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 第四集光荣与理想 解说词 观后感 读后感

第一篇：新中国 第四集光荣与理想 解说词 观后感 读后感

大型电视纪录片《新中国》

第四集 光荣与理想

京街头的汽车没有一辆是中国产的。

年，全国的原油产量也只有12万吨。

国当时的工业现状，毛泽东感慨地说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纪，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成了中国人寻求了一个世纪的梦想。，在山西太原城外，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个重型机器厂破土动工。

原重型机器厂工程师夏讷回忆说：“决定调我到这儿来工作的时候，心里很高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个重型机是什么工厂呢？”

原重型机器厂工程师庄国绅说：“那个时候是想象不到的，因为我，虽然在国民党的时候是在大厂工作，但是同这个厂比起来，那个厂不如这的景象让人们激动，也使人们感到格外新奇。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投入的显然是一种完全陌生的事业。

接建设高潮的到来，有计划地推进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袁宝华说：“提出五年计划是毛主席提出的，毛主席在1950年2月份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编五年计划，同时决定以总理为首，成立一个六人领导小组。所以1952年6月份，我从沈阳到北京来，向中财委来汇报东北制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中财委已经编制出来一个1953年到1957年的五年计划的轮廓，这个草案已经出来了。” 9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年的酝酿，到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形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它的准确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主义改造。” 的一天，在黑龙江上，一条中国的船和苏联的船相遇了，人们友好地互相致意。

传着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50年代，年轻的父母会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好听的苏联名字。列宁装成为。电影院里放映的是苏联的电影。芭蕾舞在苏联老师的指导下，也渐渐跳出了味道。人们阅读的更多的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书籍，许多人都海燕之歌》。的学子们来说，更吸引他们的是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短短几年里，中国向苏联派出了12000多名留学生。在1948年首批后来担任政府总理、副总理的李鹏和邹家华。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说：“我记得我们出去的时候，一个人发了一件衬衫，发了一根领带，完了，我因为当时在松江，现在的黑龙江省省委的秘书长，我记得好像是，因为平常工作有联系，熟悉，说你出国了，结果给我买了双皮鞋，这皮鞋还是猪皮皮鞋，哎呀，我高兴得不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技术人员李松龄说：“当时我们在苏联，每个小时，包括睡觉在内，每个小时，国家都要付出一块钱的代价，当时的一块的，鸡蛋是三分钱一个的。”

生们，国家寄予着厚望。后来，毛泽东在苏联专门接见了留学生，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1952年8月17日，中的率领下，到达莫斯科。先期到达的代表团成员中除了陈云、李富春、粟裕之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

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袁宝华说：“这一段很重要，苏联方面和我们一谈，就感觉到我们计划的指导思想不大对头，他就提出来，咱们先有14个副主席，每个人给我们上一课。”

划经济的模式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主要学习对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是在当时西方世界敌视和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唯一可行的选择。

时，国内的经济建设已经大规模地铺开。万事开头难，人们每走一步都要经历艰辛的摸索。当时，为了确定一个合适的厂址，往往要在几十择，甚至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政府领导人也亲自参与了勘查工作。在中南地区选择一个钢铁厂厂址的计划，就让人们颇费了一番周折。5厂筹备处副主任王厂说：“花了两年时间，我们沿着长江转，转了11个地点，11个地点，一直到了长沙，但是都没有合适的地方，不是坏，所以最后决定在武汉。”

说：“在谈判的过程中间，苏联方面听说，要在武汉设一个钢铁公司，说你矿石资源不够，最后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把刚刚成立的地质部到莫斯科来，他带来了一批武钢铁山周围新发现的一些矿点，这才算通过了。”

5月15日，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方面将援助中国91项工程。

后，1954年10月11日，中苏两国在北京再次签订的协议中，又追加了15个援建项目。这时，斯大林已经逝世，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是新上鲁晓夫。

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袁宝华说：“咱们常常说156项嘛，在这个地方只签定了15项，把这个之前苏联援助的项目50项，加上，和52年签项加上91项，156项。”

7月15日，新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业基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荒原上举行了奠基仪式。

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唐伟说：“大会我坐在头一排，非常幸运，我是6月30号到的汽车厂，7月15号我就参加了这个大会，原定这个大会地方是荒原一片哪，连续下了好几天雨，会场就进不去人了，后来就调了好几十台卡车，连夜拉炉灰，铺上，第二天万里晴空，天气特别们在这里宣誓，他们将在三年中完成这光荣的使命。的这个俭朴的奠基仪式，就这样预示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视中，在乐声和掌声中，将刻有毛主席题字的白玉基石安置在厂址的中心广场上。同时亮相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建设时代。

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施工的921个大中型项目中，由苏联援建了156个项目。它们包括国防兵器、航空航天、冶金机械、化工能源等工业、华中、西北等地。这些骨干项目为搭建中华民族工业体系，改变中国工业落后和工业布局不合理的面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苏联的但却是真诚的。

名苏联顾问和专家，不仅为中国的建设带来了技术，而且也影响了中国一代技术人员。

不同的文化，却有着共同的信念。当年，在每一个有苏联专家的工厂里，都留下过这样的佳话：王申銮学习轧床，17岁的乐明强学习磨床心地教导他。

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技术人员乐明强说：“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经常回想起，我和我导师学习的时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算了有两年左自己孩子一样的，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是这样的。”

工业建设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起步的，但学习并不等于简单的学步。

山钢铁公司生产处处长杨树棠说：“要靠苏联专家的帮助，靠自己的努力，没有自己的努力，光靠人家帮助，拉也拉不起来，人家扶你，你还靠自己。”

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

就是主人公，主人公就是劳动者。在任何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人们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奋发图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他们共有的理想动模范李绍奎，曾经创造过班组钢产量的最高记录。在年代的影片资料里，他留下过一组这样的镜头。山钢铁公司工人李绍奎说：“象咱们家煮饭似的，没有锅怎么煮饭呢，炉子就是我们家的锅一样的，维护好，不让它坏，就多炼钢，我那时平炉我们三个班，每年维护好炉子，提高炉龄，以后，比别的炉一年多炼一万多吨钢。所以我们那炉子成了模范炉。”

20出头的王桂霞，是第一批走进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农村姑娘，和所有的伙伴一样，赶超生产定额是他们最大的心思

时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王桂霞说：“董桂清是我师傅，她就先教我，因为我以前没干过磨床呀，她就教我吧，她也我就耐心地学呗，那时候学得特别认真，寻思快学技术，快掌握技术，好快出汽车，我就按她的干，后来就超过她了，比她那个，突破了那个设计定额了。后来不是给我们拍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高兴，你们看不还有我们俩抱在一起的那个镜头吗？高兴的。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工业化的未来，对他们意味着幸福和快乐。，在远离城市的乡村，虽然对工业化的感受还相当陌生，但他们也正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组。同时，一些老区的互助组也存在着涣散的趋势。党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认为农民中存在互助合作的毛泽东提议向熟悉农民生活的作家们征求意见。著名作家赵树理也接到了一份文件。之后，他来到了太行山区的这个小山村。的真正来意是要了解农民对互助合作的看法。经过调查，赵树理认为，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这个意见很快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随后，中共中央修改了决议，指出，农民在土改后有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两种积极性。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既要积。

到1952年底，农民自愿组织了830多万个互助组和3600多个初级社。

说：“这个村是1951年办的初级社，为什么办起初级社呢？因为你要不办初级社，要发生两级分化，有的穷，有的富了，所以在上级党的指一年1951年是18户。”

平顺县川底村村民常双虎在被记者问及当年是否愿意入社时说：“我愿意。我倒不怕，我倒是也有牛羊，3个牲口，有30多头羊，还有树木我愿意入，因为我跟上这个党，沾了光了，因为集体起来，比较富裕。” 期成立的初级社，大多在生产上有所发展。川底村的粮食亩产就从解放前的105公斤，增长到了1953年的260公斤。那年冬天，中国农民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认为农业个体经济和工业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因此，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农民他们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农村进入到大办初级社的阶段。

这时，赵树理也开始支持合作化运动。他了他的小说《三里湾》，后来还被改编为电影。

年春，全国出现了67万个初级社。

合作化运动中，燕山山脉的这个村落里传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普通农民。，王国藩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办社之初，他们只能靠农闲的时候上山砍柴，换来一些简单的农具。社里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因此人们把他们叫做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但是正是靠着这三条驴腿，这个穷棒子社在第二年就发展到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王国藩合作社的名气越来越大。，毛泽东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书中写道：“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干部逄先知说：“从我个人来说，我亲自经历过毛泽东直接主持编过两部书，一部是《毛选》，一至四卷，一部么，就义高潮》。当然这两部书，不可相比。那么毛泽东编《毛选》所下的工夫，所投入的精力要大得多，但是从他编书的心情来说，我感到他编毛选》的心情还要高得多。因为在他看来，《毛选》还是过去的事情，他对现实的问题，对将来的问题，他的兴趣更大，他的热情更高，他在几亿人口的农村，把合作化当作政治运动来搞，难免带有强制性。在猛烈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所形成的政治压力下，加速合作化就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其发展速度甚至出乎了毛泽东本人的意料。就在他编辑这本书的同时，通过1955年的几次会议，农业合作化运动说：“本来，他要田家英准备一个出版消息稿，那么后来田家英把这个稿子送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下子就笑了，他说，这个稿子没用了后就接着他跟田家英讲，他说，我现在很高兴，比1949年建国的时候还高兴。” 年底，全国已有百分之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合作化运动顺利完成。但过快的速度，过粗的方式，也为中国农业的发展留下了明显的上说，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符合客观需要的，这场涉及几亿农民的深刻变革，并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仍欢快的氛围。一个来自欧洲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思在镜头中看到了这个早春。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同时也推动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造，按当时的习惯说法，它们被并称为“三大改造”。

年开始，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进入单个企业改造的阶段。在天津，寿丰面粉公司的一个分厂，在一次粉尘爆炸中被大火毁坏了。

津寿丰面粉公司襄理乔维熊说：“到晚上的时候，宋彬如总经理、李志道总结合，还有我，三个人坐在烧焦的一块冷木上，面对着这厂子已？我就提个意见，我说现在就一条路，我们只能积极，不能消极。只有请求政府，我们走合营的路子，提出要重建，真正把厂子重建起来，政府要发展生产嘛，它一定会帮助咱们。”

后来，寿丰面粉公司在政府的帮助下重建了工厂，这样，就很快带动整个公司实现了公私合不多见，在1955年秋天，当工商业改造从个别企业合营进入到全行业合营的时候，一些资本家心中仍然充满了疑惑。

海信谊药厂总经理陈铭珊说：“当时统战部也召开了座谈会，大家来学习，当时我不发言，我一句话也不讲，实际上我心里有个顾虑的，我是不是共产党要把我们工厂都吃掉了？”

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1955年10月底，毛泽东两次邀请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举行座谈，希望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主动走社会主义道路。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再次重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是有偿地而不是突然地改造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而未能实现的一个重要思想。

说：“最后他们做总结的时候，他们讲的，企业有红利的，赚钱的，红利照发，股息红利照发，你的职位不动，你原来什么职位，仍旧什么来是多少工资，工资不减，这个我听了心里很高兴，那么后来，最后一个，公方代表一定要派，那么我想这个没办法了，大部分问题都解决。我心里怎么想呢？我想，要接受改造么，还是早点吧，不要等人家都排队，我再排队，那就不好了。”

更多的资本家出于对现实的考营要求。他们在这样的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津市华龙增记织染厂经理刘世增说：“不是我去研究马列主义了，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研究马列主义。从我的现实生活来看，我一看这个没办。不太勉强地，不得不，不得不走，不太勉强地，不太勉强地，就是说明有点勉强。”

虽然资本家的心态是多种多样的，但公私合营的年1月，全国各大城市出现了公私合营的高潮。在上海，荣毅仁代表资本家向工人保证，在1月20日前完成全市工商业的合营。

1月15日，北京市率先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工商界份喜报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对新中国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来了。

一个星期后，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和天津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对资本主义工度，也过于迅猛，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

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了主导地位。

湖边的北山，是一个幽静的去处。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杭州，就住在这里。那是1953年底，毛泽东刚刚过完60岁的生日。在杭州，他游然而毛泽东到杭州并不是游山的，他带来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亲自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于毛泽东工作，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特意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作为毛泽东的临时工作室。，毛泽东曾经给刘少奇写过一封信，信中开列了应该阅读和参考的各国宪法目录，其中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有致的讨论和斟酌，1954年3月，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出台了宪法草案初稿。6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论。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宪法。

央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干部史敬棠说：“宪法初稿推出以后，大家讨论，有人就提出，用毛主席的名义，来命名这个宪法，毛主席不同意这样主席谦虚。毛主席说，这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就是搞科学。”

按照1949年开国时的《共同纲领》规定，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在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之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职权。到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新的宪法将取代《根本大法。

起草同时进行的，是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半年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选在各地展开。

里设立了专门的投票站。毛泽东主席来参加投票和毛主席在一起投票的还有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

央人民政府的规定，人民代表采用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这一选举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续九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山西农民申纪兰，记忆中最深刻的是1954年的那个秋天。第一届人大代表申纪兰说：“当上了第一届人大代表表，开会走的时候，群众特别高兴，我也很激动，我也没想到我能当代表，做梦也不敢做这个梦，群众说，你可要把会来开好，只要把毛主不想了，我把会开好……”

来管理国家的事务，1211名人民代表汇聚北京。

人大代表田华说：“当时特别特别激动，就拿着这个，特别当我收到这个代表证的时候，就觉得拿着这个，千斤重，就这个，你看当时印得章，多庄重，这个章也庄重，四四方方，特别有分量。”

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说：“我们制定宪法是以事实作根据的，我们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取得了彻底胜利的事实。”

9月20日，大会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国家人民民主和社会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法律的保证。刘少奇说，这部宪法，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结。

日，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建国后的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人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报告总结了建国后五年来取得的成就，并对未来作出了设想。

按照会议的进程，9月27日，大会进行国家说：“我就是想，我们开会的那天，到会场的时候，说要代表全国人民，把手洗洗干干净净的，要把这一票来投好，我们不是代表一个人，选好。”

：“那时候，在那儿选举，选举主席，那时候都是划圈，你想要划多少圈呵，我跟戎冠秀坐在一块儿，戎冠秀说，哎哟，这个圈，我老划不席刘少奇宣布选举结果，并宣布说：“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举的结果，投票的总数1210票，毛泽东得1210票，当选。”

多名代表来说，这样的选举结果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他们还是抑制不住激动。坐在普通代表席位上的毛泽东，看上去却很平静。

大选举出的国家领导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检察长张鼎丞。根据国家主席提名，决定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

议成为中国政治生活进一步正规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标志。

大很快投入到立法的工作中，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义务兵役法》。

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规模裁减兵源，400多万军人复员转业到生产建设战线上。同时还把在长期战争状态下采用的“薪金制”改为了工资制。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长期的战争状态进入和平建军时期，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加速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元帅军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被授予元帅军衔的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荣臻、叶剑英。同时，还授予了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792名。，在国庆六周年阅兵式上，国防部长彭德怀身着元帅军服，在杨勇上将的陪同下，检阅了部队。

一个由6.8万名官兵组成的陆、海、空合成兵团，已经在千里之外的辽东半岛集结完毕。国后人民解放军，首次在未来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的方面军抗登陆战役演习。叶剑英元帅担任了演习的总导演。这次演习，不仅仅是题。在这些亲临现场的开国将帅眼中，还跳荡着一个民族强盛的憧憬和期望。

第二篇：新中国荣与理想_解说词_观后感_读后感

建国初期北京街头的汽车没有一辆是中国产的。

在1949年，全国的原油产量也只有12万吨。

面对中国当时的工业现状，毛泽东感慨地说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在20世纪，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成了中国人寻求了一个世纪的梦想。

1950年，在山西太原城外，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个重型机器厂破土动工。

时任太原重型机器厂工程师夏讷回忆说：“决定调我到这儿来工作的时候，心里很高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个重型机器厂。当时重型机器厂是什么工厂呢？”

时任太原重型机器厂工程师庄国绅说：“那个时候是想象不到的，因为我，虽然在国民党的时候是在大厂工作，但是同这个厂比起来，那个厂不如这一个车间。”

大工业的景象让人们激动，也使人们感到格外新奇。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投入的显然是一种完全陌生的事业。

为了迎接建设高潮的到来，有计划地推进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袁宝华说：“提出五年计划是毛主席提出的，毛主席在1950年2月份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要编五年计划，同时决定以总理为首，成立一个六人领导小组。所以1952年6月份，我从沈阳到北京来，向中财委来汇报东北工业计划编制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中财委已经编制出来一个1953年到1957年的五年计划的轮廓，这个草案已经出来了。”

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经过一年的酝酿，到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形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它的准确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50年代的一天，在黑龙江上，一条中国的船和苏联的船相遇了，人们友好地互相致意。

当时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50年代，年轻的父母会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好听的苏联名字。列宁装成为了人们衣着打扮的时尚。电影院里放映的是苏联的电影。芭蕾舞在苏联老师的指导下，也渐渐跳出了味道。人们阅读的更多的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书籍，许多人都会背诵高尔基的散文《海燕之歌》。

对年轻的学子们来说，更吸引他们的是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短短几年里，中国向苏联派出了12000多名留学生。在1948年首批赴苏的留学生中，就有后来担任政府总理、副总理的李鹏和邹家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说：“我记得我们出去的时候，一个人发了一件衬衫，发了一根领带，完了，我因为当时在松江，现在的黑龙江省，在那里工作，它那个省委的秘书长，我记得好像是，因为平常工作有联系，熟悉，说你出国了，结果给我买了双皮鞋，这皮鞋还是猪皮皮鞋，哎呀，我高兴得不得了。”

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技术人员李松龄说：“当时我们在苏联，每个小时，包括睡觉在内，每个小时，国家都要付出一块钱的代价，当时的一块钱，在53年是非常值钱的，鸡蛋是三分钱一个的。”

对留学生们，国家寄予着厚望。后来，毛泽东在苏联专门接见了留学生，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1952年8月1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到达莫斯科。先期到达的代表团成员中除了陈云、李富春、粟裕之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

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袁宝华说：“这一段很重要，苏联方面和我们一谈，就感觉到我们计划的指导思想不大对头，他就提出来，咱们先务虚，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席，每个人给我们上一课。”

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确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学习对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是在当时西方世界敌视和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唯一可行的选择。

与此同时，国内的经济建设已经大规模地铺开。万事开头难，人们每走一步都要经历艰辛的摸索。当时，为了确定一个合适的厂址，往往要在几十个方案中反复比较和选择，甚至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政府领导人也亲自参与了勘查工作。在中南地区选择一个钢铁厂厂址的计划，就让人们颇费了一番周折。

时任315厂筹备处副主任王厂说：“花了两年时间，我们沿着长江转，转了11个地点，11个地点，一直到了长沙，但是都没有合适的地方，不是地方太小，就是地质太坏，所以最后决定在武汉。”

袁宝华说：“在谈判的过程中间，苏联方面听说，要在武汉设一个钢铁公司，说你矿石资源不够，最后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把刚刚成立的地质部的副部长宋英同志，请到莫斯科来，他带来了一批武钢铁山周围新发现的一些矿点，这才算通过了。”

1953年5月15日，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方面将援助中国91项工程。

一年之后，1954年10月11日，中苏两国在北京再次签订的协议中，又追加了15个援建项目。这时，斯大林已经逝世，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是新上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

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袁宝华说：“咱们常常说156项嘛，在这个地方只签定了15项，把这个之前苏联援助的项目50项，加上，和52年签定了91项，91项，这65项加上91项，156项。”

1953年7月15日，新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业基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荒原上举行了奠基仪式。

时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唐伟说：“大会我坐在头一排，非常幸运，我是6月30号到的汽车厂，7月15号我就参加了这个大会，原定这个大会，听说是7月11号，那地方是荒原一片哪，连续下了好几天雨，会场就进不去人了，后来就调了好几十台卡车，连夜拉炉灰，铺上，第二天万里晴空，天气特别好。”

建设者们在这里宣誓，他们将在三年中完成这光荣的使命。

46年前的这个俭朴的奠基仪式，就这样预示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万人注视中，在乐声和掌声中，将刻有毛主席题字的白玉基石安置在厂址的中心广场上。同时亮相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建设时代。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施工的921个大中型项目中，由苏联援建了156个项目。它们包括国防兵器、航空航天、冶金机械、化工能源等工业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北、华中、西北等地。这些骨干项目为搭建中华民族工业体系，改变中国工业落后和工业布局不合理的面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苏联的援助虽然不是无偿的，但却是真诚的。

3000多名苏联顾问和专家，不仅为中国的建设带来了技术，而且也影响了中国一代技术人员。

他们有不同的文化，却有着共同的信念。当年，在每一个有苏联专家的工厂里，都留下过这样的佳话：王申銮学习轧床，17岁的乐明强学习磨床，导师马纳霍夫非常耐心地教导他。

时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技术人员乐明强说：“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经常回想起，我和我导师学习的时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算了有两年左右，把他自己学生当他自己孩子一样的，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是这样的。”

中国的工业建设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起步的，但学习并不等于简单的学步。

时任鞍山钢铁公司生产处处长杨树棠说：“要靠苏联专家的帮助，靠自己的努力，没有自己的努力，光靠人家帮助，拉也拉不起来，人家扶你，你要坐下，那怎么行呢？还靠自己。”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

劳动者就是主人公，主人公就是劳动者。在任何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人们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奋发图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他们共有的理想。

全国劳动模范李绍奎，曾经创造过班组钢产量的最高记录。在年代的影片资料里，他留下过一组这样的镜头。

时为鞍山钢铁公司工人李绍奎说：“象咱们家煮饭似的，没有锅怎么煮饭呢，炉子就是我们家的锅一样的，维护好，不让它坏，就多炼钢，我那时在八号平炉炼钢，八号平炉我们三个班，每年维护好炉子，提高炉龄，以后，比别的炉一年多炼一万多吨钢。所以我们那炉子成了模范炉。”

20出头的王桂霞，是第一批走进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农村姑娘，和所有的伙伴一样，赶超生产定额是他们最大的心思。

时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王桂霞说：“董桂清是我师傅，她就先教我，因为我以前没干过磨床呀，她就教我吧，她也耐心地教，我就耐心地学呗，那时候学得特别认真，寻思快学技术，快掌握技术，好快出汽车，我就按她的干，后来就超过她了，比她干得还快了，就超过苏联那个，突破了那个设计定额了。后来不是给我们拍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高兴，你们看不还有我们俩抱在一起的那个镜头吗？高兴的。”

这就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工业化的未来，对他们意味着幸福和快乐。

这时候，在远离城市的乡村，虽然对工业化的感受还相当陌生，但他们也正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土改后，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组。同时，一些老区的互助组也存在着涣散的趋势。党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1951年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认为农民中存在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草案出台后，毛泽东提议向熟悉农民生活的作家们征求意见。著名作家赵树理也接到了一份文件。之后，他来到了太行山区的这个小山村。

赵树理的真正来意是要了解农民对互助合作的看法。经过调查，赵树理认为，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这个意见很快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随后，中共中央修改了决议，指出，农民在土改后有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两种积极性。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既要积极发展，又要稳步前进。

到1952年底，农民自愿组织了830多万个互助组和3600多个初级社。

郭先考说：“这个村是1951年办的初级社，为什么办起初级社呢？因为你要不办初级社，要发生两级分化，有的穷，有的富了，所以在上级党的指示下，办起初级社，头一年1951年是18户。”

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村民常双虎在被记者问及当年是否愿意入社时说：“我愿意。我倒不怕，我倒是也有牛羊，3个牲口，有30多头羊，还有树木，种了18亩地，但是我愿意入，因为我跟上这个党，沾了光了，因为集体起来，比较富裕。”

这一时期成立的初级社，大多在生产上有所发展。川底村的粮食亩产就从解放前的105公斤，增长到了1953年的260公斤。那年冬天，中国农民又听到了一个消息。12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认为农业个体经济和工业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因此，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农民所能接受的方法，促进他们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农村进入到大办初级社的阶段。

这时，赵树理也开始支持合作化运动。他以川底村为原形，写成了他的小说《三里湾》，后来还被改编为电影。

到1955年春，全国出现了67万个初级社。

在这场合作化运动中，燕山山脉的这个村落里传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普通农民。

1952年，王国藩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办社之初，他们只能靠农闲的时候上山砍柴，换来一些简单的农具。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因此人们把他们叫做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但是正是靠着这三条驴腿，这个穷棒子社在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从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王国藩合作社的名气越来越大。

1955年，毛泽东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书中写道：“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干部逄先知说：“从我个人来说，我亲自经历过毛泽东直接主持编过两部书，一部是《毛选》，一至四卷，一部么，就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当然这两部书，不可相比。那么毛泽东编《毛选》所下的工夫，所投入的精力要大得多，但是从他编书的心情来说，我感到他编《高潮》的心情比编《毛选》的心情还要高得多。因为在他看来，《毛选》还是过去的事情，他对现实的问题，对将来的问题，他的兴趣更大，他的热情更高，他更加注意。”

然而，在几亿人口的农村，把合作化当作政治运动来搞，难免带有强制性。在猛烈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所形成的政治压力下，加速合作化的群众运动的浪潮很快就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其发展速度甚至出乎了毛泽东本人的意料。就在他编辑这本书的同时，通过1955年的几次会议，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进入了高潮。

逄先知说：“本来，他要田家英准备一个出版消息稿，那么后来田家英把这个稿子送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下子就笑了，他说，这个稿子没用了，过时了，不发了，然后就接着他跟田家英讲，他说，我现在很高兴，比1949年建国的时候还高兴。”

到1956年底，全国已有百分之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合作化运动顺利完成。但过快的速度，过粗的方式，也为中国农业的发展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

从总体上说，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符合客观需要的，这场涉及几亿农民的深刻变革，并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仍旧充满了向上的气息和欢快的氛围。一个来自欧洲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思在镜头中看到了这个早春。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同时也推动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当时的习惯说法，它们被并称为“三大改造”。

从1953年开始，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进入单个企业改造的阶段。在天津，寿丰面粉公司的一个分厂，在一次粉尘爆炸中被大火毁坏了。

时为天津寿丰面粉公司襄理乔维熊说：“到晚上的时候，宋彬如总经理、李志道总结合，还有我，三个人坐在烧焦的一块冷木上，面对着这厂子已经烧了，就说怎么办呢？我就提个意见，我说现在就一条路，我们只能积极，不能消极。只有请求政府，我们走合营的路子，提出要重建，真正把厂子重建起来，我说这样做的话，党和政府要发展生产嘛，它一定会帮助咱们。”

后来，寿丰面粉公司在政府的帮助下重建了工厂，这样，就很快带动整个公司实现了公私合营。但象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在1955年秋天，当工商业改造从个别企业合营进入到全行业合营的时候，一些资本家心中仍然充满了疑惑。

时为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陈铭珊说：“当时统战部也召开了座谈会，大家来学习，当时我不发言，我一句话也不讲，实际上我心里有个顾虑的，我想，公私合营怎么搞？是不是共产党要把我们工厂都吃掉了？”

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1955年10月底，毛泽东两次邀请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举行座谈，希望他们能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主动走社会主义道路。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再次重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是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造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而未能实现的一个重要思想。

陈铭珊说：“最后他们做总结的时候，他们讲的，企业有红利的，赚钱的，红利照发，股息红利照发，你的职位不动，你原来什么职位，仍旧什么职位，工资不减，你原来是多少工资，工资不减，这个我听了心里很高兴，那么后来，最后一个，公方代表一定要派，那么我想这个没办法了，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我想，也就可以了。我心里怎么想呢？我想，要接受改造么，还是早点吧，不要等人家都排队，我再排队，那就不好了。”

更多的资本家出于对现实的考虑，纷纷向政府提出合营要求。他们在这样的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时为天津市华龙增记织染厂经理刘世增说：“不是我去研究马列主义了，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研究马列主义。从我的现实生活来看，我一看这个没办法，所以我走这个道路。不太勉强地，不得不，不得不走，不太勉强地，不太勉强地，就是说明有点勉强。”

虽然资本家的心态是多种多样的，但公私合营的步伐越来越快，到1956年1月，全国各大城市出现了公私合营的高潮。在上海，荣毅仁代表资本家向工人保证，在1月20日前完成全市工商业的合营。

1月15日，北京市率先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工商界代表把一份份喜报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对新中国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来了。

一个星期后，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和天津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速度，也过于迅猛，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

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了主导地位。

杭州西湖边的北山，是一个幽静的去处。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杭州，就住在这里。那是1953年底，毛泽东刚刚过完60岁的生日。在杭州，他游遍了西湖周围的名山。然而毛泽东到杭州并不是游山的，他带来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亲自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为了便于毛泽东工作，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特意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作为毛泽东的临时工作室。

在这里，毛泽东曾经给刘少奇写过一封信，信中开列了应该阅读和参考的各国宪法目录，其中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有旧中国的法律。

经过细致的讨论和斟酌，1954年3月，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出台了宪法草案初稿。6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共有1.5亿人参加了讨论。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宪法。

时任中央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干部史敬棠说：“宪法初稿推出以后，大家讨论，有人就提出，用毛主席的名义，来命名这个宪法，毛主席不同意这样搞，有人就认为这是毛主席谦虚。毛主席说，这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就是搞科学。”

按照1949年开国时的《共同纲领》规定，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之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职权。到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新的宪法将取代《共同纲领》，成为中国的根本大法。

和宪法起草同时进行的，是选举各级人民代表。

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选在各地展开。

中南海里设立了专门的投票站。毛泽东主席来参加投票和毛主席在一起投票的还有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规定，人民代表采用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这一选举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已经连续九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山西农民申纪兰，记忆中最深刻的是1954年的那个秋天。第一届人大代表申纪兰说：“当上了第一届人大代表，想也没敢想，我当代表，开会走的时候，群众特别高兴，我也很激动，我也没想到我能当代表，做梦也不敢做这个梦，群众说，你可要把会来开好，只要把毛主席来选好，我就什么也不想了，我把会开好……”

由人民来管理国家的事务，1211名人民代表汇聚北京。

第一届人大代表田华说：“当时特别特别激动，就拿着这个，特别当我收到这个代表证的时候，就觉得拿着这个，千斤重，就这个，你看当时印得还特别好，你看这个印章，多庄重，这个章也庄重，四四方方，特别有分量。”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刘少奇说：“我们制定宪法是以事实作根据的，我们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彻底胜利的事实。”

9月20日，大会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国家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个基本的原则，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法律的保证。刘少奇说，这部宪法，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9月23日，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建国后的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人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报告总结了建国后五年来取得的成就，并对未来作出了设想。

按照会议的进程，9月27日，大会进行国家领导人的选举。

申纪兰说：“我就是想，我们开会的那天，到会场的时候，说要代表全国人民，把手洗洗干干净净的，要把这一票来投好，我们不是代表一个人，代表全国人民要把主席选好。”

田华说：“那时候，在那儿选举，选举主席，那时候都是划圈，你想要划多少圈呵，我跟戎冠秀坐在一块儿，戎冠秀说，哎哟，这个圈，我老划不圆哪。”

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选举结果，并宣布说：“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举的结果，投票的总数1210票，毛泽东得1210票，当选。”

对1000多名代表来说，这样的选举结果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他们还是抑制不住激动。坐在普通代表席位上的毛泽东，看上去却很平静。

一届人大选举出的国家领导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根据国家主席提名，决定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政治生活进一步正规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标志。

一届人大很快投入到立法的工作中，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义务兵役法》。

随后，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规模裁减兵源，400多万军人复员转业到生产建设战线上。同时还把在长期战争状态下采用的“薪金制”改为了工资制。

这是自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长期的战争状态进入和平建军时期，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加速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

同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元帅军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被授予元帅军衔的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时，还授予了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792名。

三天后，在国庆六周年阅兵式上，国防部长彭德怀身着元帅军服，在杨勇上将的陪同下，检阅了部队。

这时，一个由6.8万名官兵组成的陆、海、空合成兵团，已经在千里之外的辽东半岛集结完毕。

这是建国后人民解放军，首次在未来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的方面军抗登陆战役演习。叶剑英元帅担任了演习的总导演。这次演习，不仅仅是完成一个全新的作战课题。在这些亲临现场的开国将帅眼中，还跳荡着一个民族强盛的憧憬和期望。

第三篇：光荣与梦想读后感

终于读完了《光荣与梦想》，光荣与梦想读后感。这本书是去年3月在南大附近的一个有品位的书店买的，陆陆续续地读，一直到昨天晚上才读完。一是书太厚，二是时不时地因为工作或学习忙碌而停下来，好在坚持着，总算是读完了。

刚当记者的时候，Mr Zhou就叫我去办公室问话，诸如“爱读书吗？”“都听过哪些电台？中央台？新疆台？香港台？台湾台？美国之音？……”还好，不是面试，我顺口就回答了，有一说一，他看上去比满意。后来，他提到了一本书，名字叫《共荣与梦想》，这个我没看过，以前也不曾听说过，但这个书名就这样沉淀在了我的记忆中。

去年终于在书店碰到了这本书，虽然价值68元，但看到封面上的话：“用最短的时间最全面、最深刻、最本质地了解美国。”我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了。

本书的作者是威廉·曼彻斯特，美国记者兼作家。《共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出版发行与1973年，从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一直写到1972年的水门事件，勾画了整整40年间的美国历史，内容十分丰富。

该书对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历届政府中统治集团的内讧和两党的勾心斗角等等，都写得绘声绘色。对近40年来美国人的精神风貌、社会时尚、各阶层的生活，一直到流行的衣饰发型、音乐电影、美语中的时髦词汇等，都有广泛的评述。

《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运用新闻报道的特写手法，根据大量的美国报刊资料和采访材料写成，对了解美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内幕情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正因为此，这本书在1979年在大陆首次出版后，对一批国内新闻记者的写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至今仍然是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排行榜名列前茅的“五星级”图书，累计出版了160多万册。

读完这本书，你也许会明白，什么叫大手笔，作者截取美国历史上40年最波澜壮阔的一段，忠于事实，徐徐道来，纵横捭阖，举重若轻，将大事件与小事件，国情与民情，历史卷轴与风俗人情鲜活生动地展示出来，令人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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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续续看过威廉·曼彻斯特写的美国断代史——《光荣与梦想》，书很厚重，字体也小，内容有趣而繁杂，而且其中有很多媒体的言论，感觉对于目前的工作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本书语言流畅，是一本翻译很成功的著作，每天看一些，时间一长，居然也看了几百页，现将读书过程中的点滴感悟拿来与朋友们分享，读后感《光荣与梦想读后感》。

大陆的历史书很多其实近于演义，大学时候还很喜欢读××大传，××史类的书，这些史书的特点是，一是全是帝王将相的“相斫史”，二则内容近于小说，远离历史真实，三是脸谱化人物，做史者眼中只有黑白俩色。但曼彻斯特则不然，这本书虽以美国总统的更迭为主线，对四十年间历届政府的两党政治纷争和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大事都给予特别的关注；但也对普通美国人的精神风貌、社会时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如流行的衣饰发型、音乐电影，学校枪击，工人、退伍军人和黑人的群众斗争等做了面面俱到的讲述；书中内容是根据大量报刊资料和采访材料写成，翔实可靠，真实严谨，没有那么多的为尊者讳的矫饰与迷雾，不偏袒不掩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真实的人；书中的伟人也不再是一副秉天地之正气毫无人味的样子，即使伟大如罗斯福，固然睿智，具有很多美德与修养，可只要是人，总难免会有些小缺点，这样的作者,这样的政府给予他写这些缺点的自由。

当我们站在2009年这样的时间点上重新审视从1932年到1972年的40年间的美国历史，我们无法仅仅将其视作太平洋彼岸一段远去的回忆，当改革走过三十个年头，当经济危机之剑高悬，当今天的中国也面临失业、经济危机、罢工、童工、矿难等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重读当日的美国吧：

“1932年6月，美国东北各名牌大学毕业生在拼命找工作了；那时连在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士学位；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实有5000人来应聘”，那些创造了60年代繁荣的美国人无法不在30年代仅仅为了面包而努力工作；

“作家路易斯??阿达米克亲眼见过，竟有些十来岁的女童工要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看管30台宽式织布机；在布鲁克林区的“血汗工厂”里，15岁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挣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 50小时，报酬是二元三角九分。”当今天的人权组织带着人性的光辉指责亚洲的“血汗工厂”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它在曾经的美国是如此的合理又合法；而当我们对今天的A股深恶痛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的股票价格，只等于1929年的 11%；投资者的损失达740亿元”；“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要病人保证交医疗费才收”，同样在西弗吉尼亚州，“统一煤炭公司第九号矿井爆炸，活埋了78人”，“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这边是悲惨万状的地狱，那边一条马路 之隔就是一座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这些高楼是权力的顶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锁在楼底坚固的地下库房里。”，“在60年代的某个时候，即使红灯亮了，他也直闯过去；药剂师把药给拿错了；有一个纽约妇女得到通知，要她交付她从来未打过的越大西洋通话的电话费，她拿起话筒要抗议，却听到电话里有小提琴演奏的声音，原来一家唱片公司 的电线和她家的串线了。”“看来什么事都越出了常轨”。更严重的是“那时美国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发展”……这还是电影中充满梦想的国度吗？透过曼哈顿高楼闪烁的灯光，好莱坞璀璨的星光与自由女神的希望火炬，真实的美国姗姗而来。

但美国有远见的先辈没有止步，没有彷徨，他们带着梦想继续前行：“罗斯福在《全国复兴法》中规定：工人有“组织和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不得限制工人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作为受雇条件；雇主应遵守总统批准的有关工资、工时等 规定。”；“1945年，杜鲁门总统曾经亲自出席了一次国会联席会议，要求制定一项全面的医疗保险计划。”；“1966年7月1日，美国16万名在医院就诊的年老病人得到了医疗补贴的资格。”；“约翰逊提出的计划还有：与心脏病、中风、癌症、水源污染、空气污染、公路广告牌、废弃汽车场作斗争。”……当我们赞叹今日美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良好的大学教育，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完善的金融监管机构，发达的工会组织，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税收制度和富足的物质文明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却发现，即使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上也是崎岖坎坷，甚至血泪斑斑。但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一旦开始，就如车轮滚滚向前，无法停息。美国如此，中国也无法脱离这个历史规律。

第四篇：《光荣与梦想》读后感

作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光荣与梦想》以历史的角度对美国从1932罢工潮的“补偿金大军”至1972年水门事件及其余波的这40年的国家、社会乃至个人进行了详尽的描写。从罢工潮到呼拉圈风靡美国、从参与二战到可口可乐在西方世界的兴衰、从冷战到猫王、梦露们的崭露头角，引领风尚，在作者的嬉笑怒骂之间，我们仿佛经历了一次遥远的穿越，在美国探索、改革、前行的路上，感受着星条旗下属于他们的荣光，在与梦想相依相偎。

从1932至1972年，在这短短40年间，我们不得不惊讶，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度走过了多么传奇性的40年。即便是此时此刻，这40年的喧哗、狂热、幽默、恐惧与彷徨都还余澜未了——即便是此刻，美国依然正准备着水门事件的40周年反思。同样，今朝此刻，当代人同样普遍认为，当下成为了对罢工潮、朝鲜战争等等大事反思的契机。在反思了种种国家、社会层面的大事之后，纵览这载着光荣与梦想的40年，我们得以略窥那始终高高飘扬着的漫漫美国梦，以及美国人追梦的身影。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步伐急剧扩大的时代。而美国梦，也正在此时不断地发芽，生长。正如作者所说，这个时代，“英国人昂首阔步，仿佛他们就是世界的主人；而美国人自由散漫，似乎毫不在乎地球谁属”。然而，在看似潇洒的身影背后，却是凤凰涅盘般的不懈的追寻。而支撑起这高歌猛进的传奇时代的，正是那一如既往的美国梦。

是的，太阳不用证明它明天会升起，可为了表达它对大地的爱，却总在嘴上挂满了星星。怀着这个梦，美国人将对民主、平等、和平、科学乃至光荣与梦想的渴望内化至心底，化作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幕永恒。从埃莉诺那“总统夫人”光环之下毫不褪色的慈善形象，到默罗站在伦敦电视塔上直面马耳他十字的勇敢背影，再到斯波克即使被侮辱为“流浪汉”也依然坚决反战的执着背影，美国人的特立独行为20世纪的人类历史抹上了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充满未知的年代里，人们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而且这只与他自己而不是他的先辈的所为有关。只要愿意冒险，愿意创新，愿意思考，自己的价值终有被承认的一刻。而对自由的思考，对真理的渴求，让每个人不惮于口说我心，更无惧于外部世界的种种困难，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能尽力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这一切，都是美国梦的见证。

当然，在火与钢碰撞的火花背后，同样也有不可免的黑暗与阴影。正如南北战争的双方信仰着同一个上帝，某些人对“美国梦”的歪曲和误解也有可能导致逆流的出现。就在罢工潮时，面对着“补偿金大军”的麦克阿瑟曾说过：“如果谁说笔杆子比枪杆子更犀利的话，那他肯定没遭遇过自动武器”，小乔治巴顿在这个时候也曾用剑鞘击伤了救命恩人的头部，矛盾剧烈运动时，像麦卡锡那样的政客们无视了常人的悲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一切，让人们的心中留下了阴影。更遑论二战后那“猜疑的年代”，冷战时的勾心斗角，不顾常识的力量，执意地阶级斗争，执意地争夺利益，给全人类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然而，我们应当明白，这并不值得后悔，毕竟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要经历的曲折。关键就在于，我们也要清楚，因为美国梦，因为美国梦所倡导的精神，星条旗下的社会具有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从大萧条时的《社会保障法》、柏林危机时西柏林上空的雄鹰到后来护卫黑人上学上班的军队，这些不和谐的音符被人们一一关注、消除。于是，岁月流转，时过境迁，美国社会的进步从未停止，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因而从未离开过真正的巅峰。

何为美国人的光荣与梦想？也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最佳的答案：光荣来自于伟大的传统，梦想源于对自由的渴求。怀着美国梦，他们不仅瞻仰着先贤们竭力维护自由民主的身影，也尊重由内心散发出来的不可遏止的良知和灵感。在新时代、新天地之下，美国人日益奋发，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可以说：这梦想，不休不止。

纵览全书，我们看见了那坎坷途上的心怀漫漫美国梦人儿，也看见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为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以史为鉴，也许我们能在对大洋彼岸国度的反思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荣之路，书写属于自己的现时梦想与未来荣光。

第五篇：光荣与梦想读后感

光荣与梦想读后感

（一）初次听到《光荣与梦想》这本书，是在罗振宇的节目“罗辑思维”中听到的。拿罗振宇的话说，这本书就是他们的镇店之宝。最近闲来无事，看了这本书，颇感有趣。这次调了其中几个片段，来谈一下我的收获。

众所周知，在战争期间物资供应紧张，所以美国人在这段时间里也实行了配给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有趣的小故事，让我来看一下吧。人们在实行配给制的过程中对糖、黄油、肉、香烟这些东西短缺尚可以忍受，毕竟战场上的部队和大量的人民需要这些东西。但是假发、割草机、纸张、尿杯、龙虾叉这些东西短缺却是大惑不解，这难道也是前线需要的战略物资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的人民对这种奇怪的现象大惑不解，以为其中可能是存在大量内部交易、腐败等行为。好来才知道真实的原因——原来是平时生产这些小东西的工厂多数情况下都在为战争机器服务，所以战时不会生产像游船、龙虾叉一类的东西。这里插一句，从这个细微之处我们就能感受到当时美国国力的雄厚、科技的发达。一些平时生产边角料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竟可以满足军队苛刻的要求这是多么的令人不可思议。从这也可看出美国民间技术力量储备的雄厚。不知那些动辄就说中国赶超美国的人怎么看这个现象？不要忘了这还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个国家的国力无时无刻不在细微之处中体现。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国来说，宏大叙事已经够多的了，我们也需要一些精致的小玩意儿来展示我们自己。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那些小东西的库存呢？库存也应该会被清理的啊。其实这里真正的原因则是全国性的大动员必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例如当时全美91%的人口，也就是1.22亿，都需要发放”糖配给证“,不能指望发放过程中不出任何的纰漏，错误是难免会发生的。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洛杉矶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当地记者菲尔顿立刻赶到案发现场，确定受害者已经死亡，他就立刻前往受害者的住处。不过，他可不是为了去查找真相的。他一到地方，气喘吁吁地问房东：”能不能把死者的房间租给我？“房东摇摇头说：”我已经租给刚才过来的警察了。“由此可见当时的物资调配有多混乱。

从上面这个故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计划经济是多么的不靠谱。一个系统越复杂，越不能依靠简单的计划行事。所以中国目前进行的经济市场化改革是绝对不会倒退的，市场化是一条必然的道路。

光荣与梦想读后感

（二）史学的回归

关于历史，我们能说的实在是太多了。就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历史？就足够写无数本皇皇巨著，发表无数篇大小论文。即便如此，这个问题至今还是很难说有任何的定论。就我本人而言，对历史的喜爱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可惜的是，我没有接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在历史理论方面几乎就是一片空白。最近一两年里，通过读书，我从钱穆、黄仁宇、余英时还有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等人的著作中了解到这方面的一些只言片语。因此，对于这篇读书笔记，心里一直都忐忑不安、不敢下笔。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读《光荣与梦想》时的一些想法渐渐开始淡忘了、模糊了。心里终于着急起来，不管是思想还是谬论，还是赶紧写下来吧，反正也不拿去发表。

对于《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套用一句俗话，可谓”如雷贯耳、闻名已久“了。我看书一向比较挑剔（主要是怕浪费时间），往往只读那些评价普遍很高、或已得到时间证明的书。读之前也一直担心《光荣与梦想》会不会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直到自己辗转买到这本厚达1000页的大部头，开始认认真真读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本多么出色、多么精彩的历史著作。作者威廉·曼切斯特用他幽默风趣的语言、广博的涉历，通过引证各种原始材料――谈话、评论、报道、甚至流言蜚语等等，展示了从1932年至1972年这40年期间美国社会各阶层、各方面演变的历史长卷。

《光荣与梦想》带给读者的不是乏味的流水帐、也不是片面的褒贬、更不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说教。《光荣与梦想》尽管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书名，但是它的内容却大都关乎芸芸众生的普通生活。尽管政治和政治人物不可避免地成为无数史书的主要部分，但是我始终认为社会本身才是本书关注的焦点。《光荣与梦想》通过对这40年间美国社会起起落落的描述，包括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相当忠实地把一个”原生态“的美国展现在我们面前。

由于所处教育环境的影响，一直以来我们或被动或主动地读过很多批判美国和资本主义的书和文章。这些书大都叙述简单粗暴、结论武断、批判色彩过于明显，等我们慢慢从多个渠道了解到”真象“后，立即就会对这种教育和书籍产生极大的反感。我自己就发誓再也不读这种书，坚决不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垃圾上面。现在想来，我们的历史教育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在时间面前，没有任何金科玉律是可以保证万世不变的。与其用那些预设目的的片面材料，还不如读读这本美国人的现身说法，效果反而会更好。《光荣与梦想》主要讲的也是美国的失败和问题，而不是美国的社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优越，这也是符合美国记者的一贯风格。

《光荣与梦想》依靠大量原始历史资料、通过平实的叙述来讲述某个特定时代的美国及其社会。通过读这本书，我想我们对美国及美国人的看法将更趋于理性和平实。我们至少可以感觉到：美国既不是天堂更不是地狱，美国其实跟我们自己国家一样，有丑陋的一面，也有可爱的一面；美国人不是天使更不是魔鬼，他们中有坏人也有好人，大部分人和我们一样，为了能够生活得更好而努力拼搏。我们从许多研究型的书籍里也能够读到对美国及其民族性格的剖析和归纳。那些抽象的概括虽然不能说错，但也很难百分之一百正确，介乎一种”似是而非“的层面。读过本书，我们可以以一种平视的角度，从我们自身的生活和情感出发，来看待美国和美国人。

当然，《光荣与梦想》也不可能穷尽那段时期美国的所有事情，以及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所谓的全面，在书写历史时永远都是相对而言的，特别是一部国家史和社会史，它往往只能选取期间典型的，能够从中看出历史演变、社会变迁脉络或趋势的那些事件。同样，所谓的客观，对于历史来说也永远是个相对的概念。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或者写历史的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带上自己的爱憎。同时，记述历史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讲述一件事，它必然包含许多其他的目的在里面，比如我们经常说的”以史为鉴“.《光荣与梦想》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作品，但是对于我国现在陷入低潮的历史学来说，这本书至少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可供借鉴“的机会。

我国历史学的衰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实衰微的不仅仅是历史学，包括文学、美学、哲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都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只有经济学一枝独秀，但近年来也饱受诟病。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在国家和社会急速转型的大背景下，这些本身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学科一时间跟不上社会变迁的步伐，满足不了人们已经改变的胃口和社会大众的需要。由于国家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的惯性、以及我们国家本身问题的复杂性，要解决这些”滞后“问题绝非一日之功。然而危机的另一面其实就是机遇，有了”大落“方有”大起“.就历史学来说，今天我们至少已经看到一丝曙光的出现。这一缕光明来自于我们从西方学者（包括华裔历史学者）那里借来的火种，重新点燃了那堆余烬，让它重新焕发千年的辉煌和骄傲。

要说我们的历史学，本不该是这样的，更不能摊上”先天失调“毛病。全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中，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最强。中国的历史资料也最丰富。除了人所共知的《二十五史》外，还有其他汗牛充栋般的史籍、野史、传记、笔记等等。甚至祖先祭祀时使用的那些骨骼、龟甲都雕刻着一个遥远时代的历史。这些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是我们追溯史迹、缅怀先人的精神寄托，更是我们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想想可怜的印度人吧！他们虽然名列”四大文明“之一，却因为不重视文字相传，现在只有靠《大唐西域记》这样的中国典籍了解自己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人简直是太幸福太幸运了。

近现代中国史学的衰微缘于”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的极端反动。这些盲目否定历史和传统的运动最终摧毁了传统史学（包括其精神和文本）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也割断了它流传的脉络，使那些优秀的传统由于被抛弃的时间过长而逐渐被人遗忘。近代以来，我们的历史学一概以西方为标准、以西方比附东方、言必称希腊，完全忽视了中西方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和特色。建国以后，更是一切唯马列主义为马首是瞻。马克思列宁主义中那些缘于西方（俄国）历史的原则、标准、判断，成为裁断我们历史”剪刀“:这一段是原始社会，这一段是封建社会；这是进步的农民起义，这是反动的封建统治；这是先进的生产力，这是腐朽的封建上层建筑，如此等等。这种变相”全盘西化“的结果就是割断了我们的历史传统、肢解了我们历史的整体、混淆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将史学片面化和意识形态化，从而使我国史学走入一条死胡同，深陷困境而难以自拔。

我国传统史学并非没有缺陷可言。建国以来的史学研究也并非一无所成。但是，当我们把眼光放长远来看，以官修史学为主轴、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治史原则的传统史学确实面临着一个向”现代化“和”科学化“转型的大问题。遗憾的是，建国后的”马克思化“并没有为史学转型带来多少积极的成就和经验。传统史学一向被人贬为”王朝的家谱“,而马克思化的史学也没有走向大众、反而成为宣传的工具和政治的玩物。其结果是导致史学在改革时代急速边缘化和国民历史素质的降低。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玩笑――世界上历史材料最丰富、历史传统最悠久、历史关切最深厚的民族竟然陷入无史可读、无史可治的境况。

我国史学的转机始于新世纪。掀起这次史学革新帷幕的是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为代表的海外华裔史学著作在国内的流行。《万历十五年》在国内的成功是空前的、带来的影响也是开天辟地式的。随后，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大批相似的作品、掀起了新一波的史学热。()到后来，就有了易中天的”超男"现象。《万历十五年》之所以流行，学者们可以得出无数条原因。但是作为普通的读者，《万历十五年》给我们的感觉就像一阵清风吹来，让我们体会到一种不同的阅读享受。原来历史是可以这么写的？这是我读完《万历十五年》后最大的感慨。

有了《万历十五年》的铺垫，再去读《光荣与梦想》，那种强烈的冲击感已经削弱了很多。和《万历十五年》一样，《光荣与梦想》对于我们中国读者和治史者而言也是一种崭新体验和可能选择。目前国内繁荣的史学热背后，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西方史学著作的影响。这也许暗示着一个新的方向。不过表面的繁荣无法掩盖内心的苍白和空虚，仅仅靠西方的影响是不够，必须把这种影响内化为我们自己精神的一部分，和自己的传统融合在一起，以西方唤醒东方，以东方整合西方，这样才能走出一条坚实的、长久的道路来。中国史学的未来必须构建更加坚实的理论和心理基础，必须融合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精华，从而开辟一条新路。这条路需要许许多多人的努力，包括学者乃至我们这些普通读者；这条路还需要时间和试验，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但是，只有走上这条路才能够让史学真正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