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5篇范文]

第一篇：大明朝

大明朝

篇一：大明王朝是这样败亡的

大明王朝是这样败亡的？ 腾讯文化 2015-05-07 [ 摘要]大明王朝没按朱元璋的设想走，他的诸多理想与制度设计转眼就成了明日黄花。

朱永嘉

作者：走刀口

朱永嘉生于1931年，早年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据他自述，“文革”前不久，吴晗曾打算收他当弟子，但没多久，他便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组，作为姚文元的明史顾问，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文革”十年，朱永嘉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这个写作组取名“罗思鼎”，谐音“螺丝钉”。朱永嘉堪称姚文元、张春桥的御用笔杆子，朱维铮评价说：“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可见其对姚文元的重要性。1983年，因为“文革”时期的作为与经历，朱永嘉以“反革命罪”被判入狱14年，1988年，57岁的朱永嘉保外就医，出狱后开始写作著书，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等书，并不断发表关于当年的回忆录。2015年4月，朱永嘉新书《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朱永嘉提出“从根本上讲，制度是人类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自身演化而成的，很难靠某个圣人设计而成型并流传不绝”。全书也以此为基调展开论述。以朱永嘉的视角看，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草莽，创业维艰，明朝的典章制度继承于汉唐传统，虽修修补补但所存不多。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制度时，期望为子孙后代打下万世永固的江山，所以从国家层面建法立制，从家族层面制定祖训，并反反复复劝诫子孙要遵从自己的告诫，然而大明王朝最终还是没按他的设想走，他的诸多理想与制度设计转眼就成了明日黄花。

接班人逐渐“废物化” 朱元璋当皇帝之前，就十分重视培养接班人，刚称吴王时，便为世子朱标延请浙江宿儒宋濂，为其传经讲课，随后还让朱标回老家扫墓，用心良苦，在世子出发前，朱元璋不忘劝诫说：儿子啊，你生在富贵之家，习惯了“买买买”，现在我派你下乡，去感受乡村小路到底有多难走，升斗小民为吃饭穿衣要多艰辛，到了咱祖宗住的地方，千万记得问问乡亲们，讲讲你爹当年起兵之初，创业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啊。除了嘴上的教导，朱元璋还给朱标请了大明朝最豪华的老师群体，比那个什么“第一小学”不知高哪里去了：“总理”李善长兼任太子少师，“国防部长”徐达兼任太子少傅，“国防副部长”常遇春兼任太子少保。朱元璋作为白手起家典范，自然知道光说不练假把式，于是他常常让太子参与政事，从小就进行社会实践。

按朱元璋的设想，太子经过这番磨练，自然就能当好接班人，但他忽略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儿子朱标没活过自己，早早去世，二十年的重点培养全部付之东流。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得立朱标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不过朱元璋却没

时间来培养孙子怎么当皇帝了，这个生长在帝王之家的皇太孙，性格懦弱仁慈缺少锻炼，皇帝没当多久就被叔叔朱棣赶下了台，看起来他不是一个好的接班人，朱元璋努力建设的接班人制度也以失败告终。朱棣当了皇帝，虽然接班的来路不正，但好歹也是个精明强干的接班人，大明王朝也在其治理下蒸蒸日上，自然，朱棣当了皇帝，也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朱棣有三个儿子为徐皇后（徐达之女）所生，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结果没多久他的儿子们便为了接班人地位发生矛盾，汉王朱高煦因有战功且身强体壮，想取朱高炽而代之。朱棣当了二十三年皇帝，朱高炽当了二十二年太子，其间朱棣多次有换接班人的打算，朱高炽不得不战战兢兢生活，“忍”了二十多年，结果当皇帝没多久就去世了，皇位传给了皇太孙朱瞻基，“靖难之役”差点再次上演。总结明初皇位的更迭，可以看到，有实力者都觊觎皇位，甚至夺权成功，太子想要顺利继承皇位需要经历颇多风浪，对于明朝处理权力争斗的种种争夺，朱永嘉认为，这皆源于国家权力无法分割，“遗产尚能在诸子中均分，而皇权是惟一的，无法均分，故藩王拥兵就必然引起皇权的争夺”。明宣宗以后，明朝皇帝的接班人年龄越来越小，明英宗即位时九岁，明宪宗即位时十八岁，明武宗即位时十三岁，按今天的标准，他们全是未成年人或刚刚成年，完全不熟悉社会的运行规则，自己尚且是个孩子，根本谈不上怎么治理国家，而这个时候国家要保证不乱，就需要另外一批接班人，这就是大臣群体。老朱当上皇帝后，疯狂诛杀功臣，导致“靖难之役”时建文帝无人可用，朱棣当了皇帝，对老臣还算好（对前朝大臣则是另一码事），所以他死之后，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贤臣良将，如著名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薄，他们在皇位交接的过程中，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然而他们生前并未注意要培养接班人，等到年老时想到了要培养接班人时，已经为时晚矣。杨士奇杨荣三人是四朝老臣，又有太后支持，因此王振也要忌惮几分，等到他们去世，接替者曹鼐等人就完全制衡不了王振，于是土木堡之变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因此，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接班人不但指皇帝，还指大臣们，随着明王朝的发展，不但接班的皇帝逐渐沦为“废物”，大臣中也难得出现名臣，明王朝的接班体系走向了崩溃。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企图由皇帝独揽大权，以保证朱家天下能长久存在，但在他有生之年，庞大的国家运行都使他感到力不从心，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时，就不得不借助内阁大臣一起办事。在制度设计上，朱元璋了为了避免前朝父子相残的局面，规定东宫不允许有自己的班子，结果使得太子长在深宫，长于妇人和宦官之手，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实践，逐渐成了一群“废物”。作为大明朝重要支柱的大臣群体，也没有做好新老交接，接班的大臣一个比一个差，没有好的臣下辅助，皇帝和内廷没了制衡，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荒唐事。

军队难免“战五渣” 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武人的厉害，建国之初便诛杀功臣，并制定相应制度，防止武人势力坐大，威胁朱家江山。在制度设计上，明初皇帝从京军、卫所、军事管理系统三方面入手，围绕一个目标：既要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又要防止武人干政，以免方镇林立的局面出现。在京军方面，建立皇帝亲自统帅的亲军，前后设立亲军二十六卫，其中以锦衣卫最为出名，锦衣卫作为皇帝最贴身的侍卫，常伴君王左右，权力非常大，人数多达一万七千余人，大臣都处于锦衣卫的监视之下，以至于朱元璋想抓捕谁，就如同老鹰抓小鸡一样，大臣毫无招架之力。在地方军队上，朱永嘉认为明朝卫所制是继承了唐代的府兵制，具体就是从户籍上划出一部分人口，作为兵籍，免除其他方面的赋税徭役，世世代代服兵役，明代军户地位低下，远不如农户，逃亡非常普遍，明初一个士兵想要脱离军籍，都得朱元璋亲自干涉。

明朝中后期以后，卫所制度进一步衰落，军队士兵不但要服兵役，还成了徭役的对象，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嘉靖时期，俺答入侵，禁军只能征召四五万人，还都是老弱病残，还没见到蒙古军队就吓得流泪哭泣，这样的军队怎么上阵冲锋呢？ 万历之后，明朝的卫所制度名存实亡，军队连“战五渣”都不是了，政府打仗只能靠募兵，可募兵要钱，那只能从农民身上搜刮，结果不断加派练饷、辽饷，逼得农民四处逃亡，最终压垮了明王朝。有明一代，军队地位低贱，所有人都看不上军官，军队的将帅连个步兵都不如，谁还愿意领兵打仗，最终军事力量瓦解，明朝也就失去了支柱。朱永嘉的结论是，“明王朝的崩溃与卫所制度的败亡相始终。”

国法家规最终成了“废纸” 相比于那些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朱元璋还是十分重视法律制度建设的，刚称吴王时就命令李善长等人制定律令，称帝之初即洪武元年正月，《大明律》便颁行，在国法家规的建设上，朱元璋主要从两个层面入手。其一是颁布国家法律，如《大明律》，此律在洪武年间经过数次修改，至洪武三十年正式刊布，有明一代，《大明律》都历代相承，后人也不敢修改。《大明律》之外，朱元璋还颁布了《大明令》，与《大明律》相辅相成。

除了成文法外，朱元璋还将自己当政时期处理的大案要案以汇总的方式公布全国，取名《御制大诰》，朱元璋还以大诰为读本，在全国进行普法教育。除了这些法律条例外，明朝还有许多条例榜文，例如《充军条例》、《真犯、杂犯、死罪条例》等。其二是制定家规《皇明祖训》，对于子孙后代在宫廷生活、处理政务、政治安保、后宫开支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并且要求子孙后代务必遵守，不要自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篇二：《大明王朝》读后感1 白塔倒了，爷爷走了，翠翠孤独了。――《边城》

严党倒了，嘉靖走了，海瑞沉思了。――《大明王朝》

乡村田园的清新，边城农民的淳朴，在大雨过后成为历史；挖肉补疮的惊心，民不聊生的惨状，在血腥争锋后归于沉寂。不同的故事，气象的殊异，给人以淡淡的，咸咸的滋味。

故事翻阅了两遍，第一遍是无滋无味，因为只是当做故事。第二遍，也是当做故事，不过多了一些回味。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故事。就像官场本是故事，柴米油盐也是故事。

无为而治，是老子的为人之道，被后辈参作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行之道。都言知识就是力量，殊不知能运用知识才是力量，毛泽东的见解极为深刻。一把刀，切菜便是正途，杀人即是逆行。知识多少，道理深浅，其实并不重要，而在于使用的人。百姓的力量用好了便成就新中国，放弃了就只能躲在台湾岛。你说是命之使然，我说是不知用道。

嘉靖帝自诩汉文帝第二，来个无为而治。整天修仙成道，拜像坐蒲，一帘隔绝世外，双耳聆听四方，无为得坦坦荡荡。不知是故事的有意渲染，还是打坐静心的神效，多少事情，几许道理他却洞若明镜。严党兴风作浪，吕芳仁慈忠心，裕王战战兢兢，自己故弄玄虚，他都知道，只是不愿说。因为皇帝，没有人敢揭他的短，只有与日月同辉，宇宙共寿的青词赫然于黄纸，印入眼帘、轻击心弦。

二十多年不上朝。伫立精舍，隔着帘子，听着珠响，他习惯于内阁与司礼监的交涉的氛围，木然于内阁成员之间的唇枪舌剑，欣然于大把大把银子的来龙去脉。有人说，嘉靖是身兼皇帝与户不尚书两职，对于经济，他的敏感，与对算盘珠响的欣然都塑造着这位皇帝对他所主持的朝局的关注形象。毕竟，他想治国，却还想无为。他知道经济是国家的一大根本，这点上，他从不糊涂。他为国主，亦为人父。他亦有情感的抒发，而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主宰能力。裕王诞下的皇孙，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每一次见到，都以老人慈爱的神态待之，还戏谑地让孙子猜出“皇帝抱孙不抱子”的俗语。因为这个孩子，龙颜大悦，裕王的位置更加稳固。呵呵，命运使然，如今的孙子，多年之后的皇帝竟学着爷爷的模样，二十七年不上朝，是无为而治的魅力，还是受了爷爷的影响？

对于疼痛，惯用的方法便是止痛。疼痛难忍，哪怕止痛之后死去，也愿意。在癌症晚期，疼得死去活来，都愿意用镇定剂麻醉和缓解，毕竟安然地离去比忍痛折磨更舒心。生理上的病痛既会产生肉体的折磨，更会连带心理的不安。因此，一有病痛，便想着法子去排除病痛，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毕竟，疼痛向来令人胆寒。

千疮百孔的大明朝，到处流着发出恶臭的脓水。庸医，清理了一下伤口，开了点药，便完事。好了，皆大欢喜，还落得个“妙手回春”的誉号，治不好，便是累疾难愈，回天无力。习惯了，便是无可奈何。谁都不愿追根溯源，毕竟大动作岂止是伤筋动骨，更是遍体鳞伤，况且谁有如此的大能耐，一针见血，药到病除。也许，还没整治，就一命呜呼了。悲哀，不过如此。神医妙手太少，就算有，也不愿或不敢坦诚待医。顽疾久已！就让脓水尽情的流，实在不行，上点药。大明朝如此，你我何尝不是？

严党有如蛀虫，慢慢吸噬着苟延残喘的国家，结党营私，中饱私囊，于国于家不管。还借着皇帝的名号招摇撞骗，喜滋滋地在家里数钱、欢笑。皇帝有知，却也无可奈何，即是对无为而治的考验，又是一种投鼠忌器的无奈。他知道，毕竟还有一股清流在奋力抵抗。劳心劳力，不如自生自灭。他有着他的神仙梦，一旦得道，便是月明花开，所向披靡。小小的大明朝又能如何？于是，无奈着，也放纵着。

历史知道，兴衰交替，朝局变化，势在必然。不紧不慢，不哭不笑，任由柴米油盐浸染生活，全凭尔虞我诈充斥官场，随意欢笑骂语四处蔓延。

他，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时代的巧合，站在了历史舞台的前沿。小小的教渝，被拖拽着进入浑浊的泥潭。他不欢笑，也不惊惧，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无论从事什么，都有风险，何况朝夕两重天的明朝，还有只手遮天的严党。几次将家人托付，为国尽忠，势必淡了尽孝。但既然张居正所言，如为国捐躯，公之母亦国之母。舍身成仁，不过头点地，而且忠孝两全，古之大丈夫夫复何求？他欣然。

当最后一份“贺表”全呈于嘉靖面前时，他心花怒放了。气韵的祥和陪衬着嘉靖的“登仙”，文武百官喜气洋洋得叩在殿外，等着吉时一到，便俯首朝拜，满心称颂。有意无意地翻开他的贺表，顿时急火攻心，怒发冲冠，借着修道的定力看完了所谓的“贺词”，再也忍不住怒火的迸发，声嘶力竭地喊着捉拿。群臣立刻惊呆，从未见过如此龙颜大怒。大事不妙！他显然触怒天威，什么结果不言而喻。

“靖孚言，正人心。”他斩钉截铁。哪怕在皇帝面前。他算是重重揭开了大明朝的伤疤，撕开了嘉靖的脸颊。他要让脓水流尽，他要寻找病根，他要天翻地覆。在皇帝即将“成仙”之际，肺腑坦言，激怒天颜。多少人说不该，我觉得亦不该。有事不急在那神圣的一刻。可他，却硬往枪头上撞，哪怕头破血流。他的白皮棺材，为他备好了归宿。那让嘉靖情何以堪？让百官如何应承？让故事如何收场？不过一死，在他看来，如此的简单；在嘉靖看来，如何的心伤？在群臣看来，如此的难堪。糜烂的大明朝，已经被血淋淋的伤疤照的无地自容，因为那个他。而嘉靖，更是尴尬的一无是处。也许除了信奉长生的信念，他内心却有着一丝疑虑，究竟人能长生吗？他没死谏之前，一切都是如此的风调雨顺，百官已经默认了神仙般的皇帝，自己的正果也即将修成，位列

仙班是志在必得。尽管有多少的自欺欺人。可谎话说了一千遍，便成了箴言。于是飘飘然地做着神仙梦。可，梦还没完，便被深深地吵醒了，且还被告知，这就是一个梦，只是一个梦。

他，不顾生死地劝说暗讽，本心是为了江山，为了社稷，为了黎民，为了百姓。可在嘉靖眼里，他并不是剖心示忠的比干，因为自己不是纣王。为何闹到如此地步，嘉靖的几乎晕厥、吐血像是大明朝的预言，命不久矣。他为何还要如此地对待一个真正将死之人。嘉靖也不过是个老人，一个犯了糊涂的老人。何必在这个节骨眼上犯众怒？惹得人伤心碎？他一个人，也改变不了大局揭开了伤疤，谁来治愈？李时珍不行，他医的是身病，国疾他束手无策。嘉靖也救不了，已经病入膏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句话对他来说，已经不适用了。那么，何必要折磨这一个老人，就算他真的“成仙”，他的阳寿已然不多，过了也就过了。既然严党已倒，说明嘉靖已悔过，而且大蛀虫已拔掉。对一个老人何必如此残酷？

嘉靖毕竟还是个仁慈的皇帝，他并没有直接斩杀谏臣。他经不起折腾了。他本来就不想折腾。这一闹，伤了他的心，他是明白是非的。可最后的安详还是被搅扰了。他的悔过，本来可以在修仙退位以后，可如今什么都没了。他算是看透了，也清醒了。自己执着了一辈子，还是输了。他的过错，也就无法自在偿还了。

他叫海瑞。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刚正不阿，造福万民。敢于和恶势力斗争，敢于为民请命。更敢于备着棺材义无反顾。百姓叫他“海清天”，他自称“刚峰”，刚毅的山峰。无欲无求，便是刚。有人称他“海笔架”，刚直地面对权贵，恶吏。一封封书信，一条条谏言，只要是触怒上级与天威的，他从不牵连他人，就像他的贺词，是他个人所为，无人敢指使，也无人能够指使。连私交甚好的王用汲也不曾料想。他要落得个真干净。他一心为民，也一心为国，得罪谁也不在乎。用他的话讲，他并不得罪谁，而是对方得罪了百姓，得罪了《大明律》。他的刚毅令人叹服，他的智谋令人折服，他的赤心令人自叹不如。他，我行我素，毫不在乎。这样一个人，贪官污吏，恨之入骨；百姓，戴之如神；嘉靖，愤怒又叹服；裕王，无奈又佩服。

他终究没有死。故事中因为嘉靖的仁慈，因为黄锦的瘸腿，过了午时三刻，他得到解放。可他没有喜笑颜开，没有欢心奔跳，因为他知道，任何人都有随时被杀的可能，何况一个犯了众怒，触怒龙颜的罪臣。可他，也不惧。如此一个人，真是令人既爱又恨。

皇帝没有刻意地责罚，也许有着上天的惩罚在先。活蹦乱跳的女儿溺水身亡，妻子因此而流产，盼望已久的儿子便付之东流。好不容易保住了妻子的性命，却落下了一身病。神医的相助，又使海家有了继承香火的希望。三代单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阴差阳错地，厄运再一次地降临到海家，这一次，连妻子都悄然离去。是不是太残忍了？究竟是谁的错？难道是一命抵两命？是不是海瑞的侥幸换得了老母的无依，妻子的离去？这个故事，略显凄惨。我们都盼望着海瑞不死，玩笑却开在了他的家里。试想，如果他不死谏，成全了嘉靖的成仙梦，嘉靖也不会生气吐血，也不会招陪伴在海妻身边的李时珍，那么难产的母子也会平安无事？唉，因果相随，海瑞成全了自己，却也送葬了家人。他的刚直赤心令人佩服，但他实不该犯天颜，破家人。他可以毫不在乎，可让我们如此的揪心与无助。

肉体凡跆的嘉靖终究躲不过牛头马面的勾锁，龙驭殡天了。也许，在另一个世界，他就是太上真君，慧眼看着波澜起伏的人间，看着水深火热的民间，自在安详。神通再大，也救不了世间大众，就像曾经的嘉靖，成不了仙一般。凡事讲因缘。

这段故事，在两百多年的大明朝，只是一小段；在茫茫历史中，很是微不足道；却着每一个朝代的心酸，贪官、清流，有缠绵悱恻的爱情

篇三：大明王朝的历史地位——是伟大、平常、还是窝囊？

ZT：大明王朝的历史地位——是伟大、平常、还是窝囊？

若论及中华帝国，每每必称强汉盛唐，是以中华主体民族自称为汉人，所以出国谋生者乐意被称为唐人。就连中华帝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仰仗着时间上的接近，依靠众多清宫戏的推广，与史上所谓康乾盛世的宣传，也使得大清朝曾经的辉煌深入民心。但若论及明朝，大多数对史实了解不多的民众，其印象往往停留在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和尚出身及其传奇的江湖经历，朱元璋谋士刘伯温堪比诸葛亮的神秘智谋和众多民间传说，接下去在永乐皇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史书上是大书了一把，而在民间却也无甚反响。郑和那个庞大的海上多国旅游团并没让老百姓觉得有多荣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后呢？然后抗倭、援朝、张居正革新，这些算得上明朝的大事，在老百姓眼里，却始终不得和汉武帝征匈奴，唐太宗灭突厥相提并论，比不得文景之治，比不得开元盛世，远不及大宋朝的光景，甚至远不如后世的康乾盛世来的光辉灿烂。悲哉！眼看着大明朝日落西山，却留下一幕幕宦官乱政、贪官当朝，掌柜皇帝、木匠皇帝前赴后继，一直到满清叩关，李闯进京，煤山上生不逢时的崇祯皇帝仰天无助，命丧老槐树，大明朝始终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奇闻怪事演连连，就是与辉煌沾不上边。

可怜的大明王朝，窝囊的大明王朝，无所作为的大明王朝，令人啼笑皆非的大明王朝，一统中华近300年的大明王朝！驱走蒙元，光复汉室，那是何等的功劳？然而成功如斯失败亦如斯，得而复失，还政满清。大明政权得之于异族又失之于异族，作为最后的一个汉民族正统王朝，大明王朝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位？

第一、复兴汉室之功。中国古代史自秦一统中国，至蒙元之前，几十上百个封建王朝，也仅有两汉、隋唐完成了称的上合格的国家统一。（我对合格的定义是：新王朝的国家行政区域基本覆盖或到达了历史上的中华王朝最大行政地域）两晋、两宋则只是统一了汉家地盘，其中的东晋、南宋更是汉室天下也只得半分割据。而大明王朝的统一中国，基本上是合格的统一，尤为难得的是，对照历史上的国家统一者，在明以前从来都是北强南弱，秦向东灭赵燕一统北方后，最后南征打败曾经国力远在秦国之上的齐楚两国而完成统一；刘邦封汉王据汉中，出陈仓小道奇取关中后，再向东向南击败不可一世的霸王项羽，逐一灭掉各个异姓割据王国而完成统一；隋皇杨坚本北周外戚，既夺取北周政权后，南征灭陈而完成统一；唐朝建国与隋朝颇有雷同，高祖李渊本是炀帝表兄弟，奉命留守太原，在隋末大起义的潮流中顺势而动，由北而南的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而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却以一个曾经和尚的身份，追随元末白莲教和红巾军起义的潮流，凭着自己的才干和某种程度的运势，从平头百姓到义军小头目；从攀上郭子兴这棵义军江淮首领的高枝，到羽翼渐丰最终团结领导起这支义军队伍；从收拢江南豪杰名士，到依靠和利用强大地主阶层的势力；从奸灭义军内部派系分支的陈友谅、张士诚到驱逐蒙古，完成统一。朱元璋的惊天伟业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近三千年王朝历史上，他是平民*河蟹*登上帝位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这样的人才领受并完成了*河蟹*异族统治，复兴汉室江山的功业，用王朝时代的历史观点看去，怎么不值得大加褒扬呢？

第二、融和西南之功，经略东北之劳。洪武十五年二月癸丑平云南，置云南都指挥使司。乙卯置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同治云南府。领府五十八，州七十五，县五十五，蛮部六。后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北至永宁，与四川界。东至福州（应该是贵州吧），与广西界。西至干崖，与西番界。南至木邦，与交址界。距南京七千二百里，京师一万六百四十五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五万九千五百七十六，口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七十。弘治四年，户一万五千九百五十，口一十二万五千九百五十五。万历六年，户一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口一百四十七万六千六百九十二。这是清人张廷玉为主编修的《明史》上的一段，云南布政使司的设立，充分完全的对这个国之西南的重要地域实施了行政管辖。虽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因为秦汉时代甚至更早些的楚国时代就有了治理西南或者交往西南的记录，但是在明王朝以前，西南的相对独立毕竟有了近500年的时光。虽然前朝蒙古人已经把西南纳入国家领土版图，但在中原蒙古王朝被*河蟹*后，残存西南的蒙古势力实际上也已是苟延残喘。除了首战曲靖还是以蒙古统帅达里麻的十万军为对手，接下来平大理擒段世，战杨苴诸蛮直到洪武二十三年讨平思伦发领头的诸蛮夷屡次叛乱，明王朝的对手已经是当地世居民族。这就一改当初两宋时期保守柔弱的国防策略，把西南纳入行政管辖，消除了类似蒙古人从西南入侵中原的隐忧，短期来说造成西南兵祸伤害民生，长期来看，大大的促进了西南的民族融和和经济发展，是有利于中华大局同时有利于西南民族地方利益的。如今云南发展水平虽然全国来说不是前列，但比之外围的缅、老等地区，还不是大大的优越了？因此，明王朝融和西南之功，不应该被忘记。

至于东北，虽然我们说自古以来就是咱的领土，但确切的说，真正正儿八经把他用行政隶属管理起来，这历史还真的不是太长。当然这不是哪个古代王朝的错，毕竟那些年代里，东北是所谓的‘苦寒之地’，半年以上的冰天雪地，谁乐意去那儿活受罪呢？别跟我们说沙俄的‘战略眼光’，他们当初也就是荷尔蒙不正常，被蒙古人欺负了，翻过身来势必加倍的追讨补偿。结果歪打正着，那地下发现资源矿藏，让他们子孙拣到大便宜了。明王朝经略东北，出发点肯定不是莫须有的地下宝藏，不是为了那块可有可无的苦寒之地，而是出于防备残元蒙古及其他部族的侵扰，是安全需要。因此，王朝早期在东北一路设置卫所，最远到达黑龙江入海口的满泾卫（奴儿干都司驻所，如今俄国的尼古拉也夫斯克）。卫所有固定场所，也有临时或根据季节移动的非常驻所。但纵如此，这种耗费钱粮却无甚受益的卫所制度在东北也坚持没多久，历史教科书上的奴尔干都司，从名称上就区别于明朝正式行政区的布政使司，只是一种军事国防需要的辖区，在确定不能为安全增加多少保障，在王朝财政不想再负担这笔支出的时候，自然就成为裁撤的首选。因此，经略东北，明王朝只能说有劳，功倒是谈不上。

第三、科学发展，工商萌芽之利。中华之所以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屹立不倒，没有象古印度、巴比伦和古埃及那样灰飞湮灭，除了一般认为的地理优势：东面大海，西面高山，不可否认的更重要因素当然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优秀传承和曾经一直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能力。我们也不完全否认地利在某些时候的重要作用，比如公元前15、16世纪中国殷商时期发生于西亚、南亚的雅利安白人大入侵事件，据史学家研究正是导致古印度文明彻底消亡的罪魁祸首。而中国西、北部的高山荒漠阻隔，正好保护了尚处童年柔弱期的中华文明免遭覆灭之祸。也有研究认为当时中国版图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白人入侵，但零星的文明程度和技术能力得益于西方邻居而可能优于中原华夏先民的中亚原住民白种人实际上一直不断试图侵入中原，而世居青海、甘南、川北高原的古羌人正是依仗着河西走廊的有利地理把那些入侵者挡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圈之外。这些不详细展开了，也都只能是史学界的研究罢了。但由此之后，中华文明兴起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文明的深邃思想，奠定了文化的深层基因之后，中原王朝面临的外敌、强敌威胁并不少，匈奴、突厥、蒙古都曾经有灭中华而统天下的军事实力，但显然差距大的太多的思想、文化、技术能力正是中华在面对如此强敌时刚柔有度，最终反败为胜的决定性因素。追溯西方文明，往往不能弄清到哪一个国家是真正源头，但谁都不能否认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因为古希腊高度发达的思 想、文化、科学技术的能力是影响如此深远。而中华文明之有幸，让我们可以精神和实体合一，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我们就是我们，甲骨文是咱祖宗的创造，百家学说是咱先贤的创造，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这些教科书上明白的东西就是值得自豪的中华创造。正是这种继承前人、造福后人的发明创造和科学、思想，才是中华最值得自豪的民族生命力和发展推动力。而观乎明王朝，在发展科学、发展经济上，虽不能说出类拔萃空前绝后，但却是保持了中华一贯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明初郑和航海，对于航海天文和沿海水文、地理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是领先世界的；小学生课本上‘万户’火箭的研制，咱不说他什么成就，单就这种精神无疑是值得夸赞和敬佩的；旅游侠客江阴人徐霞客，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对于南方溶洞、丹霞地貌和植物生长的研究描述和沿途风物的笔记，是珍贵的历史地理信息；大医药家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贡献是巨大的；明朝中后期随着西方小规模海上侵扰和传教士的交流，对于国内火炮铸造技术、数学研究、天文研究等等起到了不小的促进。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虽然确实说不上有太多新鲜的发明创造，但总结前人经验不也就是科学、技术传承的重要途径吗？

至于明朝工商业的萌芽、发展，确实我们不能乐观的拿他和资本主义迸发期西欧伴随现代科技发明的大工业发展相提并论，我们承认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世界在个体的冒险和探索精神上有着超乎寻常的动力，他们较少的受到中华根深蒂固的保守教条的束缚。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明朝中后期的炼铁开矿业，瓷器烧制和进出口贸易，从养蚕到纺织成布一条龙的农、工、商各个产业，是有了比前朝更发达的技术和更大规模的存在的。这种产业的发展能否促成技术的革新进步，继而形成更大规模和更高生产效率的近代工业？甚至能否形成足够力量促进社会的整体变革？我们无法为之推测一二，因为事实没有发生，而假设没有意义，去因为假设而争论辩驳更加没有意义。

明朝并不窝囊！写下众多武侠名作的金庸先生非常令人尊重，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了他个人看法，对于明朝诸位帝王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有个别优秀的，但平均来说那是相当大的‘负数’，也就是不但没有促进社会、国家进步，反而是拖累国家、社会进步的罪人。这个个人看法当然有他的道理，但一个王朝也不能只看他的帝王们吧？历史终归是由人民决定的，明王朝的历史，明王朝的人民是对的起他们那个时代的，是为中华作出了贡献的，至少我个人认为如此。

第二篇：明朝园林

独具特色的——古猗园明代建筑

在上海现存的江南园林中，古猗园内的明代建筑保存得最为完整，也最具特色。今年，是建园480余年的古猗园开园50周年，许多明朝古建筑重新得到修缮。仔细品赏这些独具特色的明代建筑，不能不对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发出由衷的赞叹。

古猗园的明朝亭台楼阁多临水而建，与水景配合，体现了“亭台到处皆临水，屋宇虽多不碍山”的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以曲折长廊花墙分隔，形成大小不等的自由变化的自然空间，使观者常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古猗园的主要建筑逸野堂、梅花厅、春藻堂、翠霭楼、柳带轩等水榭曲廊，造型秀美精致，这些建筑既是风景点缀，又是观赏风景和遮风避雨休息之处。园内厅堂、亭廊连片相接，布局上曲折多变，借以花色漏窗，透视窗外景色，景物深幽，富有诗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妙处。

古猗园的亭台楼阁，建筑平面形式多种多样，立体造型变化多端，体现出江南明代园林建筑精巧自由活泼的特点。屋面小瓦筒瓦，屋脊花色镂空，各种斗拱、飞檐翘角、门窗式样、雕刻装饰、油漆粉刷简朴素雅，具有典型的明代园林建筑艺术风格。

明代园林建筑注重题名立意。古猗园内的逸野堂，清代沈元禄《猗园》记：“奠一园之体势者，莫如堂”，堂曰逸野，堂前栽盘槐一对，右立奇峰异石，左为假山水池，堂后植桂，中秋赏月，庭中桂香，疑身在广寒宫中。堂内悬挂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所题“华岩墨海”匾额，表明建筑其堂是反映当时一些士大夫和和文人墨客寄情于山水，沉溺于悠闲雅逸，欣赏风花雪月，以隐逸为高的思想情趣。古猗园的戏鹅池岸边的“不系舟”，建于明代，曾有明代书法家祝枝山题额，此舟无缆可系，故名“不系舟”。建舟也是有其情意所托。唐白居易诗：“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李白诗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反映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不满，消极避世的思想情绪。

古猗园还有少数现代园林建筑，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文化氛围，在明代建筑“包围”之中，倒也显出别一番风情。如古猗园竹枝山上有一方亭，名为缺角亭，故意残缺东北一角，以示东北沦陷，其余三角均塑高举拳头，表示反抗侵略和收复失地的决心，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抗日革命意志。此外，还有些建筑物具有地方历史性的纪念象征，古猗园戏鹅池西堤上的白鹤亭，顶端白鹤停立，展翅欲往南飞，是根据古代“白鹤南翔”传说而建此亭，南翔地名亦由此而来。

第三篇：明朝黄帝简历

明朝黄帝简历

太祖朱元璋(1328-1398)

年号“洪武”1368年称帝，在位31年

太祖朱元璋，安徽凤阳人，公元1368年8月，由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的指挥下一举攻陷元大都--北京，宣告了元朝的灭亡。同年，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了明王朝，朱元璋是为明太祖。他死于1398年，时年71岁。

惠帝朱允炆(1377-1402)

年号“建文”1398年即位，在位5年

惠帝，太祖孙，皇太子朱标的次子，朱元璋在世时，大封王室，20多个儿子均封为亲王，分驻各地，惠帝登基后，进行削藩，以统一军事，惹恼诸王，燕王朱棣其兵北京，1402年攻入南京，惠帝一说被烧死，一说外逃。

成祖朱棣(1360-1424)

年号“永乐”1402年即位，在位23年

成祖朱棣，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以入京除奸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争，在1420年打败惠帝统治集团，夺取了明朝政权，建元永乐，是为明成祖。

1421年迁都北京，并下令编纂了《永乐大典》。死于1424年，时年65岁。

仁宗朱高炽(1378-1425)

年号“洪熙”1424年即位，在位1年仁宗，明成祖长子，仁宗政治比较清明，采取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在位1年，死于1425年，时年48岁。

宣宗朱瞻基(1398-1435)

年号“宣德”1425年即位，在位11年

宣宗，仁宗长子，他和其父一样，比较能倾听臣下的意见与仁宗并称“仁宣之治”，宣宗时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宣宗死于1435年，时年38岁。

英宗朱祁镇(1427-1464)

年号“正统”“天顺”(1435-1449；1457-1464)在位，在位23年

英宗，宣宗长子，即位时才9岁，被宦官王振专权，1449年，瓦喇大举南侵，王振惬英宗亲征，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1450年，被放回，直到1457年，才又即位。死于1464年，时年38岁。

景帝朱祁钰(1428-1457)

年号“景泰”1449年即位，在位9年

宣宗次子，英宗被俘后被拥立为帝，即位后，用于谦为兵部尚书，粉碎了瓦喇对北京的进攻，迫使瓦喇放回英宗，英宗放回后，景帝将其软禁，直到1457年，景帝病危时，英宗才又被拥为帝。景帝死于1457年，时年30岁。

宪宗朱见深(1447-1487)

年号“成化”1464年即位，在位24年

宪宗，英宗长子，宪宗好方术，溺于女色，致使宦官“奸欺国政”。1487年，宪宗死，时年41岁。

孝宗朱佑樘(1470-1505)

年号“弘治”1487年即位，在位19年

孝宗，宪宗三子。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死于1505年，时年36岁。

武宗朱厚照(1491-1521)

年号“正德”1505年即位，在位17年

武宗，孝宗长子。好逸乐，贪女色，是明朝有名的荒唐皇帝，因荒淫过度，死于1521年，时年31岁。

世宗朱厚璁(1507-1566)

年号“嘉靖”1521年即位，在位46年

世宗，宪宗孙，父兴献王。世宗前期颇有一些作为，诛杀宦官，节用宽民，但后期荒淫无度，政治腐败，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世宗因服丹药中毒死，时年60岁。

穆宗朱载垕(1537-1572)

年号“隆庆”1566年即位，在位7年

穆宗，世宗第三子。在位7年，死于1572年，时年36岁。

神宗朱翊钧(1563-1620)

年号“万历”1572年即位，在位48年

神宗，穆宗第三子。即位时才10岁，由皇太后陈氏及李贵妃主持政务。神宗亲政后，深居宫中，荒淫享乐，政治腐败，神宗时，北方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窥视中原。神宗死于1620年，时年58岁。

光宗朱常洛(1582-1620)

年号“泰昌”1620年即位，在位1月

光宗，神宗长子。是一个贪财好色的皇帝，由于淫欲过度，即位当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丹砂过度而亡。时年39岁。

熹宗朱由校(1605-1627)

年号“天启”1620年即位，在位8年

熹宗，光宗长子。在位时任用宦官魏忠贤，致使政治腐败。努尔哈赤乘机攻占沈阳。熹宗死于1627年，时年23岁。

思宗朱由检(1610-1644)

年号“崇祯”1627年即位，在位17年

思宗，光宗第五子。即位后，诛杀魏忠贤，颇为勤政，勉力振作，无奈积重难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又崇祯性多疑，刚愎自用。终于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缢身亡。时年35岁。死前于兰色袍服上大书“勿伤百姓一人”。

第四篇：明朝厂卫制度

明代厂卫制度初探

明代的“厂卫”制度

——部分节选内容发表于《万科》周刊2009年六月刊

众所周知，有明一代，监察、特务系统是极端发达的。其始作甬者，为太祖朱元璋。太祖通过废中书省、收兵权，从而掌握了军政大权。但仅此仍嫌不够，另外还设立了一整套监察系统。虽然此举并无创新——早在秦国就设立了专司监察之事的御史大夫，以后历代皆袭其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检察机构扩大为御史台。至唐宋朝，则分为三个系统，即御史、谏官及封驳——但太祖治下的监察系统则远此为甚，极其发达！如都察院（先设御史台、后立都察院）、通政司、拱卫司、察言司、锦衣卫（拱卫司为其前身）、巡检司等，延展到其后世子孙创立的东厂、西厂、内厂（又称内行厂）。这就是“厂卫”的由来。

先说都察院的组织设计。都察院下设监察都御史，仅为正七品。各道监察御史，正九品。洪武十六年，都察院升为正三品。洪武十七年，再升为正二品，设立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都御史司职弹劾百官、提督各道。具体而言，即拥有三项权力：三劾权、职官考察权、司法监督权。所谓三劾权，即：“凡大臣好佞、小人构党，威福作乱者，弹劾；百官贪冒、破坏纲纪者，弹劾；学术不正、上书乱言者，弹劾”。

这种设置中，耐人寻味的是，监察都御史仅是七品小官，品级和县官一样，但却拥有极大的权力——无形之权。皇帝依靠他们来钳制大官，以小制大，以内制外，赋予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发的权力。这套系统实际上就是皇帝的耳目，是替皇帝监视群僚的机关。如此，也算是大象无形了。

如上述，太祖仍觉不足以掌控百官。又先后设立了检校、察言司、锦衣卫。前者无正式官署，后者为十二卫中第一卫。前者中最著名的头子有高见贤、夏煜、杨宪、宋思颜等人，“以伺察搏击为事”，“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亦即特务工作。上述几人得势后，连李善长等开国重臣也避之远远，丝毫不敢招惹。

察言司设置时间较短，史中记载不详。只知洪武三年七月，“革察言司”（注1）而已。不过望文生义，可知此司仍为刺事机构。

至于锦衣卫，则规模颇大，其人数最多时达至六万人。该卫于前身为拱卫司，于洪武元年设立。洪武十五年（1382年），出于打击权臣的需要，改为锦衣卫，为上十二卫之首（注2），故能贴近皇帝本人，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听命于皇帝。说的准确点，这支队伍并非国家的队伍，而是皇帝老倌的私人军警系统。

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掌本卫刑名，设经历司，掌文移出入。其官员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

同知二人，从三品。佥事二人，四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五品。下属有将军、力士、校尉。实际上，锦衣卫相当于独立于国家司法系统之外的刺事（侦缉）系统、纠察系统、检察系统、监察系统、监狱系统、武装序列。使皇帝拥有直接且绝对的权力，凡事均可不经法司，无疑足以使百官人人自危、度日如年。

具体到锦衣卫的确切职责，据《明史·职官五》云：“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又云“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太祖屡兴大狱，诛杀功臣，大多基于莫须有的罪名，设若交给发司依法办理，有可能旷日持久，且根本无法治罪，而作为诏狱交给锦衣卫办理，相当于绕开正统体制，另辟奚径。诏狱，主要是指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之案。这样来看锦衣卫职责，就十分明了了。“侍卫”，本就是皇帝的亲兵；“刑狱”，自己可以断狱；加之“密缉”，则又具特务机构性质。所以锦衣卫的核心任务就是屠诛功臣，罗织罪状，置之于死地。《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且四万。”足见其酷烈程度，史谓：“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 而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术不正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

事实上，如果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其弊端尚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凡事不可极端化，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其祸国殃民的本领就容易被激发出来。因为他太容易利用职务便利制造冤狱，以打击异己。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笼罩在恐怖气氛中。至若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官民，死于锦衣卫酷刑的正直官吏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无节制的滥捕冤杀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而此例一开，有明一代，其弊终难去矣。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笔者亦持此说。

沿袭到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始创更加严酷的东厂（注3）。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后，其精神始终高度紧张。原因有二，其一者，建文未死的流言一直存在，经过历代学者的考究，发现未死隐匿的可能性极大。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特别是前朝旧臣——或许因为建文帝性情仁柔、温和，尚未失掉人心的缘故吧！——总之，为了巩固政权，成祖比其父太祖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极端专制机构，于是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将原来又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改为又司礼监直接掌管，“至永乐，始归其事于其内。而史讳之”（注４），相当于将宦官队伍直接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成为自己的嫡系力量，无须接受任何制度的制约。第二件，鼓励告密。有平民谓丁珏者，就因告密而“立授”为刑科给事中，“„„立擢之。由是阴伺百僚，有小过辄以闻，举朝侧目”，告密的对象，甚至包括皇亲国戚、开国元勋。此风在后期方有所收敛。第三件事就是另设东厂，其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其嚣张程度，史中有“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气势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捶击”的记载。如此，厂卫乃成。

东厂的组织架构做如此设计：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亦即民间所称的“番子”。起初，东厂只负责刺事（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稍南有狱一处，凡重犯皆系之，轻犯干连则在署外之店也”（注５），自成系统。其刺事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要犯，东厂都要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皆有东厂派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言行。重要衙门的文件，即使如兵部的各种塘报、边报等军情，东厂都要一一查看。刺事对象延伸到极限，就连皇太子、公主、驸马也不能幸免，“文皇尝夜遣小中官潜入（梅）殷第，察之”（注６），至于寻常百姓的生活琐事，例如油盐酱醋的价格，也无一不在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送内廷。如此可见，厂之地位，优于锦衣卫。

东厂番子每天潜伏于市井酒肆、大街小巷里面，并非完全出于公干，更多的是为了谋取私利。彼等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其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自京师至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所谓“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这些遍布全国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错，密如蛛网，使国家进入恐怖之中。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属于后来居上者。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关系密切，又身处深宫大内，更容易获得皇帝的信任。因为东厂除侦察官民外，连锦衣卫也在其范围之内。加之东厂还要负责调查全国各地的情况，临时派遣的特务最为广泛，派出去的宦官或去监督军队，谓为“监军”；或去征收税赋，谓为“税监”；还有提督京营，监督仓场，采办货物等，遍于全国各地，全都负有侦缉的责任。所以，厂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又设立了西缉事厂(简称西厂），由大宦官汪直提督厂事，所领官校倍于东厂，掌东厂太监尚铭听其指挥，锦衣卫千户吴缓为其爪牙，权势远在东厂及锦衣卫之上。汪直利用职权，屡兴大狱，任意捕杀臣民，冤死者不计其数，一时权倾天下。

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乃设大内办事厂，即大内行厂，简称内厂，由其亲自统领，比东厂、西厂尤为酷烈[注７]。武宗以前，厂、卫分立，更迭用事。此时，东厂首领丘聚，西厂首党谷大用，锦衣卫指挥史石文义，皆刘瑾死党，以致厂、卫合势，特务遍天下，并创立重刑，令人闻之无不谈虎色变，视宦官如虎狼。刘瑾先后专权五年，尽夺内阁之权，军国大政不经内阁，而是直送刘瑾私宅办理——当时内外章奏，主管官员“先具红揭投谨，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意即白本是给武宗看的，红本是给刘谨看的，送白本只是履行一个程序，实际决定权全在刘谨之手。所以，内阁撰敕，或“逆探理意为之”，或“至理处请明，然后下笔”，到了最后，刘谨索性拿回去“自于私宅拟行”，俨然如民间所讽的“立皇帝”。只是到明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才以谋反罪被杀，西厂、内行厂俱被撤销。刘瑾的家财有

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只此银子一项即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这个结果比之于当初创设特务机构的初衷，可谓滑稽之极，因为它是以损失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再说说厂卫的首领构成。

除了锦衣卫外，厂公或督公基本都是宦官。“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为何如此？细究起来，宦官这个群体似也可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所不具备的优点：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处内宫，和皇帝接触起来更为方便，皇帝也认为他们更贴心、更信得过，往往引为心腹，所谓宁予家奴，不予外臣。其次，宦官既已“去势”，在社会上无地位、无尊严，只能依靠皇帝，所以他们往往更忠心，更会替皇帝着想，不象士大夫阶层，有时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不太买皇帝的帐。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有些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们作为皇帝的贴身秘书基本可以胜任，也不会象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急需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系统供自己使用，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例如，在成祖起兵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总是觉得他们比较可靠。故此，厂卫领袖多由司礼监太监充任。

明代宦官设有许多衙门，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是诸监之首，是特务系统最高指挥机关，“掌印太监”为其最高首领。东厂特务直接受皇帝差遣，派去主持东厂的宦官自然都是皇帝的亲信，颁发的关防比起其他宦官衙门也要权威的多，其他宦官的奉差关防都是“某处内官关防”几个字，惟独东厂的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

如此可见，厂卫职权基本相同，但锦衣卫为外官，奏请需用奏疏，不如东厂等太监亲近，故厂的势力大于卫。锦衣卫侦伺一切官员，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内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由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构成一整套严密的特务体系。厂卫均可不经法司，直接奉诏受理词状，逮捕吏民，用刑极为残酷，“冤死者相属”，致使朝野上下动容。

至于厂卫的组织架构设计，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分驻各地的，一是驻在京师的，再有就是临时向外派遣的。除锦衣卫外，其余的全是由宦官主持，并且由宦官领导机关司礼监领导任免，然后由皇帝终裁。这三部分中，以分驻各地的最为繁多，从成祖时就开始设立，后来全国各省以及各重要城镇全部都设有。他们的任务实际是替皇帝侦察该地官吏军民人等，暗查军民动态。

有了厂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压制起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虽有200多年历史，但在政

治制度、经济制度上却无所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过于严密的监察网、过于发达的检察系统，已使百官不能自由发挥个人才智，工作死板而僵化，整日惊恐万分也就无心尽责任事，这种状态显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

通观明代厂卫制度，在协助皇帝强化个人独裁统治这一层面上，确有臂助之功。但此种制度弊端甚广，掌握火候的难度极大，故此以后各朝均大为失控。具体而论，其主要流弊有四。其一，由内臣提督东西厂，贻害最深。

厂卫首领，如果均由外官充任，似乎会有另外一种结果。而不幸的是，最重要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内厂——都由宦官执掌。本来宦官干政就是极其危险的祸国之根，再把这种极端的国家机器交由宦官把持，实际上促使两者合流，使两种本来就很凶险的因素融合成为一个极大的隐患。换言之，这种机构的设置，相当于给了宦官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盘，在这个势力范围内，名正言顺的进行干政。加之，历朝各代，因为随侍左右，宦官都是极其擅长体察上意的，进入一流境界者，自能摆弄皇帝于手掌之间。如英宗即位时，对宦官王振言无不从，直呼“先生”而不称名。其时王振掌司礼监，依仗皇帝宠信，权在内阁之上，群臣争相阿附，朝政败坏萎靡，内外官吏莫不贪残，贿赂公行。凡朝觐官来见王振，必献百金为礼。如此，既已“挟帝有术”，手中再有了厂卫这种无所不能的强权工具，倾国倾城也就太过自然了。也因此，有学者谓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其实始自明代，而厂卫制度又是最根本的源头，此论不无道理！

其二，废相集权，中枢机构缺位，厂卫乘虚充任，至为大错。

洪武十三年（1380年），中书省被撤消，废丞相不设，大都督府分为中、前、后、左、右五军都督府，皇权进一步加强。其后历永乐、洪熙、宣德，逐渐形成内阁制度。内阁参赞机务，但首辅无丞相之名，实则一大参谋结构而已，一切重大决策悉决于皇帝批红。与此同时，宫中宦官形成以司礼监为首的一套机构，他们通过厂卫这种绝对专制制度控制朝臣、进而控制内阁、再利用代皇帝批红的机会，从而实际上已代行内阁大权，利用这条看似直接、实则迂回的路线，从而权倾天下。

其三，失控的监察体系、绝对的专权体制、极度的中央集权，足以导致社稷的覆灭。

在传统的组织架构体系外，另设一套平行的统御系统，如果期以适度的彼此钳制，似无不可。但毫无规矩可言、毫无法制可循，完全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以厂卫的好恶为好恶，使权力绝对的集中，使权柄强化为兵器，使国家机器工具化，则必然使这种初衷不复存在，成为已入晚期的社会毒瘤，最终结果只能是整个国家的恶化、灭亡。因为这种结构的设置，实际上是推翻了原有的制度体系，更是对本就薄弱的法制体系的任意践踏。试想人人被监视，草木皆兵的背景下，岂能还有心思做事？再遥想当年崇祯一手断送大明江山、及至自缢于煤山之时，是否想到这种结果的因子，实则乃由其远祖亲手种下？

第四，人权陨落，与大势背道而驰，逆历史潮流而动。

太祖大肆屠杀功臣，看似是为了给其后世子孙铺平道路，那是比较动听一种说辞罢了，实则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很不幸的是，他的后裔也大多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变态、冷血、残忍、嗜杀、愚昧、固执，视他人生命如草芥。这种性格背景下，自然需要厂卫这样的打手，即屠夫机构。朱元璋之嗜杀自不必说，其子永乐大帝颇享盛名，但也首创了屠十族的惨剧，令人发指。而如果将该时视角转移至西方，与厂卫制度的设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早于其时，即于十三世纪就已颁布了《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横行绝对独裁的“诏狱”和惨无人道的“廷杖”（指皇帝当廷责杖朝臣的肉刑，公侯如朱文正、朱亮祖，大僚如工部尚书薛祥等，都是受廷杖致死的）。英国更早于同期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凭借厂卫更加集中，民主被摧残干净，与历史发展进程大相背离。

最后不能不提及厂卫制度的现实意义。

国内民营企业领袖出身草莽，但亦不乏擅长学习、以史为鉴者。从历史中寻找管理良方、从典籍中汲取经营方略，并无不妥。但是，确有一些领导人，或许出于缺乏自信，或许过于狭隘，总是担心企业失控，但又喜欢以史为师，故此对于历史中的一些糟粕也不免拿来乱用一番，以强化个人对企业的绝对控制，则明显过于滑稽和幼稚。企业当然应该有一套严密的内控体系，以使组织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不至于走偏。但基于此点，就重用“内臣”（家属、亲戚、故旧、同乡）、防备人才，采用设置眼线、广布暗探的方式来侦缉外聘高管，则未免走火入魔了，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种模式的结果是虽然强化了独裁控制，但最终结果却是自毁长城，极端的得不偿失，属于拙劣之术，殊无借镜的必要！

须知，大明朝的快速堕落，厂卫制度“功不可没”！

第五篇：《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

泱泱大国，历史悠久。在这历史的长河中“蕴藏”着有着276高龄，国泰民安得朝代——明朝。说到明朝自然就有历史，历史是断垣残壁，铺满灰尘，还是书页早已发黄的书籍。不是，原来历史也很精彩。一扇历史的大门正朝我们敞开。

明朝可谓是人才济济，名垂青史的航海家郑和就在这个朝代。文学家梁启超曾用八个大字来颂扬郑和：郑和之后，再无郑和。这八个大字掷地有声，也表现出郑和的功劳之大。

郑和于洪武四年（1371）出生，原名马三保，云南人，自小就聪明好学，他从小就对航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听他的父亲讲述在海上乘风破浪，跋山涉水的惊险经历和千里之外，异国他乡的故事。这也对他产生了影响。他多么向往自己亲手掌握船舵，驾驭着大船，乘风破浪。在几十年后的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这是一个令人们难忘的日子——中国的船队第一次远航。大家扶老携幼来到福建的五虎门。此时的五虎门“打扮”的十分隆重，张灯结彩，就像过节一样。刚来到码头，62艘长约148米，宽约60米的庞然大物首先映入眼帘，这就是“宝船”。船舱竟有六层楼这么高，相当于现在的航空母舰。宝船们整齐的停靠在码头。仪式开始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走上甲板，这就是郑和。只见他振臂一呼，高喊：“启航！”一百多艘船浩浩荡荡地离我们远去，消失在江天交界处。郑和掀开了航海的篇章，郑和远航这一段历史永远的被人们传颂！

历史不是乏味枯燥的古文，历史不是令人费解的字眼，历史只是一段精彩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