孕妇强制引产”事件的一些看法

法学院

101班

戴天璐

1002100083 引言：6月11日，有网友在本地论坛发帖称，陕西安康怀孕7个月的孕妇冯建梅，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腹中胎儿被强制引产。对此，陕西安康市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回应称，该孕妇属于政策外怀孕，依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6月2日对曾家镇渔坪村三组村民邓吉元之妻冯建梅依法实施了终止政策外二胎妊娠术。

上述一则新闻材料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陕西安康“强制引产事件”在一开始传出来的版本，也是较为客观中肯的一篇报道。之后随着事件不断地被调查和真相不断地被发掘，事情便不再像最初那么单纯了。

打破平静的是一张新闻图片。图片当中是这个孕妇冯建梅躺在病床上侧身望着被放在自己身旁的，刚刚被强制引产的婴儿，而这个婴儿自是血肉模糊，凄惨不已。图片一出，群情激奋，引起了极大反响。首先是图片中的婴儿，直观上来讲，只能依稀辨认出轮廓，惨不忍睹，同时他或她的月份已经有七个月了，在这个时候引产，属于大月份引产，而大月份引产由于有悖人权至上，所以在我国是明令禁止的。其次就是这个孕妇冯建梅，她头发凌乱，面色苍白，且露痛苦不堪之神色，十分让人觉得可怜。有一网友云：“哪怕事情做得再绝，也不能把被杀死了的亲生骨肉放在母亲身旁让她看，太惨了！”之后又传出当地官员索要四万元未果，遂强制引产、二十几个镇政府干部将孕妇蒙头套带走并强行逼迫其在手术前谈话录上画押一系列丑闻，一时间，当地镇政府和计生办成为众矢之的，声讨的声音越来越大。直到现在，事情才基本定论。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呢？学生经过详细地查看资料，得出以下陈述。邓元吉、冯建梅夫妇方陈述：

1）关于镇政府索要4万块钱一事。有媒体报道：6月4日下午，在冯建梅的家里，冯建梅的公爹邓孝刚正带着5岁半的孙女。他对记者说，当时，镇上来了一帮子人，说要么交4万块钱，要么得强行引产，家里拿不出来这么多钱，他们就强行将儿媳拉走。说到这儿，这位憨厚的老汉哭了起来。

6月2日当天，远在江苏南京的二姐邓艳接到一条短信，短信是一个18992521###的号码发来的，内容是:“4万，一分不能少，我都给你爸说了，他说没钱那还能怎样，还是你们大意了没当回事。”据当时和邓艳在一起的妹妹邓吉彩说，当时她们和对方联系上后，才知道发短信的人自称曾家镇计生办的袁芳，还说，这些也是上面的意思，他们只是工作而已。

2）关于强行逼迫画押一事。6月2日15时40分左右，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三组村妇冯建梅，在镇政府干部的强制要求下，被迫引产了已经七个月的女婴。面对记者时，冯建梅痛哭流涕说：“我不是自愿的，是他们几个人按着我的手，让我签字的！”“我不愿意，他们就用枕头蒙住我的头，两个男的，一个捉住我左边，一个捉住我右边，右手被捉住写字，另一只手被强迫在按手印”。冯建梅说，自己都急了，可拗不过对方力气大。“上面的指印也按得乱七八糟”。

3）关于孕妇被多人强行架走一事。冯建梅的小姑子称，她嫂子第一胎生的是女儿，今年已经5岁半，按照国家政策，间隔5年是可以生二胎的，家人正在补办准生手续的过程中，现在已怀有七个月身孕的嫂子，却被镇政府的二三十名干部，用衣服蒙住头，强行送镇坪县医院做引产手术。冯建梅称，从5月30日上午开始，镇上的人就一直跟着她，6月2日早上9点多，镇上来了很多人，将她从亲戚家架上了救护车，虽然她挣扎着，可无济于事——“他们怕我看见，用我的外套把我的头蒙住，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把我架上去的。”6月13日下午，病床上的冯建梅把枕边的黑色外套拿出来让记者看。

当地镇政府、计生办方陈述：

1）关于强行逼迫画押一事。2012年3月20日，曾家镇计生办查出冯建梅怀孕3月有余，工作人员立即要求冯建梅办理生育证，并将生育证的办理程序及所需资料一次性告之到位。两个月来，镇计生办工作人员及联村领导干部先后多次督促冯建梅夫妇落实此事，但二人均以“正在办，正抓紧在办”为由推诿拖延。在走访调查中，镇上得知他们根本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真实意愿。之后，本着“以人为本、政策引导”的原则，通过思想教育，冯建梅同意及时补办相关手续，并承诺于6月1日12时前给予肯定答复。6月1日，镇计生办工作组前往督促手续办理情况，发现冯建梅已于6月1日凌晨离家，以此躲避计生工作组人员。当晚10时许，镇计生工作人员在其亲戚家找到冯建梅，之后继续进行思想教育工作。6月2日，在其思想情绪稳定的情况下，镇计生办工作组陪护其来到县医院，经过各类常规例行检查后，“其自愿接受了引产术”。

随即记者联系了镇坪县曾家镇的陈镇长。这位镇长对记者说，现在镇上没有镇委书记，由他暂时主持全面工作，确实有一个叫冯建梅的村妇，在没有办理二胎准生手续的情况下，政策外怀孕，镇上正在对其采取措施。陈镇长同时一再表示:“我们会根据人家的意愿，绝对不会采取强制手段。”

2）为查实冯建梅的婚育史、户口性质、是否符合再生育条件等情况，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提请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协查，协查结果为：冯建梅不符合再生育条件，不能办理二孩生育指标。

3）关于孕妇被多人强行架走一事。对于邓氏夫妇称“孕妇被二三十名镇干部架走的描述”曾家镇镇政府表示“冯建梅是自己走的，没人架她；只是“在过桥的时候，大家把她扶了一下”。

4）关于镇政府索要4万块钱一事。曾家镇计生办的袁芳证实有此事，称冯建梅是非农户口，故生二胎不合法。4万元系保证金，只要她把户口搬过来，钱还是要退的。

以上就是对该事件主要几个关键点双方的陈述。学生希望通过将双方的陈述进行对比，然后得出自己的看法和对事件的定论。

首先，学生以为该事件的核心——孕妇冯建梅被强制引产这个部分的责任是完全在当地镇政府和计生办的。

一方面，众所周知，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遵守。但是中国法律从未赋予官员强制堕胎的权力。相反，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第18条）；育龄夫妻应当“自觉”落实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第20条）；普通公民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是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第41条）。

早在2004年，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就强调：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强迫性的，是自愿的（新华社2004年7月15日）。2005年8月25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强调：中国政府不允许强制做人工流产、节育手术和堕胎等。即，国家通过社会抚养费等政策杠杆，引导公民自觉实施计划生育。

其实，近年来，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了《人口和计划生育群众工作纪律》等文件，要求计生工作中：不非法关押、不打骂侮辱群众；不强迫群众手术。各省区都明文禁止强制堕胎，或用其他暴力实施计划生育。但是成型胎儿血淋淋的惨状，还是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这种情形，似曾相识——对，暴力强拆的悲剧，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不得暴力强拆，但还是没有挡住个别官员搞出“带血的GDP”。同样，个别官员明知国家法律、政策规定不得强制堕胎、不得非法拘禁、侮辱超生孕妇及其亲属，但依然铤而走险，实施着“子宫里的强拆”。这种违法行为，必须得到纠正，不能让胎儿的鲜血染红顶子，不能由他们抹黑计生国策。

另一方面，在行政作为上，第一，既然曾家镇在2012年3月份就发现了冯建梅有了3个月的身孕，却只是督促其办生育证，而未及时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劝其按照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提倡将婴儿自行人工流产，这是无可争议的失职，这也是后来悲剧产生的原因之一；第二，镇政府和计生办这么大费周章、兴师动众地去逼迫一个怀孕女人引产的原因就是为了“摘牌”。什么是“摘牌”？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栗永久后来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表示：曾家镇前两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下滑，抽查结果没有达到95%的合格标准，被挂了黄牌，今年该镇想拿掉黄牌。这就是“摘牌”。对此学生只能想问一个问题：以命换“牌”，是“牌”觉得亏了，还是命觉得亏了？

其次，关于孕妇冯建梅被强行逼迫画押和派出镇政府干部将人架走这个问题。先是画押的问题。且不论大月份婴儿不能引产这个前提，从逼迫画押这个行为上就可以看出很多端倪。孕妇如果是自愿引产，那么当地官员有没有做出网上所传的“非法拘禁孕妇”的行为？实施引产手术，有没有家属的签字？再退一步说，冯已经怀孕7个月，即使她“自愿”引产，也不符合医疗规范，当地官员和医生为什么要“疏导”她这么做？再就是派出镇政府干部架人的问题。就学生而言，个人是比较倾向于真的是有架人行为存在的，试想：一个女人会愿意主动去医院打掉自己怀胎已经七个月的孩子？还是在自己丈夫不在身边的情况下？即使她说谎，周围看见的群众也都说了谎？显然不是的。

简而言之，这两个问题无疑体现了我国部分省份一些地方的党政干部在工作方法以及思想觉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例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干部教育与监督、与群众关系的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树立方面还亟待整治。

再次，就是4万块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一个说对方索要4万元未遂后，才对孕妇强行引产；另一个说这只是押金，事后会还。但学生想问：这4万块钱是什么钱？依法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无论是国务院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还是《陕西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征收都只针对“生育行为”，而不是怀孕行为。押金？简直可笑，这个说法本来就是个悖论。手术，当然是自愿的，人家不自愿，要逼着人家做，还要人家交押金，说：不交就要做手术。那我斗胆问一句：交了是不是就不做了？答案是：还是要做。这样的行为与市井坊间的流氓耍无赖何异？而且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当地官员与邓元吉（孕妇冯建梅的丈夫）之间商量押金金额的事情，起先是10万，后来是3万，最后拍板是4万，邓元吉一边讨价还价，一边向亲戚们求爹爹告奶奶地借钱，也只借了1.8万。这算什么？绑匪与人质家属商议赎金？人质家属借钱赎人？本以为只会出现在黑社会或是电影里的情节，竟然现实地发生了！这“绑匪”还是代表公权力和人民的一方政府！法治何在？公义何在？天理何在？！

以上就是学生对陕西安康“孕妇强制引产”事件的一些看法，由于学生没有亲身实际调查，只是通过网络、报纸和电视新闻等渠道搜集了所需资料，加之学生才疏学浅、鄙陋无知，有失偏颇之处，抑或言语不当之处，望老师不予深责，若老师留墨批示，甚佳之。

第五篇：试论生命权的国际人权法保护

试论安乐死问题

院系：法学院

班级：08级1班

姓名：孟根塔娜

学号：00806075

试论安乐死问题

内容摘要：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据，安乐死的实施从刑法角度分析也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安乐死应该有自己合法的地位。

关键词：安乐死

生命权

个人选择

合法性

首先看一个案例：患者某甲（59岁）因肝硬化合并肝性脑病入院治疗，但病情进一步恶化，昏迷不醒，生命体征只能靠药物和机器维持。某甲二女儿见其异常痛苦，于心难忍。为使某甲尽快解脱痛苦，主动要求医院实施安乐死，并表示不追究医院任何责任。在某甲子女再三恳求和签署有关的书面同意书后，医生为某甲注射药物实施了安乐死行为。患者死亡后，医院实施了安乐死的消息立即传开，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某甲的家属中也出现了分歧意见，某甲的大女儿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对此，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逮捕了两名当事医生和提出要求的二女儿。经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一审分别判决两名当事医生有期徒刑二年和一年，缓期执行。一审判决后，当事医生均不服，提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被告医生无罪的终审裁定。1976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安乐死法令——《自然死亡法》（Natural Death Act）。该法令明文规定：当有两个以上的医生证明患者已处于不可逆转的临终状态时，根据患者的愿望而终止维持生命的措施是合法的。荷兰、日本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地区的现行法律中也先后肯定了安乐死的合法性。在我国司法实践，安乐死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肯定，但在理论界认为安乐死的实施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然而，安乐死在我国现行法律上仍然没有得到肯定，且患者已经不具有意识表达能力，所以前例中医生的行为还是属于侵害患者生命权的行为。但是，相信安乐死的立法和实施最终会得到社会和司法界认可。

源于希腊的“安乐死”一词是快乐的尊严的死亡，然而，安乐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许多不同意义，出现了相关概念，如“尊严死”“协助死亡”“受嘱咐杀人”“帮助性自杀”等，被赋予现代意义的相关概念都有其各自的立足点和侧重点。在安乐死的争论中，由于存在不同择重点的相关概念，如“受嘱咐杀人”和“帮助性自杀”其实谈的都是一个意思，医生在本人自愿安乐死的前提下，为其实施安乐术。由于择重点不同，一个成了“他杀”一个成了“自杀”。正是因为法律没有给安乐死一个权威而明确的界定，才使人们对安乐死实施带来疑惑和一定的恐惧，也造成了现实中司法的混乱。我国《法学词典》对安乐死的解释是：外国的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其大意是当一个面临死亡而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人要求“安乐的去死”，他人出于人道考虑，用致死手段剥夺其生命被认为是合法行为。《法学词典》对安乐死作的只是一种解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剥夺他人生命不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并没有揭示安乐死的本质属性。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因此将安乐死的定义表示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和解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这样的表述显得更为全面科学些。

现实中安乐死认识的混乱与疑惑很大部分原因源于实践中出现的不同种类的安乐死的类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类型划分主要是以下两种：

（一）按“作为”或“不作为”的不同。安乐死区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一定的行动者，蓄意将临终病人致死，让他脱离生的极端痛苦。所谓被动安乐死是指籍着不作为，如中断医疗甚至中断基本照顾让之自然死亡。

（二）按当事人对安乐死之接受与否，可以将安乐死区分为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即安乐死意愿之表达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病危时为之，这必须以病人意识清楚能做出决定为前提；另一则是事前表明。“非自愿安乐死”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没有表示或无法表示意愿的“无意愿安乐死”；一是违反当事人意愿安乐死。无意愿安乐死不一定是违反病人意愿。安乐死的主动与被动之分，涉及到安乐死的权利归属问题，从法律角度上讲，这种权利只能属于要求安乐死的公民本人，而不能属于医生、亲属及其他人。

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权的时候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每个人的自由。而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反对安乐死论者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这种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会的。而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价值属于社会而生命是个人的。病危患者要求安乐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绝，被迫痛苦的生存下来是自由吗？我国未做出此类规定则是一种默许的方式承认了生命利益支配权。也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个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

谈到这儿，我们都会想到人权和生命权。生命权是自然人的一项根本的人格权，它在维护自然人的生命安全的同时，也成为自然人享有其它人格权的前提和基础。公民的各项人格权均以公民的生存为前提，一旦公民的生命权遭到侵害而丧失生命，则其他人格权也不复存在。生命是不可以替代和不可逆转的，是人得以存在的体现，是公民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前提和基础，是自然人的最高人格利益。人权作为法律与道德最高价值取向的契合我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足够的重视。我国政府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其实人权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自由和平等。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如果仅仅宣称拥有某项权利而不使这项权利变得实际可行那么所谓的权利只是口号式的权利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权利。安乐死需要法律给患者这种尊严和自由的保障。安乐死也需要法律明确界定安乐死本身是基于完全自愿，以便与一些相近似的行为如无意愿安乐死等区分开来，以维护法治的秩序。在以前，由于个人力量的有限，保护自己的生命成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需要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但是，随着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及对生命的再认识，可以说死亡的方式及死亡的权利也成为在强调个人意志自由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可谓不大。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看，社会相当性观念可阻却其客观危害。所谓的社会相当性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程序所允许的行为。“社会相当性理论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虑。”该理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的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凡侵害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法益都作为违法而加以禁止，那么社会就停滞不前了。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生机勃勃的功能，对于那些从静止、绝对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侵害法益，但是从动态相对的观点来看则是社会的相当行为，并不认为是违法。”笔者以为安乐死正是社会的相当行为，民众的态度变化正说明其日益得到伦理程序所允许，而且从表面上、静止地看，其缩短了病患者的寿命，但安乐死正是对事物发展的超前认识的体现，是对生命终结规律的遵从。

死亡问题，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之死亡，作为一个重要法律事件，必将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许多法律后果。人之死亡，体现了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基于死亡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和法律意义的重要性，本文试图探讨安乐死这一死亡方式的相关法律问题，以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秩序。安乐死在法律上必须有一个明确定义，安乐死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为解除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治疗的病人的极端痛苦，在不违背本人意愿的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加速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是特定情况下维护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所以将安乐死定义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

在我国要求安乐死立法的呼声不断，对于安乐死这一话题，法律上应该明确安乐死是指自愿安乐死。只有自愿安乐死才能体现它是权利主体积极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才能体现它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才是高呼人权的标榜法治的国度里给予人权的真正尊重，只有给安乐死立法，才能规范现实中的安乐死行为。才能区别于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相近似的相关行为，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