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书评

第一篇：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书评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作者弗里德曼在开篇就明确的指出本书研究的主题：分化社会中的单系亲属组织和集权政治体系，附带解释社会学中的社会复合体问题。而把注意力集中于福建和广东两省是因为这一地区的特殊性，即不仅具有大范围的单系亲属组织，而且向海外大量移民。

福建和广东的村落与宗族：

宗族与村落重合或者说村落由单姓宗族组成；即便是几个宗族组成相互之间界限明确常常有高墙隔离；同有一个地区不可能只有一个姓氏群体。

同姓不能结婚。一方面在同姓之间筑起一道婚姻围墙，导致婚姻范围狭小，另一方面为了打破这种束缚，同姓之间结婚的习俗又与法律相悖，于是有“五服”之说。任何人一个宗族可能和其他宗族联合，联合建立在宗亲、有联系的姓氏或婚姻基础之上；同样对抗可能存在于宗亲联系的宗族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有婚姻或母系血缘关系的不同姓氏之间。

宗族的规模一般与其历史和族群大小相关。

村落生活的经济基础

这种宗族经济结构是农业与商业制度的综合，它使财富不同程度地在村落社会中不同的小区域聚集起来，而且为个人和家庭提供某种机会，提高或减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增加或减少他们对获得的社会财富和服务的需求，资源分配的不均和流动的可能性是乡村生活异质性的重要方面，因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和仪式差异的基础。

家户与家庭

农民特别是普通农民一般为配偶家庭，原因是分家特别是父母逝世后才分家的习俗，以及妇女间的纠纷。而富农特别是地主与商人，由于拥有由政治或经济力量所带来的人际关系资源而使得不愿因为分家而散失资源，以及丈夫把理想和名望看的高于夫妻等之间的纠纷，所以多为联合家庭。

继嗣群体的等级制度

宗族家庭——普通家庭（支族）——经济家庭（地主、商人等联合家庭）——自然家庭（配偶家庭）

宗族首领必须是辈分最高的，依靠血缘关系，而村落首领则只要求是年龄最大阅历最丰富的，不要求依靠直接血缘关系。

家庭<复合体（多个家庭）<房支（多个复合体）<宗支（多个房支）<宗族（多个宗支）（对于相互之间关系的界定和模糊，每一统一的定义，定义模糊分类模糊，我认为的确是外来人对本身就较为复杂的宗族关系的理解很难）

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包括父亲家系的所有同灶合食的成员，以灶计算。

复合体以住宅计算，几个家庭可能共同居住在一起，最年长的家长就是复合体的首领。房支以血缘的系列来计算，比如堂兄弟属于同一祖父的继嗣世系，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复合体中。

在房支之上还有宗支，在上面是宗族。宗支的首领与宗族首领一起组成宗族委员会。

从功能上看，大致的说，家庭是经济单位，复合体是政治和社会单位，宗支是信仰和崇拜的单位，宗族和不同宗支的首领就是池塘委员会，组成一个兼有经济、政治、社会、信仰、教育和军事等功能的单位。服丧的等级

个人界定继嗣的五服：上诉到高祖的直系亲属；下溯到曾孙的直系亲属；兄弟及其下溯到第三代的男性后裔；伯叔及其子孙；伯叔祖及其儿子；曾伯叔祖及其曾孙；以及所有这些人的姐妹。

在这一分类中，包括父系的堂侄孙和直系亲属的上下四代，可以说是汉人父系亲属关系的核心。

裂变的系统

经济状况的不同导致裂变程度不同以及裂变形式不同。而且一般是由于房支经济基础的扩大导致了可能自立祠堂，特别是非长子的有经济基础的房支更容易裂变。

裂变以经济基础为依赖，裂变所带来的利益和责任也以构成裂变的单位成员为核心。裂变会导致地位和财富的不均衡变化。

宗族内部的社会分化

宗族内部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导致了其经济差别。地位的来源有：长者、读书人（官员和留洋学者）

社会地位的来源，或者说宗族荣誉的来源，是通过商人这一阶层联系。

农民___商人____绅士，因为农民要想成为绅士需要以大量的经济为基础，而土地不能产生土地，所以依靠经商聚集经济，再用金钱买土地，让子嗣考取功名，如此获得社会地位的提高。

另外这种荣誉的分享也因宗族群体大小及关系的亲疏而不同。

宗族内部的权力分化

由于县官不能深入村落进行管理，所以导致权力实际存在于村落的绅士或宗族之间。这样就出现了有宗支首领和宗族首领以及有地位的读书人等组成的委员会控制权力。由于宗族的的社会分化和宗族分裂所导致的不均衡，使得权力的分配在不同宗族单位之间也不均衡。权力分化随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而不同。

政治权力与经济控制

当族地采用轮流种植的方法进行管理时，弱势“家庭”的权力相对而言是安全的，但是当徒弟被集中控制并用于经济为目的的利用时，弱势“家庭”的权力则很不稳定。有权势的“家庭”滥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谋取私人利益。如此的经济控制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政治权利的增长和控制，并且产生了宗族腐败。非平等的获得公共财产的收益，是宗族组织的特点。控制宗族财产是出于宗族权力中心的人们从总体上对社区产生影响的一种手段。其他手段有充当国家税收的中间人角色。通过经济控制以及与官员的关系，强势成员对弱势成员的经济剥削十分严重，同样大的宗族对小的宗族的进行保护和剥削。税收实际是进入大的强势宗族和宗族成员口袋中。税收无法到达上级官员阶层。

仪式的分化

权力系统的形成及其利益使得权力阶层极力维护其地位，而没有特群的弱势成员或族群，则努力达到或进入这一群体。表现在仪式中，拥有权力和地位的人们，通过根据风水规则建造房子和选定坟墓地址，试图保持权力和地位，通过在盛大的祖先崇拜的表演仪式上安排自己的特殊位置和角色，努力强调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在穷人一边，则祈求财富，希望他们的商量不仅在他们去世后得到回报，也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够发达。此外在丧葬地的选择以及祭祀仪式上的区别上都有区分，强势成员选择单独的风水好的地方下葬并不时调整风水以确保生者的长久富贵，而弱势成员只能葬于大墓地。在灵牌进入祠堂的规则及位置上也是如此。甚至弱势成员参加祭祀活动也有资格限制。

祖先崇拜与宗族结构

祖先崇拜的规模：一种是家户家庭和扩大家庭，另一种是宗族和房支。只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就会在不同阶段产生分裂。家户和扩大的家庭以家庭建筑物的一部分作为神龛来进行祭祀，较高的裂变群体则需要特殊的祠堂进行祭祀。二者存在差异。在家庭和祠堂两个不同的语境下使用的符号存在区别。灵牌的形制和材料不同。家庭神龛中的代表的代际数量有限，一般在五服之内。

问题在于三个区别:在家祭和祠祭两个语境中，祭祀者和被祭祀者的关系；在两个背景下表演的仪式；与这两个不同语境下有关的祖先角色的理念。家祭中的祖先一般限定在五服之内，甚至只有新近去世的直系亲属，是一种单纯的对亲属的纪念仪式，祖先被视为对其有贡献的个体。在祠祭中祖先则背当做宗族中的裂变群体单位来祭祀，不再用于个人贡献的成分，被认为是远祖或非个人化的祖先。祠祭采取家祭所没有的职业和正统的方式。祠堂有人看管，并且祠祭只能由男人主持和参加。而家祭则没有这些规定，妇女甚至有可能成为祭祀的中心人物并可以拥有自己的灵牌，但是家祭中祖先的地位无论如何不会高于家神的地位。

会与众（自愿组织）

会为弱势成员或群体提供了在宗族腐败后，在经济、丧葬等方面的互助体系。

宗族之间的关系与跨宗族之间的关系

婚姻关系导致的宗族间的联合，（作者不赞成小说中出现的舅表姑表等亲戚结婚），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不同宗族间的服丧体系等。不同宗族间的的矛盾冲突，原因一般是由于强大宗族对弱小宗族剥削。当然也有同一宗族中弱势成员会受到强势成员的压迫，但一般比较少。这种矛盾一般会形成械斗最后演变形成世仇。

宗族与国家

在官僚与民众比例低的国家大范围内，地方宗族通常是解决宗族成员纠纷的最大单位。地方宗族绅士是连接宗族与国家的桥梁。国家部门的功能则主要集中于镇压异端、秘密宗教和会社。

宗族与国家的利益对抗，可能导致冲突斗争，但是这种冲突会被绅士成员缓解或者加深。国家利用宗族维持秩序，但是国家也因此失去了对宗族的强有力控制。

讨论

根据社会地位的不断分化，大规模的宗族内部发生高度的社会分化。宗族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与宗族内部分化相互促进，分化会随着成员的增加而加剧，而分化又会导致宗族成员的增加，分化出来的宗族又增加了宗族整体间的合作性资源，从而有利于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

第二篇：关于依法取缔非法宗族组织

关于依法取缔非法宗族组织，严厉打击非法宗族活动的若干规定

江西万载县两个宗族因墓地起纠纷，当地政府反应迅速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械斗。随后，政府决定多管齐下取缔“已对基层政权的稳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及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构成重大威胁”的宗族组织，同时清理全县的宗族祠堂。

这一做法引起很大震动，村民提出异议，有的人甚至联想起了40年前的那场运动。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如何看待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出现的宗族复兴？如何正确处理宗族问题？当地政府的行政能力正面临考验。

在重修完族谱十余年后，株潭镇亭下村的张氏宗族终于有钱修建祠堂了。他们将村民所居的一所危房拆掉，每人筹款百余元兴建了“张氏祺公祠”。祠堂刚刚建好，祠堂内的神龛上依次摆了历代宗亲的灵位，两个石狮也被安放在了祠堂门口。而他们没想到，一项取缔宗族组织、清理祠堂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于全县开始了。

张姓村民说，4月28日上午，株潭镇和万载县的十几位政府工作人员突然来到祠堂，要把这里改为“文化活动 中心”。他们把祠堂门上的牌匾和神龛上张氏的祖宗灵位全部带走了。第二天，政府工作人员再次现身，这一次他们用树干将祠堂内用砖石砌成的神龛捣毁。

他们最初让村民自己动手，但村民没有答应，他们就自己来了，嘴上说着：“我们动你的神龛，别人动我们的。”

村民们相信他们没有说谎，这些政府工作人员所属宗族的祠堂也正面临同样的命运。江西省万载县近年来随着宗族势力的复兴，各乡村的大姓几乎都重修或新建了自己宗族的祠堂。而如今，它们都将在短时间内变为“文化活动中心”或“农民夜校”。所有的宗族组织也在一夜之间被“查禁取缔”。

政府最终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4月26日，丁、龙两姓险些因墓地纠纷引发宗族械斗。万载县委、县政府开始多管齐下，打击各乡镇日渐抬头的宗族势力。这场运动被当地政府认为是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篇：中国农村宗族组织研究综述

本科生专业文献综述

目:

名:

院:

业:

级:

号:

:

中国农村宗族组织研究综述

徐云松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学

社会41班

2214121

李义波

职称:

讲师

2007年 06月 29日

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制

题 姓 学 专

班学

指导教师

中国农村宗族组织研究综述

社会学专业 徐云松

指导老师 李义波

摘要：地缘与血缘关系在中国农村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农村基本上是由地缘与血缘组织起来的社会。而正因为这两者的存在，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宗族组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研究了百余年，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本文在列举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各家观点异同的同时，从现有文献入手，对当代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农村宗族组织的研究状况、主要成就作一综述。关键词：农村宗族组织；复兴；宗族功能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es to study the

summary Student majoring in Sociology

Xu Yunsong Tutor

Li Yibo Abstract: The reason and the blood relationship relations occupies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basically is a society which organizes by the place reason and the blood relationship.But because of these two existences, the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which organizes for the patriarchal clan, has provided the essential condition.When studies the Chinese question, the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ation w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which was unable to avoid,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has already studied in this aspect for more than hundred years, has yielded the extremely significant result.This article in enumerates 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results, compared with various view poin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t the same time, obtains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rganizes the research condition, the main achievement to the contemporary near for 20 year our country countryside patriarchal clan to make a summary in particular.Key words: The countryside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es;Revival;Patriarchal clan function

宗族是在历史的变换中形成的组织严密、结构完整、制度完善的民间组织，这一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遭受到毁灭性打击，而正是在这次创伤中，宗族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在其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宗族组织在全国各地普遍复兴。如何看待村落宗族组织在农村中的作用与影响，不仅关系到人们对村落宗族的态度，更关系到人们对农村、农民的态度，关系到人们对农村现代化的认识与把握。

一、农村宗族组织 关于农村宗族组织的资料非常多，众多学科都对其有过不同程度的探悉，不仅时间跨度大，研究的侧重点还各有不同。下面，笔者将就国内外关于宗族组织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按时间顺序作一简单的说明。

二十世纪初我国学者偏重家族史的研究，如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潘光旦的《中国家谱学略史》、孙本文的《晚近中国家族制度之变迁》、杨再芳的《论中国家族制度之演变与其家庭组织的相关性》。之后中国有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这两本著作在中国有着标志性意义。比费孝通早些时候的二十年代，美国学者库普就根据其在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写出了《中国南方乡村生活》一书，对中国宗族组织的表现与功能做了初步的研究。1935年，陈礼颂在乡村调查的基础上写成《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研究》，展示了三十年代广东潮汕农村社会生活的画面。1955年，日本公开出版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此书对我国北派人类学调查和著述的影响是深远的。五六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分别推出了《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组织》和《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两部专著，系统论述了中国宗族组织的社会经济功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恢复宗族问题研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冯尔康的《中国宗法社会》、王思治的《宗族制度浅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1987年华英国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的《宗族·种性·俱乐部》一书出版。作者对比了中国、印度、美国这三种文化，指出“在家庭与国家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中国人最重要的集团是宗族”，并从比较的角度概括出中国宗族组织的外婚、单系共同祖先等一些特征。[1]23-24九十年代初，钱杭、谢维扬对江西泰和农村进行了考察，著有《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书，对泰和农村的普遍重建宗族组织的原因、状况、影响作了系统的论述。1996年杜赞奇的《文化·权力·国家》一书在我国翻译出版，书中《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一章详细论述了1900年至1942年间华北农村的宗族情况以及宗族与村庄政体、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孙秋云、崔榕于1996年初至1998年对湖北的宣恩、来凤等土家族聚居区的宗族活动进行了调察，发表了阶段性报告《宗族文化与社区历史》。1998年美国学者艾尔曼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一书翻译出版，该书论述了晚清时期常州今文派与常州宗族的关系，在沟通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对当时常州的宗族情况进行了叙述。

关于农村宗族组织的定义虽然各家学者的表述不太一样，但在内容上基本差别不大。借用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的观点，宗族一般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一、男性血缘系统的人员关系；

二、以家庭为单位；

三、聚族而居或相对稳定的居住区；

四、有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领导人，进行管理。[2]李锦顺，章淑华在《农村宗族：内涵扩散、特质及其未来》一文中对宗族组织下如下定义：宗族基本上是按男性血缘世系或近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严密或松散的组织形式，具有修祠堂、修祖坟、修族谱等宗族色彩的活动，存在着一定的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群体。[3]与此类似，钱杭与谢维扬在《宗族问题：当代农村研究的一个视角》一文中指出，实体性宗族组织“是指农村中依据真实的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宗族性团体，具有稳定的组织和对其成员有系统的约束力。其最典型与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在祖先祭祀、宗族财产、伦理、宗子继承以及参加宗族活动等方面，对于族人有着严格和成型的规定，因而这不同于那些临时的，仅为某一单个的具体行动目标而形成的亲属联合”。[4]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宗族的权威被打破，其活动逐渐衰落和停止。1978年开始启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确立了农民家庭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乡村的动员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宗族也有了成长的空间，民间社会重新被激活，宗族也不断发展并呈现新的特点。陈骏程在《关于目前我国农村宗族问题的思考》文中把新时代中国农村宗族的特点总结为三个方面：

一、宗族组织实体化；

二、宗族组织目标政治化；

三、宗族组织活动公开化、多样化、区域化。[5]相比而言，李锦顺和章淑华 更加从内涵和制度角度分析宗族的特质，从三方面“宗族的功利性、习俗性”“民间边

[3]缘性、非制度性参与”“社区封闭性”对宗族的内涵扩散作了说明。

二、农村宗族组织的复兴及原因

关于宗族组织的兴衰问题学者一直都有着深入的探讨。特别是近二十年，由于宗族势力的扩张和对政治权力的侵入，广泛引起了各界的注意，而由社会学界带头的农村建设研究使得宗族组织问题愈加凸显在学者的视野中。

学者普遍认为，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是中国大陆宗族处于被打击、被瓦解阶段。在过去极“左”的路线指导下，中国农村宗族受到严重打击，对此冯尔康在《中国宗族社会》中有着详细深入的描写。[1]李培林从政治角度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认为“村落家族文化受到猛烈的冲击阶级斗争压抑甚至排斥了血缘关系，所有这些都有执政党的政治、经济考虑（当然包括失误），但潜在的政治逻辑是一致的：一定要消灭宗法制（以家庭为基础）对农民的束缚。”[6]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村落宗族在广大农村地区纷纷复兴，肖唐镖在《农村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中提到，“近几年，宗族重建已引起各地的重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齐鲁大地到珠江三角洲，莫不如此”。[7]最为明显的表现即为续族谱、修祖坟、建祠堂、认祖归宗、立石碑等活动日盛一日。与此同时，欧三任认为现行的家族复兴是有限的复兴。在《政治稳定视角下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分析》中，欧三任认为，“农村宗族复兴并非传统宗族组织的完全复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宗族从总体上为了适应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自身作了调适性、选择性、有限性的复兴。政治上，宗族组织是以承认国家权威和乡村自治权威，服从国家调控为前提和边界的。在经济上，宗族组织已经没有可以支配的公共财产，虽然也有为修族谱的集资摊派行为，但数量较少，仅为宗族某项专项活动所用，宗族已经没有了对族内成员的经济支配能力。在文化上，宗族大都是形式上的仪式复苏，封建的族权族规已不复存在，宗族内部关系变得松散随意。”[8]

学者们对宗族复兴现象原因的探讨，分歧并不太大，基本上同意就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四方面对宗族复兴进行解释。高小健，吕丽娜，余汇元等人认为，农民生产、生活互助的需要是农村宗族组织复萌的根本动力。[9]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人民公社体系随之瓦解，农民很自然地利用血缘关系,在宗亲间开展生产和生活互助正是适应这种客观需要，80年代以后农村宗族组织开始活跃起来了。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中有着相同的表述。[10]政治上，多数学者对认为国家政权从基层的收缩，导致其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弱化，从而为宗族等民间非正式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陈骏程的文章《关于目前我国农村宗族问题的思考》中提到，“农村改革以来，新的乡村体制取代了旧的社队体制，这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新的乡村并不能承担原有社队的全部功能，这必然要求社会自治组织来承担原社队的一部分功能；同时，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民需要得到比以前更多的服务，这就需要有更多

的农村社会服务组织”。[5]而王铭铭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并不认为宗族的复兴源于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弱化，而认为是“国家为了重塑华人民族的认同意识，主动地运用了许多传统文化的因素，这从更为实质的意义上自上而下提供了地方型文化自我发挥的空间”。[11]许烺光先生在《宗族·种姓·俱乐部》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对个人的主要影响是凝聚性，即同伴间的向心倾向。由于个体的初始集团是家庭，所以向心的世界观理所当然地会引导人们停留在家庭中，在家庭之外，则停留在家庭的直接延长物——宗族之内，而不愿超此远离。”[1]43黄世楚在《宗族现代化初探》一文还提到国外家族文化活动对中国大陆宗族活动的影响，也颇有参考价值。[12]另外，在环境地理上，自然村落的聚居形式直接带动了宗族的复兴，王沪宁，陈骏程，徐扬杰，高小健等诸多学者在各自文献中都或多或少提到这一原因。

三、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

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以后，一些地方的家族又重新聚结，活动日益频繁，社会和政治上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宗族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村宗族的功能展开研究。

农村宗族组织的正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宗族组织有利于农村稳定繁荣。肖业炎在《对宗族势力与农村稳定的思考》一文中对农村宗族的积极方面给予了肯定，认为农村宗族有利于农村的繁荣与社会稳定，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宗族势力一直与基层政权并存，并担负着救助本族人的义务，族中“间有不能养，不能教，不能婚嫁，不能敛葬，及它有患难莫控诉者，即当尽心力以周全之”，此类规定在新旧宗约、族规中比比皆是，因为敬宗收族协调整合全族人得以生存发展是每个宗族的核心内容，也是族、房长必须尽的职责。[13]

其次，宗族组织内部可以互济互助，保护农民利益。李成贵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研究》中说到，“在商品经济不发达，不能用货币购得服务或被认为是不合算的情况下，利用认亲戚关系为主体的社会互助来实现协作生产，便成了合乎理性的选择。宗亲自然成了可动用的有效的社会资源”，宗族有利于克服小生产的局限性。同时，李成贵认为农村宗族的血亲势力对农村权力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保护小农的权益。[14]吕红平在《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中认为宗族组织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协作为农民提供了十分重大的帮助，还认为宗族关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15]虽然陈骏程同样也肯定了宗族在互济互助上的作用，但也提出“这种宗族内的互助互济并非必须要宗族来承担,它是社会不发达的表现,而不是相反”。[5]另外，朱虹的《乡村宗族文化兴起的社会学分析》注意到了宗族在保护农民利益上的作用。[16] 最后，宗族可以满足农民的精神情感需要。钱杭在《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一文中对农村宗族作了深刻揭示:“中国农民对宗族有一种‘本体性’的需求—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17]孙聚高在《试论消解宗族观念影响的现实对策》中，从精神层面上提出宗族可以提供精神调适和情感满足。[18]

与宗族组织的正功能相比，学者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宗族对社会对农村的负面影响上。

从现代化进程角度看，陶勤的《现代化背景下的村落宗族现象透析——以安徽省陈阁村为中心》详细探讨了宗族复兴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文中把宗族对现代化的阻碍分为五个部分，一、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根本——人的现代化的实现；

二、阻碍了现代婚姻生育观念的推广；

三、阻碍了乡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阻碍了村民自治的顺利推行；

五、阻碍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19]

从社会治安角度看，谭庚炳等联系江西吉安县的实际，就预防和遏制农村宗族械斗作了探讨，分析了江西农村宗族械斗的形式、特征、原因，说明了宗族的负面作用。[20]余炳辉就1980年至1983年苍南县的械斗问题作了调查，在《苍南县江南三区宗族械斗的起因和衰落》一文中，指出宗族问题作为一种封建文化的残余，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它的彻底消除只能通过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21]陈永平、李委莎发表了《宗族势力：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一文，认为宗族势力成为农村基层社区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破坏力量。[22]

从基层民主建设角度看，袁正民在《农村宗族势力的危害及其控制对策》一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宗族势力在我国重新抬头，并呈现出日益蔓延泛滥之势。宗 族势力的兴起，对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基层政权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及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严重危害。铲除宗族势力不能单纯依靠强制性的限制、打击，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实行综合治理。[23]

从封建迷信角度看，林徽銮在《略论封建迷信对农村发展的危害及治理对策》一文中指出，目前农村发展的最大阻力是农村宗族势力，助长农村宗族势力的催化剂是封建迷信。农村宗族势力和封建迷信伴生而存、互相利用、互相刺激而恶性膨胀。[24]

从历史进程和法制建设的角度看，田有成在《中国农村宗族问题与现代法在农村的命运》一文中指出，宗族势力代表了一种落后的社会力量，它有其危害性，放任、美化宗族制对中国法制建设极为不利。宗族势力恶意膨胀的最终结果必然是阻碍法律执行，使一个家族成为一个小王国，成为法外之地。[25]

从乡村秩序角度看，朱康对在《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秩序建构》一文中，通过对温州农村宗族的考察，认为传统的宗族组织由于其根深蒂固的血缘纽带作用，具有很强的内控力、凝聚力和强制力，而且宗族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也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26]对此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正确引导，很容易破坏乡村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从现代文明角度看，李成贵的《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指出，宗族会滋生落后意识与行为，抑制创新精神。对宗族强烈的依恋损害了个性的自由并妨碍了个人探索替代性机会和利用它们去增加报酬和改善地位，即获得行为选择的差别效用。[14]

四、宗族的未来及对策

宗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产生和复兴，不是行政律令的产物，它的消亡，也不可能通过行政律令来实现。在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村落宗族还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并且表现出时代的特殊性。

胡述宝在《21世纪初农村宗族势力的走向及政策选择》中认为中国农村宗族势力的演进呈现出两种相互悖反的趋势。其理由是，其一，作为前现代化的附属物，在历史运动总态势的推动下，宗族势力正在逐步走向消解，这是历史趋势，是合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必然性。其二，在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阶段和固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上，农村社会仍处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农村社会经济中一些因素又产生了一种强化宗族势力的趋势和要求。正是这种要求直接导致了宗族势力的复活[27]，同样，还是这种要求决定了宗族势力在新世纪中的长期存在及其某些方面的不断强化。

莫书有在《传统与转型：村落宗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以广西博白县宁潭镇莫氏宗族为例》一文中认为，“当代村落宗族的复兴，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是决定性的因素，村落宗族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命力，说明其还有存在的合理性，能够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调适自己，则是其长盛的法宝。这三点，决定了村落宗族还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28]莫书有在提出对宗族未来发展的看法后，还对现今存在的宗族问题的解决措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一、承认宗族存在的客观性并对其加以适当的引导和限制；

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速农村发展；

三、完善农村基层组织，满足群体正当需求；

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改造。[28]

众多学者在面对农村宗族问题时，都十分重视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作用，陈骏程也没有例外。他提出：

一、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是解决宗族问题的根本出路；

二、完善有关宗族问题的法律和政策；

三、切实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四、全面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农民的封建宗法观念；

五、大力发展农村社会服务组织,铲除宗族的生存空 间。[5]

李锦顺和章淑华分别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角度提出对策。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扩大对外联系，冲出宗族封闭的小圈子；

二、在农村政治中，下大气力抓好农民的政治和法律素质教育，树立公民责任感，引导他们选出威信较高、管理民主、能代表全体村民利益的好干部，逐步消除村庄宗族势力的消极影响；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乡村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减少带有浓厚宗族意识的不良文化的影响和生存空间，逐步把广大农民培养成为遵纪守法的现代农民。[3]

五、研究反思

宗族组织在当代社会的复兴，既是其长期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作用使然。我国学者在这些方面研究不能不说是成果丰硕，不仅研究范围广，其研究的深入程度也令人赞叹。但在整个研究领域中，依然有些不足，需要研究者精益求精。首先，在中国农村宗族组织这一课题中，定性研究远远大于定量研究，缺少用来下结论的必要数据，某些关键的论点往往不能令人信服。其次，时代总在变化，宗族组织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特点与变化，而现今学界在最新的研究领域还不能及时跟上现实的变化。需要有一批学者时刻关注最新动态，弥补研究的滞后性。最后，在研究的内容上，学界似乎有一种“一拥而上”的研究氛围，在某些很“热”的领域，如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宗族组织与现代性等，有大量的学者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而某些冷僻的课题，比如少数民族的宗族组织，就极难找到资料，作学术是不能讲利益得失的，只有踏实、稳健、坚持才能作出高质量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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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乡土中国书评

《乡土中国》书评

2014级七校双学位班 张阳阳

上次刚刚读完黄明涛老师推荐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次便开始读《乡土中国》，武大的法学老师还是很会引导我们学习的，都推荐了跟专业密切相关的书籍来阅读，而且还当中作业来完成，也是为了督促学生学习。

这次很有幸拜读了费孝通老先生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乡土中国》，在这本书中，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在这本书中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生动全面地展现了乡土中国的面貌。每一章都有很多感触，这里将分开阐关于“土”的思考“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诚然，当今社会，城里人习惯用土里土气、土头土脑来藐视乡下人，然而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一种质朴的感觉，一种返璞归真的踏实和厚重。我们的民族与泥土是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土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何尝不该尊重乡土，尊重农民，尊重自己的文化呢？

关于乡土习惯与现代社会“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的着多说吗？”这类话是我们形成的乡土习惯，但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个人不知道个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乡土社会从熟悉得到信任，而现代社会口说无凭，还要签个字，画押，形成法律。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我想这点体现得很明显，当我们走出那片乡土来到北京这个大城市的时候，我们会有诸多的不适应，我们会爽快的答应别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说好了这样却没有照办，不明白为什么不怎么熟悉还要满脸堆笑，因而我们会受骗、会受伤、会被别人说成傻，可是，真的是傻吗，只不过我们的乡土习惯已经不适应这个现代社会罢了。乡村社会无疑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占据主流位置，尽管它已经成为新潮和时代的弃儿，成为追求现代化的心病。我们不喜欢它了，觉得背着这个名字在国际上有点欠地位，脱不了国际大款眼中的土包子形象。可是努力奋斗了半个世纪，我们还是摆不脱这样的纠缠，还在想方设法;个人想脱农皮而脱不掉，国家想脱农皮也常感为难。因为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个稳定的不容易改变、不容易创新的社会;农业的特点是求稳，四季的轮回即可保证农业的运转，四季的轮回立刻带动人民的生活、带动人民的观念跟着轮回。乡村因为不变，所以重视传统，所以重视经验，所以有了老一辈的权威地位。长辈们继承了前代的一切方法、标准，这些旧传统，是足够把当前生活应付得服服帖帖的。后生小辈自然只能唯唯诺诺，专以学传统为务，务必把老者当权威、当老师，只能尊崇不能违反。待过几十年，自己也登上老者的尊位，可以捋着胡须满有把握地数落乳臭未干的后生了;这样的经历，好像复制一般，一批又一批地复制，如同四季的复制。

“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很难想像，在当今日益功利化的学术评审机制下，这种近乎白描的、生动而传神的学术著作能够再现。

第一章“乡土本色”，阐述的乡村社会的高度凝固性（不流动性），进而导致的地方性，人与人的高度熟悉（熟人社会）、人对社区规则的高度熟悉（从心所欲不逾距）。

第二章“文字下乡”，从空间角度阐述文字在乡村这一高度熟稔的社区中之不必要性，“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乡下人‘聪明’起来”。

第三章“再论文字下乡”，从时间角度阐述文字在乡村这一高度凝固的社区中之不必要性，因为“语言已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其“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的‘过去’的累积”——这句话在我理解，具有终极的哲学意味。

第四章“差序格局”，是法科学生眼里最为精辟的一章，费老仅仅引用一句“伦者，水文相次有条理也”，就生动地描绘出了在乡土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伦格局。正是在这种推浪式的差序格局中，是非、道德、利害开始变动不居却又有迹可循——即便是在当下，这也足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乡土社会的钥匙。

第五章“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是从道德层面对差序格局的具体阐释。“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恭宽信敏惠谓之仁，而“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情、理、法交融，即便我们送法下乡中不愿去正视，但恐也逃不脱因之而生的羁绊。

第六章“家族”，从结构上勾画了乡土社会普遍的家族，由生育到事业对家族进行了有关功能定位的描绘，进而分析了家族之事业功能对社群间关系的影响；第七章“男女有别”，从“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出发，阐释了乡土社会为了维系稳固的秩序，而对可能冲击既有秩序的男女之情予以压制的策略选择；第八章“礼治”，阐释因乡土社会的凝固性而导致传统的有效性，进而导致礼治（利用传统产生的使人内心信服的力量实现治理）占据统治地位。

第九章“无讼”，阐释了奉行个人平等主义、个人权利本位的法治理念与乡土社会“礼治”传统的冲突。因此“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近二十年来司法改革的成功与曲折，司法公信力所遭遇的危机，或可部分从中寻找一些答案。

第十章“无为政治”，从经济因素（生产力水平）对横暴权力的拘束，阐释了乡土社会的“天高皇帝远”之由来；第十一章“长老政治”，用“教化权力”（爸爸权力）这个新的概念阐述了乡土社会传统沿袭的媒介及其内在力量，让人想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父母官”说法，文章中“从表面上看，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这个比照，妙趣横生，回想起自己和孩子的状况，于教育层面也颇有可引以为戒之处。

第十二章“血缘和地缘”，实质上也就是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中国化解读；第十三章“名与实的分离”，则基于社会变迁的动态变迁角度，阐述了长老权力、传统之治下乡土社会的缓慢演变，及这种缓慢变化所导致的乡土社会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的趋向分离。也许这也是乡土社会生长出来的中国政治的特有智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内涵演绎，大致亦如是；第十四章“从欲望到需要”，则从人的行为是简单受欲望支配，还是遵循需要的引领，从这样一个角度，阐释了乡土社会当代知识谱系的变迁。

整个十四章，在我的理解，费老所在意的，就是“凝固”与“变迁”两个关键词。第一到八章，都是对乡土社会之“凝固”的白描，由于植根于乡土带来的不流动性，使得乡土社会在费老的描绘中成了一幅凝固的社区画卷，这构成了与现代社会的鲜明对比；从第九章至第十四章，除“无为政治”一章外，其余均可看到变迁的主题，而上述变迁的过程虽然缓慢，却也是不可遏止的，因其变迁是受内生因素的变化（这种内生因素的变化来自于人类智识水平的提升及由此带来的文明交互渗透及碰撞）而发生；虽然不可遏止，却又是缓慢的，因为导致乡土社会变迁的内生因素本身，也只能是缓慢变化着的。

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必然受制于传统社会变迁的缓慢，受制于传统社会内生因素本身变化的缓慢性。高歌理想盲目躁近，都将如“无讼”一章所描绘的，使法治化的过程表现为一种单纯的破坏性力量，最终遭受社会及其成员的抵制和否定，所以“欲速则不达”，所以我们在推进法治治理的过程中，尤应注重对乡土既有秩序的关注，注重对案情、人情尤其是社情的把握，甚至在某一项立法和司法改革设计的一开始，就要以相当的理性精神审慎分析、推演可能的社会反响和效果，进行政策风险评估。所以在我们明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同时，我们还该明白“市场经济才是法治经济”。

但人类智识的进步、文明交互渗透及碰撞同样是不可遏止的，正如费老所揭示的，传统之治于乡土社会是更有效率的治理方式，现在，法治也已经被证明是更加适合于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既然我们社会现代化的趋向已无比显明，那么，我就有理由相信，法治也将是不可遏止的时代变迁之主题。

第五篇：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组织人事劳动局

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组织人事劳动局 ————————————★——————————————

关于转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12用人单位劳动保障书面材料联合审查的通知》的通知

各单位（企业）：

现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12用人单位劳动保障书面材料联合审查的通知》（常人社监[2012]1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规范各用人单位的用工及参保行为，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及业务要求，本局从2012年2月份开始，对各企业开展2012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登记证年检和缴费基数申报以及报送书面材料定期审查和劳动保障监察网络化信息采集动态管理工作。办理地点：东南开发区常熟东南人才资源市场 电话：52351922、52301529（中队）

附：关于开展2012用人单位劳动保障书面材料联合审查的通知

江苏省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组织人事劳动局

二O一二年二月八日