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

第一篇：道德情操论

左手经济，右手道德

——读《道德情操论》

2013709016

丁佳彤

斯密在学术上高深造诣、著述丰厚，但是，他的一生仅留下两部完整的著作：一部是具有广泛影响力、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国富论》，贯穿全书的是劳动和资本如何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出国民财富，被誉为资本主义的“圣经”；一部是其成名作并倾注了其毕生精力、却似乎一直被人忽视遗忘的《道德情操论》，是“前所未见的道德理论的最壮丽的大厦”，主要论述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社会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1

一、“亚当•斯密问题”的提出

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发现并提出的。他们认为，斯密的两本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人性的论述存在着不一致的问题。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人看成是“道德人”，把人们道德行为的动机归结为同情、利他，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强调人的同情心是人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动机，是连接社会的主要纽带；而在《国富论》中，他则把人看成是“经济人”，把人们经济行为的动机归结为利己，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强调人的一切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均出自利己心。他们因此得出结论：斯密的这两部著作是互相矛盾的。他们将这一前后矛盾解释为斯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旅法期间受到重农学派的影响，从而在《国富论》中改变了《道德情操论》的思想。“斯密问题”的核心，是所谓斯密思想观点上“自利论”与“利他论”的分裂与对立，实质上则是指斯密的伦理思想与经济思想的矛盾问题。

但是现今，很多学者经过严谨的研究和论证都认为斯密这两本著作中思想的核心本质上是一致的，本文试图单方地从《道德情操论》一书中论证斯密体系的一致性。

张卓莉：《经济与伦理的统一》，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2页。

二、《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时间上的重合

“1748年秋，斯密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1749年编写过一份经济学讲义，在1750-1751年的冬天，讲授过一学期经济学„„1752年起，他又继承他的老师——哈奇森博士任该校的道德哲学教授，直到1764年辞去教职为止。”2在斯密讲授他的道德哲学课程时，他“曾充分利用他在爱丁堡大学讲授经济学时所编写的讲义，以及他参加格拉斯哥经济学俱乐部等学术活动中所得到的启发与资料；而《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又都是在他的道德哲学讲稿基础上完成的。”3 而且从1759年到1774年，《道德情操论》共出了四个不同的版本，而1763年他又创作了《国富论》，又在未来二十年内修改再版了三次。尤其是在1790年《道德情操论》的第六版中，斯密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难道斯密的大脑能容纳下如此冲突激烈、每一个内容又如此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同时运行？所以如此密集地交替创作和修订再版，绝不可能使这两部著作的内容割裂开来以致完全对立。

同时，译者还强调了尽管按照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道德情操论》一书属于伦理学范畴，《国富论》则属于经济学范畴，二者相去甚远，但是按照斯密所在时代的分法，二者却同属于“道德哲学”这一学科。斯密坚持认为，他的伦理学是自己道德哲学的实用部分，“他在为《道德情操论》所写的序言中写道：‘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我已部分的履行了这一诺言„„虽然我年事已高，很难指望如愿以偿的完成这个大事业，但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计划„„’”4这也充分说明斯密认为自己的这两本著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国富论》是对本书必不可少的发挥。

只是因为斯密在其研究著述中秉持着一种专业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力图根据不同研究领域自身固有的性质和规律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论述《国富论》时把经济放在了第一位，力图摆脱伦理、宗教和习俗的影响，以保持经济学的纯粹性；而在写作《道德情操论》时又把伦理价值置于首位，把经济的因素弱化到最低限度，让它们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主题、领域和重点以及分析方法，彼此之间互不干扰、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从表面上看，斯密的两种学说表面上看起来相互对立，不相融合。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者序言第3页。

同上书，译者序言第10页。4 转引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者序言第12页。

三、论“同情”

同情心理论是亚当·斯密伦理学体系的基础。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几乎在每一个部分都是以同情心为讨论的主线的。而集中为同情心的理论提供概念基础和准备的是在该书的第一卷“论行为的合宜性”。

一开篇，斯密就说明了“同情”作为人的本性。“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的违反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5”同情的情感，就像人性的其他原始感情一样是遍布于全人类的，那些德性仁厚的君子只是在此类情感上更加发达，更加敏感而已。所以，斯密那里的同情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禀赋。6

那么同情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斯密认为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的体验，所以我们就不可能有对他人所感受的情形的观念。我们做为“旁观者”，只有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形成关于他的感觉的某些想法”。“由于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经验，所以除了设身处地的想象外，我们无法知道别人的感受。当我们的兄弟在受拷问时，只要我们自己自由自在，我们的感觉就不会告诉我们他所受到的痛苦„„只有借助想象，我们才能形成有关我们兄弟感觉的概念。7”想象力向我们描绘了假如我们自己处于他的情形时我们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想象所模拟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观的印象，而不是我们兄弟的感官的印象。通过想象，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到自己忍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我们仿佛进入了他的躯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个人„„”8

他虽然主张同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能力，但是离开了各种各样的情 境，我们无从判断同情心的道德性，这样斯密就将话题引向了同情运作的机理。

所谓同情心的合宜性，就是指一个人对他人的同情与这个人预期的相互一致性。按斯密自己的说法：“在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同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情绪完全一致时，它在后者看来必然是正确而又合宜的，并且符合它们的客观对象；相反，当后者设身处地发现前者的原始激情并不符合自己的感受时，那么，这些感情在 56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页。

罗卫东：《亚当·斯密的伦理学》，浙江大学硕士论文，第41页。7 同上书。8 同上书，第6页。他看来必然是不正确而又不合宜的，并且同激起这些感情的原因不相适应。”9因此，赞同别人的激情符合它们的客观对象，就是说我们完全同情他们；同样不如此赞同它们，就是说我们完全不同情它们。那么，同情的这种正当性和合宜性的标准必定是存在于同情者和被同情者双方的。“从一方面来看，这种感情相对于激起它的原因或对象来说是否恰当，是否相称，决定了相应的行为是否合宜，是庄重有礼还是粗野鄙俗。”10

但由于旁观者是普通的个人想象的产物，所以旁观者的判断也不是绝对客观的，往往会忽略某些事实，误解他人的动机或者处于对自我利益的偏爱而曲解事实等等。这种人类天性中致命的弱点，造成了人类生活一部分的混乱。“然而，造物主并没有全然放任如此严重的这个弱点不管„„形成了一般的道德准则。它们最终建立在我们在各个场合凭借是非之心和对事物的优点和合宜性所具有的自然感觉而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的经验之上。11” 这种“一般规则”仍然是建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自然不是客观的判断标准，然而斯密认为，将它作为日常处理现实的市民生活的基准已经足够。“对一般行为准则的尊重，被恰当地称作责任感。这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并且是唯一的一条大部分人能用来指导他们行为的原则。12” 因此，借着同情心我们就不但能对他人行为的是非、善恶进行道德评价以及报答或惩罚，也能评价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并且在“一般准则”——正义法则——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的法律，“最神圣的正义法律就是那些保护我们邻居的生活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其次是那些保护个人财产和所有权的法律；最后是那些保护所谓个人权利或别人允诺归还他的东西的法律。13”

四、斯密自身体系的一致性

如上文所述，斯密的伦理学体系完全是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但是这与他的人类利己心并不矛盾。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写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 9 同上书，第14页。

同上书，第17页。11 同上书，第84页。12 同上书，第199页。13 同上书，第104页。10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因此每个人更加深切地关心同自己直接有关的、而不是对任何其他人有关的事情；或许，听到另一个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死讯，会使我们

14有所挂虑，但其对我们的饮食起居的影响远比落在自己身上的小灾小难为小。”

斯密又在《国富论》中讲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15“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

16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把这种人的个人利益看作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这种利己主义并不是“自私”，而是“自爱”。而通过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斯密所假设的“经济人”。他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等等，人们自爱的本性是和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的本性又是自私的，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

在他谈到本性贪婪、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他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17”斯密承认人都具有自爱之心和自利追求这一天性，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利己心是如此的强烈，以致常常使同情原理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例如，“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18。

在每个人孜孜谋利的社会里，公共利益如何才能得到保证？依靠个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能否维持其秩序井然的运转呢？对此，斯密的解释简洁而又深刻：在自由的市场体系内部，存在着一只至高无上的看不见的手，它会在“正义的法律”的基础上，化解经济人之间、经济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从而形成使个 1415 同上书，第102页。

转引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者序言第16页。16 同上。17 同上书，第231页。18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转引自张卓莉：《经济与伦理的统一》，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人和社会的利益都能够同时得到实现的一种“自然秩序”。

五、“看不见的手”

《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写到富人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愿望，让千百人为自己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19”人们在这种“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不知不觉增进着社会的福利，“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有自己的利益„„但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更有效的促进社会利益。20”

至此可以知道，人类靠着本能——利己心和同情心，在上帝的“看不见的手”引导之下，顺理成章协调了动机与效果、手段与目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整合出一个井然有序、和谐有益的人类社会，就可以实现人类美德和社会的福利和稳定。经济活动即不是中世纪教会所认为的那样是恶的，也不象重商主义者所谓的那样应该处于国家政治利益之下。相反，美德只有在 “中下等阶层”的追求财富的道路上才得到实现，伦理存在于经济的内部，社会整体福利只有在个人自由的经济活动中才能实现，因为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基础。《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研究的并非是两个世界，而是同一个人类社会。

1920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2页。

转引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者序言第18页。

第二篇：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读后感

《道德情操论》是世界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的著名作品之一，后人有评论它的实际价值和地位与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的《国富论》不相上下。在这本书里，斯密对人类丰富多彩的道德情操世界作了简明扼要的理路说明。或许，作为外国名著并不能引起多书国民的注意，这也是我对他毫不熟悉的一个解释吧，但是，温总理一次次的提及，却让他逐渐走入国人的眼中，同时也让许多大学生有了看看的兴趣。本书绝对不是单纯进行空洞的道德说教而已，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其所阐述的观点是能够跨越时空，不受地域限制的，它历久而弥新，在历史的沉淀中又孕育出更丰富的内涵。

这本书他传达给读者的是：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感念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应该要帮助别人。最起码也要在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下维护自己的利益吧（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些低俗的人自己延伸的想法吧）。我想说：这种“利他”的道德情操永远地种植在人的心灵里面。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社会在转型的特殊时期，我们更应该注重道德的建设，这似乎也成了了我们现在社会的缺失，也是我们急需加强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道德和法律一样规范着大家的日常行为，而且弘扬道德美德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倘若以后我们真正踏入社会了并且找到了属于了我们自己的工作，那么在我们行业一样处处都是能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社会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情感的。它给了我以后在工作和生活中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督促我要学会互相帮助和互相体谅，让我学会面带微笑的去对待每一位匆匆而过的路人、朋友，亲人和爱人。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首先提出“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他认为同情、同情心是人类天赋的本性之一，换句话来说，情感互动构成社会生活天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在书中说：“人的天性决定了我们总是推己及人，从关心自己开始，进而关心旁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密斯对人类的道德情操剖析的很是全面很是深入。刚刚说过我们这个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腐败、就业压力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常常会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嫉、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因而更加向往感恩、大方、美好、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而且《道德情操论》告诉我们如何“利他”，使他人的幸福成为自己的幸福必备的条件。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就要求我们常怀同情之心、推己及人、公平正义之心待人处世，互帮互助，用全局的眼光，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告诉我，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严于律己，做好每一件事情我的道德水平就会得到一次升华。我们要善于由大及小，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绝不要以微小儿而不足道，细小而不足为。而现在，“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已深入人心，身边各种刊物媒体也都进行刊登和展示的宣传，这是对中华民族传传美德的自觉弘扬，现在已经成为道德建设的新标杆和新学尚。我不相信我身边的人有哪个没有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在，我们正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路上，道德的作用和力量至关重要。用道德立身，用文明塑魂，用发展说话，相信在不远的将们，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会比翼齐飞、并驾齐驱。我们优秀的中华民族，我们古老的中华国度，会真正焕发出耀眼的勃勃生机和活力，将向世人展现我们礼仪之邦和文明之邦的辉煌魅力。

第三篇：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重要，其思想内涵远远超过了十本当代畅销而肤浅的经济学教材。它实际上为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奠定了伦理基础。

在斯密那个时代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而斯密本身也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出版一本关于道德哲学的著作是再正常不过了，而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才是意外。他自己也更加偏爱这本道德哲学著作，在其生前共修订了6版，而被誉为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国富论》不过出了两版。

两部看似相互矛盾的著作其实是内在联系的，都是为了回答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即“自然的自由制度”的社会如何可能，这就如同伟大的牛顿力学回答了宇宙如何在造物主安排的秩序下和谐运转的问题。牛顿的科学的发展告诉人们自然的运动仿佛钟表一样，在宇宙初始被造物主造成之后就会准确无误的机械运转，仅用几个简单的定律就能完美的描述。牛顿力学的成功极大的影响了当时的学者，迫使他们从道德哲学角度回答一个自由的社会体制如何可能依靠自身的机制完美的运转，而这一机制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无需外界的强力干扰。《道德情操论》就是要成为道德哲学中的“牛顿力学”。

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哲学都将人性看作是恶的，这源于人类的原罪。而斯密并不否认这一点，所不同的是，斯密发现，仁慈的造物主还赋予了人类以“同情”的能力。斯密的“同情”的概念不同于一般，而是“用来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因而同情并不意味着利他，而成为同感，成为一切道德判断的心理上的基础，从而消除了“同情”的道德内涵。

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发现斯密的两本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人性的论述存在着不一致，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道德行为的动机归结为同情、利他，而在《国富论》研究经济世界时却把人们经济行为的动机归结为利己，从而造成了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对立。经过多年的争论，现在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亚当•斯密问题”并不存在，是由于误解而产生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斯密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思想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本文试图论证，斯密继承了西方的学术传统，把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放入到道德哲学的理论框架中，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寻找伦理基础，并在其中发现了符合人性美好原则的社会制度。两部著作不仅不矛盾，而且《国富论》立论的基础，正是《道德情操论》所阐述的人性论。

西欧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旧的教会的权威被打破，人的思想开始挣脱神学的束缚，从对来世天堂的憧憬转入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人的个性开始张扬，大胆的追求尘世的幸福。随着教会权力的下降，民族国家开始兴起，充当起保障和维护社会运行的中心机构，“对国家财富的追求开始盛行起来，成为解决稀缺的经济问题的最重要的手段。这一手段上升的支配地位，一般来说，是与重商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抛弃了建立在神法之上的社会秩序，社会作为社会整体的形象本身也逐渐变得支离破碎了”，离开了中世纪的的伦理体系的社会如何运行？道德是否可能？这是摆在那个时代哲学家和伦理学家面前最紧迫的问题。

近代以来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的科学的发展告诉人们自然的运动仿佛钟表一样，在宇宙初始被造物主造成之后就会准确无误的机械运转，仅用几个简单的定律就能完美的描述。牛顿物理学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自然和人皆为智慧和仁慈的上帝所造，既然自然能和谐运转，那么人类社会不也应该如此吗？如同认识宇宙万物的运转必须首先抽象出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所以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与伦理学家们相信只有把握了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才能正确的解释社会、国家、政治、法律以及伦理道德问题。“日常生活的各准则，象在自然现象的研究一样，也按某种有组织的次序整理起来了，并且也用少数共同原理联结综合起来了。研究并说明这些起联结作用的原则的科学，称为道德哲学。”

被称为“第一个社会科学家”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的人性论认为：首先人性是不变的，他考察历史发现，今天和古代的人具有相同的欲望和品性；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性是

恶的“只要他们一有机会，就总要依这种恶之本性行事”，人不存在一种自然向善的本性，更不会择善而行。马基雅维利所说的人性恶也就是指人的自私心和贪欲，在他看来这种贪欲是人的天性，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因此，他认为，只有凭借一种外在的权力和力量，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否则社会就如混乱不堪，个人只有生活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治的社会里才能保证不受人侵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基雅维利主张社会高于个人，社会的安定、繁荣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他强调社会高于个人，政治高于道德，政治是道德的前提和条件，道德的完善有赖于政治的力量。利己主义思想在霍布斯（1588－1679）那里得到系统的阐述，发挥到极至。霍布斯以机械唯物主义为根据，得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利己的，并以此建立起他的政治学说。他认为，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之前是处于所谓的自然状态中，这里没有任何公共权力的存在，人类各行其是、为了“自我保存”无所不为，争论不休，最终导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所有人都有求生避死的共同欲望，在人类理性的指导下，要求人类相互之间签订契约，组成社会。这种契约的订立就是人类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一个君主，由君主根据自然法制定法律，以保障大家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这样，有了公共权力和法律，人类进入和平的状态后，道德生活才有可能。但人仍是自利的，只要签订契约的任何一方不遵守契约，契约就是一纸空文。因此社会必须一个强大的权威统治机构，同马基雅维利一样，霍布斯的理论最终走上了专制和集权。然而近代史的事实却证明政府的绝对权力并没有导致社会的稳定繁荣，人民的自由权利更无法得到保障。曼德威尔（1670－1733）认为，美德完全产生于人的自私，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完全是由于人的各种激情和欲望的结果，而人的各种激情和欲望，实质上都是自私的不同表现。人做善事的动机可以分为两类：1，出于自然本能的冲动，即自我保存的冲动，比如营救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其行为后果虽然是好的，但其动机仍然是自私的，是为了解除自己看到这种惨景的痛苦，害怕同样的事情落到自己头上；2，经过深思后的行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荣誉感，因而也是自私的。曼德威尔把一切强调公益的观点和行为都归结为人的虚荣，并把虚荣心看作人最强有力，最能欺骗和迷惑人的一种自私自利的激情。这样，他就得出了著名的“私恶即公利”的观点，造成社会公利的私利也是劣行，也是不道德的。

同他的前辈一样，斯密也承认自利是人所具有的最根本的本性，这种认识在两部著作中都做了很明确的阐述。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写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因此每个人更加深切地关心同自己直接有关的、而不是对任何其他人有关的事情；或许，听到另一个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死讯，会使我们有所挂虑，但其对我们的饮食起居的影响远比落在自己身上的小灾小难为小。” 斯密又在《国富论》中讲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但斯密的伦理学说是建立在他的“同情”理论上的。他在《道德情操论》开篇讲到：“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 斯密在承认自利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动机的条件下提出同情心也是普遍存在于人性中的“原始情感”。这样，斯密在开篇就批判并超越了他之前的哲学家。随后斯密将同情的概念泛化，“同情”可以“用来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这样就几乎消解了同情原有的道德内涵，同情并不意味着

利他，而成为同感，成为一切道德判断的心理上的基础。“同情的作用就是去解释道德评判、赞同和否定的起源与性质”。19世纪历史学派认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同情看作道德行为的动机，这里的误解是造成“斯密问题”的关键。

同情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斯密认为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的体验，所以我们就不可能有对他人所感受的情形的观念。我们做为“旁观者”，只有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形成关于他的感觉的某些想法”，不同两个人之间的同情或同感总是使双方都感到愉快。一方面，当使 “旁观者”设想处于当事者的处境下感到与当事着受到同样的影响时，就可以把后者的激情看作是合宜的，那么就可以认为当事者的激情能够得到道德上的赞同，反之就不会得到赞同。另一方面，当我们把自己想象成旁观者，就可以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应得到赞同、报答或者责备、惩罚。但由于旁观者是普通的个人想象的产物，所以旁观者的判断也不是绝对客观的，往往会忽略某些事实，误解他人的动机或者处于对自我利益的偏爱而曲解事实等等。“对他们来说，要用任何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所会用的那种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行为又是多么困难。” 这种人类天性中致命的弱点，造成了人类生活一部分的混乱。“然而，造物主并没有全然放任如此严重的这个弱点不管……形成了一般的道德准则。它们最终建立在我们在各个场合凭借是非之心和对事物的优点和合宜性所具有的自然感觉而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的经验之上。” 这种“一般规则”仍然是建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自然不是客观的判断标准，然而斯密认为，将它作为日常处理现实的市民生活的基准已经足够。“对一般行为准则的尊重，被恰当地称作责任感。这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并且是唯一的一条大部分人能用来指导他们行为的原则。” 因此，借着同情心我们就不但能对他人行为的是非、善恶进行道德评价以及报答或惩罚，也能评价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并且在“一般准则”——正义法则——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的法律，“最神圣的正义法律就是那些保护我们邻居的生活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其次是那些保护个人财产和所有权的法律；最后是那些保护所谓个人权利或别人允诺归还他的东西的法律。”

如前所述，在斯密看来，当某件事的当事人与旁观者之间产生了同感，形成了行为和情感的合宜性，就可以被认为是道德的。也就是说，美德产生于行为的合宜性中，并非只存在于利他行为中。这样，利己行为就有了产生美德的可能性，甚至是比利他更重要的美德。斯密认为，利己心不仅是人性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动因，而且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延续的最重要的因素。“身体的保养和健康状况似乎是造物主首先劝每一个人关心的对象。” “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况之中……虽然这种必要的帮助不是产生于慷慨和无私的动机，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中缺乏相互之间的爱和感情，虽然这一社会并不带来较多的幸福和愉快，……像它存在于不同的商人中间那样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间……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 正因为利己心有如此的重要性，并且是造物主为了使人类幸福而赐予人的天性，斯密进而将合宜的利己心上升为一种被称为“谨慎的美德”。“个人的身体状况、财富、地位和名誉，被认为是他此生舒适和幸福所依赖的主要对象，对它们的关心，被看成是通常称为谨慎的那种美德的合宜职责。” 谨慎的人拥有自己行业的真才实学，懂得勤勉的工作和节约，谦虚而且厌恶欺骗。他也不谋求某些危害公众利益的团体的支持。在“一只看不见手的引导下”，他们的自利行为促进了社会的福利。于是，斯密就给经济活动带上了美德的光环，盈利活动就取得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尽管这种美德只受到某种“轻微的尊敬”。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自利虽然并非一定导致美德。斯密认为，只有“在中等和低等的阶层中，取得美德的道路和取得财富的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及其相近的。” 他们只要依靠真正的能力、谨慎的、正直和有节制的行为，就会获得成功，而只能这样成功。他们没有特权，“因而至少对更为重要的公正法则表示某种尊重”。对他们来说，“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相比，谨慎的美德“在较高阶层中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他们往往和无知、专横、浪费以及爱慕虚

荣联系在一起。在《国富论》中斯密也批判了这一不生产阶级对社会的危害，“在许多国家中，公众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朝廷上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父，就是这一类人。又如海陆军……这些人，因为他们一无生产，不得不仰给于别人劳动的产物。如果他们人数增加到不应有的数额，他们可能在某一年消费掉这么多的上述产物，以致反无足够余量来维持能在次年有所再生产的生产性劳动者……他们可能消费了人民全收入的这样大的部分，使得这么多人民不得不侵蚀他们的资本，侵蚀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以致不论个人多么节俭多么慎重，都不能补偿这样大的浪费。” 这些享有封建特权的上流阶层不仅妨碍资本积累延缓社会发展，而且迎合一种“放荡的道德体系”，“他们很容易把某种程度的放荡，看作属于他们财产上的一种利益；把放荡而不受谴责或非难，看作属于他们地位上的一种特权。”自利只有在中下等阶层的经济活动中才可能成为一种谨慎的美德，那么自由、平等的商业社会无非就是斯密所认为的最符合自然，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社会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主要阐述了三种美德：正义、仁慈以及谨慎。在第六卷的结论中，斯密说明了三者的关系，“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那三种美德中的第一种最初是我们的利己心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另两种美德是我们仁慈的感情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 利己心不仅使人类成员“互相帮助”，也极有可能“不合宜”的侵害他人的利益，这时“一般准则”就成为必要。对“一般准则”的遵循就形成了所谓的“正义的美德”。斯密十分强调正义美德的重要性，相对于另外一种仁慈美德，“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 没有对正义准则的尊重，人类社会就会崩溃。他把正义比作支撑大厦的支柱，而把行善比做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也就是说，只有在遵守“正义的美德”的前提下，人们才可能在自利心的引导下组成互利互惠的社会，人们谋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才可能成为“谨慎的美德”。然而正义的美德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必须有外力强迫人们遵守，违背的人将遭受惩罚。正因为如此，斯密给正义赋予了神圣性，“它们所规定的准则就应该认为是神的指令和戒律。” 对于仁慈的美德，斯密着墨不多。虽然仁慈是一种崇高的美德，但缺少了仁慈之心的社会，仍然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仁慈或许是神的行为的唯一准则”，而不是人的行为准则。对人来说，过分仁慈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过分强调仁慈甚至是伪善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这样，这些美德就在人的自利心和同情心共同作用下产生出来，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市民社会的基础。

做为一个“以德报怨的好基督徒”（休谟语）和苏格兰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道德情操论》充分体现了斯密同那个时代大多数哲人一样的自然神论倾向。对他们来说自然就是神，与其在《圣经》中获得神的启示，不如在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这一上帝的伟大作品中寻找和谐，探寻上帝的智慧。亚当•斯密的宗教哲学有三点核心内容，这三点的有机结合构成了《道德情操论》的基本内核：第一点，在宇宙观上，他是和谐论者、目的论者，他相信造物主及其所控制的宇宙、社会一切都必然的服务于造物主完美的终极目的，在根本上是和谐的；第二点，在人性论上，他相信人是由造物主支配的，个人意志的自由就在某种程度上是上帝意志的自由，因此个人在本质上是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在本质上和谐的；第三点，在认识论上，他是不可知论者，认为任何个人对造物主的深远意图是无法全面理解的，对支配自己行动的那些根本性力量是难以自觉的。因此，人虽依自利的本能而行动，但这些自利行为终归是服务于造物主确定的目标。

智慧和仁慈的造物主在创造人和其他有理性的生物时，本意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他赋予人类自利自爱之心和同情心正是为了更好的达到他的目的。人类为了更好的促进自己的幸福形成了社会，而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经济的繁荣，乃是靠人类在本能的驱使下靠着造物主这只“看不见的手”，而非人类自身理性的产物。人类幸福的目的乃是造物主所设，我们不过是按本能行事，促进其计划的实现，正如钟表的目的并非出自钟表自己，而是是钟表匠所设。人的理性和智慧，在斯密看来，只不过是“激情的奴隶”，只能本能的驱使下首先关照自己的利益，然后按照亲疏远近关照他人和其他社会团体，但“这却是一个更适于他那绵薄之力、也更适合于他那狭小的理解力的范围。”在第二卷第五章最后一篇的脚注斯密阐述了这一观点：因此，虽然人类天然地被赋予一种追求社会幸福和保护社会的欲望，但是造物主并没有委托人类的理性去发现运用一定的惩罚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合适的手段；而是赋予了人类一种直觉和本能，赞同运用一定的惩罚是达到上述目的的最合适方法。……造物主不仅这样始终如一地使得人们对于她所确定的目的具有一种欲望，而且为了人们自己的缘故，同样使他们具有对某种手段的欲望——只有依靠这种手段才能达到上述目的，而这同人们产生它的倾向是无关的。因而，自卫、种的繁衍就成为造物主在构造一切动物的过程中似乎已经确定的重要目的。人类被赋予一种对那两个目的的欲望和一种对同二者相反的东西的厌恶；被赋予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一种对死亡的害怕；被赋予一种对种的延续和永存的欲望和一种对种的灭绝的想法的厌恶。但是，虽然造物主这样地赋予我们一种对这些目的的非常强烈的欲望，并没有把发现达到这些目的的合适手段寄托于我们理性中缓慢而不确定的决断。造物主通过原始和直接的本能引导我们去发现达到这些目的的绝大部分手段、饥饿、口渴、两性结合的激情、喜欢快乐、害怕痛苦，都促使我们为了自己去运用这些手段，丝毫不考虑这些手段是否会导致那些有益的目的，即伟大的造物主想通过这些手段达到的目的。

另一方面，判别是非、善恶之心，“公正的旁观者”也被造物主安置在每个人心里，成为造物主在人间的代理。这样，斯密就把道德从旧的宗教信仰中独立出来，拒绝了教会充当上帝在人间的中介，道德的实现勿须教会权威的强制。同样，“哪一种政府机构能像智慧和美德的普及那样有助于促进人类的幸福呢？所有的政府只是某种对缺少智慧和美德的不完美的补救。” 而政府要员，容易自以为聪明，“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若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他们对自己理性和智慧的自以为是，反而使“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对宇宙这个大系统的管理，对人类的普遍关怀，只是神的职责。做为一国之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教会对个人信仰的干涉，政府对个人的“合乎自己行动规则”的经济活动的干涉，都是人为的“看得见的手”，扰乱了造物主的伟大的“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形成的自然秩序。只有充分尊重人们的信仰自由和经济自由，才能实现人类幸福的伟大目的。

至此可以知道，人类靠着本能——利己心和同情心，在上帝的“看不见的手”引导之下，就可以实现人类美德和社会的福利和稳定。经济活动即不是中世纪教会所认为的那样是恶的，也不象重商主义者所谓的那样应该处于国家政治利益之下。相反，美德只有在 “中下等阶层”的追求财富的道路上才得到实现，伦理存在于经济的内部，社会整体福利只有在个人自由的经济活动中才能实现。《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研究的并非是两个世界，并非是人类社会的两个方面，而是同一个人类社会。在《道德情操论》中，宗教自由、经济自由、商业美德、有限政府以及平等的观念都得到充分阐述，《国富论》所倡导的“自然的自由制度”就呼之欲出了。

第四篇：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读后感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好的时候就要去享受，坏的时候要不就改变，要么去顺从。

——狄更斯《双城记》

人们都希望美名远扬，赢得尊敬，害怕落到名声扫地，为人不齿的下场。曾经以为人们尊敬的是知识智慧与美德，蔑视的也仅仅是罪恶跟愚昧。然而一旦被迫进入社会这个大染缸，所有美好的价值观都会瞬间颠覆。随处可见，有钱有势的人受万人景仰，德才兼备之士却无人问津。强者即使作恶多端，愚昧无知也不会被人看不起，而贫弱者虽然清白无辜却总是遭人耻笑。这是亚当斯密在《行为的适当》一章中提到的关于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风气对道德情操的败坏。反观现代社会，又何尝不是几百年前的英国的浮夸低俗风气的讽刺再现呢？近日网上对于“高帅富”“白富美”“黑木耳”“矮丑穷”的讨论此起彼伏，究其根本，也不过是对于为官为富者的不劳而获的羡慕嫉妒恨以及对自身短缺的“恨爹不成刚”。如今的女孩子，已是愈来愈不易在这个世界找到方向。整个中国社会像是无数趟不断被所谓的“技术”推动的列车，她们坐在里面，总是觉得心有余悸。似乎稍不用力，就会被甩得很远。眼见着旁人在不断地赚钱，赚钱，继续挣钱，全都敌不过社会风气充斥着无数的近路，一段“情”可以换得下半生的信托基金这么有概括性。男人也好，职位也罢，房产，车子，基金，恋情，保养，所有的资源，都在需要不断地去抢夺。她们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被无形的力量开始催促着去做一些本该不属于这个年纪应该做的事情。本该行云流水缓缓前进的生命，本该花开花落踏风而行的灵魂，已经被催促着凋零。这个世界强加给年轻的姑娘们太多不需要的理念与选择，因为选择太多，所以如果摒弃，就让她们觉得自己失去太多。她们急匆匆急匆匆，脚步愈来愈快，心里愈来愈空。眼前有无数条路可以走，但是当真正走到路口的时候，却不断地踟蹰，持续地惆怅，失掉勇气，望而却步，停滞不前。生怕选择了一条什么平凡的路，就够不着自己想要的未来与世界。然而我坚信一个有实力的女孩，无论走哪条路都会走成星光大道。披荆斩棘，披星戴月，她总活的风生水起，不卑不亢。那种“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坐在单车后座上笑”，为了一件昂贵的大衣就能玷污青春的姑娘，从来不会懂得幸福的真谛。

而所谓责任感，就是对普遍道德规范的遵守。如果一个人做不到对这种普遍原则的神圣尊重，他就成不了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正直守节的人和卑劣无耻的人的根本区别，就是是否遵守这种普遍准则，并且在一生中都不会动摇。卑劣者的行为会随着心情，愿望和动机的变化而变化无常，不可捉摸。虽说由于人性中那些原始的自私的感情，我们会把自己的蝇头小利看得比陌生人的最高利益重要得多，切身利益所引起的快乐或悲伤，渴望或厌恶都原为强烈。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绝不可能将他人的利益看得跟自己的利益一样重要，我们也不惜为促进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这是亚当斯密在《我们评价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基础以及责任感》一章中关于良心的权威以及影响所做的论断。近年来，中国食品市场出现了巨大忧患。从黑乎乎的地沟油，到红彤彤的人造鸡蛋黄，绿油油的毒豆芽，白花花的三聚氰胺奶，有人甚至戏称“每一个中国人压扁了，都是一整张的化学元素周期表！”调侃之余无可奈何的悲凉感也溢于言表了。国家质检总局24日公布了近期对200种液体乳产品质量的抽查结果。抽查发现蒙牛、长富纯2种产品黄曲霉毒素M1项目不符合标准的规定。蒙牛公司25日通过官网表示对该批次全部产品进行了封存和销毁，“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据专家介绍：黄曲霉毒素是黄曲霉菌属黄曲霉菌、寄生曲霉菌产生的代谢物，剧毒，同时还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作用，是目前发现的化学致癌物中最强的物质之一。如果说三聚氰胺发生前的十年是中国乳业的“黄金十年”的话，那么三聚氰胺之后，便是中国乳业的黑暗时代。自三聚氰胺问题让人熟知了三鹿，又爆出圣元奶粉导致婴儿性早熟，再就是乳业新国标被质疑倒退了二十五年，以及时时出现的问题奶粉存货重新包装上市……中国人的神经被奶粉弄得不再敏感，而这次是著名的蒙牛。

蒙牛近年来发生了不少的闹剧，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商家个人责任感不强，道德品质败坏的体现，更是国进民退造成的行业乱象，换言之，这是中国走向基于法治的公平的市场经济道路过程中，出现的很大问题。2009年7月6日，中粮集团联合厚朴投资管理公司收购了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3%的股权，就此成为蒙牛集团最大的股东。收购股权之初，中粮集团只在蒙牛集团董事会中占3个非执行董事名额，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任蒙牛集团董事会副主席，一开始面对社会对国有资本的质疑，曾做出承诺不参与蒙牛集团具体的日常经营管理、不改变现有经营团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改变目前发展战略方向。而事实上，蒙牛的国有化，在中国现有奶行业的大环境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道路。原因在于，国内乳品龙头的几大巨头，伊利、光明、三元、蒙牛等大型乳制品企业中，除了蒙牛是民营资本，其他的都有国资背景。而众所周知，国有企业在政策、信贷、投资来源、项目审批、企业规模和政治地位上相比于民营资本，都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造成资源溢出。然而民营资本，在中国，虽然提供了全国90%的劳动岗位，却在发展商面临着强大的压力，造成市场挤出。说回这次查出蒙牛的黄曲霉素高致癌物质的问题，蒙牛虽然在官网上“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但是我不认为现在的蒙牛会有什么实际性的行动去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蒙牛，不再是那个打着诚信、感恩、尊重的旗号的民营企业，它的核心竞争力也不再是曾经的经营人心和留住消费者，而是作为国有资本的种种权力。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国家政策的整体道德责任失衡造成的严重后果呢？国家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礼仪，为了坚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即基于法制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得不牺牲掉民营企业的利益来维持所谓的大局。国家政策从来都不反应民众的要求，而只反应占少数比例的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国家政策的改变是缓慢的，而非革命性的。著名学者马奇与西蒙提出：“社会问题即要达到的状态与观察到的状态之间的距离。” 由此看来，想要国家给予本国人民更大的利益保障，还是任重而道远。只有培育企业家对受谴责感的畏惧，并且问计于民，用计于民，才是解决问题迈出的第一步。此外，我们必须理解，野蛮人必需的勇气弱化了他们的人性，文明人所需的敏感也许伤及了他们性格的坚强。任何民族的行为风格大概都是适合本民族的处境的，就像勇气适合于野蛮人而敏感适合于文明人。所以，我们不能根据一点就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还记得温州动车事故后，校内网上疯传这样一个视频，动车车厢分解拆除过程中，桥上有东西从车体内掉出，视频中将掉出物用慢镜头回放，并用红色圆圈标注，下文的解释是：这是一个人！车厢里还有未被抬出的尸体！这群狗杂种！虽然像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谣言和赤裸裸的诽谤后经澄清，掉下来所谓的“尸体”其实是一个损坏的车椅，但这个视频还是在校内上被分享了几万次。几万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有几万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对这样的所谓的“事实”是认同的，并且在谣言的阵地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今随处可见的仇官、仇富、仇党情绪，随处可见的对国家和党的谩骂，如果从校内网上走一圈，你会发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眼中，官无廉，富无善，党无信，国无盼，人民群众像是一群苟且偷生的蚂蚁，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不可解脱，政府的公信力早已挥霍一空。而大多数人所做的，一是转发，二是唾骂。别无他为。校内就是这样提供了“谣言一条龙”服务，有制造谣言的，有传播谣言的，还有像多数无知的人一样急于“捧场”的，真正钻了“言论自由”的空子。当这些谣言涉及到政治、民生、社会安定的时候，当这些谣言麻痹了国人的意识，挑起民族矛盾和党群矛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有抵御这种杀伤力的本领和能力，在“真”与“假”，在“信”与“不信”，在“真相”和“谣言”中做出判断。至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受过正统的教育，有充足的知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因为我们在数年后终将成为支撑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中流砥柱，我们的国家、人民、父母、孩子，都急需理性而有独立思想的我们；因为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影响和改变一切未来，而未来又是我们创造；更因为，我们是青年。“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捍卫真相与细节，让强大而明智的内心成为一切谣言的粉碎机，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青年都必须去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崇高而伟大的事业。

中国古训道：“修身，齐家，治国，然后才能平天下！”而我始终相信，做一个对待自己的幸福能够“审慎，慎独”，对待他人幸福能够做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青年，便是平天下的第一步。一般来说，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都是舒适幸福生活的主要保障，而对他们进行关注，正是以上四种美德的恰当职责。犹如冯友兰先生在《新世训》中所提及的，忠恕之道，是以一个人自己的欲或不欲为待人的标准。一个人对于别的事可有不知者，但他自己的欲或不欲，他不能不知。你是怎样的人，那么你便会遇上怎样的人，而如今的你是怎样，你的国家便是怎样，抱怨只能是失败者的墓志铭，而行动才是成功者的不朽丰碑！

当有一天，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要谁，你的生活在哪里。这才是后半生得以依靠的本钱。当有一天，你会发现所谓的浮华物质，真的没有心境强大的在周末的下午饮一杯茶让你觉得有底气。

当有一天，你懂得这个世界里，你不需要的东西太多，而不是需要的东西太多，你才真的成长。世间万物仿佛流沙，你攥的越紧，他只会流逝越快，与其痛苦的坚持，不如潇洒的放手，你会发现，自己竟拥有了整个世界！

最易的是随波逐流，最难的是拼死坚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管这是一个怎样亦好亦坏的时代，跟随你自己内心崇高道德的航向远行，这仍旧是一个值得你留恋的时代！

文法学院

行政1001班

封烨

20100039

第五篇：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读后感

亚当斯密的大名虽然早已如雷贯耳，但《道德情操论》却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一次。曾经他闻名于他同样鼎鼎有名的著作《国富论》，也因为这本书，在历史课本上的他总是作为资本主义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国富论》所描绘的人人利己的世界，未免使人反感，伴随着《国富论》的问世，资本主义步入辉煌时代，在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社会道德却也在一步步沦丧，也许亚当早有先见之明，所以他才又耗尽心血完成了这一部巨著。

亚当认为，同情，是人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一个人，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自私凉薄的小人，总会对别人的不幸产生怜悯之情，以这一情感为基础，亚当深入讨论了善恶，美丑，责任，正义等一系列概念，同情也被亚当认为是一切道德情操的来源。亚当分析人的感情，评价各种美德，不时分析道德的意义与道德沦丧的危害，他不仅是希望人们明白的各种美德之所以产生的来源，更希望能唤醒人们心中本该有的美好。在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情操论》无疑是一股清流，缺少了道德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道德情操论》也被奉为西方的《论语》。

对社会来说，这本书是一剂良药，现如今我国虽然经济腾飞，却可能处在道德泥潭的边缘。我们不仅要建设一个富裕的社会，更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亚当的这部巨著刚好可以作为参考，在书中，亚当对社会秩序，正义，道德的分析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对社会嫌贫爱富，趋炎附势风气的批判无情而尖锐，与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一拍即合，也难怪温家宝总理在任时多次推荐这本书。

对个人来说，这本书像一面镜子。亚当对人类情感进行了细腻的分析，在徜徉于他精炼深刻的文字之时，我不禁也在审视自己。亚当所描绘的一些美德令我心驰神往，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谦逊仁慈与雍容持重，自我克制的云淡风轻，都令我肃然起敬，也令我陷入沉思，反省自己，也许都未曾注意生活中一些细枝末节，以为是理所当然，却已与这些美德相去甚远。《道德情操论》确实有这样的魔力，作者以一位睿智长者的身份，把人类道德的秘密向你娓娓道来，你因自己曾经的无知而感到羞愧，而同时也对他所描述的世界充满向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可谓是妇孺皆知，对财富的追求使人们对其趋之若鹜。然而这本《道德情操论》却鲜有人知，这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一种悲哀。亚当用《国富论》告诉我们人都是利己的，然而又用《道德情操论》又告诉我们，“利他”的道德情操其实一直种植在人类心灵的深处。他在书中写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他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道德源自于每个人内心固有的同情，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掘出内心的美好，那么世界就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